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侗的两个小短篇：《寡妇林凤娟》和《什么都忘了》

鲁毅

寡妇林凤娟


林凤娟，祖籍汕头，生在惠阳，年轻时家里人叫她阿娟，单位里同事习惯尊称她凤姐，身份证上因凤字少了一划，一直以来她在法律上有效的名字却是林风娟。1980年，林凤娟与惠阳某部驻军排长罗世长相识，一年后结婚。罗世长转业后，林凤娟随夫一同移居东莞，并生下儿子取名罗冠军。罗世长初到东莞时，任太平镇农机修配厂采购科长，因工作表现出色，很快调任东莞物资公司计划科长，一年后，又提升为调配处处长，1990年任物资公司副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在罗世长的一级级荣升中，林凤娟的工作环境也随之改变，由一个供销社营业员做到了供销总社下属饮食服务总公司部门经理。
1995年6月24日，罗世长在陪同香港盛佳投资公司董事长潘广基考察太平镇时，认识了隆华饭店的公关部主任周丽霞，从此两人开始了长期的姘居关系。周丽霞原籍四川，1993年来东莞，先是在新大地夜总会当领班，后被隆华饭店经理王家诚相中，进了隆华饭店。王家诚曾是罗世长在农机修配厂时的同事兼死党，正是因为罗世长帮忙，他才离开了那个连年亏损的工厂，左转右转当了隆华饭店的经理。
罗世长与周丽霞的超常关系，主管饮食娱乐业的林凤娟早有耳闻，但她顾全大局，没有将事情闹大，只是希望罗世长能够平稳地过渡到物资公司总经理的席位，不要在政治上有什么闪失。但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罗世长在位期间的种种违规行为都因为与周丽霞的关系而彻底暴露了出来。原来，周丽霞一方面住在罗世长为其安排的逸和花园的豪华单位里，一方面又与科技开发总公司的技术员韦志平勾搭在一起。韦志平原籍广西，华南理工大学物理系毕业，1993年当周丽霞还是夜总会领班时，两人就认识，并且发生了性关系。韦志平自认是东莞城屈指可数的秀才，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一个技术员，所以他就希望通过周丽霞接近罗世长，希望罗世长能帮忙让他当上科技开发总公司的经理。周丽霞对外（尤其是对罗世长）只说韦志平是她的远房亲戚，罗世长也从未怀疑过，他答应只要时机成熟，就会在主管科技的市委领导面前替韦志平说话。
既然罗世长表了态，韦志平就更加觉得他和周丽霞的关系既稳固又安全。每逢罗世长外出开会，韦志平就钻进了周丽霞的屋子里，两人爱得死去活来。
罗世长不是白痴，虽然嘴上说帮韦志平的忙，但行动上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倒是对于周丽霞这个东莞城内数一数二的靓女，他有些放心不下，于是暗地里交待贴身司机吴顺生，在他不在的时候多多关照周丽霞。虽说吴顺生给罗世长开车不到两年，但已从领导身上捞了不少好处，自然是言听计从。某日，罗世长从汕头打电话给吴顺生，要他给周丽霞送去二十公斤荔枝，吴顺生心想此事罗世长一定事先通知过周丽霞，就电话也没打径直驱车前往逸和花园周丽霞的住所，刚好就碰见了周丽霞与韦志平玩∏交的一幕。后面的事情，不说大家也都猜到了。
罗世长碍于身份，不便与韦志平交手。韦志平感觉到他在科技开发总公司已经地位不保，于是用化名向纪检委写了一封检举信，罗列了罗世长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罪行（这些素材自然是周丽霞不小心透露给韦志平的）。纪检委接信后立即立案侦查。根据多方提供的证据，证明罗世长收受贿赂的总金额为人民币68万元，港币160万元，美金10万元，另有价值16万元的财物（其中手提电话两台，摩托车一辆，数码摄像机一台，家庭影院系统一套，真皮沙发两套，红木家私一套）。
1999年11月1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收受贿赂罪判处罗世长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于是，林凤娟成了寡妇。
  




