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布拉格精神

并非怎样

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布拉格精神

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

崔卫平译

（犀锐新文化论坛电子版首发）


过去的两年里我广泛游历。我访问了许多城市，看到了许多大教堂、博物馆、美术馆、公园和宫殿。它们给我留下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混合的印象，一种关于我所看到的东西的模糊的感情。模糊并不是一种记忆的联系。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样：如果我们不去和它建立真正的联系，它仅仅剩下一个名字，一种迅即从我们头脑中消退的外在形式。要去创造一种联系，我们必须能够观察这座城市，去理解它独特的风格，它的“自我”，它的个性，在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中形成的它的生活场景。


关于布拉格，人们写下了很多研究文章。已经出版的标有《有魔力的布拉格》或《布拉格——神秘的城市》这样的书名。有趣的是这样的书是由外国人写成的。我所读过的最好的和最富指导性的关于布拉格的书是由一个意大利人写的，它叫A.M .里尔普利侬（A.M Ripellino），其他的是由布拉格的德国人或犹太人所写，他们中的大多数，为逃避纳粹，不得不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出。他们关于布拉格的描写，似乎历来触发着访问我的城市的许多人们的想象。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说德语的布拉格人约内翰斯·乌兹迪尔（Johannese Urzidili）道。对他来说，布拉格的环境有一种童话般的美丽，在这儿你可以生活在“超出民族性之外”，因为民族互相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无形的，难以表述的神秘世界，一个被认为既不是捷克人、也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的世界。乌兹迪尔像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描绘了他的布拉格，其街道充满着闲逛的居民，他当然也描绘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布拉格，有着空寂的小铺、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小店铺、小咖啡馆，更主要的还有啤酒厅和小旅店、学生社团和文学沙龙，自然还有妓院以及地下社会五光十色的都市奇人。当然，主宰这幅画像的是他那代人的经验，也是世纪之交生活在这里的一大群杰出人物的经验。只要想到这些人物便是：作曲家德沃夏克和斯塔美那，作家哈谢客（Hasek）卡夫卡、里尔克（Rilke）魏菲尔（Werfel）布洛德（Brod）和政治家马塞瑞克。一代伟大的演员和歌唱家给捷克和德国的剧院带来欢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德国大学举行讲座，捷克查理大学，在一个长时间沉闷的时期之后，足以因为遍布世界各地许多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的伟大学者而自豪。这样一种才华横溢的创造精神的凝聚当然不可能被解释为外部环境，因为这种环境仅仅提供一个地方，于其中卓越的才华能够释放出来，仿佛是那正在临近的灾难的预感，奥地利帝国在它濒临死亡的那些年头，为自由的创造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这种东西渗透了这个城市的生活。


但是对我来说，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世纪之交的布拉格已不再存在，那些记得这个时期的人也不再存在。犹太人被杀害，德国人被流放，许多伟大人物被驱逐后散居在世界各地，小店铺和咖啡馆关闭：这就是布拉格带给新世纪的遗产。


当然，这种盛行于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的精神在世界各地都已不复存在。但是在别的地方，这种转变不那么富有戏剧性和明显。那么，今天这个城市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是什么呢?



布拉格是普热美德王朝选其作为首都的。从那时起它所控制的地域就不算大，但其在中欧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要使它成为许多外国利益冲突的场所。在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不久，就有其他人加入到捷克人中来：开始是犹太人，13世纪又有德国人。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统治者之下，生活在“波希米亚”这个地方。和受19～20世纪民族主义影响的后来的解释不同，最初的资料告诉我们，大多数捷克人和德国移民相处得很好，不管是在边远地区还是在首都布拉格。犹太人的生活不太稳定一些，间或有煽动仇恨少数民族者发泄他们的愤怒，有时候用捷克语，有时候用德语。除此而外，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当鼠疫和战乱来临时，都同样可以忍受的这个地方。


很少有欧洲的战争不影响到捷克这个国家。布拉格经常被包围和占领，然而——也许是因为如此——这个城市更宁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这种政策(经常受到批评)使得它得以幸存，尽管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1620年，捷克贵族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一次失败的起义中丧失了他们的独立性，因此这个国家失去了到那时为止所享有的有限自由。布拉格陷入了不仅是占领军同时也是统治它的那些人手中。在鲁道夫二世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有意义的艺术收藏品可供收集，虽然在17世纪初他们有着当时世界上最有价值和最广博的收藏。鲁道夫去世以后，绘画作品被运往维也纳，但很快又由瑞典人(若干征服过布拉格的民族之一)作为战利品带回。而接下来又由后来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再度运往维也纳。


物质上的损失仅仅是降临到这个城市的不幸的一部分。新教牧师流亡外地，大多数中上阶层贵族也离去。政府、教育、乃至人们灵魂的托管都落到了外国人手中。曾经是国王们的聚集中心和人文学问中心的布拉格，变成了维也纳伯爵的一个度假胜地。这个曾领导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第一个欧洲城市在不得已的暴力下，尽快地天主教化了。


在那些形容布拉格最流行的称呼中有一个是：“有着一百个塔尖的城市”。很少有人意识到许多尖塔和巴洛克大教堂是在天主教化时期建立的，那是一个对许多人来说是和暴力、被迫流亡、失去家园和失去出生宗教相联系的时期。


然而另一方面，也不能说这个城市仅仅经历着摧毁。新的传教土进来建立新的教堂，新的统治者让人们为他们建造新的宫殿，所有这些都帮助布拉格的自由民和普通人们创造一种生活背景。正是在那个期间，大多数享有盛名的宫殿和花园都由欧洲最优秀中巴洛克建筑家设计和建造。


然而同时还有一些事情被弄糟。这种失败持久地影响了这个城市的精神，除了几个短暂的时期外，失败、丧失自由、被外国统治者所征服便没有消失过。经常是在急促的成功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失败和新的沦丧。但是这正是这个城市的神秘性，它甚至能够从如此不祥的命运中引出某种积极的东西。


