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蓝论坛»论坛 › 合 › 资料 › 阅读录入 › 约翰·福尔斯：《可怜的Koko》

查看: 2861|回复: 3

约翰·福尔斯：《可怜的Koko》

4 主题	0 好友	303 积分

新手上路

Rank: 1

发消息

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07-8-4 13:58:5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可怜的Koko* [英]约翰·福尔斯著张和龙译                 Byth  dorn  re  ver  dhe’n  tavas  re  yr，                 Mes  den  hep  tavas  a- gollas  y  dyr⑴。     侦探和惊险小说中的某些恐怖场面已经让影视给终结了，因此我怀疑一条悖谬而逆反的新规律已经形成：这些恐怖场面越是频繁地出现在屏幕上，就越难在观众的真实生活中发生。这篇故事所要讲述的是一次沉痛的个人经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次经历发生前的一两个月，我和英国广播公司一位聪明伶俐的年轻天才有过类似的争论。我激愤地断言，新闻越是荒诞离奇，接受者就越感到坦然，这是因为荒诞离奇的事情发生在别的地方，反而证明这种事情过去没有在当地发生过，现在也不会发生，将来更不会发生。我的断言让他感到闷闷不乐和忐忑不安。毋需多说，我只好退让，并承认现如今我们当中的邦葛罗斯⑵把悲剧看作是别人的特权其实是极其邪恶和反社会的人。     然而，在那个历经磨难的夜晚，我从梦中苏醒过来，满腹疑团而且惊魂未定地躺在床上。我暗想，刚才是在做梦，啪哒啪哒的声音一定是来自我黑暗的无意识，而不是来自外在的现实。我撑起手臂，环顾漆黑的房间，随后又侧耳聆听。理智告诉我，我所担心的事情即使在伦敦发生了一千次，也绝不会在我此刻所在的地方发生。我准备回身躺下，结束这个慌张的举动。这是我入住这座陌生的别墅的第一夜，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我从来都不喜欢清静，无论是清静的人，还是清静的地方。我在伦敦有一套公寓，我很怀念窗外那通宵达旦的熟悉的嘈杂声。     这时，楼下传来一声轻微的玎玲声，或丁当声，仿佛金属意外地碰在玻璃或瓷器上。如果只是一声嘎吱声，大门轻微碰撞的砰砰声，也许会让人联想到其他可能性。可是这个声音不会。我的惶恐不安很快就变成了极端恐惧。     我的一位朋友曾主张，有一些经历，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在活着的时候体验一下，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认为自己肯定会溺水丧命就是一种；在一次不太重要的宴会上与别人的妻子偷情被当场捉住又是一种；遭遇鬼魂是第三种；杀人是第四种。我还记得，尽管我当时补充了一两个同样荒谬的经历，但暗地里我不得不懊丧地承认：现实生活中，这些经历没有一件属于我。我在生活中碰到过种种烦恼，但从未想到过要用杀人来解决问题，哪怕是一闪念；有一两篇书评在评论我的作品时，不公正得无可饶恕，我也没有想过；因为糟糕的视力，我未能在二战时从军杀戮。我曾和别人的妻子偷情过，是在二战期间，在短暂的私通中，她的丈夫远在北非，因此我们毫无危险。蹩脚的泳技反而让我安然无恙，使我远离被溺毙的危险；至于鬼魂，说不清为什么总要缠上别人，似乎决心要避开我这种不信鬼的人。然而现在，平平安安地活了66年，我终于遭遇到了这些“不可或缺”的经历的另一种：本以为独处一室，却发现屋子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     如果书还没有让我学会膜拜与渴望文字中的真理，那么我算是白活到现在。在这篇记述中，我绝不会把自己描写成一个与现实的我截然不同的人。我从未自诩为实干家，尽管我认为，自嘲或反讽的语气让“书呆子”这个词显得不那么公允。早在寄宿学校的时候，我就知道，享有风趣的薄名，或具有戳穿假面的小技，可以部分抵消“书虫”和“读死书”等绝无褒义的恶名。毫无疑问，我心中怀有典型的残疾者的怨毒，我肯定不会说我从来都不喜欢，恐怕，偶尔也会推波助澜地传播些流言蜚语，来败坏另一位作家的名声。我的最成功的拙作《文学中的侏儒》，也不是它本身所宣扬的客观的、旁征博引的分析的典范。我总是非常遗憾地发现，鄙人的缺点比别人的优点更加有意思；我也无可否认，书──写书，读书，评书，努力出书──已经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但这并不等于生活本身。正是为了写一本书，我才入住这个夜半惊梦的地方。我早该来这个地方了，真所谓得其所哉。     那天白天，我携带着两只手提箱，从歇波恩车站上了出租车。那只大箱子里装满了资料：笔记、手稿和必备的文本。我一生的志向──写一部最权威的托马斯·莱弗·皮考克⑶评传──快接近尾声了。我毋需夸大其词，直到4年前，我才开始严肃的创作。早在20出头的时候，我就渴望写成这样一部著作。尽管总是有合理而实际的理由表明，其他迫在眉睫的事情应该优先完成，但是这件事最接近我的灵魂。我进行充分的备战，打算发动最后的冲刺，结果发现，伦敦，这个可恶的新伦敦，看来决心要效仿纽约的伦敦，打破了我小小的写作计划。在我的梅达谷公寓的街对面，一项长期搁置的、更大的工程计划突然实施起来。不仅仅是因为拆房时乍起的喧嚣和烟尘，而是因为我知道，巍然屹立的意大利式楼厅已成废墟，即将竖立的一幢可悲的假摩天大楼，会很快让我丧失亲西方的真知灼见。我只能把这看成是对皮考克所反对的一切事物的歌颂，对一切非人道的、反智慧的和不平衡的事物的歌颂。对这种干扰的憎恨开始影响到我的写作；初稿中的一些段落借皮考克之名，发与我年龄不相符的无关冗论。此类长篇大论若出现在合适的地方，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评传里大发宏论，不仅文不对题，而且也背离了我的理性判断力。     一天晚上，我在汉普斯代两位老朋友的家中，痛苦地（并无恶意）向他们倾诉着这一切。莫莱斯和珍妮在北多塞特有一间别墅，多年来，我在别墅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周末。我必须坦白，我的快乐更多地来自社交聚会，而不是乡村的环境。我不喜欢乡村，我钟爱艺术中的大自然，远远胜过现实中的大自然。然而当时，我带着强烈的恋旧情绪，想起了冬青别墅和别墅附近幽闭的峡谷，它成了我应急时的完美避风港。当避风港送来的时候，我还敷衍地推辞了一番。我笑嘻嘻地听任珍妮对我突然向往乡村的取笑。她对乡村的天高云淡顶礼膜拜，在她看来，我对乡村的态度时冷时热，真不光彩……我从来都不喜欢托马斯·哈代的作品。我的衣袋里正式揣上了钥匙，珍妮趁兴为我导购，莫莱斯扼要介绍电水泵和中央供热器的使用秘诀。配备了这么点知识，我在夜半惊醒前的那个下午，满怀着真心的喜悦，入住这个简陋的萨宾农场式的地方。我之所以感到惊诧和难以置信，无疑也是因为入睡之前，我始终处于一种专心状态。这种状态表明，未来几天肯定会才思如涌。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状态。     我笔直地坐在床上，清醒地意识到，我屏息听到的声音不是从楼下的起居室里传来的，而是从楼梯上传来的。我傻愣愣地坐着，样子非常滑稽，毫无勇敢可言。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孤零零的，而且这幢房子也是孤零零的。沿那条小路走400码才有个农场；过了农场，大约再走半英里才有村庄。村里的警察肯定在睡大觉。电话在楼下的起居室里，因此，警察像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别指望此时此刻能得到他的帮助。为了增加自信，我本可以发出巨大的响声，希望闯进来的人不会因行窃而冒险。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职业窃贼一般都会避开暴力的。可是常识又告诉我，偏远的多塞特高地不是职业行窃者发挥专长的地方。不速之客很可能是一个神经质的乡村业余行窃者。我想起了和莫莱斯的一次谈话：在这样的乡下，犯罪率如此之低，融洽的社会结构是其惟一的原因。相互之间都非常熟悉，所以人们要么遵纪守法，要么就无法无天。     丁当响的声音也许是自然界发出的声音，但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没有维持多久。这时传来了嘎嘎的响声，好像是椅子挪到一边的声音。我不得不面对现实：有人“光顾”冬青别墅了。为什么会选中这座房子，其原因再清楚不过了，尽管有莫莱斯的统计材料。别墅与外界隔绝，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当地人一定都知道，别墅属于从伦敦来度周末的人，只是到了夏天他们才来度长假。那天是星期三──当时是星期四，因为手表告诉我，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11月份。我不开车，别墅外没有汽车警示外人，屋子里有人居住；而且我还睡得很早，以保证第二天长时间写作时能精神饱满。     就我所知，屋子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职业窃贼的标准来看，肯定没有。房子里没有什么装饰，只有珍妮惯有的简洁和品位。我知道，屋子里有一两件精美的瓷器，几幅 19 世纪朴素的田园风光画，这些画现在能卖好价钱（究其原因，我个人不得而知）。我记得没有银器；我想，珍妮也不会把非常值钱的东西留给当地珠宝业的。     又传来另一种响声，让我稍感宽慰的是，声音仍然是从楼下传来的。似乎是模糊的气流声，也许是卡住的碗橱门形成的。我对房子原有的声音一点也不熟悉，这些声音只有长住者才熟悉。不过，我终于采取了积极行动，也就是，我在黑暗中摸到了眼镜，然后戴上。接着，我从被窝中抽出腿来，坐在床沿上。无疑是条件反射，我做得小心翼翼，仿佛我自己是窃贼一般。我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果搏斗起来的话，我肯定会变成软蛋的。可是不打照面，我又无法拿到电话；这年轻人──我断定这家伙是个长头发的乡巴佬，拳头像锤子，大脑也不示弱──不会让我打电话的，除非搏斗一场。这时，我也在听其他声音──低声说话的声音。我根本无法确定，我要对付的是不是只有一个人。若是两个人合谋，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必须承认，当时我内心极为自私。反正偷盗的不是我的财物。对我个人来说，惟一价值连城的物品是我的书稿，还有与皮考克评传相关的资料。我的书稿摊在楼下的桌子上，那是一间会客厅，离我最远的一间房。对在楼下翻箱倒柜的半文盲来说，它们是没有任何危险的。也许，对一个稍有文化的人来说，这些文稿明明白白地在警告他：别墅里并非空无一人。至于其他更为明显的居住痕迹……不仅我的懒惰害了我，而且爱整洁的习惯也害了我──我动手做了一顿晚餐，饭后，我把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洗好了碗盘；我还嫌麻烦，没有采纳珍妮的建议，用壁炉里的柴禾生火“把那地方暖起来”。天气潮湿而温和，有点像伦敦，我也嫌麻烦没有打开中央供热器，只烧过一只电炉，现在肯定冷下来了。电冰箱未曾打开过，因为我没买过需要冷藏的食品。热水器的红灯在我床头的碗橱里闪烁着。我曾把楼下的窗帘重新打开了，准备迎接晨曦；我把另一只箱子随身搬到楼上。即使是有意为之，我也不可能把我存在的痕迹抹擦得这么富有成效。     尴尬的处境让人难以忍受。更多的声响表明，楼下的窃贼相当自信，仿佛是这幢房子的主人。无论我怎么扯起耳朵细听，都听不到一丝一毫的低语声；可是情况越来越明显，窃贼迟早要上楼来碰运气的。活到现在，我一直憎恨暴力，憎恨大多数情况下的身体接触。自童年开始，我就没和人打过架了。初中时的一位老师曾用他特有的冷漠语调称我是“小米虾”，此后我的朋友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个绰号。对我来说，这个绰号似乎并不很确切，因为小米虾移动时至少还有点速度和灵巧，而我连这些微弱的优点也没有，只有瘦小的躯干和极其干瘪的“肌肉”。我的家人相信，我的体质注定了要早逝，只是在最近，我才没有让他们的预言成真。我喜欢把自己排在──我得赶快加上一句，我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从身体的角度来说──蒲柏⑷、康德、伏尔泰等人的行列中。