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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陆扬:本体论·中西文化·解构——德里达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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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23:1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陆扬:本体论·中西文化·解构——德里达在上海(节选)
陆扬  
     
    去年9月10日到15日,德里达在上海度过了他中国大陆之行的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德里达的中国之行从一年以前就开始酝酿,这位还写过一本《全世界的世界主义者再加把劲!》的解构主义大师,没有来过中国,委实是不可想象的。
     
    德里达抵达上海的第二天,法国驻沪总领事设午宴接风。到场的除了复旦大学和上海社科院两家德里达接待单位的主人,还有法国人的老朋友王元化先生。美酒佳肴之间,午宴变成了中西文化的一场座谈。德里达一头白发如银如雪,没有一根杂色,炯炯有神的双目一如往昔的风采。他首先感慨的却是语言。他讲到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讲演时,看到底下黑压压的学生睁大眼睛,全神贯注盯住他,渴望交流,使他非常感动,因为他明知道在座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听不懂法语的。德里达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次中国之行系由法国政府安排,所以理所当然是用法语演讲。通过翻译来进行交流,他感到一方面宝贵的时间不得不再分出一部分,一方面导致误解终归也是遗憾的事情。假如以后有更多的中国人学习法语,他说,有更多的法国人学习汉语,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撇开英语这个今日世界霸权语言的中介,不用翻译而直接交流,那有多好!德里达本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当然要谈哲学。德里达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态度是人所周知的。他把柏拉图一路而下的西方思想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或谓“逻各斯中心主义”。由此来看哲学,德里达说,它难道不是源出希腊的东西,是西方专有的传统吗?哲学能够在中国文化中植根,这里面的来龙去脉,一定引人入胜吧?而且,说到底中国有哲学吗?他的看法是中国没有哲学。
     
    此言一出,不说满座哗然,大家终究还是一楞。在座的中国学者有人谈到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叫做哲学的东西,可是对于超越的追求,相较西方并不逊色。王元化解释说,如果说哲学的特性是逻辑..和体系,那么在两汉之前,中国文化或许谈不上哲学。先秦的典籍大都散漫,比如《论语》的《学而》篇,便是得名于该篇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头两个字。但是汉代以后佛教传入,到魏晋印度佛教的因明学已为士大夫们相当熟悉,后来的著述中,逻辑和体系都已不在话下。这其实是委婉回答了德里达的疑问。
     
    德里达赶紧声明,他说中国没有哲学,绝不是说中国和西方的思想谁高谁下的意思。他是觉得西方哲学的根子在于本体论的传统,要穷究逻各斯,这完全是希腊的土产。真的,即使中国的思想传统不叫做哲学,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个伟大的传统不会因为名称的不同而有丝毫贬值。再者,今天中国的文化,无论是政治、外交,还是军事的文化,都已经不是原封不动的古老的中国文化,而已经交织渗透了西方的文化,正像今天西方的文化里边,也交织渗透了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一样需要西方的解构,一如西方之需要中国。
     
    14日德里达以《本体论—中西文化—解构》为题,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进行了座谈。在座谈开始之前接受主人授予他名誉研究员的答谢辞中,德里达没有忘记赐予“学院”一词一个小小的解构。他说,我们都在期待新的法律出现,这是一种可以超越国家、外交、超越公民权利的法律。它是世界性的期待,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期待。“学院”即académie这个词也即经院,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指的是哲学的学科,是希腊人教授的学问。它既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东西,又是超越了民族边界的东西。但是经院学派到后来变成保守主义的代名词,因为它总是在自己那个封闭的系统里钻营,而不回溯到它真正的源头:具有开放精神的希腊哲学。所以要反对经院主义,解构纯学院派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作风。当然,上海社科院一定是保持着这个开放的传统的。
     
