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连载]残冬苍风借过

南山雪

残冬苍风借过
                                          
前    言
在寂静中走完这段并不平坦的路，拭干眼角莫名其妙掉下的泪，回眸看时，尽皆沧桑。我也许打扰了它们古老的沉睡，但我只愿这样仔细端详它们的面庞：有岁月留下的伤痕，有人工雕凿的遗迹，有满布皱纹，有白发苍苍。它们中的一部分被写入历史，一部分被埋没于历史，写入历史的斑驳着，残缺着，被践踏了，被呵护着；埋没于历史的寂寞着，孤独着，吝惜于残破的肉身，缺少承载的灵魂。
有时荒凉，有时华美，有时凄凉，有时繁复。
苍风无悔，我亦无悔。

一．冰冷的黄河
1、“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追赶阳光坠落的方向，感觉到温度的散失及风的培生。似乎天地间接壤的范围总被涂抹得愁云惨淡，凄厉的暗红与昏黄笼罩了我的四周，使我感觉到被崇敬紧紧包裹的心跳，因为接近文史之乡而躁动不已砰砰不停。我是去参拜的，虽然知道在日暮后的冷清中站在她的面前是对我参拜的它的大不敬，没有焚香，或许是亵渎；我是去瞻仰的，一种红色涌流的所在，一处凭高生叹的所在，飘扬的旗帜与一片洁白。它们紧握着手，并不拒绝对方陌生的眼神贴近，它们为一种力量让出了位置，黄土地的脉流最最苍劲的力量。在期待得见那种力量在形式上的诠释之前，心中摸索着它的流经，它的停驻，它的涌动，以及那令人血脉奔腾的壮阔。最近一次感受它是在宁夏的沙坡头，我像一只羽毛深黄的鸟从它头顶飞翔而过，盘旋的涡流使我长出了天使的翅膀，却不敢睁开沉默之眼，不敢直面心灵的恐怖。因为知晓“黄河之水天上来”，遂怕触犯天怒，五雷轰顶。但它浮着于地表的凹陷无法改变人们俯视的角度，这令参拜变成了端详，奇怪却又无可奈何的角度制造了难以弥补的遗憾。以往与黄河的擦肩，远远地便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但今日，却发觉微弱的气息，从我接近的方向袭来。我似乎早应有预料，从断壁残垣埋没于村落巷陌的魏长城起始，我便应知这一路是从繁华到腐朽，绝地的苍凉。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空荡荡黄土高原的边缘，苍穹浸染，如一位老者蜡黄的面庞。这是冬末，更是初春。带走的是上天的疑惑，带来的是人间的希望，也许。惊诧，那涌动的脉流失去了自己本真的颜色，连搏动，都不尽力道，老者蜡黄的脸庞也走向更令人难以理解的苍白。脚下的土地袒露着黄沙的肌肤，而黄河，正在受着严寒冰封之痛。虽说这应是恬静的北国风光，但我分明听到被压迫的呼吼与嘶哑的咆哮从这银白的飘带下喷薄而出。这不是汉唐宫楼中舞女随身条扭动的衣带，飘拂地毫无道理。她的屈辱，达到了极限，她的冰冷，达到了极限。我不知该去参拜或是同情这位看似气息奄奄无力回天的老祖先，“目尽青天怀今古”，眼界的尽头，尽头的尽头，应是那般力量的源泉。她从更冷漠更荒僻的地域流来，也许她的肌肤因此而冰冷，也许她在这过程中已埋没了自己的本色。为何？“天意从来高难问”，结束这样漫无目的的猜想，暂时理解上天对黄河莫名其妙的凝冻。更快乐地想象趴伏在地表的巨龙在挣脱枷锁前的一声山崩地裂的怒吼，穿透耳膜的一瞬，惊叹与声张同时迸进这幅画面。是对这不经意的思考的解脱，更可以倾听，黄河的喘息。
“饮马度秋水，水寒风似刀。”
1937年8月至10月，中国共产党的三支红色力量：115师、120师、129师先后由这里，陕西韩城芝川口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夏秋交际的时光，正应是大雨倾盆不休之季。开国先辈们顶着肆狂的暴雨，渡河的船只在风雨中颠簸着，那时或许会有令人心惊胆战的巨浪，伴随着那股力量于内表潜在的爆发。革命洗礼过的大地，包括黄河，也应为被鲜血染成的红星而骄傲。站在高岗上，俯瞰河滩上大大小小的长臂机车，身后是八路军东渡黄河纪念碑，不忍再细想英雄在此深陷的足迹，因为眼前黄河的惨状令我心痛。很痛，很痛。轮渡在哪里？难道闲置在河沙之上，任时光将它废弛？它会回想些什么？朱德、邓小平、任弼时、左权的英姿飒爽，八路军战士不畏风雨的雄壮气概，还是曾经承载自己的河水由盛而衰的凄凉故事？仅仅几十载岁月，我们便看不见、听不到了它的呐喊与呼号。死一般的寂静令人心虚地构造着对它的描摹，当我的手开始颤抖时，革命的精神似乎就快在民众的头脑中被洗去了。是黄河老了吗？还是革命的热情已经苍老。
“今来古往，物是人非，天地里，惟有江山不老。”
2、 《三秦记》云：“龙门水悬船而行，而旁有山，水陆不通，龟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故云暴鳃点额龙门下。”
从我脑中搜索这样一个传说并不困难，尽管关于它我已省略了太多似乎很必要的神秘感，关于这个词汇人们已赋予它太多本不占有的含义。但当它的原形，打破传说似地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又想起了它：“鲤鱼跳龙门。”帮助我恢复记忆的是那面庞刻满伤痕的山丘，旁观并陪衬着传说的演绎。令人相信它的真实，怀疑它的虚假。真实是耳边呼啸的风，吹动着挣扎似的长发，这是阳光不会退却的时刻。老人们说龙门是“一年一场风”，无论春夏秋冬，那时而激动、时而温柔的都无可争议、无可厚非、无可挑剔地履行着自己吹皱枯朽、吹干泪水、吹灭腐朽的职责。与其说这样凌厉的风是在变相地促使生命之河停止流动，不如说它表征了天地的速度，使生命的新陈代谢加快。空气中弥漫着沙砾的味道，天地灰蒙蒙地分辨不清脸色，似乎这都是为了加重历史的分量，历史的底蕴。风守护着龙门，隐秘地保存着传说的残骸。这时的河水令人意外地竟有些清澈，上游未化尽的冰雪块顺流而下，在青黄不接的主旋律中开辟自己的乐章。这种色彩的调配实在低劣，令人产生味觉上的不适。但我更想象的，是冰雪化尽后河水的温度，那一定是刺骨的冰冷，黄河中的鲤鱼们，你们身在何方？你们是否还有纵身一跃的勇气与毅力？你们是否还有传说护体的外衣？那外衣，能抵御这未知何时消释的冰冷吗？
也许在这里，时间并不流动，它封存着历史一瞬的停留，永远也不延伸。
《括地志》云：“龙门山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李奇云：“禹凿通河水处，广八十步。”
看见龙门，我想起了都江堰的宝瓶口。李冰修建都江堰是为了造福黎民，润泽巴蜀，宝瓶口虽狭窄，却是整座工程的关键；大禹凿开龙门是为了拯救黎民，他“伤先人父功之不成受诛刀劳身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公而忘私”。李冰为治水走入蛮荒，走入不解、走入繁琐；大禹为治水忘记父仇、忘记族恨、忘记挚爱。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治水者，我们难于想象没有他们的勤力，古蜀国受灾的民众和龙门外泛滥的河水，在古中国的记忆里又会留下多少悲怆的片段。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对于正义的冲击，中庸的势力总是摇摆不定。龙门山阻挡住黄河，任它在自己领域外肆狂，自己却仅安于享受被善意折磨的快感，若没有大禹的第一斧，恐怕它还能安逸地存在更多日子。本来囤积在山下的龟鱼们也可能因为有了这惊天动地的声响而纷纷探出头来，暗暗地鼓劲。一种旷世的理想总难以逃避艰难的考验，但不顾一切地艰难作战却是理想实践中的必经阶段。大禹十三年的努力不仅为他换来帝位，更为他赢来千秋美名。时间是会流逝的，消磨在时间中的每个人的脸庞也总会消失的，唯一留存着并被人惦记、被人尊敬的是光荣的名字。真正的伟人不计较名利，况且名利往往在他们生后才与他们构成实在的对应，于是，面对龙门，让我们记住那挥汗如雨的劳动场景，那板斧与铁锹叮叮当当地敲击石壁，那戴着斗笠、指挥若定的背影。也许仅是背影，便能带给我们最大限度的无止境感动。中华大地需要这样的背影，四千年前如此，现在更是如此。他代表了凝炼的平民精神，代表了伟岸的民族气节，作为史诗，他与传说一起存在，我们不但要吟诵，更应铭记。在我们还未被时间之杀掩埋之前。
韩城东2公里黄河边周原村，有一座建于大德五年，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大禹庙。大禹的圣驾在这里安歇，因为他的灵魂离不开黄河。后人读懂他的智慧，疏导而非堵塞。于是，大禹庙见不得拥挤，宽敞、简易、并不寒酸。帝王出身乡野，帝王的举手投足溢满泥土的芳香，也许只有农民朴素勤劳精神的蕴含，才能支撑着大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功成不亚于黄帝一统天下的伟业。但大禹又是权力欲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最初代表，说起来可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他将帝位传于益，益却推辞不就复传给禹的儿子启，这当中自然有益资历尚浅、无力就职的缘故，但更预示着以美好道德及优良素质为考量标准的禅让制走到了历史尽头。中国由原始社会昂首迈入了奴隶社会，虽然对于人民这变化更加残酷，却巧合历史的循规蹈矩。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从这时破壳而出，显露出完整的雏形。大禹的造像总是农民打扮，就是在时时暗示后世；中华民族的精魂在于乡间，美德在于乡间，帝王尚且不忘自己的出身，子孙后代又怎能忘记了？如在城市的牢笼中困乏日久，走回乡野，除感受自己的渺小、神圣的隐藏外，还有伟人的呼唤以及对根的追索。何乐而不为？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霄。”
3、“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喜欢一个名字需要理由吗？需要吗？不需要呀！需要吗？不需要呀……“风陵渡”，这个名字让我产生了许多奇妙的联想。这是四天里第三次看见黄河，与那被冰封的、残缺的黄河不同，这里的黄河凸显着自己倔强的本色。中国是世界上黄皮肤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与黄河千万年的浸润似乎难脱干系。血性、豪爽，见于壶口的飞瀑，却也在这天寒地冻的时刻收敛了不少；阳刚、壮阔，见于东营的口岸，东流的目的是为了入海，冲向蔚蓝冲向莫测似乎也意味着民族本真与世界渊源的本类融合。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在那些黑白分明的区域，黄皮肤的中国人作为一种力量的代言，独立地存在着。即使面容沧桑、乡音已改，黄河留在我们难以逆转的身体造型上的标志总成为毋庸置疑的中国代码。即使在同我们有几分相似的日本人面前，吉鸿昌若不在胸前立牌加以标示，他的气节，他的身板，不是也可不言而明黄河游子的身份？即使从这已经萎靡的河口走向天涯海角，游子的归心不也时时在他乡明月下映照幽蓝的天空。人，可以掩饰自己的面容、身影、语言、行动，却总难以掩饰自己的心灵。而最销魂的，莫过于游子之心。
风陵渡是否是众多黄河古渡的一处，从杳无踪迹的摆渡人那里，我无从查证。河水在这里开始湍急，不知怎地，携带着挣脱困缚的力量，黄河开始那么无所畏惧。寥廓江天，也笼上了一层不知是忠是奸、是阴是阳的迷雾，令人在它的包围中分辨不清虚实。只觉得遥远的绝响似乎仅从现在开始，而它的尽头，是否隐着那份“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倔强，我似乎感受得到，又似乎差得很远。
“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
如关中汉子身材般魁伟的黄河大桥连接着秦晋，连接着两岸同样空荡的山林，我始终相信在那份空荡中有可供倾听的悦耳鸟语，只是因为对黄河自古而来的畏惧而隐没了自己的身影。“高天滚滚寒流急，”她们不得不如此这般，因为黄河非比长江。长江沾染了胭脂香气和玲珑的情致，尽管同样浑浊，但中下游的阴柔水乡变了不少调调；黄河却是这平地里慨然有声的一吼，雄壮过甚，却更显出悲怆。长江虽也有意外的乐章使人闻之一震，却没有黄河那一声吼跌宕壮阔。婉转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两种迥然声线的并存，代表了母亲的威严与父亲的谦恭，似乎也是绝世的反比例创作。黄河在这里拒绝困顿，拒绝婉转，却难以战胜阴晴难测的天气，在寒冷与温暖的边缘徘徊不定。躁动难耐，这不正深切中国女人体内天生的母性？风陵渡上的渔家，是否也看透了这天地的玄机，收起渔网远走天涯？时间是无上的君王，残酷地否决别人，甚至连自己也不放过。明年今日，说不定黄河还将凝冻。
行路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南山雪

