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海德格尔的错误

少典

海德格尔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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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间垂着厚重窗帘的屋子，光辉阴暗，弥散在凌乱的堆满了书籍文稿的架子上，一张宽大的，像是用竹篾编织的书桌，收拾得挺整洁，一些纸笔，极小的像片架，橄榄形的瓶子里插着的一朵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花，几片静止的叶子，衬托着一个让我心烦意乱，甚至有点儿厌恶，活到了87岁才死的老人……这想必是一个平静而冷漠的秋天，或者是不太寒冷的冬季，为此刻正在酷热中煎熬的我渴望不已。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脑门宽大，目光阴沉，表情看上去有些尴尬，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规规矩矩地坐在距我一尺远的面前，两只平摊在空白稿笺上的手，十分巨大，已经相当苍老，布满了色素沉着斑点，不过，此刻若想看得更清楚一些，就需要启动放大镜之类的補助工具，而那些青筋的清晰暴起，像极了我的园子里已经枯死的盆栽龟背竹的茎杆……

    1927年，海德格尔的重要著作《存在与时间》问世了，表明了他的存在主义和胡塞尔现象学派的渊源关系。他严肃地告诉人们，“历史性这个规定发生在人们称为历史（世界历史）的这个东西之前，首先必须以存在为基础，像‘世界历史’这样的东西才有可能，而这些东西才能历史地成为世界历史的内容。”这一段七弯八绕，不太简洁的罗嗦话语，仅仅说明了一个问题，只有那些存在过的事实发生进程才会成为历史，任何虚拟的政治、文学、艺术的构思内容无论多么完美，曾经占有过多么重要的话语权地位，都不会成为真实的历史。而表现主义的规定原则却告诉了我们一个相反的痛苦事实，恶劣的艺术化政治内容占据了统治阶层的良心之后，很快将会变为历史性真实的替代，虚构的内容变成可耻的现实呈现。这就是类似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类极权主义的统治艺术：此刻你正在观看的、聆听的一切图形（声像）符号，可能都是经过事先的仔细选择、被安排的内容。于是我们这些熟知与努力揭示历史真相的践行者，就会成为极权当局的恐怖统治艺术严加防范的危险敌人。

    我丝毫不会否认哲学的孤傲性。历史性的描述向来属于形而上的意识理念，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社会民众不依赖于这个理念的描述，也会自动地按照生活的惯性沿着时间的直线无可奈何地走下去。除非在一个仰仗恐怖主义权力意志建构的虚假的崇高精神环境中，那些甚嚣尘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潮，占据了时代的中心话语权地位之后，人们才会无法完全彻底地抵抗、消除这一类精神毒素的腐蚀侵害，例如在1934年的9月5日，在纽伦堡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希特勒《元首文告》，气焰嚣张地指出，“今后一千年，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这和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中共党的元首毛泽东拖着浓重的湖南腔尖声的呼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有什么实质性的分别？无论沉浸其中的态度自觉与否，被置入极权主义恐怖势力中的日尔曼民族，或者中华民族，凭借自己的力量都没有办法避免、摆脱紧随其后发生的一系列沉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历史的选择性，在带有国家主义标志的高亢激昂调子中令人悲哀地丧失了。除非人们能够安全地逃亡异国他乡，否则谁都不能自主地撕破被极权主义桎梏的天空的浓重阴霾，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   

    当时间的刻度盘转到1934年2月时候，海德格尔因为纳粹党的教育部长不同意（让他举荐的教授担任弗赖堡大学四个学院的院长）他的请求，不得不难堪地辞去了弗赖堡大学的校长职位，期间，他的许多著作不许被用作课堂讨论的题材，他本人也受到了盖世太保的监视，当战争进行到最后一年，他终于被纳粹党赶到了莱茵河岸挖掘战壕。这一切似乎表明，海德格尔此时已经失宠于纳粹党，然而当时间重新回到1933年的5月27日，他在应邀担任埃德蒙特•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执教的弗赖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认真地、一点也没有违背心愿地郑重表示，“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并不是一种文化上层建筑，而是这个民族从本身泥土和血统中生长出来的人物经过最深刻的考验的力量。”
   