我只是想解释，我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倒不是我害怕受伤，或怕死，而是心知肚明，导致伤害和死亡的行动肯定是无济于事的。     还有，我刚才提到了才思如涌的专心状态，这种状态保证了未来仍然会有充满活力的智性生活。我多么渴望最后一稿能够杀青，渴望激活这个迷人的、仍然不被重视的课题，让它出现在锃亮的书页上。我很少在书稿完成大半的时候这么自信过；坐在床上，我同样感到自信，即使处在目前这个荒唐的情况下，我按期完成书稿的计划也是没有任何危险的。我尴尬的处境在本质上仍然是痛苦的。我盼望听到随时上楼的脚步声。这时传来一个声音，让我的心随之跳动起来，我意外地松了口气，这个声音我还能记起来。房子的大门是用木门闩插上的。门上有个插销，打开时不会有声音，但门闩有点硬，用力时会发出咯嗒的声音。我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接下来的声音是从门外传来的。我听得出来，这声音是窄小的庭院前门轻轻发出的吱呀声。院门外是那条小道。真让我感到意外，不速之客认为他可以满载而归了。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朝卧室的窗口摸过去。别墅的外面始终漆黑一片，我稍稍吸了口新鲜空气，带着非合法主人的沾沾自喜，房客们常有的沾沾自喜，我打算回床休息之前，再瞅一眼前门。即使放在白天，我的近视眼也看不出什么可疑的名堂。可是我只想瞥一眼他黑色的背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也许，只是想验证一下，我已经平安无事了。     我透过狭小的窗口机警地向下窥探着，窗子下面是经过别墅的那条小道。我本以为什么也看不见；可是这一看让我大吃一惊，而且感到心悸：我能看得清清楚楚，原因非常简单，楼下起居室里仍然灯火通明。我能看见院门上的白色木条，但看不见离去的那个人的身影。有几秒钟，一切都很寂静。接着，我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轻轻地，谨慎地，但绝对不是因为怀疑我的存在而作出的那种谨慎。我冒然地把窗帘开大了些，可是轿车，货车，不管是什么车子，却藏在枝繁叶茂的冬青树丛的后面（别墅的名称因冬青树而来）。我略感困惑，这辆车子开进来，而且停在那儿，怎么没把我吵醒？那条小道绕别墅而过，缓慢地爬向那座山丘。很有可能，车子是关上了引擎滑行着开下来的。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汽车的关门声说明了窃贼已经离开。可是楼下的灯光仍然亮着，无论窃贼如何愚笨，他也不会犯这种错误，如果他真想离开犯罪现场的话。我的疑惑并没有维持多久。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庭院的门口。身影穿过大门，朝房子走来。我还没来得及转身，身影就不见了。接踵而来的事件迅捷得令人心寒。飞快的脚步声朝楼上爬来。我突然惊惶失措起来：我必须做点什么，我必须行动起来。可是我站在窗子旁，就像紧张症发作的病人，无法动弹。我想，我所害怕的是我恐惧的内心，而不是恐惧的事物。我之所以僵硬不动，是因为我更清醒地知道，我千万别采取什么行动。     脚步声来到楼梯的小平台上。平台两侧，别墅的两间卧室的门相向而立。如果入室的窃贼转身向右，而不是向左，我该怎么办……我听到了卧室门把手转动的声音，我真是幸运至极啊。四周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瘫痪状态持续着，仿佛我仍然徒劳地希望，这个陌生人会转身离去。可是一盏手电筒照过来了。手电筒一下子照在我刚刚起身的凌乱的床上；不到一秒钟，手电筒就在窗子旁边发现了我，完全一副傻呆呆的样子，光着脚，穿着睡衣。我还记得，我举起了手臂，护住眼睛，遮挡手电筒眩目的光柱，尽管举手的姿势也像是无助的自卫。     沉默。看得出来，拿手电筒的人并没有打算逃跑。我作了微弱的尝试，希望能稳住局面。     “你是谁？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当然，第一个问题问得愚蠢，第二个问题也是白问。不管他回答还是不回答，问这两个问题也是应该的。我又尝试。     “你无权待在这儿。”     手电筒从我身上离开了一会儿。我听到对面卧室门打开的声音。可几乎在同时，手电筒的强光又照得我眼花缭乱。     又是短暂的沉默。这时，终于听到了一个声音。     “回到床上去。”     说话的语气让我感到一丝宽慰。我原以为是多塞特口音，无论如何也应该是粗野的没文化的声音。可这个人的声音平板而斯文。     “来吧。回到床上去。”     “没有必要动粗。”     “好的。那么照我说的去做。”     我迟疑了一下，然后回到床边，紧张地坐到床沿上。     “把腿盖上。”     我又迟疑了一下。可是我别无选择。至少，我的身体还没有遭到粗暴的对待。我把双腿伸进被窝，保持着直立的坐姿。手电筒仍然照得我头昏眼花。更长时间的沉默，仿佛有人正对我进行着破译和评估。     “现在是眼睛罩子。拿下来。”     我取下眼镜，放在床头的桌子上。手电筒离开了我一会儿，正寻找着开关。房间里的灯打开了。我看到了一个朦胧而年轻的身影，他中等个头，一双奇怪的黄手；接着我看见他身穿一件微蓝的罩衫，我想是粗布织成的。他穿过房间，朝我坐着的地方走来。我发现他的步伐轻松而矫健，便认定他的年龄在20出头。他的一张脸影影绰绰的，起初，我以为是因为我近视，现在才知道原委。一条女用尼龙长袜蒙住了眼睛以下的部分。头发是黑色的，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针织帽子；眼睛是棕色的。这双眼睛对我端详了良久。     “他妈的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伙计？”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滑稽，所以我没有回答。他伸出手，拿起我的眼镜，稍稍拭了一下镜片。我意识到那双手上别扭的黄色是卫生手套的颜色──当然，是避免留下指纹。面罩上的那双眼睛，就像某个隐蔽的多疑的动物的眼睛，再次注视着我。     “从来没有碰到过吗？”     “肯定没有。”     “我也没有。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了。对不？”     我微微点头表示同意。他转过身，朝他进来时我站过的地方走去。他打开窗子，然后随手把我的眼镜扔到黑暗中──至少我看见了他手臂的动作，这个动作只能是扔眼镜。这时，我确实感到愤怒，但表达愤怒是愚蠢的。我看着他关上窗子，然后插上插销，拉上窗帘。他回到床边。     “对不？”     我没有说话。     “别紧张。”     “我想我不能不紧张。”     他叉起手臂，目不转睛地看了我几秒钟，随后他用手指着我，仿佛我问过他某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我得把你绑起来。”     “很好。”     “不在乎吗？”     “不幸的是，我没有选择。”     再次沉默。随后他有趣地抽了一下鼻子。     “上帝。我想过很多次。想过上千种办法。可从未料到会是这样。”     “很抱歉让你失望。”     又是短暂的评估。     “原以为你只在周末使用这个地方。”     “我碰巧从房主那儿借用。”     对这句话他思忖了良久，然后又用黄黄的手指着我。     “我猜中了。”     “你猜中了什么？”     “谁愿为朋友挨揍。对不？”     “亲爱的年轻人，我比你矮一截，岁数是你的3倍。”     “当然。我只是开开玩笑。”     他转过身，朝房间四周打量着。看来，我本人比盗窃良机更让他着迷。他斜靠在抽斗柜上，又对我说话。     “那只是你的看法。不识相的家伙们总要搏一下。拿着什么铁钎和刀子，晃悠悠地冲着你。”     我吸了口气。     他说“财物。财物糟蹋人。懂我的意思吗？”他又说“而你没有什么财物。是的。”     我的眼睛紧盯着毛毯下面的双脚。在我读过的所有恐怖故事中，没见过对受害者的动机进行分析。他用手电筒比划着。     “你本该大喊大叫，伙计。我会一溜烟跑走的。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了。”     “我冒昧地说一句，你要做什么，可不可以快一点？”     他又抽了一下鼻子，仍然盯着我看，随后摇了摇头。     “好极了。”     我想到过各种各样的行为，快捷的、有目的行为，其差别只是痛苦的程度不同；我没料到，两个不期而遇的陌路人，制造着闲聊的可恶假象。确实，我本应该感到宽慰的，可是我宁可遇见熟悉的魔鬼，或遇见一个知道自己是谁、该干什么的人。他一定从我的脸上看出了这一点。     “我专偷没人住的房子，朋友。不偷小人物。”     “那么发发慈悲，别再玩猫捉老鼠了。”     我说话尖刻。我们朝荒唐又走近了一步。他的声音几乎带着温和的责备。     “嘿。我属于那种胆小怕事的一类。你可不是。”他摊开黄黄的双手。“我刚才给吓了一跳，伙计。你本可以站在这儿，给猎枪装上子弹。或别的什么。我一开门，你可以把我的肠子打飞。”     我运足了力气。     “你闯进了两个正派、守法但不太富有的人的家里，掳掠他们的财物，这难道还不够吗？这些东西不值很多钱，但他们却非常喜欢和珍爱……”我没把话说完，也许，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说完他认为是多余的话。我的愤慨来得太迟了。我刺激他，但是他平静的语调让我更加感到恼火。     “他们在伦敦也有豪宅，对不？”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面前的这个人属于那个（令我们这代人）困惑的新世界，无阶级的英国年轻人的新世界。没有人比我更真诚地憎恨阶级歧视的了。现在的年轻人甩掉了那么多古老的阶级特性，我并没有感到一丝不安。我只是希望他们还没有抛弃掉其他许多东西，如对语言和真才实学的敬仰，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东西属于可耻的资产阶级。同样有一批年轻人活跃在文学世界的边缘，我非常了解他们。除了摆出解放的姿态，除了自以为没有阶级性以外，他们通常写不出什么来。他们还死抱着这些姿态不放。据我的经验来看，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对一点点的优越都极为敏感，因为“优越”这个词是对他们思维紊乱、文化狭隘的新偶像的挑战。我知道，我刚刚触犯了一个特殊的天条：你们拥有的将不仅仅是一只破烂的街头草垫。     “我懂。犯罪是优秀革命家的职责？”     “不光是面包。你已经提到了。”     突然，他从抽斗柜的旁边搬来一把椅子，颠倒过来，然后横跨在上面，手臂伏在椅背上，手又在指着我。     “就我看来，从我出生的那天起，窃贼们就一直光顾我家。你懂我的意思吗？是制度问题，对不？你知道马克思说过的话吗？穷人无法盗窃富人。只有富人抢劫穷人。”     当时，我想起了一次极为相似的谈话，若不是在内容上，就是在语气上相似：一两个星期前的伦敦，一个到我住处来换电线的电工，竟然就工会的恶劣行径对我慷慨陈词了20分钟。他的神情同样是神圣而不容辩驳。这时，眼前的演讲仍在继续。     “给你讲点别的。我做事公平。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不多拿，对不？从不拿大东西。只光顾这样的地方。我拿到了高级的东西。已经拿在手上了。可是我又放回去了。亲爱的老伙计，他们会摇头，对遭窃的房主说，你很幸运，小偷的活儿很蹩脚。就像一个乡下人赶上了一条打捞船。沃尔塞斯特茶壶。约翰·塞尔·考特曼，对不？只是，真正的乡下人不知道什么叫阶级，只要一沾手，十之八九会上瘾的。所以，每次我受诱惑，我就想到制度，你懂我的意思吗谁在扼杀制度？是贪婪。还有我。只好随它去了所以我绝不贪婪。我从来没蹲过大牢。以后也不会坐牢的。”     曾经有很多人在我面前为他们的恶迹进行辩白，但从来都不像现在这么荒唐。也许，最大的荒诞就是那顶红呢帽。在我糟糕的眼睛看来，它酷似红衣主教的法冠⑸。如果说我开始忘乎所以起来，那么与事实是大相径庭的。可是我确实感到，在今后的几个月中，我完全可以凭我掌握的故事素材来混饭吃了。     “还有一件事。我做的事情。没错，伤害别人……你说过的。他们喜欢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也许，可以让他们看清，什么财产不财产的，全他妈是骗人的鬼话。”