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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莫衷</p><p> </p><p>说到法国作家与中国的渊源,圣-琼·佩斯、克洛代尔、马尔罗甚或汉学家艾田蒲容易被人想起,谢阁兰、皮埃尔·绿蒂等似乎“次一级”的法国学者文人就不那么有可提之处了。别人不说,马尔罗凭《人的境遇》赢得龚古尔奖,一跃成为法兰西一流作家,可他实际上根本没到过上海。绿蒂倒是真的来过中国,也参与过“武装”斗争,不过他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只是一组纪实,评文学奖是不可能了。</p><p>去过故宫的人,一大感受就是乌鸦很多,1900年绿蒂作为海军上校来到浩劫后的北京,看见了不少乌鸦,但他可能不知道这是北京的传统鸟类,也许还纳闷北京备下那么丰盛的死人宴,为什么只招来了乌鸦而不见一只秃鹫。看看北京的惨状:奇珍异宝毁于一旦,满街乞丐东倒西歪,野狗在尸堆里转悠,撕咬着死者腿上的残肉,四处是断垣残壁,就连高大的城墙都显出“肃穆哀愁”来,绵延开去像是“被诅咒的大草原”。这时他听见了声音:“栖息在高处黑洞洞的雉堞里的乌鸦冲着死人呱呱直叫,我们经过时,那叫声像在迎接我们。”</p><p>我们看不到绿蒂笔下有多少同情流露,他至多偶尔施舍一点小钱打发乞丐。这位作家天生冷酷无情?不见得,他对本国士兵的赞誉和爱惜溢于言表。阴风惨惨中,他一看见法国国旗就振作起来。他把不多的凭吊兴致,都献给了死在法国驻北京公使馆门前的士兵:60多名法军士兵和20多名奥地利士兵在这里抵御义和团的进攻几乎全部葬身,其间还“冒着中国人的炮火,在这里安葬了一位白髯的老神甫”。传教士被“拳匪”大量杀害,他们无疑是绿蒂眼里令人动容的英雄。</p><p>我们都知道使馆是国际法上不容侵犯的领地,但这不能为“武装侵略”背景下这类为“文明世界”来的侵略者垂泪的举动开脱。皮埃尔·绿蒂,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我们本可期待在他的日记里看见一些内心的矛盾——民族情结和普遍正义的矛盾,爱国之心和悲惨现实的矛盾,忠与善的矛盾——但他的逻辑里,这些范畴间似乎并无太大冲突,他的描写很冷静,他从容地一边巡视战场,一边像观光客一样记下异国的各种细节,体验北京的民俗风情,评点面色难看的中国民众。他会见李鸿章后没多说什么,见了大主教法维埃后却写下这么几句话:“我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他是那么顽强且信念坚定。我想中国人得要认真对待这位使徒们的先驱才行啊!”</p><p>绿蒂的殖民主义心态是完全内生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这类作品,正是萨义德所指出的形成于世纪之交,塑造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文本之一。不管绿蒂有多少艺术才华,他至多也就是承认中国皇城设计精致,结构庄严,甚至说“欧洲城市的鸟瞰图呈现的是一个多么荒蛮的丑态”。但这纯是建筑美学上的,文化方面他绝对不可能拿下“文明-野蛮”这副有色眼镜,眼里尽是东方帝国的保守落后:“没有一处院落,也没有一道行廊赶得上这里的闭塞和沉哑;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庭院一直笼罩着中国皇帝那疑心重重、反复无常、随心所欲的脾性的阴影。那冷酷无情的楹联于此可谓恰如其分:凡入此地者,都须舍弃一切期望。”</p><p>单是这种压抑感就足以让绿蒂全盘否定帝国存在的合理性了。我以为可以浓缩他全部北京体验的,乃是1900年12月他在萧瑟的北风中回到宁海时写下的一句话:“我们背井离乡,被远远地流放在这里。”他的过于鲜明的殖民者立场常常阻碍我们欣赏他的文笔和思想,惟独覆盖全书的一层淡淡的孤独和感伤才让人想起他是个文人,尽管孤独只属于作者自己,感伤也很少是为中国而发。</p><p>《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p><p> [法]皮埃尔·绿蒂 著 </p><p>上海书店出版社06年9月<br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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