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佩杜萨《莉海娅》

卫康

多余的话：兰佩杜萨（1896—1957）是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出生于没落贵族，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出版的长篇小说《豹》轰动文坛，由意大利著名导演维斯孔蒂将它搬上荧幕：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3146/，在1963年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兰佩杜萨一生作品稀少，除了《豹》之外只有几篇短篇小说，国内已经译有他的全集：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066796/。本篇《莉海娅》语言充满从容幽默的闲适感又不缺乏优雅的精神，既真实又魔幻，饱含作者的深情，是一篇杰作。个人觉得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在多方面和这篇小说相似且等而下之。


袁华清  译

一九三八年深秋，我对世事人情十分厌倦。我住在都灵，我的一号女朋友乘我睡觉时在我的口袋里乱翻一气，想找几张五十里拉的钞票，结果发现了二号女朋友的一封短信，里面尽管错字连篇，但我俩的关系却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来。
我立即被叫醒，经历了一场风暴。佩隆大街上的这个小小寓所里，回响着不堪入耳的骂声；她甚至想来抠我的眼睛，我只好拧着这位可爱姑娘的左手腕，挫败了她的企图。这个完全合法的自卫行动使一场争吵结束，然而牧歌式的爱情也告终了。姑娘匆匆穿好衣服，把粉扑、口红、手绢，还有那张‘闯了大祸”的五十里拉钞票塞进手提包，冲着我的脸骂了三次“猪猡”，扭头便走。她在这暴跳如雷的一刻钟内，比任何时候都可爱。我在窗口看着她走出门，消失在晨雾中：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还象往常那样优雅。
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就象再也没有见到那件花了不少钱买的黑开司米毛衣一样，糟糕的是那件毛衣的式样男女通用。她只在床上留下两个据说“别在头上看不出来”的弯发夹。
当天下午，我和二号女朋友本来约好在卡洛·费利切广场上的点心店见面。二厅西角的那张小圆桌是我们的常座，可是我看见的不是我渴望见到的姑娘的粟色头发，而是托尼诺的调皮脸蛋；托尼诺是她的小弟弟，十二岁，刚吃完一块双色巧克力。我一走上前去，他就以都灵人惯有的彬彬有礼姿态站起来。“先生，”他对我说，“皮诺塔不来了；她让我把这张条子给您。再见，先生。”他拿起碟里剩下的两块奶油蛋糕，走出店去。这张象牙色硬纸片上写着：她和我彻底决裂了，因为我行为下流，“象南方人那样无耻”。显然，一号女朋友找到了她，让她跟我吹掉，因为我脚踏两只船。
在十二小时之内，我竟丢掉了两个互为补充、对我都有用的女朋友，外加一件爱不释手的毛衣，还为那个该死的托尼诺付了点心钱。我这个典型的西西里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我颓唐沮丧，决定在一段时间内不涉足灯红酒绿的上层社会。
在这段绝迹上流社会的时间内，最适合去的地方莫过于波河大街的那家咖啡馆。现在只要一有空，我就像一条狗似的，独自一人到那儿去；每天晚上，报社里的工作干完，我总要去。这里像一个地狱，充斥着退伍中校、退休法官和领养老金的教授们的苍白身影。这些似有若无的身影在白天被廊柱和乌云遮掩、晚上被绿色大灯罩挡暗的光线下打扑克，玩骨牌；他们从来不高声说话，因为害怕声音过大会使自己虚幻的身影解体。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狱。
