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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09:3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现代性思潮中的语式三题 (节选)
张志扬
  

  2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除了当代意识形态清理外,无疑要算现代性问题的主流之一。人们倾
注复兴的热情研究它是再正当不过了的。归根结底,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生长只是时间问题,各路
人马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下面要谈的对个别语式倾向的分析,我说过,目的都在问题的提出与探讨,丝毫无意于是非
短长之争。  

  有人说,辜鸿铭"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说这话的人有什么意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
本身的意义域。事实上,这句话传来传去剩下的也只是句子本身的意义,当然这个意义处在同语
境的整体性中。主要是什么呢?至少有四。

  "感叹":"这人精通西学居然极端保守"。言下之义,精通西学是不应该保守的,怪异之余,
并不打算深究。

  "陈述":"精通西学的人也可以极端保守"。陈述句在模态中认可了一种事实。  

  "推论":  

  a"因为精通西学所以极端保守"
  b"只有精通西学才会极端保守"  

  从因果到条件,非"当且仅当"的充要条件,仍在模态中,或然地表明精通西学之"精" 会深知
无法认同,或赞叹西学的独到,或洞察西学的没落,故而转身避民族文化之短而扬民 族文化之
长,视为己任。  

  "反证":"你看,连精通西学的人都得出极端保守的结论,你们这些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半瓢
水,还奢谈什么全盘西化!"

  前三种只关注"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事实性,确切地说,是个别的事实性或事实的个别
性,并不涉及其他。虽然"推论"已使事实的个别性有推及其他的可能,但只是作为可能存在着,
而且仍然依靠着个别事实的指证;刚刚抽象的普遍与其说规范他者,不如说仅规定着个别事实的
意义。至于此意义的漂浮与泛化,更多是来自后叙事者的幻想。  

  后一种"反证"情况就不同了。它不仅明明指向他者,而且目的以真理的方式仅为他者而存
在。  

  换句话说,原来个别事实隐含的意义,现在俨然以普遍的他律原则成为对他者的必然规定或
剥夺:有辜鸿铭在,一切用西学维新的人都成了儿戏。  

  分析到这一步,"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句式在不同的"语境"中或不同的"语言行为"中呈现
出不同的意义,而且,不同的意义间,似乎还有一种由"惊讶-认可-推理-他 律"的抽象过程,亦
即个别事物的"真理"化与"权力"化过程。它看起来是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人的意识要求或意识行
为,而究其实,抽象的过程全然在无意识中运作。它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在句式的语境上飘
移。我们看到的,是某一个人在他的环境中说,或"惊讶", 或"认可",或"推理",或"反证",但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这某一个人,即环境中说着的"我",与其说是"代词"── 指代说者本人,
不如说是"索引词"──索引这一情景或 语境中都可能这样说的"我"。因而,索引词索引的"我",
实在是一种语境(情景)规定, 或进入此语境(情景)的角度,只有在这一语境(情景)
中,"我"及其句式才构成语言行为的语义整体。

  所以,这个句式的说者和句式的关系,不是"我"和我的所有物的关系,而是句式与语境共同
构成的语言行为关系。明白这一点有好处,它是人与人交往包括思想学术交往民主化 的条件之
一,有了它,我们在交往中讨论或争论问题时,就应该有一种冷静而明智的态度。 对方指出我的
论点论证的偏狭,丝毫不应也不会等同成我的偏狭,即使有某种可能的粘连, 也决不是二而一的
同体。这样,问题才会在事实性领域作深入的推进或拓展,而不会动辄伤及人身。那种动辄伤及
人身,即有意识地诘句伤人或被动地作受伤害理解,固然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化的恶果,但把
话语看作是"我"的私有物,因而误解了说者和句式的关系,恐 怕也是一个更深层的动因。  

  另一个层面在句式的词语上固执或固结。前一个层面的无意识,不仅是说者对"我"的词性--
代词?索引词?--不意识,由此累及说者对我与句式的关系--私有关系?行为关系?--不意识,
而且是此一语境(情景)中的说者根本无法意识说出的句式的后叙事效 应和此句式在其他语境
(情景)中的行为语义边界。即便如此,句式作为句式总还在意识的 把握中运作。  

  真的吗,当真对句式意识着?句式中某个词语会不会暗中成为陷阱使索绪尔的时间链脱 落,
或使维特根斯坦的句子游戏的行为意义阻塞、中断?  

  例如,"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中的"精通西学"。"极端保守"当然指的是维护"国粹"。 "国
粹"是什么?辜鸿铭时代、吴宓时代,乃至今天的新儒家,说法恐怕都不同。"三寸金莲"、"三妻
四妾",是说不出口了,但"天人合一"的"太极而太和"的"圆融",据说会是二十一世纪的"明星"。
这个词语或话题我留待下面细说。  

  "精通西学",出自中国人之口,辜鸿铭时代和辜鸿铭传记者时代,理解不会一样,但日常的
语义大体还在"西语说得非常好,西书读得非常多",以至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 中国人有中国
人的口味,"学贯中西,八语连类",那气派当然精通得风光,黑格尔也忍不住要给"中国式的博
学"留一席之地。注疏传统的"述而不作",非博闻强记、皓首穷经者不能为也。  

  还是拿我较熟悉的举例。"西学",当然指欧美之学,十八世纪中到十九世纪末,德国古典哲
学可以看作"西学"的精粹之一。其中有两个人代表了他们对自家学问的两类不同的精通法。  

  一个是黑格尔式。黑格尔哲学有"百科全书"之称,即他把以前到他为止的欧洲哲学与文化用
后叙事理论(利奥塔语)由纯粹单一的"逻辑观念"经过小圆圈套大圆圈的否定之否 定运动而最后
上升为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完成黑格尔"哲学大全"。这种精通,连后来操母语的德国人都望
尘莫及,包括辜鸿铭在内的任何中国人,西语说得再好,西书读得再多, 恐怕都是精通不到
的。  

  再一个是尼采式。尼采认为从柏拉图开始到他为止的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都属"柏拉图 主
义"。其实还可以往后推,包括尼采,包括胡塞尔,甚至包括海德格,都有着不同程度的 "柏拉图
主义"倾向。柏拉图主义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颠倒的柏拉图主义。从前苏格拉底到苏格拉
底,属于"拯救现象",到了柏拉图,以"在-是"的区分建立本体论。本体论认为宇宙有一个本原,
不论这个本原是实体性的,还是流动性的,它构成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始基。只是在不同的时
域、不同的理解那里,本原呈现的,是"存在",是"原子", 是"理念",是"上帝",是"自我",
是"意志",是"意识",等等。难怪黑格尔说西方形而上学史是一个"堆满了头盖骨的战场"。各
种"本体"不断地重新建立,又被打翻在地。 每打翻一次产生的后果便是虚无,所以尼采认为"西
方形而上学本体论"无非"虚无主义"。 如果把黑格尔式的精通叫做"古典的"精通,那么尼采式的
精通便可叫做"现代的"精 通。其区分仅在于对形而上学取什么态度。而此两种地道的西学精通,
辜鸿铭能谈得上哪一 点呢?  