他拍打着椅子的靠背。“我是说，你想过吗？疯了。这不是我的椅子，也不是你的椅子是你朋友的椅子。只是一把椅子。它不属于任何人。我常这么想。要知道，我把东西拿回家。看一看。并没有感到是我的东西。它只是一件东西，对不？不会改变。只是一件东西。”他向后一仰。“那么你能说我错了?”     我知道，若要和这个年轻的小丑进行严肃的争论，就像是和马戏团的丑角来讨论约翰·邓恩·司各特的玄学：你只能成为他的笑柄。他的笨拙的问题是诱饵，想引我上钩。我强烈感到：我必须想方设法来迎合他。     “我同意，财富分配不均。”     “都像我这样行动起来就不会了。”     “如果人人都和你持相同观点，社会就不会维持很久了。”     他又动了一下。随后摇了摇头，好象我在棋盘上走了一步臭棋。突然，他站了起来，把椅子放好，随手打开柜子的抽屉，似乎草草地翻了一下。我曾把几枚零散的硬币和钥匙放在上面。我听见他随手把它们拨在一边。他什么也没装进口袋；这时，我暗暗祈祷，希望他没有注意到钱包不在。钱包放在外套口袋里，外套挂在门后的挂钩上，门开着，抵在墙上，所以外套被遮住了。他又转过身看着我。     “是这样。如果明天每个人都把自己杀死，那么就不存在人口问题了。”     “恐怕看不出有何相似之处。”     “你也是随口说说而已，伙计。”他朝窗户走近了几步，对着一面镶边小镜一个劲地照着。“如果人人都这样做，如果人人都那样做。可是他们什么也没做，对不？就好比说，如果换一种制度，我就不会在这儿了。可是我在这儿。对不？”     仿佛是为了强调他在这儿，他从墙上举起那面镜子。我不想在这非推理的奇境中充当爱丽丝。我就是我在它本身最著名的语境中可能会恰如其分，可是它不是理性交谈的基础。他似乎认为，我已经被他强有力的类推驳得哑口无言了。这时，他朝挂在房间后墙的两幅水彩画走过去。我看见他依次把它们取下，然后凝神细看，简直就像乡村拍卖会上某个即将取胜的竞价人。他最后把水彩画夹在腋下。     “对面那间──有东西吗？”     我吸了口气。“就我所知，没有。”     可是他带着他的“物品”消失在另一间房。他现在也不注意什么声音了。我听见更多的抽屉被打开的声音，衣柜的抽屉。我束手无策。如果朝楼下的电话冲过去，即使戴上消失的眼镜，一点成功的把握也没有。     我看见他走出来，弓身站在楼梯平台上，脚下黑绰绰的一个东西，像是提包或提袋。接着，我听到沙沙沙的纸声。最后他直起身体，又站在我的房间门口。     “不多要。”他说。“别在意。只要你的钱，是的。对不起了。”     “我的钱？”     他朝柜子抽屉点了一下头。     “我会给你留点零钱的。”     “你拿得还不够吗？”     “对不起。”     “我身上没什么钱。”     “那么你就要遭罪了，对不？”     他没做什么威胁的动作，声音里也没有明显的胁迫。他只是站在那儿看着我。看来，继续含糊其辞是没有用了。     “在门后。”     他又用手指着我，然后转身把门拉开。我的运动夹克衫露了出来。真是愚蠢透顶，我感到局促不安起来。为了避免在多塞特找银行的麻烦，我在离开伦敦时兑现了一张 50 英磅的支票。当然，他找到了钱包，同时也找到了现钞。我看见他把钞票取出来，随手点了一下。这时，让我惊讶的是，他走过来，把一张票子扔在床头。     “5 块钱劳务费。对不？”     他把剩下的钱塞进裤子的后袋，然后信手掏着钱包。最后他掏出我的银行信用卡，仔细打量起来。     “嘿嘿。完全一致。是你没错，就在楼下的桌子上。”     “桌子上？”     “那些打印稿。”     书稿的前3章已经打印出来。他肯定看过书稿的扉页，而且记住了我的名字。     “我到这儿来是写一本书。”     “你是写书的？”     “如果没有被劫的话。”     他继续掏着钱包。     “写什么书？”     我没有回答。     “楼下的那本书写的是什么？”     “写一个你连听也没听说过的人。请问，这讨厌的事情该结束了吧？”     他合上钱包，把它扔在 5 英磅钞票的旁边。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     “你们这帮人总是把我这样的人给看扁了。”     我竭力掩饰住心头腾起的怒火。“我的书是写一个叫皮考克的已故小说家。现在不太有人读他的小说了。我说的只是这个意思。”     他看着我。我又触犯了一个新的天条。我想我得更加谨慎。     “好吧。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他？”     “因为我钦佩他的作品。”     “为什么？”     “他的作品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我认为我们的时代相当缺乏。”     “比如说？”     “与人为善。彬彬有礼。而且还……”我差点脱口说出“合情合理”，“……讲究实际”。     “而我，则喜欢康拉德。他是最伟大的小说家。”     “许多人与你的观点相同。”     “你不是？”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说家。”     “最伟大的小说家。”     “肯定是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我对大海有点偏好。懂我的意思吗？”我点了点头，希望点得恰当，以表示我的赞同，可是很明显，他对我说过的话仍然耿耿于怀。“有时候，我看四处散放的书。小说。历史。艺术。我把它们拿回家。读一读。我敢肯定，我比大多数古董商还懂古董。要知道，我去博物馆。只是去看看。我从不偷博物馆。我认为，你们不光偷博物馆，而且还偷去博物馆参观的人。”他似乎等待我的回答。我又微微点头。我的后背发痛，说了这么多废话，我始终紧张地坐着。不是因为他的举止，而是因为他设定的节奏：本来应该是快速的急板，他却变成了缓慢的行板。“博物馆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属于私人所有。博物馆就是博物馆。每个人都可以去那儿。”     “就像在俄罗斯。”     “是的。”     当然，文学家向来对怪癖者望而生畏。一个人刚刚拿走你45 英镑，而你又并不富裕，你是无法用“亲切”这个词来形容他的。我对模仿别人的口音小有技巧──因为讲一讲别人的逸闻需要这个伤人的伎俩──在恐惧和恼怒中，我开始咂摸这个折磨我的家伙在思维和语言方面的一两个癖好。我对他微微一笑。     “也不管他们如何在博物馆对待窃贼？”     “伙计，我不会在那儿出手的。就这么简单。你不得不恨，是不？这儿可恨的东西太多了。也不成问题。好了，他们把很多事情给搞坏了。他们也不尝试一下。所以，在这个国家，像我这样的人不堪忍受。没有人试过。你知道有谁在这个国家试过？他妈的托利党们。我是说，还是有一些真正的好处。像我这样的人，都是他们身边的小人物。”     “这座别墅的主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不是托利党。其实，绝对不是。就这点而言，我也不是。”     “不必惊慌嘛。”     他说得很轻松。     “为这种事遭罪，我们真受不了。”     “嘿，你想让我感到内疚？”     “只是对生活的复杂性多了一点认识而已。”     他站在那儿，朝我瞅了许久。我心想，我又要舌战一番了，同他的假马尔库塞式的──如果不是赘述的话──天真。可是他突然掀开手腕处的黄手套，低头看表。     “太糟糕了。只顾乐了。没错。好了。我还要开车走很远很远的路呢，我得为自己弄杯咖啡。对不？你，你起来吧，抓紧时间，把衣服穿上。然后下楼。”     刚刚平息的恐惧又重新抬头。     “为什么要穿上衣服？”     “我得把你绑起来，伙计。我们不希望你在等待的时候受凉。对不？”     我点头。     “这才是好孩子。”他朝门口走去，可是又转过身。“还有，先生，也来点咖啡吗？”     “不用了，谢谢。”     “来杯茶？我这人随意。”     我摇了摇头。他下楼去了。我感到虚弱无力，浑身哆嗦得非常厉害。我知道，刚才的经历是整个过程中相对愉快的一段。从现在开始，我将不得不忍受数小时的捆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救。为了避免干扰，我没有安排邮件投递业务，因此不会有邮递员登门造访。至于牛奶，珍妮还提醒过我，我得亲自到农场去取。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人会经过别墅附近什么地方。     我从床上起来，开始穿衣服——楼下这个窃贼文质彬彬，与众不同，究竟什么来历，我在思索着。他说话柔声细语，至少能让我对他的出身有个大致的了解。无论他原籍何处，我敢肯定，他正常的生活环境是现在的伦敦，不管怎么说，应该是一座大城市。我听不到一丝地方口音。与怪诞的语言相比，也许这一点更能说明他不是工人阶级出身。总的来说，我感觉他在高攀而不是低就。很明显，他希望给我留下印象：他有权接受教育。我能相信，他通过了高级考试⑹，也许在某个红砖大学⑺读过一年书。我看出他很有自我保护意识，生就一副郁郁不得志的神情。这些我很熟悉，因为我朋友的一些子女就这样。     最近，莫莱斯和珍妮的幼子爱摆出同样的神态和不厚道来（他的父母感到羞愧难当；他们合乎典型的汉普斯代式的自由时尚，如果不堪容忍这场青春革命，他们就一无所是了）。他从剑桥退学，认为学习法律“彻底无用”。做律师的父亲无疑使他的退学更加痛快，他宣布要创作民间音乐。几个月后，他在这个领域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因此肝火日盛（我是从他父母那儿得知的），他又退隐到──如果是这个词──个毛泽东式的公社中。这个公社位于南凯新顿，是一个房地产富翁的轻浮女儿经营的。理查德在糟蹋青春，莫莱斯和珍妮的痛苦是千真万确、可想而知的。我在叙述理查德择业时有点不严肃，但是在叙述他父母的痛苦时绝不是在开玩笑。我曾描述过理查德初次走出剑桥大门时的那个痛苦傍晚。他谴责他们俩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他们俩毕生为高尚的事业而战斗，从核裁军到保护菲兹约翰大道的水榆树，却突然遭到他的迎头痛斥──他们的最大罪过（据珍妮看来）就是仍然住在1946年结婚时他们用几千英镑购买的老房子里。现在，这幢房子碰巧值 6 万多英镑。他们这类人成了每一个讽刺家有待讽刺的对象，背地里过着快乐的生活，台面上又为贫困阶层大声疾呼，这无疑是不协调的。也许，成功的律师不该踌躇满志，即使他向求助的行动小组⑻免费提供法律咨询；也许，工党议员（珍妮做了很多年）不该像伊丽莎白·戴维那样爱上了做饭。在理查德看来，他们过着这种四平八稳的生活，不以为盲目虚伪，反以为体面明智，真是罪莫大也。     莫莱斯愤怒地指责理查德自私而不负责任，我深有同感，但珍妮的结论或许更为准确。我认为她是正确的：背叛家庭是这孩子堕落的一个因素，但顽固不化的理想主义是他这类人身上的真正毒瘤。他沉醉在——或痴迷于——光荣艺术和崇高的革命生活方式的种种幻想之中，因此对常规的未来生活无可救药地深恶痛绝。珍妮一语中的：他想一步登天；如果需要两步，他就毫无兴趣。     我遇见的这个叛逆青年，采用了一种诡异的逻辑，显得振振有词，因此比年轻理查德的红小书更能成功地解决问题。至少，他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而且有他自己的一套。当然，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玩笑：是行动后的时髦辩解。亲爱的马克思也会第一个这么做的，尽管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老古板。     我毋需说明，当时，我并没有像刚才那样把他与理查德进行深入比较。我在穿衣服的时候想到了这个孩子，刚一思考就联想到了他。我感到困惑，楼下的年轻人怎么会知道冬青别墅的存在。我想得越多，越觉得别墅不可能成为行窃的对象。而且，他显然知道别墅的主人住在伦敦。这个情况他可以在外面的农场和当地的酒吧中探听到。可是他似乎太机灵了，不会冒这种不必要的危险。他为什么不能从马嘴里，确切地说，从叛逆的小马驹⑼的口中了解到莫莱斯、珍妮和别墅的情况呢？可以肯定，在理查德的身上，我从未见过一丝不轨或险恶的东西，我无法想象他会故意唆使别人来“光顾”他父母的财产，尽管在情急之中，他或许会对父母大吼大叫。不过，在那群未来的改天换地的年轻人当中，他也许提到过这个地方……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遇见的这个年轻家伙也自以为是同样的政治哲学家。他刚才说过，他要驾车走很远的路。