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班的学习报告 [转帖]

疯人院逃犯

妇女班的学习报告
                       王向贤

一、 认识论

在男权制下，根据妇女在文明/自然、理性/感性、理智/情感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中的位置，妇女是不能成为、也没有资格成为知识的主体的[1]。但现在随着女权运动、妇女运动的浪潮，妇女强烈要求成为知识的主体。既然要成为知识的主体，那么就必须有相应的妇女自己的认识论。因为从女权主义以及女权主义引发的认识论变革来看，以往的传统认识论是以男人为中心的。从希腊起，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被传统认识论奉为圭臬，认为只要恪守价值中立和严格的科学程序，所取得的知识就是真理，就是普善的，就是造福于全人类的。而理性、价值中立等被传统知识论推崇的性质被赋予男性，被理性、价值中立打入另册的感性、情感用事等则被赋予女性，由此而剥夺了女性认识主体的资格。

那资格和得与失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权力。大家都熟知的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英文里是Knowledge is power，我们一般是将power译为力量，但power在英文里还有另一层含义――权力。所以这句话同样可以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但对这句话的如此解读和如此译法在女权主义认识论产生以前是难以产生或引起巨大反响的。因为这直接挑战了传统认识论所宣称的知识普善。知识既然就是权力，那它当然可以用来殖民、剥削、压榨或开发、建设、反击。因此知识绝非纯真无瑕，它就是权力，真理不过是话语、知识的一种效果[2]。

以上是包括女权主义认识论在内的当代认识论对知识论和传统认识论的反思。但在女权主义的三种认识论中，反思的内容与程度是不同的。因为目前对后现代女权主义认识论尚处于众说纷纭的阶段，所以我在这里只介绍一下另外两种女权主义认识论：女权主义经验论和女权主义立场论。

首先来分析一下女权主义经验论。这种认识论没有反思传统知识论的价值前提、研究方法，相反，它认为传统认识论在认识上是有效的，以往知识的偏颇是因为研究者们没有严格遵循科学程序。所以这种女权主义认识论反对的只是以往的那些“坏科学”，而不是挑战反思整个传统认识论及其所制造的知识。因此这种知识论产生的一个学术效果或政治效果是易于被主流学术所接纳，另一个效果则是不彻底所带来的修修补补。妇女添加史就是这种认识论在学术研究中的实际应用。以目前国内的很多妇女革命史为例。这些作者们既没有挑战中国传统的修史方法――政治史、经济史，也没有反思妇女问题是阶级问题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传统史学理念，所以这些作者们在寻找妇女的历史作用时，总是从妇女为抗日解放战争所做的牺牲、妇女对经济生产的贡献等角度列举出许多干巴巴的数据，如妇女做了多少军鞋、交了多少公粮、织了多少布等。而政党、战争是如何继承、改造性别制度的，性别对党各种目标的轻重缓急的排序产生了什么影响，妇女的身体、情感、性及其象征意义在新旧政权交替之下如何变化，不同阶级、地域、职业、年龄的妇女们又如何感受这一切等等问题则不在这种修补工作的视野之内。所以这些文章难以创新，给人的印象往往依然是阶级笼罩一切，党笼罩一切，或用形象的话说，就是“加点妇女，再拌匀”。

另外，用斯科特的话说，女权主义经验论的另一大缺陷在于，误将经验认为是研究的起点和研究的工具，而不去思考和质疑经验如何形成，什么算作经验，如何搜集经验，如何解释经验。如阳刚阴柔是许多人观察到的经验，但在研究妇女与社会性别时，女权主义经验论者不去探讨为什么女性会柔，男性会阳。而是从这些经验出发，得出既然女性温柔，那适合她们的职业就是教师、保育员，既然女性的传统职业是教师、保育员，那女性就是适合这些职业的循环论证。所以，因为缺乏对传统认识论的价值前提、研究方法和所得知识的敏感与反思，女权主义经验者难以跳出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认识论。

至于女权主义立场论，顾名思义，是站在妇女的立场上认识人类社会。所以，对于女权主义立场论者而言，首要的问题是界定妇女。那什么是妇女呢？对立场论者来说，是与男人相对立的另一群体。所以她们从妇女的角度重新定义生产、资本主义制度等各种知识与知识的来源。比如南希?哈卓克在文章《女权主义立场》中就从妇女的立场出发，全面剖析和驳斥了马克思的阶级立场所带来的性别盲视。在国内，李小江的“有性人”也可以说是女权主义立场论的代表。套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女权主义立场论是成也立场败也立场。成也立场是因为，它发现并坚持除阶级外还有社会性别，从而使妇女从历史地表浮出，多了一个重要的观察和理解人类社会的视角。败也立场是因为：1、女权主义立场论坚持站在妇女立场上，所以无意之间将妇女普遍化，认为妇女是铁板一块；2、认为妇女是与男人相对的另一极，从而将妇女和男人本质化、对立化；3、普遍化、本质化和对立化的后果是，除性别外，看不到种族、殖民、宗教等其它影响妇女生活的因素（在中国，还可以加上地域、职业、年龄等）。并认为妇女、男人都是透明的、天生的、固定不变的。

在批评了女权主义经验论、女权主义立场论后，应该指出，这两种认识论和后现代女权主义认识论都不过是理论家们对女权主义作品的概括与抽象。这种概括与抽象本身就掩盖了差异，所以在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中，除这三种认识论外，其实还有许多其它的认识论。而且这种贴标签的过程本身就将这三种认识论固定化、简单化。但实际上，包括这三种认识论在内的诸多女权主义认识论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缺陷也只有在暴露了之后才会得到纠正，也才会使女权主义研究者得到警惕。所以尽管看到了上述两种女权主义认识论的许多缺点，但我们大可不必忧虑。因为从另一方面看，女权主义经验论可以做为一种策略来运用，女权主义立场论也可以增强人们的社会性别意识。

二、 方法论

1、 本土化

本土化是我们做中国妇女研究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我们的一个方法论。但到底如何本土化，在暑期班上的见到的周蕾的文章《在其它国家的暴力――把中国看作危机、奇观与妇女》对我很有启发。作者指出，目前西方汉学界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把中国当作研究案例，一种是把中国当作一座文化花园。前者热衷于通过中国这个落后的他者，印证西方的先进与优越；后者则将中国视为一枝不受西方影响的文明奇葩，要对其研究必须运用中国式的理论与视角。不消说，前者是我们中国人都不喜欢和拒绝的。但后者在中国会得到众多响应，因为这是提倡本土化啊。但文化花园与本土化是一回事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对“中国式”的坚持与偏爱中隐含着两个危险（这也是周蕾在文章中所提出来的），1、假定有一清晰稳定的“中国式”，而忘记了“中国式”中的巨大模糊性和不稳定性；2、用“中国式”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权威全盘合法化，而不去辨别、分析个中成分与作用。我们姑且不说近现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着西化，从船坚炮利到德谟克拉克，从女权运动到马恩学说，从超英赶美到改革开放，所以我们真的有清晰稳定的所谓“中国式”吗？这令人怀疑。即使是在近代以前，中国也一直处在不停的动荡变化之中。如，有着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习俗的少数民族数次入主中原所带来的政治动荡、文化变迁[3]，城市的出现所带来的商业文化、市俗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冲击，一女不事二夫下的离婚、再嫁、招夫、养夫等，均表明在所谓的中国式下存在着差异、变化乃至背离。所以，一味坚持中国式易于将中国现象本质化、静态化、透明化，从而损害分析力、解释力与批判力。