二．不屈的灵魂

1、“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沿着参差不齐高低起伏的台阶，我明确了敬拜的意图。他是一位饱受磨难的执笔者，他是正义道场的布道者，他是王权淫威下的受害者，他是使历史回归本位的恢复者。他用自己身体的残缺换来对历史真实的描述，他忍受了无法忍受的丧失男性尊严的屈辱和帝王目光中的阴冷。他屹立在中国史学家的最前列，他，就是司马迁。他在险恶地牢中苦著《史记》的经历甚至使我们忘记他是主持改革夏历（即农历）的人，想一想，除了墨香的浸泽，他竟让乡野人家享受他不经意的留世之笔。那些斗笠下被皱纹堆积的眼神中充满向往。伟大的意义在于“最”，在于纯粹，在于压制另一种同样不朽的伟大。他的坟墓，静静地坐落在黄河与群山的环绕之中，他的身躯早已腐朽，但他的灵魂，却在《史记》的字里行间赤裸裸地袒给读者，令人明晓那份挣扎，那份苦痛，那份抉择。
挣扎使他最终站在了真实这一边，拒绝虚伪的蛊惑。
苦痛炼就了他坚韧的品格，使笔下的纸页漫溢着坚实的力度。
抉择成为了他悲剧命运的开始，放弃了做男人的资格，过着阴阳不分的生活，承担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当世人明白这份不公时，他已被草草地葬在黄河岸上一个无名的小山丘上，他失落地闭上眼睛却并不意味着屈服，相反，他留下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让后人为他不安，为他啜泣，为他翻案，为他平反，为他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升华而非贪生，在于执着而非疑惑，在于承担而非退缩。
“重要的不在于表达什么时代的历史，而在于什么时代的人表达。”      ——克罗齐
汉武帝的时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很难在中国古代史中找到将这么多光荣的名字如此密集地排列在一起：汉赋大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夫妇；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飞将军李广；抗击匈奴的卫青、霍去病叔侄；经学大师孔安国及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智圣”东方朔等等。他沿袭了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将汉朝的统治推上了极致。他以强硬姿态面对匈奴的侵扰，但同时，他的人格却也因此变得复杂，他的性情也开始难以捉摸。他身为九五之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臣子的神经，他造就了很多遗憾，比如一世未封侯的功勋将领李广；他造就了很多不平，为了自己统治的稳固，残忍地关闭了中国人积极活跃的思想之门，为以后的君王树立了惯性的坐标，将儒家的中庸之道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他更造就了很多惊世冤屈，其中最令人叹惋的便是司马迁。他为大将李陵败匈奴之事而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而被施以宫刑。他更因为秉笔直书，在《史记》中评述君王功过而被官场彻底遗弃，自古官场就是绞杀人性的机器，没有泯没良知的人得不到补偿，唯有痛苦，使其打上一生的烙印。司马迁生逢盛世，按说不该遭受这样的“礼遇”，但气量狭小的汉武帝不会同情他，尽管《史记》是伟大的，但在之前的岁月中帝王习惯地得过且过和迂腐无能难以接受这样尖锐的批驳；尽管批驳是无误的，是公正的，但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不在少数，君王是神圣的代表，而神圣，往往在这样的时刻等同于卑微和渺小。
司马迁表达的历史，超越了时代的认可范围，他的悲剧，是真实造就的悲剧。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中国名利场中郁郁不得志的司马迁与寒冷和不公相依为命的生活；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无数个深夜里他枕边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泪渍被他以一腔冷墨倔强地洗去；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尘埃落定的仕途挫败使司马迁在《史记》中倾注了怎样的心血。相传他将《史记》呈于汉武帝时，汉武帝将手稿立刻付之一炬，幸亏司马迁早知会如此，命女儿抄下了副本，命孙儿背熟了全文，《史记》才得以留存。君王的气量完全在臣子的预料之中，不知这该欣喜或是嘲笑。这是对圣明汉武的讽刺，这位英烈的君王，在此时，竟作为一种大智慧的陪衬，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地唏嘘不已。司马迁的品格，作为中国文人品格的代表，他的经历向世人宣称：让文学回归本真，即使会有牺牲，也要万死不辞。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似乎更需要如此不屈的灵魂的存在，这样，便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荒谬的错误。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捍其后事，讫于天汉。”“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世之宏才”，他用对各类史书的融合贯通与重新诠释来加深《史记》的厚重色彩，这是对时代不公的回击，只有如此，才对得起自己的付出，才消解得了心中的哀愁，才能对似水年华的黯淡，无声地控诉。他“自成一家”，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道路，在品格与创作两个领域成为世人敬仰的典范、膜拜的对象。我汇入这股敬仰与膜拜的浪潮之中，期待能在冥冥中得到指点，获得领悟。
回首时，“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史记》白质璞玉，司马迁青史留名。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太史公祠墓得以修建与维护，西晋殷济功劳不小。如今的司马迁祠墓松柏森森、碑坊耸立，肃穆中隐隐透着悲壮。殷济倾慕司马迁的才华，同情他的遭遇，崇拜他的品质与气节。他的义举为后世完整地呈现太史公永驻之地，若没有他恐怕黄河上猎猎雄风早将太史公坟头的沙砾吹散，碑上的字迹也早已模糊不清。精神的剥除虽不在于他的外表，深入骨髓的虽仅在于他的核心，但精神依托于肉体，依托于存在。没有庄严的例证难以承继太史公的精魂。后世沿袭着殷济的做法，如今镜头中墓碑上的字迹是清朝的镌刻，对伟人的尊敬成为一种定势时，尊敬便不会死板，而是充满活力的延续。圣人需要理解，哪怕是生前身后的知音，只要存在，精神便不会全然废弛。
看时，“夕阳依旧垒”；听时，“寒磬满空林”。
2、“冥冥，车轮落日，散绮余霞，渐都迷患景。”
因为黑夜的降临，晚霞更珍惜留存的瞬间，凄美的血光，在霞的尾部像玫瑰花瓣般姹放着，似乎预示着人间悲剧，也似乎迷恋着剩余的光阴。黑幕盖上了古城最后一丝光明，全城的精灵等待着下一次光明的降临。巍山，在大地上投下自己名如形般的黑影，似乎阴冷潮湿的山间，斑驳的绿色，渲染着正义与邪恶交锋时怆然的气氛。树丛间沙沙的响声，夹杂有壮士的悲嚎，有婴儿的啼哭，有飞舞的乱剑，有隐匿的脚步。有匆忙、有慌张，并不同于以往，也不一定在此地发生，但故事真实地发生在这里。转动的车轮碾压着落日的长影，避难，隐藏，复仇的旋律从这里缓缓流出，穿透了土地的经脉。
《赵氏孤儿》，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巍山又称“救郎山”，是赵氏孤儿隐匿之所，位于韩城西南部。
公元前597年，晋国景公当政。忠良赵朔遭大夫屠岸贾迫害，全家灭门，独剩其妻与腹中遗子，匿于景公宫中。贾闻知搜宫，义士程婴与公孙杵臼共谋，程婴决意以其子易之。后公孙杵臼及婴子皆被杀害。程婴将赵氏真孤匿于家乡巍山寄养。十五年华逝去，大臣韩厥告景公以赵氏实情，景公大为感动，遂召赵氏孤儿赵武入宫，复臣位，反攻屠岸贾，灭其族。赵武成人理事后，程婴为报杵臼而自殁。赵武后被封为赵文子，乃赵国之宗。世代供奉程婴及公孙杵臼。
韩城西南10公里，高门原堡安村东南古寨，系赵武、程婴、公孙杵臼之墓，故名“三义墓”。《赵氏孤儿》是最早介绍到西方的中国戏剧作品，曾引起海内外不小轰动。
有人说《赵氏孤儿》是中国的《哈姆雷特》，细细想来，却真有几分相似之处，它们都以复仇为主线，矛盾冲突十分尖锐，充满了权势与爱恨、正义与邪恶的纠葛。程婴舍子救忠良之后，乍听起来十分残忍，却也是在历史舞台与戏剧作品中不可避免的循环结果。他深信自己没有做错，认定苍天有眼，忠良终会沉冤昭雪；公孙杵臼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赌的是赵氏孤儿的明天，而今天的自己，已死于乱剑之下；程婴之子嗷嗷待哺，生死不知，啼哭停止的时候，尸首已模糊不清，他是无辜的，他不懂得正义与邪恶。从人道意义上来讲，他的死令人愤怒，什么都不知道的他成为正义的牺牲品，剧场里却还有人在鼓掌，这是历史与剧情的逼迫，不得而已的举动，不知外国人看到此幕有何想法，他们所谓人道主义的良心是否为之战抖，他们对中国人“舍子救孤”的做法是否不解与厌恶，还是他们在中国人的一片掌声中叹息、啜泣、并最终拍起了手。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
