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够逊的！

门兴格拉德巴赫

保卫三联书店/中国青年报



　 一家出版社的出版行为和人事安排成为事件，成为中国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一些民营书店联袂干预一家公家出版社的经营和人事，都是破天荒的事情。“三联书店事件”涉及到了如何维护公共文化品牌、文化生产的标准和道德底线等重大问题，以期读者关注———

　 民营书店对三联负责人说“不”

　 “三联书店事态的发展，使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

　 4月30日，中国42家民营书店联名递呈了“致北京三联书店暨中国出版集团的公开信”。

　 公开信写道：“近期各界盛传‘内争’情状，主要为政者取财无道、任人唯亲、嫉贤妒能、恣意妄为，使三联七十余年之基业，有堕隳之虞，宇内一片哗然，我等亦深感痛切。我辈虽以贾书为业，然亦颇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私意与三联休戚一体，唇亡齿寒，敢不直言以告？”

　 这是中国民营书店第一次联合起来，对一家国有出版社的负责人说“不”。

　 公开信的发起单位是北京万圣书园、上海季风书园、广州学而优书店和贵州西西弗书店等中国4家著名的民营人文书店。

　 万圣书园董事长刘苏里对记者说：“之所以写公开信，原因有三：一是对三联个别领导的行为感到愤怒，他制造垃圾式的教参教辅书，买卖书号，一号二刊，包括打击三联内部的不同意见；二是支持三联书店内部的14名中层干部向中国出版集团等上级部门的举报信。同时也支持老出版家范用等老同志的上书。

　 “三联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这样持续下去的话，首先要影响我们的销售，我们是人文书店，三联是我们最大的供应者。另外，我们热爱三联，我们是三联二十多年来的忠实读者。“最早是我们四家书店想做一个公开的表态，用公开信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的关切和忧虑。后来全国其他一些民营人文书店知道后，纷纷表示要加入进来，于是有国林风书店、风入松书店、席殊书屋、当当网上书店、四川弘文书局、上海新天地新书总汇、长春学人书店、南京世纪书店、青岛汉京书店等42家书店联名。这四十多家全国民营分销商占三联销售额的40％左右，其中主力部队既是中国社科文化类图书的主要分销商，也是三联书店的主力分销商。

　 “大家觉得要发出一种共同的声音，不能任由一个著名的出版社因为区区一个人而毁于一旦。”

　 公开信发起人之一、上海季风书园董事长严搏非给本报打来长途电话说：“我们民营人文书店的宗旨是‘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这是因为我们在做书店不久后就认识到，书店其实并不仅是在卖书，也卖文化、思想和言论。这意味着卖书是一件有立场的事情，你在做商业的同时，也在表达着你的社会关怀和文化的批判。所以，对出版商和出版物，选择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件必然的事情。三联书店几十年来已成为进步的精神和文化的重要标志。我们不希望看到她被庸俗化，不希望看到她丧失灵魂，这是我们参与发起这封信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商业上的，三联长期坚持进步的、有价值的文化出版，正是我们商业利益中最稳定有效的构成部分。”

　 他们开始并不想把信公诸于社会。“4月30日，我们递给了三联书店党委书记及其上级中国出版集团，希望能给我们一个回音。到今天，二十多天过去了，我们不能再等了，决定公开我们的信。”刘苏里说。

　 本报得到了独家发表公开信的授权。

　 “它是官本位用人体制与人文老店的冲突”

　 三联怎么了？记者针对民营书店公开信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调查。

　 今年以来，三联内部已经发生多起上告、公开信事件，计有“三联14位中层干部给上级领导的举报信”，范用等10位30年代参加三联工作的“三联书店部分在京离休老干部”致上级领导机关的信，袁信之等7位三四十代参加三联工作的“部分在沪离休干部”致上级领导机关的信。

　 三联的一位资深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这次事件是三联书店七十多年的历史中所没有过的。它是官本位用人体制与人文老店的冲突，是一切向钱看与温良典雅的老店传统的冲突，是现在社会上各种歪门邪道与还保持着老文化人宽容善良的三联人的冲突……总之，这是各种矛盾缠结的大爆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书店”）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它的前身是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先辈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李公朴、艾思奇、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在上海创立的三家书店，即成立于1932年的生活书店、1935年的新知识书店和1936年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三四十年代，它们都是著名的进步书店。1948年10月，三家书店在香港组合而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起，三联书店一度与人民出版社合并。1986年1月起，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成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直属的综合性出版社。三联书店以出版高品位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译著图书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牌，并受到读书界的广泛尊敬。

　 举报信和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他（三联主要领导）把自己在武汉测绘学院和中国地图出版社就认识的旧班底都弄到三联，在讨论调入时又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们。这些人有的是被原单位处分清退、有的是无业……让这些人霸住各方重要岗位。“这位学测绘的人无力胜任三联领导的角色。他总结出的三联图书传统，一是地图，一是教材，一是文学，令闻者瞠目结舌。

　 “他对重大选题没有判断把握能力，常年难得在编辑大厅露一面，无法和普通编辑进行业务对话。“一纸承包合同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竟将《读书》和《竞争力》两份重要刊物一起卖给了自己的老乡……又将《爱乐》主编撤离，《爱乐》已停刊两个月……那本《读书·中国公务员》明显充斥着拼凑和卖版面的文章。

　 “他一共来了一年多，共卖了108个书号，涉及全国六七个省市。

　 “他到任才一年多，已出教材教辅200多种，这里面有许多一个人的暗箱操作，编印发的体外循环（从稿子的选择到合约的签订，全都保密。书稿来路不明，印刷发行都是他一人操控，副总编、编辑部毫不知情），出的教材错误百出……“将地图出版社刚拿到的七市教材协议悄悄转到三联，但三联只拿到了出卖书号的3％的钱，又不终审。垫付了印刷费，却没有发行权。以一个在海淀北洼路的假三联书店发行部去征订收款。”

　 令读书界痛心疾首的是，市面上流行的《中国公务员》杂志竟用了《读书》的刊号发行。记者看到，《中国公务员》版权页上，除了广告许可证号不同外，国内和国际标准刊号、国内邮发代号、条形码号与《读书》一模一样。

　 《读书》是什么刊物？曾几何时，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三联书店主要领导人的行为引起了公愤，并引发了中国文化界“保卫三联”的行动。

　 最近，杨绛、陈乐民、许纪霖、葛兆光、陈平原、资中筠、邵燕祥等作家、学者知道三联书店的困境后，都在很短的时间里不约而同地写回忆老“三联”的文章，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焦虑和期待，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影射三联现状。

　 “一种东西已经深植于他们的灵魂中，不容亵渎”

　 刘苏里分析说：“三联这位领导实际得罪了一个大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是由学者、官员、专家、教授、教师、媒体工作者、国家工作人员、白领、人文爱好者等人组成的，是一个无意识的集合体。这些人的成长期、健壮期都曾受惠于三联的人文精神。他们与三联的生产者一起推进、发展了三联的传统。一种东西已经深植于他们的灵魂中，不容亵渎。不管是什么阶层的，只要身处这个‘利益集团’，就一定会捍卫三联的。你可以毁地图出版社，可以毁别的什么社，但你毁三联就不行。”

　 三联书店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出版集团正在对举报信、公开信的内容进行广泛调查。

　 4月5日至4月30日，三联书店针对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开了7次社委会“专题会议”。集团领导和其他调查组成员先后参加了专题会。

　 专题会就“教材教辅的出版问题”、“《人才·财富》、《中国公务员》的出版”、“用人问题”、“三联品牌和发展思路”、“合资公司及店内管理问题”五大问题展开辩论。

　 专题会议进一步核实了举报信、公开信涉及的内容。

　 在专题会议上，绝大多数社委坚决反对主要领导人的一些做法，认为三联书店出版了大量的教材教辅，出卖《读书》和《竞争力》的刊号办《中国公务员》、《人才·财富》杂志，是对三联书店的品牌、形象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记者约见三联书店主要负责人，遭到拒绝。《读书》的老作者、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张猛目前在研究中国传媒，他总结“三联事件”道：“我总觉得三联书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太适应，他们出的书，有时叫好不叫座，有时又为钱失了身份。有人说那位领导来后，他们每个人的实际收入是增加了，但大家还是感觉不爽，是因为有人拿得更多而心里不痛快呢，还是痛惜这是一个短期行为，哪怕一时收入增加了也感觉不是好事？这是一个大的体制问题，上级领导任命人时，应该知人善用，一个人可能不适合这个有着悠久人文传统的出版社，但到另一个一直亏损的社里可能弄得轰轰烈烈。”（本文图片摄影本报记者陈剑）

