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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篇】《被占据的住宅》• 就是这么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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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58:5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科塔萨尔：被占据的住宅 朱景冬　译 　　我们喜欢这所住宅，因为它不但宽敞和古老（今天，古老的房屋拆下的材料是可以卖大钱的）而且保留着关于我们的先祖、祖父、父母和我们整个童年时代的往事。 　　我和伊雷内单独长久地住在这所宅子里，已经习惯。这简直是发疯，因为这所住宅满可以互不干扰地住下8个人。我们7点钟起床，打扫房间；11点左右，我把剩余的房间留给伊雷内整理，自己去厨房做饭。中午我们吃饭总是准时的；除了几只脏碟要刷外，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我们一面吃午饭，一面想着这所深沉而寂静的住宅，觉得挺快活；为了使房间保持清洁，我们两个人也绰绰有余了。我们有时甚至认为，正是它不许可我们结婚。伊雷内没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了两个求婚者。至于我，在和玛丽亚·埃斯特尔订婚之前，她就死了。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难以说明的想法进入了40岁：我们的这种简单的、悄悄的兄妹间的“同居”，是我们家由先祖奠定的家谱的不可避免的结束。我们终归有一天将死在这里，游手好闲的粗暴的堂兄弟们将占据这所住宅，并将把它拆毁，好把地皮和砖块卖掉发财；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自己堂堂正正把它推倒，免得时间过迟。 　　伊雷内是个生来不肯打扰别人的姑娘。除了早晨做的事情外，一天中其余的时间她总是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织衣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织这么多。我总以为妇人们这样织东西，无非是想从中寻到不做别的事情的有力借口。伊雷内并不是这样。她织的东西总是有用的：一冬天的汗衫，我的袜子，她的披肩和背心。有时她织好一件背心，然后又立刻把它拆掉。因为她觉得有点不称心；望着针线筐里的线团连续几个小时都不丧失其圆圆的形状，很有意思。每逢礼拜六我就到市场上去买毛线；伊雷内信得过我的审美能力，对我买的毛线的颜色总感到满意，我从来也不用去退换。我常常利用这种外出的机会，到书店里走一趟，徒劳地询问一下有关法国文学的新书。自1939年以来，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传到阿根廷来了。 　　然而，这所住宅这所住宅和伊雷内是我所喜欢谈论的，至于我，则是无足轻重的。我问自己：倘若伊雷内不织毛衣，她会做什么呢？一本书，你可以一读再读；可是一件背心织成后，却不能从头织起而不引起他人非议。有一天，我发现樟木衣柜下面一个抽屉装满白色、绿色和浅紫色围巾。那些围巾带着樟脑味，跟在绒线杂品店里那样叠放着.我没有勇气问伊雷内她找算怎样处理它们。我们不需要赚钱糊口，每月乡下都有钱来，钱是不断增加的。可是伊雷内只喜欢织东西，她手艺娴熟非凡，我常常一连几个钟头望着她那像银白色的刺猬似的手，穿来穿去的织针和地上的一两个线筐。线团在线筐里不停地跳动着，很是好看。 　　我怎么能不提到住宅的布局呢。厨房、挂着葛布兰式壁毯的客厅、书房和三间宽大的卧室，都位于面对罗德里格斯·佩尼亚街的最幽静的部分。只有一道装着坚硬的橡木门的走廊把那部分同前一部分隔开，前面有浴室、厨房、我们的卧室和连接卧室与走廊的客厅。这样，一个人走进门廊，推开玻璃门，就进了客厅；两侧是我们的卧室的门，对面是通向最幽静的那部分的走廊；沿走廊向前走，打开橡木门，门那边便是住宅的另一部分了。或者在走到橡木门之前向左拐，再顺着一道窄些的廊道往前走,就可以走到厨房和浴室。