因此，坚持本土化没错，但一定要细致剖析什么是本土的，本土经验如何构成，它是否如最初想象的那样是完全中国制造，这个经验为何能进入视野等。

2、 sex 与gender

自从盖尔·卢宾于1975年提出社会性别（gender）以来，gender成为妇女学富有穿透力的核心范畴，但同时也带来了sex 与gender的矛盾。因为无论再如何强调女人是社会后天造就的，但穿过社会文化的层层迷雾，总是可以发现gender这棵参天大树的根――sex。哪怕在发达程度上与gender相比，sex显得那么相形见拙，但它很重要，因为它是根，是本源。所以sex/gender　institution的初衷是否定生理即命运的假说，但同时也成为gender的逻辑致命处和软肋。

所以，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家在接受、认可性别制度存在的同时，也在以不同方式努力克服sex/gender的内在矛盾，发展简图如下[4]。

　　　　　　　　　　　　　sex/gender (Rubin)

　　　　∣

　　　　　　　　　　　　———————————

　 ↓　　　　　　　　　　　↓

sex gender

　　　　　　　　　　　↓　　　　　　　　　　　↓　　　　　　　　　　

　　　　　　　　　非一之性　　　　　　　　彻底否定sex

(露丝·伊丽格瑞) 　 (莫尼克?威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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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ersubjectivity

(杰西卡·本杰明)

↓

gender→sex

(朱迪思·罗勃)

↓

sex并非自然透明

　　　　　　　　　　　　　　　　（Scott）

3、主体性

　　为突破描叙和研究妇女时的受压迫模式，寻找妇女的主体性成为目前妇女学界的热点和方向之一。妇女口述史的方兴未艾就是想发现妇女的主体性和倾听妇女自己的声音。但正如口述史中经常使人烦恼的一个问题“妇女发出的声音到底是谁的声音”一样，寻找主体性的弱点也在于――妇女表现的到底是谁的主体性。例如，在王政的著作《中国启蒙时期的妇女》中，叙述者陆礼华回忆说，在五四时期她参加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但历史资料表明，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游行者并未喊出这一口号。这一口号在中国的最初出现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并凭借其大力宣传才流传开来的[5]。所以，陆礼华回忆自己在五四运动中就喊出这一口号，表明她所叙述的是日后的主体性，而非当年的主体性[6]。但麻烦还没完，陆自述在五四时期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到底表现的是她本人的主体性呢，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换言之，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自己？

以上问题是我在最初从主体性这一角度思考妇女生活时所提出的，现在回头看来，这种提问方式有误，所以提出的问题也难以找到圆满答案。而提问方式的有误，说明对主体性的理解有误。下面是暑期学习班结束后，我对主体性的新认识。

　　1）、主体性不是一个可得可失的固化物。只要身为一个人[7]，身为经过社会教化的人，她或他就会思维和行动，就表现出主体性。所以，主体性并不是一个人可以拥有或丧失的所有物。因此，问“她有主体性吗”是个伪问题。而且类似问题的提出，显然是以某种标准衡量的，而且这一标准是以解放者自居的人制定的。解放者俯视着她，看到她没有自己所认为的“真正”或“合格”的主体性，于是判定她没有主体性。所以，“她有（或没有）主体性”这一断语的背后是话语霸权与道德优越。

2）、既然每个人都拥有主体性，所以拥有主体性并不是解放的象征或保证。以《性女传奇》中富有创意地提出愿意在10小时内连续与254个男子性交的女主角为例。从学识上看，她在美国上大学，辅修性学；从行动上看，她自慰，群交，不问性别，不忌姿势，在摄影机前坦然裸露，与性交者计价还价。所以按照主体性的传统评判标准来说，在性与欲望上，不能不说她有着明确的主体性，但她的主体性带来了解放或幸福吗？她哭泣，为给父母带来的骚扰而自责；她麻木，需要用小刀一刀刀切腕来感知自己的存在；她受剥削，经纪人在她的10小时公开性交中赚了大钱，而她分文未获；她受欺骗，经纪人承诺要对每一个应征男子做HIV检验，但仅检验了几十个后，就统统放行。所以，主体性与解放或幸福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8]。

因此，从另一方面讲，寻找妇女的主体性并不就是否认她们所承受的压迫。所以高彦颐尽管努力寻找缠足妇女的主体性，但也并不认为她们就没有受到压迫[9]。更明确或激进地说，主体性与解放、压迫都没有关系。因为不是人人都有的主体性能带来解放，而是充权后的觉悟带来解放；不是人人都有的主体性导致受压迫，而是与压迫者的合谋导致受压迫。

　　3）、主体性是社会后天构造的，而且构造过程持续人的一生。所以如果询问陆礼华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是出于她自身的主体性，还是中共的主体性，这样的问题本身就表明，提问者认为主体性是先天的，是本质的。但实际上，正如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一样，人之为人，人之有主体性，也不是生来就有主体性，而是社会化的结果。当陆接受或进一步内化了中共“打倒帝国主义”的理念后，这一理念就成为她主体性的一部分。即使她佯装口头同意，这样的策略也是她的主体性的一部分了。所以，她所说的话就是她主体性的表现，而非别人主体性的表现[10]。但形成什么样的主体性则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生活环境决定。

总之，在突破妇女的受压迫模式的同时，也不能迷信主体性，以为找到妇女的主体性，就找到了妇女的解放之途。因为主体性不过是人人都有的一种社会属性、一种人际关系，决非生产幸福的纯真权力。

阅读材料：
１、Susan Bordo著、冯芃芃译《身体与女性气质再现》
２、贝尔·胡克斯著，朱坤领译《大卖热屄——文化市场上对黑人女性性欲的再现》

３、桑德拉·李·巴特基著，陈翠平译《福柯、女性气质和父权现代化》

４、露丝?伊丽格瑞著，朱坤领译《这一性不是同一性》

５、Jessica Benjamin著、李纪译《自我的欲望：心理分析的女权主义和主体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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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否是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认识论依据呢？

[2] 例如，经济生产决定意识形态这一知识的效果有：1、被这种理论认可的经济生产是男性在公共生产领域进行的有酬劳动，所以妇女的劳动不被纳入GDP。2、意识形态是经济生产决定的，所以要想妇女解放，只能从经济生产入手，而经济生产又是专指在公共领域内的有酬劳动，所以妇女必须走出家门参加这种特定的经济生产。但分配给妇女的家务劳动、生育依然被认为是妇女的天职，所以许多职业妇女家里家外双肩挑。