我像一头循规蹈矩的牲畜，总坐在厅角那张小桌子边。这张小桌子是精心设计的，以便使顾客尽可能不舒服。我的左面坐着两个幽灵，他们是高级军官，正和两个在上诉法院当顾问的行尸走肉下四人棋；军官和法学家的棋子从皮子做的棋筒里轻轻滑出，不发出任何声音。我的右边老是坐着一位年事已高的先生，他裹着一件旧大衣，羊皮领子上的毛已全部掉光。这位先生一刻不停地看着外国杂志，抽着托斯卡纳雪茄，不时往地上啐一口；他有时合上杂志，好象在吞云吐雾的同时追踪着某个回忆。然后他又开始看杂志和往地上啐。他的那双手甚是丑陋，瘦骨嶙峋，紫红色，指甲留得老长，并不是一直很干净。有一次他在一本杂志里发现一幅古希腊雕像的照片，雕像的眼睛离鼻子很远，脸上露出诡秘的微笑；我惊讶地看见他畸形的手指轻轻地、一本正经地抚摸着这幅照片。他发现我看到了，气得哼唧了几句，然后又要了一杯咖啡。
如果不是发生一件巧事，我们的关系中可能会一直隐伏着这种敌对情绪。我离开编辑部时总要随身带上五、六份报纸。有一次，我带的报纸中有一份《西西里日报》。那几年，人民文化部⑴十分厉害，所有的报纸办得一模一样；这份巴勒莫出的日报比往日更缺乏特色，和米兰或罗马的报纸没有区别，只是排字错误更多；所以我只是匆匆扫了一眼，便立即撂在小桌上。我刚开始欣赏人民文化部的另一份喉舌报时，我的右邻对我说：“对不起，先生，我看看您的《西西里日报》，您不会生气吧？我是西西里人，二十年没看到家乡出的报纸了。”他讲起话来温文尔雅，发音无懈可击；他那双灰色眼睛若无其事地看着我。“请吧，请看吧。您知道吗，我也是西西里人，您如果愿意的话，我每天晚上都可以带一份《西西里日报》来，对我来讲不费事。” “谢谢，我并不认为有这样的必要；我只是感到好奇而已。假若西西里还像当年我在的时候那样，我就想象得出那儿一切都很糟，三千年来一贯如此。”
他走马观花似地浏览了一遍，然后把报纸叠好，还给我；接着便聚精会神地看起一本小册子来。他要走了，显然是想不打招呼悄悄溜掉，不过我已站起身来，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他在牙缝里嘟哝了一句，报出自己的名字，可是我没听清楚。他没有向我伸出手来，然而走到咖啡馆门口时，却回过身来，脱了帽，大声说道：“再见，老乡。”他在门廊中消失了，我觉得茫然，正在玩牌的幽灵们发出了不满的嘀咕声。
我好不容易才把服务员叫来，指着右边的空桌子问他：“刚才那位先生是谁？”“他嘛，”他答道，“是参议员罗沙里奥·拉·丘拉。”
尽管我的新闻知识很浅陋，不过我对这个名字却很熟悉，拉·丘拉是公认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五、六位意大利人之一，是当代最著名的希腊学家。厚厚的杂志，对古雕的喜爱，古怪的脾气，内在的文雅都在我心中得到了解释。
第二天我在编辑部翻阅为“待发”讣告准备的特殊卡片箱，里面有拉·丘拉的卡片，材料是陆续收集的，挺详细。原来这位大人物出生在阿契—卡斯泰罗市（卡塔尼亚省）⑵一个贫穷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学希腊文毫不费劲，令人吃惊，他靠奖学金念完大学，后来出版了几本专著；二十七岁在帕维亚大学取得教授希腊文学的资格。后来他转到都灵大学执教，一直到退休为止；他曾到牛津和图宾根⑶讲课；还曾多次作过长途旅行，因为在法西斯上台前他是参议员，是林契依科学院⑷的院士，是耶鲁、哈佛、新德里和东京大学的名誉博士，当然也是包括乌普萨拉及萨拉曼卡⑸在内的所有欧洲名牌大学的名誉博士。他的著述不计其数，许多论文，尤其是有关爱奥尼亚地区方言的论文，被认为是经典著作。再说一句，他是特乌勃纳出版社(6)邀请的唯一外国人，负责编选出版埃西奥都斯⑺的诗歌集；他用拉丁文写了一篇序言，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最后，他不是意大利科学院⑻的院士，这是他的最大荣誉。他胜过其他学识渊博的同事们的地方，在于能以生动的语言解释古典作品，这表现在他用意大利文写的论文集《人与神》中；这些文章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读起来诗意盎然。总之，他是“民族的骄傲，文化的灯塔”：卡片编写者用这句话作结。他七十五岁，靠领取养老金和参议员津贴过日子，生活虽不阔绰，但蛮舒适。他一直未娶。