《赵氏孤儿》以屠岸贾的满门抄斩，程婴的以死殉义，赵武的复归卿位而结束。这中间过程中的残暴血腥都被铺天盖地的正义所掩盖。屠岸贾怨恨赵朔，灭了赵氏；赵武为父报仇、灭了贾家。单向的仇恨竟需要两家的全部生命来承担，这是中国式的悲哀，也是历史中任意翻阅便发现绝非偶然的情节。中国悲剧的症结在于凸显个人与英雄，而对整体或集合的忽略，庞大的殉难者与单纯甚至幼稚的目的往往形成强烈的反差。中国人关于“根”的情结太浓，没有利刃刺破解不开纠结，总以“斩草除根”为报复的最终目的；中国人报仇的心理太阴暗，否则便不会引起更大的屠戮，在这一层面上，中国人似乎失去了谦谦君子的风度及宽厚的本色。“儒”与“仁”化作过眼云烟为了复仇，红了眼眶的刀枪下难管老弱妇孺，而更可怕的是，我们竟为这屠杀叫好，感到爽快。鲁迅先生所谓的“看客心理”在这一幕幕的悲剧中得到了形象的阐示。《赵氏孤儿》赚尽了观众的眼泪，但愿他们脑中仅存着屠岸贾的丑恶与程婴、公孙杵臼的义举，此外，他们还看到了什么便不是创作者的安排或历史的铺垫。我们常常渴求真实，但有时真实的残酷也令我们瞠目结舌。艺术与人性似乎在此时难以达成必要的统一。
但愿我们仅记得，面对权势、金钱与邪恶，程婴等人的不屈灵魂。
岁月似乎在引领我们，去为我们揭示不应知道的事物，岁月似乎又在拒绝我们的追忆，剥除历史的真实，蒙住我们看见血腥场面时茫然无措的眼睛。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3、“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烛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  林。”
                                       ——<明>于谦《咏煤炭》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虽然相对于风生云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改造，这已是极其微渺，完全出自中国人固有的盲目自大与一厢情愿。但它毕竟存在过，而且留下了数不清道不尽的传奇。影视作者不厌其烦地对它美化或改编，有时甚至是荒谬的离奇故事，却令无数观众津津有味地看着、笑着、品着。这样的行为，隐瞒了历史无数的真实，对帝王的崇拜也有了翻案之嫌。剧目中，帝王总是圣明、果断、风流，奸臣总是丑陋、阴险、毒辣，良臣总是机智、聪慧、受害。这样思维的定式令人叹惋。翻开《清史稿》，偶尔跳出几个极为熟悉的名字，细细读来，与那样深深印在脑海里的君王、臣子的形象相去甚远。刘墉远没有《宰相刘罗锅》中那样卖笑耍宝，纪晓岚远没有《铁齿铜牙纪晓岚》中那样风度翩翩、口齿伶俐，和珅也没有《日落紫禁城》中那样满脸横肉、木讷愚蠢；乾隆更不像《戏说乾隆》中那样左右逢源、能打能杀。你能接受他们真实的形象吗？在你还没有准备好之前，我先说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来缓解你心中的疑虑；尽管他在历史上的份量并不亚于刘墉、纪昀、和珅中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你他的真实，关于乾隆王朝的一个背影。
“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 “乾隆二十六年，成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 “高宗熟视字体如素识，以昔为尹继善缮疏，曾邀寰赏，询知人品，即拔置第一。即引见，风度凝然，上益喜。又以陕人本朝百余年无大魁者，时值西陲戡定，魁选适得西人，御制诗以纪其事。”“五十二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台湾、廓尔咯先后平，两次图形紫光阁，加太子太保。”“杰体不逾中人，和蔼近情，而恃守刚正，历事两朝，以忠直结主知。”“杰于仁宗十年正月，卒于京邸。上悼惜，赐金治丧，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端。”
王杰被乾隆帝拔为状元，从此仕途生涯，时起时伏。做得嘉庆帝的老师，乾隆退位后，与嘉庆“语如家人。”千古陕人，独此一位，在帝王的面前如此有份量。陕人刚直淳厚，这造就了王杰公允秉直不卑不亢的性格。我们习惯了刘罗锅与纪晓岚同和珅的斗智斗勇，且不说年代是否吻合，记叙是否得体，单就一些编造成分的夸张程度，便有误导观众、歪曲历史之嫌。戏说风之盛，不是历史的焕发青春，而是真实的死寂，确凿的毁灭。史书中的人物被错误地解读，虚假地包装。而令那些真实存在的，青史留名的人物，却有了不可理解的忽略，这是不可容忍的，甚至，令人微微地心酸。
其实，与古今难见的大贪官和珅真正棋逢对手的，是阿桂和王杰。阿桂年老体迈，从心理和生理上难以抵御和珅党派的攻击与诽谤，他的据理力争的手脚刚刚触及和珅贪污腐败的皮毛，便离开了人世。而王杰，却目睹了和珅势力由弱到强，由小打小闹到一手遮天的全过程；维护了乾隆王朝局部意义的完整，不至于被强大的金钱利益所侵蚀；参与了推翻和珅党派，审结和珅案的过程。王杰乾隆二十六年入朝为官，和珅乾隆三十四年才是个三等轻车都尉；和珅因“善和高宗意”，口齿伶俐，能说会道，结党营私，以诬谤和攻击不利己者而排挤掉朝中不少良臣从而平步青云，王杰却一直不与之苟同。《清史稿》中记载：“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屈陈奏。和珅事方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 力争。上知之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王杰作为清廉臣子的一份子，为正义在朝廷中留一席位，他从不取财要物，有诗曰：“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说的便是他荣归故里时两袖清风的干净。与他同朝为官的，刘墉胆小怕事，纪晓岚只知修书，当和珅势力渐渐遮盖乾隆王朝本已不再幽蓝的天际时，是王杰一次次地用利剑戳穿这张肮脏的幕布，并最终凭众忠臣之力将其完全撕裂。
晚年的乾隆，现出贪图享乐及软弱糊涂的老态；正值壮年的和珅在乾隆那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其中的奥秘如秦二世身边的赵高，唐玄宗身边的杨国忠，宋高宗身边的秦桧，懂得逢迎拍马，钻帝王心窍的空子。那时的和珅，从皇宫里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受贿不眨眼，双手沾满了异己的鲜血。虽说他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臣，他也并没有鳌拜那样强烈的篡权谋反之意，他对乾隆王朝的残阳斜照是添进了些许色彩而不至于使它彻底淡漠的。他只是爱“钱”，他对金钱的迷恋达到了古代官员的顶峰，“皇家官库银垒银，不值和珅半库银。”王杰曾与他有这样一段对话耐人寻味：“一日，和珅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赧然。“消瘦的王杰没有让和珅抓住任何的把柄，却在暗中积累和珅欺骗圣上、结党营私、仿制皇宫等罪状。在乾隆在位时，他已知此时不是扳倒和珅的最佳机会，他苦心积虑地等待，那最致命的一剑刺入腐败的心脏。
“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
他将希望寄托在乾隆之子嘉庆的身上，作为太子的老师，他给嘉庆早早便灌输抵制腐败才得以维护王权的思想。他将和珅的罪恶一点一滴地告诉给嘉庆，给嘉庆树立危机意识，“这个无恶不作的蛀虫将来会是你统治的最大威胁！”应该说，作为康乾盛世的继承人，嘉庆在执政头脑与理事能力上比先王差出很多，若没有王杰的监督与指点，他很可能和晚年的乾隆一样，对和珅的胡作非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千古帝王普遍缺乏忧患意识或过度持有忧患意识，后者如杀尽开国元勋的朱元璋，前者便是清朝乾隆以后的统治者。慈禧掌控朝廷大权的时候，为办寿而不管前线将士死活，让李鸿章背了个难以负担的大黑锅，由此可见一斑。“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怜老臣王杰无力为已呈颓势的大清王朝扭转危局。嘉庆十年正月，他在没有停休的政治斗争中逝去，清王朝倒下了一面正义的旗帜，引起的是恶势力抬头后的邪笑。
“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
王杰是一个符号，和珅是一个现象。清朝自乾隆后的腐败，已经由政治相对清明的建朝初期的个体行为，无法遏止地转化或发展成阶层性、团队性的活动。朝中大小集团林立，多方利益冲突下，和珅的“一马当先”及王杰等人的“徐图挽救”，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而这种看似矛盾冲突十分尖锐的秩序精神，竟将庞大的官僚系统织成一张统一的网，谁都无法逃脱，谁都无法避免。尽管这张网有时会有松脱的迹象，但在没有出现更强大的势力以前，它依旧会维持它的完整，并强调其在腐朽宫制下的可能。从有官的那一天起，便有了腐败，积少成多，由小到大，当封建统治步入晚年并与死神垂死挣扎之时，它竟达到了顶峰。这加剧了封建统治的毁灭，这并不是打倒一两个人或成就一两个人能够改变得了的现实，这是群体性的茫然与堕落。王杰作为其中的一员，无可避免地钻入了这个漩涡。更因此空耗了毕生的心血。
王杰八十寿辰时，嘉庆御笔两方寿匾以赐。一方以“福绥燕喜”四字赐之，另一方以诗赐之，诗云：“辉腾紫气耀韩城，海屋筹添鹤算赢，地近西池增福禄，星明南斗灿晶莹；两朝调鼎文恩被，八秩齐眉寿域宏，德业久敷俾戬谷，期颐双庆衍长庚。”
王杰，康乾盛世最后的正义者。