　 经销商致北京三联书店暨中国出版集团的公开信

　 三联书店并中国出版集团诸位领导：

　 吾等为三联复立以来最忠诚的经销商，一向感怀于三联之文化大义，十余年来孜孜经销推行，使三联之文化产品，传布四方，培植忠诚读者达百千万之众。吾等视三联所出书刊，为当下书店之支柱，以为无三联不成店；我们亦以传播三联图书为荣，以为三联卓立于中国出版之林，端赖其出品之高雅、思考之深邃，以中国文化建设为己任，有侪辈所不可企及者。

　 近期各界盛传三联“内争”情状，主要为政者取财无道、任人唯亲、嫉贤妒能、恣意妄为，使三联七十余年之基业，有坠隳之虞，宇内一片哗然，我等亦深感痛切。我辈虽以贾书为业，然亦颇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私意与三联休戚一体，唇亡齿寒，敢不直言以告？

　 毁三联者，天下之罪人也。清季以来，中华民族之复兴图强，莫不有赖商务、中华、三联之流砥砺文明、格致良知，虽遭艰厄困顿而薪火不失。尤于“文革”劫后，政府励精图治，有识之士，欲求对话世界，复兴文明，而三联则上下求索，刊布经典，启蒙良知，居功厥伟，天下共知。历十八载，已成我国文明之寄托，天下士林所倚望。然成就三联何其艰难，向为诸公所知；而毁其气血实易如反掌，许在诸公一念之间。恳望诸公深思。

　 任公曰：学术，天下之公器也。三联，亦天下公器也！故为三联之政者当德、才、识兼备。张公元济，邹公韬奋，叶公圣陶，均一时之贤杰，实难骤得。但以四海之大，国中人才之贮，若悉心求访，何难获致贤能之士？若诸公以三联之现状而置若罔闻，致三联弃思想文化如敝履，甘为劣质教辅盗刊之渊薮，是必有负国人之所托，亦难辞青史之所责。恳望诸公再思。

　 顷闻三联十四位贤士，深惧三联传统之割裂，不计个人得失，集体上书，告以所忧，令我等深感钦佩，愿与同心，以护所爱。

　 兹不揣浅陋，特闻上达，望诸公慎思之，明辨之。苟直言苦口，请为天下饮；既执思想之公器，自当为天下而图谋。诸公一念，实当天下之重，我辈谨以此翘首以待！此颂

　 公祺！2004年4月21日

　 联名者：

　 北京万圣书园　上海季风书园　广州学而优书店　贵州西西弗书店　晓枫书屋　当当网上书店　席殊书屋全国连锁店　上海天地新书总汇　深圳兴晨艺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　北京厚博图书发行公司　北京风入松书店　上海鹿鸣书店　重庆精典书店　上海企鹅书店有限公司　南昌青苑书店　上海心平书店　山东致远书店　石家庄春风书店　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　新疆文史书店　山西尔雅图书中心　长春学人书店　哈尔滨精华书店　北京北图书店　北京明燕缘图书发行公司　北京方舟书苑　柳州市志远书店　天津南开书香缘书店　合肥爱知书店　青岛汉京书店　新疆一心书店　广州红枫叶书店　泉州华文图销售公司光合作用书房　湖北社科书店　上海博雅图书有限公司　三联书店南宁分销店　昆明经济书店　西安天德书屋　四川弘文书局　南京世纪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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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zr 于 2004-6-4 11:24:02写道：
    我看《读书》有3年拉，希望它能办出水平。3联办的更好

这条留言挺好的 这条留言不妥当  
  
bookfish 于 2004-6-3 22:33:18写道：
    轩然大波从《读书》开始
     
     《读书》杂志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成为新闻了，直到最近从网上开始流传的一系列文章，使这个有着二十五年历史的经典品牌又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尽管据说上级部门出版集团已经指示，三联员工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以免扩大影响，但出乎意料的是，记者的采访非常顺利，见到的大多数员工哪怕素不相识都乐于对该事件发表意见。毕竟它关乎三联的每一个人，而几乎所有矛盾的焦点都直指现任总经理兼总编辑的汪季贤。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位2002年8月从地图出版社调到三联书店担任一把手的先生，从上任伊始，便有很多大刀阔斧的举动。他的“魄力”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在人事方面进行大范围的调整，波及很多岗位的中层干部，据说有“搬石头、挪位子”的思路；在管理制度方面全面改革，特别是对一向有“阁楼上的疯男女”之称的编辑部门，采取严格的管理制度，除了工作量和效益考核外，要求实行坐班制，并且每天早晨由保安负责打卡；这些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在经营方面全面搞活，最近在员工的一再要求下公布总体帐目，结果发现在2003至2004年间以合作出版的名义卖给其他公司100多个三联书号，而且一号多用，出版了共200多种、数百本教材教辅类书籍，每个书号不到一万五千元，一个有经营工作经验的员工对此很不解，“要卖也不能这样卖呀！依三联的品牌，我一个刊号至少能卖两万五，而且这些刊号是怎么卖出去的，谁都不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一位三联的编辑则非常痛心：“出儿童教辅我不反对，老三联也出过，但你也得注意一下品味质量，把三联的书号卖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公司，也不让我们审稿，你看看那些错别字连篇的东西，误人子弟，丢人啊！”但尽管这样，大家也只是私下发发牢骚而以，因为这些毕竟都是一把手亲自抓的事情。
     
     而最终一切积压的矛盾，当被称作“恶俗”的《读书.中国公务员版》开始发行时，爆发了。其实将原有刊号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版，在业内并不是一个特例，由于我国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出于政治考虑，对于刊号的严格控制，刊号成为一种极有市场价值的“壳资源”，因此充分利用政策空间以改版的形式换取更大的市场效益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行业潜规则。可围绕三联期刊的经营尝试却引来了包括内部在内的轩然大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社委会成员告诉记者：汪季贤最初在社委会上提出，三联要推出“人才与财富”版，主要介绍商界人物，使用的是《三联财经竞争力》的刊号，当时大家勉强同意但提出一些意见比如，“人才与财富”只能用小字印在“三联财经竞争力”下面，而且只能在“三联财经竞争力”的框架下搞试刊，不能和《三联财经竞争力》的品牌并列。结果2003年10月拿到样刊的时候社委会成员都大吃一惊，完全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反映很强烈，但是汪并不理会；汪还提出来要把介绍严肃音乐的《爱乐》杂志改成一本介绍明星和通俗音乐的杂志，由于后来偶然听说一位上级主管领导很喜欢《爱乐》故而作罢；接下来办政府官员的言论、访谈、动态为主要内容的《读书·中国公务员》则其他社委会成员毫不知情，后来连样刊都没有看到，他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些杂志是怎么搞出来的。”
     
     由于另一家公司的参与，使得这些矛盾更加扑朔迷离。香港TOM公司和三联的合资尝试是从董秀玉任总经理时就开始了，由于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直接指导，该合作还在探索阶段，一位参与当时合作的三联书店高层管理人员透露，当时商定的合作原则是不允许TOM公司方面干涉三联的编辑事务，主要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但是让TOM公司方感到意外的是主管部门刚批准，董秀玉就退休了，500万已经投了下去，让他们有些进退两难。为了了解其中的关系，记者联系到了TOM公司与三联书店联系的顾问许志明，许先生告诉记者TOM公司和三联的合作，旨在进一步开拓现有四本杂志的品牌资源。记者询问：这是否意味着用套用读书刊号，出版的“公务员版”，是TOM公司和现在三联高层共同策划的结果？或者说至少默许了这一行为？许志明表示他对这个问题不方便发表意见。
     