他的话使人想到伦敦。这番猜测让我心惊肉跳，可是听起来又相当合理。     我还想通过他随口说出来的其他内容来证实这一点，这时，我听到他的声音从楼梯口传上来。     “你已经准备好了，老头。”     我只好下楼。我努力想问一个没有危险的问题，以证明我的猜测，可是又想不出来。即使我的猜测是正确的，但只要我说出我是理查德父母的朋友，他肯定会看出危险来的。     我看见他坐在那张结实的、破旧的农家桌子旁。桌子在起居室的中央。他手捧一大杯咖啡，当我出现的时候，他朝我举起杯子，毫无疑问带着嘲讽。在他身后，我看到厨房的过道灯打开着。     “你真的不要咖啡吗？”     “是的。”     “来点白兰地吗？碗橱里有一些。”     他的语气里夹杂着埋怨和关切，我又吸了口冷气。     “不用了，谢谢。”     我朝周围瞥了一眼。我发现有两三幅画不见了，我猜想，我身旁柜子里的瓷器比我上次看到的要少了。     “你最好到那儿去。”他朝身后的厨房点了点头，我一下子没明白过来什么意思。“去方便一下吧。”     莫莱斯和珍妮在别墅的背后增设了一个卫生间。     “你打算绑多长时间……”     “早上有人来这儿吗？”     “一个也没有。”     “好吧。”     他走到屋子的拐角。我看见他拿起电话号码薄，随手翻了起来。     “顺便说一下，电话掐断了。对不起。”     他继续翻着号码薄，随手从上面撕下了一页。     “对不？我会在10点左右给当地的警察打电话。只要我能睡醒过来。”可是他又很快补充道“开个玩笑，伙计。别紧张。我保证打电话。”随后又说，“你去不去呀？”     我走进厨房──看见了通往花园的那扇门。门上原先光滑的玻璃现在出现了一个锯齿状的黑洞。我暗暗咒骂远在伦敦的主人，他们为了家居的舒适而牺牲了应有的安全。我眼下的这个客人跟了过来，站在我身后的过道中。     “请不要把自己误锁在里面。”     我走进卫生间，关上门，双眼紧盯着门闩。卫生间有一个狭小的窗户，通向别墅的后院。本来我可以勉强从那儿爬过去，我想。可是他会听到我开窗的声音。而且，后院四周有一排密集的栅栏，惟一能走的出口是在房子的前面。     我回到起居室，看见他把一把温莎椅⑽放在敞开的壁炉前。这时，他要我坐下。我站在过道中，企图逃避这最后的羞辱。     “我可以向你绝对保证，我不会去报警，好让你有足够的时间……脱身，反正怎么说都行。”     “对不起。”他又要我坐下，而且举起了一卷东西，随后意识到我看不清。“胶带。不会弄伤你的。”     我心里仍然对这最后的屈辱大为光火。我没有动。他朝我走来。那张讨厌的尼龙罩面的脸有点猥亵，仿佛模具一般，逼得我退了一步。可是他没有碰我。     我挤过他的身边，在椅子上坐下来。     “乖孩子。下面把手放好，行吗？”他举起两片狭长的彩纸，肯定是从备用的杂志上撕下来的。“绑在手腕上，对不？撕胶带的时候，就不会粘住你的体毛了。”     我看着他把彩纸包在左手腕上，随后用胶带把左手腕紧紧地绑在椅子的扶手上。我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无法让它们停下来。我可以看见他的脸，这是我的印象，甚至可以看见尼龙下面黑绰绰的髭须。     “我想问一件事。”     “那么问吧。”     “你为什么要选这幢房子？”     “你想定居在这儿，是不？”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继续说道“好吧。窗帘。油漆的颜色。只是开始。”     “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可以嗅出一英里外的周末别墅。窗子上挂着的漂亮时髦的帘子。窗台上值20镑的油灯。还有其他许多东西呢。你看怎么样？不坏吧？”     他的话似乎滴水不漏，可是我摇了摇头。“为什么是这个地方？”     他开始绑另一只手腕。“任何地方，只要有傻瓜空着房子不住。”     “你是伦敦人吗？”     “你怎么看呢？”     显然，我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重要的信息。可是我觉察到他的诙谐下面有一丝不自在。他极其匆忙地把话题从他身上转移到我身上，也证实了这一点。     “你写过很多书，是不？”     “10 来本书吧。”     “写本书要多久？”     “要看写什么书了。”     “你正在写的那本书呢？”     “我做研究做了好几年了。做研究实际上比写要花更多的时间。”     绑完右手腕后，他沉默片刻。随后他弯下身。     我感到他把我的左脚腕朝椅腿推过去；接着，他又开始用胶带绑我的脚腕。     “我想写书。也许，有一天我会写的。”接着又问：“一本书有多少字？”     “正常说来，6万字是最低限度。”     “真多嘛。”     “我发现你的话⑾也不少。”     他抬头瞥了我一眼。     “不像你预料的那么多，对不？”     “是的。嗯……”     可是他又沉默下来，缠着胶带。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剪刀，把缠连在我左脚腕上的胶带剪断，随后又转移到另一条腿。     “我会把实际情况写出来。不光是实际情况。所有的情况。全部现场。”     “那么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你在取笑我。”     “绝对没有。写犯罪能吸引读者。”     “肯定。让人高兴。那么搞清楚谁来敲我的门。”     “你得把真实的背景掩饰起来。”     “那就不是实际的情况了，对不？”     “你认为康拉德──”     “康拉德就是康拉德，对不？”     我听到了剪刀的咔嚓声，这表明我的最后一条腿也被绑好了；随后他向外拉拉我的双腿，确保胶带不会松开。     “倒也是，好几年了。对不？几年的时间可不短。”     他站着，低头注视着他干的活。我感到难受，我现在成了一件包裹，问题只是包扎得是否安全。不过也有宽慰。现在不会发生暴力事件了。     他说，“不错。”     他走进厨房，几乎又立刻走了回来，手里拿着一长截凉衣绳和一把菜刀。他站在我面前，量出两臂长的一段，然后用刀对着绳子锯起来。     “也许得找你？给我写本书怎么样？”     “恐怕我不能写我不理解的事情。”     他猛力一拉，终于割开他想要的那截绳子。他走到椅子背后，我听见他在我脑后说话。     “什么事情你不理解？”     “我不理解你这般聪明的人的处事方式。”     他把凉衣绳拴在椅子靠背的横档上。他的手臂越过我的肩膀，绕过前胸，从我身体的另一侧穿过去。     “靠后挺直，好吗？”我感觉绳子在勒紧。接着，绳子的另一头又穿过来。“我以为都解释清楚了。”     “我能理解从事左倾暴力的年轻人，即使他们扰乱了公共生活。至少，他们的行动是为了一项事业。而你的行动似乎纯粹是为了个人利益。”     当然，我这样说，是希望找到某个更加有力的线索，来证实我对理查德的推测。可是他并没有上钩。我感觉他在椅子背后给绳子打结。接着，他又走到我的面前，细细对我端详着。     “怎么样？”     “极不舒服。”他站着打量了我一会儿，接着他又用手指着我。     “伙计，你的麻烦就是你听得还不够认真。”     我没有说话。他又注视了我一会儿。     “我现在要去装货。我会回来说再见的。”     他从过道的窗子下拿起一只大提箱，然后朝前门走去。透过起居室的门廊，我只能看见前门的一部分。他用提箱把门撑开顶住，随后在会客厅里消失了片刻。他走出来的时候，腋下夹着一件方方的、灰暗的东西，我猜是纸箱。他拎起提箱，随后隐入室外的黑暗中。前门轻轻地摆动着。寂静持续了将近一分钟。随后，我听见轻微的关车门的声音。边门吱吱作响，但是他没有直接进屋。他再次出现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把我的眼镜让我看了一下，然后放到桌子上。     “你的深度镜片──”他说，“仍然完好无损。真的不想来点白兰地吗？”     “不用了，谢谢。”     “取暖器？”     “我不冷。”     “对了。我得塞住你的嘴。”     他拿起胶带和剪刀。     “我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听到的。”     他似乎犹豫了片刻，随后摇了摇头。“对不起，伙计。必须要堵。”     这时，我看着他剥下胶带，剪好了四五截，在身旁的桌子上放成一排。当他伸手取第一截胶带的时候，我本能地把头撇到一边。     “这完全没有必要嘛。”     他等待着。“来吧。我们还是善始善终吧。”     如果他使用强迫手段的话，我肯定会竭力挣扎的。然而，他就像一位疲倦的护士护理一位不听话的病人。最后，我闭上眼睛，扭过头来对着他。我感觉胶带从侧面开始，然后紧紧封住我的可憎的嘴。胶带被抚平在脸颊上；接着是其余的胶带。这时，我又感到恐慌，我不能只用鼻孔呼吸。也许，他也同样感到担心，因为他默默注视了我良久。随后，他拿起菜刀和剪刀走进厨房。我听见菜刀和剪刀重新放入抽屉。厨房灯熄灭了。     我将毫无保留地讲述随后发生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都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描述我所遭受的痛苦。     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将丢下我，让我度过悲惨的不眠之夜。他将走出别墅，永远地消失。可是当他从厨房走回来的时候，便在柜子旁弯下腰，打开最下面的一扇门。接着，他站了起来，手里捧着一堆旧报纸。这些报纸是珍妮放在那儿用来点火的。我看着他，对他的行为仍然感到困惑──我说过我不冷──他跪在壁炉旁，壁炉的旧烟囱占了我身旁的半个墙壁。他开始把报纸揉成团，放在壁炉底部石板的中央。在此过程中，以及在随后发生的事情中，他不曾看我一眼。他埋头干活，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的。     当他起身消失在会客厅的时候，我知道……我不知道──或者说，我难以置信。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不得不信。我清清楚楚地认出了那个大文件夹的红色封面，文件夹里有我的创作大纲和许多主要段落的手稿；我认出了那个长方形的棕色小纸箱，里面装着我珍贵的参考书目索引卡片。我使出浑身的气力挣脱着手腕和脚腕，试图用胶带封住的口大叫。我肯定发出了某种声音，可是他未加理睬。     真是荒谬之极，我被迫眼睁睁地看着他蹲在壁炉旁，随手把我4年来断断续续、但是却不可替代的劳动成果丢入炉中，然后拿出点火器，身子凑向前，点燃了报纸的两三个边角。火开始烧起来，他轻轻地把一批批打字稿喂入火中。随后，他放入一迭厚厚的影印文件，包括书信手稿的复印件，当代人评论皮考克小说的文章复印件，以及诸如此类的资料。我不再发出声音，我也发不出声音，何况发出来又有何用？现在，说什么也不能阻止这种极其野蛮、无缘无故的破坏行为了。当别人绑住了你的手脚，你还提什么尊严肯定是很可笑的。我感觉气愤的眼泪无力地涌入眼眶，可是我只能竭力忍住。我闭上了眼睛，时间不长，我听到纸张从文件夹中撕下来的声音后，便又挣开眼睛。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依旧有条不紊地、镇静地把纸张喂入升腾的烈焰中。这时，我的衣服，脸，以及身体的其他裸露部分能感受到火的炙热。他朝后退了一点，开始把新燃料向前扔去，而不是丢在已经形成的火堆中。索引卡片被掀开，飘然落下，然后被火吞没。片刻过后，他伸手拿过火炉旁的一把拨火棒，把一两页只是发焦的纸和卡片推入火中烧起来。要是那把拨火棒能操在我自由的手里就好了！我会很高兴地用它敲碎他的脑袋。     他走进会客厅，仍然没有看我一眼。这次，他拿来了我详尽注解过的10卷本《文选》，以及许多皮考克的传记和评论书籍，这些书籍我随身带来，堆在桌子上。书中夹着的无数纸条伸出书外，一眼便知这些书的重要性。它们也被一本本地送入火中。他耐心地等待着，当火变弱的时候，他就用拨火棒把书页拨开。他甚至注意到我的那本凡·多伦的《生命》快要散架，便及时把它拧散，助它早点上路。我想，他会一直等到每一页、每一行字都化为灰烬时才离开。可是当他把最后一册书扔进火堆后，便直起身体。也许，他意识到整本整本的书比零散的纸头更不容易烧毁；或者说，他希望通过一个晚上的慢火把书烤焦、烧光；或者说，他毫不在乎，只要书的大部已经毁坏。他低头朝火炉凝视良久。随后，他终于朝我扭过头。他的手在动，我以为他要打我。可是他从我面前退了一步，仿佛要说明，即使像我这样“瞎眼”的人也不会看错他的手势。他对准我的是一只黄手攥成的拳头，而且不可理喻的是，那只大拇指高高地翘着。