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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被拒绝的成长<script></script>
<br/><br/>——关于库切的《男孩》(之一)</p><p>吴志超</p><p><br/><br/> “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到那时候你就明白了。”<br/> 在《男孩》接近结尾的地方,库切让母亲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大概每一位母亲都至少会对自己的孩子说上一遍。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说我的记忆里,这样的话我妈对我说过成千上万遍。当然,这是因为说了没用,只好再说。没用的理由,正如库切所写的:“他会明白什么?是她那老一套生活?那是自古以来人生的必经之路?也许每一代人对下一代说的都是这一套,既是警告,也是威胁。可他不想听。‘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真是胡说八道,真是自相矛盾!一个孩子怎么会有孩子?”<br/> 正是这个表白,让《男孩》和一般的成长小说区分开来。<br/> 说起成长小说,就会想起那些在我“成长”的年代最喜欢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威廉·迈斯特》、《彼得·卡门青德》、《大卫·科波菲尔》、《约翰·克利斯多夫》、《天使,望家乡》。这些成长小说大约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大多带有自传性质,二是基本上都是作家很年轻时候的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完成于1774年,歌德时年25岁;《威廉·迈斯特》稍晚,但也是在1777年就开始构思、动笔了,虽然最终完成,要到50年后;《彼得·卡门青德》曾经是我最喜欢的成长小说,27岁的赫尔曼·黑塞凭借它一举成名;《天使,望家乡》同样是托马斯·沃尔夫的处女作,出版时他才29岁——这部巨厚的小说,当年和薄薄一本小册子的《彼得·卡门青德》带给我几乎一样的感动;完成《大卫·科波菲尔》的狄更斯和完成《约翰·克利斯多夫》第一卷的罗曼·罗兰,年纪稍大,都是38岁,但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也还相当年轻——我在想也许我也可以开始写了,过两年写完,也刚好是这个岁数。<br/> 成长小说的作者普遍年轻,或者是因为正青春激情澎湃,有抑制不住的情感洪流要宣泄,如“少年维特”时代的歌德,还有下笔就如滔滔洪水的托马斯·沃尔夫;或者因为青春正在逝去,那种强烈的伤怀让他急切地要用文字来留住青春的小尾巴,如赫尔曼·黑塞;又或者是创作力强大,在一个时期刚刚过去的时候,就迫不及待要以最鲜活的生活材料来进行自我总结,如狄更斯、罗曼·罗兰以及写《威廉·迈斯特》的歌德。可能正是因为“年轻”,几乎所有这些成长小说,都对“成长”这个主题抱有一种终极的乐观态度,即使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沃尔夫那充满时光逝去年华不再的哀婉文字,骨子里依然是掩饰不住的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一种强健的生命力贯穿着他们最忧伤的爱情故事;极端如维特的戛然而止,谁又看不出其中狂飙突进时代的强大意志?——死了一个维特,自有无数维特来把旧世界颠覆。然而所有这些,在库切的《男孩》,那个被包装成成长小说的文本里,都告阙如。<br/> 《男孩》是库切1997年的作品,那年他已经57岁,它的续篇《青春》,更是2002年62岁时的作品。库切没有在自己的青春“现在时”或者“正在过去时”写自己的成长经历,他把它们埋藏到了功成名就的“耳顺”之年。就这一点来说,它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成长小说,甚至都未必可以很顺当地把它归类为“小说”。它似乎更接近于老年萨特的《词语》那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文本类型。在这样的文本里,某种追根溯源的自我反思、自我解构的企图,要远远超过成长小说中自我表达的叙述热情。事实上那更像是一种“反成长”小说,虽然同样借助于自传材料,但与成长小说中的乐观和憧憬截然相反的是,它们实际上并不鼓励“成长”。它们要表达的不是“成长”如何能够以启蒙式的热情达成一个人的“自我实现”,而是一种“前成长”的阴影如何能够将它阴郁而强大的影响力贯穿于一个人的一生,包括其“成长”。