     不管是不是汪季贤的单方面决定，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没有预料到，这一系列“改革”当进行到《读书》杂志的时候遭遇到了各方面最为坚决的抵制。在《读书》工作人员尝试过各种沟通方式而未果的情况下，无论是上班刷卡还是裁减编辑的指示，《读书》编辑部都采取“我行我素”的方式，不加理会，而当“公务员版”面世的时候，（最终）所有的矛盾被这个火星点燃了，先是一家文化网站的头条出现了一篇名为《三联书店财迷心窍，知识界痛惜精神家园》的文章，抨击了庸俗化《读书》品牌的行为，网上将“公务员版”形容为一本恶俗的杂志；接着3月25日网上又惊现由十几位三联资深员工署名发表的《三联书店员工致全体三联人的公开信》，披露了关于汪季贤的一些个人信息，引发了对其人格和职业操守的全面质疑，据记者多方了解这些署名者在三联中大多是口碑极好的业务骨干，而且其中有人甚至颇受汪季贤重用。据悉在最近一次的三联中层干部会议上，一个平素沉默寡言有谦谦君子名声的干部，站起来指着鼻子痛斥汪季贤任人为亲的行为，这些事态的发展标志着三联的内部矛盾开始公开化。
     
     谁能忘记那时的《读书》
     
     一位刚退休的三联书店资深编辑告诉记者，“最可怕的是，直到现在汪季贤都在把这件事当作是政治斗争，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甚至连他平时拉拢的对象现在都要反对他。”这也并不奇怪，确实，如果不是一个读书人，恐怕很难理解《读书》在大家心目中的份量有多重，更不会理解为什么一路大刀阔斧的砍下来，恰恰要动《读书》的品牌时，会有一群随和甚至与世无争的人站出来，挺直腰板说“我们不答应！”。
     
     《读书》之所以是《读书》的故事要从我们历史上那个最荒唐的年代讲起。那时三位我国的著名出版家正在干校里被监督劳动，他们号称“陈范集团”，其中有两陈一范，两陈是陈翰伯、陈原，一范是范用，这几位出版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的头衔是“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年逾八旬的范用老先生回忆，就是在下放期间他们几个聚在一起商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有机会咱们还得办杂志。”几个老伙计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78年11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他们就开始筹办《读书》，范老说：“我们都受够了那种全国人民只能读一本毛选的思想禁锢，太痛苦了！”
     
     这样一批老***员虽然历经政治运动的磨难，也懂得策略和自我保护，但骨子里仍然是怀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耿介之士，有着纯正的共产主义理想，那种对民主和自由强烈的向往从未磨灭。拿范老来说，直至今天当谈到当年的出版生涯，豪情胜概尤现于眉宇间，他可以说把一辈子献给了三联书店。范老回忆当时的三联书店团结了一批要求进步的青年，是我党在敌后的重要宣传阵地，其中很多人都是地下党员，但是为了开展工作和对敌斗争的需要，和上级都是单线联系，彼此之间不允许相互打听身份，很多人直到五一年才公开身份，那时老朋友见面打招呼就哈哈大笑“原来你也是***员啊！”范老说，从入党那一天起，他就明白，自己所有的工作不是为了出一本书、办一本杂志，而是为了革命。我问范老，他当时是怎么理解革命的？他不加思索的回答：“追求民主自由，推翻一切专制、愚弄、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
     
     在三位人老心红的老革命和最初唯一的编辑、现已去世的史枚先生的张罗下，1979年四月的《读书》创刊号刚出版就引起了轰动性的社会反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该文至今仍被广为传颂。另外还有几篇杂文也是直指“四人帮”年代极端反动的信息封锁和思想控制，比如“解放内部书”一文抨击了将思想活跃的书藉都视为“内部书”，只允许高级干部阅读，却不允许普通百姓接触的现象；还有“海关这一关”，观点鲜明的批评海关，不允许外国书籍进入中国甚至连韩素音的书都没收的保守行为。据说该文原名叫“海关关书，三尺法何在？”考虑到太尖锐，所以最后修改了标题。
     
     后来《读书》编辑部里又陆续来了一些不拘一格“疯男女”，其中吴彬原来是油漆工人；王炎是39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赵丽雅则是食品厂的卡车司机，范用在晚报上看到了一篇她的文章，于是和她联系，邀请她来参与。他们由于时代原因有的只是小学毕业，但却都对知识和思想有着本能的熱爱，这使得《读书》成为了一个没有门户之见的开放平台。
     
     现在已是的编辑部主任吴彬记忆犹新，第一期要出版时几个老先生为了一个标题一句话，争得拍桌子打板凳，后来拿出一个目录给作为校对员的她看：“小吴，你看这期杂志怎么样？”吴彬说：“不错！”范用不依不饶，“你倒说说不错在什么地方？”吴彬想了想说：“它把读书人想说又没地方说的心里话说出来了。”几个老先生高兴的拍大腿，“说得太对了！”当时已经恢复领导工作担任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常对大家说一句话：“我们永远不要把《读书》办成一个机关刊物。”
     
     所以在那个时候，《读书》就提出要办成一个“以书为载体的思想评论刊物”，为了这个定位，上世纪的《读书》还曾遭受过不少压力。当时上级有人表示：“你们可以介绍书籍，但决不能搞什么思想评论，思想是能随便评论的么？你们又不是《红旗》杂志。”那个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广为传播，但“两个凡是”式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很长一段时间来仍然在以改头换面的方式有很大的市场。比如讨论：“什么是黄色？小说里爱情描写是否等于黄色？这样今天看来很常识性的问题，那时也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此时已经担任执行主编的沈昌文先生谈起那段日子仍然感慨万千。
     
     以下括弧内内容你可以酌情删改{当时在办刊思路上就存在很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办刊物“重在过程，不在结果”，只要能在思想史中留下启蒙的声音，和“左”的思想作坚决斗争，就算作“烈士”也值得。另一种认为需要讲究策略，温和的传播民主自由的进步观念。所以常常为了一篇稿子两方面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结果是两方面妥协的产物。
     
     同时也有一批人在为读书提供默默地保护和支持，沈昌文回忆说有件事他一直到现在都想不明白：“那会儿我们正为检讨过不了关为难的时候，一天我突然受到一封信，上面指名我收，打开一看居然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胡乔木的稿子，而且没有通过办公室，是以个人身份让人从邮局寄的。我马上灵机一动把这篇稿子到处给人看，他们大吃一惊，在这个时候，胡乔木居然给我们投稿，也就不怎么难为我们了，他们大概以为我们在上面很有背景，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胡乔木。”直到有一次会议上胡乔木似乎是顺口说到：“比如《读书》这个杂志，还要办下去，思想评论也不是不能搞，但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风波才算暂时渡过。
     
     从那以后《读书》就依旨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减少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以学术研究的名义讲十八十九世纪的革命故事，再就是大谈马克思主义经典，比如《评普鲁土的书报检查令》，旨在引发读者自己的思考。实际结果发现读者其实都心领神会，读者来信络绎不绝。}
     
     沈昌文先生对自己的一个策划非常得意，当时有很多读者来信表示希望《读书》能够定期组织一些沙龙性的讨论和座谈，编辑部也认为这样有助于加强作者和读者的交流，丰富选题策划工作。但这个想法，在实施上却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活动到底如何命名，叫“读者沙龙”当时还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的味道太重；叫“读者俱乐部”也怕会让人联想起“裴多菲俱乐部”。正在苦恼的时候，有一天电视里看到一条牡丹电视机厂组织顾客服务日的广告，沈先生一下子灵光闪现，干脆就叫“读者服务日”吧，读者就是我们的顾客，就跟买电视机一样，我们是在给刊物做售后服务。
     
     那时候的《读书》对于熱爱思考的读书人来说决不是一本简单的杂志而是一个精神家园，在那个读者的选择空间极为狭窄的年代，有人说，你可以不读书，但不能不看《读书》。
     
     《读书》向何处去
     
     当前从网上的言论来看外界主要有两方面观点，最多的人认为为了追求利润而降低出版品味是不可容忍的，出版是公共事业，毕竟不是办烟草公司；但也有个别人认为既然出版社是企业编制，办杂志也要讲利润，在商言商也是无可厚非的。总的来说，社会上普遍的认识是把三联风波视为文化思维和商业思维的碰撞