最显著的布拉格特色之一是它不夸张。弗兰茨·卡夫卡(像许多其他知识分子那样)经常抱怨在布拉格每一件东西都是小而狭窄的。他当然说的是生活环境，但也是这个城市自身的真实情况，它的实际范围。布拉格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大城市之一，但你不会在市中心发现一幢高层建筑或凯旋门，那儿有许多宫殿，尽管里面富丽堂皇，却有着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外表，表面上看上去几乎像军队的营房，比它实际所具的规模要小得多。上个世纪末，布拉格人仿造了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它的原件要缩小五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建了许多中学、大学预科学校和医院，却没有造一座宏大的议会厅，像在伦敦、布达佩斯或维也纳有的那 样。1955年，共产主义者树立了一座巨大的斯大林纪念碑，七年以后，他们自己又把它推翻了。


本世纪初人们感到的那种微型化或地方风尚，在今天我们看来毋宁说是一种人性的尺度，一种不可思议的保存方式。


一种比例感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来。捷克生活并不追求夸张卖弄、胡诌乱吹、烟花爆竹、让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性狂欢、娱乐场或大型军事游行。它更倾向于市场、季节性节日和简朴的舞蹈。最为显耀的盛典是雄鹰社体操比赛，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举行(它建在布拉格郊区因此其巨大并不导致不和谐)。这次大型活动集合了好几万体操运动员同时在 20万人面前表演固定项目。但即使这样，它也只是一种克制的和有限制的激情而不是要引起世界的惊奇。


一种和平进程的历史似乎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但是一种充满起义、颠覆、占领、解放、出卖和新的占领的历史，便作为一种负担，一种不稳定生活的不断告诫而进入人们的生活。布拉格没有很多公共的纪念馆、纪念碑，但是有着许多建筑，于其中无辜的人们遭到关押，折磨和被判处死刑，而通常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这也是布拉格有节制的方面，它并不展示这些伤口，仿佛它希望尽可能地忘掉它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把象征着最近时期的纪念碑推倒的原因(皇帝纪念碑和第一代、第二代、现在是第四代总统纪念碑都被推倒，纪念碑唤起人们对征服者的忠诚)。街道也频繁地被更名。仅仅是本世纪内有些街道的名字就被更换了五次。外人走在这些街上对此可能不在意，一个了解某一地区的来访者可能被此弄糊涂并以为自己迷了路。采用新名字来标识街道说明了想洗刷那些不能洗刷的某些东西的企图——它自己的过去，它自己的历史，一种似乎成为巨大负担的历史。


对一个承受他自己命运的人和承受它自己历史的民族来说，忍耐和不屈不挠是必须的。一个城市，也必须有这样的素质。在捷克语中，像在许多其他语言中一样，“忍耐”这个词和动词“遭受”有着同样的词根。从表面上看这个城市省却了战争的蹂躏，比起那些直接受交战行动影响的城市不得不忍受得更多。但与外国观光者不一样，他们只是走旅游图中所给出的路线，而我可以进入到古老的建筑中去，进到一些先前的宫殿里，看到那些自我任命的、粗鲁的后继者们怎样允许将天花板拆除、或者在富丽壮观的大厅里横砌上新的围墙，将它们变成私人或官方的公司。我看见在欧洲数得上是最漂亮的带台阶的花园被潮湿吞噬掉，无人照看的花坛奄奄一息；教堂变成新的货栈，而最终变成不能贮藏任何东西的地方。如果布拉格还仍然存在，还没有失去它的魅力或美，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像它的人民一样，一直坚持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经常犹豫布拉格的什么地方可以被认为是它象征性的中心。那城堡?那老城广场?威塞斯勒斯广场?那城堡，尽管在明信片上它是最常见的景象，也是艺术家们最经常描绘的，但它对于我来说象征着不同的东西。威塞斯勒斯广场，直到19世纪，它还是个市场叫卖的地方，与这个城市的命运缺少内在的历史联系。那么老城广场?无疑地，它具体地层现了捷克历史的重负。将近四个世纪，它一直被看作1621年那场不名誉的公开处死21个贵族的标志。它变成了羞辱、人性的奸诈、布拉格人随机应变的一个象征。无数次，向眼下统治者敬献忠诚的庆典在这里举行，而不管是受爱戴还是相反(后者更常见)，足够多的人来到这里表达他们的效忠，不管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还是被恐惧所驱赶。


对我来说，这个城市物质和精神的象征中心是差不多有700年历史、贯穿东西的石头大桥。查理大桥是这个城市的位置在欧洲的一个象征，至少从这座桥的地基铺好开始，欧洲的这一半和那一半就一直在互相寻找。东方和西方。同一种文化的两个分支，却代表着不同的传统，欧洲人不同的宗族。


它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罕见的无可伤害，它有能够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多少年来，它一直抵挡着涌到布拉格的高高的水流，只有一次它受到损害，在两个世纪之前，有两个桥拱坍塌，它们随同那上面的行人被洪水吞没。但这座桥很快便被修复，今天的布拉格人已不再知道任何关于当代编年史家将其视作自古以来这个城市所遭受的最大灾难之一。


布拉格说的语言也是不虚饰的。它充满了本地方言，不像俄语那样含有那样多华丽激情的东西。今天的一个捷克作家将不愿意将他的城市写成“有魔力的’’或“神秘的”；他甚至不愿这么去想。


瓦茨拉夫·哈韦尔在他的剧本《观众》中，试图给不得不在啤酒厂工作的一个遭禁止的作家处境一个称呼，他反复用这样的句子：“它们是那个悖谬，嗯?”“悖谬”这个词适用于这个城市的精神，布拉格充满了悖谬。它布满了教堂，而实际上基督徒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它为自己拥有中欧最古老的大学及拥有相当数量有文化的人而自豪，但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这里轻视学问的。


