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资料

无非

礼拜二午睡时刻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得煤烟气。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碧绿的香蕉。铁路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盖的兵营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一个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是车窗锈住了，怎幺也拽不动。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小姑娘换了个座位。她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著褴褛的丧服。

　　小姑娘十二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那位妇女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像件法袍。要说她是小姑娘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在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她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十二点，天气热起来了。火车在一个荒凉的车站上停了十分钟，加足了水。车厢外面的香蕉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树荫下显得十分洁净。然而，凝滞在车厢里的空气却发出一股没有硝过的臭皮子味。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又在两个一模一样的镇上停了两次，镇上的木头房子都涂着鲜艳的颜色。那位妇女低着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小姑娘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小姑娘回来的时候，妈妈正在等她吃饭。妈妈递给她一片奶酪、半个玉米饼和几块甜饼干，又从塑料袋里给自己拿出来一份。吃饭的时候，火车徐徐穿过一座铁桥，又经过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也和前两个镇子一模一样，只是在镇子的广场麇集着一群人。在炎炎的烈日下，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镇子的另一端，是一片贫瘠龟裂的土地。这里再也看不到香蕉林了。

　　那位妇女停下来不吃了。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说。

　　小姑娘向窗外张望了一下。映入她眼帘的还是那片荒凉的旷野。从这里起，火车又开始加快速度。她把剩下的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妈妈递给她一把梳子。

　　“梳梳头！”妈妈说。

　　小姑娘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那个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抹去脸上的油污。小姑娘刚梳完头，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

　　“你要是还有什幺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女孩子点点头。窗外吹进一股又干又热的风，夹带着火车的汽笛声和破旧车厢的哐当哐当声。女人把装着吃剩下来的食物的塑料袋卷起来，放进皮包里。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可以望见这个小镇的全貌。这是八月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稍微离开窗子远一些，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她母亲也用慈祥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汽笛响过后，火车减低了速度。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车站上空无一人。在大街对面杏树荫下的便道上，只有弹子房还开着门。小镇热得像个蒸笼。母女俩下了车，走过荒凉的车站，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始裂开。她俩横穿过马路，走到树荫下的便道上。

　　快两点了。在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从十一点起，商店、公共机关、学校就关了门，要等到将近四点钟火车返回的时候才开门。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和旅店附设的酒馆和弹子房以及广场一边的电话局还在营业。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按照香蕉公司的式样盖的，门从里面关，百叶窗开得很低。有些住房里面太热，居民就在院子里吃午饭。还有些人把凳子靠在杏树荫下，坐在街上睡午觉。

　　母女俩沿着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的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家走去。母亲用手指甲敲了敲纱门，等了一会儿又去叫门。屋子里电风扇嗡嗡作响，听不见脚步声。又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大门轻轻地吱扭一声，在离纱门不远的地方有人细声慢语地问：“谁啊？”母亲透过纱门朝里张望了一眼，想看看是谁。

　　“我要找神父，”她说。

　　“神父在睡觉呢！”

　　“我有急事，”妇女固执地说。

　　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探身出来。她肤色苍白，头发是铁青色的，戴着一副厚厚的眼睛，眼睛显得特别小。

　　“请进来吧！”她一面说着，一面把门打开。她们走进一间花香袭人的客厅。开门的那个妇女把她们引到一条木头长椅前，用手指了指，让她们坐下。小女孩坐了下去，她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两只手紧紧抓住皮包。除了电风扇的嗡嗡声外，听不到一点其他的声音。开门的那位妇女从客厅深处的门里走出来。

　　“他叫你们三点钟以后再来，”她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说。

　　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温和，流露出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开门的女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那好吧！”她说。

　　客厅深入的门又关上的时候，来访的女人坐到她女儿身边。这间窄小的客厅虽然简陋，但是很整洁。一道木栏杆把屋子隔成两半儿。栏杆里边有一张简朴的办公桌，上面铺着一块用胶布做的桌布。桌上有一台老式的打字机，旁边放着一瓶花。桌子后面是教区的档案。看得出这间办公室是一位单身妇女给收拾的。

　　房间深处的门开了。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睛，从里面走出来。他一戴上眼睛，马上可以看出他是那位开门的妇女的哥哥。

　　“你有什么事？”他问。

　　“我要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

　　女孩子坐在那里，把那束鲜花放在膝盖上，两只脚交叉着伸在椅子底下。神父瞅了女孩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女人，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的天空。

　　“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他的头已经谢顶了，两手却是毛茸茸的。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络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地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临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哎呦，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这么说他叫卡络斯·森特诺。”神父填完表，嘴里咕咕哝哝地说。