这是慈悲的符号，可是这儿没有慈悲。     可以肯定，他至少让这个令人费解的手势保持了5秒钟。接着，他转身朝门口走去。他朝屋子四周瞥了最后一眼，似乎一点也不生气，就像一位爱整洁的工人正在检查一切是否井然有序。我想，我不在他的视线之内。     灯熄灭了。我听见前门打开，随即又关上。前院的小门嘎吱吱作响，随即也应声关上。我坐在那儿，心烦意乱，看着燃烧的火焰及其恶毒吞噬的影子，闻着焚烧人类知识的刺鼻气味，这气味肯定是人的肉体火化后最令人痛苦的一种气味。车门关上，引擎发动，他在小道上转弯时换档，车前灯的灯光在关上的窗帘上闪过。接着，我听见汽车从村子朝小了5 秒钟。接着，他转身朝门口走去。他朝屋子四周瞥了最后一眼，似乎一点也不生气，就像一位爱整洁的工人正在检查一切是否井然有序。我想，我不在他的视线之内。     灯熄灭了。我听见前门打开，随即又关上。前院的小门嘎吱吱作响，随即也应声关上。我坐在那儿，心烦意乱，看着燃烧的火焰及其恶毒吞噬的影子，闻着焚烧人类知识的刺鼻气味，这气味肯定是人的肉体火化后最令人痛苦的一种气味。车门关上，引擎发动，他在小道上转弯时换档，车前灯的灯光在关上的窗帘上闪过。接着，我听见汽车从村子朝小山开过去。顺着那个方向开，小道（我知道，因为傍晚时分送我来的出租车走的就是这条道）最后与通往歇波恩的大路会合，这一路上不会经过任何地方。     只剩下我一个人与寂静、灾难和即将熄灭的火焰为伴。     我不想过多地描述我如何坐等近10个小时的痛苦。看着炉火渐渐熄灭，心中日益感到不安，刚刚遭受的无情打击让我怒火中烧。我抛弃了在眼前这不折不扣的灰烬上建立高楼大厦的一切幻想。这个世界发疯了，我再也不管它会怎么样了。我会在有生之年致力于报仇雪恨，追击这个施虐狂般的年轻恶魔。我会搜索伦敦每一个可能找到的咖啡馆，我会叫莫莱斯和珍妮最精确地描述每一件失窃的物品，我会无情地追查我对理查德的种种怀疑。有一两次我睡着了，一两分钟后又醒过来，仿佛从噩梦中醒来一般，然而我知道，噩梦原本就是现实。我尽力扭动着四肢，以保持血液循环的畅通。有很多次，我试图挣开四肢和口中的胶带，但都失败了。我尝试着转动椅子，但也未获成功。我又诅咒起珍妮来，诅咒她铺在地砖上的垫子。双脚在垫子上无法滑动，我找不到任何着力点。我知道，由于事先没听他的劝导，四肢麻木，还有强烈的寒冷让我越发感到痛苦。     终于，一线曙光极其缓慢地透过窗帘照进来。不久，一辆早行的汽车经过，并朝村子开过去。我试图用封住的口喊叫，但是没有用。汽车轰隆隆开过去，随即又听不见了。我又努力把椅子朝窗子蹭过去，但挣扎了15分钟后，只挪了一码的距离。最后一次用力挣扎的时候，差点让椅子失去平衡，朝后面倒去，我只好放弃。又过了片刻，我听到一辆拖拉机从小道上开过来，无疑是从农场开过来的。我又试图高声求救。可是拖拉机缓慢地开走了，并朝小山爬去。那时，我才正儿八经地害怕起来。无论我对这个年轻人多么信任，但在最后时刻我彻底丧失了信心。如果他能信守什么诺言的话，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对他来说，违背报警的许诺简直是小事一桩。     后来，我意识到，向前挪动，朝别墅的前面挪动其实是犯了一个错误。身后的厨房里有刀，而且我发现，向后移动要更加容易，因为我可以用鞋掌撑出更大的后推力。我开始朝厨房一寸一寸地挪过去。一个灯心草垫子的边缘很难通过。可是在上午11点，我终于缓慢地挪进了厨房，我感觉自己真想大哭一场。之前，我不得不坐在椅子上小便。现在，无论我怎么努力，我的手指都够不着放刀具的抽屉。最后我陷入听天由命的绝望之中。     总算在午后不久，我又听到一辆车子开过来：那天上午的第七或第八辆车。这辆车在别墅外停下。我的心跳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我又诅咒自己没有按原计划向前挪动椅子。又一声敲门声，随后便悄无声息。乡村警察的愚蠢让我感到气恼。可是我冤枉了这个家伙。没过多久，一张关切的警官面孔透过厨房门玻璃的锯齿状黑洞朝我投来注视的目光。     经过就是这样。从被救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将简述一下实际的后果。     解救我的警官很友好，而且工作效率高。那天，每个人都很友好，而且高效。他一割断胶带，就坚持用古老的英国方式解决了有关活命的所有大问题。只是当他顺着两杯红茶看到我的时候，他才回到车中，用无线电报了案。我还没来得及换上干净的衣服，就来了一位医生，很快又来了两位便衣警察。那位医生宣称我毫发未损，随后我便接受了稽侦员的漫长询问。在此期间，警官离开了别墅，到农场给莫莱斯和珍妮打电话。     我相信靠这个故事混饭吃至少是没有错的。“蒙面魔王!”类似的插话不时打断我的叙述。我的书稿被焚让那个稽侦员疑窦重重，比如说，我有宿敌吗？我只能让他的期望彻底破灭，其程度不亚于伦敦的文学黑手党们去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可是“选中”这座别墅，他并不感到吃惊。这种犯罪越来越频繁。我甚至觉察到一丝钦佩的嘟囔声。这些“逍遥的独行客”们似乎都是聪明的家伙，他们从来都不在自家附近“下手”，而是把目标放在大城市，利用人们新一轮周末去别墅度假的狂热。那个稽侦员坦言说，很难知道要搜查什么地方。可能是伦敦……或者是布里斯托尔，伯明翰，任何地方。他认为这一切应归咎于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带给“流氓们”更大的机动性。     我没有把对理查德的猜想说出来。我觉得至少还欠莫莱斯和珍妮的人情，应该私下里先和他们讨论一下。警官已经告知汉普斯代的珍妮，她深表同情，并保证他们会立刻赶到。随后农场主和他的妻子出现了，为没有听到一丝动静而连连道歉；接着是一位电话接线员……我对应接不暇的事情表示感激，他们至少把我的注意力从遭受的打击中分散开来。     7 点过后不久，莫莱斯和珍妮乘车赶到，我只好把故事从头到尾又说了一遍。他们没来之前对我的个人损失一无所知。这时，他们善良地认为，与我相比，他们的不幸算不了什么。我尽可能向他们表明我对理查德的猜疑，不过却省略了我如何领教政治哲学的有关细节。最后，我看见珍妮朝莫莱斯看去，我知道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几分钟过后，莫莱斯知难而上，给伦敦的儿子打电话。他说话婉转，自然，他没有指责他蓄意合谋，但是却像一位优秀律师那样盘根问底。他挂下电话后说，理查德发誓说他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提到过别墅。他（莫莱斯）相信他。可是我能看出他的不安。没过多久，那位稽侦员又出现了，他来取失窃物品的清单，我听见莫莱斯把清单放在他面前。我很清楚“公社”随后被查抄了，可是除了不可避免地发现大麻以外，其他相关的东西什么也没发现。有几个年轻人找不到合理的时间证人，但没有一个与我的描述相符。这条线索的调查毫无结果。     随后的几周、几个月，其他线索的调查同样毫无结果。用公共术语来说，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被侦破的小案。我无法断言，这件事已经无可挽回地影响了我的创作自我。我在悲伤中度过了一个月，我想，是处于一种阴沉的郁闷中，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消除的郁闷，只要他知道书稿对我来说是何等重要。我并没有把与书稿相关的东西都带到多塞特。书的3章打印稿装在纸箱中，仍然留在伦敦。我发现，我的记忆比原先的估计要强得多。这涉及到某种挑战。有一天，我相信朋友们的  话是对的，皮考克评传可以重写。而且这项工作我已经完成大半了。     奇遇的结局似乎是非常平淡的。可是我想说的并没有完全说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写下的这些内容只是一个开端。     就像我重写的皮考克评传与被焚的皮考克评传不可能完全相同一样，我不能肯定，我对半夜奇遇的复制是精确无误的。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有可能言过其实了，特别是在转述我与迫害者之间的对话时。也许，他并没有像我所描述的那样，一而再地使用黑人权力⑿（或别的什么来源）的愚蠢切口；也许，我对他的一些真切感受产生了误读。     然而，让我感到不安的远不是一两个微不足道的曲解或不精确的回忆，而是我对发生的事情始终无法理解。我把它写下来，实际上想得出某个积极的结论。萦绕在我心头的很多疑问，可以归纳成两个问题：为什么要焚书稿？为什么要焚我的书稿？问题的实质在于：我身上的什么因素驱使这个年轻的魔鬼做出了这样的行为？     我不能把它仅仅当作是代沟之战中的一次离经叛道的举动。我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典型（尽管最初几周内，我在激愤中说过一些话），他也不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典型，说得更确切一点，我并不认为，那最后不可饶恕的行为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典型行为。也许，他们鄙视我们，可是对我来说，一般的年轻人似乎比我们年轻的时候更加讨厌。大家都知道他们对爱的态度，对可怕的放纵社会以及其他事物的态度；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在贬低爱的时候，也强烈地贬低恨。焚烧书稿与对诅咒的需要──也许双方都需要──是有关联的，因为我相信，他根本不具有代表性。     接下来是一个难解之谜：在这个不可饶恕的行为之前，却是温和的、几乎友好得令人惊讶的举止。他说他不想伤害我的身体，我相信他。他说话并没有含糊其辞，不像某种似是而非的威胁。我完全可以肯定，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是，这无法与他恶意的、残忍的最后行为（针对一位没有还手之力的老人）统一起来。起初，我还认为他的善行是居心叵测的：开始时友好，只是为了蒙骗我，或者说，至少从他提到楼下的书稿时候起。可是现在，我真是一无所知了。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我想，甚至可以先赦免他的罪过，如果这是提出问题的条件——只要能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作出这个决定的。在卧室里，我很不幸地表现出来的居高临下让他恼怒；对他的动机我提出过质疑，而且拿来同真正的年轻政治革命家的动机相比，这无疑也刺伤了他。可是，这两点似乎不会、现在仍然不会招致如此野蛮的报复。     接下来是第二个难解之谜：从一开始，他就对我的行为明显表示叱责。我现在内心感到愧疚，因为就这件事我第一次说了真话。我曾对警察，对莫莱斯和珍妮宣称，我在熟睡中被惊醒了。我未作抵抗，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责，因为，入室者与受害者仍然是一对一。我仍然可以肯定，我的内心真的感到自责。我感到懊悔，是因为我相信他的断言：如果我发出声音的话，他就会逃之夭夭了。他焚毁书稿是因为我没有袭击他，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事情顺手了，他为什么还要惩罚我？很显然，他的行为冒犯不得，但凭什么说，抵抗反而有助于防止事情的发生？假如我嘲讽他，辱骂他，他会……我的结局会更好吗？     我试图把我身上他可能会憎恨的东西列举出来，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我的年龄，我的身材矮小，我的近视，我的口音，我的教育程度，我的胆小，以及其余的一切。当时，我的样子一定很做作，老派，古板，诸如此类，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加起来，不可能超过一个可怜兮兮的小老头形象。我几乎不能代表他所称之的“他们”“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我从事的职业他似乎心怀钦佩：他喜欢读书，喜欢康拉德。那么，他为什么不喜欢，确切地说，为什么会恨我呢？我的皮考克评传如《新左派批评》一般恪守戒律，如果他认为是寄生在淘汰的资产阶级艺术形式之上的东西，他肯定会直说的。他根本不像是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莫莱斯和珍妮来说，这类准政治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可是在我看来，理查德制造的家庭创伤使他们带有几分偏见。