    德里达宣称他主从客便,愿意用英文来作座谈的先导讲演。他的这番表白,竟引得座中许多渴望直接交流的研究生鼓起掌来。德里达首先解释“解构”并不是一个否定性的贬义词,解构就是把现成的、既定的结构解开,就是质疑、分析和批判,它和历史上的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至此德里达再次板书显示deconstruction(解构)和海德格尔destruktion(颠覆)一词如何血肉相联,强调《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就是用destruktion这个词,来批判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的,但是海德格尔并没有用destruktion来全盘否定西方传统哲学,而是对它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黑格尔的aufheben(扬弃),同样也是这个意思。再往上推,德里达写下马丁·路徳的名字,指出路徳也是解构的先驱,路徳质疑的是被传统阐释遮蔽起来的神学概念,他的使命就是层层剥开遮蔽,回到基督教神学原初的教义上去。
     
    藉此而言,解构主义不是变成追本溯源的批判工程了吗?德里达不是再三强调没有本原,没有纯而又纯的最初的意义之源的吗?要之,何以解释解构经院哲学目标是回归希腊哲学的原初风貌,解构基督教神学目标是回归教义的初始意义?对此德里达有他的解释:纯而又纯的本原固然是不存在的,但是“异延”(différence)存在,异延总是先已蛰伏在我们以为是本原的初生点上。所以,回归本原,不消说也就是回归异延了。
     
    讲到本体论,德里达以他一贯的咬文嚼字作风,指出本体论即ontology是一门关于on的学问,而希腊文on的意思是存在,所以本体论是一门研究存在的学问。但是问题在于希腊人所说的存在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存在不是一码事。希腊人说存在是指目不可见、耳不可闻的逻各斯,它是万事万物的原型的在场。所以本体论是“在场的形而上学”,西方哲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而视之,本体论还是一种过程,一种判断。德里达强调说,当海德格尔使用Sein(存在)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是取动词sein的意思,相当于英文中的to be。德语中,Sein和由分词转变成名词的Seiende词形上有明显区别。但是英语中没有这一区别,所以只能以大写Being来呼应Sein,以小写being来指Seiende。这可见本体论是希腊的传统,然后是西方的传统,世界的其他地方不一定有,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有这本体论。
     
    本体论当然要解构。德里达指出海德格尔已经开始走出这一步,他只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了海德格尔的工程,因为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异延”要先已“存在”。他拿起桌面上的一个手机示例说,这个手机就是在场的东西,是给定的存在,但是解构要求不停留在给定的存在上面,而是追根溯源来演示事物的之所以然。根源当然是异延而不会是别的任何东西。至此德里达谈到自己观点和胡塞尔的不同之处。他说,在胡塞尔看来,我们所能拥有的一切东西都是在场的,都是先已给定的。“活的存在”是经验的母体,没有什么存在于在场之外。简言之,胡塞尔没有超越现成的、在场的存在。但是,当我们说这是什么东西,德里达再次拿起手机示范说,固然是说出了已然在场的东西,但是这里包含了踪迹(trace),已然在场的东西是踪迹的结果,我们说这“是”什么,“是”就是踪迹。已然的在场是在我们对踪迹的追溯中是其所是的。而踪迹并不在场,但是它先于在场,它是在场的缘由所在。没有纯粹的在场,一切事物都是在于其他事物的关系之中显示自身的存在,所以理所当然刻印着其他事物的踪迹。盖言之,胡塞尔的“没有什么存在于在场之外”,应当改成“没有什么存在于踪迹之外”。太初有踪迹,什么都是踪迹。踪迹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它在又不在。
     
    踪迹也是文字。德里达强调他说的文字不仅仅是白纸黑字,它无所不在,姿势、行为,什么都是文字,一切都是文字。这样来看,西方语言以形随音的语音中心主义,就不仅仅是语言的弊病,而是涵盖了整个儿的西方文化。人类曾经被定义为“说话的存在”,现在他愿将这概念扩大为“文字的存在”。而解构,由是观之就不仅仅涉及到书,就不仅仅是图书馆里做道场,而是理当面向社会,面向世界。应当说在这一方面德里达本人是身体力行,做得相当出色的。像他近年来的一些著作如《电视透视》(1996)、《信仰与认知》(1996)、《论款待》(1997)、《赐予死亡》(1999)、《盲人的记忆》(1999)、《论触觉》(2000)和《无条件的大学》(2001)等等,仅从书名上来看,这一倾向即已体现得相当明显。他拿起上海社科院授予他的名誉研究员证书,很认真地说:这就如我刚才接受这份聘书时,我说谢谢。大家在此类场合都是这么说的,不说显然就是不礼貌。然而当说这一类话成了定式,成了套话,而内心却没有真诚的感激之情的话,这样的礼貌其实是不礼貌。而这就是通过解构来发现的。
     