    泛泛而论，海德格尔的这个观点理所当然地拥有说服力，放在任何政治语境下面都可以成立，如果缺乏这些经受了历史最深刻考验的，由最杰出人物骄傲人格构成的精神力量，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都会止步于由夸夸其谈想象力构成的浮肿虚幻的文化政治生态。问题是，1933年1月的德国历史背景下面，阿道夫•希特勒受到容克贵族和垄断财团的（在其建议下）支持，被兴登保总统任命为德国联邦政府总理，开始积极地推行“纳粹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政策，在这个今天我们认为的确非常糟糕、恶劣的政治语境下，日尔曼民族拥有称得上经受了历史深刻考验荣誉的人物会是谁呢？终身受到精神病困扰的超级哲学家尼采？耳聋之后仍然创作不止的音乐大师贝多芬？完美的国家主义理想倡导者黑格尔？铁血宰相俾斯麦？都不是。只要再聆听一遍海德格尔在1933年的11月3日，谆谆教导他的学生们的演说，人们就会明白，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荣誉人物是谁了，“你们不要以一些教条和理想来作你们的行为准则，须知元首本身而且只有他一人才是今天以及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则。”（门德《存在哲学研究》1956德文版109页）

    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荣誉人物原来是那个曾经是奥地利的公民，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了铁十字奖章，晋升为班长，又因参加推翻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暴动蹲过监狱，并在牢里撰写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著作大部分篇章的希特勒元首阁下。毫无疑问，像阿尔都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一样，对爱情持悲观主义态度、直至临死那一刻才决定和爱娃•布劳恩结婚的希特勒并非庸常之辈，但即使他没有参与创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a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没有在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没有在兴登堡总统逝世后制造“国会纵火案”、通过政变自我任命为第三帝国的国家元首，废除民主共和体制，建立比墨索里尼政权更为专制残暴的法西斯政治体制，希特勒在绘画艺术（写生画和水彩画）上表现的才华也非常有限。当那些身着褐色制服的“纳粹党”徒驱逐、迫害了2800名从事德国高等教育的教师们时候，海德格尔在干什么呢？他正在兴致勃勃地带领960名大学教授公开地宣誓效忠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

    如果不是相信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渴望重新振作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的德国民族的萎靡情绪，让“德国民族在迫使低级民族服从自己的意志的地方无情地维持他的主人态度”（希特勒语），德国民族“应该成为地球的主人”（尼采语），海德格尔又怎么会（在1949年出版的《林中路》著作中）孜孜不倦地谈论“做主人的意志，这样了解的意志也存在于治于人的人的意志中”，欲让德国民族再次发挥“主人的意志”“主宰历史的局面”呢？当然，我并不会因此而坚决地否认海德格尔拥有傲视从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足够勇气，因为他对真理存在的追问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学思想，在整个西方现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如果他不对现代性根基的主体中心主义作清算，就不会推动后现代主义关于摆脱主体性原则的思想发展，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思想就不会因此而获得极大的灵感，而他对存在真理的思考、对澄明之境的揭示，以及对语言是原诗的分析，导致人们对传统问题的重新思考，开启了通向新的历史的道路，他的思想完全可能会带领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好了，现今时代的人们对马丁•海德格尔的赞誉已经足够多了，不需要我再次复述，让人伤脑筋的是，他这样的持才傲物、目空一切，打算把古今以来哲学家全部压趴下，气焰万丈的存在主义奠基人物，为什么会低眉顺眼地和罪恶的纳粹主义站在一边？尽管他在1966年9月23日和（联邦德国）《明境》周刊记者的谈话中心力交瘁地声明，他在1934年就已经和纳粹分手了（这个谈话在他死后的1976年，《明境》周刊第23期上发表）。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一度被胡塞尔视为现象学的最适合继承人，后来在他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之后，胡塞尔认为他背叛了自己的现象学理论，两个人的关系于是渐行渐远，而海德格尔自己创立的存在主义，和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以及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的存在主义有所不同，从萨特的一度亲马克思主义倾向，到雅斯贝尔斯的坚决反马克思主义倾向，这三个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毫无例外地都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精神存在充满了焦虑，如果没有这种主观精神的情绪和冲动、意志和生活的体验、烦恼和畏惧情感的悲观情调等等，人类的现象界意识就会处于停滞状态，因为生存的沉重压力，残酷地折磨着每一个生活场景中的人们，只有那些家财万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才不会为明天的生活发愁。也许是让过度存在的情绪焦虑感觉冲昏了头脑，1934年的日耳曼民族才会迫不得已地选择纳粹主义的希特勒，作为带领德国前进的领头羊，才会让以为只有纳粹主义才能拯救德国的海德格尔，自觉地和元首阁下站在一起。而“只有纳粹主义才能拯救德国”的调子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调又有什么分别，将一个民族的前途维系在极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扩张上，法西斯德国的灭亡教训显然足够深刻。