我认为这与我遇见的年轻人之间绝无类似之处。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把我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他对我的政治观点毫无兴趣。他所袭击的对象显然与政治无关：我的书稿。     我仍然保留着深刻的印象，即他的思维胜过他的语言产生的联想，那情形就像他几乎知道他在大谈废话，其部分目的是要检验我：如果我给他太多的自由来装傻的话，那么反过来我倒应该遭受嘲弄。可是我认为这变得过于复杂化了。本质上，他说的话和我的反应方式并不重要。事后看来，我可以想象，如果我们采用了其他方式进行交谈，其结局同样是悲惨的。     我必须提及一下莫莱斯的另一个观点：这个男孩有点精神分裂症，他竭力对我克制，但克制带来的压力也就越大，他性格中的暴力面最终暴露出来。可是他肯定是在作出烧书决定之后，仍然要我喝点白兰地，主动提出生火取暖。对精神分裂症病人来说，这似乎过于清醒了。此外，任何时候他都没有采用针对我本人的肉体暴力，也没有让人联想到这种行为是为了向我表明他有这样的暴力倾向。我的双手被绑，口被堵。他本可以揍我，扇我的耳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相信，我的身体始终是安全的。遭受袭击的是别的东西。     我认为，他最后打出的奇怪手势──挑衅的大拇指翘起来，冲着我的脸──是个重要的线索。非常明显，这个手势并非要表达其经典含义：即慈悲不会得到施舍。同样明显的是，这个手势也不可能表示其最常用的现代意思“一切都没问题。”我注意到：我返回伦敦时，住在我公寓对面的拆迁工人经常打这个手势，现在我发现这个景象对我产生了某种病态的吸引力，因为我的大脑经常想到死亡和毁灭。我被这些工人从这个翘起的大拇指中所理解出来的种种意思吸引住了。当噪音让人无法大喊的时候，这个手势只是“是”的意思；或者是“我明白，我会照你的意思去做”；这个手势也可以表示两个自相矛盾的指令：继续（例如，连续地朝倒车的司机打出这个手势）和“停止──很好”（在倒车中突然打出这个手势）。可是在所有这些用法中缺少的就是挑衅。直到几个月以后，我才恍然大悟。     我有一个不大的癖好，特别喜欢观看电视转播的足球联赛。在这个空虚的消遣中，我不清楚有什么收获。我放下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看着别人把如此旺盛的精力投入在现代版的罗马大剧场里。然而，有一天晚上，一位选手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跑出“坑道”踏上竞技场的时候，朝站在附近的一群拥趸们打出了这个挑衅的手势，一两个拥趸们还友好地回应着。他的意思（比赛还未开始）很明显：我们有超凡的勇气，我们会打败敌人，我们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回应声非常刺耳。我突然悟出，行窃者的手势是一个警告：一场残酷的比赛即将开始，他所代表的参赛队有获胜的决心。他其实在说，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脱身。我似乎更有理由对他表示这样的意思。可是我想我没有。焚烧所有的资料只是他翘起大拇指的一个佐证。我们俩的内心都藏着这样的害怕，或憎恨：在这场特殊的比赛中，我方更有可能在赛场上获胜。尽管在具体的现实环境中是多么不可能，可是他仍然把我看作是占优势的一方。     所有这一切让我得出一个不成熟的结论。我拿不出多少证据来。当我坦白承认做不到精确无误时，就已经削弱了我的叙述。可是我认为他使用的一些语言（反复使用，如果不是像我所描述的那样）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之一是使用“伙计”。我知道这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普遍。可是这个词用在我的身上似乎有点故意为之。尽管带有出言不逊的部分意图，但是我认为，这个词语也掩盖了某种怜悯的企图。它意在表明，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过节，尽管我们在年龄、教育程度、经历以及其他等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可实际上，它显示出了一种认同，也许，更显示出了一种恐惧，一种对将我们俩截然分开的所有事物的恐惧。如果说我没有认真聆听的内容（“伙计，你的麻烦就是你听得还不够认真。”）是无声的求救，也许不算太牵强附会吧。     其中之二是把“对不”当作无所不能的口头禅，用在各种各样不需要的陈述句中。我知道，这在年轻人中间也是极为常见的事情，因此，从中看出的东西超过鹦鹉学舌似的复述那些毫无思想的陈词滥调，也许是危险的。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个词是我们这个世纪最明白的流行语之一。从语法上来说，这个词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这样对不？”的省略，而不是“我说的话对不？”的省略。可是我相信，其心理学的意义始终属于后者。它的实际意思是：我根本不清楚我说的话对不对。当然，也可以居高临下地说成：“你竟敢说我错了!”不过它的意思中所缺乏的就是自我确定性。从根本上来说，它表现了怀疑与恐惧，也可以这么说，表现了无望的言语（parole）寻找失落的语言（langue）。其深层的不信任是对语言本身的不信任。因此，并非是这种人怀疑他们的思想和信条，而是他们对表达自身思想和信条能力的深刻怀疑。这种癖好是文化衰败的症状。它的意思是“我无法与你交流，或者是，也许我无法与你交流。”文化衰败，而非社会衰败或经济衰败，才是真正的贫窭。     我曾读到过这样的内容：在面对原始部落的时候，弄清他们倚重的面部表情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优秀的、面带笑容的传教士之所以遇难，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含笑致意、龇露牙齿，在对方看来，明明白白是敌对的表示。我相信，享有“权利”的人面对那些没有这个不幸字眼而勉强谋生的人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我还不至于荒谬地认为，如果我在言谈中不时点缀一些有利于双方的“人”和“权利”等字眼，那么，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另一番情景了。我确信，我们之间的致命冲突是一场信赖和敬畏语言的人与怀疑和憎恨语言的人之间的冲突。我的主要罪过不在于我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在于我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钱，而在于我是以文字为生。     在那个男孩看来，我一下子就夺走了他的秘密：他珍藏的秘密。他至少对书怀有敬意的愤怒宣言；他念念不忘想亲自写本书的强烈渴求（“把实际情况写出来”──仿佛这句贫乏的话语从它诞生的时候起还没有自阉掉它隐含的愿望!）；当时情景下语言与行为的明显悖逆；他一边在屋子里四下劫掠一边温文尔雅地闲聊；他的观点肯定不是无意识的不连贯；对我温和地提出来的异议，他拒而不听，甚至拒绝理解；话题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在他眼里，所有这一切让焚烧书稿更具有正义的象征。真正被焚烧的是我们这代人“拒绝”把某种魔法传下来。     很有可能的是，从我拒绝他请求的时候起，我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他希望我写本关于他本人的书。当时我把他的愿望当成是某种花花公子的作风，当成是自恋癖，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是把铅字当成本我的一面镜子。可是我认为，他真正的请求，至少是潜意识的，是借用一下文字的某种魔力……也许是因为他无法真正相信魔力的存在，直到他看见它用在他本人的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天平的一端放上了自身的需求，在另一端放入我曾称之为已故的小说家。他一定非常憎恨的事情就是把文字魔力这一珍贵的、天生的禀赋用在一位无名的文字魔法师身上。我描述关门的商店，挑剔的俱乐部，锁闭的秘密社团。他感到这些正是他必须摧毁的东西。     我不会说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可是我确信，这就是事情的核心所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为什么攻击我们当中仍然珍视语言及其力量的所有的人，无论老少。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已经完全察觉到文字、文字的奥秘与魔力、文字的科学与艺术继续存在着。文艺作品的敌对因素完全超出了个人控制的范围：画面的胜利，电视的胜利，恶劣教育的普遍确立，我们这个难以管理的世纪的社会史政治史（哪一位语言大师在墓穴中可以发出比伯里克利⒀更大的呻吟声吗？），天知道还有多少其他因素。可是我不想把自己描写成无辜的替罪羊。我相信，我遇见的年轻魔鬼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确的。     我曾犯下了充耳不闻的错误。     我故意给这篇记述用了一个含糊其辞的标题和一个无法理解的篇首引语。起初我选择标题的时候，也使用过不同的试验品进行试验。总的来说，这个标题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Koko肯定是更常见的词Coco⒁的一个拼写变异，因此整个短语的含义类似于“可怜的乡下人”。其意思的第一层可以这么理解，尽管我不愿意看见它只能指两位当事人中的一位──而且就此而言，也不愿意人们只在其一种意义上来理解那个形容词⒂。其实，Koko与红鼻子的Coco 以及姜属植物根本没有关系。它是一个日语词汇，意思是得体的孝顺行为，儿子对待父亲的正确态度。     我的无法理解的篇首引语将具有最终的发言权，作为对父亲和儿子的评判。它的凄怆与先知先觉语出英伦诸岛上已经消亡了的一门语言，古康沃尔语。                                舌头太长，手太短；                                    没有语言的人失去家园。⒃ 注释： * Koko是作者杜撰出来的一个单词，有其特定的目的，故没有翻译。请参见小说结尾部分。 （1）古康沃尔语，请参见小说结尾部分。 （2）伏尔泰的讽刺作品《老实人》中的哲学家，此人认为世上一切都将趋于完善。 （3）英国19世纪散文家和诗人。 （4）英国诗人，腿有残疾。 （5）天主教等神职人员所戴的帽子。 （6）全国英国考试制度规定，中学生年满16岁可一次普通考试，及格者可在两年后参加高级考试，其难度与美国大学二年级的水平相仿。 （7）晚近时期兴办在外省工业城市的大学，与历史悠久且多巨石建筑的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相别。 （8）尤指政治上的行动小组，如禁核行动小组。 （9）这里指理查德。 （10）18世纪流行于英美的一种细骨靠椅。 （11）此处的“字”和“话”是英文中的同一个单词"words”。 （12）尤指美国黑人在争取政治及经济权利斗争时所企及的权力。 （13）古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后来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 （14）英语单词coco的意思是“椰子树”、“可可树”。 （15）这里指的是标题中的英文单词"poor”。"poor”有“可怜”，“贫穷”，“糟糕”，“拙劣”等多重含义。 （16）原文中的“舌头”和“语言”是同一个英文单词"tongue"。本篇选自《外国文学》 2002年02期 【鳜膛弃手工录入，转载请注明转自黑蓝及录入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8 13:59:03编辑过]