[3] 也许会有人反驳，这里的少数民族和商业文化都是中国的，二者也都是“中国式”的组成部分。我的回答是，正如妇女之间的差异丝毫不比男女之间的差异小一样，那些被划归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之间的差异不见得比华夏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间的差异小。换言之，“中国式”内部包含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致于这些内部差异与中国式与欧洲式之间的差异相比，不能被我们忽视。

[4] 本文阐述的发展历程仅以本次暑期班上见到的材料为限。

[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1985年，第558页。

[6]用心理学的理论解释，这属于近因效应。当叙述者回忆往事或归纳印象时，往往受到后来或最近印象的影响。

[7] 本文所谈的主体性只针对人而言。

[8] 我认为，《电影与伪装》的作者玛丽??安?多恩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归因。她的主要论点是，当女性观众戴上眼镜后，她们就由观看的客体变为主体。这一简单推理的错误在于，1、没有看到主体性是人的一种属性、一种社会关系，而是将其象征为可得可失的固定物――眼镜，从而得出女性观众在充当观看的客体时是没有主体性的结论；2、纯真地以为主体性必然导致女性观众从客体摇身一变而成主体，从而获得解放。

[9] 高彦颐想做的是，从妇女自身的角度出发，考察她所感受到的喜怒哀乐，而不是用事先他人已定义好的解放与压迫等话语去裁剪妇女。

[10] 这其间的关系，类似于sex 与gender的关系。我认为，当人成为人的那一刹那，sex 不再是sex，而是 gender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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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妇女/性别研究中一些词汇的理解 (转贴)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　　王向贤

本文系作者访问密西根大学及几年来进行妇女/性别研究的研究体会，与大家分享，当然更欢迎大家的反馈与批评。

１、agency：能动性。早期女权主义看到妇女在父权制中缺乏甚至完全没有能动性。如波伏瓦就将妇女的生理，特别是生育视为妇女无法获得象男人那样超越性的根源。所以，在早期集中于在父权制下讨论或哀叹妇女的生活状况时，有夸大父权制消解妇女能动性的倾向。后来的女权主义者发现了早期女权主义的这个倾向，于是开始寻找妇女的能动性。如七十年代流行的“提高意识觉悟”小组，可以是这种努力的一个例证。但当女权主义者为寻找和发现妇女的能动性欢呼的时候，也可能偏向另一个极端，即夸大下属群体的力量。如台湾学者提出的“子宫家庭”就强调中国的传统母亲如何通过对儿子的全力支持，以培育儿子对母亲感恩乃至负罪的心理从而在心理以及以后的名分、物质等方面牢牢控制儿子。这个子宫家庭的概念的确是看到了妇女的能动性，和她们如何在父权制下努力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思考，为什么妇女要通过如此曲折的道路来获取生存空间，而父亲却只需明文规定的“父为子纲”就可以获得父让子死、子就不得不死的权威身份。所以妇女的能动性只能是在现有条件下的能动。这样，女权主义者们又发展出“协商”（negotiation）这个概念，就能动性方面而言，认为妇女的能动性是她们与情境协商的结果。那互动双方或多方能有相似的协商能力吗？不同阶级、民族、国家、地区、性别、家庭、年龄、辈分的人能有相似的讨价还价的资源吗？所以，为避免将协商非历史化、夸大、浪漫化和本质化，又发展出localized agency（局部化的能动性）这个概念，以强调在分析能动性时，要从当事人的具体环境出发。这个原则说来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分析能动性当然要在当事人的具体环境中进行，但这一原则在研究或实践时却并非那么容易贯彻。如熊秉纯在一篇关于台湾家庭工厂女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男包工头对一名女工说，“别让你女儿睡得那么难看，这样将来是嫁不出去的。”女工立即反驳说，“用不着你操心，你连儿子都没有呢。”男包工头在经济上优势于女工，但当他力图在心理上也要占胜女工（“你有睡姿难看的女儿，而且将来可能嫁不出去，你和你女儿都会难堪”）时，女工的回应正中他的要害，“你和我女儿没关系，而且你连儿子都没有”。儿子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是父亲的荣耀，如此重要的儿子你却没有，有什么资格评论我女儿的睡姿？女工凭借如此迅速且有力的回应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并打击了对方的优势地位。所以，如果没有localized agency或类似的概念，很可能会对这两句话中包含的localized agency及其中的较量与机锋视而不见。

２、Backlash：（枪的）后座力，引申为反攻、回击，如果愿意，也可以译作时代色彩很强的反攻倒算。指的是有些人或团体对蓬勃发展的女权主义的恐惧与反攻。反攻的武器很多，其中两个是：一、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认为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女同性恋等都通过自己的“政治正确性”来限制别人的言论自由。据反攻者解释，女权主义者和上述的其它派别都对反攻者持这样的口吻，“你们的政治不正确，所以你们说的都是错的，或不可以说话”。有趣的是，我的确听到过一个男人报怨，“我就不能和女权主义者说话，我一张口就是错的。”我的个人看法是，在男性已说了几千年和目前在大部分场合下仍经常占据主导说话权的现实下，一些已赋权了的女人暂时封住他们的嘴也是必要的。另外，关于这个“政治正确”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深思。据我了解，这个“政治正确”首先是黑人或异性恋女权主义者对白人或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属于女权主义内部矛盾，但后来却被反女权主义借用，来抨击女权主义者，转内部矛盾为敌我矛盾。这令人想起一些女权主义者对色情的抨击如何被保守派们利用，转而来反对妇女们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和女权主义。反攻的武器之二是intellectual harassment（学术上的骚扰），即女权主义对那些传统学科的破坏。我觉得这一反攻理由有些近乎无赖。没有女权主义以前，各学科也在不断发展，如实证主义中的经验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不断推陈出新，为什么男人们做的事就不叫骚扰，而女人们对学术的推动就叫做骚扰了呢？
　反女权主义者们的反攻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内，而且表现在宗教、社会领域，如各种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Foundamentalism）等。原教旨主义者们主张只有回到原初的经典与社会状态，才能重获幸福。这种对原古的一厢情愿的美好幻想在英语世界里有一个专门的语汇――nostalgia，直译为思乡病、乡愁、怀旧等。联系原教旨主义者们对妇女深闺制度的推崇，似乎他们怀念原古的理由之一是那时没有妇女解放，更没有女权主义者的兴风作浪。
那么思乡者与怀旧者们想念的故乡与过去真的就是那个远方的故乡或过去吗？故乡或过去真的是那般美好（二者眼中的美好）吗？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后，一批法国摄影师在摄影棚里，通过摆弄几个阿尔及利亚妇女做出种种造型，如上身或双乳赤裸的、端坐或斜睇或者其它种种姿势，再加上象征阿尔及利亚这个异域国家风情的道具，拍成照片。当然也有在大街或公园等处拍摄的照片，但这些是经过精心选择并暗箱操作过的。再将这些照片制成明信片在法国大量出售，人为地制造出一个摄影师们想象的、并为之思乡的阿尔及利亚。并通过明信片的广泛流传，向人们生产和传播这样的故乡与乡愁。与之类似，不可能在“美好”的原古时代生活过的原教旨主义者们思念的仅是通过对已反复加工过的历史片断的人为拼缀而构建出来的、充满当代冲突和权力之争的“原教旨”。
在拼写上，易和Foundamentalism混淆的有一个词，即Foundationalism（基要主义）这个词是后现代主义用来解构传统哲学基础的术语。传统哲学的信念和方法论有：知识是真理的反映，知识、真理的可靠性与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建立在上帝（或上帝的化身――人）、理性或历史等基础之上的。后现代主义拒绝基要主义，认为，知识、真理、理性、历史都是在特定情境下通过语言建构的，具有地方性、流动性、暂时性、协商性，是具有立场与价值的，不可能放之四海皆准.