另一个悖谬是统治这座城市的建筑物：那个城堡。它是中欧最大的堡垒之一(它的大体方案完成于一系列主要的失败之前)，最后一次整修却是在统治者几乎不住在里面的时候。后来它是总统所在地。他们的命运也反映了被他们统治的这个城市的命运。九个前任总统，有四个坐了三年以上的牢；第五个在牢里度过了不长时间，而另外一个(也许更容易遗忘，因为大部分他在任的时间和纳粹占领期相重合)死在狱中；后来三位免遭牢狱和行刑之苦，仅仅是因为他们逃到国外。在监狱和王室城堡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奇特和悖谬!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如此多的悖谬，在相隔几个星期之内，诞生了两个有着巨大差异但同样杰出的作家。一位是犹太人但却用德语写作，是个素食主义者，是绝对戒酒和自我专注的苦行僧，他如此着迷于关于他自己的责任、使命和自身缺陷，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不敢出版自己的大多数作品。而另外一位则是一个醉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个美食家，是嘲笑他自己的职业和责任的外向性格的人，他在小酒馆里写作并为了一点啤酒在那个地方把自己的作品卖掉。弗兰茨·卡夫卡和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好兵帅克》的作者)，两人在相隔不到几条街的地方度过了他们短暂的一生，他们去世的时间也相距不到一年。他们从同一个时期汲取营养创造天才作品，但他们作品似乎不仅在年代上拉开距离，地点也不一样。从那以后，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自己能够藐视这种荒谬和以幽默来面对暴力及整个儿是消圾的抵抗称之为“哈谢克式的”。


过去时代的布拉格已经结束。没有人能够使那些被杀害的人重返生活，大多数那些被驱逐的人也很少有可能返回这个城市。然而布拉格仍然存活重又体验自由。它的精神也完好无损。1989年在打开通往自由道路上的革命中这个城市生机勃勃地层现了它自己。革命通常标志着震天响的标语和旗帜、血流成河或至少是玻璃碎裂和石头乱飞。而赢得“天鹅绒”称号的“十一月革命”，不同于其他的革命不仅在于其和平方式，也在于斗争中主要使用的武器。布拉格几乎所有那些用得上的地方——建筑物的墙、地铁车站、公共汽车和电车的窗玻璃、商店橱窗、路灯杆，甚至雕塑和纪念碑上，在一段期间内，被难以置信的巨大数量的标 语标志所覆盖。尽管它们有一个目标——推翻极权制度——它们的口气却是轻快的，讽刺的。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但是在这个别致的、不动声色的斗争的核心，仍然居住着激越的感情。这是时至今日这个卓越的城市生活中可以说是最杰出的悖谬。

(原载《布拉格精神》一书，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极权主义始末


伊凡· 克里玛


崔卫平译





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导致重建民主制度的事件发生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与1948年导致极权主义制度建立的政变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在两种情况中都没有流血冲突。国家的命运在首都的公共广场上被决定，在那里，1948年的巨大游行是要求结束民主，而40年后，则要求结束极权主义。在两种情况中，天地翻转的决定性时刻是媒体的作用。1948年，排字工人拒绝为民主报纸排字(电视在那时还不存在)，结果是，只有某些人能够在关键时刻影响公众意见。1989年，当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宣布，如果他们不被允许真实地报道事件的过程，他们将停止播音，这是一个转折点，日报的排字工人甚至以罢工相威胁，如果他们的报纸不是真正地报道正在进行的事件真相的话。在两种情况下，现存政府都在不久之内垮台。


左派和右派的极权主义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的让位，也许使我们得出错误的和乐观的结论，这些制度在什么地方和人们行为及思想的真正本性相违背，它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历史的某些失误。而实际上，许多人无意识地向往那种他们所允诺的有秩序的和有力控制的政府。我回忆得出我的国家40年前极权主义制度建立时的群情激昂，我也记得德国向希特勒上台致敬的野蛮兴奋。这个世纪前50年表明，极权主义制度吸引了整个社会，全体民族。他们通过将乌托邦的景象和煽动性的允诺结合起来，并诉诸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秩序和一种正义的社会组织的理想，而成功地得到广泛欢迎。对于沉陷在灰色的日常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观念，同样还提供了一个有魅力的领袖，他将人们从必须自己做出决定、承担责任和风险的重负中解救出来，把他们引向一个目标和赋予生活一种意义。早期极权主义制度的许多方面是感人的：它的果断坚决，它的明确的纲领，它对付问题的能力。而如果是一种民主制度，出于自身本性，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新政权阻止让普通市民陷入混乱，采取令他们感动的措施。在其权力上升时期，这种制度还分配给每人一份没收或偷来的财产；它恐吓、关押或杀害那些和它不一致的人，这样它创造了表面的统一。早先，这仿佛有着几乎是神奇的魔力，它用豪华和炫耀的庆祝活动、游行、检阅来强化这种印象；在最初，极权主义制度看上去的确是强大的，因为至少像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它是统一的并得到群众的支持。


在一代或两代人过去之后，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种制度的崩溃?为什么这种制度的孩子和孙子们希望回到他们的前辈如此有理由和兴高采烈地放弃的老的民主制度?