  3

  不谈在"学科"和"论域"上,"西学"范畴已经笼统到不着边际的程度,即便一种"学科"一种"论
域",诚如上述,"精通"到精髓即灵犀,恐怕更难。

  陈寅恪先生是史学大家。少年游学西欧,"精通十余国文字",还研读过德文版马克思《资本
论》,但史学研究始终坚持无马克思主义前提的自由立场。

  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在答复科学院的邀请时,提出了一个原则、两个条件,表示接受便北
上任职,不接受便不北上任职。  

  一个原则:"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
生......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两个条件不必说了。一个是原则的具体化"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为的是"不要先有
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另一个是要求"二公"的承诺与保证。陈寅恪的针 对性是明摆着
的。  

  "我"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进入话语,由此"我"构成这个话语的语境或情境,前面已经说
过。同样,前面也指出,"我"并不能因此限定话语的转变,既不能限定话语外部的 飘移寻求新的
语义行为边界,也不能阻止话语内部的时间链脱落。而此两者,都可能是进入话语的"我"所意识
不到的,即无意识构成意识的界限。

  以陈寅恪的"原则"为例。原则由两个句式组成:  

  甲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乙 "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
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的徒弟也是如此"。甲、乙两句式的中心词都是"我的学生",更近者"我
的徒弟"自不待言。但甲句,"我的学生",规定着"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作为必要条件。乙
句"我 的学生",即是"从我之说",否则即不是。"从我之说"作为规定,不仅是充要条件,简直就
是全称定义。

  甲、 乙二句分开来说,毫无问题。然而,陈寅恪是放到一块说的,问题就大了。事实上,陈
寅恪的原则可用三段式表达:

  A 凡我的学生都要有自由思想。  

  B 凡我的学生非从我之说不可。  

  S1 凡我的学生从我之说非要有自由思想不可。

  S2 凡我的学生要有自由思想非从我之说不可。

  如果陈寅恪原则的结论停留在S1 ,还有一半可说,虽然另一半有自由思想者并不一定是我的
学生。可是陈寅恪的语调所显示出来的深层意义那是一定要停留在S2上的,没有任何或然的余
地。

  这样,除非,(当且仅当),"我之说"="自由思想",方可。  

  可惜,这个等式是不成立的。

  正如"某一"?"每一","存在者"?"存在"

  陈寅恪的"我之说"只是"某一"自由思想,假如它是自由思想的话,但它决不是自由思想本身
或"每一"自由思想。"存在者"与"存在"的"本体论差异",陈寅恪是不通的。 因而他自然不通他
的"徒弟"规定其实是一个悖论:

  p 有自由思想是我的徒弟

  q 有自由思想不是我的徒弟  

  再反过来说,即便此等式成立,"我之说"就是"自由思想",此"自由思想"也因"我"而垄断,
走向自由思想的反面,"我之说"变成专制主义、霸权话语。

  注意,我们碰到了一个要命的问题。

  面对黑格尔的"绝对哲学",马克思无疑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一次耀眼的爆发。 这种爆
发的差异性与自由度,恐怕是陈寅恪面对他钟情的"国学"所不能想象的吧。

  马克思更有权利对世界、对信徒们说:

  A "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B "从我之说"--"跟我来"

  19世纪,"空想"变成"科学";20世纪,"科学"变成"神话",而且是灾难性的"神话"。用阿多
诺的话说,是扬弃不掉的自否定。  

  唯一使陈寅恪安慰的是"衰落感":"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可是,就在这衰落的苦痛中,为此文化所化之人,是否意识到:

  "自由思想"的产物如何、为何硬结成具有专制特征的独断论?

  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我们用如此巨大的苦痛作代价,是否换回了清醒的意识
呢?  

  哀痛至死的王国维及其悼亡于哀痛的陈寅恪,尚且深察所化之文化的"衰落",不管其程度多
么宏富,终究"衰落"了。  

  今天复兴"国学"的人们,即便没能体认此文化衰落的苦痛,难道也可以不敏悟此文化的衰落
吗?  

  4

  一种文化的衰落,可以是局部的,或它的某种表现;也可以是整体的,或穷尽其表现的内
核。

  西方文化的没落,已经不是局部或表现,而是那穷尽其表现的内核--"形而上学本体 论同
一"。它正是经受了"后现代性"审查的现代性问题的基设。哈贝马斯曾这样表示:慎重的哲学家作
为现代"专业文化"的代表,面对"实证主义和意识哲学的双重失败",艰难地寻求一种在各种视域
包括神学视域之间的"交往理性的论证关系"时,也决不回到形而上 学的"基础主义"上去,因
为"走出虚无主义的自暴自弃和独断主义的自以为是这样一种致命的两极摇摆的现代性",毕竟是
今天不能后退必须前进的现实出发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呢?

  难道这个衰落得几乎亡国亡种的文化,当真是21世纪的指路明灯吗:究竟我们有怎样的起死
回生的能力?

  是不是因为取代衰落文化的文化也衰落了,反证明原来衰落的文化不该衰落,或当然更好?

  是不是西方文化的衰落反证明中国原来衰落的文化不该衰落,或本来更好? 20世纪还没有完
结,中华民族的衰落,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战争形态的创伤记忆和非战 争形态的创伤记忆,似乎就
要在这些"好了歌"式的类比的覆盖下消失无踪了。或者,尽管你有"三十年河东",我也照样可以
等来"三十年河西",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是何等的记忆创伤的"创伤记忆"!

  我只是读到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的衰落,虽然我不是为此两种文化"所化之人", 没有他
们"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的真正"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正宗性与当仁
性",但我不是没有哀痛的。我的生命毕竟作了卵石铺垫在他们苦痛的基座下。我知道,它们的衰
落不是我的解放,还会有人再建筑起新的文化来,照样把我作了卵石铺垫在它们的基座下,让我
再经历一次"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者的衰落的苦痛。所以,我的哀痛已不
是那些轮番衰落的文化的苦痛,而是如此重复衰落的重复自身的悲哀了!  

  如果卵石有权思索,它为何不问:

  "是什么重复导致重复?"

  的确,非衰落文化所化之人,作为"卵石"而没有衰落文化之复兴的梦幻,更有权追问衰落文
化的衰落之重复本身:"春花秋月何时了"?  

  例如,我想问:

  一、

  传统文化的衰落是否属实?是否因种种现代性文化的危机而否证了传统文化的衰落?二者是
否属"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如果现代性文化的危机恰是因为它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即形而
上学的本体论与价值论才导致了新的文化专制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孪生,某种现代性文化如意识形
态文化的衰落,是否还能够给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反证?

  二、

  传统文化的复兴当然不是照旧,它既要"复归于传统文化",又要"创造性转化",复兴是很辨
证的。但复兴所以是辨证的,它有一个隐含而自明的前提,即传统文化的根基、本原或本体是固
有而不变的,变的只是它的时装。"所谓创造性转化"不过是把固有而不变的内核如何被赋予今天
通用的形式与话语。但是,如果传统文化的本原或内核是人为虚拟的 呢?揭破其人为的虚拟性,
正是现代文化所以是现代文化的标识,唯其如此,现代文化才谈得上非连续、非同一的创造性转
换。对此,"复兴说"是否还能坚持其现代性立场?

  将两个问题归结到一点,乃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根本区分,其中什么东西死去了,什么
东西新生着?