    德里达属于那种有工作狂热的人,据说就是在旅行的时候,他也在思考写作。平时的德里达沉默寡言,一群人出行,每每是这位微躬着背的老人一马当先,疾步走在前面。但是一讲到哲学,讲到他的解构,他就神采飞扬,两眼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辉。一天晚上我们走过一条小街,昏黄的街灯在梧桐树的笼罩下,洒在路面上仿似沙沙低吟,让人想起那个悠远的上海。虽然两边人行道上横着自行车,摊位侵占出来的家什也触目皆是,德里达还是毫不迟疑地说:我喜欢这条街。这条败落寂寥的小街,距繁华喧嚣的淮海路,不过一箭之地。
     
    德里达前一天在复旦大学题为《职业的未来与无条件大学》的讲演,内容就是他《无条件大学》一书中的一个片断。德里达指出现代大学应当是无条件的。所谓“现代大学”,指的是自中世纪相沿而下的欧洲“古典”的大学模式。这里除了认可学术自由外,还承认肯定质问、命题的自由,没有任何条件的自由,这也是公开发布真理、学问与思想的探索所需要的那种权利。它的核心由此可见不是别的,就是人文科学。但问题是这类无条件的大学事实上并不存在。无条件大学因此成为无条件的抵抗,抵抗一切教育的陈规陋习,它所针对的不仅是人的概念的历史,而且还包括批评概念的历史、质问的方式,以及权威、思想的质疑形式。这也就是解构。这样一种无条件的抵抗,德里达发现,也许能够使大学与众多的权力分庭抗礼:对立于国家权力而使大学提前变得更具有国际主义,对立于经济权力而与国际国内的大公司与资本分庭抗礼,总之,它对立于有碍于民主降临的一切权力,无论是传媒的、意识形态的、宗教的还是文化等等的权力。但是反过来看,德里达指出,大学的无条件抵抗也暴露了大学的无条件脆弱。它在所有对它发号施令,包围并且试图占有它的权力面前显得手足无措。因为大学是权力的陌路者,它就是地地道道的无权自身。无条件这样来看,就成为“无权力”和“无防守”的同义词:注定它常常要无条件投降。因为不接受别人给它设置的条件,有时它无可奈何又无能为力,只好举手投降,出卖自己,被占领、被攻克、被收买而成为集团与大公司的分店。
     
    德里达强调说,这种无条件性的原则,从根本上说是典型地体现在人文学科中。它在人文学科中有一个被表述、被呈现的位置。在这里有着它的讨论空间和重新阐释的空间。这既适用于文学和语言,也适用于非推论性质的艺术、法律与哲学,同样它还适用于超越了批判哲学的解构。这意味我们将要重新思考人的概念、人性形态,特别是几个世纪以来大学里设定的人文学科(Humanités)的形态。解构由是观之,在人文学科中是占有特殊的地位,推动人文科学以某种“和平地不服从”的方式,展开抵抗,收复失地,期盼一种更高的律法和思想的公正,即便它眼下还是远在天边。
     
