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作为语言”的研究[转贴]

赵罡

“身体作为语言”的研究[转贴]身体作为语言：90年代以来中国美术现象研究之一来源:《美术馆》2003年A辑??王嘉 90年代以来中国美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由于国际文化背景跟自身审美经验交互渗透而建构起来的新的土壤和语境，中国美术从时间维度、空间感受乃至观念范畴，都以其自身的方式，滋生出新的话语表达系统、价值认知系统和文化形态系统，日常性的话语方式逐渐解构着此前流行的意识形式的话语方式，并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寻求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认同。“艺术语言的普遍性解读方式已是不争的事实。如同技术进步一样，我们能更快捷地完成所希望的事情。”(1)也正是这种快捷，在经历了从星星美展、八五思潮到八九现代美术运动其间长达十多年递进式、颠覆式、爆发式的充分准备之后，以令人无法抗拒的节奏，把当代精神卷入到起伏跌宕的中国美术的角角落落，演绎出亢奋激扬或闲散慵倦的种种状态。新的表现形式不断壮大，新媒体的发掘和新材料的运用，影像艺术的个性化趋势以及行为艺术的多样化发展，不断刷新中国美术自身的迪尼斯记录。一方面，对西方的模仿现象少了，本土化语境的营造气氛丰富了，新生代、后生代以正当创作盛年的精力和智慧，对当下状态的此在性以及文化立场的“他者”身份给予颇有人文意味的现实关怀，从他们充满理想主义的重建人文精神的呐喊，以及关于当代艺术思考并实践着的各种“救世方案”，能够引领和感受到中国文人和艺术家内心深处特有的值得信赖的历史人文的信念；在另一方面，不可回避的现象就是“亵神的快感、调侃的无聊、伪神学的自我表白、后殖民意识的繁衍、话语权争夺的闹剧、道德理想主义空洞的宣言以及名目繁多的小集团意识等，而正是它们每日忙乎着从不同角度试图书写当代艺术的本质，……利益之手从未象今天这样有力地扼住当代艺术的喉咙，每项貌似以艺术理由进行的活动中，都暗含着强大的利益运作策略”(2)90年代的中国美术中，有着太多的内容值得去梳理和研究。而在这貌似杂乱并充满偶然性的众多现象中，“身体”无疑是其中至为敏感、丰满而执拗的当代话题。从中，我们可以见到坚守传统精神家园的宁静，可以听到以个人立场和个性化方式进行着的真诚的演讲和对话，可以触摸到零碎而不乏坚强的对价值命题的建构与批判，可以体会到在艺术再生与复兴前一段绕不过去的心路旅程。当然，在此之外，关于“身体”的话题也无时无处不洋溢出在道德领地的边缘地带激发和碰撞出来的晦涩与震惊，以及在商业文化无孔不入的亢奋和荒诞中持续不断的诱惑与煽情。90年代在中国美术中的“身体”现象以幽灵般的体验粉碎着原先各种虚假的表象，在彻底的本我精神的意韵中，兰艾同在，良莠并存。 　　一． 陈述语境下的审美述求　　以身体的方式或者以身体为对象的方式，来陈述一种状态、一种体验、一种客观、一种宁静、一种回归、一种愿望、一种梦幻、一种情调或一种境界，这在中西方美术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尤其是在以古典主义为特色的传统美术氛围中，不管是希腊式的秀美还是罗马式的壮美，也不管是东方式的含蓄还是西方式的洒脱，都剔透着某种时间性的特征，以及在这种时间症候下特有的地域和文化情结。进入90年代，中国美术面临的社会环境以及艺术家自身的成长背景，决定了这种沿自传统的陈述语言，在语气、语汇乃至语言节奏多方面，都不得不跟眼前活生生的现实搭线接轨，从古典的、传统的、学术的视角跟现代意识融洽在一起，寻求新的审美愉悦。对身体的表现，在不断翻新的观念层面上，也显得更为充实和自由，尤其是在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那里，身体作为语言，一方面获得了不断积累的视觉内涵，另一方面，在关于对身体的诸多审美经验的阐释方面，理想主义的倾向和现实趣味的要求也结合得日益密切，发掘身体所蕴籍的视觉意义，对身体自在状态的描述，以及身体存在和表现的方式的探求，不同艺术家呈现出不同的个性或区域风格。　　相对而言，新古典主义艺术家在表现“身体”方面有着最纯粹的学术背景，他们对“身体”的表现往往是追寻着理想美的海市蜃楼，以艺术群落的方式完成。群落分布的现象，在“身体”语言方面最直接的结果，不仅仅体现在师承关系和表现方式等方面天然的相关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关于“身体”的语汇和语言情境方面，不同群落表现出了不同的环境特征。北京画家群有着浓郁的情感归依倾向，如杨飞云、王沂东、朝戈等在作品中借着对身体的陈述，传达出来自悠远的内心世界中关于人体美的理想和情操，以及毫不犹豫而字正腔圆的精神内涵。东北画家群的主要艺术家韦尔申、宫立龙在90年代都表现出稳定而富有地域色彩的“鲁美现象”，他们在人物身体的造型方面，热衷于特征明显地以敦实、厚重、饱满的形象，突出表现东北人朴实刚毅的区域特点，传达着在冬长夏短的自然环境下造就的理性的诗意。相比而言，在江南艺术家的作品里，借助古典情境传达如梦幻般遥远的理想化的风景，不但深有江南灵气，而且更有一番现实深邃而感性的思考。而广东艺术家郭润文的作品在“身体”语言的探索方面，更为偏重于表达身体的神秘意味，透露出怀旧气息中抽象而又具体的深深怀念。