南山雪

三．旷世隐者

1、“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没有青藤，没有春寒料峭，甚至没有斑驳；有生存的活力而不是死寂，有生活的真实而不是矫饰，有淳朴忠厚的民风，有慈祥的笑容和善意的指引。没有遗址的伤感，但有缺失的遗憾，有因为生计的改建与补救，有青灰色中缺憾似的色彩。有隐者的天分，有旷世的理由。
党家村，老韩城的缩影，中国北方典型的传统民居村落，它的隐秘与庞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冒昧地踏入这方土地，没有熟悉的目光，只有从未有过的新鲜在眼中蔓延。太阳挂在天空却不称职，在这样民俗气息浓厚的氛围中，我觉察不到一丝寒冷。也许是党家村处于东西走向的沟谷之中，笼住了不少残余的阳光的温存，漏过的温度恰恰维持我被裹的衣服。在平地上，它沉浮于地平线之下，我直来直往的视线在与它第一眼的接触时感觉到了晕眩。由上而下，有俯冲或急速坠落之感。毫不颠簸的路途虽然少了几分韵味，但与它的对视也弥补了这样那样的缺憾。它是那样具有亲和力，这在法国电影中出现的名词在它的身上得到了完好的诠释。令我不解的是，我的脑中竟浮现出“家”的词汇。这在我挚爱的旅途中还是不常见的。
2、“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             ——《唐》孟郊《列妇操》
党家村的开头有些寒意。但伟大作品的开头似乎总是悲情，对于一座完整的建筑群落，普通的是它整体的宏伟气势，而特别的，却在于传说、故事及其他枝节。尽管真正高水准的民居群落足以吸引观者的眼球，但正如火锅缺少辅料，再怎样鲜美入口也没有个辣味一样，历久弥新的民居需要传说的陪衬。党家村的几处景致，透露出亘古的平凡，从它诞生（1331年）到现在，不变的色彩，尽管年代有先后，家族有盛衰，最终留下的，却是全村的财产，共有的分享。
节孝碑是党家村保存最为完整的碑雕，它是游客的第一站，对具现代意识的人们，这样的点题有些沉重，渲染的色调有些冷淡。尽管贞烈是封建社会衡量好女人的重要标准，苏州虎丘的烈女亭，皖南古村落的贞节牌坊，都令人感到心头难以舒解的压抑。历代正史，也总有关于烈女的记载，甚至是大篇幅、大段落地详尽描述。当中国女子为痴物，为工具，为宣传渠道，其中的“佼佼者”为楷模、为榜样，为正确的表现。中国修史者内心深处男性的卑微显露无遗。他们可以左拥右抱，对爱情的不专一成为一种社会惯性，“白头偕老”似乎是虚假的谎言，困缚与紧锁构成了丈夫对妻子的掌控。而中国女子长久地缺乏摆脱的勇气，无力的挣扎变得荒唐，休夫的故事也当作了传说甚至笑话。剥夺了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权利。甚至《水浒传》这样的伟大作品，都难以摆脱这样的桎梏：潘金莲不喜欢丑陋的武大郎而喜欢英俊的西门庆有罪吗？作者心虚地设置了潘金莲杀夫的结局，为她与西门庆的死找了个好借口，但难以掩盖的，是作者对妇女追求爱情的诋毁与排斥。节孝碑作为这种自由精神的对立面，简直是一座座单纯明净灵魂的监狱。在“巾帼芳型”的塑造下，在精心雕琢的造就下，将妇女贞节的美德肆意发挥到了极致。锁住了，逃不出来。那位痴情的妇女，用一生换来一块碑石，上面没有记载她在漫漫守寡路上究竟做了什么，只是关心她的那份“坚持”，时间越久越能体现出“价值”。
党家村的这个头开的不好，因为太早进入了伤感的范畴。这个头又开的好，因为这是中国农村中妇女普遍的悲哀。告诉游客们总比刻意掩盖好出许多，无意，或是有意。久远，不会发生。
3、“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想象中村中那几株抽芽的柳树拂弄着风的心弦，想象中那柳树旁的桃树上的桃花纯真的笑脸。想象的错觉没有阻碍我与初春的党家村沟通。尽管我喜欢恬静淡泊，依水为生的水乡生活，但面对干枯却不干涸的北方气象，在这一片一片消沉或陨落的时间里，我仍无法避免为这些有时寂静有时喧闹的院落倾注一些真情。对建筑风格极其完整的叙说已不重要了，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存在，可能仅是偶然，但我们无须用建筑学家挑剔的眼光来审视这件旷世的艺术品，那是对农民智慧的不公正待遇。我曾质疑它的翻新，原始的古老内核被现代的油漆包裹在肉体的深处，动弹不得。但它们的存在，依然是时间机器中的遗址，即使它们被改头换面，粉饰一新，也依然是历史的碎片。一代代的党家村人从这里远游，任凭门前山桃溪杏开开败败，仍执著于商业的可能性。他们冒险性质的赌博，使茫茫商海中多了一支陕军的力量，黄土高原的淳厚民风吹过秦岭、吹过黄河，落户之所，天涯为家。
“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
商人原始的本性在于流浪，无论是出使西域的张骞丝绸路上的驼铃，还是远赴重洋的马可•波罗传奇迷上了的东方，更不必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租界里的欧美商贾。在封建“重儒抑商”的传统观念中，商人乃至巨商的命运都与他们的地位一样制造出强烈对比，令人疑惑。他们中的一份子用辛苦挣来的钱孝敬官府，捐得六、七品的官职，洋洋自喜地“有帽无翎”地炫耀着；他们中的另一份子经过艰苦的资本积累，在商场中获得了一定的权力与地位，便倾心与此，不知退缩；他们中还有一份子在外闯荡些许年后，想念家中妻儿与熟悉的乡音，或独自一人，或三三两两（可能性不高，因为陕西人生、冷、蹭、倔的性格）返回乡里。将搏击商海后的成果绝大部分贴补家用、买地盖房，另一部分回报乡里，救济贫困。党家村先辈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三者，这注定了党家村的规模，也注定了党家村的格调。历史与光阴抹去了这些斑点似的记忆，但那些“轻抛绣阁”、“浪萍难驻”的片段后终究是栖身，是归隐。昔时搏杀商场的岁月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闲适并不等同于懒散，有时甚至美好如昔。
4、“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轻轻地推开屋门，青砖缝内散发的泥土香扑面而来，有的院落已无人居住，于是，墙身显露出黄土草扎的本色，木柱也刻上了一道道记忆的的伤痕，体现了岁月无穷的魔力。韩城民居中的“三雕俱全”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家门外有上马石、栓马桩、栓马环、门枕；门内照壁中间，象征富贵、长寿、安乐的砖雕字画，仙鹤青松、月桂金钟；门楣、屏风、檐枋木，题字苍劲有力，雕画栩栩如生。踏进每一户家门，重复着照壁—四合院—阁楼的顺序，严整而不紊乱。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往往在于对物质的感知和把握能力，将雕刻充分地呈现而不见繁琐，每一锤都体现了淳厚的民风，给人端正实诚的感觉。整体性的成就是党家村成为“民居瑰宝”的物质基础，但作为一个至今仍有活力而不似周边废弛的村落，我更在意党家村人的文化修养及道德品格。因为我始终认为使历史凝固的是人文精神的力量，而历史在未来的颓废也意味着人文精神的堕落。
党家村中，即使再不起眼的人家，在儒雅之士的面前，也丝毫不露怯，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门楣上的题字。题字中蕴含的潜在意义早已超越了书法艺术的本身，有时，这是身份的显赫象征，笔端的凌厉与霸气是可以感觉出来的；有时是家庭的优劣象征，农家与儒士便有了界限与鸿沟。比如“太史第”，标志着翰林中有此一位；比如“诒谋燕翼”，表明该家的事业造福于后代子孙；比如“耕读”多为寒苦人家，以耕地为主，读书为辅；有时是品格与经营的象征，代表了全村人的首肯，有时是荣耀的瞬间的象征，代表了一飞冲天的喜悦。比如“忠厚”，该家品格一目了然，做起生意一定有人缘；比如“明经”，打起算盘精明，读起经文不糊涂，十分靠得住；比如“登科”，榜上有名的狂喜以红艳衬底留在了门楣上，抬头低头，晚暮岁月，也仿佛能回到那一刻的辉煌。宰相王杰由于有亲戚在此也留下了澄黄的“墨宝”，“安详恭敬”这四个字写的舒展、恬淡，似乎更像形容他自己在波澜壮阔的反腐斗争中屹立不摇的秘诀。我不禁想起了“心若冰清，天塌不惊。”来自《风云》。
相比较门楣，我更看重的是门庭内砖雕的门庭家训，家家户户中似乎都有这样或警训或激励的字语刻在随处可见的门庭内。照壁旁，阁楼外，都可见这一笔一划，十足用心的镌刻。这样的言语警示着自己，也监督着子孙，我能想象在一些繁星如梦的夜里，父子、祖孙坐在苍穹底下，父辈们随意中透着严苟的话语在子孙心目中的份量。但他们似乎仍不放心，于是刻在墙壁上以期待永远的尊敬。只要屋未易主、根未绝、墙未倒、字未毁，这些言语就仍如鞭策声声在耳：“富时不俭贫时悔，见时不学用时悔，醉后失言醒时悔，健不保养病时悔。”“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富有得，息有养，瞬有存。”“心欲小，志欲大，志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鲜。”“友贵淡交，须从淡中交得去；人原难做，仍自难处做将来。”“志欲光前，惟以诗书为先务，心存欲后，莫如勤俭作家风。”“无益之书勿读，无益之话勿说，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人勿亲。”“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从日常行为、理想志向、性格品行上，先辈都为子孙定下了大大小小的规矩，虽说不乏教条式的说教。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这样奇怪，紧绷与懒散之间找不到中点，容易走向两个极端。相比较规矩的教条，品行不端、生性懒散对于普通的农户人家来说更是罪过。村中的看家楼似乎更像在检阅子孙的行为，恰好俯瞰全村。而浸润在党家村朴素人生哲理中的子弟们，每年科考之前，都要到村东角的文昌阁中去祭拜文昌星君，以祈求笔下生花，科考中第。在他们身后，是家人深切的目光。“鲤鱼跳龙门”的故事似乎应用在这里，因为这个村落的半数人家在明清两代都取得了功名。更荣耀全村的是慈禧赐予进士党蒙的“福”字手书，这位背上千古骂名的皇太后在信息闭塞的乡村中竟成了人们尊敬的对象，因为她那把高高在上的凤椅还未被纯朴善良的农人们一脚踢翻。
5、党家村的发现要感谢学风严谨的日本客人，他们在1988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宣读了考察党家村的文章。其中一位年老体迈的学者竟因为考察过后的极度兴奋病逝于韩城宾馆。这出人意料的悲剧折射出党家村的未来与前途。当越来越多的外来游客涌入党家村的时候，它是否仍会保持那份隐逸的状态与纯朴的民风。我不能不为此担忧，因为我已分明看见街巷边的旅游纪念品商柜和食宿的“宾馆”。对旅游资源的利用永远是个悖论，永远。令我不解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为这悖论加重砝码，总有一天，它会失衡。
那就让我的眼睛在有限的时间里再仔细端详这位旷世隐者吧，我感受不到落魄的寒冷，兴许那是往未来开去的列车，党家村仅是停留的一站。但没有它倔强的存在，历史与我们之间便会出现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或是我们难以联结先民的精神、品格与智慧。体会，在云淡风清的街道，残阳下，沁阳堡（党家村的一部分）徐徐地关上了城门。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小树