门开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宅子很大，要不然，看去它就像一所现在建造的那种几乎转不开身的房子。我和伊雷内一直住在宅子的这一边，几乎从没有到橡木门那边去过，除非是为了清扫。因为简直不可相信，家具上竟积存那么多灰尘。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许是一座清洁的城市。但是这应归功于它的居民，而不是别的原因。空中满是飞尘，一阵风吹来，台架的大理石上和马克拉梅线织的菱形台布中间就会落满灰尘；想用鸡毛掸子掸干净是困难的。灰尘飞起来，浮在空中，过一会儿就又落在家具和钢琴上了。 　　这件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因为事情很简单，没有多余的细节。那是在晚上8点钟，伊雷内正在房内织衣服，我忽然想起要把马黛茶壶放到火上。我沿着走廊走到半开半掩的橡木门前，绕过通向厨房的拐角，就听见餐室或书房里有什么声响。那声音模糊而低沉，好像椅子倒在地毯上的声音，也像嗓音嘶哑的低语声。与此同时，或者过了片刻后，我还听见在连接那些房间和门口的走廊深处有同样的声音。我赶忙朝那门走去，一下把门关上，同时用身体抵着门；幸亏钥匙在我们这边。为了更加安全，我还把长长的门闩插上了。 　　我走到厨房，烧热了茶壶。当我提着茶壶回来的时候，对伊雷内说： 　　“我不能不把走廊的门关上。后面的房子被人占了。” 　　她放下手里的活儿，用疲倦的眼睛严肃地望了望我。 　　“你敢肯定吗？” 　　我点了点头。 　　“这么说，”她拿起毛衣织针，“我们得住在这边了。” 　　我小心翼翼地吮着马黛茶，但是她过了一会儿才重新开始做她的活儿。我记得她在织一件灰坎肩；我喜欢那件坎肩。 　　最初几天，我们感到很伤心。因为我们俩把许多心爱的东西留在被占据的那一边了。例如我的法国文学书籍，就在书房里。伊雷内想起了几块台布和一双冬天穿着很暖和的拖鞋。我心疼我那只柏木烟斗。我相信，伊雷内一定想起了那保存了许多年的柑桔酒。我们常常（不过只是在最初几天）合上衣柜的某个抽屉，不无痛苦地对视着。 　　“没有在这儿。”又是一件东西被我们丢在住宅那一边了。 　　不过，这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清扫工作就变得简单多了。即使我们起得很晚，比如9点半起床，不到11点我们就打扫完没事了。伊雷内经常跟我一块到厨房去帮助我做午饭。我们考虑好了，决定这么办：我做午饭的时候她做晚上吃的冷餐。这样办，我们很高兴，因为傍晚离开卧室去做晚饭总是很讨厌的。现在，我们只要在伊雷内的卧室里摆好桌子，吃那一盘盘的冷餐就行了。 　　伊雷内很满意，因为她有更多的时间织衣物了。为了那些书，我感到有点懊丧。但是，为了不使我妹妹难过，我便开始翻看我父亲的集邮册，用来消磨时光。我们过得很快活，各人做各人的事，几乎总是一块呆在比较舒适的伊雷内的房内。有时，伊雷内说： 　　“你瞧我想出来的这个花样，像苜蓿图案吗？” 　　过了一会儿，我把一张方纸片放在她面前，让她看欧本和马尔梅迪的邮票。我们过得很好。我们慢慢地什么也不去想了，毫无思想地生活着是可以办到的。 　　当伊雷内大声说梦话的时候，我总是马上就醒。我一向不习惯这种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雕像或鹦鹉般的声音。这种声音发自梦境，不是发自喉咙。伊雷内说，我做梦的时候，浑身剧烈地摇动，有时被子都扯掉了；我们两人的卧室中间隔着客厅，但是晚上，房子里的任何声音都听得见。我们彼此听得见呼吸声和咳嗽声，觉察得到对方拧开床头灯的动作和彼此常有的失眠。 　　除此而外，住宅内的一切就寂静无声了。白天，金属毛衣针的磨擦声和翻阅集邮册的格格声，最日常惯有的响声。橡木门，我想我已经说过了，它是坚固的。我们一到紧靠被占据的那部分住宅的厨房和浴室，就大声说起话来；要不然，伊雷内就唱摇篮曲。厨房里，瓷器和玻璃器皿的声音很大，甚至将其他一切声音都盖没了。在那里，我们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但是我们一旦回到卧室和客厅，房内就安静了。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为了避免彼此干扰，我们走路都慢慢地迈步。我觉得，这就是夜间伊雷内开始说梦话时我马上就醒的缘故。 　　除了结果不同外，事情几乎同上次一模一样。晚上，我感到口渴，在睡下之前，我对伊雷内说，我要到厨房去喝杯水。出了卧室的门（她在织衣服）我就听见厨房里有声音；也许是在厨房里，也许在浴室里，因为走廊的拐角把声音隔断了。