　　“卡络斯·森特诺，”那个女人说，“是我的独生子。”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子里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女孩子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神父把钥匙摘下来，放在栏杆上那本打开的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写了字的那一页上的一处地方，眼睛瞧着那个女人，说：

　　“在这儿签个字吧！”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地名字。小姑娘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的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她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一则是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了，再则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免得中暑。他连连打着哈欠，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睡意朦胧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在临街的大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大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等一会儿走吧，”他说。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她在睡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头发散披在肩上。她一声不响的瞅了瞅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布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4-26 23:32:03编辑过]

曳

同喜　一提

赵松

这个小说七八年前看过，今天又看了一遍，感觉还是非常好。

egu

请问在哪弄到的？有网址吗？

陈斌

非常喜欢马尔克斯，不过这篇文章在我有的短篇集中没有，无非，哪搞到的？

无非

这个是我收藏的。时间太久网址我不记得了，但是是无意中在一个论坛里看见的。非常抱歉。

无非

还有一些资料。

成名前的孤独


在马尔克斯因《百年孤独》获诺贝尔奖之前，他不仅感到孤独，而且时常陷入一种文学枯竭中。他的书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流传。
他的朋友智利人何塞·多诺索这样来描述成名前的马尔克斯的状况：
“我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好像很消沉，很忧郁，被文学上的困境折磨着，他的这种困境与埃内斯托·萨瓦托一再遭遇的困境以及与胡安·鲁尔福的永恒的困境一样，在日后被人们广为流传。”
何塞·多诺索的妻子这样回忆：
“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果他不是最复杂的人，我也觉得在人与人的交往方面他恐怕是最难以接近的了。他的为人是胆怯和高傲，是和蔼与不礼貌，是亲切与拒绝的混和物。他不象其它几个人一样在大学里做报告和讲课。”
“每到春天，马尔克斯就长满了腋下疖子，这种令人不快的脓肿长在胳肢窝底下，很疼，每年春天都长，令人绝望，马尔克斯就在与绝望年复一年孤独的斗争中一步步地走向他文学上的辉煌。”
马尔克斯这样谈及自己创作时的孤独感：
“我的作品从来不让别人看，这似乎已经变成了一条我必须遵守的准则。实际上，我认为，在文学创作的征途上，作家从来都是孤军奋战的，这跟海上遇难者在惊涛骇浪里挣扎一模一样。是啊，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谁也无法帮助一个人写他正在写的东西。”
“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作家最理想的写作环境，上午在一个荒岛，晚上在一座大城市。上午，作家需要安静；晚上，作家得喝点酒，跟至亲好友们聊聊天。我这里所说的和福克纳的意见是一致的。他说，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