西南地区的庞茂昆，则在“身体”语言方面追求“宇宙的庄重与肃穆”，以一种稍带俏皮的方式，表达对身体美的敬意和追求。 除此以外，以“身体”的陈述方式营造关于“身体”的个性化和风格化的作品，表达“这一个”而非“那一个”的审美而畅神的心理感受，在其他艺术家那里也比比皆是。　　综观90年代以来以陈述方式表述身体语言的作品，不难发现其中深深蕴藏着的古典情调和现代意识，这种貌似分裂的反差，在营造一种新的审美氛围过程中，被注入了富有时间特征和地域特征的视觉情愫。图式的翻新，图像的变革，技法的突破，意念的唯新，在艺术与生活若即若离同时又涵保着不可回避的差距的时候，这种语境以及伴随而来的遥接古典的精神，有意无意地给人一种心理乃至情感归依的满足。或许可以权且将这类作品称为“物化的身体”或“对象化的身体”，因为其实在审美解读的过程中，这类作品通过观看体验以及心理沉淀的方式，传达了一种从“自我”到“他我”乃至“非我”的净化和升华。不管是对身体理想化的描述，抑或是梦境般的述求；不管是对身体写实般的转拓，抑或是倒叙般的情节穿插，总离不开这种陈述语境的话语背景。这也正是这类作品往往以平实、祥和、生动、趣味和丰富的意态给人以慰藉而亲切感受的原由。这类来自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或者说延续传统、引申传统的作品，一方面从客观角度为传统审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视觉范式，另一方面，在身体语言方面也构成了从传统语言向现代语言有效转换的契机。90年代以来关于“身体”的若干此类作品，都更为开拓、更为富余地发掘传统向心力前提下身体语言“自在”和“他在”的潜力，同时在将身体予以对象化描述的过程中，传达出超越了感时伤怀的个体经验，以及在语言临界范围之内游刃有余的驰骋空间。　　二． 疑问状态下的反思精神　　如果说80年代大部分的艺术家，对“身体”的表现方面，还多少受到浓郁的集体意识牵襟扯肘的影响，那么90年代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则以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方式，将身体放置于更广泛领域，籍以反映和表达对生存、对社会、对历史诸因素理性而批判的反思。反思精神，构成了90年代中国美术中“身体”现象的又一中心。90年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这并不是说到了90年代才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90年代的艺术家更为尖锐、更加热衷也更求主观地揭示发生在身边和几乎所有公共领域的各种问题，并且，在这过程中，“身体”以尽乎全方位的语言方式被竞相使用和解读。　　1. 对生存态度的讨论　　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的身体是灵魂的图景”也正是这个原因，对身体的描述往往就是心理或文化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对身体描述的历史，同时也是心理的历史或文化的历史。　　90年代以来使用“身体”语言的作品，其中不少都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出对生存态度的认识和反思。宋永平的《我的父亲母亲》(1998—2000)以摄影的方式，记录了在万家灯火中最寻常也最亲切的亲人的形象，给人一种直击骨髓的震撼，一种至为贴切的生活真实，借以激发对生命的珍惜和思考。跟宋永平的庄重严肃相比，杨振中的《我会死的》(2000)则以一种幽默和虚拟的手法探讨关于生命和死亡的主题。不同人对生命有不同的终极关怀，他们的不同感受无疑成为反思当下人对生存问题思考和感觉的真实文本。　　生存不仅仅是个体存在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关系发生学的过程。昔日的同窗伙伴、战友工友，曾经相处并熟悉的人，曾经存在过的圈子和集体，都是衡量人生命质量和生活状态的参考坐标。海波的《他们系列》(1999)以及《她们系列》(1999)便为我们提供了认知这一坐标的个案化的理由。在生存的境遇和态度方面，1995年由北京东村11位艺术家联合创作的行为艺术《为无名山增高1米》，是另一种方式对生存的讨论和反思。这个以摄影方式记录和保存下来的行为艺术作品，一定程度上讨论了人与自然的逆向的愿望与需求。　　2. 对社会状况的关注　　人类的社会，不是人与人的简单的叠加，更广泛意义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个人的个体生存状态或许可以认为是一个短暂的独立的过程，而各种关系的存在却是一个不断传抄、复制、延伸和扩充的过程。人类的群体性和群组特征，决定了对社会状况的研究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不同群体的状况的研究。　　方力钧的作品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以其旺盛的精力和持之以恒的幽默，塑造了泼皮光头这样一种典型的身体形象。