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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耍杂技,我听摇滚
█ 海杰
我的以下文字跟一个多月前的一场演出引起的不良生理反应有关。
被媒体称为“现场之王”的瘦人乐队在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上是疯得离谱,主唱戴秦从舞台左跳到右,从台上跳到台下,俨然一个现代版金毛狮王,冷不防,你会认为那是后期的欧阳锋。我不知道这个称号是哪个媒体首先提出来的,但凡事一旦贴上“王”的标签,就显得可疑,如果排除音乐成分,我还真想知道在戴秦的心里,贺兰山下尘土飞扬的山坡和都市里灯光迷离的舞池有什么区别。
跟许多涉世不深的孩子一样,他们足够顽皮,却不够革命。他们喷火,他们扔气球、下跪、扔唱片,简直是无所不为,如果是这样,普天之下,全可以成为王者。
也跟所有刚起步的摇滚乐队从打击乐开始一样,瘦人一上台就一个劲地跳,一个劲地喊,一个劲地击鼓,一个劲地制造土著题材的闹剧。
有人不小心说,这个人好像练过杂技。很显然,戴秦的现场让许多人备受蒙骗。不反抗,不改变现状,可以去流行,干吗摇滚?不安魂,干吗迷醉?不好好唱歌,干吗明晃晃亮出舌苔,作兴分状,如果仅靠音量和热量去向观众阐释重金属,那么,可以去问问重金属的阐释者威廉•巴勒斯:什么才是真正的重金属?
对于现场的曲解,对于摇滚精神的拆解,使得类似于瘦人的乐队被吹捧,对摇滚一无所知的人被蒙蔽。试想,如果本着这种逻辑去阐释世界,那么所有的妓女都叫玉莲,所有的古装爱情都是发生在格格和阿哥之间,所有的摇滚都是disco或者电子舞曲,所有的娱乐就只有跳了。这样,伊基 ·波普的手也就不会伸进牛仔裤的拉链,科特·柯本不会英年早逝,约翰·列农和大野洋子也就不会坐在床上很尴尬地抗议了,他们可以去找一些惯条热舞的女子做乐队名存实亡的吉他手,他们可以高唱《2002年的第一场雪》,把快乐带给那些生活辛苦单调的民工同志,把浮躁带给晚婚青年,把节奏带给性生活失调者,把猎奇带给午夜守在收音机前焦急地等待另一个热线打进来的大学生。那样,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起码可以得到安慰,他们可以带着坏笑进入梦乡。
凯鲁亚克说:“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那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科特·柯本说:“艺术,我不会平静地、文雅地抱怨你!在我死之前我会毁掉你的男权主义、受虐狂、恶心、右派还有宗教观念”。这让人血脉贲张。
戴秦说:“我在英国呆过几年”,许多天后,我对此说法依然有不良的生理反应。
当摇滚的面孔一旦面变得取悦和讨好,当乐队必须强调英国背景,当法兰克福运动的残存成果在中国大地上被人们放进蛋糕和肉加饼一同咽下,当地下的小伙子们穷得只剩下时光,而又不被人理解,那么,在部分摇滚人的心中,摇滚的社会作用也仅仅是个用来自慰的内心的乌托邦了。
那些压抑的青年,他们一言不发,只能行走在燃烧的前夜。
对于摇滚中的杂技与摇滚中的摇滚之间的辨别,凡是认真思考过摇滚的人都清楚,谁是真正的闹剧,如此,作为摇滚青年,作为青年文化的始作俑者,他们会在浴火重生,成为饱受历练的火鸟。
而一部分人,如果他们倾心于蒙蔽、煽情和活蹦乱跳。那么就让他们跳吧,让他们继续喷火、扔气球、扔唱片,继续喊“耶耶、贺兰山,奥耶,贺兰山”。
这大致已经与我们无关了。
2004年9月21日兰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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