无非

拉丁美洲的孤独

马尔克斯

跟随麦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安东尼奥，经过我们南美洲之后，写了一篇准确的报道，然而它更像一篇虚构出来的历险记。他这样写道，他看见过肝脐长在背上的猪，还看见过没有爪的鸟，这种鸟的雌鸟在雄鸟背上孵蛋。此外，还有一种酷似鲣鸟却没有舌头的鸟，它们的喙部像把羹匙。他还写道，还有一种奇怪的动物，它们长着驴头和驴耳，身体象骆驼，腿象鹿，叫起来却又象马。他写道，当他们把一面镜子放到在巴塔哥尼亚遇见的第一个土著居民眼前时，那个身材魁梧的巨人，被自己镜子中的形象吓得魂不附体。
从这本引人入胜的小册子里，已经隐约可见我们现在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远非那个时代的现实中最令人惊奇的证明。西印度群岛的史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类似记载。埃尔多拉多这块为人垂涎，但并不存在的国土，长期以来出现在许多地图上，并随着绘图者的想象而不断改变其原来的位置和形状。那位传奇式阿尔瓦尔，为了寻找长生不老的源泉，在墨西哥进行了为期八年的探查。在一次疯狂的远征中，他的同伴们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以至于出发时的六百人，在到达终点时，仅有五人幸存。在无数个从未被揭开的奥秘中，有这样一个：一天，有一万一千头骡子从库斯科出发，每头牲口驮有一百磅黄金，去赎回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可最终并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卡塔赫纳出售过一些在冲积土壤上饲养的母鸡，在它们的鸡肫里发现了金粒。我们开国者的这种黄金狂，直到不久前还在我们中间蔓延。就在上个世纪，研究在巴拿马地峡修筑连结两大洋铁路的德国代表团，还做出这样的结论：只要铁轨不用当地稀有的车铁来制造而是用黄金，那么方案便是可行的。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后，我们并未摆脱这种疯癫的状态。曾三次连任墨西哥独裁者的安东尼奥将军，竟用豪华的葬礼来掩埋他在一次称之为“糕点”战争中被打败的右腿。在厄瓜多尔进行了十六年君主独裁统治的加夫列尔将军，死后的尸体竟然被穿上大礼服和挂满勋章的铠甲，还安放在总统宝座上让人们守灵。萨尔瓦多特奥索福的独裁者马克西米利亚诺将军，在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使三万农民丧生，他发明了一种用来测试食物中毒的摆锤，还下令用红纸遮盖街灯，以控制猩红热的传染。修建在特古西加尔巴中心广场的佛朗西斯科纪念碑，实际上是从巴黎一个旧雕塑制品仓库里买来的奈元帅的塑像。
当代杰出的大诗人，智利的聂鲁达，十一年前，用他精彩的演说使这个地方生辉。那些有良知的欧洲人，当然也有居心不良的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起来自拉美神话般的消息，关注起那个广阔土地上富有幻想的男人和富有历史感的女人，他们生活节俭的程度可同神话故事相媲美。我们从未得到过片刻的安宁，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凭借火焰中的总统府为工事，同一支正规军对抗，最后英勇战死。两次令人怀疑，而又永远无法澄清的空中遇难，使一位性格豪爽的总统和一位恢复了民族尊严的民主军人丧生。爆发过五次战争和十六次政变，出现过一个魔鬼式的独裁者，他以上帝的名义对当代的拉美实行了第一次种族灭绝。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1970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困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的居民不知去向。无数被捕的孕妇，在阿根廷的监狱里分娩，但随后便不知道孩子的下落和身份。实际上，他们有的被别人偷偷收养，有的被军事当局送进孤儿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大陆有二十万男女英勇牺牲。十多万人死于中美洲三个任意杀人的小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这个比例数用之美国，便相当于四年内有一百六十万人暴卒。
智利这个以好客闻名的国家，竟有一百万人外逃，即占智利人口的百分之十。乌拉圭历来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国家，在这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里，每五个公民中便有一人被放逐。1979年以来，萨尔瓦多的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迫使一人逃难，如果把拉美所有的流亡者和难民合在一起，便可组成一个比挪威人口还要多的国家。
我甚至这样认为，正是拉美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表现形式，博得了瑞典学院的重视。这非同寻常的现实并非写在纸上，而是与我们共存的，并且造成我们每时每刻的大量死亡，同时它也成为永不枯竭的、充满不幸与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我这个游浪和思乡的哥伦比亚人，只不过是一个被命运圈定的数码而已。诗人和乞丐，音乐家和预言家，武士和恶棍，总之，我们，一切隶属于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的人，很少需要求助于想象力。因为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感到孤独的症结所在。