    德国民族的历史悲剧在于她不加掩饰地被希特勒的“日耳曼种族优秀论”振奋了，为了蒙蔽德国的社会民众，凝聚日耳曼民族涣散的向心力，希特勒郑重其事地将从艾尔弗雷德•罗森保（Alfred Rosenberg）那里抄袭来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告诉德国民众，只有，并且只有你们这些亚利安人，才是整个世界的最优秀种族，其他的人类低等级种族，都必须、也应当接受日耳曼民族的领导和统治。为了煽动德国民众因此而狂妄自大起来的情绪，毋庸置疑这个种族主义的荒谬论调，希特勒有意识地诬蔑犹太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甚至直接地将种族隔离与灭绝的祸水率先引向了犹太民族。希特勒明白，选择被诬称为劣等种族的犹太人作为满足德国民族骄傲情绪的最大好处是，这个自公元前一世纪就被罗马帝国亡国的民族，此刻已经没有自己的祖国可以依赖，这个在世界各地像吉普赛人一样四处流浪的民族只能由他任意宰割，而树立一个根本无法伤害自己、又不成其为对手的敌人，将其置入练习拳击的沙袋（靶子）地位，公开地加以虐杀和迫害，既锻炼了德国民族和纳粹党徒的嗜血残暴性，也使得所有善良的人们因为害怕不赞同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而被指责为德国的奸细、卖国（贼）分子，遭到打击报复，最终无法正义地行使拒绝法西斯主义强权地位力量。

    这些情况，青年时期师从于胡塞尔从事现象学研究的海德格尔难道会不清楚？如果他不是被纳粹主义的反人类荒谬性弄得心智有些迷乱了（1947年他出版《论人道主义》一书），就是在内心的深处热诚地渴望：只有权力绝对垄断的法西斯主义，才能够为颓败的德国民族精神的重新崛起，注射一针超级强心剂。因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德国的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其反自由主义立场，恰好与黑格尔的完美国家主义的精神理念吻合（墨索里尼的国家主义和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关系更深）。至于希特勒大肆宣扬的崇高“爱国主义”，公然鼓吹条顿民族有权在国家主义的精神指引下统治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以及脱胎于尼采“超人”学说的领袖至上理念，显然暗合了海德格尔期望德国需要有一个超级强人、或者救世主，统领社会的内心意愿，如果没有对领袖和元首阁下的绝对的崇拜、服从和狂热信仰（参照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崇拜），谁有资格带领德国的民族走向新的历史辉煌（与再造汉唐盛世言论类似）？如果不依靠纳粹党和德国军队坚决地实行“铁的纪律”，一盘散沙的社会民众又如何集中起全部的毅力、精力，为德国的发愤图强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元首阁下实行的极端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统治是必要的（中共的统治也是必要的）。海德格尔公开宣誓效忠纳粹政权的时候，想必已经在心里盘算了很久。