不能否认，我们意大利人作为文艺复兴的正宗子孙（或者是父母），向来尊敬比任何人都高明的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现在我每天可以接近这门玄妙、深奥、专和死人打交道、没什么用处的学问的最高代表，感到飘飘然，也颇觉不安；我象一个初见吉列⑼先生的美国小伙子一样：畏惧，崇敬，怀有一种特殊的、不带恶意的羡慕。

这天晚上，我抱着与前几天迥然不同的心情来到那家地狱咖啡馆。参议员已经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恭恭敬敬地向他问好，他只是咕噜了一句作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不过当他看完一篇文章，并在笔记上记下一句话以后，便朝我转过身来，用动听得叫人纳闷的声音对我说：“老乡，从你向我问好的方式判断，我知道，这些蛆虫当中有人向你说过我是谁了。忘了它吧，把高中里学过的古希腊文动词不定式也忘掉吧，如果你还没有忘记的话。你倒是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昨天晚上你介绍自己时一带而过，我又不象你那样爱到别人那儿去打听，何况这儿肯定不会有人了解你。”
他讲话时傲慢而冷淡；可以看出来，对于他来说，我远远不如一只蟑螂，不如一粒在阳光中飞来飞去的尘埃。不过他平静的声调，精确的措词，以及对我称“你”，又使我觉得他是在跟我进行一场推心置腹的、富有哲理的谈话。
“我叫保罗，科尔贝拉，出生在巴勒莫，在那里的法律系毕业；眼下在《新闻报》编辑部工作。参议员，为了使您放心，我要补充一句，高中毕业考试时，古希腊文得了‘五加’，我的意思是说，还好添上这个‘加’，我才得到了文凭。”
他微微张开嘴笑了笑。“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这样更好。我讨厌跟那些自以为博学而实际上一窍不通的人谈话，我在大学里的同事便是这样，他们最多只知道古希腊文的外部形式及其变态和特殊规则。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文字的精华，反而可笑地认为它已经‘死’了。顺便说一句，他们什么也发现不了。话又说回来，他们也真可怜：既然从来也没有机会听人讲过古希腊文，又怎么能发现这种文字的精华呢？”
不错，骄傲总比假客气好，然而我总觉得参议员过分夸大，甚至闪过这样的念头：年纪把这个特殊的脑袋搞糊涂了。那些可怜的同事听人讲古希腊文的机会和他一样多，也就是说，从来没有过。
他接着说：“保罗……你运气不错，名字和那位唯一有点文化、识几个字的门徒一样。⑽但是，你如果叫吉罗拉姆则更好。你们这些基督徒取的其他名字都很庸俗。奴才的名字。”
他继续揶揄我，他好象真是一位和教士作对的学者，还带有尼采的法西斯哲学味道。这可能吗？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象是沉默了很久刚得到说话机会。“科尔贝拉……我没记错吧，这是西西里一个望族的姓，对吗？我记得，我父亲每年要为阿契-卡斯泰罗市的那栋房子交一笔数目很少的租金，是交给科尔贝拉·迪·帕利纳的管家的；房主也可能叫沙利纳，记不清了。父亲每次都开玩笑说，这几个里拉决不会落到‘房产的直接拥有者’——这是他的原话——的口袋里。你是这个科尔贝拉家族的成员吗？也许是个盗用这个望族姓氏的庄稼汉的儿子吧？”