因此，如果说这些困难尚且造成我们这些了解困难实质的人感觉迟钝，那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有理智、有才干的人们，由于醉心于欣赏自己的文化，便不可能正确有效地理解我们拉美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他们用衡量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而忘却了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并不是平等的；他们忘却了追求平等对我们——如同他们所经历过的一样——是艰巨和残酷的。用他人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生活现实，只能使我们显得更加陌生，只能使我们越发不自由，只能使我们越发感以孤独。假如可尊敬的欧洲乐于用他们的历史来对照我们的今天，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也许会增加一些。如果欧洲人能够记得伦敦曾经需要三百年时间才建成它的城墙，又用另外三百年才有了一位大主教；如果他们能够记得，在埃特鲁里亚，在一位国王确立罗马在历史上的地位之前，它曾经在蒙昧的黑暗里挣扎了两千年之久；如果他们能够记得今天用酥香的奶酷和精确的钟表使我们感到快乐的、热爱和平的瑞士人，在十六世纪时曾像野蛮的大兵一样血洗欧洲，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也许会提高一些。就是在文艺复兴的高潮时期，一万二千名由东罗马帝国圈养的德国雇佣军，还对罗马烧杀抢掠，用刀子捅死了八千个当地居民。
我并不想把托尼阿的幻想加以实体化，五十三年前托马斯·曼曾在这个大厅里赞扬过这位主人公统一纯洁的北方和热情的南方的梦想。但是，我相信那些思想敏锐的欧洲人，那些也在为更人道、更正义的伟大国家而奋斗的欧洲人，只要认真地修正自己看待我们的方式，便能够从远方帮助我们。对渴望在世界之林享有一席之地的人民的支持，如果不变成真正的具体行动。而仅仅声援我们的幻想，那是丝毫也不能减少我们的孤独感的。
拉美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他人摆布的棋子。她除了希望自己保持在西半球的独立自主地位，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航海技术的进步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然而我们双方在文化上的距离却扩大了。为什么可以允许我们在文学上保持特色，却疑团满腹地拒绝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要求的独立自主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在其国内努力追求的社会正义，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成为拉美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无所顾忌的暴力和过分的痛苦，是世代的不公正和无止无休的苦难的恶果，而不是什么远离我们家园三千海里之外的地方策划出来的预谋。可是，不少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相信这种策划，他们犯了和他们祖辈同样的幼稚病，忘记了他们祖辈年轻时代进取向上的狂热，似乎以为除了任凭世界两大主宰者的摆布之外就没有其它生路。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严重程度。
虽然如此，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兽、瘟疫、饥饿、动乱，甚至数百年的战争，都不能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优势。这种优势还在发展，还在加速：每年的出生者要比死亡者多七千四百万，新出生的人口相当于纽约每年人口增长的七倍，而他们大部分出生在并不富裕的国家里，其中当然包括拉美。相反地，那些最繁荣的国家却积蓄了足够摧毁不仅数百倍于当今存在的人类，而且可以消灭存在于这个倒霉世界上的任何生物的破坏力。
也是在象今天这样一个场合里，我的导师福克纳在这个大厅里说过：“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他在三十二年前拒绝接受这一世界灾难的说法，如今它仅仅是纯属科学判断上的一种可能。假若我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便感到不配占据他曾占据的这一讲坛。面对这个出人意外，从人类史看似乎是乌托邦式的现实，我们作为寓言的创造者，想念这一切是可能的；我们感到有权利相信：着手创造一种与这种乌托邦相反的现实还为时不晚，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中注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张永泰译）