“光头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与流氓、泼皮及反面角色有某种联系。”(3)这种联系，与其说是新生代的文化误区，不如说是60年代出生的一群人在经历了崇高责任感的唤醒与挫折、圣徒情结的高扬与陨落、新思维的不断建构与消解、理想信念与现实生活屡屡错位之后自我逃离式的精神解脱。他正是通过这种典型性，藉以为社会上某种年龄、某种人群的共同特征写照。身体在社会中的存在，客观地说是一个不断阐扬个性又不断被社会消解的过程，其结果是群组特征在质和量方面都超限度地反复克隆。金峰的《我的形象的消失的过程》(1998)通过“身体”被涂抹、被糟蹋的过程反映了个人真实身份在社会复杂背景下不确定的模糊。　　在群组关系中挣扎和挣脱，寻求个体的自我确认和自我对话，这成为90年代对社会关注的又一层面的问题。确实，90年代的人总有一种自我缺失时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凄美清结，这在杨福东的作品《第一个知识分子》(2000年)、朱发东的作品《此人出售，价格面议》(1994)中有不同的表达和描绘，这一描绘，在“身体”语言范畴的文化意义，简而言之就是“坚决地回到身体，围绕身体的动机和宿命……发掘着我们平庸但是可爱的生命力。”(4)　　3. 对公共问题的质疑 　　90年代的社会公共问题，跟人有关，跟人的生存环境有关，跟人的社会需求有关。这种相关性决定了“身体”语言在当代艺术中近乎主打的地位和意义。“现在的艺术就是以一种无所不能的姿态进入了社会的公共领域…… 同样承担了对社会的舆论监督这样一个职能 ”(5)综观90年代以来的展览和作品，其中不少在“身体”语言方面都直指社会公共问题。　　诚如易英谈到的，在这个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艺术家更关心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人的生存问题，这样也迫使中国艺术家关心个人的命运，关心他周围的生活和社会环境。”(6)巫鸿先生指出：“在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所有分支当中，实验艺术最为敏锐地反映了环境的巨变——传统景观与生活方式的消失，后现代城市以及新型都市文化的兴起，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其结果是出现了一大批以种种视觉艺术形式来表现自我的作品，包括绘画、摄影、行为、装置及录象等等，这些作品共同反映的是人们处于剧烈变化的社会中对于个性的迫切追求。”(7)　　张洹的作品《十二平方米》(1994)是比较早关注环境问题的典型之作。人和环境往往是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却又不是不能调和的。张洹通过他在作品实施过程中的体验到的真实，试图寻找这本质上的某种对应。赵半狄在作品《赵半狄与熊猫咪》(1999)中，以诙谐调侃而不失理性幽默的公益广告的方式，试图改善日渐疏离和陌生的人际关系。“艺术家们面对着新都市生活，探索着各种介入方式。”(8)罗子丹的作品《一半是白领，一半是农民》(1996)试图通过表面的阶层问题挖掘更有深度、更有内涵的公共性中的人性。　　或许可以说，正是这种对现实、对社会、对公共性问题的反思，构成了身体语言在90年代区别于其他年代的思想内涵。固然，没有任何理由片面地将90年代生硬地同其他年代分割开来，尤其是它跟80年代之间不存在一个突变的转折性的鸿沟。但是，也不可否认，身体语言不管是作为其能指、所指和特指的因素，还是单单其存在方式的因素，90年代以来多元化的种种语境，确实为“身体”在语言内涵和语言外延方面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情结。尤其是在身体语言的历史逻辑底下，还是可以轻易地将90年代的种种特征，跟20世纪上半叶浓郁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情结；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情结；七十年代的典型化、革命化和历史主义情结；甚至八十年代的生活化、通俗化和集体记忆情结等加以类型学的区分和割离。有一点非常明显也非常重要的是，90年代的疑问状态和反思情结，在文化意蕴方面直指社会和生活的消费核心，将人文精神以更为开宽的语言方式放置在时代语境中。　　这一变化，一方面基于了对思想启蒙阶段刻意已久的超越；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对社会文化转型值得关注的回应方式，它又反映了社会文化状况下必然出现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演变。90年代已经不再停留于理想主义、精神主义、奉献主义的范畴；也不再徘徊留连在现代主义西方艺术思想中的体验美学、存在主义、神秘主义和庸俗化的生命哲学；更是抛弃了实用主义、工具理性等激昂和追求着的某种关怀。在90年代的“身体”作品中，可以见到贴切而朴直的对当代语义的排列、分析和解读，它以其毫不犹豫的态度对发生在周遭的社会变化以近乎诘难的方式提出质疑和反思。