  我还是让个别语式的分析提供启示录。

  5

  历来认为"天人合一"、"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

  宋人张载对它有一个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
夫之对此极为称道:"呜呼,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 无幽不
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今人的"现代阐释"更为明晰:"必先建立宇宙本体而后能建立心性本体,只有沟通了天人关
系,建立了为人之道,才有可能据〈内圣〉以扩展而为外王。"

  而且,金岳麟、冯友兰、熊十力三位"世界级的国学大师"均有它的"创造性转化"。 金岳
麟:"这个道一之一,其准确的含义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一, 也就是\'天人合
一\'之一,它是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本原,既是 外在的宇宙本然的秩
序,又是内在的植根于人的本性,把作为主体的整个的人完全包容于其 中。因此,中国人对道的
思考,实质上是探索整个的人把握世界的方式以及整个人在世界之中的唯一合理的生存方式,蕴
含着普遍的哲学意义。"  

  冯友兰:中国哲学主要传统所要求的最高境界"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的结合"。 它可
以用"极高明而道中庸"来概括,也可以用"内圣外王之道"来概括。总之,它是高明与中庸、内圣
与外王,即世间与出世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等等一切对立的统一。所
以,中国哲学既不象西方哲学那样把这种对立激化,也不象印度哲学那样把这种对立消解,而是
力求合天人、通内外,把对立统一起来。解决对立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问题的解
决,是中国哲学的贡献。"

  熊十力:"如果说由乾坤一元实体所构成的太极是万物内在的起源,那么由乾坤合一所达到的
太和就是这个过程奋力争取的最高目标。"  

  今人对此总而言之:"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一种从对立求统一的精神,是一种从天人之分中把
握天人之合的精神,是一种既有宇宙意识又有人文情怀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也是一种洋溢
着乾健与坤顺相结合的中和之美的精神。这种哲学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就是凝结着真善美的太
极,是贯穿着和谐统一的太和。" 在金、冯、熊等老一辈哲学家的努力之下, "道路已经打通,
整合的而不是对立的思维方式已经确定,他们所诠释的古代哲学的永恒价值已经为人们所认识。
只要继承他们的业绩,沿着他们所开辟的道路","复归于传统","药方只贩古时丹",中国的现代
哲学一定比轴心时期的哲学更加灿烂辉煌,从而为人类的统一 作出"唯一合理"的贡献。

  6

  "创造性转化",别看上述金、冯、熊的"传统性"现代阐释说得好听,内圣偏颇、外王缺失可
是明摆着的。历史没有解决的他们也解决不了;别人反而有新尝试。20世纪,真正由内圣而开外
王的,即真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当然要数"意识形态"现代阐释:

  "为天地立心"--"辩证唯物主义"

  "为生民立命"--"历史唯物主义"

  "为万世开太平"--"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与实践  

  撇开因时而迁的具体内容,从而撇开暂时的成败得失,按照"天道"或"人间正道"的 理想形
态,"传统性"与"意识形态性"在"合理的内核"与"永恒的目标"上实出一辙! 特别是思入理路的一
致,即都要先认识出或体悟出"天地之心",由个别到普遍、由简单到丰富、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
式发展,再据此"为生民立命",发现历史必然规律正好由 低级的原始社会经三个阶级社会发展到
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现阶段的历史使命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由它推翻阶级社会进入全人
类解放的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为万世开太平"。

  更为特别的是,其中的"天地"、"生民"、"万世"已经从中国人只知道的"中国"扩展到"全世
界"、"全宇宙",比张载所能意向的范围,无疑更合"天地之为天地,生民之为生民,万世之为万
世"。

  至于合一的践仁践行中,谁都有难免的得失成败。孔夫子没有?历史上那一位圣王没有?他
们都是归根到底的失败者。唯其失败才"不成功则成仁"以激励后世。否则历史就完结了。  

  坚持这样的思入理路是没有人可以打倒的。其形而上学性无错可言,它本来就是最最最好
的,因而既不存在可批判性、可创造性,也就不存在可转型性。历史只能是连续的,只能是天道
天理的自我实现。个人的体悟理解及其践仁践行的方式,如孔孟董张程朱陆王,均不过是它自我
实现的一个可扬弃的中间环节而已。所以个别人的表述与行为,理应由自身的有 限性导致过失或
毁灭。

  这一套东西,中国、西方或其他开化的民族,都有他们认为说得最好、最完整的代表。 到这
里比长短只会使比较者陷入自己所坚持的形而上学的悖论与反讽。因为他们的比较不可 避免地要
把自己的独元置入二元或多元中,从而降解了自己的形而上学。所以,开放(内外) 是形而上学
的大敌:它发现有自己包容不了的例外,以至使自己的形而上学基本命题"天地" 呀,"心命"呀,
由原来的"天人合一"式蜕变成"我体悟的天人合一"式,有的甚至变成了纯趣味的感叹式,如"唯一
合理"之类。

  "例外"就是缺口,反省者循此可以反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中
的"为",谁来"为"?这是一个两可的界面,即神义论的"为"同人义论的"为"之间 的界面。  

  古典哲学把此界面一般理解为"合":合二而一。   现代哲学把此界面一般理解为不
是"分",而是"悖论"。

  "合"是独断论,"分"也是独断论。两者都无法证明。个人体验不是证明。张载也不敢依一己
之体悟为证,他不得不援引众人。"一人私见固不足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 义理。故曰天
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 但"众人"的体验也不成其为证明。"总和"即是限定。无论经验上,逻
辑上,还是信仰上,证伪与证实一样多。

  但合分的取向不同。前者开出的内圣外王只能是专制主义的:一人统万人,一世统万世。 后
者可能开出专制主义,也可能开出虚无主义。二者实质上并非不同。

  只有"悖论",才还原为实在的偶性或偶性的实在。它不是形而上学的终极理论,它只是人不
可避免的事实。除非人有一天真的成为神,还不是现行的"诸神不和"的诸神,而是现在的人还想
象不到的神。  

  人终究是人,不能把他的有限生命许诺得那么不着边际的遥远。理论上没有这种许诺的能
力。尤其,现实上不堪重负的苦难所造成的创伤记忆更不允许他忍受重复。而重复的不是 有限个
人的有限罪行,这可以靠法律与道德调教;重复的是理想愈完美、愈宏大、愈包罗万 象,它所带
来的灾难愈不堪忍受、愈非人力所避,象天灾天煞一般。

  如果天真有启示,真有"好生之德",它的"天谴"警示我们,谁也不能盗用"天"之 名行善以营
私。

  好象,20世纪的各路宗教、各路神仙都下达了类似的警告,以至世界宗教议会不得不 发出响
应的宣言:

  "世界一直在从数千年之久的\'独白时代\'缓慢而痛苦地走进\'对话时代\'。仅仅在一百来年以
前,每一种宗教,后来是意识形态--即每一种文化,还在倾向于十分肯定,只有自己才拥有完全
的\'对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该如何生活 的解释\'。后来,通过从西方开始而最终在全世界日益
扩展的一系列理解方面的革命--历史主义、实用主义、认知社会学、语言分析和诠释学的认识论
革命, 先是单个的思想家,而后甚至越来越多的中下层人士也开始意识到,关于事物意 义的一
切说明都具有有限性。"

  灾难是全世界的,然而对此灾难所警示的反省却首先开始在西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
意。  

  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希伯莱或基督教的神学精神所构成的西方文化传统的形而上学基础,丝
毫不比中国文化传统的"天道"示弱。但它们从文艺复兴以来就没有间断现代转型的努力。

  古希腊理性精神中的怀疑成分几乎融合到意识的反思性和语言的二重性中。中世纪的唯名
论,近代英国的经验论,以及笛卡儿开创的欧陆理性主义的怀疑之思,到了康德哲学,已有了一
次史称"哥白尼式"的转折。它不再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也不再问人与世界怎样合一,而是问人
的界限及其与世界的合一是否可能、如何可能、限度何在。康德的回答比他的 批判者如黑格尔
们、胡塞尔们"明智"得多--在"启蒙"的意义上。那就是,"经验知识" 的有限性;力图超越经验知
识的"理性"不可避免地陷入"二律背反";"世界"、"灵魂"、 "上帝"是"自在之本";头上的星空与
内心的道德律只能是敬畏之源(即不是"我欲仁斯 仁至矣"的同一之源);但更重要的是康德的提
问方式与问题取向改变了。

  顺便插一句。牟宗三在现代儒学中被公认为康德式新儒家。但他只把康德的"道德主体"改造
成儒家的"合天人、通内外"的心性本体,也就是说,康德哲学的要旨即何以可能的限度问题与问
题限度当作缺陷取消了或干脆排除在新儒家的视野之外。可是,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如何有现
代性的开端?