３、Body（身体）：在二分法的等级制中，与思想对应的身体一向被忽视和打压。妇女的身体就更成为了等外品中的等外品。如弗洛伊德因女性的生殖器不象男性那样突出，就认为女性的身体是匮乏（lacking），是无物可看，是生命中的一道永远的疤痕。这种对妇女身体的贬低和污名化一直影响到波伏瓦等早期女权主义者。所以，波伏瓦认为妇女的身体是阻止其超越的命中注定的重负。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者发现这种对妇女身体的态度是落入了男权主义的圈套，于是开始重新建构对女性身体的认识与意义。所以，女权主义由早期的认为身体是造成妇女境遇的罪魁祸首转向对妇女身体的赞美，如对妇女孕育生命的赞美等。到了现在，女权主义已经抛弃了这两种极端观点，而是用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仔细分析妇女身体是如何构建出来的，人们如何认识它，它如何被赋予意义等。

Corporeal feminism（身体或肉体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女权主义者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这一派关注、赞美女性的身体，尤其是她们不同于男性的特点，如女性性器官（阴唇、阴道、阴蒂、乳房等）、欲望、怀孕、月经、哺乳等。这种赞美的影响波至绘画、戏剧等领域。如Koffeen用花朵美丽的颜色、优雅的线条和欲喷的激情来表现女性的身体，尤其是性器官。女作家伊娃?恩斯勒(Eve Ensler)的《阴道独白》中也满溢着对女性和女性身体的热爱。她说：“阴毛像花的叶子，像围绕着房子的草坪” 、“我的阴道我的清水荡漾的村庄，我的阴道我的家乡”。当我第一次看到她们的画和文字时，我非常震憾，也非常感动，我问自己，那是我的身体吗？妇女的阴道是那样美丽和诗情画意吗？她们对女性和女性身体的激情和赞美真的赋权了我，使我学会欣赏女性性器官的美和对自己性器官的热爱。除身体女权主义对女性身体的赞美外，她们也反对阳具中心文化所主张的身体独立、分离、自给自足等价值伦理，强调身体的流动、变动、互动、在不同边界间的穿越等。比如，伊丽格瑞的《非一之性》中就强调女性身体快感区的广泛和快感的流动。阿狄安娜·瑞奇一般被归为激进女权主义一派，但她对妇女怀孕后所体验到的身体既是我，又非我，还非非我的描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女性身体如何中不同边界间穿越。
Morphology（形态学）这个词也是由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提出，用来取代身体/思想的二分法和思维方式，也是对本质主义的一种回避和拒绝。因为她不想将妇女化约为某种本质，所以她用形态学来涵盖妇女的身体、话语和想象。

４、Border/boundaries（界限、边界）：什么是界限、边界？国界线是，共用一个课桌的孩子们在彼此之间划的线是，那么我的身体是不是界限呢？一般情况下它是，是肉眼可见的我和别人之间的界限。（不是的情况可能有：怀孕、性交，尤其是被强暴的时候。）国界线可以商量重定，孩子课桌上的那条线也可以移动，如果画在我和玲玲中间，那可能表示我和她关系不好，我是她小小的敌人；如果画在我、玲玲与珑珑之间，那可能表示我和玲玲是一派，我俩与珑珑敌对。所以界线是可以移动的，而界线移动带来的主体身份的变化。本来玲玲是女儿身，但一做完变性手术，她变成了他，甚至在她还没做手术但已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男人时，她的主体身份之一――性别业已跨越为异性了。因此与border/boundaries紧密联系的是另一个词――identity（主体身份）。当我没有跨出国门时，我不觉得自己是个黄种人，或者说我的主体身份中并没有种族这一说；但当我在美国降落置身于白皮肤深目的白种人之间，我发现了我的黄皮肤，或者说我皮肤的黄色开始对我自身有了意义。难道这一黄一白之间只具有颜色上的差异吗？不是，黄白显示着出生地的不同――中与美，而中与美在国际间的等级地位是不同的，甚至这黄白还表示我和他们呼吸的空气的质量是不同的（密歇根空气的清洁给我印象颇深），以及空气质量不同背后的国际工业的分布。所以边界的跨越意义重大，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主体身份。也正因为如此，跨越边界的行为――travel（旅行），跨越的状态――游牧（nomadism），移民（migration），跨越的人们――移民（immigrant），游移的主体性（migratory subjectivity）、游牧的主体性（nomadic subjectivity）成为后现代女权主义中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不仅指地理意义上的迁徙，还指人们在不同文化、不同群体、不同身份之间的穿行，以及这些穿行对人们主体身份的构建与影响。

Diaspora（离乡背井的人、流民）就是移民中的一种，准确地是指源自唯一一个地理区域但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比如起源于圣经中所称的“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但后来被迫离开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起源于非洲大陆、但现在分布世界各地的黑人。以许多生活在美国的黑人为例，说她们与他们是黑人吗？但她们他们已经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说她们他们是第三世界吗？从国籍上看，她们他们已是第一世界的美国，但黑皮肤的她们与他们难道不同时也被视为是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吗？所以，移民、流民、游牧、旅行、游移的主体性等概念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在于它们有助于我们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式思维、僵化的等级制和僵化固定的主体身份等。

５、Difference（差异）差异是女权主义一直关注的话题之一。可以说，妇女解放和女权主义研究的兴起原因之一，就是有人看到男女生存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而且妇女的境遇普遍差于男子。所以人们用“父权制或男权制社会”来概括这种差异，研究为什么男女之间会有种种差异。研究成果之一是发现，男权制为自己正名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男女生理天然不同，所以社会根据男女生理分别赋予了相应角色，并给予相应报酬与地位。女权主义反驳说，不对，不是sex生理上的差异导致妇女地位的低下，而是男权社会误用、盗用、夸大、歪曲男女在sex上的区别，并以男人为中心、准绳，用并不具有价值高下的sex人为地塑造出男权社会的gender。因此，sex/gender的二元区分是早期女权主义打破男权制的一个有力的分析范畴，但同时也创造出了新的二元对立。而且随着女权主义和其它学派对sex、身体的认识越来越多，sex再也不是天然透明的了，所以在sex/gender的二元区分中，gender所占的地盘越来越大，发展到现在，这个二元对立逐渐打破。