在这种反思过程中，身体不再是“物化的身体”或“对象化的身体”，而是以一种主观却并非先验的角度介入其间，成为“元素化的身体”或“状态化的身体”。身体在成为视觉对象的过程中，更大程度或更多成分是以一种文化符号的语汇出现。如果说在前类作品中，身体承担的是作为一种物质的审美，或作为一种精神的载体，在传统语义和新视觉体验之间传达畅神愉悦的感受；那么，在后类作品中，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或作为一种视觉语汇，在更为宽泛的领域表达着对现实、社会和公共性问题痛快淋漓的演绎。相对而言，后类作品中，身体脱离了具象的意指，它或者是一类人群，或者是抽象意义的人，或者索性就是问题意识中某种对抗或对应着的范畴中的某方面构成物。或者是一种价值的解说，或者是一种状态的呈现，或者是思维和记忆中籍以成为元素的情节化的阐释平台，并以此营造身体语言作为一种语言的语言学意义。　　三． 商业氛围中的生存经验　　“我们正处在一个作秀的时代，时装秀，发型秀，内衣秀，汽车秀……秀来秀去，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确，生活秀如一地鸡毛般飞扬，充斥着我们视力所及的角角落落。”(9)从理论上说，没有任何理由将当代艺术跟这种“生活秀”划上等号，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将当代艺术跟这种“生活秀”截然区别开来。尤其是跟“身体”有关或借助身体语言而表达概念和观念的当代艺术作品，总会或多或少地跟这种商业性的“生活秀”发生各种莫名其妙的纠葛，或者至少都带有这种商业文化背景下浸染的悠悠气息。商业性的存在充斥了我们社会的角角落落，它同时也在多种层面、多种范畴改变着我们的艺术和生活。对“身体”语言来说，商业性至少在三个方面产生着潜移默化或直接干预的影响：一是新媒体新载体的艺术形式，使“身体”更坦率地进入到公共审美空间；二是社会生活的变化，为“身体”注入了不断翻新的精神内涵；三是利益的诱惑和驱使，使“身体”在某些场合、一定程度上为金钱力量所左右。　　人体摄影进入社会公共审美空间，应该说是90年代中国美术最惹人关注的大众事件之一。其重要标志是2000年首届全国人体摄影艺术大展的举办。近年来，关于人体摄影的各种展览活动不断爆破冷门。人体摄影在社会公共审美空间的介入，客观上提升了这一艺术的“发烧”群体和消费群体，确实，以摄影方式探求“身体”语言，相对于传统的艺术方式而言，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和发展机遇。 　　1975年出生于四川、1995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杨勇，便是这一机遇中闯荡的收获者。他的作品如《女人总是美丽的》(1998)等，以独具个性的情节化叙述方式，摈弃了普通摄影对环境描写的注意，从“对话式的角度切入”主题(10)，将意指直接纳入到对当下生活的写照。杨勇的作品中有着70年代人的不少共性，如 “不确定的文化价值取向，琐碎、重复、无聊的都市日常生活，敏感、脆弱的神经和对伤害的迷恋，模糊了虚拟和真实界限的语言方式”等等 (11) 这种共性的东西，在其他同龄艺术家那里有着不同方式的表白。　　1970年前后出生的艺术家，如尹朝阳(1970)、谢南星(1970)、何森(1968)、赵能智(1968)、田荣(1969)、江衡(1972)等，对90年代这个被商业氛围吞噬了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感性的认知和把握。他们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地也就流露出这一代人精神上来历不明的感伤和超越现实的梦幻。 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和接受的是商业文化背景下各种图像文化的视觉冲击，以及来自对理想国的泛主义、泛文化的逻辑，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中有着特别的精神内涵。何森，尤其在他9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往往是这样一些都市化之下的女孩子，她们的身体语言传达出一种身体的舒适以及优越的成长环境中不可掩饰的幸福感和莫名其妙的虚无感受。在这一代人中间，商业街的繁华和物质的丰富给了她们自我关怀的可能性、思想的理想化、个人的主观情绪，以及在虚无之外屡屡暴露的一种惶惑和不安全、不安定感。商业氛围对新一代人的影响，随着她们的成长迅速从精神领域反馈出来，这就是她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自我虚构的焦虑和痛苦中，这种焦虑和痛苦不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叛，而是对自我精神的反观，是在不断的自我挣扎中对商业世界多种符号和物质表象的不适应，是在意欲保持与日常性的感应和对抗中寻找自我满足和自我解脱。再如江衡的《美女和鱼》系列，谢南星的《令人讨厌的寓言系列》，赵能智的《表情系列》，田荣的《1999系列》、尹朝阳的《青春远去》、《红女绿男》等作品，都体现出在商业氛围中泡大的这一代人的身体经验和视觉趣味的新特征。　　商业氛围造就了特殊的人，也造就了特殊的职业。