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必须不停地重建统一体，从根本上说，这是它的本质。在意识形态和公民意识双重意义上，其领袖人物——缔造者、奠基者、统一者——则成了这种统一体的象征。他不仅具体地代表了极权主义理想，而且还代表了将理想带入生活的立场。在第一阶段上，因为这位领袖和他的伙伴们(正是他们可以影响公民，接着有信心地，通常是怀着巨大的决心将一种社会秩序贯彻到全民族中去)的个人魅力，极权主义制度显得很有活力，它已经颠覆了旧秩序、旧的法律、习俗和传统。但是极权主义特殊的原则是要求每个人都服从，每个人都在其理想、领袖、中央权力的名义下统一起来。


于是每种极权主义制度其目标在于同时排除个性(除了领导人的个性，他是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或团体的化身)和提倡无个性，即对人们来说，不管他们是多么勤勉、勤奋和认真负责，都要故意将自己个性和原创性的萌芽压抑下去。这样，一种最初看起来是富有活力的制度，变成了高压的、笨拙的和停滞的。极权主义制度为了偏袒和宣传某个独一无二的人，不惜以排斥所有其他人为代价，因此它必然会和许多个人的要求之间发生冲突，也和整体利益发生冲突。尤其是现代社会中，最杰出的个人或最优秀的权力中心都不可能阻止问题的出现和堆积。在最初取得成功的欢腾之后，每个极权主义社会都进入一个危机的时期，它几乎影响了生活的每个方面。这首先反映在精神领域，极权主义权力不允许不同的观点，因此不允许争论或甚至有意义的对话。精神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每个个人，不管他内心如何，都必须仿效官方的样板。他个性的发展受到限制，人类头脑和精神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


想要阻止事实这样进行下去的人在增加，他们提出反对和要求改变。极权主义制度仅仅知道做出一种反应。它运用暴力反对那些不满者。这就是极权主义 国家为什么非得需要政治警察、屈从的法庭、非法审判、集中营和判处死刑、以及通常有着残酷的却又乔装打扮的刽子手的缘故。尽管在其开端许多人被这些行为所吓住，他们被劝告这些方法无论如何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在其最终的演变中，极权主义制度以其遍布社会可以调遣的服从的奴隶而著称。然而，他们不同于早期那些支持者，因为他们服务于制度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他们不再为欢欣鼓舞所驱动，而是为恐惧所驱赶。


但是，其行为被持续的恐惧所驱逐的人失去了文化得以发展的一种品质：他失去了创造性，失去了观察力。他的行为只能类似于处在围困中的一个城市里的 居民。他灵魂的要求是能幸存下来。


当根据政权的爱好，以压倒多数的选举结果出来时，这些表面上忠诚、服从却缺乏创造性的奴隶们，也走到了尽头。充满悖论地，接着政权本身也开始崩坍。因为它反应迟钝，这种危机很快从思想精神领域遍及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它涉及到经济、人们之间的关系和道德，最终反映在水和空气的污染这些事情上面，没有人真正负责任。极权主义权力通常否认这是一种危机并试图把它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意味着它把每一件事情转变为一种特权，迄今为止是一项正常的人性需要的东西，由于极权主义，变成—个希罕珍奇之物。它们被用来贿赂人民：享有—间屋顶的权利变成一项特权，同样还有享受未被污染的食物的权利、医疗保健的权利，了解未受审查的消息的权利、被允许旅游、教育、取暖的权利，最终是生活本身的权利，统统变成特权的范围。


因为政权将每个东西转变成一项特权，每件东西也就成了腐蚀人民的—种手段。这种政权摧垮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他们的自信。根据危机的深度和社会腐败的进度，那些特权阶层，即享有额外特权的人们，是广泛和普遍的。特权阶层的成员处于批评之外和法律之上。他们可以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甚至犯罪。这个特权阶级迅速变成道德败坏的，成为这个制度一个腐败的、饱食终日和不能胜任的阶层。但是因为政权给他们提供权力，给他们委以最重要的官位职务，他们名副其实地成了为深化社会危机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甚至显然不能为极权主义政权做任何事情。


很有代表性的，从特权阶层中无法产生出另外一个杰出的或具有魅力的个人。如果在其领袖或第一代领导人死后这个政权仍然存在的话，那么政府将落到毫无起色的人手中，他会迅速引导社会走向深深的衰落。我们看到在几乎全部东欧和中欧的国家中相同的现象：它们都由如此枯燥乏味的人所统治，这些人既不能拯救他们在其中拥有一切的制度，也不能为他们所统治的社会提供任何东西，因此除了纯粹的权力之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影响。


极权主义制度通过允诺改善社会和人民生活来实现其权力统治。由于破坏了组织社会的途径，它失去了活力，因而也恶化了大多数人们的生活。极权主义政权的结束——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的，有时候是流血的，有时候令人惊讶地迅速和平静。有时候它们被愤怒的人群扫地出门，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们的终结是改革派工作的结果，这些人在政权显然失去了维持社会的能力甚至是一个基本水准的全部手段时，他们出现在体制内部。没有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其真正的生活根据不是靠惩罚它的公民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比民主社会严酷得多。通过让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他经常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是错乱的)来掌握的一个没有限制和无可动摇的政府，极权主义不仅对它所统治的人们，而且对全人类也都是一个灾难。在不远的过去，尤其在危机时刻，极权主义政府代表了似乎对许多社会层面来说具有意义的一种选择。当今天的悲观无望的经验被忘却一半时，或当社会发现它自己正处于深深的危机当中时，它们将会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作为一个危险的富有吸引力的抉择。


1990年


（该文中文版最初面世于《布拉格精神》一书，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此次译者修订恢复了文章原名，译者注）


文化和极权主义


伊凡·克里玛


崔卫平译





在整个50年内，除了两个短暂的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直生活在极权主义权力支配之下。在残忍的纳粹暴政之后——其间有三年间隙——是斯大林的独裁制度。接着，在60年代后期一个更自由的、短暂时期之后，这个国家由苏联占领，在一个卖国政府的帮助下，重建了极权主义制度。在半个世纪的每个十年中，尽管残酷和残暴的程度、方式有所不同，但持续不变的是对文化的限制。只有那些不追求自由，不追求一个更高更好生活的文化，才是被允许的。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文化。那么真正的文化，或更确切地说，文化精英们在这种情形下能做什么呢?