早期的sex/gender是针对男女差异而言，但问题是妇女之间就没有差异吗？所以黑人女权主义最先反对父权制概念的独霸天下，指出对黑人妇女而言，种族、阶级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性别。同性恋们也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对她/他们而言，性倾向的影响更大于性别。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也认为国家、经济制度对妇女的影响并不亚于性别。因此，差异多元化了，性别、阶级、种族、族裔、国家、经济制度、性倾向、健康程度等（美国女权主义中专门有人研究残疾人。在美国公共卫生间的标志上，有女人头或hers、男人头或his，还有一个是画着一个坐在轮椅里的残疾人，而且从图象上看不出性别，用代词指示则是theirs。中国极少有这样的公共卫生间，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美差异反映了什么？呆会大家不妨讨论一下。）都成为分析人们生存状况的重要维度。但这些差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所有的人的意义都相同吗？显然不是。所以，目前对差异研究的一个方法是问：什么情况下，什么差异会被意识且强调？它是如何构建的？对人们的主体意识、自我身份、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比如，在公共卫生间的使用上性别区分比较严格的，但为什么当残疾人使用时，性别这个差异就不再被强调，而是强调身体状况？再比如，许多男人当众提裤子甚至小解都毫不难为情，但有哪个女人敢当众提裤子？所以在当众提裤子方面的性别规范是很严格的。但杜老师就曾被人要求当众提裤子，理由是“都那么大年纪了，还怕什么？”，而且说话者是一个年轻姑娘。所以，在这位年轻姑娘眼里，杜老师（女）已经不再有性别意义，只是一个老年人了，而且这个“那么大年纪”应读作“你已没有性吸引力，不值得男人看你提裤子了”。因此，哪种差异被强调，又被赋予了什么涵意与色彩，是因人因情境而不同的。
6、Discourse （话语）、语言(language)：在汉语里理解这两个词，有时易发生混淆。话语与语言都构建着意义、社会、“现实”、“真实”以及我们对自身、他人的知觉，但前者内涵要宽泛一些，按照福柯的定义来说，“discourse as the group of statements that belong to a single system of formation”（话语是形成某一制度的一组陈述）。但我觉得这句话太简略，没有包括他在《监禁与惩罚》或《疯狂史》中所阐述的“话语”之意。事实上，福柯的话语不但包括那些“纯语言”，而且包括这些言语形成的方式、制度、效果和被言说的方式。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话语为例，这套话语不但包括他的那些术语――阉割情结、阳具羡慕、潜意识等，而且包括他如何在临床实践、教学科研、组建协会、培养信徒继承者中发明、阐释、推广他的一套理论，包括未被理论明确阐释的、他本人也未经思考或注意就继承下来的观念与做法等，如女性就比男性要性淡漠，自己抚摸自己的性器官是病态的且需要医治，成功的性生活以男人的射精为标志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话语在女性性欲望方面的效果之一是：女性的性欲望必须指向男人的阴茎。
当然也有学者称自己的研究是语言研究而不冠名以话语研究，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当我们研究语言，比如词汇的变化时，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思想风潮、制度变迁等。如汉语中的“她”字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创造出来的。在“她”产生以前，汉语中只有“他”这唯一的第三人称代词（“伊”字只在吴方言中使用），顺顺当当地用了几千年。那为什么1920s就有创造阴性第三人称代词的需要了呢？刘禾认为，这与当时有着she/her等代词（抱歉，因只了解英语，所以没有列出其它欧洲语种中的阴性第三人称代词）的欧洲语言的传入有关。当时的欧洲语言凭借欧洲的强势取得了优越于汉语的地位，所以它们就成为改造汉语的标准。那欧洲为什么能优越于中国，显然与欧洲列强的强大和当时中国的衰微有直接关系。还有刘禾没说，但我认为也与“她”的出炉有关的原因，比如女权思想的传入、中国男性精英对妇女解放的提倡、女性意识的觉醒等。有着尚古崇祖传统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愿意改动祖宗传下来的文字，显然也与当时疑古、变革的风气有关。因此，我觉得语言与话语的关系，有点类似sex 与gender的关系，都是后者在渐渐侵蚀、包容前者
和话语、语言关系密切的另外一个词是Translation（翻译）。女权主义对翻译的研究兴起于八十年代，也是当今学术界语言学转向的一个产物。主要研究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如何对应、两种文化和语言间的不可通约性、翻译的过程包括学术的旅行、学术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关系、输入国的历史情境等。比如，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就是研究翻译的一本很棒的书

7、Emotional work（情绪性的工作）、Caring work（照顾）：指那些以令人赏心悦目的外表、亲切的话语、微笑和殷勤细致周到为特色的服务性工作，如空中小姐、售货员、护士等。这类女性的传统职业，不仅要求她们付出智力、体力，而且要求她们用根据主流审美标准制造的女性“应有”的容貌、身体、心理、言语去照顾取悦顾客，以创造当时和以后的营业收入。除以上付酬的情绪性、照顾性工作，绝大多数的母亲、妻子、女朋友、女同事甚至女上司都不得不免费为男人提供情绪慰籍、体贴照顾等。所有这些情绪性工作、照顾性工作，不但构建、巩固着传统的性别分工、性别规范、女性形象，而且造成了女性与自身的疏离、异化：因为即使心中非常愤怒，空中小姐们也必须面带微笑；而那些整天整年忙于照顾丈夫孩子的主妇偶尔也会迷茫：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8、Equality（平等）：是女权主义中的又一个不断深化的概念。在第一波女权主义中，女权主义者们似乎是在追求男女平等，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她们更多追求的是“相同”（the same, sameness）：与男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工作权、投票权、继承财产权等。在那时，妇女解放的标准是男人。所以，Wollstonecraft会寄希望于技术，认为当生育不用女人承担的时候，妇女才会解放，她这一希望的参照物就是不用怀胎十月的男人。这种化名“平等”的“相同”的陷阱还体现在一个司空见惯的伪悖论――平等Vs差异中：既然男女是有差异的，那二者就不可能是平等的。这一悖论的错误在于，１、差异并不导致不平等，而是人们赋予差异的价值高下导致了不平等；２、有差异并非不能平等，而是不能相同。正如琼?斯科特所说，“平等并不是消除差异，差异也并不排除平等。”

但应该注意的是，追求男女平等错了吗？也不能这样一概而论。当人们对是差异导致不平等，还是人为赋予差异的价值高下导致不平等认识不深入或不广泛的时候，追求男女平等的确可以赋予妇女解放以合法性，争取同情，并改善妇女的境遇。以中国男女平等的国策为例，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男女平等就是革命目标之一。但直到八十年后的今天，男女平等仍然是有待于实现的目标，而且执政党和政府对妇女解放的认识也仍停留于“男女平等”的起点上。所以，当中国政府满怀自豪地宣称“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时，我是很不满意的。但转念一想，当中国对妇女解放的官方意识形态仍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时候，我不能指望很多，毕竟这项基本国策还为中国的妇女学研究与实践留下了一块有条条框框的空间和一定的合法性。所以，就我个人而言，男女相同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不是我的理想，但是我的策略。