三联《读书·中国公务员》风波恳谈会纪录
出处：http://www.whxf.net/headline/head.php

三联《读书·中国公务员》风波恳谈会
时间：2004年3月28日15：00—17：00
与会者：吴彬 《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
        叶彤 《读书》杂志编辑
        郑勇  三联书店编辑
        解玺璋 资深报人、学者
        黄集伟 资深出版人、作家
        何东   资深报人、批评家
        杨葵   资深出版人
        陈黎  《北京青年周刊》记者


一石激起千层浪　潜规则浮出水面


陈黎：今天主要想谈谈出版界的潜规则问题。吴彬老师，你能说说《读书》事件的来龙去脉吗？

吴彬：潜规则这个提法倒也不错。今年1月《读书》杂志创刊已经整整25年了，可是从今年1月开始突然又出了一本杂志，就是所谓的《读书·中国公务员》。我手中只有一本第三期，封面是一个领导人的头像，角上有“读书”两个字，有一套编辑班子，很齐全。它使用的刊号、广告许可证号、邮发代号都和《读书》一样，但它的地址不是《读书》的。它的总编辑是我们的总编辑，主管和主办单位都和我们一样，协办单位多了一个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下面一套班子除了总编辑和我们一样，剩下的都和《读书》编辑部没有任何关系。

陈黎：吴老师，您是什么时候看到这本《读书·中国公务员》的？

吴彬：我看到这本杂志是今年3月5号。有人拿了这本杂志给我，我确实是非常吃惊！如果你们觉得是盗版的话，我的第一反应也会觉得是盗版。后来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读书·中国公务员》到底是一个什么刊物。了解下来，去年确实有一本《中国公务员》，我们也设法把它找到了。我现在手中这本是真正有刊号的《中国公务员》，而这本杂志已列入中央报刊治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去年１１月２８日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向社会公布的６７７种停办报刊名单。你看它最后有一个停刊说明：《中国公务员》杂志2003年12月31日停刊。但是它今年第一期竟变成了《读书》的中国公务员版。就是说已被停刊的杂志现在借了一个壳，又重新上市了。在我们知道它以前，都已经出过两期了。它究竟是侵权，还是正刊？后来我们问下来，从手续上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读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从去年开始，这个运作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三联书店向中国出版集团申请了一个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已经批准了。那个半月刊的使用权被交给了办《读书·中国公务员》的主编柯建刚，而且把编印发和广告经营都交给了他。不光是《读书·中国公务员》、还有《三联财经竞争力·人才与财富》。因为我们杂志之间互相自己运作，大家并不都是很清楚的。因为去年这个《三联财经竞争力·人才与财富》我们是见过的，它第一期出的时候给我们三联所有人发了一本，后来反映不好。它之所以没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它这个开本和我们正式的很近似。后来我们才发现《读书·中国公务员》和《三联财经竞争力·人才与财富》同属一个主编，同一套编辑班子。《三联财经竞争力》和《读书》一样，也是申请了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确实是三联书店把刊物的半月刊的经营权交给了这个主编。所以他还不能算作侵权。我们又去局部地了解了一下情况，发现《读书·中国公务员》有茅于轼的文章，有人打电话问过他是不是给这杂志写过稿，他说不知道有这么个杂志。我们只能先向社里反映这个情况，但三联书店总经理汪季贤没有作出一个很明确的答复，他就说这些杂志承包了，人家给钱。关于《读书·中国公务员》，他没有和《读书》做过任何正面的交代。去年他说过《三联财经竞争力·人才与财富》把承包出去，一个月6万块钱。

陈黎：你们有没有正式要求对此事作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吴彬：说老实话，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整个把情况理清楚。我们和社里主管期刊的副总讲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刚看见有这么一个东西。据说《读书·中国公务员》的主编柯建刚来三联报过到，但我从没见过他。他的身份也很模糊，我在网上也查过他，好像和人合写过一篇语言学方面的论文。有人说他曾在《劳动人事报》工作过。他到三联来报到时，好像有一个介绍信，上面写着“老报人形象策划中心”，问了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这个单位。这个人非常神秘。我所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么多。

陈黎：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吴彬：措施不应该有我们来做。如果它本身是属于三联书店的话，经过总经理认可，那就不是我们所能做的。我们不清楚背后还有什么其它的东西。（文化先锋网  www.whxf.net）


《读书·中国公务员》有行无市，实在是高！


陈黎：这个杂志好像很难买到？

吴彬：买不到。它不卖，是专门赠送的。你要我说我对这杂志的印象，它是面向官员的，有一批企业家或有钱人通过这个刊物，通向官场。也就是说通过财富和权力，编织一个利益网。我不知道它的稿件来源是什么，诸如此类，我全都不知道。

叶彤：我问过一个朋友，他就在赠送的范围之内，但他说他从没看到过这本杂志。

吴彬：它到底印了多少，送出了多少，打进了多少广告费，这我们就更不知道了。

陈黎：那你的朋友从哪拿到的这本杂志？

吴彬：他说三联书店有，可能总经理手边有这个东西，但是没有拿出来给大家看，但是有人发现了。

杨葵：《读书·中国公务员》上面的电话是哪的？

吴彬：电话不是三联的。有人打过，回答说我们马上就要搬到三联。

解玺璋：从新闻出版署的规定来讲，如果这个人不算三联的人，那么他有权力来主编这本刊物吗？

叶彤：是这样的。三联书店先聘他为这个刊物的主编，把他调进来同一天跟他签了一个承包合同。

解玺璋：就是说手续是合法的？

吴彬：但是从刊物上来说，这里面有一个潜规则和明规则的问题。明规则说不许一号两刊，这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一号就是一刊。但上下半月刊是允许的，但是必须这两个刊是一个刊。现在这两个刊物开本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你看诗刊的上下半月刊虽然主编不一样，但依然编的是同一个刊。现在的《读书·中国公务员》和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不是不可以有一个给公务员看的《读书》，我们也可以做这样一个刊物，但必须是谈书的，和《读书》从形式上到内容上必须是衔接的。现在这个形式，说的明确些，它就是一号两刊！

陈黎：这说明它就是违规操作？

吴彬：确实如此。

解玺璋：要说违规，首先是你三联违规，是不是？因为如果他拿不到三联授权，他就不敢做这事了。

吴彬：是有三联授权，有正式签的合同，有三联总经理和《读书·中国公务员》主编签的承包《读书》的合同，我见到过。

陈黎：《读书·中国公务员》上有没说明它是上半月刊还是下半月刊？

吴彬：没有，它没有体现出来。它就说这是《读书》的中国公务员版，也就是说它是一份月刊，而不是半月刊。

解玺璋：那你现在能说它是对《读书》杂志的侵权吗？

吴彬：我觉得抛开潜规则来说，应该来说对我们是一种……

解玺璋：至少对你们是一种伤害。

陈黎：据你们了解，《读书·中国公务员》会不会接着做下去？

吴彬：据说如果要解约的话，三联书店还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陈黎：那么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到底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吴彬：规则不是我们制定的，我们都是些业务编辑。像这种追究啊，调查啊，我们已经做了。谁制定这个规则，谁就应该来解释。（文化先锋网  www.whxf.net）


《读书·中国公务员》是一个无厘头的怪胎


杨葵：你是《读书》杂志，你归三联书店领导。我现在发现你三联书店有问题，《读书》杂志有权利向三联书店的上级部门反映。就整个出版界来说，你看卖书号，现在有无数的工作室，新闻出版署允许工作室进入图书定货会，包括二渠道可能会来承办明年甚至今年某个地方的定货会。比如说张小波、万夏，这些都是工作室，你本身是不具备书号的，你既然成为出版的一个工作室，你一定是可以拿到书号的。那你肯定是买来的，按照出版署规定，它是明定禁止的。但是工作室一步步在张扬，从好处来讲，可能是体制的改革，我觉得值得欢呼。包括杂志，有很多借壳上市，有很多杂志不是都在找刊号吗？一个企业进入，办一份全新的杂志，我来改造它，那这很正常。出版署对这种现象是政策没有跟进，没有解释。若干年前我在出版署的学习班上，我问过当时出版署图书司司长，我说按照你们的规定专题报批的图书一个月不得回复，视作自行通过。我说我手头有本书报了三个月没通过，可以出吧？他说那当然不能出。那我问你这规定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我们还没来得及改。你说按照所谓的潜规则，《读书·中国公务员》是对的。