  康德之后,更有尼采的"价值重估",海德格的还形而上学之"无"以显示"本体论差异",福
柯、德利达、利奥塔、卢曼等人的不同"悖论观",等等。英美的经验论所带来的20世纪的"语言转
向",更不待言。总之,由它们一次一次转折所推动的形而上学转向,即悬置本体论的终极性或推
向非论证的超验域,使信仰个体化而拒斥任何权力、逻辑、话语的垄断与泛滥。  

  仅在哲学范围,上述有限的提及,也足以表明西方文化现代转型的拒不重复的胆识与开放,
决非一蹴而就的无谓之
  举。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秦"统一中国",或自西汉"独尊儒术",庄子与名家的不彻底怀疑论以及
墨家的"墨经",从此几乎"断了香火"。尔后儒家作为官方学说,在发展自己的道统同时,一直极
尽"伪"、"讳"之能事。

  而现在,经过意识形态的转型与周折,传统文化以为无须经过起码的怀疑、审视,使范畴、
命题、问题的提法、表达的自我限定也来一个根本的转向,还是照样黄袍加身地登了"现代性"之
堂,除了表明记忆创伤的创伤记忆太健忘、太阿Q式,还能说明什么呢?

  7  

  说到这儿,我还只是说到现代性问题的一半,即否证任何人为规定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 ,但
不能因此又得出两个虚无主义的结论:一是形而上学本体不存在;二是无同一可言。对于前者,
我曾作过说明,即,"语言不能证明形而上学本体存在",不能推论出"形而上学本体不存在",语
言同样也不能证明形而上学本体不存在。这就是语言的"两不性",它 来源于语言的显隐"悖论
性"。正是语言的这种特性,它才可以阻止人义论的任何独断论, 不管是本体论的,还是虚无主
义的,由此,它留给人的似乎只有自律的自由。

  同时,语言也还原了形而上学的超验性:本体不是不存在,只不过它不是人所能独断的存
在。当人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或不存在时,形而上学何以表现呢?  

  最主要的显示是人对幸福快乐的想象与对灾难痛苦的记忆。在此想象与记忆的二重性下,人
可能感知、体验它的存在,但不可以命名,不可以赋形。凡命名者、赋形者,都只能是人力、人
义所召唤者。如果人有了现代性的悖论意识,即意识到命名赋形的偶在性,任何 必然化都将招致
被命名赋形者的反讽。那么,在极有限的意义上,命名赋形仅作隐喻不可隐 喻者的符号,或许是
可能的,但必须小心谨慎地敬畏着,且在自律的范围内。

  于此便引伸出对后者的解答。所谓"无同一可言"只是相对人为的本体论才是。此外, 同一则
表现为规定或规范无疑是正当的了。  

  "社会分化迫使人们超越更大的分歧而坚持交往过程,并以一致与不一致、连续与不连 续都
同样可能并且相互证明的方式把交往过程模态化。"  

  这就是说,分或合单独来看都不是绝对的,谁也不能在目的论或终极意义上取消对方而 垄断
过程,只有它们的悖论关系及其交互展现的模态才是隐喻绝对的偶在。

  今天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只要自身完成了现代性转换,其思考方式与表达方式都
在上述偶性模态上探寻人与世界交往的各种可能性,没有谁再去以一己之见而定"宇宙 本体"的玄
谈,如果不把它说成是狂妄的话。

  之所以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现代转型,除了在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前提审理之后,尤其在后现
代性的自我反省之后,其根本的推动力是各种灾难的毁灭性警示。

  换句话说,记忆的创伤化逐渐在改变记忆的职能。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到笛卡儿,都把记忆
当作维持永恒"同一性"的先验保证。例如,柏拉图认为"记忆"是人对降解前的理念 世界的回忆。
奥古斯丁认为"记忆"在心灵之上是上帝惠临召唤的居所。笛卡儿认为"记忆"是填充"我"的点积性
断口而维持自我同一的主体能力;它甚至隐含着上帝的恩赐。康德几乎把"记忆"看作是"知性"的
先验形式,以致"想象"只是它温和而谨慎的自制力。胡塞尔虽然力图描述记忆在想象激活下的当
前性,然而此当前性的构成不过是想象与记忆在给予被给予相关中的"侧显"(abschatten)。由
于记忆被限定在意识层面,记忆被想象激活的"侧显"自然带着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预设了意向性
的立义目的;二是从属于意向活动构成同一性的逻辑。因此,"侧显"在胡塞尔意识现象学中只能
是同一中的差异显示,仍然以同一为根据。换句话说,记忆仍然担当着趋向同一的功能。一旦它
向意识形态转化而固置,同一的绝对性不可避免要在现实中物化为独断的霸权,因而也就预设了
反叛与虚无化的后果。记忆仍在同一重复的死胡同里。  

  现在,记忆被自己造成的创伤逼向现代性转型即记忆本身的偶在化:不趋同而独断,不趋异
而虚无,由此建立防范机制而保持分与合交互的自律。

参阅哈贝马斯针对神学家对"批判理论"的诘难所作的的回答《内在超越与此在超越》(1992
年),见 《道风》汉语神学学刊1996年第5期。
参见"中国:现代性与传统"论丛之一 ,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学
林出版社1997年 第277、278页。引文中的〈〉内的文字系引者补明。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第534页。 第537-538页。 第546页。 第550页。 第540页。最后一句,系引者根据文义明说
的。 第287页。
引自列奥纳德?斯威得勒的《走向全球伦理普世宣言》,见《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四
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9、140页。  
参阅卢曼:《宗教社会系统中偶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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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09:32 |只看该作者
张志扬:专题:施特劳斯悖论
解释与论证 施特劳斯--《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评注 (第二部分)
张志扬

来源:《视野》第1卷 第3期

转自中国学术城

【题注】 我对施特劳斯的了解极其有限。我手头仅有五篇关于施特劳斯的文章,此外,能□ 成施特劳斯问题之氛围的还有七篇文章,总共十二篇。但感觉上不知为何,它们对 我形成意想不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本文仅是为了承担此压力而做的某种清理。所 以我以《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为开端,用"原初阅读"的方式,也就是施特劳 斯喜爱的"评注"方式,逐点摊开(我的评注用"仿宋"以示区别)。但我的目的 不是施特劳斯声明的认同式的"延续性注释",他本人并没有遵守自己声明的立场, 我当然也遵守不了。我更倾向于注意施特劳斯脚下的裂隙。这至少表明中国读者的 另类眼光。
(作者系海南大学哲学教授)