我突然停住脚步，引起了伊雷内的注意。她走到我身边来，一句话也不说；我们谛听着那些嘈杂声，清楚地觉察到那声音是在橡木门的这一边，在厨房和浴室里，或者几乎就在我们身边那道走廊的拐弯处。 　　我们甚至都没有彼此看一眼。我抓着伊雷内的手臂，拖着她跟我一起，头也不回地跑到玻璃门边。我们背后的嘈杂声变得愈来愈响，不过总是很低沉。我一下关上了玻璃门，我们就呆在门廊里了。现在，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 　　“这边也给占了。”伊雷内说。织的衣物从她怀里垂下来，毛线一直拖到栅门边，消失在门底下。当她看到线团落在了另一边，就把织的衣服扔掉了，看都没有看一眼。 　　“你没来得及带什么东西吗？”我徒劳地问她说。 　　“没有，什么也没来得及带。” 　　我们只有身上穿的。我想起我房内柜里那1万5千比索。现在已经晚了。 　　我的手表总算留了下来，我看了一下，已经夜里11点。我用手臂挽着伊雷内的腰（我相信她哭了），就这样走到了街上。在离开家之前，我感到恋恋不舍：我把大门关好，把钥匙丢在阴沟里，免得在这个时候有某个穷鬼企图乘着住宅被占之机，起意行窃而溜进宅里去。 就是这么悲观 　　我想说一些侦探小说，或者一些科幻小说也好，但印象有些模糊了。比如《黄狗》，比如《诺言》，都是很长的故事，一些故事集；还有一些红色花纹的，这种封皮有些土又有种不得不承认的高贵气息；再就是科幻世界，而且是那种很旧的，以从前为中心的从前的版本，上面画着粗糙的怪兽、拿着激光剑的肌肉男女……有些发黄，带着点霉味儿的旧杂志。可是那些故事也都变得只剩下气味儿了。直到后来，我在大学破旧的图书馆里找到一些很新奇的书。 　　那是在很多垃圾的中间——它们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只是占据着位置，充当着一件貌似光鲜的棉衣所必备的棉絮。在充满发霉纸味儿的图书馆，就像和长辈一同清理多年未用的柜子、抽屉时，怀有种迫切而欣喜的心情。其中有一套最为丰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似乎共八册，借了许多遍。也是从那里第一次读到《等待戈多》的节选文字；见识了一首波德莱尔的绝佳译诗——后来再没找到过，虽然翻过两种集子；见识了黑色幽默的冷感——虽然有些无聊；先于后来改版的语文教材，读到《墙上的斑点》；读到那么多非常规的、令人惊奇的东西。没有这些，怎么会有现在的生活呢？ 　　如果用其中一篇印象较深的（也许是因为名字以及篇幅的完整性，我最记得《被占据的住宅》）小说来说事儿，我的生活被一步步占据的时候，至少还有这些小说，它们的各种精神在支持着我，给了我一份微薄的信仰。我喜欢它里面的“住宅”，科塔萨尔描绘的那个安适的居所。相比较整个小说，最好的是它的前半部分。宽敞和古老的住宅，在其中的自由的生活，行动。而且，事实上在我的印象中，这篇小说是很长的——我想也许超过一万字。但是找到它的时候，发现它竟然只是这样一篇短小的小说，倒令我有些失望。在一直以来的印象中，它都是很长的，充满了细节、充满了古老闲适的气味儿和光线。 　　一篇精致的作品，它该是它读起来的样子，还是它事实上是的样子？对不同人来说，它有不同的样子。对童话来说，这种情况就更明显。如果就《被占据的住宅》这个作品本身来说，开篇可以作为结尾的话，那是一个多么皆大欢喜的故事。那是很多人所能乞求的最好的“住宅”，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克制的希望。但仍然被占据。而且被占据的时候坦然处之，退却、退却，直到被赶出住宅都没有一句废话，最后还把大门关好，防止“这个时候有某个穷鬼企图乘着住宅被占之机，起意行窃而溜进宅里去。”多么美妙。 　　因为很多巧合，包括这个科塔萨尔，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阿根廷，对拉丁美洲的文学都有一种迷信的心理，相信它们能够打动我，尤其接触过比奥伊·卡萨雷斯的《莫雷尔的发明》，一直到后来得到的他的《英雄梦》集子——尤其还包括那些“爱情小说”——虽然博尔赫斯说它们很糟。我认为这是头脑问题。 　　（一片安静的海洋，精神上的，和波涛汹涌的海洋所代表的一样；和《加勒比海盗3》一样，占据绝大半地表的海洋的寄托；和《百慕大三角》一样的梦想；《白鲸》，那个大学时图书馆里包了牛皮纸的快被翻烂了的厚厚的版本；《麦哲伦航海纪》。不是说这和《被占据的住宅》有多大关系，只不过那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没有被占据的地方。