吴彬：不能说它是对的，它是可行或已行了。

杨葵：或者说它是默认。甚至表面都不合法。按照新闻出版署，它是不符合规章制度的，但是它是被默认的。这种潜规则又有一种优秀的说法，叫“领先半步”。就是说我要在你政策出台之前我要领先半步，这样我才能抢夺市场。这才能推动整个体制改革。但说到《读书·中国公务员》，你总应该和《读书》沟通。这个有点躲躲闪闪的。

吴彬：躲躲闪闪本身也是有内容的。有一些优秀的工作室和出版社是形成了公开的合作关系。你的内容必须要通过出版社本身来终审，保持你的质量和品格。还有，这里面涉及到巨大的利益，有一些资金进来，它要借壳，这些利益应该落到国家的金库里。如果说在某种方式之下，无利不行，这些利润是不是都进入了国家的金库里？它最终落到哪去了？如果说国家的这些资源只给一些人提供了灰色的交换平台，我觉得这是里面非常可能存在的黑洞。

陈黎：你觉得这是不是造成国有资产在文化产业里的一种流失？

吴彬：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国有资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品牌资源的流失，还有就是资金的流失。最后导致国有资产本身萎缩，品牌被毁坏。比如说三联书店吧，我就很忧虑，这种方式做下去的话，包括我们这些不太清楚来龙去脉的书号合作的方式，包括大量不合三联品质的出版物的出现，就可能导致我们说的后果。这是很可怕的。

杨葵：话说回来，你《读书》杂志至少应该有知情权。我个人觉得刚才所有问题都是两方面的。一个是对于杂志本身，它要合理、合法、可行；另外就是品牌。我大致知道这种杂志的操作模式，它是有可能挣钱的。我知道某一个杂志，发行量极小，但它一直在挣钱。它很简单，就是做广告。我就是告诉你，我是给你在上头拉关系的，那企业它会感兴趣。到底这个杂志是赢利还是非赢利，如果是后者，那这事做的不光是鬼鬼祟祟，而且还祸国殃民。但挣钱还有个品牌的问题。就算你一年《读书·中国公务员》比《读书》多挣了100万，但《读书》的品牌值多少钱？你把我品牌给弄没了，这损失有多大。

吴彬：刚才你说政策没有跟进，那从现有的规则上看它是不合规则的。如果说以后要改制，完全企业化后，我们靠什么把现在的做大？现在的情况就是靠违规来扩展这一块，你也可以说是提前半步。如果要靠违规来推进改制，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

黄集伟：杂志的各种版本是一个风潮，什么农村版啊。《十月》杂志从今年开始改版，一个月是原来的《十月》，另一个月变成长篇小说，像这种都是对头的。但像这种无厘头样的做法，这种十三不靠的做法，确实第一次见到。

杨葵：增刊的情况也很多，但要专门到出版署去申请，每一期增刊都要单报。如果是上下半月刊的做法，它应该上面是读书，下面是中国公务员。现在这个是收购刊物的做法。

黄集伟：这个杂志是一个怪胎。我觉得《读书》的忠实读者确实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样做造成了品牌的贱化。有一个例子，当所有捡破烂的人都带着一个摩托罗拉时，那个品牌肯定是贱化的。比如皮尔·卡丹去做扫帚的话，那个品牌肯定是贱化的。网上我也看到网友很激动很情绪化的发言，可能主要是针对品牌的。其实网友并不太了解新闻出版署到底有什么规定，这个违规操作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对于品牌来说，这个事件对三联书店来说有一点牵一发动全身的感觉。因为它并不完全是《读书·中国公务员》事件，它还引起了很多别的担忧。

吴彬：这件事也许和改制有若干的关系，也可能成为改制的话题之一。但据我对我们现在这位总经理的感觉来说，他的思路好像和制度设计不沾边，应该说更多的是他个人利益的问题。

黄集伟：为什么我说这是无厘头呢？因为我不认为《读书》是一个大众刊物，《读书》它不是一个读者半径巨大的牌子，如果说《家庭》出了个公务员版，我一点都不奇怪。你弄出个《读书》公务员版，我觉得非常奇怪。《读书》的读者半径是非常狭窄的，所以这真是很无厘头！（文化先锋网  www.whxf.net）


爸爸卖闺女，国有资产严重流失，ＢＵＴ问责ＷＨＯ？

吴彬：策划者根本就没这个概念，完全是出于某种利益，用自己权力半径可以达到的资源来做，根本不是说要考虑《读书》的发展。任何一个对《读书》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做一个大众版的上半月刊或下半月刊，但是上下半月刊申请批下来后，是怎么操作的，没人知道。再说原来的《中国公务员》已经被取消了，这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犯规的。你与其说它是改制，不如说它是对改制的对抗。

郑勇：这种事完全是对三联品牌形象的自我消解、自我紊乱和自我贬值。刚才都提到增刊、上下半月刊，我的看法是这个事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利用一个品牌来增值，另外学生版、青年版，也是可以利用品版来自我延伸。就像可口可乐做饮料不行了，做酒也行，但你要拿可口可乐做汽油，那就是自我抵销了。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网友的痛心。这个决策完全不考虑三联的传统历史，我是把《读书》从创刊号辛辛苦苦地在地摊上一本本掏齐的。你就能理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怎么对得起三联的老读者，怎么对得起已经去世的老三联人？打个比喻，就是把人家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卖到火坑里去了。

吴彬：其实《读书》本身是羸利的。如果说承包费像合同说的一个月5万，如果它羸利，是不是用我们的品牌换来的利润都落在承包人手里了？

杨葵：你早说啊，要是一个月5万，给我承包啊！

解玺璋：第一是不能把编辑部蒙在鼓里。所有的增刊或上下半月刊都是编辑部自身的动机，很少有外人介入。大部分都是因为它确实经营不好，光靠这个刊物它维持不下去，想办法求生，它会考虑到办一个上半月、下半月，《诗刊》就是这种情况。

杨葵：《诗刊》下半月刊羸利很大，实际上是换一个管理思路，但它东西不换。三联这个品牌是大家公认的，那你应该改造你的管理。你三联出教材也可以，但也可以做出教材的品牌。

吴彬：我们现在出的教材让我们的编辑头疼不已，连改的可能性都没有。

解玺璋：不管是改造管理也好，改造品牌也好，你得让当事人清楚。你得商量，至少得宣告一下吧。这事做的最不对的是，《读书》杂志编辑部的人都不知情，至今都不知情。三联也好，《读书》也好，你不管以后怎么改，都得根据原来的基础。

吴彬：如果说《读书》是一个光有品牌，经营非常差的情况，杨葵的模式完全适行。但是我们的利润是非常厚的，我们去年的纯利润是80万。我们的广告量是相当大的，全是编辑自己做的。我们的编辑除了做杂志，还做书，我们做的书的发行量是相当高的，只不过没有和出版社独立核算。比如我做的林达的书，全然没有宣传的情况下都是几万几万的印数。我们做书是根本不拿任何报酬的，因为喜欢做，过去还给每千字三块钱编辑费，后来编辑费也不给了。

陈黎：何东老师一直一言不发，你也说说。

何东：我是外人，没什么好说的，再说我们报社这种事多了，我很麻木。就一句话，爸爸把闺女卖啦！这是内部的事情，外部人怎么好讲话？

杨葵：所以这真的是两个问题。第一是违规，即使有潜规则，说这事你默认，那也是违规。这个层面我同意何东的，这个我们管不着。《读书》杂志的经营权不在编辑部手里，你只能要求有知情权和向上反映的权利。我甚至怀疑你有什么猫匿，那我可以举报。何东说的也对。（文化先锋网  www.whxf.net）