在表面上，极权主义权力试图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事实上，它也宣布自己是救星， 要引导人类(他们总是对现状不满)走向更好的未来。因此，极权主义权力扮演了文化代理人的角色，宣称给文化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它允诺让科学家们安静地研究，给艺术家新的主题以激发他们的灵感，给广大的社会群众以社会稳定和物质保障，它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起初，文化精英们不是像捍卫他们须臾不能离开的某种东西那样，去捍卫自由，而是帮助去摧毁它。许多人以为他们仍然是诗人和阿基米德的后代，试图继续他们的工作。但是极权主义终于泄露了其真正的本质，它不仅缺乏文化，而且敌视真正的文化，于是，真正的诗人和阿基米德的后代们为了适应他们内在需要，开始从那些保持一致的人们中分离出来。


1968年8月对我的国家的入侵是现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行为。一个外国武装干涉其邻国的和平事务被说成是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当然，这种入侵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损害。数千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其中许多是这个国家的精英。同时，入侵的可耻本质无可洗刷地使得所有那些想重新恢复古老的极权主义权力的人威信扫地。我曾经说过，看起来文化和文明在捷克土地上显得特别重要，数个世纪民族和文化的压制使得文化、尤其是文学得到普遍的和极高的尊敬。这样的权力需要诗人给他们的意图和行为加上韵脚。他们甚至也需要阿基米德，在他的循环论证中他们可以网捕人们。但是他们需要的人是顺从的，降格的。他们需要一种文化，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话说，它永远不会超出“一种基本上是谎言的社会意识，对这种意识的散播者和接受者来说，原本是一种有关世界的真实经验，却仅仅被关于这种经验的表象所代替”。这种权力通常动用允诺、收买、让步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手段争取部分知识精英。但是一种无可洗刷的耻辱的权力怎么可能争取到他们?这不可能。它感到自身的隔绝并因此决定动用强制性手段。70年代早期对这种权力和捷克文化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这个制度决定制服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代表文化的那些人，甚至不惜以毁灭全部文化为代价。对他们来说，知识精英决心宁愿遭到毁灭也不愿意为这个无可洗刷的耻辱的权力做任何事。


在现代极权主义历史中，还很难发现这样一种僵硬的和一致的对民族文化的迫害，也很难发现由精英们所表现出来的宁愿接受任何命运也不和这种权力狼狈为奸的坚定决心。在整个一年中，实际上所有大学的艺术系全军覆没，科学和学术机构化为乌有，所有涉及艺术和文化的杂志和期刊遭禁止。大部分捷克记者、作家和学者发现他们自己都在那张名单上。他们的作品不能发表，他们现有的书被从书架上和图书馆里拿走。他们的名字不能在公开场合中被提起，除非作为羞辱的对象。他们自愿变成工人——当保管员、窗户清洁工、扫大街的、装料工和夜间看门人。那些有权的人想要永远摆脱也许能够暴露其真实本质，并对他们及整个社会真实地揭露的这些人们。尽管他们有权力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却没有力量摧垮这些人的精神，他们也不敢将这些人杀害——国际舆论不允许这么做。这种权力相信，到时候他们将用他们自己顺从及奴性的伪文化来取代真正的文化。他们相信像过去那样，将争取年轻一代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任何人都远远没有吸引力。在他们的夸大其词中，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可靠的人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甚至没有想到在现存状况中，在他们自身——现在是无可洗刷的耻辱——和他们所否定的价值之间、在他们所象征的被压制的文化和真正的文化之间，那种致命选择的时刻是可能复现的。只有一种真正的文化可以引导民族走出危机，使之恢复本来面貌和获得自由。这种权力把自己束缚在没有章法的符咒般的怪圈中，束缚在一种表面的因而是强制性的稳定之中。但是，用捷克哲学家厄拉兹姆·克拉克的话来说，“今天强制性的稳定必然导致明天的不稳定。”


起初，打击捷克文化使全社会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和压制，社会在表面上陷入冷淡。然而，那些被认为是遭到毁灭和摧垮的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处境不是没有希望的。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屈辱地乞求保护。而成百个遭到禁止的作家中只有三个通过公开的自我批评换得发表的特权。真正的文化——那些受到羞辱、压制和遭到禁止的——并没有以权力所想象的那种方式从世界上消失，而是逐渐地，尽管是十分艰难地，找到了一种继续存在的方式和继续发挥影响。


渐渐地，那些试图摆脱表面上无所不在的权力所设置地陷阱的人在增加。一些小团体开始在不同的地方聚会——教堂、体育俱乐部和私人的家中。经常是这些团体并不知道他人的存在，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似的目标：给权力试图减缩成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幸存的生活以一种意义和超越个人。


这些被赶到地下的小团体必须克服许多不便。它们受到干扰、迫害、被瓦解、不能运用现代通讯技术严和不可能通过知识的劳动养活自己。但是他们有着胜过权力的某些优越性。在他们中间，有好几位卓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这些人具有道德上的权威，向往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真实的生活，他们逐渐成为希望的化身。并且，尤其对年轻一代，他们对被禁止的和甚至遭迫害的事物所做的努力有着很大的影响。


1975年，有两批出色的文章为进一步的行动提供了依据，它们的复印件迅速地流传。其一是瓦茨拉夫·哈维尔致胡萨克的信，另一是由捷克重要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Jan Patocka)的被称作《持异议者文集》研究文章，后者是七七宪章的首席发言人。


哈维尔给胡萨克的信是对现存制度出色的分析，预言了其反人性、反文化的立场会引起的崩溃。扬·帕托切克的文章提出了斗争的范围，指出文化和知识阶层自由活动的可能性。帕托切克形象地将之形容为“不受保护者的团结一致”，他说：“这可能和必须造成一种精神上的权威，和凭其自身力量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它可以促使冲突的世界接受一定的限制和将某些行为标准宣布为不合法。不受保护者的团结一致将在受迫害和随时被剥夺生命的人中间建成，人类并不通过放弃或屈服于平庸的标准及其允诺而达到一种和平的状态，任何对这种团结一致丧失信心的人必须意识到：他是在助长战争，他是一只靠吸别人的血为生的寄生虫。”


