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策展人顾振清正在为今年秋天的上海双年展筹划新展览。在一次选题会上,他一连否决了一位准艺术工作者的四个方案。为了安慰他,或者说鼓励,顾老师讲了这么个故事 :“我在多伦美术馆策划过一个展览,有人提了九个方案,都被否了,直到他拿出第十个才做成。”然后,他一一历数这十个方案:
“他提的第一个方案是把展馆前巨幅广告上策展人的名字“顾振清”,换成“徐震”,包括宣传册子里策展人的名字都换成他的,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
他打算找一只三四十斤重的活龟,用强力胶水粘在博物馆门口的墙上,这要是惹恼了动物保护组织可不好。
他打算找十几台老式录音机,在磁带上分别录上“永别了!”放最大音量;他想把美术馆前脸装饰成“靖国神社”的样子;他想把美术馆的一层和对面的咸亨酒店来一个空间置换;他想在美术馆房顶上安装一个装置,每天半夜发出三声狼嚎;他想在美术馆地面上铺满泡泡糖或者沾蝇纸,那我们接下来一年什么都不用做了,收拾残局就够了……”
在上述的方案被逐个否决后,徐震提出了第十个方案——在美术馆的地板下面安装动力装置,模拟地震。“地面突然震动,把正在看展览的人们吓一跳,而玻璃窗外一览无遗的上海建筑物也好像在晃动中”——这个作品促使徐震获得了今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奖”。
异想天开——这是经由他人的转述,徐震给人留下的印象。
标着“莫干山路50号”的大院里面是一片比较新的工业厂房,所谓“比较新”,就是说这房子远不抵798厂的房子厚实,薄的预制板体现着某个年代急功毛躁的本色。2000年以来,40多位国内外艺术工作者纷纷入驻“春明粗纺厂”的地盘,开办工作室或画廊,这里便成了上海的艺术聚集区。我们在7号楼拾级而上,楼道里如蒸屉一般。穿过高大空旷的展览空间,我们找到徐震的办公室。
徐震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老头衫,戴着眼镜,留着很大众的发型——既不是长发也不是光头,要是走在厂区里,人们大概会以为他是一位技术员。而他的头颅里装满了颠覆人们惯性思维的奇思妙想,通过录像、照片、装置以及表演的形式表现出来。
访谈
放轻松
问:得了“中国当代艺术奖”什么感觉?
答:没什么感觉,得不得一样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给我得奖,我也不是很关心,普遍认为得奖总比不得好。
问:谈谈这次获奖的作品。
答:最开始是因为多伦美术馆的地理环境,从楼上望出去是上海的风景,大家也比较喜欢登高望远,所以我做了个“地震”,把观众的习惯思维切断一下,让他们产生一种恐慌感。
问:一毕业就开始搞艺术么?
答:1996年我毕业后,在北京呆了一年,当时的想法很激动,听说北京有个圆明园画家村,以为那边自由,等我去了,发现早没了,人都跑光了,混了半年,然后去中央美院进修,学了半年,也不好玩儿,就想还是回上海,自己搞艺术吧。
问:听顾振清讲过你的十个方案。
答:那是逗着玩儿呢。
问:你的思路挺飞扬的。
答:够安静就能够飞扬。放轻松么。有很多人以为搞艺术难,其实不难的。
问:你在没有成名时,有句口头禅是“我们一定会混出来的”,转述的人说,那时的你透着一股旁人没有的自信和勇敢,那你是怎么“混”出来的?
答:我做艺术,主要动力是觉得做艺术可以自由发挥,前面没有规矩等着我,这是我的出发点。怎么能成为艺术家?很简单的,你要做作品,有想法,所以别人叫你艺术家。那怎么展览给别人看呢,我一开始做录像、做装置,不像绘画那样容易展示给别的策展人,就会直接想到需要一个展览来展示作品,没有人请你去参加展览,你也不认识人,那就自己做展览吧。
问:那你的第一个展览是在什么时候?
答:1998年,在一座居民楼里的仓库,七八个朋友搞起来的,出发点都是因为好玩儿。渐渐也被邀请去参加艺术展、研讨会,但我一直强调自己动手,如果没有人叫你去做展览,你就不做艺术了么?
问:你自己在忙什么作品没有?
答:最近在忙上海双年展的展览,可能要做,也可能做不成,和双年展某个展馆的钟有关系,牵扯到很多方面,现在卡在那儿。
问:你想把这钟怎么样?
答:让它走快一点,飞快地转。但是涉及到文物保护的问题。
问:你的很多作品就是调侃展览的严肃性。
答:对。不能说严肃不好,只是我个人受不了正儿八经的,说话也比较随便,严肃不应该是我看到的那个样,其实我的想法都很严肃。
问:就是说你的方式很有趣,但是思维过程蛮严肃的?