崔岫闻的《洗手间》(2000)，以影像的方式，从对北京一家最著名的夜生活场所洗手间梳妆镜的定点拍摄，反映商业氛围造就的夜间工作的坐台小姐的某种生活。不难推断，这被梳妆镜所折射的来去匆匆的身体的背后，该隐藏了商业氛围中多少种关于生存的故事和传说。　　当商业利益不幸扼住艺术喉咙的时候，艺术的发展便也不可回避地接受到来自另一话题的现实关怀。以人体摄影为例，这一年轻的艺术方式在150多年前从诞生的时候起，似乎就一直这样胶着隽永地跟商业活动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微妙的联系。大街小巷充斥眼帘的影楼，在90年代之后以人体摄影为经营项目的越来越多。在哈尔滨最早是1995年女摄影师焦立华首开该城市在摄影棚女性人体摄影的先河，发展到2001年，这座东北大都市，几幅关于人体摄影的广告牌树立在博物馆附近红军街街头。将人体摄影作为影楼公开的服务项目招揽生意。作为一种前卫的消费，到影楼拍摄人体写真集，90年代以来在武汉、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也渐渐出现。网站以及各种媒介关于拍摄人体写真的各种报道越来越多起来。“身体语言解构着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它反视自我的存在，将艺术与自我直接面对观众和社会。”(12)这面对的过程也是接受商业洗礼的过程。商业氛围为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少堪称繁荣的视觉经验，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充满无奈却不可回避的生存话题。伴随着滚滚红尘中万家灯火的日常生活，这种商业气息不但影响了新一代年轻人成长和成熟的全过程，而且也影响着以各种方式生存在其间的各种人群。这一状态的直接动因是90年代以来日益蓬勃并膨胀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这种商品化、商业主义和商品经济大潮中衍生而来的呼应和对话，甚至以一种连根拔取气势将从前为我们所营造和珍视的一些习惯分裂消解，改造和刷新属于这一语境的精神和灵魂。商业性在某种程度上平添了身体语言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正是基于了这种不确定性，90年代以来身体作为语言而被赋予了更为敏锐的实验态度：在多种媒材领域的实验；在转述方式方面的实验；在别出新意方面的实验；乃至在商业利益驱动条件下的其他实验。商业性不仅仅是一个利益、价值和收益的概念，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审美经验的潜移默化，以及审美观的价值选择。它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影响着艺术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同时又以这种持续的影响力渗透到艺术的作品中，渗透到身体语言的方方面面。固然，90年代后期，尤其是被戏称为“人体摄影年”的2001年迸发出来的关于人体摄影迭起的高潮，众多影楼的呼应，众多影迷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混交和模糊着艺术与商业的界限，但是客观地说，这过程同时也为尝试身体语言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媒材空间和审美语境，为身体语言在不确定性的背后提供了实在而宽裕的可能性。在讨论商业性问题的时候，不能不看到它对当代人从心理到行为全方位的影响，看到市场行为对眼下时尚的正面的引领和推动，看到市场背景下关于生存话题更为平静、细节、具体和丰富的“凡人”精神。不管是“物化的身体”或“对象化的身体”，也不管是“元素化的身体”或“状态化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都或多或少是对这种商业化语境的妥协或对抗，都跟这种商业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对应或对立的关系。　　不可否认，商业化因素介入之后的艺术历程，以及身体作为语言在其间必然经历的诸种情状。在看到消费者猎奇心理，以及商家利益驱动的正反多方面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应看到这过程中，身体作为语言正在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容。这些新内容至少包含了四个方面：一是在新的媒材领域探索和演绎着的关于身体语言的可能性；二是以新的方式陈述和解读身体语言的潜在内涵；三是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呈现周遭或为我们所习以为常、或为我们所秘而不宣的诸多状态；四是由消费链接起来的视觉平台上某种大众心态泛滥式的公开实现。当然，也许还有更多的新内容未被发掘或即将出现。正是商业性带来的当代语境，赋予身体语言以逻辑层面上近乎自由的不确定性，使得90年代以来中国美术中的“身体”语言才具有了成为“现象”的条件，并且这种“现象”正在不断地积累、重组和升华。