南山文字,学浅人,莫读!  强烈支持一下.

南山雪

小树过奖，16岁时的文章，哪能有什么好来，谢谢。

南山雪

四．尧都过客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少时读过《尧都故事》，记忆中似有很多神话、传奇，但不乏精彩的描述。因为多是从民间采集，各种俚俗之语印入眼帘，常令我啧然生奇。青灰色的封面，衬有洁白的印花，代表着故事的色彩已由光鲜褪为暗淡，岁月已模糊了昔时纯真的颜色，一种厚重感。我在书中尽力寻找一些我熟悉的名字，但只找到尧帝和刘伯温。刘伯温是山西临汾人吗？在少时留下了疑团。了解了这位“诸葛亮再世”的人物不平凡的一生，他的运筹帷幄、足智多谋，力挺朱元璋的明王朝，如孔明先生与东方朔一样，家乡人民尽力神化他，作为顶礼膜拜的又一对象，他成为临汾人头脑中具象的偶像。人们在茶余饭后，就着炕头，给孩子们讲着刘伯温是多么神机妙算，他的灵机一动可以救助多少贫苦百姓，从孩子们睁大且明亮的眼睛中，没有凄叹天才天谴的哀怨，只有新奇，伫留在脸上，那一份感受。但对于尧帝，大人们的印象便没有那样清晰了，或者，连他们也明白自己的话是谎言，只是前人将这些谎言编得圆满。他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欺骗”后代了。其实不仅是他们，历史学家们也对史书上似神似人的帝尧捉摸不透，我们的资料仅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轮廓，而需要我们将自己的想象填入其中。也许欺骗自己是一种美丽的罪过。
来到尧都，我想知道我多年残留在心中的疑问的答案，虽然我也是仅从史书出发。
《史记》记载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发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训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帝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似乎帝尧的仁慈爱心与明事知理近乎天神，而性格秉性与执政手腕近乎仁君，但这已是古中国走出原始与野蛮的很重要一步。在他之前的轩辕氏、高阳氏与高辛氏虽执政年代不同，但始终难以走出神的化身的怪圈。而从“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尧以后的帝王已基本具有人君的雏形，懂得建都、懂得辟壤、懂得受封，而不似炎黄传说般只手蔽天、口吐烈火、呼风唤雨般的魔力。魔力常使人迷惑，因为与真实相差甚远。黄帝是“人文初祖”，从他开始，古中国的土壤上生发出人文气质的幼苗，我们拥有了祭祀、文化、歌舞等实质性的人文内容，脱离了民族混战时期血光遮天的野蛮与惨烈。帝尧是“文化始祖”，从他开始，中国的进程由人文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层次不同了，追求也不同了，礼数、风俗、习气等文明的产物应运而生，中国迈出了推进农业文明的第一步。他们是中国划时代的帝王，备受万古尊崇，游子离去，难以消受绿叶对根的情意。
陕西的黄帝陵成为寻祖的场所，而临汾的尧庙则烘托着“寻根”的主题。
这是令人难以平静的景象；满眼不染杂色连片的大红灯笼，旗杆上随风飘扬写满“寻根”字样的彩条、彩带，华表威严地矗立隔着绚烂的光线，戏台上高唱的戏子，以及山呼海啸般拥挤的人群。孩子的脸红扑扑的，因为热闹的场面和铿锵的锣鼓声；大人们的脸上也挂不住笑，不知是从未见识的惊喜还是约定俗成的默契。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对帝尧的尊敬，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等待帝尧的批语。偌大个广场因为人群的填塞而不见空荡，桥柱的花雕似乎也显出工匠的格外用心，平素时，当喧闹回归寂静的时候，不知再次身在此地会有何感想，红色似乎是喜庆的唯一主题，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大红灯笼凑在一起，而在视觉上造成的强烈冲击甚至产生了晕眩的效果；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彩旗在飞舞，编织着无垠的梦。
尧庙大红渲染的起点，终点，在一条线上，而平行的两条红线一笔带过，因为整齐与风的缘故，红色在我眼中已经失去了斑点的悸动。广运殿前的尧井，似乎有水未散失尽的痕迹，证明着文明精神的永不枯朽。两边“雨花石”中矗立的模型、石器时代的产物，有陶罐与瓦盆、有龙盘与石磨，简单但绝不粗糙。龙盘中龙怪异的扭曲姿态颇令人不解，我甚至联想到远古时期人们对蛇的尊敬，但细细琢磨，龙的身躯不也是蛇的，只不过裹了一层金灿的鱼鳞，使之摆脱了阴险与丑恶的本体。广运殿是尧庙主殿，虞舜殿、大禹殿辅之。帝尧的造像是金龙威严的仪表，宽厚大耳，眉宇间坚定着治理好国家的决心。而帝舜与大禹竟都是农人打扮，这奇妙的安排凸现了尧的尊贵。有两位资能不逊于自己的帝王以平民身份示上，似乎体现了禅让制中帝尧的关键，以及决定性的创举。
史记记载帝尧试舜的故事，“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 。“尧善之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五官，百官时方。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绵敬” 。“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的诚心为民选帝王与舜的实干与美德共传为千古佳话。帝尧老时，“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他认为儿子丹朱“顽凶”，认为“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认为“终不以天下之痛而利一人”。于是“卒授舜以天下”。帝舜承继帝尧的主旨，年老时将治水有功的禹推上前台，代行其政。卒后，“禹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岂料，“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禅让制是中华美德的精华，摈弃了亲情的牵绊而完全在于美德与才干，在中国文明史的前端  放着光彩。也许可以说那时的人缺乏贪婪与私欲，但我们分明看见，文明的进步是伴随着这些恶习的滋长的。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难以突破的瓶颈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统一。似乎总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在进步，而精神世界追求的脚步在趋缓。就如审美与实用总是难以达成一致一样，在中国所谓的全盛时期，也出现了唐明皇的荒淫无度与“安史之乱”的爆发局面，黄巢、王仙芝的起义。禅让制在夏启的中断启动了残酷无情的奴隶社会，帝尧使这一切推迟发生了几十年，但公正终难抵御私心的围攻。禅让制的崩溃意味着原始社会的结束，也是所谓的传统美德开始遗失的标志，有些至今我们还未拾起，有些我们过去已经遗忘，有些也许将来也不会复生。
“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尧庙始建于西晋，一千七百多年的风霜早已将先民的功绩洗刷得一干二净，仅留下寻根问祖的叹号还在人生问段当中浮现。尧庙在二千零二年被全面翻新，如今的它，已看不见岁月的痕迹。有些遗址是需要修修补补去维持它古老的原貌的，有些则要赋予它新的生命，使它的生存意义更为完整、更能延续。有人认为这是对遗迹的破坏，但我们需要明白，改变也好，翻新也好，若对后世没有影响，没有作用，便是贻笑大方的无用功。而尧庙内尧典壁的镌刻，将历代赞尧、舜、禹及《史记•五帝本纪》刻于黑石之上，嵌于墙壁，并配有长亭护航，便是希望人们铭记先祖的功绩，在现世中发挥尧帝禅让的巧思与勇气，大禹治水的机智与果敢，虞舜治天下的胸襟与胆识。尸身可以腐朽，遗址可以坍毁，但精神的支柱永不能倒塌。在中华民族善良纯真本性渐渐钝化的今天，先辈们的创业史不是神话，不是传奇，而是作用在今生今世，来生来世，历史的车轮上永远的轴承。
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作为尧都过客的我，似乎有所感悟，又似乎在冥冥中等待命运的安排，在红色的浪潮中，被发现，被觉察。

