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登录
- 2018-12-2
- 在线时间
- 7393 小时
- 威望
- 736 点
- 金钱
- 13445 点
- 注册时间
- 2007-10-2
- 阅读权限
- 50
- 帖子
- 3386
- 精华
- 2
- 积分
- 5019
- UID
- 19390
 
|
本帖最后由 X 于 2012-12-18 09:51 编辑
殷罗毕
刊于《羊城晚报》,题为《他们在领受诺贝尔文学奖时都说些什么?》
海明威一字未提文学对于现实世界的作用
事实上,就诺奖文学得主们在授奖台上的发言,就能看出两个大趋势:第一,在时间轴上,离我们当下越近,发言者的口吻越屌丝。第二,在空间轴上,离我们越近,其发言就越关乎国家关乎族群和传统文化。
1954年,海明威宣称有事在外(有什么事比领取诺奖更重要?在非洲用猎枪打野牛和狮子吗?),未出席授奖仪式,委托美国大使馆官员替他领奖,并宣读了他通过电报传递而来的答谢词和演讲。这篇演讲本身也更像发给诺奖委员会的一份电报,简短干脆、未超出三分钟。海明威表示了感谢,然后说,对于写作者而言,挤到人堆里去参加活动加入组织,都是没多大意义,而且只能带来平庸。他明确表示,诸多世事皆浮云,但写作本身却是神圣的,是“面对永恒,或永恒的不在”。
海明威的答谢词和演讲中,一字未提文学和写作对于现实世界的作用,一派自足独尊的大师派头。那是文学的英雄年代,文学自身就是全世界精神生活的轴心,其价值和位置完全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力量和理由来支持和证明。
乔伊斯在巴黎的小咖啡馆里用英语法语拉丁语甚至梵语写成天书《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至今地球上真正能读懂的可能尚未超过100人,但此公恰恰以不能为人类所读懂而自豪,因为人类对语言和感觉神经恰恰是在他的巨著中得到了极限性的扩展。而海明威、贝克特一代正是与乔伊斯共享着这种延续自18、19世纪以来对于个人创造力的尊崇。但在这一批大师去世之后,也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经济体和国家组织的集聚膨胀,每个个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急骤下降,人只有在为世界付出劳动贡献了价值的层面上,才获得立身之地,才是体面的。因此,上世纪末到我们这个世纪,不是乔伊斯,而是乔布斯成为了世界精神的英雄代表。
略萨哀叹文学成为家庭主妇与少女的休闲活动
这一态势,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显露出了端倪。与海明威略带冷漠和傲慢的姑妄受之但大爷也不缺这一口的态度相比,1985年,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在答谢时却大肆吐槽。他诉说自己得奖之后,《纽约时报》居然压根不知道此人为何人而到处打听,而公众与大众媒体也对他所代表的新小说派这一路的写作颇为不解,甚至觉得他们完全是自娱自乐的游戏一族,甚至就是寄生虫。因此,获奖演说,成了自我辩护。
2010年,略萨获奖,他演讲的开端,便是一个自己被诸多男士要求签名的故事,但是那些抛头露面的男士自己都不读略萨的小说,只是为了家中的女儿或妻子才来求签名的。略萨哀叹着,文学和阅读已经成了家庭主妇与少女的休闲活动,而不再是人类重要公开的精神生活。当然,演讲的结尾总是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位来自南美的大师表示,为了对抗世界上的强权和暴力,阅读文学是必要的,因为阅读让人抛开虚假空洞的观念,沉浸到人类生命的具体而微的经验之中。
但这一理由,貌似是对文学的正面评估,但事实上,已经让文学处于服务于对抗强权的女仆地位之中。对照以海明威的态度,在我们这个世纪,显然文学不再是文学本身的主人。个人的精神世界,想象力和体验能力已经不再是自足的,而是需要在对抗强力和克服世界的某些障碍中,才能证明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活着,就是要产生对于他人有用的价值,而不能仅以自己的独创与辉煌而获得尊敬。世道就是如此。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整个世界文学乃至世界文化创造在近年来迅速疲软化的根本症结。
东方世界写作者依然是“人群中的人”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整个诺贝尔文学奖几乎是欧美白种男性的天下,但随着西方白人自己搞出种种后现代理论一再拆解了那以基督教文明为轴心的价值评估框架之后,对于世界各地不同族群文化的关注成了诺贝尔委员会的新时尚。于是,我们看到东欧、非洲、亚洲的各不同文化的写作者登上了诺奖舞台。
如果将欧美阵营的海明威、贝克特、加缪、西蒙,与来自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来自土耳其的帕慕克,来自波兰的移民赫塔·米勒相比,在他们的答谢词和演讲中会看到一个精神的分界线。川端的演讲题目是“我在美丽的日本”,大江的题目是“我在暧昧的日本”。帕慕克诉说的是父亲留下的手提箱———箱中是父亲的写作手稿和在伊斯坦布尔做的关于西欧文学的翻译。德国籍波兰移民米勒讲述的是手帕———她自己在波兰时被秘密警察找去谈话,失去工作和办公桌后仅留下的一块手帕,可以遮盖自己。但我们在海明威、贝克特、加缪和西蒙的演讲中听不到任何一个“美国”、“法国”、“爱尔兰”这样的词。
西方世界的写作者们发言时,更多的是以个人灵魂的形态,面对永恒或永恒不在。而东方世界,或者说西方之外的其他世界的写作者,一旦上了诺奖的舞台,都自觉不自觉地背负着他们所属的整个国家民族的身份,并需要为自己族群和文化发言说话。他们不是一个人在说话。即使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即使富有创造力而成为了大师,但东方世界的写作者依然是人群中的人,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必须呼吸和存活在自己所属的那个人群之中,并在人群的背景中开口说话。
http://www.douban.com/note/25304117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