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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军德看上去就很脆弱。即使穿着洋气的红色棉服,眼神依然透着不够笃定的惊恐。
32岁的他生活孤独。父母双亡,老婆也“和别人跑了”。相依为命的是一个4岁的男孩。
2001年5月,程军德离开湖北来到北京。300元买下三轮车,100元办了暂住证,新生活就以这样的低成本开始。
他的运气实在很差,路还没熟,第二个月就被收容了。6月的一个晚上,惊恐中他被塞进闷热的收容车。之前,老乡告诉他的如何躲避警察的技巧,还没有来得及使用。
被遣送回家后,他很快返回北京,心里惦记的是那辆被没收的三轮车。花多少钱要回车,现在他已经记不清了。
3个月后,程军德再度被收容。他糟糕的运气成为老乡们取笑的谈资。
这一次从家回来,他带来了自己3岁的儿子。这是老婆决定离开后他惟一留下的。
在北京蹬三轮遵循着同样的作息:警察上班我下班,警察下班我上班。他们干活的时间正是城里人休息的时候:早上5点到7点半,中午11点到1点半,下午5点到深夜。
在这3个时间里拼命蹬车的程军德,生活从此有了异样。他需要常常想起留在阴暗逼仄房间里嗷嗷待哺的儿子。3岁的儿子和一大帮男人们挤在一起。空气和床铺都是那么肮脏。
早上出门,他将孩子托付给老乡的女人们照看。晚上老乡们凑在床上打牌时,程军德嘴里哼哈着哄儿子入睡。
程军德就这样当爹当娘过了一年辛苦但太平的日子。他在城市里灵活躲闪的技术也日渐老到。“儿子是我惟一的亲人,他和我在一起,我就觉得家在北京。”程军德有时候就这么想,这么想的时候脚下的车轮也就转得更快。
2002年10月的一个中午,程军德又被抓了,在他刚刚把一位乘客送到地铁口的时候。通常,这是警察们吃午饭的时间。程军德懊恼不已,为什么又是我?!
程军德被推了上去。警察问他,住哪儿?程军德以为警察要送他回去,他陪着笑指给他们看,生怕说话不周到,又惹怒警察。
到家了。警察一把将孩子从凌乱的床上抱起,塞进程军德怀里,“一起走!”
“不能,你们不能这样,他才3岁。”程军德几乎要跪下,“求求你们,他太小了。”
一年后说起这段,这个男人还是有些哽咽。
一路向北,晚上10点,他们到了“十三处”。把儿子放在自己微曲的臂弯里,程军德为儿子盖上散发着恶臭的被子。在100多人的大通铺上,他给自己和儿子硬是挤出一个地方。在这个拥挤得不能再挤的地方,每个人只能侧卧。躺下后就不能起来,起来就再也睡不下去。
儿子一直在哭,整个屋里的人都无法入睡。早上10点开饭,孩子死活咽不下那黄色的窝头。程军德不怨儿子嘴刁,第一次进来时,他一样咽不下。儿子喝了凉水,开始拉肚子,每天都在哭。程军德抱着儿子,在房间里、在院子里、在房前的铁栅栏里来来回回地走。
第四天晚上,程军德找到警察说,我儿子不行了。那天晚上,程军德的孩子因为几天没有进食,已经萎靡,意识也开始不清。一个警察急忙买了袋奶粉,但无论怎样也喂不进去。
收容站决定放了他们父子。
那一天午夜0点,程军德抱着儿子从收容站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四野空旷,只有凄迷的月色。
在漆黑的夜路上,孩子一直在哭。程军德抱紧儿子,走了两个小时,从七里渠走到了西直门。程军德说,那一路,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孩子的眼泪好像淌在他的脸上。
花300块钱治好病,他把孩子送回了老家,让弟弟和弟媳帮他带。现在,每个月他会打个电话给儿子。儿子今年4岁了,程军德说,现在看不出那一次对孩子有什么影响,这让他很高兴。
即使收容废除了,程军德也不再想让儿子来北京。他说,这里的生活仍然危险,他天天和警察周旋,天天都在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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