南山雪

五．小城之冬

1、“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
黄昏似乎总令人叹惋，有时为转瞬即逝的岁月，为阳光的坠落，为生计而奔波的劳顿在这里停歇驻脚。而文学作品中似乎对黄昏的描绘也渗透着淡淡的凄凉与悲楚：“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陆游一生漂泊，与他所处的动荡的年代相仿，风雨交加，极易摧毁人的遗志。陆游之愁为国，也为己。为国家忧患丛生、贪臣当道，为自己怀才不遇，难报国恩。有时，黄昏伴着淡淡的月光，在撩拨心弦的清水边，倒映出自己疲惫的本色，但有时，疲惫是一种异样的美丽，病态往往令人心动，如红楼梦中的晴雯，生病时的姿态便令宝玉爱惜有加，若不是雪芹先生让她被驱逐出府，说不定她会将自己的美丽推向极致。晴雯被逼如飞蛾扑火，本身蛾子应与火焰保持一定距离，远离会在黑暗中隐匿，而接近便有焚身的危险。“疏野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夜黄昏。”《山园小梅》中恬淡的意境令人认识到黄昏的多变与不平凡，也许，这才是黄昏远离晦暗后的本色。
冬日里的这个黄昏，有一份特别，有一份雪色。远远地窥见了它，它挡住了夕阳坠落的方向，也挡住我的视线，它的城墙并不高伟，却透露出一些严正的气氛。它在落日余晖中沐浴着，就像一个老人，在观看夕阳冬雪时，脸上褶皱间堆积的表情，勾画出一份沧桑。城门如肖像的画框，肖像中老者的微笑与惆怅。夜幕渐渐模糊了它的轮廓，这从坡上滑落的短暂时间，夕阳便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只剩眼睑长长的睫毛，在拼命地眨着。它比黑夜更坚实，因为砖石特别的存在，令人感觉历史厚重的脉搏。它气宇轩昂，不露庄稼汉畏缩的神情，显然乘风破浪，志在四方。“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所以依稀看见百年前城里城外喧闹欢腾的场景在今日黄昏一个长长的背影。这座小城牵动着或曾经牵动着百余年前中国商业的神经，它最后的晚餐进行在枪炮声的轰鸣中。似乎还未用毕，便踏上了集体流浪的旅途。于是留下了一座空荡的城池，城墙守护着它最后的尊严。武士们“夜里挑灯看剑” ，却发现已失去了捍卫的资格。一切都突然静止似的，直到现在。
在中国最值一去的小城中，平遥古韵犹存的气氛注定了它的位置。与它齐名的有“现代桃花源”丽江，纳西族与虎跳峡闻名遐迩；有革命圣地延安，枣园与杨家岭显示着中国革命中红色的雏形；有沈从文先生的家乡凤凰，翠翠、渡船与吊脚楼是湘西风情的代表；有发射卫星的西昌，代表着中国人穿越大气层的志向；有“西游记”中的吐鲁番，火焰山与高昌古城相得益彰；有作为中越关系历史见证的凭祥，友谊关口，民族的斗争与交往；有黄河源头玛多，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发源地，中国农业文明的根。似乎每一处都不同凡响，它们与大城市并立在时间中，看破大都市的繁华与堕落，看透大都市浮华与伪善的外壳，看穿大都市破茧而出的自负与丑恶。而保持着自己略为纯洁的外表与真善的内核，这并不令人困惑。美德有时被看作一种负担，有时则被证明继承的价值。平遥古城在中国商业史上太早显露锋芒。它的兴盛与沉沦完全可以代言中国商人的荣辱，以及探索与尝试的苦艰。
时间似乎是真正的心灵捕手，但感谢造化的力量，令久远年代中荣耀与沉沦的遗迹从时间的捕捉中逃脱出来，在黄昏似梦似幻依假似真的背景下，为昔日封藏的秘密提供足够的证据，为历史评审的言辞提供足够的论据，为后人继承的遗产提供足够认可的收据。
“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
正逢平遥一年一度的灯会，登上城墙，吹着千百年不息的风，心里便淡淡地隐去了一些惆怅，升起了一份哀伤。在西安城墙上也看过类似的灯会，人头攒动，让人对灯的内容来不及品味，只在乎闪亮的灯光，彩色的外表与声电的效果，但这又似乎是主办者想表达的全部。我曾对颜色有这样的描绘：“白色，缓慢流动的奶油/红色，点滴苦痛的鲜血/蓝色，远没有玻璃的清澈/绿色，翠微的射线透不过/黄色，花丛之中一丛不舍/粉色、紫色只是装点的颜色。”似乎这与安静祥和的气氛有些不合，似乎在送子观音、龙王送宝、松鹤延年等灯饰前想起它们颜色的真挚有些不妥。但似乎这样无限制的对比已成为我的习惯。这里的人很少，风很清，楼很静，左边，是冥冥中闪动的百家灯火，右边，是从白日的忙碌中还未醒来的熙熙攘攘。我喜欢这样的气氛，尽管有些冷。尽管“月照城头乌半飞，霜凄万木风入衣。”但在这样的凄凉中，天地间的主题并不是凋零。从北门走到西门，城墙外墙上的射孔与瞭望洞令人陷入战争结束后还未远去的惶恐，城楼透不进月光，于是增添了阴森的氛围，褪色的战车与投石器孤零零地守在城头，面对比自己强大无数倍，誓要吞没自己的洪流，它们终究会选择退缩。当捍卫的本能失去了自己的意义之后，战火的燃起与逃难的人群，便构成了这座小城最后存活的记忆。“西楼望月几时回。”在我的头顶，有一轮圆满的月亮，我伸出手臂，它似乎就在我的近旁，我为城市的怨灵将月亮摘下，希望他们拭去转身离去之后不争气的泪，因为道路还遥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我步下城墙，循着昏暗的光线，寻找曾带给我真实的城市坐标。三轮车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奏出古怪的乐章，似乎这一路我对文明的探询并不轻松，尽管在文艺作品中经常看到有关这里的片断，常使人在满天飞砂般的感动之中体味中国商人搏击商海的不易。但亲眼目睹时，我仍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以及之后的哀伤。因为熟悉的字眼从耳边掠过而兴奋，为字眼的承载失去本真而哀伤。中国第一家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日升昌”作为今日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如其他店铺一样，静静地关紧了门，不露一点声响。对面的一束灯光正好斜斜地打在它的门楣上，“日升昌记”四个字在周围的黑暗中显露出自己诚挚但斑驳的金色。我趴在门板上，轻轻地，似乎在聆听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门缝间古老地诉说。它并不是昔日威风八面的大票号，早已堕落为票号的殉葬地。街市冷清的气氛注定了这并不是我拜访的最佳时机，明日天晓，我将不必用想象构建却亲眼目睹它的尊容。
“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
下榻的地方是昔日平遥城中一家当铺主人的家，有两个院子，一座绣楼。屋舍内有古旧的炕头，客厅有在醉意阑珊时模糊的八仙桌、矮脚椅以及摇曳的烛火，乳白的墙壁上班驳的乌黑，映在祭台前空寂的镜中，似乎多了幽怨的情调。推开屋门，繁星满天，月亮也在，明亮地如小小的太阳。久居城市的我，很久没有如此清闲地看看月光。友人曾告诉我火车上的月亮会很耐看，我想是因为远离繁华的轻松使然。在灯火通明的都市，月亮委屈地成为寂寞的幽灵，而月亮上的人，也因为流泪花了小心翼翼补上的妆。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我在脑海中拼凑着天空的模样，想起了徜徉在天堂的天使，即使在黑暗的威慑中也不减纯真的风采。北斗星在哪里？或许美好在视界的尽头。“清风肃肃摇窗扉”，糊着纸的窗棂轻轻地响着，窗前一棵中等身材的雪松，月光穿透它的缝隙落在地上忽隐忽现，梦里依稀有残缺的记忆，关于热爱的断想，我踱回院落，坐在绣楼前的石阶上，繁华如梦，一息尚存。
不知不觉，夜沉下了脸，做梦的时节，不应忘却。
“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
2、“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年逝觉已催。”                              ——谢灵运《岁暮》
昨日梦中似乎有商旅、驼铃、车马、街市，似乎有青松、积雪、小院、阁楼，清晨睁开眼细细端详晨光中的一切，街市上三三两两的人，有的刚做完买卖，有的刚出家门，却个个闲庭信步似，不着慌，似乎就是这座商旅之城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日升昌”的后代们虽失去了霸气，失去了锐气，却不会失去决定城市精神的态度，即使是岁暮年初，百业待兴，也是有条不紊，稳扎稳打。似乎扯到了平遥的精神，但这与我今日拜访的票号，商号，镖局、当铺等密切相关。它们在岁月的流逝中遗下了时间的伤痕，我为它们看伤，也替自己疗伤，人文精神尚薄的我，将在这里得到补给，对市场与商业认识不透的我，将在这不平凡的气度中，体会中国商潮轰天咆哮前来自旷野的第一声呼号。
昨夜短暂留驻的街道是平遥的西大街，余秋雨先生曾对此有此番描述：“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却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 余秋雨先生来到平遥时，似乎这块土地还没有今日如此的热度。他抱怨过平遥的改变与开发，但今日今时，眼前的这条街道是否仍是昔日的繁华所在，它究竟有多少历史的真实存留？从店面簇新的招牌来看，这似乎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条街犹如电影中的布景，令人疑惑于不远处似乎就有一些长袍马褂的人在闲聊，而耳边也总有导演沙哑的指导。饭堂前没有过分的吆喝，景点也纷纷脱去了睡衣，袒露在眼前的，似乎就是朦胧的真实，在没有保持清醒头脑的前提下，我为平遥的整体建筑盲目欢呼，时间在旁闷不吭声。