文化上的反对派了解自身的可能性和限制。像在每次有代表性文化运动中那样，它主要依赖个人。极权主义权力猜忌地防范它所认为的统治的最可靠的工具——即有权去组织他们——这个事实，使得反对派非常强调个人在历史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文化上的反对派也了解永远不要进入武力和暴力的范围。它认识到它的希望之一是把斗争限制在权力不可能夺回的范围之内，即思想和精神领域。这赋予这种抵抗以非暴力的性格，它预示了15年以后的“天鹅绒革命”。


极权主义当然感到了这种文化抵抗的威胁，但是这种权力的本质排除了任何调停或妥协的可能性。它继续它的反对文化的战争。它突然搜查私人住宅和扣押那些聚集在那儿听讲座、读剧本或读抒情诗的人。它没收诗人、散文作家和哲学家的手稿，不管是国内的还是翻译过来的，对七七宪章的文件它也这么做。一次又一次，它举行审判，判处那些复印文章或组织其他文化活动的人有罪。因为这些人甚至根据他们的法律也显然是无辜的，所以这些审判的结果和当权者期待的正好相反、他们想要恫吓，但是恰恰摘下了自己的面具，暴露了它自身是一种毫无原则、抱有偏见和无知的力量。这只有激发人们的抵抗。早期samizdat出版物只出了数十份复印本；到80年代，这种书在许多车间重新再版，并且技术也很现代化，其篇目的数量层出不穷(samizdat文学佩德洛克版便出版了三百种书)。在70年代，实际上并不存在samizdat文化期刊，而在 80年代，有着超出一百种的非官方杂志(与此同时，只有5种官方杂志涉及文化)。


samizdat文学是被压制的文化表现自身的途径之一。在不同的人文学科领域里还有哲学的讨论会和系列讲座等。年轻人急切地试图完全摆脱由当权者提供给他们的伪文化。他们寻找小剧场，从70年代开始，他们和现有制度的联系最真实的表达是抗议主义的歌曲。歌手们在年龄上最接近他们并容易成为他们的偶像。当权者预感到了这一点并采取措施，一代抗议歌手基本上被赶到国外，但是像通常的那样，其结果与预期的恰恰相反。


80年代后期，国际环境无疑地产生了影响。代表权力的人和代表文化的人分成两个鲜明的阵营。几起事件强化了当权者和那些试图将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当权者屡次运用警察暴力来驱散国家独立纪念日的聚会和企图消除人们对一个以自焚来抗议苏联入侵的大学生扬·帕拉克的记忆。对采取最激烈的方式表达个人反抗可能性的一个人的尊敬，变成了特殊部队暴力进攻的对象，他们不惜运用警棍、水龙头和催泪瓦斯。和平的纪念活动持续了五天，其中四次警察运用暴力驱散人群。好几个人被捕，瓦茨拉夫·哈维尔也在他们中间。在这些激发起整个国家的事件中，权力的残酷真相从一开始就公开地暴露着。在这个关键点上，政府竟不可能找到一个有足够权威的人在全民族面前发言。没有人想要公开地支持这个制度，许多人可能被发现正在反对警察暴力，反对关押无辜者。在这些反抗者中有这样一些演员、电影制作人、作家，在此之前，制度还一直相信他们站在自己这一边。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当权者——很难说他们是出于愚蠢还是绝望或虚荣，或是意识到他们真的无可洗刷的耻辱，拒绝和所有文化上的反对派参加的对话。在极权主义权力和所有“不受保护者”之间深深的裂痕变得无可弥补。显然任何进一步的错误、进一步虚荣的行为，都将是致命的。


1989年11月发生的事情已经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目击者和参与者，我想强调的是这个革命实际上是文化和权力之间冲突的结果，是能够想象的最非暴力的革命。在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没有—个人受伤，没有—扇窗户被打破，没有一部汽车被袭击。无数小册子遍布布拉格和其他城镇，要求人们采取和平的、克制的行动；没有人呼吁暴力。对那些仍然相信文化的力量，词语和善与爱的力量，相信它们能够在和暴力的斗争中取胜的人来说，或者对那些既不相信诗人也不相信阿基米德，在开始反对穿制服的人的斗争之前就神情沮丧的人来说，布拉格革命将必然始终是一个激励。


1990年


（该文中文版最初面世于《布拉格精神》一书，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此次译者修订恢复了文章原名，译者注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捷克作家克里玛和他的《我快乐的早晨》


景凯旋


来源：《书屋》二????二年第七期


1992年4月，美国纳特格大学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的题目是苏东剧变后的局势，参加者中有许多前苏联和东欧的作家。捷克当代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也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说，人们常向他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他的童年是怎样从纳粹集中营里熬过来的，他作为一个作家又是怎样从前苏联的长期占领中熬过来的。对此他没有直接作答，而是讲了一段不相干的经历，说他在抵达肯尼迪机场后，丢掉了随身的钱财和讲稿，尽管他很沮丧，可最终还是幸运地熬过来了。“只要熬过来，不幸的经历总是值得的。”他说。这番话使我想到克里玛的小说《我快乐的早晨》，一部面对生活的荒诞而显得轻松快乐的作品。 　　


对克里玛来说，将重大历史事件与日常生活细节相提并论，这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向前看”，而是将两个全然不同的范畴联系起来的存在隐喻，正是这个纯粹卡夫卡式的回答，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关键。 　　