无非

写《百年孤独》的岁月

                                       达索·萨尔迪瓦尔

      由于电影和广告事务缠身，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严严实实地自我封闭起来，以便开始十分漫长的“旅行”的计划仅仅几天即告失败。这些事务成了极大的干扰，抑制了作家的创作激情，弄得他一连好几周严重头疼，因为他的身心已经完全让这部小说占据了。于是作家脱离了社会生活及文学和电影团体，跟上司谈妥，辞了赖以养家糊口的工作。电影《咱们镇上没有小偷》的编剧埃米利奥·加西亚·列拉后来回忆说，他替补作家在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做广告词撰写人；作家向他们告别时说日后他们将很少看见他，他要关起门来写小说，全力以赴地写。他交给妻子梅塞德斯5000美元，让她料理一切，在他闭门著书的至少6个月里不管出现什么事情也别打搅他。实际上他将要写14个月。
　　几个月之前他在圣安赫尔因区租了一所房子，很适宜他要过的那种修道院式的隐居生活。
　　圣安赫尔因是位于郊区的一个宁静的居民区，来此寻觅僻静的住所和清新的空气的企业家、商人、艺术家、电影人、作家、报人将这里分成一片片的小块；鹅卵石地面的小街，式样各异的房屋掩映于一丛丛青松、白杨、白蜡、番杏、藤忍冬之中。人们还能惬意地眺望远处神秘的火山和紫红色的山峰———这是市区没有的额外享受，因为这座人口已达700万的大都会就空气质量而言远非“最明净的地区”。（此处借用了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长篇小说之名《最明净的地区》）对马尔克斯一家来说，住在圣安赫尔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成为作家富恩特斯等人的近邻。
　　马尔克斯家的房子是一座立砖砌成的二层小楼，屋顶两面流水，窗户很大，几乎透得进半个天空的光线。这座洋房对于他们一家的人口和经济状况而言确实大了些，可是对于患有先天性幽闭症的作家本人及其追寻的修道院式的隐居生活来讲，则非常适宜。客厅尽里头一间木板隔成的屋子是他的书房“黑窝”。书房面积很小，大约三米长、两米半宽，但很亮堂，里边有一个小卫生间、一扇门、一个朝向庭院的窗子、一个长沙发、一个书架、一张木桌，桌上摆着一台奥利维蒂牌打字机。书架上挂着一幅时常令朋友们发笑打趣的俗气的画，面上一位格兰德大妈似的胖水神在大枕头上昏昏欲睡，水神本身的肉体和卷发形成的几个矮胖的风流男人在她周围编织玫瑰花环。长沙发上方挂着一幅不太俗气却同样让人忍俊不禁的油画风格的版画，上边画着被守护神看得很紧的两个儿童在悬崖边采花，旁边是身穿卡车司机的蓝色背带式工作服的作家正跟毁灭马孔多镇的天神奋力搏斗。
　　家里其余的地方为妻子梅塞德斯的天下。一个两层的陈设简单的大房子，一个由两棵白蜡树的浓荫遮蔽的小院，一个花园，花园的草坪在车库前边，下午放学后罗德里戈和贡萨洛在草坪上跑来跑去。正是孩子上学的时间表帮助修改了作家的作息时间。此前不久，他还沿袭办报时期的习惯，夜间写作（其实，在为谋生计而工作那阵，业余时间并不写东西，而是练体操健身），直至生活提示他，上午无人搅扰，是理想的写作时间。这样，每天送孩子到拉斯阿吉拉斯区附近的威廉姆斯学校以后，上午8点走进“黑窝”，一直写到孩子们回来吃午饭的下午两点半。
　　当时7岁的罗德里戈和4岁的贡萨洛后来回忆说，父亲总是呆在客厅尽里头的小屋里，午饭后小憩片刻，在居民区溜达一会儿，就又关到那里头，晚上8点或者8点半朋友来了才出屋。来的朋友几乎总是阿尔瓦罗·穆蒂斯和卡门·米拉克莱与豪米·加西亚·阿斯科特和马丽娅·路易莎·埃利奥。这两对夫妇在14个月当中，是布恩迪亚家族许许多多故事和马孔多镇的可怕命运的构思与演变的得天独厚的目击者。与孩子眼里的他相反，马尔克斯在闭门著书的14个月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为通权达变和交际最广的人，同时又是最幸福的人，因为，尽管末尾几个月出现了被梅塞德斯像乌苏拉那样干练地克服了的经济困难，他不但天天见到布恩迪亚家族的成员和马孔多镇的许多人，而且词句与情节水柱般地从他的想象之泉喷薄而出，以至于他感觉自己正在发明文学。然而并非整个写作过程始终那么文思泉涌，例如开头那部分他记得写得十分艰难，第一句话“多年以后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想必会记起父亲领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终于完整地写出来之后，他恐慌地自问：“接下来写什么呢？”