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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left">《文学的对话》</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新闻原文:</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b>中德作家一对一对话 以文学为桥抵达心灵</b></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2007年09月07日08:19</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8月30日至9月3日,为期五天的2007北京图书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主宾国德国为本届图博会派出了出版、写作界的最强阵容,多位当代德国优秀作家与中国作家及有关方面专家的对话成为本届图博会最吸引人的活动之一。</p><p align="left">在贝塔斯曼举办的本次活动中,赵启正、叶兆言、阎连科、陈晓明、毕飞宇、于坚、周国平、翟永明、冯唐、张悦然等,与来自德国的克里斯托弗·彼得斯、乌尔利克·考茨、彼得·施塔姆、塔尼亚·丢克斯、巴斯·波特舍等作家就图书版权贸易、文学交流、心灵与文学、哲学与宗教、文化差异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b>中国文学过于关注现在</b></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8月31日上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对话德国评论家埃伯哈德·法尔克,两人分别介绍了中德两国的文学发展状况。在对话中,陈晓明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中存在的文学性不突出、反思力度不够等问题表示失望。</p><p align="left">他谈到最近读完的《红桃J》这部当代德语小说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部小说集中的作品写得很轻很虚,不去写透,"更具有文学性"。而中国文学的悲剧在于始终关注现在,反映唯物论的现实主义。"我的观点可能会遭到绝大多数中国批评家的批评",但"我觉得中国作家的作品总是写得太实、太透、太重"。</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对此,法尔克表示,他读了《中国当代文学选编》德文版,"其实还没有那么糟糕。虽然中国文学的写作方法与德国文学有所不同,但是在故事、叙述上还是非常能够抓住人的。"陈晓明回应道,中国有非常优秀的作品,"它本来可以更好,但是没有做得更好,这是我所痛心的"。</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b>中国作家的作品有待"少而精"</b></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8月31日下午,"灵感与创新——‘蓝色沙发’之德中文学对话"的第四场,北京作家阎连科与德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乌尔利克·考茨相遇,探讨中国文学在德国的发展状况。</p><p align="left">乌尔利克·考茨对中国当代历史非常了解,曾翻译过王蒙、王朔、余华等人的作品,为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今年他被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p><p align="left">"为什么德国读者接受中国书籍觉得这么困难呢?"谈话没进行多久,乌尔利克·考茨就拿这个自己"老搞不清楚"的问题向阎连科发问。阎连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化的差别,由德国读者不了解中国文化所致。</p><p align="left">乌尔利克·考茨对此表示赞同,并提出,中国作家的作品篇幅太长,也是德国读者很难接受中国书籍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德国读者喜欢篇幅少而内容精的作品,而对于很多中国作家来说,他们比较讲究篇幅。阎连科举例说,《百年孤独》只用22万字就写了一百年拉美历史,"我想这是最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如何把100万字的小说,写成20万字、30万字的小说,这将是中国作家面临的一个问题。"</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b>诗歌应恢复朗诵传统</b></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在成都女诗人翟永明与德国女作家塔尼亚·丢克斯的对谈中,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到诗歌在当下文学环境中的边缘化状况。翟永明提出,应重新看待音乐元素在诗歌创作及传播中的作用。塔尼亚·丢克斯也很重视音乐性,表示曾请人为自己的诗歌配乐。</p><p align="left">翟永明认为,中国古典诗歌非常注重诗歌的音乐性,但这一传统已慢慢改变并逐渐消失,部分导致诗歌和读者距离渐远。诗人自身也不是特别注重朗诵,从而无法在写作中更多关注音乐性,这样容易使诗歌完全变成视觉的东西。"我希望中国诗歌在音乐性上能够对古典诗歌有一个传承。"</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b>评价当代文学需要时日</b></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与青年女作家张悦然对谈的德国女作家,是以《夏屋,以后》一举成名的尤迪特·海尔曼。她的这部短篇小说集自1998年出版后,四年时间即销售25万册,并已被翻译成17种语言。</p><p align="left">在谈到关于中德当代文学的问题时,两人有着相同意见。张悦然表示,现在对当代文学进行评价还为时过早。多掌握一门语言可以多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少一种语言并不代表我们就是盲的,我们仍旧可以看清世界。"</p><p align="left">海尔曼表示,不需过快对当下文学状况下定论。她对德国1995年至2000年时的文学现象进行反思。她说,当时德国评论界对出现的一批年轻德国作家及其作品,予以一致好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评论者已经理智地看待问题,对当初的评价也有所转变。</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b>德国对亚洲文学的认知有标签</b></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北京作家冯唐与德国作家雅各布·海因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1971年出生,都是医学博士,都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学医生涯对他们的思考和写作都影响巨大。对冯唐而言,学医八年是他日后创作及生活的基础。雅各布·海因则从中形成自己的思维特征,习惯以分析的方式来对待各种问题。</p><p align="left">在谈到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现状时,海因表示,德国对亚洲文学很有兴趣,这种兴趣常常带有很多标签,如神秘主义或情爱色彩等,作品往往被赋予很多阅读期待。同时,他也表示,德国对中国的兴趣正与日俱增。"