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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圣诞节前《纽约客》上登了一篇相关的八卦。有人(<a href="http://www.douban.com/people/1085197/"><font color="#dd0000">eva</font></a>)翻成中文了:</p><p> 无法细说的交集 <br /> The cutting of Raymond Carver <br /> from The New Yorker. <br /> Dec.24.2007 <br /> <br /> 1980年7月8日上午,雷蒙德.卡佛给Alfred A. Knopf出版社的编辑,同时也是他的朋友戈登.黎什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恳求他的原谅,但仍然坚持黎什阻止了他的第四部小说集<当谈到爱时我们说些什么>的出版。他花了整整一夜回顾黎什对这本书严苛的编改---有两篇故事被削减了近70%,另有好几篇被删了近半;许多描写和细节消失了,结尾被删除或改写---这使他几乎在绝望中失去勇气。作为一个正在康复中的酗酒者和精神脆弱的人,卡佛写到,他是“迷惑的、疲惫的、充满猜疑和恐惧”。他害怕在他的朋友们面前暴露,他们都已读过大多数这些故事的早期版本。如果这本书继续如此进展,他说,他恐怕自己将再也不能写作;但如果他就此停止,他又害怕失去黎什对他的爱和友情。而最重要的是,他害怕这会使他重新回到不久前那段“黑暗的日子”,当时他是那么衰弱而挫败。“我要告诉你的事实是,我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在给黎什的信中如此说道。 <br /> <br /> 鉴于雷蒙德.卡佛凄凉的身世,他能够幸存下来并出版书籍根本是一件幸运的事情。1938年,他出生于俄勒冈州一个出产木材的小镇,而后在华盛顿的雅基马城长大。他的母亲做过便利店员和女招待,而他那活到了53岁的父亲,在离开尘暴时代的铁路之后,在木材厂做过锯木工,他是一个作家、一个阴郁并总在昏沉中的酒鬼。还不到20岁,卡佛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安.伯克,过着毫无前途、四处躲债的生活。那几年里,卡佛在医院里扫过地,做过送煤气的、洁厕员和送花的。他在穷困潦倒中写过一些诗歌,还有些关于他经过的地方和认识的人的小说。在Humboldt州立学校和Chico州立学校旁听时,他甚至在一些小杂志上发表过几篇小说,而当他在爱荷华大学穷困到身无分文时,仍断断续续地坚持着他的写作计划。“我几乎没有回头和喘息的时间”他说。酒精很快成为在他的写作中比生计更严重的阻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经历过破产、眩晕以及各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崩溃。“我使我接触到一切都成为废墟”,他曾经如此评价,“这么说吧,必要的时候,警察也会出现,还有急救室和法庭。” <br /> <br /> 1967年,卡佛在Palo Alto为科文出版社S.R.A.工作时,他遇见了同样在为一间教科文出版社工作的黎什。黎什是一个健谈、古怪并精通文学的人,他邀请卡佛去他家吃午饭、一起谈论书籍。黎什对卡佛的印象很深,特别是他性格中那种仿佛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异域风格——“大商场里的山地人”黎什这么称呼卡佛。离开S.A.R后,卡佛依靠失业救济金生活,并更加专注地进行写作,“对于写作来说,那段时间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他说,“它很隐蔽,但又不断出现,我好像沐浴在一种从未见过的光芒中。”黎什给了卡佛极大的鼓励,1969年,当他搬到纽约并成为Esquire的编辑时,他简直成了卡佛生命中的救星。 <br /> <br /> 1971年,黎什接纳了卡佛的小说“邻居”,并且在整个70年代,他持续出版着卡佛的作品——那些关于婚姻、挣扎和乏味工作的故事——并把它们推荐给其他出版公司。他也始终如一地对这些作品进行大幅度的删改,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简练到几乎毫不优美的文风,并最终获得了“极简主义”或“Kmart现实主义”的称号。 <br /> <br /> 卡佛是鼓励并接受黎什对他的帮助的,至少在1980年夏天之前是这样。在印第安纳大学LILLY图书馆的黎什档案中,有许多封信件可以证明卡佛对于黎什给予他的友情、支持和编辑工作的感激之情。在听到McGraw-Hill在黎什的敦促下接受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请问你能安静些么?”时,卡佛愉快地写信告诉黎什,他打算“燃烧全世界”并追随黎什的领导来改写他的小说:“告诉我,我该追求些什么……或者我把它们委托给你,你来告诉我你觉得需要做些什么。” <br /> <br /> 1977年,对于卡佛来说,是一个奇迹般不可思议的开端。他的小说集被国家图书奖提名。更令人惊讶的是,6月2日,在一系列的入院治疗之后,他成功戒酒,并在他接下来的余生中都保持了清醒。“我想我应该好好活下去,”他回忆到。与此同时,黎什离开了Esquire,但是他很快又接受了Knopf出版公司的邀请。黎什在Esquire时已建立起他在出版界的声望,他推出了许多作家,比如卡佛、东.德里洛,芭莉.汉纳和理查德.福特。卡佛对于黎什离开Esquire杂志的举动给予了颂扬。“只要知道你在那里,在你的桌子前,就是对于我写作的莫大鼓励,”他在给黎什的信中这么写,“你,我的朋友,是我全部想像中的完美读者,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 <br /> <br /> 在Knopf时,黎什和卡佛签下了一张5000美元的下一部小说的出版合同。卡佛和玛丽安.伯克分手了,这时的他过着快乐而有节制的日子,并开始和诗人Tess Gallagher生活在一起。他找到了教学的工作,申请的补助金也下达了。卡佛自己所谓的“第二次生命”,终于开始了。 <br /> <br /> 编辑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它包括在一本相当晦涩的文学杂志或者在堆积如山的自发来稿中发现写作天才。这在那些作者的困难时期时,是一种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并且,一旦面对一份手稿,一个编辑通常都会试图推进作者的远见,提出各种改动——删减、添加、调换——从而使作品更加优秀。在通常情况下,编辑工作显得相当微不足道,但也有些著名的大范围修改的成功案例:比如Ezra Pound把T.S.艾略特的“荒原”几乎削改了一半,而当时这本书还叫做“He Do the Police in Different Voices”,麦克斯威尔.博金斯在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中发掘出一套体系并削减了65,000字。 <br /> <br /> 在“请问你能安静些么?”出版后的几年里,卡佛写了一系列描述酒精中毒和失败婚姻的小说。它们最终以黎什推荐的书名“当谈到爱时我们说些什么”出版了。根据W L.S和M P.C教授的研究——他们曾经与Tess Gallagher合作做过对于卡佛的学术研究,黎什在1980年春天给卡佛寄去了一份编辑好的手稿,其中包括了十七篇小说中最终集结成书的十六篇。黎什删改了原稿40%的部分,削去了他视为错误的抒情和情感描写。而后,当卡佛和Gallagher出门去参加一个作家会议时,黎什又再次修改了稿件,并重新打印,寄回卡佛当时生活和教学的地方锡拉库扎。当卡佛回到家,阅读了这份稿件之后,他给黎什写下了那封绝望的书信。 <br /> <br /> 1998年,在卡佛死后十年,记者D.T.Max前往Lilly图书馆档案处细查了卡佛和黎什的信件,结果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表现编辑和作者之间奇怪而微妙的关系的文章。但令人奇怪的是,仅在卡佛恳求黎什取消出版的两天之后,他又给黎什写了另外一封完全不同的信,在信里他冷静地讨论了比较小的相关的修改问题,署名为“给我挚爱的.”显然,黎什已经给卡佛打过电话并设法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危机。 <br /> <br /> 当“谈到爱”在1981年4月出版时,它成功地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并上了时代书评的头版评论,这对于一本短篇小说合集而言是相当稀有的。评论家Michael Wood评论卡佛“做到了大部分有天分的作家难以做到的事情:他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国度,如此与众不同的特别,就像华兹华斯说过的,这是一个属于我们大家的世界。”