同时，也正是这种“现象”自身演绎过程中不断趋向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元性，使得研究者在以一种历史观照的视角之下，难免滋生出况味生涩的诸多忧虑。然而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这种氛围为身体语言在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上所提供的动力和空间，其结果势必将对这一语言的探索和思考提升到更加智慧的日程。　　四． 道德前提下的是是非非　　90年代身体作为语言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被纳入道德范畴加以讨论和争议的过程。其中尤其以公共空间的裸体问题和行为艺术的暴力问题最为突出。　　委实，当代艺术中被形形色色以多种方式展现的身体，20年来正在不断占据着为反道德和非道德因素所占据的地盘。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便也借 “观念开放”的机遇越来越彻底地暴露出来。确切地说，身体的视觉符号在这商业大潮中成为最容易煽情的构成物。一味追求身体的视觉刺激，也必然导致身体在道德的平台上不由自主地屡屡犯忌。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关于裸体问题的讨论，针对国、油、版、雕领域的并不多，针对人体摄影、人体彩绘、人体书法和行为艺术等新的艺术形式领域的有很多。讨论的主要阵地是首先网站，其次才是国家正式出版物。讨论问题的核心，往往集中在公共空间裸体进行表演的道德问题。尤其是这两年来，关于对舒勇的讨论，对黄河摄影大赛的讨论，对济南荷花节以及发生在衡阳、杭州、厦门、长沙等地公开进行人体彩绘表演的讨论，对成都街头若干行为艺术的裸体问题的讨论等。当代艺术的“身体”问题，简而言之，似乎用一个“脱”字就可以简练地加以概括和总结。这不但体现在艺术消费者的群体心理中，还深藏在部分曲于迎合“时尚”的艺术创作者中间。他们简单地认为“只有用最少衣服的肉体、用最少的材料才能表达最贴近人性的涵义。”(13)但是，当艺术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这种简单化的“脱”就难免受到社会日常行为规则的评判和制约。或许，在“人文关怀”已经成为无意识的顺口溜的今天，裸体的道德尺度需要重新加以讨论和界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裸体”，而在于裸体在公共场合以不适当方式出现的时候带来的不适当的后果。这也是在公共空间的裸体问题在90年代被反复讨论的主要原因。 　　固然，关于身体，在不同的时代、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这种差异性从来没有成为终止对身体问题加以讨论的理由。从后现代的理论的角度来说，似乎这种创作和犯忌本身就构成先锋性或实验性的本质，但是在行为艺术中出现的血腥、暴力、自虐等现象，还是激起了艺术消费者和理论家对行为艺术的道德外延加以界定的思考和争论。这一争论最集中体现在2001年第4期《美术》杂志的专栏，是近年来关于当代艺术所有争论中堪称又一白热化的亮点，而其中的道德核心问题就是对身体的处置问题。　　以朱青生为代表的一方，对行为艺术持维护态度，认为在开展对行为艺术的批判之前，应该“先进行客观性、科学性的历史介绍，防止行外人士把这些艺术的专门活动误当作是社会上的反常行为”主张将对行为艺术的讨论建立在学术性的探讨和历史性的学理背景之下。以邵大箴、陈履生、张晓凌等专家学者为一方，针对行为艺术中的伤害、吃人、人油、尸体、自虐等现象给予尖锐批评。　　历史地看待中国的行为艺术，不难发现这一开始于80年代中期的新艺术形式，融合了装置艺术和表演艺术的具有强烈的实验精神，以自身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近年来建立起来一种非主流的审美价值，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意识。行为艺术的不少圈子如 “大尾象工作组”(1991年1月在广州成立，成员有陈劭雄、梁巨辉、林一林等)、“新历史小组”(1992年5月在武汉成立，成员有任戬、余虹、张三夕等)、兰州艺术军团(1992年12月在兰州成立，成员有成力、马云飞、叶永峰等)还有其他团体，在90年代“沿着由观念对象化的行为到生存状态化的行为这样一条脉络发展着。”(14)在运用新的艺术形式，思考和探究当代社会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对行为艺术的定位和讨论中，有一个问题是明显而直接的，那就是，是不是行为了，就艺术了？“对身体可能性的发难，是行为艺术的另一个主旨，并以挑战身体的私人性开始。”(15)而这样一种自我挑战，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跟日常生活规范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90年代以来的不少行为艺术过程，受到了国家执法人员甚至是公安人员的干预而结束，这一方面要从社会审美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可容度考虑，在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反映了行为艺术在“公共性”问题上的某种失语状态呢？　　