余秋雨先生认为山西商人的成功在于“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而他们的最终失败的内在原因是在于封建家长制的权威使“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逐步走到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作为。”从“日升昌” 创始人雷履泰与毛鸿翙之间不愉快的交往，我们看见了山西商人卑微的一面。其实这是中华民族奉行中庸之道造成恶果的一个微小的缩影，并不能再说明多么宏大的主题，但这样莫名其妙的病症，从社会的最顶端蔓延到社会的最底层，纵深之深，令人震惊。雷履泰因为对毛鸿翙的猜忌而将昔日创业时的伙伴逼出了“日升昌”，被迫入驻对手“蔚泰厚”票号，从而在生意上互相排挤；毛鸿翙从“日升昌”挖走了两个精明强干的伙计，使“日升昌”感受到被抽走两根肋骨般的阵痛；雷履泰的诽谤与诬蔑使“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做不成生意。不但如此，他们在人格上也显出庸俗的一面，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这样便可以用一遍遍“孙子”的喊声发泄心头的愤怒。这样的商业悲剧在平遥的票号、商号中并不只此一例，中国商人从起步开始便似乎与仁义道德划清了界限，惟利是图、金钱至上的本色如此早地显露出来，不能不称为一种悲哀。而他们在文化修养上的贫乏也令中国商业史的字行中出现了不少污秽的词语，不知外国友人在看到这里时是否会哑然失笑。“日升昌”与“蔚泰厚”之间仅隔着一个门面，不知两方的掌柜与伙计在进进出出时，擦身而过的眼神会是怎样，是心虚还是刻薄，是犀利还是畏缩？终究是两个走在黄泉路上的存在，中国的土壤不适宜他们的坚持，甚至挣扎。
毛鸿翙开启了“蔚”字五联号的传奇，蔚丰厚、蔚盛长、天成亨、新泰厚，蔚泰厚的分庄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逾越“日升昌”成为汇业界的霸主。但在当时朝廷缺乏对商场的调控与管制的前提下，商业中的非正当竞争令人胆寒，票号内的揽柜房、客房、帐房、信房如今仅留下了建筑学家关注的躯壳与文物学家关注的合约、汇票等。那些所谓“奇谋睿智”的商业竞争却在每一处栏杆、每一处檐角、每一处回廊间存在并游荡。令人欢喜的是它们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令人伤感的是它们也许明天就回来。今日的商场中人是以此为教训还是效仿的范例呢？可以确定的是，如今商人的地位在现在已经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但却不能否认他们从浮薄的顶端跌落的可能，不能否认他们也会陷入与这些“乡下祖父”一样的轮回中。从起步、中兴、巅峰直至坠落，外部的压力再大，若没有自身本性的改变，不会在心灵旅途上掀起如此强劲的惊涛骇浪。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可惜了“汇通天下”的豪情。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走西口”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平遥是一座漂泊者的城市，也是漂泊者精神领域的家园。但如“长盛蔚”货庄下分号“天吉祥”将“走西口”的概念诠释地如此深切，也是明清街（平遥南大街）上一个艳丽的叹号。“天吉祥”商号极盛时曾设庄于蒙古、俄罗斯，与外国邻居做起了生意，这在商业闭塞的清代是个非同凡响的成就，若不是二代掌柜用货物换卢布，而俄国革命时卢布贬值造成境外生意毁损，波及国内各号分庄，成为盛衰各有时的典型，“天吉祥”也许能成为中国涉外交易中的领头羊。第一代掌柜王朝相提出了不少于今仍有益的管理原则：“勇于创新，不落俗套” 。对市场经济中“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准则似乎可以借鉴；“身先士卒，仁爱下属”，提出了领导者的姿态应放平，干起实事必须有闯劲，对待下属不能太苛刻，以使自己的产业强盛不衰，“用人之长，激励后生”，继承了前辈“选材用料”的经验，为稳固自己的事业，并为商号提供新鲜血液，必须以培养后备人才为基础；“宜广忌贪，张驰有度”，深切商业兴衰的内创，提出适当的经验方略，对员工的“偶然犯错”予以谅解，而对贪污腐败的苗头抓住不放。“天吉祥”中四处挂着对王朝相经营有道的赞誉从侧面展现出他搏击商海的英姿，稀世珍宝“犀牛望月镜”、“木雕九龙壁”与明代酒坛显眼的放置也体现了商号的作为。
“陇西鹦鹉到江东，养得经年嘴见红。常恐思旧先剪翅，每因喂食暂开笼。
人怜巧语情虽重，鸟忆高飞感不同。应似朱门歌舞妓，深藏牢闭后房中。”
                                       ——白居易《鹦鹉》
“天吉祥”短暂的辉煌，终结于二代掌柜，而二代掌柜在商业上的失败，源于意乱神迷一位名妓十里香。二代掌柜将她从烟柳之地赎出，不顾众员工反对在商号内修建绣楼以安置十里香，致使与员工们貌合神离。与十里香的纠缠分散了他在商场中的注意力，他在动荡的年代，面对越来越多的良性或恶性竞争，开始举步维艰。“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十里香目睹了“天吉祥”由盛转衰的悲剧，也明白自己难脱干系，于是毅然抛弃绣楼里的奢华生活从良为妇。而二代掌柜也在绝望中被迫关上了店门，耗尽最后的心思去偿还债务，中国古代商业的发生含有很大的偶然性，不健全的商业体系导致了商号、票号因为一着错棋而满盘皆输，没有复兴的可能。但在当今市场经济体系下，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一种悲剧重叠在两个时间，或许连苍天都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票号、商号倒闭后，以不动产在当铺中换出现金以偿还债务，有的永远也没有要回来。在“汇源当铺”中，看见了农车、墙雕、桌椅板凳等再也没有交还顾客的物件。在人们传统概念中的阴险的当铺原型在这里可以寻觅到，如高高的柜台，便于伙计们做手脚；俚语与暗号，是前台与后台呼应的方式；银库闭上了门，看不见里面的虚实。我似乎听见了打个不停的算盘声和讨价还价的喧闹声；我似乎看见了伙计们交换信息的眼色与掌柜东窗事发从后门溜走的身影。当铺的地窖中藏着地藏王菩萨，在菩萨的头顶是后门的暗门，我踱步在这尺寸之间，分明感觉到当铺中人做贼心虚的表情与逃脱时仓皇的脚步。票面上这样描述典当：“典当作为一种便利贫民，而又兼可赢利的高利贷活动，即符合许多宗教教义所宣扬的扶弱济善的慈善主张，又兼如一种似乎于情理上说得出的正当权利自养自助的生财之道。”这似乎对典当行为太美化了。但在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信任典当行的“扶弱济善”总比神灵菩萨的保佑要现实地多，可靠地多。
有钱人的聚集引起了贼患的注意，运进运出的金钱与货品成为他们抢夺的目标。官府不力，难以制止贼患，而在江湖中应运而生的镖局似乎成为富商们信赖的保障。各种各样的镖局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威名远播的。中国的男孩子从小到大都会做“江湖梦”、“武侠梦”，喜爱舞枪弄棒，行侠仗义，而镖局保镖的字眼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也是十分之高。“华北第一镖局”将分属于不同镖局的武林巨人网罗其中，“神枪王”王正卿，“铁腿”左二把以及形意拳名家戴二闾气宇轩昂地站在这里。他们曾令任何贼患胆寒，山寨中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劫镖前先看镖旗，而出现王、左、戴三字的镖是怎样也不能劫的。否则，兄弟死伤不说，也败坏了声誉，降低了威慑力与战斗力便怎样也消受不了的。掂一掂护手锏，在室内练武厅中，铜蚀的表面竟也泛出令人胆战的寒光。“尚武精神”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镗，棍，槊，棒，鞭，锏，锤，爪，拐子，流星这十八般兵器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这梅花桩、沙袋对气氛的烘托下，似乎英豪之情由内而发，充溢全身，踩在当年弟子们练武时踩陷的地板上，似乎有些血脉贲张了。正义总是能唤醒人内心深处久藏的激情，即使性情温顺，在危险面前也可能变成凶狠的猛兽，君子与武士的合二为一才是技艺与境界的和谐统一，始终认为。
一代财雄们的家园，维系与控制了中国百余年的商业命脉，却最终在尽头时来不及回头，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紧锁的双眉与苍颓的背影。在这雪下到盲目的冬天，这里的一砖一瓦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矜持，任何人来到这里，都难以忍受它们博取同情的神情。小城的冬天，勾勒出百年商海的沉浮，希望它得到保护并坚强地存活下去，让它代表我们去诅咒时间对人生的腐蚀。并向天堂遥寄我们叹惋的语气与仓皇的眼神。希望下次与平遥对视时，不会像今天这样匆忙。
“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