三联品牌走向贱化　三联同仁痛心疾首


陈黎：有没有读者向你们反映这件事？

吴彬：从发现到现在也就半个月，经常接到电话，都是知道这事的读者。有人问这是不是愚人节的笑话？当然也有非常愤怒的。

陈黎：这个事件对另外两个老牌出版社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会有什么影响？

吴彬：这两个出版社的人也来问过我们这件事，但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比性。中华的老总过去可能也有决策上的失误，但至少不会有好多乱七八糟的黑洞吧？

解玺璋：现在好多出版社的领导都莫名其妙，尤其是这一两年，很多出版社都来些莫名其妙的领导。

吴彬：前面何东说爸爸卖闺女，如果你卖成一个高品质的东西也就罢了，最后都卖成破烂了，变成鸡鸣狗盗之徒圈钱啊等等，我觉得这里面问题就更大了。

郑勇：这件事对三联整体品牌打击蛮大的。刚才大家也提到教材和教辅，已经出了200多种，也不走三联的发行，三联内部人也见不到样书，它就更莫名其妙了。而且错误百出，质量太低，你怎么对得起中小学生？误人子弟啊！合作出版你也可以正儿八经地好好做，可现在不是这样。三联前期领导人都是坚持不卖书号的。

吴彬：我们好多编辑发现教材书稿有问题，你找作者都找不到，不知道作者是谁。退稿也不知道该退给谁。有一些签了合同不允许退稿，就是要编这个，你看一遍就是终审终校。还有更可笑的，这边稿子还没看完呢，那边已经印出来了，还挂着三联的名字。

陈黎：你们对三联和《读书》的未来是不是很担忧？

吴彬：人才的流失、品牌含金量的流失、主流出版物的萎缩……三联的前景非常悲观。已经有人跟我说想辞职写作去了。我就说希望大家能不能再坚持半年，半年没有改观，那……只要还能正常运作，我们能忍就忍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哪是要犯上作乱，要举报的人啊？根本不是啊。只要我们还有正常工作的可能，我们就不会把这些事捅向社会。真是因为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也是背水一战。至于最后能有什么结果，我不知道。

郑勇：三联几十年一直风调雨顺的。如果这次不是被逼上梁山，大家也不会走到这一步。（文化先锋网  www.whxf.net）

【陈黎】记者，作家。

发表于 @ 2004年04月01日 11:02 | 评论 (0)

传：出版集团调查三联 疑似刊物被停 违规任命被否
出处：http://www.whxf.net/headline/head.php

据《读书》杂志负责人说：3月29日上午，三联书店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国出版集团已经派出领导干部进入三联书店开展调查，并首先宣布两项措施：

1、《读书·中国公务员》和《竞争力·人才与财富》立刻停止，并检查有关问题和责任人。

2、董巍被任命为三联书店总经理助理一事，中国出版集团事先并不知情，因此，该任命不予认可。三联书店总经理汪季贤曾说这一任命得到过出版集团的认可，这一说法是错误且虚假的，因此要求汪季贤做出解释和检讨，并重新审查这一任命。


发表于 @ 2004年04月01日 10:49 | 评论 (0)