让出客厅，让出厨房，留下卧室。如果没有“大海”，终究要被一种很陌生的东西占据，这种陌生的东西不论在什么人身上或是在什么事物里面，你理解不了它，也难以对等地沟通。） 　　……好了，现在这篇小说摆在这里，我再也不能把它读成一篇童话了——被占据了，而且要坦然处之。这种事情，既不能去找凶手，也不能去找理由，它并不是什么私人的糟糕状况。这小说非常简单、非常慵懒，你要是被占据了，也许读不出很多味道。房子和猪肉占据了，冯古内特和陈晓旭占据了。这年头人死的快，活的也快。你要是被占据了，就想办法再去占据。斗争吧，前景很差，就是这么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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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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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58:58 |只看该作者

小说好看，楼主写得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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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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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58:59 |只看该作者

又来把这小说看了遍，还是很喜欢，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占据了住宅，垃圾、灰尘、老鼠、蟑螂、沙子、海水，一切不愿触及就由之发展的侵略物，还或许是游手好闲的粗暴的堂兄弟们在“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占据了这所住宅，并将把它拆毁，所以最后，“我”把门关好的时候，门的后面可能已是一片空白。被过去的记忆慢慢驱赶出回忆的仓库，剩下的是那些因强迫症而喋喋不休的片断，就象掉在被占据的那一边的几件心爱的东西。找了个科塔萨尔谈创作的东西胡·科塔萨尔：走出自我 朱景冬译 　　1975年，胡利奥·科塔萨尔访问古巴，参观了哈瓦那大学，会见了该大学的西班牙语文学系的年轻教师们。在那次非正式的交谈中，科塔萨尔畅谈了他的写作技巧、《跳格子》的构思和关于他的创作和生活的其他问题。参加会见的记者米尔塔·亚涅斯将谈话内容录下来。本文就是米尔塔根据磁带整理的。 　　我认为，近十五年来我们的文学，我们整个拉丁美洲文学最有趣、最积极的特点就是对自身的寻求。当然，存在着模仿现象。但是我说的模仿不同于影响。因为良好的文学影响从吸收的意义上讲总是有益的。譬如威廉·福克纳这样一位天才的作家，他对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文学就产生过巨大影响。没有福克纳的作品，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作品就不可理解。但是这只能称为影响而不是模仿，因为在奥内蒂的作品里，你们感觉到的只是在理解现实和表现某些事物的方式上接受的影响，因为奥内蒂创作的文学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乌拉圭特点的文学。 　　而正是这种对自身的寻求、对根的寻求，在阿莱霍·卡彭铁尔的早期作品之一《迷失的足迹》中有着最好的象征。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寻找欧洲幻景的人物的历史。而在那个时代，好象伟大的榜样必须去巴黎、罗马或伦敦寻找才能找到。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进入自然界，同周围的一切发生了联系。他发现他的真正生活是在那里。