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喜多长政 更新至24节（译者：感恩而死）

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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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原地址http://www.eric-kid.com/my-resume-by-kawakita-nagamasa-22/

暗杀的传闻
使美国电影被批准继续上映
《与军方之间的纠纷》
中华电影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都是将在租界所制作的中国电影发行到占领地区，却从来没有过要自行按照国策来制作面向中国人的电影的念头，对于这样的方针，军方似乎十分不满。此外，我还受到了无端端的责难，认为我刻意扼制日本社员却过于优待中国社员。
昭和十六年（1941年）五月中旬，我接到了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传唤，并被强迫要改变公司的运营方针。这违背了“军方不插手”这一条我们当初的约定。一回到上海，我便直飞东京，没有通知任何一个职员。
我本来想在东京把能申诉情况的都申诉过后便返回上海，但这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听到了传闻的张善琨与中国职员们，表示如果我被遣回日本的话，原先呆在租界的三千名电影人便一齐迁往重庆。他们将自己的意思通过南京政府传达给了日本军部。由于这个原因，军部便中止了对我的召回。对于中方对我的信任，我十分感动，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对这些人前途的责任重大。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日军也曾要求我在进驻的租界内立即停止放映美国电影。但我表示那是不可能的，没有同意。上海的一流电影院一直以来都在上映着美国电影。如果禁止了美国电影，那就没什么可放的了。无论是上映中国电影还是日本电影，都不会有人来看的。这么做毫无意义。而如果将影院空关，那会对大众产生很大的影响。军方最终采纳了我的主张，除去宣传片以外，美国电影的上映还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此外，我还听到某些传闻，说有人想要干掉我，并已有所行动。
中华电影与满映的运营方针是完全相反的。也有传言说我们这边的经营方式极大地刺激了满映方面。在满映以日本人为主体而制作的中国电影在满洲（现为中国东北）也不受欢迎，而在中国全境的上映更是几乎不可能的。这样的结果令满映的高层非常焦虑。
满映的理事长甘粕（甘粕正彦），作为满洲国的建国功臣，对军方有极大的发言权。有不少人都劝我，与满映对着干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我却一直反对以与满映同样的方针来经营自己的公司。
满洲与中国的中部、南部在自然环境以及经济文化、居民的思想等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将满洲的这一套模式原封不动地带过来，那根本就不可能被接受。在我负责的区域内，即便会招致“软弱”的非难，我也坚信自己的方针是正确的，决不会有将其改变的想法。
我与甘粕那时候在互相的业务联络会议上见过几次，他是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但是，在世界形势的判断上，他和我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分歧。不过在个人的角度上，我觉得他还是很赞赏我的行动的。
假使真的有人想要干掉我，我觉得也不会是甘粕自己的意愿，而是因为他身边有些人缺乏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世界形势的理解。
当听到暗杀的传闻时，我甚至觉得自己会不会和父亲一样，爷儿俩遭受同样的命运。但是我并不害怕，也没有什么悲壮感，倒是觉得父子俩背负着同样的命运，那真是一种讽刺。周围的人都很为我担心，尤其是我的妻子，异常痛心，但她并没有说过一句动摇我信念的话。
中华电影最终都没有自行制作面向中国人的故事片，但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制作了唯一一部日中合作的影片。那便是与大映联合拍摄的《春江遗恨》（日文名为《狼火は上海に揚る》，意为“烽火在上海升起”）。这部影片以太平天国之乱为题材，由稻垣浩导演，阪东妻三郎与李丽华主演。
我宴请了因这部影片而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工作人员们，并向他们说了如下的话：“虽然战争已经到了拍摄这样的影片也毫无意义的阶段，但是像这样日中两国电影人合作拍摄一部影片的经验，将来一定会成为两国电影界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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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原地址http://www.eric-kid.com/my-resume-by-kawakita-nagamasa-23/

“协助”制作纪录片

军方下令中止而胎死腹中

《犹太难民》

在中华电影时代，有几个比较难忘的小插曲。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曾想要制作一部犹太难民的纪录片。

上海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沿黄浦江向东延伸的杨树浦一带，在日中战争（即抗日战争）的激战中化为废墟后，便被指定为了遭纳粹德国追捕的犹太人的居住地区。数万名犹太难民落户到这里，发挥着传统的生活能力，纷纷开起了咖啡馆、餐厅、酒吧等等，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角落。

在这些流亡者中，有一位名叫Gertrude Wolfson的女电影导演。

1930年代的优秀德国电影，可以说几乎都是犹太人才能的产物。我由于工作的关系认识了许多犹太裔影人，并对他们的才能充满敬意。于是，在我一个犹太朋友处拿了介绍信后，她便来拜访了我。她表示想要制作一部描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新生姿态的纪录片。

我对他们那充满着令人惊异的忍耐力与智慧的小镇建设钦佩不已，并觉得将这些用纪录片保存下来的话，将来对人类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而且我也希望完成以后，将这部影片送往美国，对募集难民救济金也能起到点作用。

有朋友提醒我，我的公司一直都被与纳粹德国关系亲近的陆军所关注着，如果插手此事的话恐怕会有危险。但是，即便是在军中，也有一些人对我的想法是有共鸣的，因此最后这个计划还是执行了。表面上这只不过是犹太人自发的行为，而中华电影则是单纯地以提供技术协助为名目参与拍摄工作。