进展到森林里发现一艘帆船这一情节（第一章结尾）之时，作家“还真的认为这本书写不出什么名堂。可是从这个情节起，就完全进入了类似疯狂的状态，而且还十分开心”。显然，对他而言，能以随心所欲的笔触用西班牙语流畅自如地写作，是开心的；看着梅尔加德斯拖着磁铁行进，宣称器物本身皆有生命，关键在于唤起它们的灵性，是开心的；看着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面对吉卜赛人变幻无穷的魔法苦思冥想，绞尽脑汁，是开心的；看着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喝下一杯巧克力饮料之后离地腾空，是开心的；看着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试图制造记忆机，先是用来记录那些人惊叹的发明，而后用它对付健忘症，是开心的；看着俏姑娘蕾梅迪奥丝坐上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的亚麻布床单，就从外祖父母家他很喜欢玩的那个五颜六色的花园完完全全飞升上天，是开心的。
　　然而，这位能呼风唤雨的作家并非时时处处全都开心，关在“黑窝”的14个月期间，他重温或者提前体验了一生中十分痛苦的几个时刻。比如写到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死亡的时候，就几乎可以跟1943年1月“那个凄惨的下午”相比，当时年仅16岁、刚到波哥大的马尔克斯，在希门内斯德克萨达大街的内务部门前悲痛地哭泣；也可以跟1972年10月的一天相比，那天在巴塞罗那，他为“拉奎瓦酒吧的舔斗鸡者”中最活跃最有朝气的朋友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迪奥的逝世放声大哭。在故事的自然进展中，发动并且输掉32场战争之后，与17个女人生育了17个儿子之后，躲过了行刑队的枪决、一次自杀念头、一剂足以毒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的药力之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老了。写到孤独之中的上校熔化黄金浇铸小鱼，小鱼铸成再熔化为黄金，黄金再浇铸小鱼的时候，作家知道实际上他是在推迟自己一生中一个痛苦的时刻——让上校去死的时刻——的到来。以前他一直打算写个短篇小说，描述一个人临死前的一天的活动，仔仔细细地描述，一小时一小时地、一分钟一分钟地描述（这或许受了“尤利西斯”和“达洛维太太”的影响），所以此刻他想以这种文学方式来安排上校这个人物的死亡；然而这个念头刚一闪现，他立即觉察到那么一来这本书就会走样，便选择了最省事的写法，让他在栗子树下撒尿时死去。上校这种死法其实早就在脑子里储存着，因为许多年以前作家就听说一位参加过内战的年老的军人在树下撒尿时死了。于是，10月（他小说里的10月总是“最残酷的月”）的一个雨天的下午，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面朝着栗子树跟前走，一面想着马戏，撒尿的同时仍然努力地去想马戏，却想不起来了。他脑袋像小鸡脑袋似的在肩膀之间缩回去一节，额头靠在了栗子树身上”。马尔克斯这天下午上到二层的卧室，梅塞德斯正睡午觉，他躺在妻子身旁“哭了两个小时”。稍后去豪米·加西亚·阿斯科特和马丽娅·路易莎·埃利奥家的时候，还没缓过劲儿来，脸色煞白。这两口子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刚才杀死了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
然而，最茫然的时刻是这部小说的写作将近尾声之际。与笔下的人物朝夕相处这么多月之后，1966年中期的一天，马尔克斯觉得马孔多镇与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自然地走到了尽头，这天便是写作的最后一天了。可是收尾收得过分仓促，上午11点左右已经完稿了。他要告诉梅塞德斯这件事，梅塞德斯不在家，打电话问遍了所有的好朋友也没找到；他六神无主了，不知如何打发剩余的时间，便“努力编些故事加上去，以便能够熬到下午3点钟”。一年以后作家承认，写完《百年孤独》的当天，他心里空荡荡的，“仿佛我的朋友都死了”。（选自哥伦比亚作家达索·萨尔迪瓦尔的长篇传记《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无非