《堂娜芭芭拉》也是一个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杰出的先例，因为《堂娜芭芭拉》的英雄桑托斯·卢萨多也是一个来自大城市的人物，他有点受歧视，他是来农村工作的。但他是作为一个前来发号施令的城市少爷到农村工作的。他对碰到的现实毫不怀疑。经过许多痛苦、许多斗争和同那个既代表消极力量也代表大地的力量的大地主堂娜芭芭拉的对抗之后，桑托斯·卢萨多意识到了白己的角色：他也属于那个世界。这一切，象我这么个住在欧洲国家、“一个象法国那样在文化上业已疲惫的国家的人是可以证明的。法国保存着它的光辉、它的传统，但是在创造方面劳累了，明显地疲乏了。与此相反，拉丁美洲文学中却清楚地存在一种对自身、对每个国家的人民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寻求，对浆液、对根基和对源泉的寻求。这些寻求是通过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情节进行的。这就使拉丁美洲文学获得了巨大的活力。这一事实可以证明我的话并非瞎说：十年来，我们的作品翻译成欧洲语言后受到欧洲读者群众热烈欢迎，激起巨大兴趣。这是从前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欧洲读者从前要读译成英文、法文或德文的拉美作品，因为它具有异国风味，因为它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因为它有棕搁树，有饮茶那类东西的加乌乔人。现在他们读拉美的作品不是由于这些原因。 　　我认为历史的影响也很大。古巴革命激起一股关心拉丁美洲这块大陆的命运的兴趣，如此强烈的兴趣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使欧洲读者开始明自“我们并不是一些稍有文化的印第安人”的主要途径之一。幸运的是，那种情况已经结束。现在，每当预告一部长篇小说或阿莱霍·卡彭铁尔的一本新书，读者总期待着，特别是出版家，希望能够出版它。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标志，因为这是使人们对我们的问题感兴趣的一种方式。拉丁美洲文学最典型最著名的特点是对自身的寻求，是其深刻的生命力。 　　……我开始写《中奖彩票》时，事先并没有什么想法。我无论写什么，事先都没有想法，这是实话。我往往是突然觉得需要研究某种情况，某个主题，.便坐下来写。譬如写短篇小说，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结束一篇小说。有时，一篇小说的结束方式和我能够设想的方式大不相同。也就是说，短篇小说在发展过程中自己开辟道路。写长篇更是如此。这是一条非常宽阔的路线。当你写完第一章后，结尾是相当遥远的。 　　所以，我开始写《中奖彩票》时——我记得很清楚——我清楚地看到的东西仅仅是中心问题，就是那一群代表那个时代各阶层的人。他们在我虚构的一次颇为荒唐的抽彩活动中中了奖，碰巧聚集在一起。得到的奖励是乘船旅行。于是他们被安排在一条船上准备出发。我写了三、四章后，那条船载着游客开始了旅行。这时，我中断了写作，不知道该怎样写下去。我刹了车。就在此刻，我觉得需要从另一个角度、从另一个视点看一下我所写的东西。我把看问题的角度放在了小说人物的眼睛里和思想中。我管他叫佩西奥，是个颇为古怪的人，他看到发生的一切，其角度我们可以称为抽象的角度。他看到的东西位于正在发生的一切之上。并在其可能性的范围内努力确定若千普遍性的视点。于是，语言发生了变化。这是自然的。语言变成了更加抽象、更加充满富有诗意的比喻的语言。这是为了传达另一种生活经历。当我写完佩西奥的第一次自言自语后，我所产生的那种刹车的感觉结束了，小说可以继续写下去了。小说的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如此。 　　有一位批评家指责我写的佩西奥的自言自语。他说那些自言自语是硬加上去的。在这里，我可以告诉诸位，它们一点也不是人为的，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每写一段时间我就把故事停下来，就象继续写它一样，用佩西奥的眼睛看一看写的东西。这就象我们用游行者的眼睛看游行，然后再从直升飞机上全面观察它一样。佩西奥的自言自语的角度差不多也是这样。它们反映的是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时也是在具有阿根廷特点、拉丁美洲特点的民族命运方面表示抗议的一种尝试。