我承认我正是科尔贝拉·迪·沙利纳家族的成员，而且是唯一正宗后裔：在我一人身上集中了这个家族的一切豪华、一切过失、一切未征收的赋税和一切未偿还的债务，总之，集中了这个以豹作为纹章的望族的一切。令人费解的是，参议员似乎甚为满意。
“很好，很好。我对源远流长的望族向来很尊敬。它们令人缅怀，值得回忆的东西诚然很少，但总比其他人家要多一点。它们，我是说你们这些人，最好能够一直传宗接代下去。科尔贝拉，赶快结婚吧，因为你们这些人要延续下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你们的种子撒向天涯海角。”
我可真忍不住了。“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到底是谁呢？是指除拉·丘拉参议员以外的所有芸芸众生吗？他传宗接代了没有？从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和虚胖的身体来看，好象没有……
“科尔贝拉·迪·沙利纳，”他一味往下说，“我把你当作我的那些青年学生一样，一直用‘你’相称，不生气吧？”
我请他放心，说实在的，我觉得既荣幸又高兴。姓氏、家谱谈完后，话题转到西西里。他二十年没到西西里了，最后一次“到那旮旯去”（他用的是皮埃蒙特方言）只呆了五天，是在锡拉库扎，同保罗·奥尔西商榷有关古典戏剧中的半合唱形式的互相置换问题。“我还记得，他们想用小汽车把我从卡塔尼亚送到锡拉库扎，我直到确知公路在奥古斯塔附近离海很远，而铁路却贴着海岸时，才表示同意。你给我讲讲我们的西西里岛吧；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尽管上面住的全是蠢驴。天神们曾在那里居住过，或许每年八月份仍然要来住一阵子。但是不必给我介绍那四座刚修复的神庙，因为我可以肯定你自己也一点不明白。”
于是我们谈起了永恒的西西里，谈起了岛上的自然物，谈起了内勃罗弟山上迷迭香的芬芳，谈起了梅利利城的蜂蜜的味道，谈起了怎样在埃纳欣赏被五月的和风吹得层层翻滚的麦浪，谈起了锡拉库扎周围的名胜古迹，也谈起了巴勒莫：六月份，某些夕阳西下的傍晚，空中弥漫着一阵阵柑橘花的扑鼻芳香。我们还谈到卡斯特拉马雷海湾的迷人夏夜：沉睡的海映着满天星斗，人们仰卧在乳香黄连木丛中，其灵魂在天际邀游，其肉体却紧张惊恐，害怕魔鬼走近。
参议员几乎有五十年没在那儿长住了，但他对一些细节的记忆却准确得出奇。“海，在我见过的所有海中，锡拉库扎的海最绚丽，最富于浪漫色彩；你们可以毁坏一切——指的是城外的一切——但不能毁坏海。海边餐馆里还能吃到剖成两半的海胆吗？”我说还能吃到，不过我补充道，吃的人很少，因为怕得伤寒病。“可这是你们那儿最好的东西，肉红色的筋腱，模样很像女人的某种器官，带着海水和海藻的香味。什么伤寒不伤寒的！海里的东西说有危险都有危险，有的致人死命，但也有的使人长生不老。在锡拉库扎时，我总要让奥尔西给我找海胆。滋味真鲜美，模样真神圣！这是我近五十年来留下的最美好的回忆！”
我困惑莫解，同时也被他的话所深深吸引；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居然会作出这么一些近似淫秽的比喻，居然会像小孩子一样对滋味并非十分鲜美的海胆这么垂涎欲滴！
我们还谈了很久，他临走的时候，坚持替我付咖啡钱，可是嘴里又出言不逊，这是他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名门子弟的口袋里向来空无一文”）。我们像老朋友那样告别了，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五十岁，我们的文化水平相差几千光年。