马尔克斯访谈


加西亚·马尔克斯谈《百年孤独》
译者：林一安

１９８２年，哥伦比亚黑绵羊出版社推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另一位哥伦比亚作家兼记者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的谈话录《番石榴飘香》。这部谈话录具体、生动而详尽地叙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文学修养、创作实践和社会活动。这里选登的是其中的一章：《百年孤独》。译文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简称为“马”，门多萨简称为“门”。
·译者按·
门：你在着手写《百年孤独》的时候，请问，什么是你的创作初衷？
马：我要为我童年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文学归宿。
门：许多评论家说，你这部作品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隐喻或讽喻。
马：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想艺术地再现我童年时代的世界。你知道，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景况悲惨的大家庭里度过的。我有一个妹妹，她整天啃吃泥巴；一个外祖母，酷爱占卜算命；还有许许多多彼此名字完全相同的亲戚，他们从来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为什么患了痴呆症会感到莫大的痛苦。
门：评论家总会在你的作品里找到更加复杂的创作意图的。
马：要说有什么更加复杂的创作意图的话，那也是不自觉的。不过话说回来，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
门：一谈到评论家，你总带有尖刻的嘲讽口气，你为什么这么讨厌评论家？
马：因为他们总是俨然摆出一副主教大人的臭架子，居然不怕冒大放厥词的危险，竟敢承担解释《百年孤独》一书之谜的全部责任。他们没有想到，《百年孤独》这样一部小说，根本不是什么一本正经的作品，全书到处可以看出，影射着不少至亲好友，而这种影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发现。
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有一位评论家看到书中描写的人物加布列尔带着一套拉伯雷全集前往巴黎这样一个情节，就认为发现了作品的重要关键。这位评论家声称，有了这个发现，这部作品中人物穷奢极侈的原因都可以得到解释，原来都是受了拉伯雷文学影响所致。其实，我提出拉伯雷的名字，只是扔了一块香蕉皮；后来，不少评论家果然都踩上了。
门：评论家高谈阔论我们可以不加理会，不过，你这部小说倒不仅仅只是你童年时代的艺术再现。有一次，你不是也说过，布恩地亚家族的历史可以说是拉丁美洲历史的翻版吗？
马：是的，我是这么看的。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至今，在我们中间，还有着健忘症。只要事过境迁，谁也不会清楚地记得香蕉工人横遭屠杀的惨案，谁也不会再想起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
门：上校发动的那三十二次惨遭败北的武装起义总可以表示我们的政治挫折了吧。请问，如果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打了胜仗，那将会是什么样子？
马：他很可能变成一个大权在握的家长。记得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还真有一次想让这位上校掌权执政呢。要真那样，就不是《百年孤独》，而变成《家长的没落》了。
门：由于我们历史命运的播弄，我们是否应该认为，谁要是为反抗暴政进行斗争，一旦上台执政，谁就有变成暴君的危险？
马：在《百年孤独》里，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说：“我担心的是，你这么痛恨军人，这么起劲地跟他们打仗，又这么一心一意地想仿效他们，到头来你自己会变得跟他们一模一样。”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话：“照这样下去，你会变成我国历史上最暴虐、最残忍的独裁者的。”
门：听说你在十八岁的时候就打算写这部长篇小说了，确有此事吗？
马：确有此事，不过小说的题目叫做《家》，因为我当时琢磨，故事应该在布恩地亚家族的家里展开。
门：当时你这本小说有多大的规模？是不是从那时起这本小说就计划包括一百年的时间跨度？
马：我怎么也安排不好一个完整连续的结构，只断断续续地写出几段零星的章节，其中有些章节后来在我工作的报纸上发表了。至于年代的久长，倒从来没让我操过心。我担心的是，我对《百年孤独》的历史是否真能经历一百年感到不太有把握。
门：你后来为什么不接着写下去了呢？
马：因为当时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我还缺乏经验、勇气以及写作技巧。
门：但是这个家族的兴衰史一直萦绕在你的脑际。
马：大约过了十五、六年我又想起来了，但是我还是找不到至少写得使自己信服的好办法。有一天，我带了梅塞德斯①和两个孩子到阿卡普尔科②去旅行，途中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我应该象我外祖母讲故事一样叙述这部历史，就以一个小孩一天下午由他父亲带领去见识冰块这样一个情节作为全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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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夫人。
② 阿卡普尔科，墨西哥港口，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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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一部粗线条的历史。
马：在这部粗线条的历史中，奇特的事物和平凡的事物极其单纯地融合在一起了。
门：你曾经停过笔，后来又接着往下写了是不是？
马：是的，阿卡普尔卡我到底没去成。
门：那梅塞德斯有什么看法呢？
马：你知道，我这种疯疯癫癫的作风她总是默默在忍受。要没有梅塞德斯，我永远也写不成这本书。她负责为我准备条件。几个月之前我曾经买过一辆小汽车，后来我又把它抵押了出去，把钱如数交给了她，心想还够用六个来月的。可是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写完这本书。钱用完了，梅塞德斯也没吭声。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让肉店老板赊给她肉，面包师赊给她面包，房东答应她晚交九个月房租的。她瞒着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承担起来了，甚至还每隔一段时间给我送来五百张稿纸。不管什么时候也少不了这五百张稿纸。等我写完这部作品，也是她亲自到邮局把手稿寄给南美出版社的。
门：记得有一次她告诉我，她拿着你的手稿到邮局去的时候，一面想：“要是到头来这部小说被认为很糟糕可怎么办？”可见，她当时还没有读过，是不是？
马：她不爱读手稿。
门：你的儿子也一样，他们都是你作品的最后一批读者。请你告诉我，你当时对《百年孤独》会取得成功是否有信心？
马：这部作品会获得好评，这一点，我是有信心的；但是否会在读者中取得成功，我就没有把握了。我估计，大概能卖掉五千来本（在此之前，我的作品每种大约只卖出一千来本）。南美出版社倒比我乐观，他们估计能卖掉八千本。而实际上，第一版仅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半个月之内就抢购一空了。
门：咱们来谈谈这部作品吧。请问，布恩地亚家族的孤独感源出何处？
马：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爱情。在我这部小说里，人们会看到，那个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布恩地亚家族在整整一个世纪唯一由爱情孕育而生的后代①。布恩地亚整个家族都不懂爱情，不通人道，这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我认为，孤独的反义是团结。
门：我不想再问你别人问过你多次的问题，即为什么书中出现那么多的奥雷良诺，那么多的霍塞·阿卡迪奥，因为众所周知，这是一个极富拉丁美洲特色的称谓方式②。我们祖祖辈辈名字都大同小异。你们家的情况就更加出奇，你有一个兄弟，名字跟你一样，也叫加夫列尔。不过，我倒想知道，为了区分奥雷良诺和霍塞·阿卡迪奥，有无规律可循？什么样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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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百年孤独》第二十章。