分享到: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分享0 收藏0 顶0 踩0

使用道具举报

剩余才华

23 主题	0 好友	907 积分

注册会员

Rank: 2

发消息

2^#

发表于 2007-8-4 13:58:53 |只看该作者

先道一声辛苦！

使用道具举报

兔兔

126 主题	38 好友	2447 积分

论坛游民

兔嘴不吐牙

Rank: 3 Rank: 3

发消息

3^#

发表于 2007-8-4 13:58:55 |只看该作者

冲破“语言的牢笼”评约翰·福尔斯的短篇小说《可怜的Koko》 张和龙  内容提要：《可怜的Koko》通过对叙述语言的关注，颠覆了传统叙事的权威性，通过对意义的破解来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同时，小说又试图突破语言的限制来表达某种确定的含义“我”对语言能否“精确”表述过去的经历，能否表现经验的主体及自我，表示深刻的怀疑；但“我”又通过语言和叙事的文本对主体的经验进行反省与反思，这一反省与反思的过程构成了对自我不断认识、对自我不断建构的过程。小说体现了一种对后现代主义语言论的批判意识。 研究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要想回避“后现代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是延续，还是断裂？是思潮，还是倾向？是流派，还是如约翰·巴思所说，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对这些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争议和分歧并没有妨碍文学评论家们给这样或那样的作家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英国当代小说家约翰·福尔斯就是带着这样的标签进入到我们的阅读视野，他的作品《法国中尉的女人》被认为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本文所要讨论的不是这部知名度很高的长篇小说，而是他的短篇小说《可怜的Koko》。《可怜的Koko》选自福尔斯的短篇小说集《乌木塔》。福尔斯说：“故事集原定的标题是《变异》，意思是指我以前作品的某些主题和叙事方法的变异。”⑴在这些短篇小说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与前期小说相同或相似的结构性母题，也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理念和叙事手法，如“颠覆传统叙事，打破侦探故事类型，意义始终被延宕，没有所指，没有权威，没有本源。”⑵《可怜的Koko》也未能例外。它通过对叙述语言的关注，颠覆了传统叙事的权威性，通过对意义的破解来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同时，小说又试图突破语言的限制来表达某种确定的含义。因此，它既烙上了后现代主义语言论的深深印记，同时也表达了小说家对语言及自我的独特的艺术思考。 一《可怜的Koko》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我”来到一座偏僻的别墅里写作，夜半时分，窃贼光临，将“我”绑在椅子上，并烧毁了“我”的书稿。第二部分是“我”对发生的事件的回顾和反思。第一部分完全是传统的小说叙述形式，叙述者讲述了一段惊险的“奇遇”，而第二部分叙述者对自己的“叙述”不断进行反思和评论，认为自己“有可能言过其实”或言不及义，从而打破了第一部分叙事的“权威性”，构成了对传统叙事的消解。如果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只是有节制地使用了一些“元小说”成分的话，那么在《可怜的Koko》中，“元小说”的因素已经上升到主导地位。不过，小说的叙述结构不是通过对叙事本身评头论足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对叙述语言的反省、对艺术语言的直接的自我观照而建立起来的。可以看出，《可怜的Koko》不像其他“元小说”那样关注小说创作本身，而是关注小说的媒介——语言，语言本身构成了分析和描述的对象，也构成了认知和关注的客体。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看来，当我们脱离文本以外的联系，把某个文本当作具有独立内容的客体，并试图用另一种语言来描述它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元语言”的范畴。“元语言”具有对普通的语言起能指作用的功能，被用来说明普通语言的各种关系和指代意义，是关于语言的语言。这篇小说的第一部分仍然保持着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故事性”，但第二部分却留下了作者语言操作的鲜明印迹。因此，我们可以把第一部分看作是一个普通语言的文本，把第二部分看成是一个元语言的文本。小说的叙述者“以文字为生”，是一个语言的使用者。在第一部分，他用语言向读者讲述着那段奇遇的经历。与“我”相比，窃贼显然是一个语言的“弱者”，他要求“我”根据他的生活经历写一部小说，被“我”断然拒绝。随后，窃贼将“我”的书稿和费尽心血收集来的资料付之一炬。从这部分来看，小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语言极端化状况，叙述者与窃贼代表了语言使用者与语言不信任者的两极，他们的冲突代表了“信赖和敬畏语言的人与怀疑和憎恨语言的人之间的冲突”。但是在第二部分，叙述者超出了第一部分叙事文本的束缚，直接对事件以及自己的“叙述”进行评论，语言成了叙述者始终探究的“不解之谜”。第二部分的“元语言”（评述性话语）不仅构成了对语言操作方式的艺术性思考，而且还披着叙事的外衣，直接进入“语言”的层面，对语言的本质进行了艺术性的探讨。语言作为文学的载体，如同绘画中的线条、色彩等媒介一样，在传统艺术家那里是再现世界的手段，是表现自我的工具。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语言不再是“透明”的意义载体，语言不仅不能包容现实，而且也不能准确地描述外在的经验。在小说中，语言是叙述者反思的客体，叙述者对语言能否“精确”表述过去的经历不断地追问。“奇遇”的经验是叙述者用语言“讲”出来的，但叙述者能否把自己的经验准确地“讲述”出来，或者说，叙述者能否把经验的主体及自我准确地表现出来，是叙述者心中的巨大疑问。我们知道，“元小说”独特的语言形式与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思潮有关联。按照他们的说法，能指和所指并不构成一种固定的从属关系，而是处于任意性的关系中。在小说中，叙述者与夜盗者交流的失败，正是能指和所指分裂的必然结果，叙述者对“叙述”的怀疑也是对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的怀疑。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开始部分，叙述者声称在叙述中，“绝不会把自己描写成一个与现实的我截然不同的人”，叙述者希望通过语言来表达真实自我的欲望是强烈的。叙述者对经验的复述其实是对经验的一种认识，也是对经验主体的一种认识。叙述者对“复述”的反思更是对语言能否表达经验、能否揭示主体的自我的认知，因此语言与自我的关系构成了新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也成了这篇作品所探讨的一个重要命题。⑶小说对语言与自我关系的探索，与福尔斯的前期小说对自我的探索一脉相承。在他的处女作《捕蝶者》中，人物的自我在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压力下走向了幽闭和畸变。⑷而在这篇小说中，主题的探讨发生了明显的“变异”，主体已经不再是一个性格乖戾的普通个体，而是一位“语言艺术家”，一位可以熟练使用语言的学者；小说也不再是对普通个体走向自我幽闭的揭示，而是揭示了主体及自我有可能被自己所使用的表达媒介的语言所囚禁，“语言的牢笼“是自我所面对的最大的危险。 二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语言是人类进行交流和表达经验的工具，但这一观点“遭到了种种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强烈质疑”。⑸“语言学转向”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审视语言与自我关系的崭新视角，但人类的自我本质是否可以通过语言进行表现却成了巨大的疑问。归纳起来，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语言观的颠覆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语言并不能反映外在的现实或创造一个真实的现实，语言中显现的主体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先于语言的本质存在，它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其次，语言是主体的基础，只有在语言中，说话者才能标明自己为“我”。“正是使用语言，或通过语言，人才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因为独有语言才建立了‘我’的概念”。⑹自我与语言“同栖共生”，说话者无法把“我”从语言中剥离出来。再次，不是主体在操纵语言，而是语言在操纵主体，语言是主体难以冲破的“牢笼”：语言是一个有巨大吸附力的陷阱式的体系，主体被语言吞并，主体收起了它由来已久的飞扬跋扈，臣服于语言，在语言面前躬腰垂首，沮丧低徊。语言，以其物质力量，以其完善的系统性，以其顽劣的惰性，将主体卷入、收藏、刻写其中。⑺后现代主义者拒绝面对自我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语境和语言指涉事物的强大功能，因此，当他们宣称文学不会传递任何意义或“真理”，文学除了自我指涉之外毫无意义的时候，当他们断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时候，那么，由语言建构起来的文学只能是一场游戏，一堆符号的堆积物，只能成为“语言艺术家”们的真正的“牢笼”。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逊说：我们被语言所掌握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以为自己在写语言而实际上被语言“写”出来的这一点，并不是对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一种彻底的摆脱，而是我们必须每时每刻都要努力突破的一种限制。⑻福尔斯曾自称对“后现代”的理论知之甚少，其实他是言不由衷的。从《可怜的Koko》中可以看出，他对詹姆逊所说的“语言的牢笼”有深刻的认识。