每天晚上我们都见面，虽然我对世人的怨忿情绪已经开始消失，我却仍旧把到波河大街的这个鬼地方和参议员见面当作自己的义务。我们聊得并不多：他只顾看书和做笔记，只是偶尔对我说几句话，但是只要一开口，就抑扬顿挫，口若悬河，有时盛气凌人，有时旁敲侧击，有时像诗歌一样费解。他也不断往地上啐；最后我发现他只是在看书的时候才往地上啐。我认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某种好感，但我不能因此异想天开：如果真的有好感的话，他的“好感”也肯定不是“我们这些人”（恕我借用参议员的话）对别人可能产生的那种感情，而更像一个老处女对自己的小狗可能产生的那种感情：她知道小狗愚鲁笨拙，不谙事理，但是有狗在身旁，她就可以对这只什么也听不懂的小动物高声诉说自己的哀怨了；如果身边没有小狗，她会感到郁郁不乐。真的，我开始觉察到，如果我迟到了，这个老头骄傲的眼睛总是怔怔地注视着门口。
差不多一个月以后，他从饶有风趣但内容空洞的谈话转到了畅所欲言，直抒胸臆，这是挚友之间的交谈与普通熟人之间的闲聊的唯一不同之处。是我采取了主动。他老往地上啐，我很不习惯（地狱咖啡馆的服务员也看不惯，最后在他桌旁放了一个亮铮铮的铜痰盂）。一天晚上，我贸然问他为什么不治治这个讨厌的多痰症。我没有思考便提了这个问题，刚问完便后悔不该这么冒失，心想参议员准会大发雷霆，把我骂得狗血喷头。可是他却和颜悦色地回答道：“不，亲爱的科尔贝拉，我没有痰。你既然这么注意观察，那就应该发现，我往地上啐之前从不咳嗽。我往地上啐并不是因为我有病，恰恰相反，因为我思想健全：我只是在看到傻话累累、味同嚼蜡的段落时才往地上啐；如果你愿意检查一下那边那个玩意儿（他指了一下痰盂），你会发现里面只有很少几口唾沫，一点痰的痕迹也没有。我啐唾沫是象征性的，是一种有高度教养的举动；你倘若不习惯，那就回到你呆惯的客厅里去好了。那儿人们不啐唾沫，只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想对任何事情感到厌恶。”他那副傲慢至极的神情只是因为他朝远方看了一眼才有所减弱，我真想站起来抛开他就走；还好，我思索一下以后，责怪自己太不冷静。我坐着没动；不可一世的参议员立即转入反攻。“而你，你为什么常到这个充满着魔影、充满着你所说的痰液的鬼地方来？为什么到这个充满着失意者的地方来？都灵城里会使你们这些人产生欲望的娘儿们并不缺乏。只要到卡斯泰罗旅馆，到里伏利，或者列蒙卡利埃里和温泉浴池去转一圈，你们的肮脏欲望便立即可以得到满足。”这位学问渊博的人居然讲出了都灵烟花场的确切地址，我听后不禁笑了起来。“参议员，这些地方您怎么会如道的？“我全知道，科尔贝拉，我全知道。经常到教务委员会和参议院去转转，就会知道这些情况，也只能知道这些情况。不过请你相信，罗沙里奥·拉·丘拉从来也不像你们这些人那样恣情纵欲。”看来这是事实：从参议员的言谈举止判断，他在性方面采取抑制态度是确切无疑的（“确切无疑”是1938年的惯用语），这和他的高龄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是这样的，参议员，我到这儿来，恰恰是想暂时找一个远离上流社会的避难所。我和您刚才所说的那种娘儿们中间的两个闹了一场风波。”他的回答既迅速又尖刻；“头上长角了，⑾是不是，科尔贝拉？要么是染上病了？”“既没有长角，也没有染上病，但比这两种情况还要糟：她们把我甩了。”接着，我把两个月前发生的那桩可笑的事情告诉了他。我的叙述绘声绘色，因为我自尊心上的创伤已经收口了。如果在我面前的不是这位古怪的希腊学家，而是其他人，我准会遭到讥笑，或者碰巧也会得到同情；然而这个可怕的老头却既不讥笑我，也不同情我；他只是感到愤慨。“科尔贝拉，和一身是病、穷酸寒伧的女人瞎混，准会发生这种事。如果我有一天倒了霉，碰见那两个小娼妇，在她们面前谈起你的时候，我会讲同样的话。”“你说她们一身是病吗，参议员？不，她俩身体棒极啦；只要看看她们在斯佩基饭馆吃饭时的那种样子就可以知道了。她们也不穷酸寒伧，相反，是两位打扮得甚为俏丽的姑娘，举止也很优雅。”参议员气忿得又啐了一口。“她们一身是病，没错，一身是病，五、六十年以后，或者还要早得多，她们准完蛋；可以说，她们现在就已病魔缠身了。