9、Essentialism（本质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主义或信条，某种事物之所以是某种事物，就是因为它拥有某种本质或恒定不变的特性。比如，在父权制这个范畴盛行一时的时候，女权主义中出现了“姐妹情谊是全球的”这句口号。这一信念即有本质主义的嫌疑，因为这句口号认为，只要是妇女，就一定受到父权制的压迫，就一定是患难姐妹。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妇女在所有的时候、所有的情况下都会受到父权制的压迫；而且，即使都受到父权制的压迫，也不一定就会姐妹情深，例如，同样遭受父权制压迫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妇女和工人阶级妇女，彼此之间就没有产生姐妹情深，因为她们之间的阶级对抗更尖锐。所以，我觉得本质主义的错误在于：１、简单化，只看到一种原因或情况而忽略其它；２、以为有恒定不变的本质，没有看到社会及我们对社会与自身的知觉是由语言、话语、文本等构建的，是变化的、流动的、多重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另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就有本质主义的倾向。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我们要发现真理。言外之意是，真理就象睡美人一样，静静地躺在密林深处，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但睡美人不是天生的和固定不变的，她从出生时不分性别的“它”到长成一个符合当时审美标准的美人，要经过不停的社会化，才能使由它变她，长成一个各方面都符合当时美人标准的女人。所以睡美人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构造的。而且王子真的“发现”了她吗？也不是，那是作者的创造，而且是作者根据当时性别模式进行的文学创造与再现。所以，真理就和睡美人一样，不是发现的，而是创造的、构建的。用福柯的话讲，就是“真理是话语的一种效果”。

在国内的妇女学界，也有一个方法或口号需要防范本质主义的倾向，那就是本土化在我看来，目前国内妇女学本土化似乎有四种，第一种是强调要将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中国化；第二种是强调研究中国的问题；第三种是强调用中国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第四种是在中国语境下研究问题。第一种提法我觉得有点多余。因为我们对于任何国外的观点、理论，从挑选、翻译到理解、运用，实际每一步都在中国化着。比如我们对gender概念的引进，是因为它正好符合国内刚刚起步的妇女学的需要，它帮助我们将妇女从阶级这个大一统的范畴中独立出来。对它的翻译，前后出现了“有性人”、“性别”、“社会性别”等若干种，每一种译法都是我们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提出的，不管这些汉字是否与gender对应，都是我们中国人对其的理解和创造。至于gender视角与方法的运用，那更是我们中国人在中国的运用。当然，中国人在中国的运用也未必就是中国化，也可能是死搬教条。但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为什么某个人或某些人会犯教条主义？这是不是与国内的教育方式、学术氛围、思想传统、意识形态有关？当然也和她或他的个人因素相关，但个人因素的形成能脱离大环境吗？所以，我认为，即使出现了死搬教条，那也是中国化的一种。

第二种本土化主张研究中国的问题，我的疑问是：什么是中国的问题。中国职业妇女家里家外的双肩挑算中国的问题，那女同性恋算不算中国问题呢？也许在这种本土化看来，这是中国理论学界如李银河等人对国外妇女学的跟风，是用外国理论创造出的中国问题。理论的确可能产生这种效应，但中国的女同性恋现象也并非是空穴来风。且不说清朝末年，江南等家庭、作坊丝织业兴盛的地区的确出现过女同性恋者并形成一定规模――自梳会、金兰契姐妹，和现实生活中尚隐形的女同性恋、异性恋者中的同性恋倾向，对中国女同性恋的研究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分析异性恋、异性恋制度、人们的欲望形式与投射对象到底是如何构建的，如果我们不思考同性恋的话，很可能我们仍视异性恋为自然透明的。所以，女同性恋研究是从国外引进的，但女同性恋问题是中国本身就有的，只不过这一现象或问题一直处于地下，或不属于知识范围。总之，在我了解的国外妇女学的研究范围来看，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是我们中国没有的。反过来，似乎是中国独有的那些问题，如城乡差别、工人阶级地位的衰落等问题国外也有，如印度的城乡差别、俄罗斯工人地位的下降等。
第三种本土化――用中国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是我不同意的。刚才对所谓的中国问题已经讨论过了，现在着重讨论一下什么是中国理论。异性恋霸权这个概念当然是泊来品，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外来的吗？可能有人会说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就是中国理论，但如果没有他在国内学的民族志的基础、如果没有去英国学了几年的学术――人类学，他能提出这个理论吗？而且我们知道，民族志、人类学都是在西方兴起并发展壮大的。另外，我看过一些费孝通的作品，里面经常用到现代化、企业

经济、阶级、阶层、生产力等词语，而且今天的中国人又有谁能不用这些语汇呢？因为这些词语已经成为构建我们自己与社会所须臾不可离的了。但据刘禾考证，这些词语在汉语中的出现不会超过两百年。在她的著作《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中，她指出现代汉语语汇的六种来源：１、十九世纪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创造，如空气、大脑、日报、文学、管理、主权（文学与主权两词在古汉语中也曾出现，但意思与现代汉语不同，如主权在古汉语中并非一个词，而是一个动宾词组，主持权力的意思）等。２、日语用汉字来翻译欧洲语言时所创造的。如，抽象、广告、理想、意识形态、民族、国粹、客观、主观、政党、原理等。３、日语用汉字直接创造的，如场合、调制、服务、派出所、化妆、距离、内容、联想、宗教等。４、日语借用古汉语中出现过的一些复合词来翻译欧洲语言，但这些词的新意与原意大不相同，后来，这些日语改造过的汉语词汇又回到汉语中。如绝对、文明、阶级、主义、封建、知识、革命、科学等。５、来自日语的前缀后缀等，如反－（反革命）、－阶级（无产阶级）、－时代（铁器时代）、－感（敏感）、－主义（共产主义）、－化（现代化）、－的（必然的）、－力（生产力）等。６、来自英、法、德、俄的汉译音词，如安琪尔、芭蕾、酒吧、布尔什维克、列宁等。可以发现，上面所列语汇都是属于汉语核心词汇的，所以在看了她的书后，我非常惊讶，原来我们的现代汉语是如此之新，才不过区区两百年！而且我们的语言是那么的来路复杂，那么基本的词语原来都是外国人对汉语的加工与创造！语言尚且如此，那么理论呢？进化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生产力理论、市场经济、阶级斗争理论等等无不从西方泊来。而且据刘禾考证与研究，国学、国粹等也是在二十世纪前后的论辩中构建起来的。所以，她的书让我彻底解构了所谓的“中国理论”。

前三种本土化都否定了，那我比较赞成的也就是第四种了――在中国语境下研究问题。这一原则是出自杜老师的一篇文章《妇女研究的历史语境：父权制、现代性和性别关系》的题目。我赞成这一原则的理由如下：１、这种本土化没有将中国和中语境固定化，而且“语境”一词已表露出话语、知识、社会的构建性、流动性；２、对问题的界定也没有前缀“中国”二字，没有想当然或夸张地认为中国问题独一无二。但我之所以强调就本土化问题上，我赞成杜老师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因为杜老师的文章内容虽然谈到在研究中国性别状况时要注意经与权，但毕竟还是一篇经验分析，而非重点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论述本土化。所以，到底如何在中国语境下研究问题，我还是很不清楚。