转 汪季贤等人的所作所为
出处：http://biz.163.com/2004w03/12501/2004w03_1080109489729.html

大功臣”现在都转移到了三联书店，准备对三联书店做出“极大贡献”。所以，我们献出2001年底中国地图出版社的两份举报材料，以便大家预见三联书店的未来前景。同时，我们综合几方面消息，顺便也介绍一下这几位“大功臣”的履历：
汪季贤，原在武汉测绘学院出版社工作，1995年至2001年先后担任中国地图出版社副社长、社长，2001年年底被国家测绘局免职，转到中国测绘报社工作，2002年9月到三联书店担任总经理。
张学雷，原中国地图出版社人事处一般工作人员，2002年跟随汪季贤到中国测绘报社，汪季贤“破格”将其提拔为人事处处长，国家测绘局闻讯后，当即予以撤消。2003年3月，张学雷又被汪季贤调到三联世纪文化传播公司（与香港TOM公司合资），担任人力资源部经理，并兼任三联书店人事处副处长；2004年2月，张学雷被任命为三联书店人事处副处长（正处级待遇）。——有了这么个掌控人事大权的亲信，汪季贤在地图社惯用的那套不断搞人事变动、不断“码人（安排他的亲信死党）”的手法又可以大行其道了
郑建军，原武汉测绘学院出版社职工，在汪季贤任职中国地图出版社期间，被调入中国地图社担任社长助理、办公室主任，是汪季贤在中国地图社的“左膀右臂”。2002年底被中国地图出版社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限期调离。2003年5月，汪季贤声称由香港TOM公司的派遣，把郑建军调入三联世纪文化公司（与香港TOM公司合资），竟然担任了总经理，大权在握，负责经营三联四个声名赫赫的期刊（《读书》《三联生活周刊》《爱乐》《竞争力》）。
董巍，原武汉测绘学院出版社职工。1995年2月汪季贤调到北京后，董巍开始成为中国地图出版社武汉办事处副主任。2002年底被中国地图出版社给予行政记过处分，限期调离，2003年6月调到中国大百科出版社，没有在中国大百科出版社担任过任何职务，2004年2月却被汪季贤调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助理，成为社务委员会成员。单独管理出版部；协助汪季贤分管总编室及新成立的市场策划部；协助其他社领导分管三个编辑室事务，并可以代理社领导的职责，具有书稿签发权。董巍在三联的职权实际上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人之上”，这是连地图社的同人都十分震惊的。
汪季贤在地图社的许多“高明手法”，如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挑拨离间、打击报复、拉帮结派、欺上压下、信口开河、满口谎言等，又在三联书店重演。中国地图社的昨天大概就是三联书店的明天了。
汪季贤罪行录
中国地图出版社职工陈凡州 李国良 谢国瑞 周高祥 张绩祥 刘洪英朱殿良 袁洋志 许平家 王英新 董曹中 崔李平
二○○一年十二月
1.汪季贤伙同郑建军控制中图社每年一亿多元纸张，设备，印刷等经济实权，任何人无法插手，为所欲为，大肆贪污，吃回扣，洗黑钱，他俩是中图社最大的的犯罪分子。其犯罪手段十分隐蔽狡诈，只要下决心一查到底，这俩个人打枪毙绝不会冤枉。前一段时间郑建军开的一辆银灰色本田雅阁上下班，就是由东北一家印刷厂送给他的。现在因为风声紧，不知把车子藏在何处。汪季贤貌似廉洁，实为硕鼠。
2.1999年在湖北丹阳江口印刷厂印制的广西教材因为纸张和印刷质量太差，遭到广西的退书，进而丢了广西的教材市场，广西从此不与中图社合作。2000年和2001年使社里蒙受了几千万元的损失。这件事社里不少人知道。为了自己中饱私囊，汪季贤、郑建军那管国家的利益。
3.1999年汪季贤与郑建军在向山东荣成市一家纸厂购买纸张时，一次受贿20万现金。
4.汪季贤、郑建军与山东一家皮包公司个体老板于群生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操纵我社在山东的教材市场，汪季贤、郑建军和于利益均分，于还送汪季贤皮衣西服各一套，价值16000元。汪季贤索要回扣巨大，这也是社里公开的秘密。
5.汪季贤控制社里的纸张进出，如我社从牡丹江一家纸厂进了大批伪劣纸张，其中有100多万元的纸为废品，但最近又从这个纸厂进了500多万元的纸张，其良苦用心昭然若揭。
6.汪季贤和郑建军直接控制上海办事处的印刷造货，指定华东地区二十多家印刷厂印刷和发行，只要监察、审计部门到这些单位去一查，问题就会清清楚楚。
7.汪季贤和郑建军2000年以社里名义在上海注册了一个智绘股份制公司，社里投资98万，结果被社财务发现，这个公司与社里没有任何经济关系。汪季贤和郑建军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人股份制公司，汪季贤为公司的法人董事长，郑建军为监事，每人都有股权。
8.汪季贤和郑建军以及倪庆华1999年一起去日本。汪季贤要在日本注册一个跨国公司，由社里出资。汪季贤催日方尽快办理，而且他们全家人都拥有日本护照，以备不测。
9.汪季贤和郑建军在深圳与原武测张世汶之子张金搞了一个股份制公司，借助社里的资源从事经济犯罪活动：社里几百万礼品全由这个公司制作，社里的电子地图产品全由他们代理，这几年汪季贤、郑建军和王全国频繁出入深圳和广东，独来独往，行踪诡秘，绝对有经济问题。如社庆45周年时从该公司购入800把高档礼品宝剑，价值五六十万元，就是从这家公司进的。宝剑本来是想发给社里职工每人一把作为社庆纪念，后来由汪季贤全部作为礼品一送了之。最近一、两年又从该公司进了大量的水晶地球仪和金箔世界地图礼品等等，这些礼品全由汪季贤一人任意挥霍浪费，捞取人情和政治资本，其他社领导根本不知道这些礼品，更无权使用。
中图社就象汪季贤家里一样，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想整谁就整谁，天马行空，任意胡作非为，哪个敢吭声？
10.汪季贤在恩济庄有一套150多平方米的高级住宅还不够，又利用职权独霸右安门小区5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最近又听说他爱人陶丹在学校又分了一套住房，这是瞒天过海的违法违纪行为。
恩济庄的房子由社里花去装修费15万元，汪季贤只出了4万元。其他的费用从社里的其他项目中冲销，经办此事的高进科清楚。
右安门一居室的冰箱、微波炉、洗衣机等全由社里出资张学雷一手操办的，郑建军想办法用公款孝敬的。
11.从1996年汪季贤收受中利公司经理马国中1万元以后，每年马都要给汪季贤送礼金，他们之间的关系说不清。
12.汪季贤在对无锡中汇饭店改造时与沈泉饮面授机宜：“把这个项目好好运作。我们是铁杆兄弟，绝对不会忘掉你的”。工程改造结束以后，由于沈没有领会汪季贤的意图，也没有表示，汪季贤大发雷霆，气急败坏非要整死沈不可，以至沈遭来灭顶之灾。
13.汪季贤到处洗黑钱捞好处。汪季贤要挟社领导班子决定2000年由社里出资200多万元入股参加广东的发行股份集团，2001年上半年由社里出资240万元入股参加湖北发行股份集团，又由社里出资360万元在海南文昌建高尔夫练习场，又借给成都地图出版社300万元无息贷款，又在湖北投资200多万元搞了个办事处，把自己的亲信全安排在里面工作。2001年下半年由社里出资300多万元入股参加安徽的发行股份集团。最近又决定在四川和广东各搞一个办事处，还要从南京调一个四十多岁没有什么水平的人到社里管江苏的教材市场，后边还要干什么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这里面的名堂只有天晓得。
汪季贤自己捞点好处倒是小事，你们想想，社里再有钱也经不起他这么瞎折腾，如此下去还不让这个卑鄙小人和政治流氓把个好端端的地图社搞得呜呼哀哉。
14.汪季贤和班子决定给朱书义在103.7平方米的住房基础上又化28万元买了一套一居室的超标房，一个副局级干部享受这样的待遇，恐怕在全国也没有先例，这都是汪季贤为他的亲信办的一些体面事。这些事看你们领导班子怎么收场？！
15.汪季贤和朱书义一直控制着社里的广告宣传，大吃回扣和信息费。仅44路公共汽车广告费社里一年化30多万元，他们就吃回扣6至8万元，吃中国测绘报的回扣2到3万元不等。至于吃电视台和和其他媒体的回扣只有他们最清楚。
16.汪季贤每月在期刊社领编校费600至800元不等，如此多年乐此不疲。至于其他方面的好处多多益善。1998年汪季贤“荣获”第二届编辑出版奖，他不编也不审，狗屁不懂，为社里没有因此给他奖励到处发牢骚。2001年不知怎么搞的，和第三届出版奖获得者计伯仁一起自己给自己奖了6000元；2001年5月份自己给自己又报了一个中国测绘学会“积极分子奖”（全国仅此一例，无尚光荣）。汪季贤硬要许欣给他奖励，有关部门无奈只好奖他一只3000多元的手表了却此事。
17.汪季贤和朱书义关系非同寻常。凡是汪季贤在班子里通不过的事情，朱不管对错举双手双脚赞成，实在不成就到群众中散布对反对者的不满，或者威胁、设套、打击报复，甚至派人跟踪、摄影、录音、窃听。
凡是汪季贤的所有经费开支，其他人不敢签字，都由朱一人签字报销。
汪季贤和朱根本不懂高新科技和计算机（汪季贤连计算机的基本操作都不会，居然出了计算机网络专著，真是天大笑话，书评见2001年《中国测绘》第三期），汪季贤却分工朱这个专职纪委书记管电子中心。电子中心这几年技术更新共由社里投资了3200万元的计算机和印制设备，全由朱一个人定夺，签字报销。难怪有人说电子设备以10%的计算，吃回扣也有300多万元，少一点5%的回扣也将近200万元。（成批电子设备回扣高达40%甚至50%，吃回扣是人所皆知的事）
汪季贤、朱书义和郑建军以及王全国从脚武装到牙齿，由此可见一斑。如郑建军的十来万元的高级数码相机、高级笔记本、高级手机、高级服装等等。