专题"施特劳斯悖论",仅就《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而言,系一文一论,乃个 人习读的一种模式,并非总论施特劳斯。
此外,我得承认,我的知识背景使我不大容易理解施特劳斯。确切地说,不是"知 识",而是"信仰",特别是犹太正教信仰,使我很难理解施特劳斯。
主要两点:(一)或许犹太教、犹太民族、犹太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整体,以至特 殊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口中的"上帝"就像是他们祖辈的"债权人"一样直接而真 实;(二)唯其如此,除了文字"契约"(旧约),他们还有一套口传的信符由父 辈的父辈、父辈代代秘传下来,像血液流在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灌注了了特殊的亲缘 关系──"特选子民"。
由此而来的特征是:上帝之真就是祖辈之真(确切地说,祖辈之真乃上帝之真), 虽然中间隔著画十字的"契约"关系(不象炎黄子孙与自己的祖宗神"天人合一" 得圆融无间);信仰不是想象的真实,而是祖传的口碑秘诀,因而传说注释就是论 证。
所以,当施特劳斯据此责难哲学时,就像施特劳斯在说"哲学这粒沙子把我的牙咯 痛了"──我能说他是对还是错?
但麻烦的是,施特劳斯要把犹太人的上帝实际当成全人类的上帝,因而他不得不借 助希腊理性将犹太人特有的"注释传统"推而广之的获得普泛地"论证权力"── "只有一个上帝,即犹太人的上帝;只有一种解释是真的,即犹太人的解释。"这 时,"论证"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私家的"注经语言"了,它要成为"通货"在全世 界各民族之间流通。所以,犹太教的神启一旦吸纳希腊理性,神启与理性不可调和 的紧张马上演进为犹太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不可调和的紧张。
我深知信仰与理知、启示与知识、宗教与民族绞在一起的麻烦。我已做好准备,权 当作是聋子与瞎子的对话。
1 标题为《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实为"神学与哲学的相互诘难",而且"不可 调和"。不可调和的相互诘难也是一种相互影响,即是永不同一永不言弃的张力关 系。这本来是再明显不过的偶在关系,施特劳斯仍然坚持地问,自知不完善的哲学 为什么不走向完善的神学?盖因施特劳斯信奉神启绝对主义。
信奉神启绝对主义,这并不难懂。难懂的是神启绝对主义排他的包容性及其世俗化 要求。所谓排他的包容性,是不承认或无视其它宗教或教派所认信的唯一神而又独 断地取而代之;所谓世俗化要求,是明明知道世俗的非神极限又偏偏要求神启的应 验。
在施特劳斯眼里,上帝是绝对真的、至善的、万能的:有言、有行、有许诺。犹太 人全知道。因为按犹太人稳靠连绵的传统,施特劳斯从父辈的口传中得知,"上帝 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上帝", 而且上帝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上 帝是犹太人祖先的上帝,一部圣经记载的全是上帝对祖先亲口说的话、做的事、许 的愿。上帝对犹太人祖先说的是什么,从旧约看,肯定不是"永罚","伯特利梯" 已是对"巴别塔"的修正,即末世得救是许诺了的。既然如此,施特劳斯为什么还 说神人冲突甚至人人冲突?quot;不可解决的问题"?例证有三:一是犹太人问题无法 解决,犹太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推而广之,所有民族之间的冲突,永难消 除;二是犹太人用人的方法在世俗建立犹太国被看作是对神的亵渎,由此推论,人 靠对人的信仰即对知识的追求同样是对神的亵渎;第三就是神学与哲学、启示与知 识,谁也剥夺不了谁,谁也综合不了谁,它们之间是不可调合的。
(注意,其中的推论属于施特劳斯,或施特劳斯赞同的施米特,但在"最终解决" 上施米特诉诸了战争。他要做上帝手中的剑。施米特比施特劳斯彻底。如果是这样, 上帝就是惩罚的上帝,难怪施特劳斯总要用哲学理知的前提不完备性和现世的现代 性危□来应验神启的存在与惩罚的正确,也难怪施特劳斯对──基督教后来从世界 的罪恶与人类的苦难所获得的启示即十字架上的上帝也有苦弱和解的爱──"敬而 远之"。)
一个这样说"不可解决"的犹太人,怎么还会相信上帝是至真至善、全智全能的呢? 来自上帝或来自神的智慧的"绝对真理、""绝对价值"将何以在如此分裂冲突、 各行其是的世界上得到体现?不能体现、不能兑现的"绝对真理"、"绝对价值" 还能叫"绝对真理"、"绝对价值"吗?或者,唯其没有,才想得真切。但施特劳 斯决不会承认这种想象的真实。麻烦就在于,他的信仰的真实、解释的真实是比论 证的真实还要真实的真实。这就难免置施特劳斯于悖论的境地── 一种痛苦的真实。
各民族的分裂冲突,不是今天才有的,不能把它们算在"现代理性"的账上,就在 施特劳斯推崇的西方精神的传统开端,不仅各民族,而且各宗教、各信仰、各教派 的分裂冲突在生成上就是存在的,从未间断。创世纪中"巴别塔"的倒塌而生的变 乱不正是犹太人的上帝之所为吗?
如果真有上帝,它的"绝对真理"、"绝对价值"恰恰是相对各行其是的分裂变乱 所言。如何理解它们的相对性,或者用施特劳斯可以接受的术语说,"相关性", 恐怕不能单凭施特劳斯或伯林各行其是的解释吧。人对于神启,要么有而有之,要 么无而无之,都不真实。
如果人认识了并运用了"绝对真理"、"绝对价值"像人们见过的无数次那样,人 和神还能区别吗?区别总在灾难后发生,就像死总在生后发生一样。其实,人只有 人的相对,无论对人对事对神,所以人是有权利虚无的──它应证著上帝有更深于 "完善的可能"之"非完善的不可能"意志。虚无是人成其为人的本质,人不虚无 就成其为神了,死就是虚无的直观。也因其为死,人直观到永生的想象,因而永生 的福祉只能存在于隔著死的永生的想象中。不管宗教是自上而下的启示,还是自下 而上的投射,神和人只能隔著死之断层而超验地相关存在。如果非要设想人的灵魂, 这灵魂也只能是神和人之间的悖论存在──是人不是人,是神不是神。苏格拉底和 保罗,似可看作这灵魂的表象,只是前者倾向于人,后者倾向于神。人们把前者叫 "哲人",把后者叫"先知"。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人不是神。因而每一个他们 的旁边,还站著许多哲人与先知,他们所理解或接受的知识或启示决非同一。这虽 不能证明无神,但至少表明人(包括先知)的"相对性"是人与生具来的"死的根 性",想消除它除非消除人本身。
施特劳斯知道的尼采是知道这一点的。正因为人的根底是"虚无"。所以他才把一 切人的思想与理论统统叫做"谎言"。要区分的只是"贵族的谎言"(大哲人或像 他那样的超人)与"畜类的谎言"(启蒙知识分子)。在面对人的虚无这一点上, 尼采是最彻底的。至于他怎样在虚无的背景上起舞,又当别论。
人凭什么坚持神的立场或位格?当然靠信仰。
为什么两个同样靠信仰(靠同样信仰)的民族或个人仍是差别到对立?你争你的唯 一,他同样会争他的唯一,拿本本来也没用──语言文字这"上帝要的光"天生有 黑子(上帝的意志):纯粹的光明同纯粹的黑暗一样什么也看不见。说穿了,即便 先知靠的信仰,他也只能站在人的有限位格上仰望上帝的无限位格。就算上帝把话 亲自说给他听了,上帝的真话能说到哪个份上?启示没有显与隐甚至显就是隐?上 帝没有不想说的不能说的话吗?这不能说的部分对说出的部分有怎样的暗示?暗示 是对启示的启示。这启示岂能像白话样的明白?何况还有天□呢?何况还有时限呢? 何况还有考验呢?上帝不掷骰子、上帝不打隐喻、上帝不神秘莫测不可知吗?听的 终究是人,先知也罢,即便古代的先知哲人可以靠羊皮书、竹简之限维持启示、天 道的显与隐,今天的信息数码也能维持先知哲人封锁或玩弄显隐的特权吗?何况还 要领悟哩,何况还要传闻哩。即便领悟的是同中异,可人得而知之的毕竟是异中同, 即在异中,虽异不到同之外,照样打得"不可解决",只要人加进人的推动──非 不同不可。
更何况还有非同之异,占人类的过半之数,你凭什么对他们同而言之?