<br/> 库切笔下的“他”,既不是成长小说里从懵懂中历经磨难渐渐领悟人生真谛的约翰·克利斯多夫们,也不是《铁皮鼓》里那个自行“拒绝成长”的奥斯卡。奥斯卡虽然是借助于“天意”,因为事故而停止成长,但他对此却是满意的,并且加以运用。童年某种意义上被作为一个伊甸园、乌托邦,可以用来映照丑陋的现实——那个现实就是成年人的世界。然而奥斯卡式的“拒绝成长”具有太多的“自主性”,果然,他也可以在某一天自行决定:现在该长大了。库切通过反对“母亲”那句极具“普遍性”的话,即“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到那时候你就明白了”,来反对一种关于成长的意识形态。他既反对成长小说过于乐观过于“自主”的成长,想必也不会赞同君特·格拉斯同样过于乐观过于“自主”——只不过反了个方向——的“拒绝成长”。<br/> 在库切那里,成长是“被拒绝”的。母亲用“爱”,父亲用冷漠,亲戚用疏远和轻视,老师用职能和地位,农庄用它的陌生和他人的所有权,所有这一切代表着成人世界的东西,都以“亲人”、“长辈”或者是他们的“关怀”的名义,在实际上拒绝“他”的进入。当然,在成年人和他们的世界看来,“他”还没有这个资格,要通过成长小说里的“成长经历”,来获取通行证。这个成长经历就是一个模式,具体的“成长道路”可以千差万别,模式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获得成年人的首肯。成年人永远不会费心去理解“男孩”的逻辑:“‘等你有了自己的孩子。’真是胡说八道,真是自相矛盾!一个孩子怎么会有孩子?”但这是一个如此有力的逻辑,如此接近于真理的逻辑。孩子的准确定义,就是那个不可能有自己孩子的人!所以他就是不应该像一个有孩子的人那样去行动和思考。孩子就应该有自己的世界,他们也在试图积极地构造他们的世界。如果成年人不那么偷懒,不那么傲气十足,而是多费心去理解那个世界,并且想办法更好地在两个世界之间进行一些细致的衔接——毕竟孩子总还是要“长大”的——这样不仅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实际上很可能也有利于成年人对自己的世界的改造,正如他们有时候会去借鉴别的民族或者国家的做法。<br/> 但是库切发现,要成年人这么去做,几乎不可能。他们只会用强制(再讲究策略,依旧是暴力性的),来“教育”,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被教育过了,已经是产品了。他们通常只知道应该,而不去深究为什么,然后把这应该再强制灌输给下一代。没有“成长”,只有加工出来的“成品”。哪怕母亲那令人窒息的“爱”,那被当作神恩颂扬的“母爱”,依旧是一种更多出于“自私”的强制。<br/> 孩子自己是不会“拒绝成长”的,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在不断发现对象,并且学着与对象打交道。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对象和他们之间横亘着一个成年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神秘莫测地关着门,只开几扇窗给他们看。这个世界当然也在必不可少地帮助他们,但更多的,却是强制的“创伤”。这并不只是由某种主动的强制造成的。那个成人的世界暂时还是不可理解的,像块石头,哪怕是五彩斑斓的雨花石;根据它而为孩子构建的半开放的模拟世界同样是硬梆梆的;这两个世界在孩子的生活中重叠在一起,孩子们“自己的世界”只是一个想象,实际上童年永远是成年人的童年;因此孩子在自己的发现行动中,随时会而且必定会磕在这些硬物上,而造成永久性的损伤。<br/> 正是这种弗洛伊德关注过(但关注重点不同)的童年期“创伤经历”,使得孩子们不可能按照理想的“自主”方式成长。这种“自主成长”为成年世界所拒绝、篡改,以至于他们最终“成长”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带着所有“暗伤”。他们没能像成长小说的启蒙神话里那样,在一条艰辛然而最终是光辉的道路上,从一个“半人”自我实现为一个“人”;相反,他们被一路追打着,逃进了一个叫做成人世界的阴暗“场所”,在那里喘着粗气,惊恐地看着那些实际上依然无法接受的东西——他们只是反复被“教育”说他们已经接受了,于是以为自己真的接受了。<br/>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两个概念:“创伤经历”和“场所”。下一篇,我再来展开这两个对理解库切相当关键的概念。<br/></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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