以上是我对本土化问题的非常不成熟的一些看法，如果我以后专门做些思考和研究后，我上文所谈的具体观点很可能会变化，但有一点我是会坚持的，那就是对本土化质疑：什么是本土化，为什么会提出本土化，是谁在提倡，本土化什么，如何本土化，本土化的效果是什么，学术输出国和学术输入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学术如何旅行，本土化与全球化、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民族主义之间如何交叉等等诸多问题。

再回到本质主义，尽管因为本质主义对所谓本质的基要化、自然化、透明化、非历史化而遭到大家的批评和摒弃，但形形色色的本质主义还是不断出现。如六七十年代对sex/gender的二元划分，就将sex本质化了；就连较新的概念――差异，如果一味强调或夸大差异，而看不到有条件的联盟和团结，那实际上也是将差异本质化了。那么，对sex/gender和差异的强调就没有意义了吗？不能如此一概而论，因为对这些所谓“本质”的强调会因时因地而意义不同。如sex/gender的二元划分对为男权中心正名的“生理即命运”就非常具有挑战力。因此，我不欢迎无条件的本质主义，但是欢迎“策略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
说到策略，不妨再介绍两个女权主义理论研究的小策略：Appropriation（挪用）、 Raid（搜捕）。“挪用”在马克思理论中是指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对为其打工者劳动果实的挪用；作为女权主义学术的小策略之一，是指女权主义学术对其它学术成果的拿来主义，但这个拿来也要象鲁迅所说的，在拿来前须睁大眼睛，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批判地挪用。Raid也与appropriation类似，但有点临时抱佛脚的意思，我现在急需什么，我就去找。比如，要说明性别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构造的，就去搜捕玛格丽特?米德对太平洋群岛上的三个部落男女气质截然不同的研究。所以，在看到女权主义这两个小伎俩后，感觉女权主义有点象一个目光中闪着几丝狡黠、顽皮而又在认认真真挖墙脚的小巫女。

10、Film theory/Screen theory （电影/荧屏理论）、Voyeurism（窥淫癖）、gaze（凝视）、spectator（观众）/spectatorship（观众资格）：电影/荧屏理论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兴起的一个文化研究的流派。一些女权主义学者将女权主义理论运用其中，研究电影从制作到放映整个过程中的性别关系。Voyeurism（窥淫癖）、gaze（凝视）、spectator（观众）/spectatorship（观众资格）是其中的几个关键词。窥淫癖这个词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借用来的，被女权主义用来指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男人当作性客体、客体、他者来看，包括不明显出现男性观看者，但其视角、叙述角度显然是男性的电影、文学作品、广告等，如国内的电影《苏州河》和小说《废都》。所以我觉得，汉语将voyeurism译作窥淫癖，有些窄化了它的涵意，因为这种男性对女性的窥探不仅仅是为了性，而且也不限于男性对女性的观看，如有人将人类学家在殖民时代对原始部落的研究就称为是一种“发达”国家、“发达”文明对“落后”、“原始”、“他者”的窥探。另外，如果说所有男性对女性的观看都是窥淫的话，那难道没有非窥淫的男看女方式吗？女性观众又如何看待荧屏上的女性呢？所以spectator（观众）/spectatorship（观众资格）等理论发展起来，以图更有力地解释看与被看。

11、Gender性别或社会性别：这个词大家已经非常熟悉，而且也是我们做研究的一个基本视角，所以下面只介绍一点我对它的新了解。我最初看到这个词，是在盖尔?卢宾的《女人交易》中，在那篇文章中，她提出sex/gender system（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所以我就以为对sex/gedner是她最先提出来的。到美国看了一些文章后，才知道其实这个二分法是由心理学家Robert Stoller在1968年提出来的。他（？）是在与female、male和 femininity、 masculinity对照的意义上提出这个二分法的。

上文已经提到，在sex 与gender中，前者的范围在缩小，英语将gender的扩张与涵盖、sex的缩小与窄化这一现象称为the withering away of sex（枯萎的性）。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们发现许多原以为是浑然天成的sex其实都是人类文化建构的。二是学术界自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以来的“语言学转向”。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事物与语言是一一对应的，这种对应关系稳定、自然、透明。但语言结构学家发现，事物与语言之间，如tree和树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人们的一种协议。Sex 与gender也是如此，二者并非对应，所以许多属gender的东西并没有sex在其中作基础或核。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sex的式微就可以理解了。

12、Identity （身份）、identification（身份认同）、identity politics（身份政治）：身份是一个“我是谁”的判断，而身份认同则指某一身份的形成和接受过程，身份政治是指基于某个身份而采取的政治立场与行动。以同性恋者为例，如果有人说：我是个同性恋。那么同性恋是她或他的身份之一，而她或他能说出这句话，那她或他就已经经过了“我是个同性恋者”这样一个身份认同过程：在同性恋被认为是社会禁忌的环境下，发现自己的欲望对象是同性，她或他可能会因之困惑、自觉病态，对自己的这一“毛病”三缄其口。但当她或他偶尔发现为同性恋正名的书或人后，她或他可能会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并非孤立无援。如果进一步接纳了自己的性倾向并去污名化或自我评反后，她或他可能会坦然地向自己或朋友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当她或他加入同性恋协会，并组织同性恋游行、出版同性恋杂志时，那她或他就已经在同性恋的身份基础上采取政治行动了。之所以身份会有这样一个由己外推的过程，是因为身份认同包含三个层次：自我认同、团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三个认同相互影响，相互支持。比如文革时期同性恋被医学列为是精神病的一种，社会上对同性恋都是一片喊打，并受到单位制的严密监控与惩罚，那时同性恋的自我认同就很困难。在八十年代以后，许多禁区都有所松动、为同性恋去污名的理论也从国外引进并成为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后，许多有同性倾向的人才有可能自我认同。

其实，身份、身份认同和身份政治并不是只发生在同性恋这样一个边缘群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终身经历着这三种经验。比如，我们在座的各位现在都认同自己是女人，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份，但这个身份绝不是生而就有的，而是从小就被医生、父母、邻居、老师各色人等通过各种无孔不入的手段建构的。身份认同是个终身的过程，但如果硬要找一个“我是女人”这一身份认同形成的标志的话，我想，当我们在填表时，在性别那一栏不假思索地写上“女”字的时候，我们就自我认定是个女人了。但什么人是女人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我是女人”也就在不停地变。在女人味还没有盛行时，对女人容貌还可能只是笼统的浓眉大眼或眉清目秀、身材苗条就可以了，但现在对女人形体的要求是高、严、精，具体到乳房大小、形状都要符合当代标准。“做女人挺好”，如果你不幸不挺呢？那你就是挺不好的女人了。你还是女人吗？勉强算吧，但你只已被当今的女人味认同为“是挺不好的女人”了。不管你对你是挺不好的女人这一身份是欣然接受、自暴自弃，还是奋起反驳或去做丰胸手术，都是你在接受这一身份基础上采取的政治行动，即身份政治。
这三个词汇对我们的帮助在于，使我们理解人的身份是多重的，不同身份在不同的情境下的重要性或意义不同，身份的建构是终身的，各个身份之间可能协调，但也可能矛盾。比如，当一个遭受丈夫暴力多年的妇女就是不肯离婚时，我们可能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如果我们能明白，她是宁可接受受虐妻子的身份，也无法接受离婚女人的身份时，我们就可能理解，那是她的身份政治。
在美国，运用身份政治最为成功的可能要数同性恋们。她们/他们的声势很大，组建了同性恋社区、同性恋经济等。但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因为她们/他们是以性、性倾向为身份基石的，所以性身份成为她们/他们最重要的身份。但问题是人的身份是多重的、变化的，不同的身份会在不同情境下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所以她们/他们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以同性恋为最重要的身份。但一旦成为同性恋社区中的成员，一旦给自己贴上同性恋的标签，社区内外的人们可能就会以同性恋要求和对待她们/他们。这样，同性恋就成为她们/他们身份中僵硬的、不可变通的、甚至是唯一的身份，这显然会束缚她们/他们。所以，从同性恋研究中脱身出来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主张流动的性，反对将性本质化，并希望将性从性别中分离出来。