克里玛1931年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位电机工程师。他十岁时就随父母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三年多时光，一直到二战结束。悲惨贯穿了他的童年，他的所有儿时伙伴都死在了毒气室，这段经历无疑渗透到了他后来的创作中，形成了他的个人风格。1956年，克里玛从著名的布拉格查理大学语言学院毕业，任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并从1960年开始发表小说和戏剧。自1964到1968年期间，他一直在当时最负盛名的一家知识分子周刊任文学主编。作为一个曾在纳粹集中营中呆过的作家，克里玛对自由的敏感必然会与现实社会发生冲突，随着经验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就会导向自由和正义的境地，所以在“布拉格之春”中，他表现得相当活跃。当这一事件随着苏军坦克的入侵而告结束后，克里玛去了美国密执安州一所大学，在那里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他谢绝了朋友的劝告并回到捷克，但随即失去了工作，为了生计，他做过短期的救护员、送信员和勘测员助手，同时仍作为一个自由撰稿者继续写作，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很普遍的事。有二十年时间，他的作品在捷克国内完全遭到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在读者中私下流传。这些作品与哈维尔、昆德拉等人的作品一道，构成了当代捷克的另一种文学史。1989年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使他的作品重新得以出版，此后他开始担任国际笔会中心捷克分会主席，后改任副主席至今。接踵而来的是，他的文学声誉日隆，在捷克的读者群中甚至超过昆德拉，成为九十年代捷克的代表作家，一部作品的销量在其国内就达十余万册。那原因，除了其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外，大概也是因为他不像昆德拉那样最终移居国外，而是一直坚持留在国内写作，所以更能与当代捷克人的情绪相通。用克里玛的话说，他的作品试图表现的是一种“布拉格精神”。在这个意愿的驱使下，他写出了《我快乐的早晨》及其它许多作品，如《我的初恋》、《爱情与垃圾》、《被审判的法官》、《我金色的贸易》、《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以及随笔集《布拉格精神》等，这些作品都已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并受到世界文坛愈来愈多的关注和好评。


对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这问题都不仅是属于个人的，而且也是属于一个民族的。克里玛的创作就很清楚地表明，他的作品植根于他个人的命运，而他个人的命运又植根于民族的命运。在历史上，捷克民族属于古斯拉夫族的一支。早在公元九世纪，他们的祖先就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笃信天主教及其以后的新教。十六世纪捷克并入奥匈帝国，成为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一个属地。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捷克又曾先后经历了德国纳粹占领和苏军占领，尤其在东西方冷战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它长期属于分裂的欧洲的一方，丧失了国家的特性。但无论有多大的压制，民族和个人的特性仍然能借助于文学，穿过重重的政治帷幕传出来。相对于捷克的政治地位，它的文学无论其成就还是影响，都早已是世界性的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捷克人在斯拉夫民族中是最古的人民，也有着最富的文学。”这话并不过誉。对中国读者来说，这块波希米亚的旧土富饶而迷人，似乎特别适合于文学的生长，从这里走出的作家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如群星灿烂，凸现在我们远眺世界的视野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读者今天大概还能记得哈谢克的名字，他的《好兵帅克》曾在我们心里引起过长久的回响。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又有一些捷克当代作家，如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被称为先锋派重要代表的赫拉贝尔，以及中国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的昆德拉等，更是由于其作品描写了极权社会中人的异化和荒诞，同时又处处表现出独特的波希米亚人文精神，而为世界文坛所瞩目。可以说，大多数捷克作家的作品其实都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缺乏自由的社会中人们是怎样活下去的。 　　


捷克人的气质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退缩，这是一种讲究现实的人文精神，从哈谢克到克里玛，都可以寻绎出它的一脉相承。这种精神渗透了捷克人的生活，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现实空间。比如，在散文随笔集《布拉格精神》里，克里玛就曾指出，不同于周围国家，布拉格市中心的建筑都有一个不起眼的外表，这里的人在上世纪末还曾仿造过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例却要小得多，看上去就像是对伟大的一个幽默。原因大概是悖谬的，一方面是饱受蹂躏的大陆民族，有着对故土的挚爱和对苦难的敏感，一次次卷入大国之间的霸权争夺，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极权统治，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充满对这个世界的荒诞感；另一方面则是经受过文艺复兴的理性的洗礼，融合了捷克、德意志和犹太三种居民的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兼容并包中也学会了妥协和适应。但退缩还不是完全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们经历得太多，由于意识到生活和人性的全部本质，任何社会进步的政治神话都不能让他们轻易相信。说到底，二十世纪无数人为的灾难往往都源于此。由这种怀疑而来的，则是对一切绝对和崇高的事物都本能地反感，所以捷克人的一大特色就是不喜欢张扬和激情，热爱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意义，面对生活中的荒谬，他们从不会让自己燃烧起来，而是宁愿用幽默的顺从来消解。正是这个特征创造了捷克的艺术和文学。捷式的埃菲尔铁塔是这样，克里玛也如此。他的许多作品都有一个基本的情节，往往是一个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知识分子沦落到社会底层，为了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不得不从事各种低下的职业，接触到各种普通的人。这是一种沉默之后的生活，属于日常人生的一面，它也许有很多卑微之处，但却是实在的，所以值得一过。 　　


回想起来，我们也曾有过英雄主义的时代，青春被豪情满怀地表演，想要奔向美好前方的崇高感觉占据了全部心灵，而同时身边的真实生活却被遗忘了，激情的浪潮退去，留下的却是一片荒芜的沙滩。退缩其实是从各种绝对的价值观的退出，它是一种生活的均衡感，一种消极而深刻的理性。退缩的结果不但产生了哈谢克，而且还产生了卡夫卡。 　　


在《我快乐的早晨》这部小说中，克里玛以他惯有的从容和平静，讲述了一个世俗而没有激情的故事。小说作于1978年，恰好是“布拉格之春”十周年之际。它采用的是一种散漫的结构，有点类似今天的电视连续剧，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长度里，叙述七个各自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以叙述者所从事的不同工作为基点，把周围的人物统摄进去。比如，《一个黑市的故事》、《一个感伤的故事》、《一个小偷的故事》等等，而以一个中心人物即叙述者本人贯穿其中，将每天发生的故事联缀起来，成为一部既松散又紧凑的中长篇。由于不像传统小说一个故事到底，喜新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别致。它与《我的初恋》和《我金色的贸易》组成了一个三部曲，都是通过一个叙述者的视点，讲述几个相对独立且带有自传性的故事。这种形式大概更能体现出克里玛的创作理念，即真正的生活不是暂时决定人们命运的政治，而是在这种政治下普通人广泛的源远流长的日常生活。 　　