② 《百年孤独》中姓名相似的人物很多。据统计，大约有五个霍塞·阿卡迪奥，至少三个奥雷良诺，三个雷梅苔丝（雷梅苔丝·莫科特、俏姑娘雷梅苔丝以及雷纳塔·雷梅苔丝，即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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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一条非常容易掌握的规律：霍塞·阿卡迪奥们总是使这个世家延续香烟，而奥雷良诺们则否。只有一个例外，即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和奥雷良诺第二这一对孪生兄弟，也许是因为他们俩长得完全一样，从小就给搞混了。
门：在你这本书里，狂热昏愦的总是男子（他们热衷于发明、炼金、打仗而又荒淫无度），而理智清醒的总是妇女。这是否是你对两性的看法？
马：我认为，妇女们能支撑整个世界，以免它遭受破坏；而男人们只知一味地推倒历史。到头来，人们是会明白究竟哪种做法不够明智的。
门：看样子，妇女们不仅保证了这个世家不致断绝香烟，还保证了这部长篇小说的连贯性。也许，这就是乌苏拉·伊瓜朗特别长寿的原因所在吧？
马：是的。早在内战结束之前，她已年近百岁，应该归天了。但是我察觉到，要是她一死，我这本书也就完蛋了。只有等到全书行将结束，以后的情节又无足轻重时，她才能死。
门：佩特拉·科特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
马：有一种极其肤浅的看法，认为她仅仅是菲南达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她是一位加勒比地区的女性，没有安第斯地区妇女那种道德偏见。但是我认为，倒不如说她的人品和乌苏拉极为相似。当然，她的感情比真正的乌苏拉要粗俗得多。
门：我猜想，你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总有些人物偏离了你的创作初衷，你能举个例子吗？
马：可以。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就是其中一例。在小说里，她一发现自己患了麻疯病，就应该象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立即不辞而别，走出家门。尽管这个人物的性格被描写成具有忘我的牺牲精神，以致这个结局让人觉得还真实可信，我还是进行了修改，结果写得太恐怖了。
门：有没有哪个人物最后写得完全背离了你的本意？
马：从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来分析，有三个人物完全背离了我的本意：奥雷良诺·霍塞，他对他的姑妈阿玛兰塔产生了非分之想，这使我大为惊讶；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我原来打算把他写成香蕉工会的领袖，但并未如愿以偿，还有霍塞·阿卡迪奥，他从教皇的信徒竟变成了一个好色的懒鬼，跟全书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门：就这些人物来说，我们倒还能掌握全书的某些要领。书中有一段时期，马贡多给你写得不象你原来的镇子了，倒象一座城市，象巴兰基利亚了。你把你在那儿所熟悉的人物和地点都给安上去了。你这么一变，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吗？
马：与其说马贡多是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不如说是某种精神状态。所以，要把它从市镇这样一座活动舞台挪到城市中来倒并非难事。但是，如果既要挪动场所又不致引起人们对乡土眷恋怀念心情的变化，那就难了。
门：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马：开头。我十分吃力地写完第一句句子的那一天，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非常心虚，不禁自问：我还有没有勇气写下去。事实上，当我写到在一片丛林之间发现了一艘西班牙大帆船①时，我就觉得这本书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但是，过了这个阶段，我的创作便犹如江水奔流，一泻千里；而且，心情也非常愉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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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百年孤独》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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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你还记得你写完这部小说的日子吗？当时是几点钟？你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马：为了创作这部小说，我每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整整写了一年半的时间。写完全书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这本书大约是在上午十一点钟光景写完的，不早不晚，有点不合时宜。当时梅塞德斯不在家，我想把这个消息打电话告诉别人，可一个人也找不到。我那天手足无措的窘态现在想起来真是历历在目。我竟然不知道怎么打发还剩下来的这一大段时间，只好胡思乱想以便挨到下午三点钟。
门：这部小说某些重要特点一定会被评论家们（当然是指你感到厌恶的那些评论家）所忽视。你看，哪些特点会被他们忽视？
马：他们忽视了这部作品极其明显的价值，即作者对其笔下所有不幸的人物的深切同情。
门：你认为，谁是这本小说的最好读者？
马：我的一位苏联女友看到一位上了岁数的妇女手抄我这本书，而且很明显，是从头抄到尾。我的女友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位妇女回答说：“因为我想知道究竟是谁真正发了狂：是作者还是我。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重新再把这本书写一遍。”我想不出比这位妇女更好的读者了。
门：这本书被译成几种文字？
马：十七种。
门：听说英译本非常出色。
马：是的，很出色。原文译成英文，显得明快有力。
门：别的译本怎么样？
马：我跟意大利文译者和法文译者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这两种译本都很好。不过，我体味不到法译本的优美。
门：该书在法国的销售情况不及在英国和意大利，更不用说取得巨大成功的西班牙语国家了。这是什么原因？
马：这也许要归咎于笛卡儿哲学吧①。我觉得，我和拉伯雷的激情较为接近，而离笛卡儿的严峻则相去甚远。在法国，笛卡儿曾一度占了上风。尽管我这本书也受到了好评，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法国没有象在其他国家一样受到普遍的欢迎。前不久，罗萨娜·罗桑达②才给我把事情讲明白：原来１９６８年法译本在法国出版时，当时的社会局势对该书并不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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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笛卡儿（１５９６-１６５０），法国哲学家、数学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的二元论者，他还认为决定肉体和灵魂存在的是神。
② 生平不详，想系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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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百年孤独》的成功是否使你非常兴奋？
马：是的，非常兴奋。
门：但是你对发现成功的秘密并不感兴趣？
马：是的，我也不想知道。我认为，如果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我的一本只写给几个朋友看看的书会象热香肠一样到处出售，那将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