    另外，深受海德格尔尊敬的尼采认为“意志就是力量”，只要拥有坚强的意志，任何事情都可以办成，希特勒接过来将之扩展为，只要拥有了他所创造的“权力意志”的概念，全面控制、利用纳粹党手中已经掌握的绝对权力效应，让德国民族充分地“扩张自我”，就可以迅速地将整个世界都踩在自己的脚下。在自传体文本《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宣扬，德国民族只要拥有坚强的意志和自我奋斗精神，就可以无坚不摧、所向披靡（参照毛泽东的话语，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而这，正是战败后的德国社会极度缺乏的民族精神。因此，希特勒的“意志至上论”，显然就像一场声势浩大的及时雨，挽救了海德格尔深感忧虑的现代人的沉重存在危机。至于海德格尔本人关于“上帝的缺席”的重要阐述，则完全对应了尼采的“上帝已死”的满腔愤懑，上帝的缺席，或者基督精神的不在场，又会给这个世界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海德格尔振振有词地告诉人们，它“（上帝的缺席）意味着，没有神再将人与物聚集于他自身，可见的和明确的，而且由于这种聚集，安排了世界的历史和人在其中的逗留。然而，上帝的缺席甚至预示着更为险恶的事情，不仅诸神和神消失，而且神性的光芒在世界历史中也变得黯然失色。”毫无疑问，即使1933年的德国没有出现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精神，海德格尔也会以巨大的勇气在自己的心中，全力以赴地塑造出一个类似的完美高大而坚强的英雄主义形象。

    期待灵魂得到拯救、甚至救赎的渴望，既是世界上所有虔诚宗教信徒的衷心愿望，也是人类蒙昧时期以来的普遍心理愿望，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呼唤英雄主义的情结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有它的正面意义，它不但在人类难以凭借自身弱小力量抵抗宏伟自然的旧石器时代，有着充分的生命力（否则人类的现象界就不会存在神魔的偶像意识），即使在今天的工业文明精神堕落时代，也有它的存在价值。我感到非常担心和恐惧的是，如果这个拥有超级权力、能够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英雄横空出世了，人们又可以借助什么样的力量来制约这个铁腕人物的不可一世、天下霸主权威？当所有的社会权力（被他攫获到手），和国家的意志力量，完完全全地站到了他的身边时候，又有谁能保证他不会打着捍卫国家利益的参天幌子，肆无忌惮地侵害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表达的自由权利？当整个民族的民主力量被置入可怜的虚无状态时候，希特勒、斯大林、或者毛泽东与同党、朝鲜金家父子的专制独裁主义的猖獗盛行，造成的惨无人道、反人类的罪恶事实灾难性后果，人们目睹得难道还不够多吗？

    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这个夏天的阳光，挟着驱抹不掉的灰尘长久地照射，令我极度烦燥不安，空气也愈发浑浊、沉闷，炽热难耐，园子里的花草们，都被熏得身心迷乱，面目萎顿，枯色日渐，披满了肮脏。我浸泡在整日的漫无边际的汗湿气味中，身旁时刻飘舞起被热风吹乱的缕缕烟尘。马丁•海德格尔的面庞雕刻着极度阴郁的表情，目光像钉子、或蝎子尾巴的毒针那么尖锐，我只要注视他一眼，立刻似被杂草丛中的花斑毒蚊子凿咬了一口，于是我的脚面、小腿肚、还有胳膊上，一片又一片的疹子，红彤彤地起来了……在这个酷热的夏天，当尼古丁的过量摄入、体内热毒的不停折磨、社会左倾意识的死灰复燃、被阴谋利用的民族主义表象、朱成虎之流的国家恐怖主义狂嚣、以及对持自由主义立场话语者采取的恐怖政治肉刑聚集在一起，绞成了一股乱麻时候，我的意识渐渐坠入了模糊昏沉的泥沼，疲惫而混乱，不堪。海德格尔，这位总想与我对视一眼，让我感觉很不好受，一度误入了歧途的存在主义先哲，我还能对你指手划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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