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害怕》：程裕苏制造

飞凉

关于《我们害怕》  

  《我们害怕》是今年初在DDM的程裕苏导演作品观摩会上观看的，同时也观摩了他的另一个作品《目的地，上海》。观影后程裕苏与观众进行了见面交流。

   《我们害怕》内容大概是这样的：“2001年的上海背景下，以几个来自破碎家庭的20岁出头的孩子和一个离婚妈妈为对象，他们都没工作，没家庭，没地位，也没什么理想。古怪的爱情、打游戏机成瘾、上色情网站成瘾、药物依赖、金钱、前途、心理障碍、离婚等等问题笼罩着他们的生活。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又一个一个到来。他们彼此依赖，互相安慰。他们手无寸铁，只有友谊和这座动荡的城市。”

   《我们害怕》是程导的第一个片子，当时可能钱也不多，年轻气盛，有绵绵托着，就扛起机器来就拍了，我们可以看到镜头有摇晃，做得也较粗糙。不过与程的另一个片子《目的地上海》相比，我比较喜欢《我们害怕》，片子非常原生质，对边缘生活的锐利描述，做得粗但有一种逼人的压迫的力量，害怕、什么是害怕？如何面对？拍得非常流畅，感觉绵绵她们毫不做作，是生活的自由发挥。

    比如第一段，在贝贝吞吃了用三块钱购买的摇头丸后肉体不适，无端地怀疑可能有爱滋时，贝贝压抑的害怕恐惧、绵绵她们几乎排排坐着那么相互讨论安慰着他。
    贝贝的绝望勾起了周围人一个又一个悲伤的记忆，她们也就那么本色地感情直露表达着，或痛哭流涕、或沉默不语任泪直流。让你觉得我们身边的有些朋友就是这么生活着，从这一点来说这个片子（情感或影像的）表达很诚恳。当然也是和绵绵她们的本色表演分不开的。我觉得这个片子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于绵绵。《目的地，上海》画面做得很精美，不过斧凿痕迹太浓了些。

   就主题而言，这个片子受到了好些朋友的抨击，什么又是拿阴暗面来说事啊什么的。不过若把电影作为艺术来看待的话，主题只要不虚伪，和艺术效果有时是可以间离的，如里芬斯塔尔拍的《意志的胜利》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在DDM交流现场我就《我们害怕》简单问过几个问题，程导回答得是很不错的，有借鉴的意义，不愧是海龟派，呵呵。见下面（程是个容易交流的、友善的人，后来有机会私下闲聊时我直白地表示《目的地，上海》较弱，程裕苏说现在我岁数大了些，火气小了，不然是要和你辩一辩的，现在我就不说什么了。呵呵）

我问：
    这个片子一开始是艾滋病的主题，到后来就演化成别的东西了，一部片子一般是抓住一个主题，发生，解决一条线，但这部片子最后一些东西和前面有些差异了。
程答：
    对，片子是这样的，这叫非线性的叙事方式。线性的，一般好莱坞电影也好，艺术电影也好，它有一个点，先十五分钟之内把所有的事情给交待一下，二十分钟一个小高潮，倒五分钟一个大高潮，再下来，再下来，再下来，所以你看好莱坞艺术片，开始十五分钟你就知道后面会怎么样，特别是艺术电影是这样的，已经发展了五十年是这样的。但现在有一种电影是非线性电影，用碎片，断裂的碎片，点成面，把它变成一个面，再通过这个面来阐述我要表达的东西，是隐在里面的。我这部片子是采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我有坚硬的内核。这种点到面的片子一定要有个坚硬的内核来撑着，不然你这个片子就散掉了。这个内核就是害怕。先是艾滋病这个害怕，这个害怕解决了，没有了，实际上没有解决，这个害怕引伸出另外一个害怕，再拉出另外一个害怕，再拉出无穷无尽的害怕。这个片子结束了还再害怕：这个小孩她妈妈抱着，长大了怎么样。片子结束了，截取中间一个点，结束了还有一个起伏在里面。开始进来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进来，前面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点更能表达我这个硬核的概念。晚上那部片子是反过来，这片子是硬核散出去，晚上那部是很多点往里面收，收成目的地的核，是这样反过来做这部片子的。

问：
    前面关于艾滋病的时间很长，后面的点时间都很短，会不会造成平衡感的丧失？
答：
    有人评论这部片子说它没有好莱坞叙事一定要工整、对称的弊病，它本来就不是一个按照传统的叙事来做的一个东西，那我就不追求那种平衡。比如我前面四十分钟是一个艾滋病的害怕，后面的害怕可能就是二十分钟，这个片子本来就是不规则的东西，人物不规则，对话不规则，摄影也不规则，所有的不规则，这边不规则，那边不规则，所有的不规则最后变成一个规则的东西。就是一个你感觉它规则它不规则，你感觉害怕不害怕。所有电影分析的话，按照框架分析的话，它不在这个框架之内。就等于说在四十分钟我应该这样安排，这样安排，那这样不就是落入这种规则的影像的游戏当中了吗？那一开始我还不如从一个点这样下来。

问：
    在《我们害怕》中有一条线，就是你刚才说的棉棉，把整个片子串起来，但是第二部《目的地，上海》可能散了一点，例如第一个故事和第二个故事，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去串它，结束以后，也可能没有你说的整体的效果。
答：
    刚才我和《南方早报》的记者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感觉《我们害怕》可能会在上海反响比较好，《目的地，上海》在北京反响比较好。为什么呢？我就跟他说了，《目的地，上海》是一个很另类的东西，我是玩电影理论和电影影像，这本来就是一个后结构电影，我根本不是玩电视剧上的东西，所以说北京那帮影评家，或者说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大部门都是用普通话来说，它就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说它没有串，我觉得它是串了，是隐在很深很深的，你去看网上崔子恩写的一片影评，它隐在很深很深的地方，它通过老女人阿玲来串这部片子，从头到尾，她都在串，串到最后，阿玲结束了，一开始她表演导演。它通过影像下面，通过她来带出很多很多人。它是一部没有男女主角的片子，六个人都是主角，六个故事都是interact，就是互相渗透，包括人物到这边就扔掉了，它就不交待人物什么东西，谁知道目的地在哪啊？我到上海，我到目的地，我没有到，那人物往哪里走呢？所以说我是比较考虑一个比较哲学的东西，你到这边了，你有目的地，你没有目的地，那我就把人物扔掉了，再来个人物，就这样串起来，串到最后，还是没有目的地。所以你看最后那个歌，很多人看这个片子觉得莫名其妙，然后一个这个歌，最后结尾的那个歌，然后就知道了。所以我那个歌很重要，所以我就来个黑，逼观众看完这个歌才出字幕。
（老实说这一段并未说服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