据说,先知不同于哲人,他是被选定者,被迫做上帝的"传声筒"。既然如此,这 "传声筒"为何要专名?──"X-福音"──即有人正名于X(施特劳斯算一个)。 正名即版本,以至<<可兰经>>在摩西外传出了一个犹太教、犹太人、犹太民族的死 敌──耶路撒冷是分而为二的。先知何为?是上帝的意志,还是先知的意志?先知 是否代上帝言代得过分了?先知做得,圣贤帝王如何做不得,有信仰者即可如法炮 制,更趋之若骛。不管是显白的谎言还是隐微的谎言都阻挡不了。谁是上帝的聆听 者,谁就能变聆听者为主述者代上帝言。依次类推,谁是先知的聆听者,谁就能变 聆听者为主述者代先知言。这乃是先知叙事的自然逻辑。如此代代相传究竟延续保 存了怎样的传统之开端?连摩西都不知道<<可兰经>>同摩西的关系,施特劳斯能知 道的传统思想的开端不过是你施特劳斯能知道的开端而已,断什么言呢?
在世俗的界面上,比较起来,苏格拉底?quot;敬神"比先知的"代神"无疑更近于神 的智慧。苏格拉底知道自己的界限:牢记神的智慧映照下的人的无知,人只能追求 前提永难完备的知识。施特劳斯因此不得不承认:"一个敬神的人只能探究留待人 来探究的东西,亦即人间事物。"(《政治哲学史》绪论196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但施特劳斯保留了更高的地位给先知,据说,"神不愿让人探究他们不想启示的东 西"(同上),反过来说,"神愿意让人探究他们想启示的东西", 并把对启示的 探究留给了先知。神想启示什么,不想启示什么?那想启示的能独立于不想启示的 隐射吗?启示怎能"探究"?它们是否?quot;无辜的谎言"与"高贵的谎言"那样深 藏著"至高者"对"羊群"的暗算?先知们学得真像啊!或者,这全然是先知们对启 示做的一己之领悟吧?先知哪里像哲人那样知道人代神的悖论性而应对人的相对性留 有余地。
结果呢?一面是哲人如苏格拉底,对知识的探究有一支导致了现代理性主义和科学 技术理性──施特劳斯认为它是现代性危□的祸根──另一支即政治哲学则被施特 劳斯引为先导。一面是先知们,导致了什么?实现了"诸神不和"!施特劳斯虽不 愿追究先知导致了什么危害,但作为后果的历史之现实却使得施特劳斯做出了极为 悲观的结论──民族与民族、神与人、神学与哲学都?quot;不可解决的问题"。
2 施特劳斯的困难在于,他一方面在具体问题上承认人的虚无、有限或相对,"不可 解决";另一面,他又力图消除它,绳之以神的绝对,即取得它的现世政治形态。 生活中总有施特劳斯这样的贤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实践上,施特劳斯说苏格 拉底式的哲人注定了悲剧命运;那么在理论上,施特劳斯同样有如斯的悲剧色彩。 这是就施特劳斯想解决问题的真诚而言──它激发了人的责任感和警惕心。如果就 解决的方法,施特劳斯又遗憾得没有任何推进。
施特劳斯指责伯林的"自由论"自相矛盾:"一切价值都是相对?quot;的价值相对论 本身不成了绝对的吗?("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既然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又何 以可能将消极自由作为一种绝对的政治价值来捍卫?")
这种责难是重弹历史的老调了。
马日伯郎士责问康德:"你知不可知。" 罗素责问维特根斯坦:"你说不可说。" 卡尔纳普责问海德格:"你有无。"
这些责问者的责问都以为问到了对方的自相矛盾(悖谬)处,其实,他们已经临界 而不自知。换句话说,他们毫无界限意识,特别毫无在界限上的经验,即临界经验, 才这样自以为是其所牵?炎约核抵?说?quot;陈述句"当作疑问式"反讽句"。目的 在于反讽别人,其实回复自身反讽了自己。康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都是临界的 哲学家,他们已经在界限上思考"可知不可知"、"可说不可说"、"有无"的二 重性问题。我把它们叫做"悖论式偶在",透视它们的思维叫"悖论式思维"。这 一点,恐怕施特劳斯、伯林两人都没意识到。原因就在于,前者太信仰化了,后者 太经验化了。不过说句公道话,施特劳斯仍然要比伯林接近界面。
试想,对于相信没有什么不能知的人,他如何理解可知界面相关著的不可知呢?对 于相信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人,他如何理解可说界面相关著的不可说呢?对于相信一 切有就是有不是无也没有无的人,他如何理解有的界面相关著无甚至有即无呢? (请参阅墨哲兰《论无蔽的瞬息》中有关可知不可知的"四重关系")
同样道理,相信神并相信到它无所不在的人,如何理解神终有其界限悬置在超验之 门以禁止人的僭越──同时也是自我禁止对人的无限引渡(可见,"界限"或"度" 是神立的法,也是神守的法,除非在法外"非法法也")。人世只能以有限的相对 性与神的绝对性非同一地相关。这本来是神人有别的应有之义。即便神的万能可以 通达于人──人有万能通达于神吗?人只能被动地接纳,但人不是空洞的容器。神 的万能也不是万全的完满理智(像人的理智所能想象的),它还蕴涵有不可能之能 的偶在意志使自己与世界各有其偶在性自由,否则,自己或世界的全然理性化或全 然非理性化都是极可怕的不真实。上帝的全智全能对人或对世界而言乃是可能与不 可能等等的"集中的悖论",其中包含著神的启示之不可定数、不可测度。没有这 一点,上帝终究会成为理知的奴仆──施特劳斯不是懂得神学与哲学的界限吗?
因而,上帝的绝对既是不能被人代言的绝对,也是不能被理智或非理智一厢情愿而 言尽的绝对。所以,凡是能被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代表的"上帝",只能是私家祖宗 的"上帝",与人类何关!不能设想一个民族全知而人类的其他部分完全处在懵懂 不知的暗哑状态,像是被"上帝"遗忘的遗弃地,好让私民成为人类公众的灵魂领 导者。如果是这样,部落、民族、国家内部的等级制,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等级 制,分明是"上帝"的偏私了。那么,谁是特选的民族、国家和个人呢?这种"上 帝"的意志不是恶是什么?随之而来的人的"我死故我在"的无神论抗争有什么错? 我宁愿留在这个行列里。因为这"上帝"是等级制的"上帝","上帝"是贵族─ ─他任意将人的自然差异独断而偏执地引向价值差异,取消了每种差异自身的自然 否定性或偶在性。
(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史》的"绪论"和"柏拉图"中也说:"神如此无所不能, 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无所不知,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事物的自然──并非由他们创造 的东西。这里所谓懽匀粧指的是某物或某类物的特征、外观和活动方式,同时也指 某物或某类物不是由神或人创造的。"当然,施特劳斯说的是希□神,同犹太正教 的上帝不一样。由是,施特劳斯要的"传统思想开端的绝对性"指的是谁呢?他为 什么要从耶路撒冷转向雅典,为什么意识到犹太正教缺失希□理性的普适性?) 历史上,那一个"高贵等级"不是因自身的有限性而把自己导向毁灭的?临高而不 知罪者,□上帝更远。今天的所谓现代性危□,恰恰拆除了狭隘的特封的高贵等级 制,不管是个人、阶层、民族还是国家,从而让高贵接受苦难与罪恶的启示而变成 个人反省自救的哲学生活及其精神气质。这是超越现行私家祖宗神的普遍天启。是 超越"诸神不和"的普遍天启。如果尼采的哲学中,还有一点有意思的东西,它就 在这个真正叛逆的取向上──只有一个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了;鄙视奴隶道德─ ─为了未来人类普遍精神的高涨。"超人"不是现世人中的"唯一",而是"最后 人"后的未来人之"每一"。 人作为人,不管是谁,先知也罢,自居于特殊的位置代上帝言,或自信作为上帝的 特选独领上帝的启示,都是对上帝的亵渎。上帝的启示在人类的普遍行为中,例如 在人类的苦难、灾难、罪恶中,在人类为之拯救与自救的普遍欠负与缺失中。这是 任何人都应该领受而承担的启示。没有特例!即便应该有人因种种世俗的需要而处 在特殊的位置,那首先是如履薄冰的特殊罪的承担──岂敢张狂。为什么上帝远□ 自以为无罪而施救于人的祭司!"有罪的人有福了"。 有谁不在界面上?你是先知就是先知吗?你是高贵就是高贵吗?你是超人就是超人 吗?上帝尚且不言,你敢说"是"!
张志扬:专题:施特劳斯悖论
解释与论证 施特劳斯--《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评注 (第二部分)
张志扬