    同一天下午,复旦大学的座谈会上,一位女同学提了个叫人始料不及的问题:“德里达教授,你怎么看待爱?”德里达有一分钟在思考没有说出话来,不过他回答这个问题终究是游刃有余。爱是可以有许多意义的,德里达以他一贯的解构作风,滔滔引证了“爱”一词在希腊文、英文、法文和拉丁文中的不同表达后说,比如我爱你这句话,美国人说起来可能比较随便,但是法国人不会轻易说我爱你,即便是同居有日的恋人。因为我爱你意味一种承诺,一种责任,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然,他狡黠地一笑说,假如我爱上一个中国的女孩,我是一定要说我爱你的。这段被北京大学杜小真教授喻为太冒失的问题,太精彩的解答的“爱的解构”,似乎叫德里达意犹未尽。就在社科院的座谈开始之前,他还半开玩笑地说,听着吧,我要继续昨天的“爱的解构”!虽然迫于时间,昨日的话题未能继续下去,但是解构可以怎样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由此似也可见一斑。
     
    我对德里达对汉字文化的热诚,提了一点疑问。这个疑问其实很多论者早有涉及。如人所知,德里达坚决主张文字先于并且包容语言,强调文字是语言的基础,而不是一种后来的第二手的苦心设计。文字不是某些先已成形的思想或言语单元的载体,而是构成了这类单元的生产模式。文字的种种特征,如可复制性、说话人不在场而易引起误解曲解等,实际上正是语言本身的根本特性。即使是口说的话,除非它能被重述、引用,能在不知说话人及其意图的场合中流传,也不成其为指意符号。所以文字从广义上看是种“原型文字”,它既是文字,也是语言的先决条件,文字所谓一经成形便任人误解的“不可靠性”,恰恰体现了语言的久为传统批评所忽视或有意抹煞的游移无定的符号本质。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德里达高度推崇了汉字文化,这在他被认为是解构理论代表作的《论文字学》中,有大段表述。虽然,去年在巴黎,我同德里达讲起台湾和香港不少学者在把他的解构之道与老庄道家思想比较时,他自谦说,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很肤浅的,座谈会上话题转到中国文化,德里达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不减热情,他说他对中国文化一直非常关切,方方面面都有浓厚兴趣,但是,他兴趣最大的是汉字的文化,因为汉字不像西方文字跟着声音亦步亦趋,它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汉字文化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伟大文明。对此我的问题是:汉字文化果然能逃避逻各斯中心主义吗?《易传》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不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典型表述吗?要之,德里达对汉字文化的推崇,是不是也有创造性的误解成分在内?
     
    德里达的回答是,看来语音中心主义不光是欧洲语言的特征,它在中国同样也有踪迹,但是他说过汉字文化是发展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伟大文明,没有说过汉字是发展在语音中心主义之外的伟大文明。语言中心主义是任何一种语言难以逃避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则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它们不完全是一码事。德里达这一有点出人意表,德里达曾经说过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别称就是语音中心主义,现在说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不是一回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解构的最终目标?它的标准是什么?德里达回答说,如果我告诉你解构是没有终极目的的呢?当你设定一个主要的或者最终的目的,那是哲学。但是解构不是哲学。解构是他者的语言,是事件的如实发生,是既定结构的消解。当然标准是存在的,但是在我做决定的时候,如果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就跳过标准,重新审度一切想当然的观念。解构必须重新发明规则,解构必须自己来重新创造规则,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承担起责任来。
     
    但是解构其实有一个最终目标,其实是有标准。这个最终目标以及标准不是别的,就是德里达近年来呼吁不断的“公正”。就在座谈会上,德里达重申在一些语境下,解构就是公正。公正不同于法律。法律是可以修正,可以改变的。但是公正无须修正,也不会改变。例如传统法律普遍流行死刑,但是过去10年里发达国家就大多废除了死刑。法律本来就应当公正,它需要修正,正说明它还不够公正。所以公正高于法律,你能解构法律,不能解构公正。由是观之,这个被德里达同弥赛亚并提的公正,正也就是他前面所说的全世界都在翘首期待的新的法律,一种可以超越国家、外交、超越公民权利的法律,虽然,它怎么看还更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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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23:16 |只看该作者
看了七格很有气势的纪念文章,才关注起德里达.
七格的文章提到了海德格尔,所以看了此文有些疑问.
去年在黑蓝争论过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此文涉及这个问题.

七格文章与此文存在许多差异,但我无从鉴别,所以贴出来交与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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