18.汪季贤对郑建军有再造之恩。郑建军原是武测出版社一个副科级的小干部，汪季贤将其调入社里后，越级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紧接着几个月内又把他扶植为办公室主任，如果不是事出有因，又要被提拔为社领导（社里向国家局上报的三个后备干部，汪季贤仅同意郑建军一个人）。郑建军真是平步青云，小人得志，俨然是一副社领导的尊驾谁也不敢把他怎的，年纪才三十三岁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几年前郑建军的爱人作为河北省在武测的代陪研究生本应分回河北。郑建军在汪季贤的授意下，竟胆大包天，私刻国家教委和省教委、公安局的印章，电传至国家测绘局，将其爱人分到了国家测绘局系统工作。事发后引起了国家测绘局的高度警惕，并向直属单位发出通报。在这种情况下汪季贤大包大揽、暗度陈仓，一举解决了郑建军爱人的进京问题和工作问题。本来汪季贤和郑建军在武测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两个黄陂人一副坏心肠。
19.汪季贤经常以勤政自居，实际上是伪君子。上班除了日常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搞个人营生：一是接待相当一部分不明不白的人，主要是谈生意；二是写书搞论文，捞名誉捞外快；三是胡七乱八，记载一些狗盗之事，如某某的电话、送给某某的礼品、某某的言论，正事没多少，但给人以神秘的光环。
如某某对他汇报工作和思想，他必讲我很忙，给你十分钟的时间……届时拂袖而去。
如一般职工找他解决实际问题，他必先让其在办公室等一会……一两个小时以后，甚至一个上午和下午也见不到这位大人。
如星期天节假日他必加班加点，一副勤政为民，日理万机高级领导干部的楷模。
他在办公室不是在抄书本写论文，就是在“专著”，要么就是在给宝贝儿子复习辅导。你还以为他比周总理还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20.汪季贤经常朝出京城，晚归京城，或今出明归，或利用周末“出巡”，为教材和出版呕心沥血。回来后他必是“大功告成”，见了那为省长和厅长大人，解决了天大的事情，这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21.汪季贤给人一副艰苦朴素的样子，实际腐败透顶。自己经常出入高档场所，请客“顺峰”、“长江”、“黎昌”，甚至在钓鱼台国宾馆。他请的都是有用之人，讲的都是机密之事，参加的都是核心人士。吃得是鱼翅汤、燕窝粥，最爱喝的是龙井、碧罗春和五粮液。几个人一小餐也得要万儿八千。为了解决发票问题有时开成会议费，有时开成餐费和礼品费，有时干脆多开两张餐票，进行分流。
仅此汪季贤一年吃喝也得百八十万，如果不信，查办公室的招待费。
22.汪季贤非常讲气派，也注重自己的保健。汪季贤的座骑是日本原装的凌志豪华轿车，价值八十多万，排气量为4.0.国家规定局级干部不得超过2.4，他却严重超标，经常用车子接送老婆和孩子，到处耍威风讲排场。更为可笑的是你看看他的名片，官衔、学衔、术衔一大堆，兼职教授一大摞，到处吹嘘，有时由于“虚脱”竟当场闹笑话，活得真累啊！
23.汪季贤等社领导为自己谋私利，社领导每人用公款购买高级药品和保健品，百分之百全额报销，社里在职员工仅为百分之八十五和九十，他们年纪轻轻就这样干，太不象话。汪季贤购买许多高级补品一是自己享用，二是家人享用，三是送给一些特殊关系。
24.汪季贤调京工作后，汪季贤老婆在社里开工资，居然没有在社里工作一天。
40周年社庆时，自己利用职权给老婆长了一级社庆工资。
25.汪季贤不仅抓“经济”也抓“开放”，为了赢得社里一个小妹的欢心，竟屈尊在办公室举办的一个欢送会上声情并茂地向这位刚出道的小妹大献殷勤“谢谢你对我的工作的支持”云云。
紧接着不经分房委员会同意在西便门为她筑了个小巢。
最近据传又急不可耐地将一位老资格的高评委拿下，将这位可心的小妞塞进中评委。
难怪他热衷于到处传别人的花边新闻，原来他是欲盖弥彰，先发制人。
26.汪季贤把社里看成他的家，社里职工就是他的孙子，想怎么治你就怎么治你。汪季贤把自己看成是老板，社里职工是他的雇工，想怎么整你就整死你。汪季贤把自己看成是救世主，没有我你们就没法活。
汪季贤想用谁就用谁，想废谁就废谁。想叫你快活你就快活，想叫你死你逃不过我的手掌。汪季贤在社里就是一个魔鬼和恶棍、流氓和痞子。他自己说过，谁也斗不过我，谁也玩不过我。我怕谁，黑道白道都有我的哥儿们。
汪季贤在社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整谁就整谁。他这次暗中唆使马国中，王卫东闹事，指使张淑琴到局里告状，挑拨有关方面的关系，从中渔利，看笑话，以逞其奸。
27.2001年职工分房，汪季贤要给王力再分上两居室，给于春禄分两居室，给张淑琴补上个两居室，连没有写分房申请的吴春风也要调个三大居，当然对自己的亲信张学雷、崔永祥得好好照顾照顾。
28.汪季贤对上海办事处情有独钟。上海就是他的根据地，就是他的聚宝盆，上海智绘公司出了问题丢了丑，为了打打气，给上办奖励了十万元。
29.汪季贤到处招摇撞骗，欺蒙高级领导干部。前天他认杨尚昆是他姨姥姥，明天说金祥文是他的干爸爸，今天曾庆红成了他大哥。明天张全景成了他叔叔，后天田凤山成了他干哥哥。再过几天他又认了不少至爱亲朋。不信你看他办公桌上的合影照片，再听他三、四月份酒桌上认曾庆红为他大哥。当然龚心瀚、杨牧之、曹庆泽等等早就是他的祖上亲戚。汪季贤非凡人，早就是皇亲国戚，拯救中图社于水深火热之中。
30.汪季贤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他调北京起初说是张学良看中，金祥文调京。后来张学良下台，金祥文退休，他说张学良是黑社会头头，坏透了，恨不得宰了他；他调京不是金祥文，而是中央一位高级领导办的。
31.中图社四年换了三届班子，汪季贤与张学良反目为仇，与陈洪绩势不两立，与王殿佐形同路人，与谢国良、许家平、刘新英、易杰军关系紧张，与周瑞祥、朱志洋、陈凡、袁一凡等等，以至于一批年轻有为的干部众叛亲离，分道扬镳。
现在社里实行双向推进、交叉任职，名为集体领导，实际上汪季贤仍然是我行我素、一手遮天，实行的是家长制、联保制、特工制、恐吓制、高压制，弄得大家人人自危。
32.汪季贤不仅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现在中图社内外环境恶化，怨声载道，四面楚歌，汪季贤还自吹没有汪季贤季贤就没有中图社的发展，真是厚颜无耻。
中图社这些年的发展谁不知道是张学良打下的基础，汪季贤接手后品牌减少，精品更少。内外关系恶化，上下级关系紧张，所谓的经济状况好全是靠国家价格政策支持，涨价出效益，工作上绝大部分靠一些得力的中层领导，中图社真是哀哉悲哉，痛哉！如此下去一个好端端的中图社就会断送在汪季贤手里。
我们热切希望中国地图出版社长治久安，稳定发展。汪季贤不除，社难不已！让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向这个违法犯罪分子做坚决的斗争！将汪季贤绳之以法！
汪季贤十大丑闻
中国地图出版社一职工二○○一年十二月
研读汪季贤罪行录，夜不能寐，深有感触、深受其害。过去我们对他的恶行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敢怒而不敢言，敢恨而不敢为。汪多行不义必自毙，作恶太多必报应。现在是我们将这个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卑鄙无耻小人送上法庭、断头台的时候了。
下面仅就我们所知、暂将汪在社里的十大丑闻随录如下：一、汪批准从社里存入广东发展银行1000万元，帮朱书义儿子安排工作。汪拿原则当交易，狗胆包天，此为世界第一丑。
全社800职工都照此办理，那还了得？
二、汪同意分给朱书义103 .7平方米住宅，又补给28万元买房，离副局级标准仅差1.3平方米，折合每平方米21.5万元，居住面积共160平方米，无论面积还是价格可为中国一丑。
社里二百多户职工住房不达标，汪为何不来关照我们？
三、汪92年评职称，武测不同意，自己打通关系，买通人情，从外部弄了个正编审。汪是社里五百职工中职称最高的，工资拿最多的。这样的“高干”、“高知”可为人类第一丑。
有了汪师傅，徒弟郑建军技高一筹老婆混进京。社里职工自叹弗如！
四、汪不学制图，不会外语，不懂计算机，更不懂经济和管理，却南郭先生到处著书立说，“讲课做报告”，沽名钓誉，成了地图权威，网络高手，经济学家。
真是知识败类，文人第一丑。
这样的社长、总编和专家，我们真为他感到无地自容，羞愧难忍！
五、汪操纵中国社工会，96年成立至今收支近千万，项目一团糟，帐务一团黑，哪个敢吭声，哪个敢查帐，可谓不清不楚好花销。此为工会工作第一丑。
社里这样的管理怎得了？真是鱼目混珠好逍遥！
六、汪用学雷好蹊跷，帐务下岗走金桥，一查档案连叫妙，官宦子弟利用好，改任秘书走门道，吃喝送礼都报销，家中有事全靠他，亲生儿子比不了。这是用人第一丑。
汪的用人真玄乎？真正的人材全走了！
七、汪为一介布衣，普通干部，却上至中央，中至省、部长，下至地痞和流氓，还有国外的大老亨，天上地下，海外海内，白道黑道，无人不熟，无所不知，撒谎不眨眼，吹牛充好汉。汪为天下第一骗，做人第一丑。
汪这样挂羊头卖狗肉，真使社里脸面丢光！
八、汪的红人、纪委书记朱书义，不懂管理不懂计算机，分管电子中心，购进设备几千万，回扣喂饱朱汪王。此为贪污腐化第一丑。
汪任人唯亲，中饱私囊，祸国殃民又坑社，人人共忿之！
九、汪改造内招14间，开支144万，花费超五星，质差量次。年接待300天人次，5个主人1个客，返聘处长搞管理，嬉笑打骂闹矛盾。这样的事，可为天下管理第一丑。
社里纵有经济千千万，也经不起这个败家子胡折腾！
十、汪的亲信郑建军，飞扬跋扈无人管，颐指气使胆包天，坏事做尽特恶劣，社内怨声又载道，社外氛围更糟糕，汪郑犹如一窝鼠，狼狈为奸实猖狂，恶人不除社不保，全靠大家逞英豪！此为天下一对丑。
*汪季贤能在社里稳坐七八年：搞臭张学良，赶走陈洪绩，弄垮王殿佐，现在项庄舞剑，意在丛刘，真是天下“奇才”和“怪才”。只要他说猫是白的，那连猫的屁眼也是白的；他说猫是黑的，那连猫的牙齿也是黑的。汪真是脚底害疮，头顶冒脓，坏透了顶。
有良知的人们赶紧觉醒！受牵连的人们赶紧划界！知情的人们赶紧举报！正义的人们赶紧拿起法律的武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6-6 0:40:13编辑过]

陈斌

需要严打整顿，保护稀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