来源:《视野》第1卷 第3期

3 再换一个角度。 "知可知"与"知不可知"毕竟不同,后者□不成对前者的反驳。正如"知有"与 "知无"不同一样。这里的"知",是相对终极本体而言,且以人的智慧为限。 "知"有两层含义:"知得"与"知向"。"知有"者,侧重于对终极本体的"知 得","知无"者侧重于对终极域的"知向"。同理,"知可知"重在"知得", "知不可知"重在"知向",即总在知的界面上"知向"──"不知"的领域,最 后在人的界面上"知向"──"不可知"的神的领域。所以,正是"知"的这两重 含义,显露出"知"的"有-无"悖论:"知有"即"知无"。由此□成"有-无" 的张力,使得"知"既不能因"知有"而独断"本体论",也不能因"知无"而独 断"虚无主义",两者又同时相关,后者对前者有场感应,只能模态化。 苏格拉底的"知无知",显然侧重"知"的"知向",即知不得"神的智慧"但可 以知向神的智慧、知不得"终极真理"但可以知向终极真理。虽不得而向之,是知 也。但在终极的意义上,是知归根结底的无知。亦是"知不可知"。 伯林的"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无疑是个经验命题。在经验或人的理性范围内, 伯林没有错。伯林颇有点类似古希□的赫拉克利特。按海德格的说法,赫拉克利特 与巴门尼得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存在"中,存在变,一切皆变;后者在"存在" 外,存在一,一切皆一。海德格因此认为,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比,巴门尼得 与赫拉克利特是更接近"存在"即"没有遗忘存在"的思想家。这里的"存在"正 好是作为开端瞬间的生成来理解的。 我看,施特劳斯与伯林的关系,有点类似巴门尼得与赫拉克利特的关系。前者在人 世外,站在神启的立场上,以神启绝对主义的眼光俯瞰人世;后者在人世内,站在 经验的立场上,以经验理性主义的眼光环顾人世。 伯林的立场是很单薄的,属于常识,成为现代理性主义的主流。它的确把本体、信 仰、超验域悬置起来了,因而也就回避了理性超越所必然碰到的二律背反即悖论问 题。它虽然不是问题的解决,但也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判断得了的。 按照我今天所站的偶在论立场,我更容易同情施特劳斯,正因为如此,也更应该同 施特劳斯划清界限。 如前所述,施特劳斯的"绝对真理"或"绝对价值"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犹太先知 根据上帝言行许诺而标立的的教义与法典,不仅绝对,而且神圣;一个是希□哲人 探究人心世事的自然(本性)而安排的人差等级、知识等级、社会等级的正义原则 与政治制度。后者的"自然",施特劳斯区分了两种:自然即"理念、形式";自 然即"灵魂、种差"。这两者"是比诸如太阳的自然更为重要的"。(见施特劳斯 "绪论"与"柏拉图")至于后一绝对虽不完善,但毕竟是人的智慧追求的人自身 的根底,再加上神启的完善,人世已不可能有更好的绝对价值了。它就深藏在西方 传统的这两个开端中。凡悬置或抛弃它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实用或 实证主义",必然导致虚无主义,陷于现代性危□。 在我看来,施特劳斯的"绝对"不在于"单个来源的绝对"──它们的"神启教义" 或"自然本性"恰恰表现为偶性的:"启示"不过是"犹太教"的,"自然"不过 是"柏拉图"的或"苏格拉底"的。倒是两个来源("神圣启示"与"自然理性") 所□成的悖论具有"开端形式的绝对性",即它的超验与经验的悖论相关形式特别 具有这样绝对的意义:含否定于自身(对己),能独立而互补(对他)。 试想,没有这样的绝对□制,一个"我"就是一个"中心主义",如"犹太中心主 义"、"穆斯林中心主义"、"儒教中心主义",谁承认自己的神启级别、德智级 别低于他者,谁都想判他者臣服于己,要么鼎立而对峙,要么宽容以兼并。重复至 今,如何是了。 所以,我的眼光同施特劳斯相反,凡是在他用神学反讽哲学的地方,我都把疑问反 讽句看作悖论陈述句:既是肯定事实的悖论(正当的),又是回诸自身的悖论(反 讽的反讽)。我把它叫做"施特劳斯悖论"。再概述如下: A "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既不能在外同其他民族融合,也不能靠自身立犹 太国以自救──上帝对犹太祖先的"言、行、许诺"的"启示"何在? B 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不可解决"──神启价值的绝 对性何在? C 只以犹太正教传统思想开端的绝对性为准则──深感犹太正教的民族局限性而决 定转向希□理性。(隐含著民族与普世的不可解决) D 作为人的智慧的哲学必然受制于前提的不完备性,即便如苏格拉底式的追求、向 往,也仍然是人的智慧,可以知向但不能知得神的智慧,因而,哲学与神学的冲突 不可解决──神的万能、神启真理的绝对性何在? E 施特劳斯深感"诸神不和"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坚持犹太正教的绝对 性正好□成因果悖论:因此解决-因此不可解决。 F 令我□讶的是,这几个主要的悖论,施特劳斯都能清醒地、客观地陈述出来,但 在主观意识上,施特劳斯又拿此"陈述句"作为疑问式"反讽句"去诘难他自己承 认的不可解决的问题──由此□成"反讽的反讽"。 G 最后,我想单独说一下施特劳斯的论证方式,即把阐释当论证。 4 施特劳斯的"解经方式就是论证方式",这好象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它不仅是施特 劳斯政治哲学的方法,也是它的风格与特征。我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就像 接受"注经学"传统一样。这对中国人并不陌生,虽然我们是为"圣言"注经,犹 太人是为"神言"注经。 我的问题是,注经,或阐释,能否当论证?它们是否一个层面上、一个维度上、一 个论域中的问题或方法?更确切地说,阐释的真是否就是论证的真?信仰的真能否 渗透、判断(裁决、取代)经验的真?或相反? 对此,我有一个愚蠢的直观:如果是,施特劳斯何以有那么多的悖论?当然,我还 区分得清楚:有一种悖论是假的,解释即论证,启示与理知、信仰与经验、神学与 哲学就会一以贯之;有一种悖论是真的,它本来就深藏在解释的语言之中。所以我 □疑,施特劳斯未必把自己的解释直接当作论证。或者,想归想,做归做。 施特劳斯之所以花大力气研读古希□经典,特别是接受神启又坚持理性的苏格拉底, 恐怕动□中就有打通启示与理知、信仰与经验的努力。我承认,施特劳斯的此种努 力,是我最难于理解的地方。 例如,苏格拉底追求知识的理知发现人的智力与体力天生是有差别的:有的人适于 做这,有的人适于做那;有的人聪慧,有的人愚钝;有的人知天地人神,有的人懂 雕虫小技。(暂且不追究这种看法是否"后设理论",是否把已经成为先决条件的 社会地位、财富、权势、知识作为"世袭"或遗传的"基因"也固置到人的"自然 之性"中去了。