对我来说，这种方式是不够的，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进行着观察。不过，这是初步的尝试。 　　……那两本书即《八十个世界一日游》和《最后一个回合》是这样产生的:我小的时候在阿根廷（在我的想象中，古巴同样）每年出版日历。在阿根廷叫《信使口历》，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农民们特别喜欢，因为书中有日期、节日、日月食、海潮、每年的科学信息，此外还有小故事、诗歌、连环画、菜谱、家庭药品、星相，和一年间能够满足人们的想象力的一切。那时我很小，读了许多日历，因为我母亲常买那种《信使日历》。一月一日是日历到来的日子，我等待着邮递员。我都为它着迷了。我入迷地寻找小画片、谜语、小数学题。那时，在一些年间，写一本日历式的书的念头总缠绕着我。当然，我想写的是一本文学性的书。这样，我就积累了一些彼此不同的文章，文章一般都比较短，没有发表过。有一天我说：有了这些东西，我可以编一本日历了，不妨试试吧。于是，《八十个世界一日游》就诞生了。我把抽屉里的文章全集中在一起，去掉我不喜欢的部分，进行编排，让它们多少有点联系，就发表了。 　　……幽默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题材。在整个拉丁美洲文学中，我发现缺乏幽默感。我们刚刚开始注意许多方面的幽默感。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充满了幽默。他在表现情状、问题时，总采用幽默。 　　我认为，英国文学中的幽默己达到了成人的年龄。英国作家发现，幽默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运用得好的幽默可以解决戏剧性的情节，而不至于陷入做作或悲凄的境地。就我个人而言，每当必要的时候，我就诉诸幽默，总是诉诸幽默。在《跳格子》中有一些悲剧般的情节，由于采用了幽默而没有跌入完全悲痛的泥坑，同时也使悲痛得到了表现。 　　当然，.有些人把幽默同俗气棍为一谈。真正的幽默绝对不俗气。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乐观主义者，因为我有这样的印象：拉丁美洲的年轻作家正开始采用尽量不恐怖的风格写作。因为除此而外，幽默也是批评性的，它是一种批评力量。重要的是，不要把幽默变成一种消极的价值。 　　……《曼努埃尔之书》来自我个人同古巴革命有关的经历。1961年我第一次来古巴。此后又来过四次。每次来古巴我都跟随着进程。你们每天紧跟的进程，我在远方通过消息跟随；每次来古巴就在这里跟随。在多次会见中我都这样说，我总是很乐意重复：古巴革命以充分的现实向我证明了我至今经历的历史空白，我一直完全局限于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文学观。我突然发现了多数。对，为什么不说呢？我发现了人民。对我来说，人民一直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就是说，人民是生活在我周围的人，但是我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命运困和我休戚相关，反之亦然。我在古巴的经验突然向我证明，迄今为止我一直缺少一种东西，于是在我心中就产生了一个自我批评、反思、阅读、交谈、接触的过程。这一切使我接近历史，从而也接近了拉丁美洲。因为我对拉丁美洲非常感兴趣。我对整个地球都感兴趣，但是作为拉丁美洲人，它是我的大陆。所以从此以后我所写的东西自然应该逐步反映这种历史觉悟。 　　……事实上，我并没有任何虚荣心，但也没有任何虚伪的谦虚。作为这样的作家，当他想到他是个天才时，他会脸红地说：“不，绝对不是。”有一次，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我作为一则趣闻讲给诸位听，因为我觉得有趣。一位先生心怀恶意地对我说：“科塔萨尔先生，你的短篇小说写得成功，这归因于什么?”我对他说:先生，我“把我的短篇小说的成功归因于它们写得很好。” 　　……实际上，采用双重读法的书只有一部，即《跳格子》。在《跳格子》中，我的写作基于三方面的兴趣。在开始读它时，首先发觉的是这是一本充满了问题的书。中心人物奥拉西奥·奥利维拉是个不接受他所生活的社会给予的东西的人。