答:对,是这样。
问:你的作品似乎无法像架上绘画一样被收藏。
答:没有东西是不可以收藏的,只是艺术收藏人会考虑这个作品值不值得用货币交换。
策展人也是艺术家
问:人们为什么把你和杨福东、杨振中称为上海的“三个火枪手”?
答: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我并不喜欢这种情况,后来有些展览找上海艺术家,就是找我们三个,这样不太好,让别的艺术家失去机会。
问:那你怎么就成了“代表”?
答:可能因为我们三个人在2000年上海双年展的时候,一起做过一个外围展,我们每个人做了一个录像,一套摄影,六个作品在一起做了个展览。我也没觉得多好,可有很多人就说好。
问:讲讲你那次做的作品。
答:我做了一个现场表演的录像。找了几个人,装在一个非常大的塑料袋里面,我也在里面,拿着摄像机拍这些人怎么玩儿,同时,这个摄像机连到隔壁房间,有一个投影。观众只看到一个塑料袋在那里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跑到隔壁房间看,也判断不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有几个人,看几次才明白了。
问:你怎么看待策展人的工作?
答:策展人也是艺术家,这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工作,他应该给艺术家以启发,或者以限制,给艺术家不同的环境工作。另外,策展人是大量的实际工作造成的,除了艺术,还必须懂装修、必须懂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找钱,我觉得比当艺术家难。
有的策展人好像一个业务员,只是说,我帮你把钱准备好了,我帮你把场地准备好了,时间安排好了,你来做艺术家吧,这不叫策展人,这叫筹划人。而有的策展人,比如侯瀚如,他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他的整个展览是一种形象,是一个现象,根据每次展览的不同,他都有自己的一个工作目标,而且这种目标会非常实在地显示出来。艺术家也一样啊,如果做一个作品不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什么用?
上海的好处就是它有秩序
问:你觉得上海适合当代艺术生存么?
答:我希望上海能再热闹一点儿,乱一点。虽然我并不认为上海的文化有多好,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个地方开始工作,你只能去想它的好处,上海的好处就是它有秩序,人们实际但也实干,做艺术也需要花精力面对一些非常实际的事,上海的这种态度就是一种保障。往往在北京,很多事情会搞得很夸张,很难把事情具体下去。当然上海也有它的缺点,就是不那么大气。
问: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很多大买家是外国人,外国人在中国开画廊,设立艺术奖项,你怎么看待这些活跃在当代艺术圈的外国人?
答:我的前提就是“艺术家都是可爱的”。反过来说,你去一个地方,出一份力,帮助这个地区艺术的发展,这就是好的。很难具体评价谁好谁不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来中国开画廊,扶持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有的人纯粹是做文化交流,不挣钱;有的人挣钱,但是它起码也养活了一些艺术家。放开民族主义不谈,现状就是买家是国外的,钱是国外的,很多做这些事的人都是国外来的,那我关心的就是怎么利用这些东西做自己的事情,当然我的事情不仅仅是艺术创作,还要看能对这个地区的艺术发展有什么帮助。
问:在上海,是否活跃着一批艺术赞助人?
答:你们不好拿北京作为参照,情况实在不一样。上海有一个香格纳画廊,就在我们楼下,主持人叫劳伦斯,我们这家做的活动纯粹是贴钱不挣钱的,它那儿是画廊,卖画能挣到钱,他们有时候会支持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艺术家自己做的活动。还有像东大名路的仓库,现在主要支持影像作品,那边还有一个亦安画廊,做摄影方面的展览,都起到某种作用,好和坏不是非常重要,但是慢慢地在形成规范,这样以后就能被打破。
问:艺术家和政府的关系呢?
答:官方不管,就是支持。
问:你觉得上海双年展的容忍度怎么样?
答:在进步。谈双年展的容忍度,必须忽略它的起点,忽略它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发展已经很快了。中国的现状大家都知道,就不用说了,双年展有总比没有好。
相关链接
“中国当代艺术奖”(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wards )
由前瑞士驻华大使乌利·希克( Ulisigg )赞助创办,从1998年开始,已经颁发了四届。
2004年的CCAA评审委员会成员包括艾未未、阿伦娜·海丝、哈拉德·森曼、侯瀚如、顾振清和乌利·希克本人,5月3日他们在瑞士茂恩希市进行最终评审,决定把今年的大奖授予徐震。
徐震
出生于1977年,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校。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以一系列从不同角度涉及身体的视觉作品逐渐为人所知,在2000年上海双年展期间,他与另外两位年轻的艺术家杨振忠、杨福东共同做的名为《有效期》的外围展,被公认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展览,其录像作品《彩虹》于2001年入选威尼斯双年展,他在2003年底的动力装置作品《地震》,在上海多伦美术馆顶楼空间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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