德国人会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这种进程会比较缓慢,但目前已经开始了。"</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b>叙述角度也是一个哲学问题</b></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毕飞宇以善于描写女性情感和命运著称。对女性群体的关注在彼得·施塔姆的作品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他1963年出生在瑞士,用德语写作,是德国作家中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较多的一位。</p><p align="left">两位作家就叙述者如何在写作中得到体现等问题交换了看法。施塔姆表示自己习惯使用"我"作为叙述者,这是因为欧洲小说叙事传统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无法做到客观和全面。所以较少采用全能、全知的视角。毕飞宇则表示:叙述角度的选择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生存问题。"为什么在我早期的创作中,叙事者都用的是‘我’,而到了中年以后多用叙述者的名字写作?这是因为我年轻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前后,我们中国人有了一次真正的觉醒,民族、祖国、阶级这些大词被部分消解了,作为主体的‘我’则被凸显了出来。而当‘我’逐渐失去了原有解放的意义变得泛滥以后,对我来说,只有离开‘我’,写作才能进行下去。"(来源:文学报本报记者傅小平 金莹 陈竞)</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快评:</p><p align="left"> </p><p align="left">中国作家和德国作家在这次对话中,显示了各自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从而进行了文学和文学之间的对话,在创作和对文学的看法上都进行了很多的交流。这种交流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在说废话,但是某些话看起来有待商榷。</p><p align="left"><b>阎连科举例说,《百年孤独》只用22万字就写了一百年拉美历史,"我想这是最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如何把100万字的小说,写成20万字、30万字的小说,这将是中国作家面临的一个问题。"</b></p><p align="left">我不知道阎连科说的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是不是小说用很少的字数来承载更多的内容,但是看字面意思似乎是这样。他用《百年孤独》举例,说人家用22万字写了一百年的历史,值得学习。我想阎连科这句话可能是我看过的他所说的最傻的一句话。首先,他的举例是一种错误。如果说阎连科说这些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德国作家所说的中国小说篇幅太长的问题,那么,我要接着说,德国作家在这次谈话中的高姿态,让我们的作家们不得不低姿态俯首起来。我国的古典小说或者说文言文,千百个字就可以诉说一个朝代,那岂不是更值得德国人学习?再者,为什么我们要为了德国人便于阅读而缩减小说的篇幅呢,小说的篇幅和小说的水准不成正比,但是也不成反比。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是不能把100万字的小说改成20,30万字吗?试问国内究竟有几部现代小说是上100万字的?也许阎连科是在举例说明,国内的作家们写作过于急功近利,缺少了精华的那种浓缩。但是这和《百年孤独》又有什么关系?《百年孤独》是因为字数的关系受到读者喜欢的吗?我觉得阎连科在这次谈话中,可能忘记了带脑袋。</p><p align="left">我们再来看看陈晓明和德国作家的对话,陈晓明说,我国的文学作品过于写实,转而夸耀德国一本小说集的优秀。当然这可能是一种谦虚。但是陈晓明说:</p><p align="left"><b>"</b><b>我的观点可能会遭到绝大多数中国批评家的批评",但"我觉得中国作家的作品总是写得太实、太透、太重"。</b></p><p align="left">太实,太透,太重。这三个标准,哪怕达到一点,也将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小说。轻盈的小说作品永远不是精品。陈晓明作为教授,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媒体截取的,上下句看不到,也很难说。但是我对这句话表示反对。</p><p align="left">这两段对话,可以说从侧面体现了一种现象。我们国家的文学,似乎总在降低姿态,让国外的书籍市场接受。交流会,书籍博览会,这些东西的举办,让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很好的被我们所见到。而在这些交流会和博览会上,往往会有这样的新闻:某家国内出版社的某本书被国外出版社签买,某作家的书获得了国外出版社的签买。这种现象和现在电影的现状基本差不多。国内电影节的奖项鲜有媒体大肆报答,国外的电影节随便提个名,导演和演员都会占据报纸的整个版面。我们要扪心自问,是不是我们现在过于关注别人对于我们的看法,而忘记了好好的进行我们的创作?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之所以关注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就是为了好好的进行我们的创作。这种想法是对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把注意力放到那些根本对中国文化都不熟悉的德国作家或者外国出版社,外国电影节上呢?这一点上,我国国内的文学奖项的贫乏和影响力低微也是罪魁祸首之一。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每年奖项颁布的时候,我们的媒体统一的静悄悄。反之,普利策奖,诺贝尔文学奖,日本韩国的图书奖项,却每次都能在媒体的书评专栏上看到踪影。</p><p align="left">我们对我们自己本身关注的太少。如果这次的活动是几个中国作家坐在一起畅所欲言,我想肯定媒体不会这样长篇幅的报道了,顶多说一下参与作家,然后来一个简讯。我们的诗歌朗诵会或者诗歌节,都要靠裸体和其他的东西才能拽来媒体的关注。我们的作家要靠要求包养,互相骂,制造八卦来吸引媒体的关注。我们的读者呢,被这些报道冲昏了头脑,对国内的文学作品很少关注,转而对于《洛莉塔》或者《尤西利斯》感到兴趣十足。我国文学现在的这种奇怪的现状,和媒体本身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不只这一点关系,更多的牵扯需要更清醒地认识,才能说出口。</p><p align="left">最后我想提起莫言和大江健三郎,这两个人算是好友。大江也曾经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提名莫言。莫言和大江健三郎的谈话我记得我在某个文学杂志上看到过,莫言不卑不亢,和大江健三郎所说的东西很深入很透彻。这也让我想到了北岛和国外一些诗人的谈话,但是北岛还不算是国内的作家,所以作罢。莫言的这种态度,其实就应该我们作家的态度,也应该是我们媒体的态度,不卑不亢,文学本身是不应该有等级之分的,只有高贵的作品,没有永远高贵的作家。这篇新闻某些地方显然出现了一种向德国文学献媚的色彩,这是我来写这个蹩脚的快评的初衷。</p><p align="left"> 2007-9-8</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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