在第二部分的评述性话语中，叙述者对窃贼的口头禅“对不”进行层层的猜解，最后说：它的意思中所缺乏的就是自我确定性。从根本上来说，它表现了怀疑与恐惧，也可以这么说，表现了无望的言语寻找失落的语言。其深层的不信任是对语言本身的不信任。叙述者对索绪尔的术语“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的使用，说明了作者本人非常了解后现代主义“语言学转向”的理论。窃贼“对语言本身的不信任”，说到底是对语言符号的怀疑，换言之，即能指符号与所指对象在他的身上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在叙述者看来，窃贼焚烧手稿其动机在于对语言的憎恨，对使用语言者的憎恨。与窃贼不同的是，叙述者对语言的态度既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叙述者声称“我不能肯定，我对半夜奇遇的复制是精确无误的”，“当我坦白承认做不到叙述的精确无误时，我就已经削弱了我的叙事。”当窃贼渴望写书，“把实际情况写出来”时，叙述者评说道：“仿佛这句贫乏的话语从它诞生的时候起还没有自阉掉它隐含的愿望！”语言有其不精确、模糊和自我消解的特性，但并不等于语言面对经验就无能为力。因此，作为一位批评家，一个有自觉意识的语言使用者，叙述者坚持用语言来叙述，用语言来反思，希望借助语言的“魔力”来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希望突破语言的“牢笼”以达到对经验的认识，达到对自我的认识。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既是一座桥，也是一堵墙，之所以是桥，因为只有通过它，人们才能跨越差异的激流，达到某种意识的同一性；之所以是墙，因为它阻止人们毫无障碍地表达自己的内心，限制着这种表达的可能性。⑼语言具有澄明与遮蔽的双重特性。一方面，语言先于人而存在，人一生下来就被“抛入”语言之中，不得不接受既定的表达方式和意义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注定为语言所支配和限定，是语言的“囚徒”。另一方面，语言也是思维的工具，具有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巨大作用。语言的内在二重性决定了人既可能成为语言的“囚徒”，也可以把语言当做描述经验、表达自我的重要媒介；语言可以成为歪曲现实、囚闭自我的牢笼，也可以成为人们认识现实、进行交流的工具。在福尔斯的这篇小说中，叙述者“膜拜与渴望文字中的真理”，并“把铅字当作是本我的一面镜子”。他的叙述行为表明，他首先能区分作为媒介的语言和自身的经验之间的区别，同时也拒绝把能指和所指，即语言同经验完全分割开来。他“调和语言与经验在文化上的分离，以解救自己”，“通过对语言和经验的使用从而把两者内在地结合起来：他从受害的经历中吸取经验，然后用回忆和反思的方式来阐释这一段亲身经历。”叙述者通过对真实经历的回顾与反思，通过对自我的语言表达，最终达到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他并没有在“语言的迷宫”中迷失自己，相反，叙述和反思的行为让叙述者摆脱了自我被语言“卷入、收藏、刻写”的“后现代”宿命。叙述者挥使语言思考过去的遭遇，其实也是思考语言与现实、语言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叙述者用语言追溯过去的经历，并通过语言挖掘年轻的窃贼当面焚毁手稿的深层原因。无论他得出的结论是交流失败还是窃贼心存忌妒，或者说，即使他不能通过思考找到任何结论，语言终究在叙述与反思的过程中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地位，语言本身的意义在挥使语言和思考行为的过程中自然地呈现出来。通过叙述者的反思，小说旨在表明语言完全可以用来指涉外在的经验和现实，主体完全可以通过语言来描述经验，表达自我。语言并非只是指涉自身的封闭而自足的手段，它在指涉现实和经验时，自然会获得其本身的意义和重要性。小说通过语言和叙事的文本对现实经验进行了深层的反省和反思，这个反省和反思的过程是叙述者对自我不断认识、对自我不断建构的过程，也是小说构成新的能指所指关系、突破语言牢笼的过程。 三《可怜的Koko》引用一首古康沃尔人的歌谣开篇，最后也以这两句歌谣结束：“舌头太长，手太短；没有语言的人失去家园。”古康沃尔人不仅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而且最终失去了康沃尔人的家园和自我。小说标题中的“Koko”“是一个日语词汇，意思是得体的孝顺行为，儿子对待父亲的正确态度。”从叙述者对歌谣和小说标题的强调可以看出，小说隐含着艺术和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语言可以成为自我的囚笼，但没有语言，不仅自我会丧失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载体，而且艺术和文化也会丧失存在的基础。尽管“文艺作品的敌对因素完全超出了个人控制的范围”，但“文字、文字的奥秘与魔力、文字的科学与艺术继续存在着”。这是叙述者对语言及语言艺术的认识，也是乐观的福尔斯对语言及语言艺术的认识，因为小说家始终坚信“小说不会死！”。⑽福尔斯的“元小说”突破了传统叙述文学的模式，不仅体现了一种对传统认识论的重新认识，而且也体现了一种对后现代主义语言论的批判意识。自称不谙理论的小说家对理论有灵敏的嗅觉，但是他并不唯理论独尊理论往往流于空洞和教条，因此小说家更喜欢在艺术实践中表现自我，展示对文学艺术的媒介——语言——的本质的认知。《捕蝶者》中的“我”陷入幽闭之中而难以自拔，而《可怜的Koko》中的“我”经历一番奇遇之后意识到能指与所指的分裂，意识到语言主体的自我可能遭受的幽闭状况，并通过语言走上了自我认识的道路。福尔斯小说中的自我认识在短篇《乌木塔》中就已出现：戴维·威廉姆斯拜访隐居在古老庄园的老艺术家亨利·布里斯莱之后，认识到当代艺术家们无限地沉湎在抽象艺术中，极力逃避社会现实和人类生存，从而落入自我封闭的“乌木塔”之中“乌木塔”成了传统“象牙塔式”理想主义的现代变体，因此艺术家们必须走出艺术的“乌木塔”。同样，在《可怜的Koko》中，文化水准较高的叙述者在经过乡间别墅的一番经历之后发现，交流的失败是“语言无法包容现实”，即消解语言指涉功能的结果；如果语言不能指涉外在的现实经验，语言无法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那么语言不仅会变成自我的牢笼而且也会使人丧失应有的一切。需要说明的是，《可怜的Koko》对语言与艺术的关注尽管与后现代的某些理论构成新的能指所指关系，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小说仍然指向二战后的英国现实，其本身无法剔除大量的社会历史的实在。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文本的实在即便是一个不依外力而存在的自因自果的结构，社会历史的实在也不会因这一结构的诞生而自动消失。社会历史的实在总会设法进入后现代文本世界。⑾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与窃贼的语言差异对应着两者的阶级差异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两者的身份对比明显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涵义，而他们对一些经典理论的重述或引用进一步加深了小说的社会历史内涵，如窃贼引用马克思的语录：“穷人无法盗窃富人。只有富人抢劫穷人”，便突出了阶级分化、贫富不均的社会现状。自我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它可以用语言或艺术来表达，但若脱离了社会历史的实在，便只能成为文本的自我或语言的自我只能是一个空洞的语言外壳。语言是自我存在的方式，但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现实才是自我认识的家园，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也只有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才能够完成。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语言论所忽略的、也是短篇小说《可怜的Koko》所包含的重要信息。 注释： ⑴ JohnFowles,The Ebony Tower (Boston

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4),p.109.⑵ Mahmoud Salami,John Fowles`s Fiction and the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London & Toronto: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92),pp.138_139.⑶
参见江宁康《元小说:作者和文本的对话》,载《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第7页。⑷
参见拙作《幽闭的自我畸变的心灵——评约翰·福尔斯的小说<捕蝶者>》,载《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⑸ Catherine Belsey,”Critical Practices”,See Alison Lee,Realism and Power: Postmodernism British Fiction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1990),p.54.⑹ Emile Benvenist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trans.Mary E.Meek(CoralGables,Fla.: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p.224.⑺
汪民安：《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载《外国文学》01年第1期，第57页。⑻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116_117页。⑼
转引自郭宏安等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88页。⑽ Robert Huffaker,John Fowles (Boston: Twayne,1980),p.124.⑾
参见拙译《小说不会死!——约翰·福尔斯访谈录》，载《文艺报》1997年9月23日。⑿
阮炜：《社会语境中的文本——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6页。 本篇选自《外国文学》 2002年02期【兔兔手工校对，转载请注明转自黑蓝及录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