身体作为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跟道德尺度冲撞和磨合的过程。不管是语境的营造方式，如上述在公共空间的裸体问题；也不管是语句的陈述方式，如血腥、暴力和自虐等问题，都有一个不可回避的接受道德标准评判和衡量的问题。这一问题并不是90年代才出现的，只不过是90年代被更多地加以关注和讨论而已。对“身体”的保守和开放的态度，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的道德界定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比如古代希腊，在体育竞技场，裸体竞赛不但为道德所容许和接受，而且成为力量与美所崇尚的时代追求。再如20世纪以来欧洲不少沿海城市的裸泳浴场，也是在特定的场合将公共空间的裸体问题给以合理化的认可。又如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史上的“模特风波”，说到底也是一个在特定的公共空间关于裸体问题的道德尺度的话题。这一话题的本身，即“裸”与“不裸”，单独不构成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关于身体语境的界定，受到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的道德尺度制约。在特定时空范围内为道德所容许的状态，在语境转换之后未必继续为道德所接受。　　其实，行为艺术中的暴力问题，在本质上也是一个道德标准的问题。比前者复杂的是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暴力的视觉呈现方式，二是隐含在作品背后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态度。简单地说就是“怎样表现”和“表现什么”的问题。综观近年来关于行为艺术的争论和争议，维护者一方更侧重于行为艺术的文化意指，反对者一方则侧重在行为艺术的表现方式。两者其实是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种视觉呈现方式，我们不能否认行为艺术中参差不齐、良莠并存的状况，这正如谈中国画和油画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片面地否定一个画种。身体作为语言，在行为艺术中有作为其特殊性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解读规律的方式，它一方面有一个不断被接纳和适应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有一个在约定成俗的道德尺度下被扬弃和取舍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一种艺术语言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反对者一方对行为艺术中的“过火”行为的批判和抨击，无疑正是身体语言在“被接纳”和“求完善”的过程中必然经历的成长的烦恼。关于身体语言的语法坐标，便也在这过程中，在不断的禁忌和犯忌中得以新的突破和界定。　　其二，必须注意到这种新语言形式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态度，对一种语言的解读，最准确的方式就是遵循这种语言自身的规律，捕捉语汇语义的内在含义。值得注意的是，行为艺术中的身体，并不是简单的可以理解为“物化的身体”或“对象化的身体”，也不简单地是“元素化的身体”或“状态化的身体”，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文化的身体”。固然行为艺术过程中有一个“再造身体”的过程，但是这种渗入了新的文化内涵的“身体”已经超越了表演者自身身体的含义，而衍生出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的新的含义。对行为艺术维护者的一方所珍惜和强调的就是这方面内容。在行为艺术的审美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身体，往往是一种视觉符号，是一种在特定的语境条件下籍以阐述某种观念、思想、意志和主题的构成物。在这样的语境下，呈现出来的诸多暴力等行为，往往隐喻着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和某些特定的公共性话题的揭示和诘难。更为值得引起警觉的是在作品表象背后反映的文化问题。　　当然作为一种视觉呈现方式，我们必须也有必要以一定的规范将这种“暴力”表征限制在特定的时空范畴，也有必要警觉它可能的非理性的泛滥所造成的道德和社会的负面后果。如果单以身体语言来说，片面而不加区别的将行为艺术一概否定似乎是不恰当的。