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听到伯莱兹和诺诺已经很不容易了)
意大利挥手向法国告别
Pierre Boulez。一个神话人物,对于欧洲的音乐社会,他象征着一种音乐理想的正统。但是今天,他不是个缔造者,而是个代言人。他揭示的是“正统的音乐理想”在意大利的存在状况。
毫无疑问的,意大利的当代音乐和法国的正统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1952年,Darmstadt的夏天,让我想起遥远的法兰克王朝。那一年,就已经预示了当今欧洲的音乐版图: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回顾二战以来意大利的风云人物,除了giacinto scelsi以外,无不和Darmstadt关系密切。Luciano Berio, Luigi Nono,Bruno Maderna, Franco Donatoni, 等等,等等。这些人建构了意大利学院音乐的主体,为Darmstadt的音乐理想的滋生繁衍编织了温床。而今天的Ivan Fedele算得上是在这张温床上生根发芽,滋生成长的一棵新树。
谢幕的时候,作曲家和Boulez一同出现在台上,原本昏暗的灯光顷刻间变得熠熠夺目。欢呼掌声,让这个原本名未见经传的已不算年轻的作曲家手足无措。这是巴黎音乐城关于这个作曲家的三场专题音乐会的第一场。能够在音乐城上演自己的作品一定是全世界新音乐家的梦想和在世时的终极目标,因为就算是Webern这样的巨匠都几乎没有听过自己作品的实际演奏。这也许有些俗套,但我猜想那一刻,他一定在重温他的前半生。
那是1981年,28岁的Fedele找到了在罗马执教的Franco Donatoni。一个从Darmstadt返回的“消极主义者”。Boulez在音乐会的上半场安排了两首Donatoni的曲子:为12件乐器作的Tema和19件乐器组作的。Donatoni是个迷失者,他找到了和频谱主义相类似的美学理想,一种把音的序列微观化的技术手段,但是他终身都不曾用自己的作品为自己获得该有的名望和势力,因为他从来不确定自己找到了一种方向。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Gérard Grisey的vortex temporum的时候表露的惊奇,而其实Donatoni在60年代末就已经写出了类似的作品。音乐会上演奏的两支曲子显示了他极为多样的面貌和花招,传统乐器的新音响效果,用大块的音响割裂的密集音群,全面控制的各种元素序列,我们津津乐道的大多数现代音乐元素很早就都在他的作品里出现。我们对Donatoni缺乏了解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全无野心。我查了巴黎音像资料馆的收藏,发觉除了我早先就听过的la souris sans sourire以外,那里也没有更多他的作品的录音收集。所以我们对Berio和Nono顶礼膜拜的同时时,忽视了Donatoni的存在和成果。他写出了同样了不起的作品,但是同Berio相比,罹患自闭症的他对音乐界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今天的主角,他的学生Ivan Fedele则是个完全不同的人物。相比之下,Darmstadt的继承者除了henze以外无不陷入极端的主观世界。比如Stockhausen, Boulez, Amy,Berio和Donatoni。他们偏执于感官素材的解构和用逻辑产生的方法论对主观体验的描述,而他们的后辈却热衷于人类总体文化资源的兼容。比如Fedele。相比Donatoni精纯的表述语言,Fedele无疑更为兼收并蓄。我惊异的发现与其说Fedele是Darmstadt的传人,还不如说他和Stravinsky更为相似。音乐会上的那部Ali di Cantor就是对二十世纪音乐文献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总结。我找到了Debussy的大海式的和弦,Schoenberg式的十二音序列在键盘乐器上一闪而过,在马勒式的庞大的管弦乐架构下,Bartok,Messiaen,Dutilleux,Cage甚至史前的Haydn,alestrina都面目可辨。至于演奏者的位置呈扇形排列成四个部分的几何学和音响工程依据(这个是参考了Georg Cantor的数学理论)我们这些外行人也就不用理会了。
无论如何Fedele告别了Darmstadt风气对他的影响,他突破了狭小的主观世界,找到了更为富饶的资源。当他终于离开了这方天地的时候,他挥手向Donatoni致敬。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7-2 23:37:00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