小说以六十年代末那场举世闻名的政治动荡后令人窒息颓唐的时代为背景，其中的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出克里玛本人的影子。第一人称的“我”即作者本人是一个作家，在苏联军队入侵捷克后失去了工作(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迫于生活，他混迹于社会底层，干过鱼贩子、护理员、建筑工等活，通过他的视点，勾勒出一幅世俗社会的群体景观：黑市商人、护士、经理、牧师、店员、教授。色色人等，面目不一，各有各的活法。作者笔下的世俗生活自在而生动，处处见出他对植根于波希米亚土壤上的这种生活的理解和同情，在他看来，那是一片只与个人生计有关的广大水域，尽管政治常常也会侵入其中，但它最终不过是浮在表面的泡沫，不会改变生活延续了几千年的基本流向，甚至也改变不了它本质上的无意义。读克里玛的小说，人们会想到昆德拉的作品，他俩都同样表现了极权制度下的意识形态话语对生活和人性的扭曲，以及处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悖谬。但如果说，昆德拉更偏重于对伪崇高(他称之为Kitch)的批判，克里玛则更倾向于对世俗的认同。而且，克里玛似乎也不喜欢观念的东西，他注重的是生活中的形象，对于昆德拉总是将人物分成抽象的各种类型，他颇不以为然，认为昆德拉笔下的捷克人没有个性，肤浅得像外国记者的分析报道。比较起来，克里玛的写作风格或许更像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契诃夫，更关注日常存在中的凡人小事，那些属于私人性领域的自在和无意义，比如人生的劳苦、贫穷和粗鄙，不负责任的自私，图谋钱财的欺诈，以及放纵的情欲，等等。单纯的人物，单纯的事件，正是格雷亨·葛林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 　　


但这种通常的人生仍然是这个时代的，所以政治和性爱一直是当代捷克作家的两个主要题材。在克里玛的小说中，前者属于人们的公共生活，代表非人性的一面，阴暗而压抑；后者则属于人们的私人生活，代表人性的一面，真实而放松。小说里作者曾与他的情人在树林里做爱，可他们之间却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要不是发现一个卖鱼女人贪图他的钱(她并不在乎他是一个人民敌人)，作者还差点与这个刚刚认识的女人春风一度。作者的笔触是恣睢的，但单纯的性爱描写却显然不是他的目的。两三年前，一个捷克人曾告诉我，在过去的捷克，在政治无孔不入的那个年代，一切有思想的言行都会遭到禁止，没有书没有电影，惟有男女间的性爱是自由的，但捷克人在这上面并不就是那样随便，随便到没有任何过程和交流。捷克的作家对此津津乐道，道理恐怕还在于性爱是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为了抗拒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人们总得抓住一点实在的什么，比较长久的，作为他们的庇身之地，尽管这种实在往往仍属于虚幻。在读者看来，其实是将一个希望破灭之后的社会压抑着的气氛和弥漫着的肉欲展示给人们。小说里，作者与多年前的情人久别重逢，可他们却找不到过去幽会的地方，结果旧梦难圆。克里玛对悲剧人生的感觉是敏锐的，正由于有虚妄做人生的底子，书中对世俗生活的描写才不显得庸俗，那些没有名目和结果的挣扎，才表现了现代人普遍的存在困境。 　　


全书的叙事语气轻松而幽默，这也许是捷克民族对苦难从来就抱着理性的而非宗教的态度所致，或者如作者所说，是为了“对抗我们生活中的荒诞”。这种荒诞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治，这其实是无须讳言的，对于二十世纪的人类，政治即使不是惟一的存在，也称得上是最大的现实。“布拉格之春”影响到作者，生活突然间变了样，他失去了工作，他的朋友中有许多知名的评论家、教授和导演，有的当了夜间守门人，有的给商店洗橱窗，有的去挖地铁隧道。可如果所有人在大街上集合只是为了庆祝某个外国的革命，而社会中最有创造性的精神却被迫沉默，每天出门都有人跟踪，房间常常被人搜查，人们对此除了报以幽默，还能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退缩还是一种执着的均衡感。当许多人移居国外时，作者却放弃了机会，道理说来简单，他觉得现在的生活很有意思。自然这包含着幽默，但其实也是实情。对于故乡的一草一木，我们总有一份割不断的感情，大概就因为我们曾生长于斯颠沛于斯，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所以才会事事关心。这是人的惰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宗教性。就像作者在书中说的，生活常常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两种绝望之间给人们提供一个选择，而你只能选择更容易忍受和更有吸引力的一种。捷克人到底是斯拉夫民族，这使我们看到了他们性格里的另一面，承受苦难的认真和执着，全书因此而流动着一股淡淡的感伤。 　　


这是一部有关记忆的书，面对那个特殊的年代，克里玛惟一想要做的就是经历它，写下它。对一个民族来说，有些经历是不可以遗忘的。时间如冬天的河流，结冰的日子也会归于平淡，但只要有民族的记忆存在，大多数普通捷克人的那段经验就不会被忘却，它在冰冻的水面下流淌，等待解冻的日子。多年以后，当世界被东欧的剧变惊得目瞪口呆的时候，在遥远的加拿大的一所大学讲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问起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好奇的人们想要知道，这二十年的时间多数捷克人是怎样过来的。这位平日嘻嘻哈哈的女学生先是一阵沉默，然后突然失声痛哭。这个故事来自笔者的一位友人，它使我想起克里玛的小说，他同样是真实地写出了一个服从的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活下去，并且要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