在另一方面，行为艺术走向公共领域的过程中，必然也必须在“身体”语言方面下足功夫。费大为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应该是那些在艺术语言层面上展开的探索，而一切用陈旧的手段来表现激动的情绪的作品都不是真正的文化变革。”(16)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从“物化的身体”或“对象化的身体”，到“元素化的身体”或“状态化的身体”乃至“文化的身体”的诸种语言空间的探索视为这种文化变革，而这种变革，势必有一个跟社会公共性空间以及社会公共性规范全方位的磨合过程。这一过程，就身体作为语言的角度来说，有着重要的文本意义和语言学价值，岛子认为“行为艺术的全部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字——震惊，以区别于传统艺术的特征——神韵。为此，它不断突破艺术所设定的边界，而向画框之外的社会、伦理、政治、性别、法律飞地游击，以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17)这种对边界的突破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就是陈履生在新著《以“艺术”的名义》指出的：“牺牲公共秩序、道德文明和生命尊严”的代价。这一“代价”，从“语言”发展史的角度，不管是正面积累起来的经验，抑或是反面沉淀下来的教训，都不可置疑地有着值得思考的成分。代价，包括代价的载体以及由代价而诱发的诸多思考和讨论，共同构成了颇具实验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历史文本。从这一文本中，即将也必然生发出身体作为语言而衍生的多元化的文化意蕴。　　作为身体语言本身，在私人秩序和公共秩序之间，也许从来都是这样不可避免会发生持续的冲突，对这一冲突的解决，也许需要有一个可以操作的制度，需要有一个公认的游戏规则，需要有一个在中国语境中籍以体现新的审美精神的文化理念。经历了90年代以来繁复多变的演绎和发展，身体作为语言在众多层面和众多角度赢得了不断的自我超越式的突破和刷新。作为一种颇有意味的文化现象，身体语言在同当代人文精神呼应和对话的过程中，在对当代文化语境的认知和营造的过程中，在对价值命题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建立了将自身变成“现象”的可能性和可读性的条件，以及将这种“现象”转化而成为耐人思考的“文本”。对这一语言文本的梳理和讨论，势必需要建立在制度规范和观念体系的前提之下，而对旧规范和旧体系的解构和突破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对新规范和新体系的思考和总结的过程。身体作为语言，也势必行将以其勃勃悸动的生命力，在新的话语背景底下探求当下语境的历史逻辑。这一过程尽管有些漫长，但是已经不再遥远。　　注释：　　1. 黄笃：《混合文化空间——对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描述》，见载《美术观察》2000年第8期。　　2. 张晓凌：《观念艺术——解构与重建的诗学》，第1页，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3. 栗宪庭：《重要的不是艺术》，第314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4. 颜峻：《身体是慌张的》，见载《艺术世界》2002年第4期 　　5. 王南溟：《受宪法保护：当代艺术“合法化”的条件》，见载《美术同盟》网站，2001年9月21日专稿。　　6. 易英：《现代主义之后与中国当代艺术》，该文收入易英文集《学院的黄昏》，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 　　7. 巫鸿主编《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第252页，澳门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8. 侯翰如：《消费更解恨！》 　　9. 杨宇全：《人体书法、人体彩绘与脱衣舞》，见载《美术报》2003年1月18日第8版　　10. 杨天娜语，见载《艺术世界》2002年第2期　　11. 栗宪庭：《不确定，虚拟感官感想的日常生活：杨勇》，见载《艺术世界》2002年第2期 　　12. 同1。 　　13. 罗子丹：《群体、自我的反思——有关行为艺术》，见载罗子丹个人网站。　　14. 高岭：《中国当代行为艺术考察报告》，见载《今日先锋》第7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　　15. 陈泱：《行为艺术有界限吗？》，见载《天涯》杂志1999年第4期。　　16. 费大为：《展览和展览策划》，见载《第一届全球华人美术策展人会议文集》，1998年台湾省立美术馆、中国时报文教基金会主办。另见《美术观察》1999年第5期。　　17. 岛子：《行为艺术：从仪式震惊到暴力丑学》，见载《世艺网》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