什么都忘了
  
我的小说《我已经把什么都忘了》出版之后，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我在粉饰官场腐败，也有人认为我在鼓吹情欲至上。夹在各种议论当中，作为小说的当事人，我惟一能告诉人们的，大概有些出乎意料：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故事讲的是：年轻的财务科长梁万祥因搞活企业有功，成为改革能人，并被提拔至政界高位。短短几年时间，他不光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而且在生活作风上也放浪得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东窗事发，梁和他的情妇被双双捉拿归案。在每一次审讯过程中，梁总是一言不发，而当他回到监牢没有人可以讲话时，便仔细地回忆起自己一生中与女性所发生的种种感情碰撞。他甚至认为，当年之所以能将一间濒临倒闭的工厂救活，完全是因为身边有几位姿色不错的女人给了他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当那些动人的女性形象每天像放电影一样地在他脑海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时，他感到他的一生虽然很快就要完结，但并没有白过。后来，这些回忆再也找不到任何遗漏了，梁万祥终于在审判官的再三威逼下开了口：我已经把什么都忘了。
人们很关心我是如何构思这部小说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多年来，我真正想写的就是一部能反映时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但我一直没有找到切入点。我认为我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由一些固定的面孔组成的圈子里，尽管没有脱离时代，但这个时代的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即那些人所共知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我所处的圈子是保持着一定距离的。1992年以来，虽然我总在通过出版的方式与小说打交道，但我一直没有为我自己的小说写过一个字。我一直在寻找，寻找合适的故事，或者是一条可以延伸至很远的地方的线索。我认为，这比组织起一个自传要难得多。
去年十一月，罗贝尔·凯恩——一位法国录像艺术家，我们在广州见过好多次——从牟罗兹打电话到巴黎找我，要我为他重录一段声音。我们在录音棚里工作了整整一个上午之后，凯恩请我和大娜（诘苍夫人，我的临时翻译）吃午饭。席间，凯恩提起我在广州时曾经说过的一些事情，我回答说我已经全忘了。天娜把这句话翻译给凯恩听，他马上说道，哦，我已经把什么都忘了，这是一部小说的名字。一部小说的名字，我想是的，也许还是一部畅销小说。于是，我在小本子上写下了“我已经把什么都忘了”，我要为这个名字写一部小说。然而，当时除了这个名字，任何有关这部小说的细节都没有，我似乎只向凯恩说过，这将是一部关于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小说。
这个书名当然可以装进各式各样的故事，对于一个职业小说家来说，这也许不难。然而，苏珊· 桑塔格教给我的致命的文学观念——不写朋友，不写身边事——为我设置了重重关卡。我期待着有人给我说一些远离我的生活圈子的事，甚至，我也期待着在梦中构思一些不被视作我的生活投影的事，许多年过去了，这一天迟迟没有来到。
终于，在一次和别人就小说创作展开的话题中，我提到了我的小说的这个名字。并且，由于话题触及到小说应关注现实生活，我的灵感一上来就给《我已经把什么都忘了》安上了一个场景：在审讯室里，囚犯总是一言不发，回到监狱里，他的思绪却极为慎密，且不断地和情欲发生联系；在最后的关头，在一切都彻底地浮现之后，他说了，然而却什么也没说——我已经把什么都忘了。
除了报纸杂志所提供的大量案例，对于我笔下的主人公梁万祥，我几乎一无所知，但正是这一点，使我能够顺利地避开我自己，避开我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生活圈子。在写作这部小说的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我疯狂地收集那些平常不屑一顾的地摊杂志，不放过报纸上的每一条揭露腐败的消息。我惊奇地发现，就像“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个非凡的女人”一样，每一个腐败者的身后也都有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而且，与报纸披露这些轶事的目的相反，这些腐败的男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出于玩弄女性的劣根性，他们在一个尘女子的身上倾其所有，无一例外都是为了爱情。因此，如果有人要给我的小说一个合适的定位，我将建议把它归入“爱情小说”，证据则是由主人公梁力祥的所有回忆提供的。
我当然知道腐败者的犯罪事实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所以，在搜集素材的过程中，我有意忽略了那些街谈巷议的伎俩和数字。我的主人公看上去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经历了这个时代的一切变化，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物，忍受了婚姻和爱情交战的痛苦，享尽了财富的乐趣更体会到生活终结的意义。他们的冒险与他们的梦想为小说世界开辟了重归现实义义的崭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