我相信，这一点立刻就能看出来：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物，日子过得忧伤，因为一向由西方的文化传统决定的事情，他不愿意接受，跟一般人不同，一般人总是毫不分辨地接受下来。奥利维拉总是从原则出发，而他对待原则的方式却是模糊的，因为他不是什么天才，他生活的那个时间即1965年，社会走的是一条邪路，是一个走错路的社会。西方的文明走入歧途。他问自己这是为什么。这一点在小说的许多地方写得都比较清楚。 　　我应该补充的是，写《跳格子》时，西方世界正处在精神极度不安的状态，正受着原子战争的持久威胁。那些年间，报纸不断地谈论迫在眉陡的原子威胁，也就是人们所担心的问题：华盛顿某个人在失去理智或歇斯底里发作时会按动扳机，射出第一顺原子弹，灾难就发生了。当时我写《跳格子》时，小说人物奥利维拉虽然没有具体地谈到这件事，但是也反映了这个观点。他讲得很清楚。这种和核破坏混合在一起的文明是什么文明？ 　　就是这个问题使当时的一切受到怀疑，成了问题。人的命运问题提了出来。实质上人是什么呢？小说寻找和试探了其他的答案。这是《跳格子》的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我一步一步地讲述，因为为了讨论一种文化，我们的方法是思想，而它的天然工具是语言。就是说，对我们批评的任何问题，批评它时要思考，要使用语言。 　　但是语言也是一种继承下来的工具，它来自我们所讨论的文明本身。所以奥利维拉，特别是莫雷利——他在《跳格子》中算是个思想家——提出了语言间题，他说：“好，如果想怀疑某些事情，如果想重新寻找起源，找到另一些可能的答案，我首先必须做的便是批评我的工作工具，因为如果我落入一种因袭的、继承的和后天获得的语言，那我就不能讨伦任何事情，因为我的敌人就在自己家里。”就在这个时候，在看到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第三个方面。这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读者。 　　因为写书自然是为了让读者读。我想，《跳格子》一定能被阅读，所以我在书中提出了桥的问题。我在我自己和将要读这本书的人之间架了一座桥。读者是书的辩正法的一部分。没有读者就没有书，没有读者就没有《跳格子》。如果诸位没有读过这本书，现在我们就不能谈论这本书。就是说，在《跳格子》里，读者的地位和作者的地位一样重要。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说，两者是不折不扣的一回事。书是作者和他的读者之间的一座桥。正因为有这座桥，所以我希望书中的人物对问题产生疑问并进行思考，我也希望读者这样做。所以我老是说读者是同谋。莫雷利多次这样说:“我需要的是同谋读者。”让读者离开一点他的小屋、向他证明他面临的事情，要求个人的有力的干预的办法是为他建议两种阅读方法。这是基本的自由。读者有两种选择：或者象任何一个邻居的孩子那样阅读，或者按照我建议的阅读指南阅读。或者用其他方式阅读，因为有人用第三种方式阅读，寻找其他可能的联合。这样，你就象读者一样进入了游戏，就象作者写书时进入游戏一样。 　　我需要用这样一篇长长的序言来说明这种双重的阅读方式不是作家的独出心裁，不是拜古廷风格，不是一种游戏。这满足了在读者那里寻找我在写书时找到的东、西的愿望：一种连续不断的战斗。 　　此外，《跳格子》是一本有缺点的书。在写这本书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很清楚地看到了它的缺点。这是一本具有过分的个人主义倾向的书，它没有考虑历史。奥拉西奥。奥利维拉是个不参预政治问题的人。在那个时候，作者即我本人置身在历史之外，就是说，《跳格子》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在这个阶段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文学。所以这本书太个人主义了，太形而上学了。它是对作为个人的人的一种寻求，一种调查。但是《跳格子》是一种巨大的经验积累，这使我后来很容易地得到了自由，进入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高兴写了这本书，因为倘若我没有写它，我相信我是不会迈出第二步的。而正是这一步使我更广泛更开阔地进入了历史，使我离开了自我而进入了你和我们，离开了单数第一人称而进入了人类的巨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