注意,即便如此,苏格拉底在叙述中仍留有余地,承认了社会地位 中的人是可变的,即上智等级有愚者下移,下愚等级有智者上移。这里并没有贵族 制的世袭规定。)为什么这些"自然差别"可以自然上升为政治等级制的"价值差 别",由此成为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统治奴役的合理性、合法性根据?能设想古代政 治统治中不包含奴役和剥夺吗?被奴役被剥夺者的非人状态在苏格拉底们的眼里可 以视而不见,神也不见吗?或许真像尼采说的,奴隶的道德应该永远战栗在主人的 强力中并感激他的剥夺与统治,因为强力才是历史的动力与灵魂的领导者,决不能 让卑贱的道德哀怨与同情之手破坏命运的伟大、创痛的独特和记忆著伟大罪恶前进 的特权,而把未来的创造葬送在过去不幸的喧嚣中。既然如此,把贵族皇室宗教裁 判所送入历史博物馆,你又何必哀伤抱怨!正是这些自然的奴役和剥夺把古代、近 代等级制推向覆灭。问题就在这里。上智下愚、上义下利、上治人下治于人的等级 制与价值观既然根置于人的自然之性中,为何覆灭了?它的覆灭显然不是因为它的 绝对与完善,而是因为它的有限与欠缺,如果不沿用人性论说它违反了更多的人性 的话。今天的自由平等由此而来,错在谁?等级制的立法者即贵族统治者们能否逃 脱愚蠢残暴的罪责?施特劳斯不会忽视历史的这一面。 施特劳斯从今天的自由主义回溯古典传统时,他是在精神层面进行的,因而历史现 实的污浊与血腥早已在泥土中化作自由精神的花朵了。所以,他一面强调,"人文 教育是大众文化的抗毒剂……是一架梯子,我们可以通过它从大众民主上升到原来 意义上的民主"──即"扩大为普遍贵族制的贵族"(《古今自由主义》);一面 又强调"我们政治、道德或宗教期望的温和与节制的必要"(《什么是政治哲学?》), 并"钦佩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容忍与尊重。这种容忍与尊重是自由主义的标志,不仅 因为它们为遭受迫害的哲学提供了避难所,还因为它们允许令人鼓舞的政治争论的 出现,即使不鼓励其出现"(《古今自由主义》),希望"本性之善的观念或善的 观念必须予以重新思考并加以恢复,为此必须回到这一观念由以产生的基本经验。 因为尽管懻苎П匦虢鞣老M??艘云舻希?欢?苎?幢匦胗衅舻献饔脪"。施特劳 斯多么精心地挑选又限制他认为好的东西啊。 施特劳斯如此解释引申的"扩大为普遍贵族制的贵族政体",是否就论证了"贵族 制"的自然合理或神启承诺呢?苏格拉底的显言隐义,在当时尚且只是假设于柏拉 图《理想国》的"洞穴"中,连苏格拉底柏拉图都知道不可能实现,两千多年后的 施特劳斯其实也心知肚明,今天也不可能实现,顶多不过希望、参照而已。恐怕这 就是回溯久远解释漫长的魅力所在:在大众市侩道德的包围中,宁可慰藉那些"在 孤独中成熟起来的美德"。(《什么是政治哲学?》)施特劳斯毕竟记住了柏拉图 在《理想国》中所说,每种政体都是一种灵魂的洞穴监狱。能刻骨铭心的感受到这 一真理的政治科学家自然会深切意识到,要认识自己根深蒂固的道德与政治的世界 观之可疑性是多么困难。(同上) 我想,施特劳斯决不会把自己排除在外的。因而,施特劳斯并没有放过尼采的道德 与政治的世界观之可疑性,即严重低估了自由社会的正派、同情、礼貌即合法自由 的价值。其结果是尼采"对未来超人社会的可怕梦幻"同马克思如出一辙。(《政 治哲学史》"后记:列奥( 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史") 由此可以看见,当施特劳斯的解释一旦面临或面对论证时,或者说解释想转为论证 时,施特劳斯便自觉警惕起来,不得不强调"我们政治、道德或宗教期望的温和与 节制的必要"。换句话说,施特劳斯有两副面孔,回头面对传统时,解释的绝对性 到了静穆的神祉,再回头面对现实时,解释在论证前便有了节制而温和的笑容。 这至少表明,施特劳斯并没有完全把解释当论证,他显然清楚两者的区别,只是没 有把它贯彻到底,原因是他回头太多,有时像中国《封神榜》中的反头道人申公豹, 这就不能不使解释与论证的区别陷于两难之中。 如果施特劳斯是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教父",那他是一个"悲剧性的教父"。
张志扬 2000年10月28日 海甸岛
……………………………………………………………………【参考文献】 五篇:两篇是施特劳斯的《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林国荣译)、《施米特〈政 治的概念〉评注》;一篇是古内尔的《理性、启示与自然──施特劳斯主义前的施 特劳斯》(田立年译);两篇是小枫的《施特劳斯──政治右派的懙弁跏??》、 《哲学、上帝与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神学》(后来改成 《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必须吗?──伯林与施特劳斯》)。
〈一个月后,即2000年10月15日新获施特劳斯与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上 下两卷。我的评注已经写了一、二两章。停下补读时,发现没有特别需要更正的。〉
七篇:两篇是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中立化和非政治化时代》(刘宗坤译), 另一篇法尔贝的《罗马人施米特》(谷裕译),四篇小枫的《施米特──现代政治 哲学中的刺猹》、《尼采的微言和大义》、《诺斯替主义及其现代性谋杀》、《美 好生活的可能性──或者:哲学、神学与不可解决的问题》之"题记"。
回忆 那比我美丽的东西的回忆: ——我看见它,我看见它, 并且就这样死去! ………… 那飘逝的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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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09:32 |只看该作者
1、别人也问过波谱儿,你的证伪哲学可证伪吗?
2、我也说过这样的疑问,用以划分对象语言—元语言的语言本身是不是一种绝对的元语言?
3、对文化的批判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很容易成为自我批判。
4、一个高喊自由万岁的人是不是会去剥夺别人反对自由的自由?
5、一个古老的背谬: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它自己是否也是相对的。
6、“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自己是真理吗?我们如何检验?以实践检验,就先于检验而肯定了它,以其他标准检验,就先于检验否定了它。
7、小朋友间常有的反诘:一切都不是永恒的,都要改变。那么这个规律本身呢?
8、古老的疑问:上帝是万能的。那他能否制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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