Wood同时写到,“在卡佛先生的沉默中,传达出一种本无法被表达的东西”。而这些“沉默”有许多都是来自黎什的编辑。 <br /> <br /> 在多年的失败、疾病、劳作和卑微后,卡佛自然而然地喜爱礼遇,这些公共的赞誉使他对黎什修改他某些作品的方式存在着喜怒参半的复杂情绪。在Tess Gallagher的观点中,黎什的工作大大侵蚀了卡佛作品的艺术完整性。“如果你的书本成功了,你却不能向公众解释它们不过是被强逼着塞进你的喉咙时,你能做些什么?”Gallagher最近说到,“他不得不继续下去。对他来说,对作品的否定是绝不能接受的。这么做将意味着所有的过往将不得不和戈登一道被当众曝光,他不打算这么做。雷不是一个斗士。他总是避免任何冲突,因为这些冲突也许将导致他继续酗酒。” <br /> <br /> 在作品出版之后的那些年间,卡佛似乎始终坚决地将黎什视为一个朋友和“兄弟”,只是现在他设置了更为严格的编辑底限,这是一个权力的转换。卡佛决定要求自己对作品的控制权。“戈登,上帝知道真相,也许现在我可以把它说出来了,”他在1982年8月如此写到,关于他最后的那些小说,“我不能再忍受这种外科切割和移植手术了,即使这使它们能在某种程度上适合那些容器,使得它们能够被装下。” <br /> <br /> 1983年,卡佛接着出版了他的下一部小说合集“大教堂”,这是一个更大的成功,他赢得了普遍的声誉并登上了时代书评的封面。这一次在Irving Howe评论中,他写到在卡佛的这本更繁复的新作中,他看见了“一个有天赋的作家在为一个更为宏大的领域而奋斗,一种出色的对微妙之处的描摹。”那一年,在一次The Paris Review的采访中,卡佛解释了他更喜欢这种新的繁复:“我知道我将向着我能够或者我想要去往的那条路前进,消减所有不必要的东西以接近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剩下骨架。任何朝着那个方向的进步和我所有的停滞不前——写作材料和出版材料我都不想再看,都是事实。在新书的评论中,有人称我为“极简主义”作家,也许评论者的本意是褒扬,但我不喜欢。” <br /> <br /> 今天,Tess Gallagher希望能够以“真实、原创”的面貌重新出版卡佛第二本书中的全部小说。对于“初学者”这本在出版时被黎什砍掉了三分之一并更名为“当谈到爱时我们说些什么”的小说,Gallagher希望人们读读原来的“初学者”,虽然黎什的工作使它转变成一个更符合传统阅读习惯的小说,并成为一种严酷而原始的审美标准的范本——这种美为卡佛赢得了他最初的那些支持者。“我明白你都做了些什么,你从里面抽走了些什么,”卡佛在给黎什写的关于“初学者”的那封悲痛的长信里说,“我深感敬畏与惊讶,甚至为你的洞察力感到震惊。”卡佛有充分的理由懊悔,在某种程度上,从“当谈到爱”这本书里许多作品发表的那种方式里可以看出来。并且,在“Where I‘m calling from”这部他死前数月发表的小说集目录中,他以“本来面目”再版了三篇小说,但是大部分作品,包括这一篇“Where I‘m calling from”,他仍旧是以黎什曾经修改过的样子再版。 <br /> <br /> “一个编辑和作家的关系是私密的,没有人能够充分和完整地了解它。”Gary Fisketjon,一个曾经帮助过卡佛对“Where I‘m calling from”这本合集的作品进行筛选的编辑最近说,“毫无疑问,曾经有一场悲惨的决裂发生,这是令人感兴趣,但基本上不可知。”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卡佛和黎什的关系走到了终点。黎什告诉D.T.Max,“我不想谈论卡佛的时代,因为我对他的背叛始终保持着相同的感受,而谈论这个是令人讨厌的。”而Gallagher,从她的角度来讲,她觉得黎什已从卡佛的成就中占取了太多荣誉。 <br /> <br /> 1987年,卡佛写作了“Errand”,一个关于他的文学偶像契柯夫之死的故事,并由纽约客出版。同年,卡佛,像契柯夫一样,开始咳血。他总是认为并曾经这么说过,他有“一个依附于香烟的身体,”他被发现得了肺癌。他和Gallagher在奥林匹亚半岛买了一幢能俯瞰Juan de fuca海峡的房子,他们在1988年6月17日结了婚。有时在清晨,卡佛试图不顾病痛地写作。“但我是如此疲倦,”他说。他死于那一年的8月2日,当时他50岁,而“Errand”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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