小树

南山 我天天在看 你这沧桑的味道是跑不了了 呵呵

南山雪

其实现在已经变了很多。沧桑是因为那个时期。谢谢小树。

南山雪

六．褪不去的红色

   “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楼花院，绮窗朱户，惟有春知处。”
古风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从昏天黑地的战乱中逃脱，夸张的院墙高耸着，令人感觉到呼吸的滞闷与气氛的压抑。张扬的色彩却凝固着，闭塞的院墙笼住了因为惊吓而抱在一团的身体，尽管坚实得无可挑剔也另人感觉到轻微的颤抖与呻吟从老者的喉咙中怆然地发出。在这里，我完全没有家的感觉，不似党家村与留园，我感受到被扭曲的灵魂想从这里逃往天堂，而院落顶端的符咒又似乎镇压住这些向往自由的灵魂。这令我想起了毕加索《格尔尼卡》中那被完全扭曲的牛头马面，当他们成为画面的主宰时给人源于心灵深处的震慑是任何惊悚的词汇都无法形容的。我又想起了《游园惊梦》，似乎这里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性与人欲的监狱，走得进去，逃不出来，好似惊魂未定的一个个恶梦。这样的冲击抓住了我们的心魔，证明了浮华曾在这里走过，而痛苦也对这里折磨。老墙外，庸俗的人群此起彼伏，困顿的革命潮起潮落，它似乎感觉到百年的孤寂，却毅然而然地镇守着时间的刻度。任凭墙外岁月如梭，而自己却不露声色。空荡的与世隔绝，在今日人头攒动的观察浪潮中也能略知一二，看出个大貌端倪。这里最不缺少的，是颐指气使的骄傲与大户人家的姿态；最缺少的，是自由，即使它早已不在流动。
晋商宅院中最负盛名之作：乔家大院。依然挂着，数不清的大红灯笼。这是张艺谋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主景地，剧组离开后，将红色留在了乔家大院。这看似轻易的举动有可能引发永恒，制造永恒，保存永恒。任凭雨水冲刷、青灰已褪，这生命烈火中的主韵律，都不会走音。像走上风口浪尖的情感专线，随时准备迸发强烈核心蕴藏的激情。顽石比钢铁温柔，比木板耐朽，比肉身坚固与长久。那砖雕碑碣，阶石栏杆，摩挲着我们对岁月的忠诚。乔家大院如一个巨大的“喜”字，这似乎是乔家对天堂的敬畏，因为只有俯瞰，才能窥见这奇异的造型。而平视、仰望，都只能用卑微显示自己的身份，而在庄重的仪式面前，卑微与低贱都被阻挡在高墙外。它似乎惧怕卑微与低贱的侵袭，惧怕家族中人与这些字眼扯上联系。于是走马灯灯马走似的家兵在城墙边巡逻，而城门，却总是用紧闭来预言自己最后的尊严。文革时，若没有原成瑞老人用尽全力关上城门不让红卫兵踏入，恐怕中国领导人欠后人的帐中又会添上重重的一笔。那个年代也是红色的，不过红得有些恐怖，一群不学无术的人在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的领导下做出了一些天理难容的事情，这便是我对文革“红色年代”的概括。乔家大院幸免于难，但它似乎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迎接未来莫知的暴风雨的降临。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
乔家创业者们的故事似乎在秦观的《减字木兰花》中得到了遥远的呼应。乔贵发迈出黄土地，背着农民的名号，出走西口，带着怨恨，带着气愤，带着血性男儿的豪迈，带着仁厚守信的本真，在包头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却因经营期货失败而将十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回到家乡的时候，已不辨风沙和眼泪；乔全美创设了包头“复盛公”字号，开启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传奇，但仍在风险中愈走愈难，在漂泊中心系着家族的港湾；乔致庸是“在中堂”的主人，在他手上，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沿海港口设立分号，“复盛公”也进一步称霸包头地面，他为家族修建了堡垒似的“在中堂”，赋予他人安全感的同时也将自己紧锁在深院中；乔映霞使“在中堂”走出泥泞，使乔家经受了现代化的洗礼与全面西化般的改造，他自己也剪辫铭志，并在禁烟斗争中做出了正确的决断，但却收获了悲剧性的结果，逞强好胜作为商人的本色，也成为他的致命伤；乔映奎支持抗日，支持革命，却难以得到家族人的理解，他用家族最后的珍藏充当了支持革命的军饷，也使乔家百年基业在自己手中毁掉。而且，再也不能复原。乔氏家族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波澜壮阔，跌宕曲折，故事的结局是惨烈的红色，就如烛火熄灭前最后的挣扎。乔家点起的烈火被无情的历史扑灭，连夕阳都没有高抬贵手，在摧枯拉朽般的红色面前，根本没有救世主。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宵，不闲昏和晓。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乔家大院占地八千七百二十四点八平方米，建筑面积三千八百七十平方米， 共六个大院，十九个小院，三百一十三间房屋，如今各院已被辟为各类有关乔家、山西以及祁县风俗的展室。数字也许并不能代表一切，但数字中隐含的气势中咄咄的讯息是不可错过的。豪门望族似乎就应是如此的作派，一旦凸显，权威便不能被轻易地推翻。城门对面的影壁有一幅砖雕百寿图，是乔家内侄、书法家赵铁山篆书，两侧是左宗棠运笔稳健的一幅对联：“损人欲以覆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一进大院，如豁达的山谷将巍峨的大院分成两半，相对踞峙犹如两位高人静坐对弈。甬道尽头是祖宗牌位，“荫庇长冒”使后世铭记祖先的恩典。北面三个三进院，南面三个四合院，“兼容并包”的方针在一座建筑中得到体现，于是，简单与乏味远离“在中堂”，别致与融汇成为乔家大院建筑艺术的代名词。砖雕、石刻、木雕、彩绘随处可见，尤令人回味的是“一九联”：一蔓千枝、和合二仙、三星高照、四季花卉、五福拜寿、六合通顺、七巧回文、明暗八仙、八骏九狮。工匠在杰作的创作过程中耗尽了一生的时间，他们的疯狂有时难得取得人们的理解，但主人满意的微笑似乎是他们唯一的奋斗目标。尽管如此，他们比寺院里刻经文的和尚还要幸运的多，他们可以让工具在砖石上幻化出各种惹人喜爱的图案，而僧人一生的追求仅仅是获得游人懵懂的眼神，有时甚至是无情的泯然一笑。乔家大院将精美推向了极致，不仅屋顶有悬山顶、顶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山顶之分，院落有穿心院、过万院、偏正套院之分，就连屋顶上的141个烟囱，竟也无一雷同。乔氏家族在生意场上赢利后将钱贮藏在家乡，在闲适或潦倒的时候，将它们用于自己欣赏的角落，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如此苦心孤诣的经营，仅是为了逝去的荣光或即将失去的荣光。这怎能不是一声，重重的叹息！
古老的城堡，枝凋冷涩，百年这里进进出出的喧闹被复制在今天，又增添了焦躁的神情与仰慕的眼光。“夜深还过女墙来。”女儿墙式的垛口居高临下地站在天堂的近旁，狭窄的巷道逼迫人们仰视门楼，无法后退。风水术上说“前低后高，子孙英豪，” 从一号院门开始，向里的地面逐一抬高，到最尽头的正屋还有许多级踏步，而为了防止山西、陕西一带春、冬季的大风，“在中堂”的屋顶一律向里倾斜，将单坡顶背后的院墙对准院外，这种船侧反曲的屋面形式，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凹曲线（苏州园林、北京故宫等）与西方的凸曲线屋面（美国白宫及议会）；一号、二号院的正房都是两层楼房，楼上与楼下并不相通，上楼要从全院唯一的通道上屋顶以后才能到达。点点滴滴都体现着主人的自信，因为如此的结构对于防火是极其不利的，而对于预防族人的不轨行为却具有很大的效用。原来在主人的眼里，家族丑事的危害远远胜于火灾，这似乎是开明豁达的山西商人人性深处最难以琢磨的一点，又像是当时全中国人普遍的思想状态，这样的提防，终会将命悬一线的封建家长制推向崩溃的边缘。
“人去阑干静，杨柳晓风初定。芳香此后莫重来，一分春少，减却一分病。”
贺铸的《青门吟》写出了人去楼空后新的谓叹，“芳春此后莫重来。”写出了离别的豁达与洒脱，将回忆抛在脑后，于是，“一分春少，减却一分病”。离别的恩断意绝可以杜绝心灰意冷的颓废人生。张艺谋看中“在中堂”而将其作为拍摄“大红灯笼高高照”的主景地亦是唯一的景地时，似乎也看中了这种人去楼空后，病态的颓废并未出现的状态。而压抑的建筑构形，也利于他在电影主题中深化并升华扭曲的中国人格，在乔家大院这千百个豪门殉葬地中的一个中，以他的语言，用他的技法。城墙坚毅的棱角表明了揉碎时间的天分，而令主人公们凌驾于时间之上恰恰是张艺谋用电影语言表达的形而上的主题。来到四姨太的绣楼总感觉眼前的画面感犹如一组长镜头缓缓地推过时一样，清晰、模糊、泛着红烈的光晕。来得不是时候，不是掌灯时分，但电影以外，谁每夜为它掌灯？建筑与艺术的结合并不等同于建筑艺术的范例，它还有更为高尚、难以捉摸的意义。张艺谋擅用夸张与绚丽的色彩，《红高粱》中血气方刚的黄土地，映在汉子们脸上淌着汗的表情；《古今大战秦俑情》中阴暗的密室以及兵马俑出现时的冷光处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歌场五彩缤纷的灯光以及红棕与青灰交杂的江边小楼；《英雄》中黄衣女子在红枫林中的比剑以及秦王宫中空灵的黑寂。尽管他的手法及情节还不甚完美，但在对颜色的处理上却具有其他导演无法比拟的敏锐捕捉。“形式大于内容”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当多年后老朽的我们记不起陈太爷与四姨太时，脑海中还会浮现出乔家大院那一片褪不去的红色。
乔家大院对主人保持了非同寻常跨越时空的忠诚，连侵华日军都没有踏入这座隐秘的城堡。当财富与白银都汩汩流走，当家族中人都天涯海角、四散奔逃的时候，乔家大院成为山西富商之一的乔家最后的珍藏。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乔家大院是一句华丽且深奥的潜台词，它抵挡不住家族衰落的命数，却在灵魂消失之后成为了另一种永恒。这种存在，本身就价值连城。而这令人神魂颠倒的红色，是上天对游人意外的馈赠。
“日暮入高楼，有人楼上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