犹太难民们自然是非常高兴，不遗余力地协助这部影片的制作。即便是在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非常了解情况，并爽快地提供了帮助。东京银座酒吧“RADONA”的妈妈桑阿春便是其中一人。她当时在上海经营着店，但还是主动帮助我们的拍摄工作，并亲自出演。现在我公司的职员中似乎还有人经常出入她的店里，真是不可思议的缘分。

由于我在明知形势困难的情况下，出于人道的立场而决定制作这部影片，因此后来得到了许多犹太人的感谢。但是，这部刚刚开始制作的影片，却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九月二十七日，日德意正式签订三国同盟后，立即被日本军方下令无条件中止了。这部最终没能问世的纪录片片名叫做《被祖国驱逐》。

另外一段小插曲是在战争临近结束时发生的事。当时日军得知了京剧名旦梅兰芳隐居在上海。由于战局对日本越来越不利，日军当局担心其统治下的人民每时每刻都会叛离，因此便计划着想让梅兰芳在大剧场演出，以挽回民心。而我便被委托前往交涉。

我与梅兰芳，以及关系密切的制片人张善琨三人谈了一次。他蓄起了胡子，乱糟糟的，在那些知道他以前美貌的人看来，真的老了许多，非常凄惨。我将军方的意思告诉他后，他随即说道：“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但您也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了，而且我最重要的嗓子也彻底毁掉了。我觉得很惭愧，没办法再在人前演唱了。”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他的真意。于是说了声“好了，好了，明白了”后便离开了。随后我向军方报告道：“梅兰芳已经是个糟老头了，不行了。万一成了笑柄，那反而是军方的耻辱。”

战争结束后不久，梅兰芳又在大剧场开唱了。他那久违的声音依旧美妙悦耳，令中国大众所迷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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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患难的上海时代

战后在东京突发心脏病

《忆张善琨》

中华电影时代，合作者张善琨与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在战争临近结束时的二十年（昭和二十年，即1945年）春天，重庆方面来了特使，希望购买我们在上海制作的电影，并在非占领地区也上映。因为我们所制作的电影，没有任何政治或者说是宣传色彩，而主题歌也都已经在重庆方面很流行了，所以他们觉得即使在自由中国上映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特使的到来，似乎是重庆方面要员宋子文的指示。

我将以张善琨为首的中国一流电影人之中的一大半都留在了上海，而现在这件事使得他们的立场也得以确保，对此我是非常高兴的，并且还豪言壮语地称“全面和平由电影界开始”，颇为得意。张善琨自然也非常高兴。

然而，在那之后不久，张善琨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这又让我为难不已。之所以会遭逮捕，是因为重庆方面的上海地下工作总部被日军查抄时，发现了许多中华电影所制作的影片的剧本，由此也明白了张善琨与地下组织之间有联系。

由于是在复杂的占领地区上映的影片，因此除了日军与南京政府之外，张善琨还顺便将自己制作的作品的剧本也送交给了重庆政府审查。我当然也是知道这件事的，但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反对的理由，就一直默许着。日本宪兵队会如此吃惊并将其逮捕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奔走为他辩解，还动用了关系，最后总算把他给弄了出来，而那时他已经被拘留了二十九天。

在他被囚禁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趣事。由于他是出了名的美食家，因此夫人童月娟女士每天都要给他送去两次五菜一汤。但是突然有一天，夫人来找我了。她说辛辛苦苦送去的饭菜，这两三天都是筷子都没动就被原封不动地送回来了，会不会是身体不好。并希望我去看看。

我赶紧去一打听，才明白了。原来是与他关系不错的一个女演员也给他送了五菜一汤，肚子再大，十菜两汤也干不掉。那时候他让我好好给夫人编个借口，不过后来还是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我们三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张善琨给我留了一封信，便与夫人一起逃去了重庆，与其说逃，倒不如说是回去了。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担心公司里的中国职员们战后会遭受怎样的境遇，不过通过张善琨这件事，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感觉问题的解决有希望了。

在他去了重庆以后，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让公司每个月都把薪水送到他上海的家里去。战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对这件事情非常感谢。

当时在上海，我一直都有着随时随地被枪杀的心理准备。也曾想象过自己被张善琨以及其他中国友人们守护着安葬的情景。然而最后日本战败了，我却也活着回到了祖国。

张善琨在战后也深受祖国巨变之苦，后来落脚香港，总算再次回归电影界了，还来过日本找我帮忙。他采用日本的天然色（即彩色）摄影技术制作华语电影，并在香港、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发行放映，获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

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秋天，他跟着剧组一同来到了东京。次年的正月七日（即一月七日）早晨，童月娟女士打来电话，说丈夫有急事，要我马上赶到旅馆去。他平日里非常健康，因此我担心他是不是遭遇了什么事故，于是赶紧过去，见他在拼命挣扎，说胸口痛。

由于还是在“松之内”（在日本旧指1月1日至1月15日之间的这段时期），我联系不到自己熟悉的医生，便只能让就进的医生过来采取应急措施，但没有任何效果。由于心脏病突发，他扶着我的肩头停止了呼吸。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战争中、在上海所想象过的自己的样子，如今会在和平时代的东京、在自己的中国友人身上看到。我在东京为其举行了日本的友人葬礼，在香港的正式葬礼我也出席了。回忆起上海时代患难与共的日子，我的心中悲痛万分。他是一个与我缘分颇深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