13、Marxist Feminism（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Socialist Feminism（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Materialist Feminism（唯物主义女权主义）和French Materialist Feminism（法国唯物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都运用马克思理论。但前者似乎更喜欢马克思的理论中的劳动理论，而且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由此提出了双系统论。这一流派扩展了马克思的劳动范畴，将妇女的家务劳动、生养育等都纳入劳动。后者除马克思理论外，还尤其看重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因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对两性关系、家务劳动都非常关注，并积极试验。

上述两派都属于唯物主义女权主义，因为她们都认为物质是存在的基础。法国唯物女权主义也认为物质是存在的基础，只不过这一派认为的物质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的劳动外，还包括性化的身体。另外，这一派也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身体/思想两分法。除了这三派外，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还包括一派正在形成的主义。这正在形成的一派也认为身体是存在的基础，但不同意身体与思想的两分法，认为二者之间不能分开。

14、Modernity（现代性）：现代性是指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历史和性质。关于什么时候是现代，什么是现代性目前存在争议，但一般的分期是从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至于它的特征，我想我们中的很多人是从后现代对它的批判中看到的，如线性历史、宏大叙事、价值中立、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殖民主义、实证主义、二元对立等。我也是如此，所以尽管我在学习社会学期间读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其实是肯定欧洲国家的理性化的），但我对现代性的认识和对裹脚的认识一样，是从反面开始的。所以，尽管我现在仍觉得对现代性的大部分批判都有道理，但我想，这会不会因为我只看到一种现代性？所以，是否有其它的构建、其它版本的现代性是什么样的，我会一直反思的。
Modernization（现代化）：是实现现代性的过程，即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理性化等。可以看出，这些现代化的关键词都是根据西欧国家的发展历程而定的。而且现代化的道路、目标和伟大意义都借助于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所谓传统国家的自觉落后和奋起直追而推广开来。所以，在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国策的今天，我们是否应对现代化警觉和反思呢？

Modernism （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一种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相并列的艺术风格，具体派别包括印象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出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建筑、文学等艺术形式中。据说它的特征之一是拒绝，即拒绝价值与利益涉入美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以说是现代性中的价值中立在美学中的表现了。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在介绍后现代主义之前，先介绍一下这个“后”字。一般有两种意义。一是表否定，即批判和拒绝现代主义；二是表连续，是对现代主义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很笼统的范畴，大致可分成postmodernism（狭义上的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ty（后现代性）和 postmodern（后现代的）三块。狭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就美学而言的，出现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的建筑、文学、视学艺术等领域。具体的艺术流派有通俗艺术、电影文化、即兴表演、摇滚音乐等，推崇多元性、雅俗共赏、模仿戏谑等。后现代性是指后现代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性与表现。它的发韧以丹尼尔?贝尔发表于1976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为标志，他指出，后现代社会已经由以生产为导向转向已消费为导向。博德里拉（Baudrillard）指出，文化及其表现与再生产已经取代了经济的基础地位，要研究社会，就必须研究符号、编码和语言，而且形象与现实之间已远非一一对应。哈维（David Harvey）指出，由于通讯等造成的时空压缩，已经使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生产由集中变为分散。德里达则指出，那种一条或几条规律贯穿始终的线性历史、单一的宏大叙事已经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断裂的、复数的的历史和局部的、地方的叙事。“后现代的”则主要是指在理论创作中包括研究思路、写作方式、学科分野等方面对现代性原则的运用，是挑战传统学术的“没有规矩的工作”。

Structuralism（结构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但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杜尔凯姆、齐美尔等人。而且，二元对立的早期说法就是由杜尔凯姆和他的弟子之一――赫兹提出来的，后来成为语言结构大师索绪尔的一个关键概念。六十年代以后，结构主义非常兴盛，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中的各种结构主义纷纷出现。结构主义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仍然追求结构，即希望破译人类行为，找出表象下的深层规则。二是语言学转向，强调符号、语言的生成性，和符号、语言对主体性的建构。结构主义的特点也体现在同期出现的女权主义思潮中，如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就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并列，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和父权制融合的双系统论。到了七十年代，随着结构主义缺陷的暴露，它的势头和影响消退。结构主义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对结构的强调，它认为，无论是人的语言、心理还是群体或社会，在它们的种种表象下，都有一个稳定的（稳定度随各派结构主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结构，这个结构决定着人类的种种活动。因此，结构主义普遍被人诟病的是它的本质（深度）决定表象、结构僵硬、非历史性等特点。

Poststructuralism（后结构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德里达1966年的论文《结构、符号、话语中的人类科学所做的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中。他批评结构主义仍坚持表象/深层的二分法，而忘记了所谓结构、规则也是隐喻性的，虽然结构主义重视语言、符号的生成性，但仍将它们限制在结构之中。因此，后结构主义尽管继承了结构主义中的语言学转向，但抛弃了结构主义所追求的结构，而是从不同方向解构、分析着文本、符号、知识、权力、主体等范畴。

15、Nationalism（国族主义）：国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之一。十九世纪，捷克、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要求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并逐渐在民族――国家――人民之间划上等号，国族也成为人们最重要的身份之一。尤其是当国家危亡时，国族主义总会用来动员民众、塑造国家、民族和爱国主义。比如，我们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国这两个概念就是鸦片战争以来时局动荡的产物。所以，和现代汉语（刘禾所考证的）一样，中华民族和中国的产生都不过两百年，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同样，妇女与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建构的。所以我很赞同沃尔夫?弗吉尼亚的话“作为妇女，我没有国家；作为妇女，我不要国家”中所表现出的反思、质疑与批判，也很不喜欢“你还是中国人吗”这句话所体现出的国族主义那种不由分说的霸权，因为虽然我是中国公民（这是我的出身，而非我的选择），但我实在不知道我是不是责难者所定义的那种中国人。

　　　　　　　　　　　　　　　　　　　　　　　2003年1月

leon

好长，慢慢看吧。

饥饿的石头

打印了，慢慢看。谢~~逃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