说她们穷酸寒伧也没错：她们的俏丽打扮靠的是乱七八糟的衣裙饰物，毛衣是偷来的，优雅的举止则是从电影里学来的。她们的高贵便在于会从情人的口袋里掏出油污的钞票，而不是像有的女人那样把珊瑚和粉红色的珍珠拿去送给情人。跟这些涂脂抹粉的丑八怪在一起，只会发生这种事。她们和你，你和她们，都将成为一堆尸骨。你们在臭气熏天的被单中亲嘴时，难道不觉得恶心吗？”我傻乎乎地反驳道：“我的被单一直是干干净净的，参议员！”他发火了：“这和被单有什么关系？你们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堆腐臭的尸骨。我再说一遍，怎么能和她们这种人在一起瞎混呢？”我已尝过一点艳遇的滋味，听了这话很不痛快： “可是，总不能只许人家跟名媛贵妇上床睡觉啊！”“谁跟你提名媛贵妇了？她们和别的女人一样，也只配送进坟墓。不过，小伙子，这些道理你无法理解，我不该跟你罗嗦。你和你的女朋友命中注定要深深陷进淫欲的泥潭。有自知之明的人太少了。”他望着天花板，微笑着；他的脸上显出一副自鸣得意的表情；不久，他握握我的手，走了。

此后的三天中我没见到他；第四天我在编辑部接到一个电话。“您是科尔贝拉先生吗？我叫贝蒂娜，是参议员拉·丘拉先生的管家。他让我告诉您，他得了重感冒，现在稍微好点；今天晚饭后想见见你。请你九点钟到贝托拉大街十八号来，上二楼。”她不由分说，挂断了电话，不给我以考虑的余地。
贝托拉大街十八号是一栋年久失修的旧楼房，不过参议员住的那套房子倒挺宽敞，拾掇得很好，大概应该归功于贝蒂娜的坚持。从门厅开始就摆着书，都是些当今图书馆里常见的、装帧简单的廉价书。我走过的三间屋子里有几千本书。参议员坐在第四间屋子里，身上裹着一件宽大的驼毛睡衣，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细密柔软的驼毛衣料。后来才知道这不是驼毛料子，而是秘鲁高级羊毛料子，是利马大学校务委员会送给他的礼物。我进屋时参议员虽然没有站起来，但仍然很亲切地迎接我。他好点了，可以说一切良好；过几天，等袭击都灵的寒流过去后，他打算出门走走。他用雅典市意大利学会的礼物——塞浦路斯松脂酒，以及安卡拉考古代表团的馈赠——甜得腻人的土耳其式玫瑰色软糖招待我，还拿出样样事情考虑周到的贝蒂娜买来的一些配料最恰当的都灵甜点心。他心情十分愉快，张口笑了两次，甚至还为自己在地狱咖啡馆里讲话过火而表示道歉。“我知道，科尔贝拉，我的言辞过激，不过请你相信，我的想法是温和的。别再想那些了。”我并没有想起那些话，相反，我对这位老人充满了崇敬；我怀疑他尽管学术上百事顺遂，生活却十分不幸。他吞食着难以下咽的土耳其式软糖。“糖，科尔贝拉，只要甜就行啦。如果糖带上别的昧，就会像性变态者的吻一样。”他扔给艾阿科几大把面包屑，艾阿科是一条高大的纯种狗，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进了屋。“科尔贝拉，懂狗的人都知道，狗虽然其貌不扬，可是比你那些骚娘们更加超凡脱俗。”他不让我看他的藏书。“全是古典作品，象你这种连希腊文也考不及格的人是不会感兴趣的。”他倒让我在我们现在呆着的屋子里走了一圈，这是他的书房。书很少，我在其中看见了蒂尔索·德莫利纳的剧本、拉莫特-富凯的《女水神》、吉罗杜的同名剧本，另外，使我惊讶的是还有赫·乔·威尔斯的作品⑿；可是墙上却挂着几幅古希腊雕塑的巨幅照片，和实体-样大；这不是我们能买到的普通照片，而是质量精致的摄影佳作，显然是他以权威身份向世界各国的博物馆索取的。所有著名雕塑的照片都有，包括卢浮宫的《骑士》，塔兰托出土而珍藏在柏林的《女神坐像》，德尔斐出土的《战士》，阿克罗波利斯出土的《科勒》，奥林博斯出土的《皮翁比诺的阿波罗神》、《拉皮蒂族女人》和《太阳神》，遐迩闻名的《车夫》……他们雍容华贵，落落大方，屋里到处可以看见他们那种欣喜和嘲讽参半的微笑。“你瞧，科尔贝拉，这些照片或许还讨人喜欢；‘娘儿们’则不行。”壁炉上摆着几件古代的双耳陶罐和大口酒坛，上面画着绑在桅杆上的奥德修斯和因为让俘虏逃脱而撞礁赎罪，以致粉身碎骨的一向以歌声诱惑海员触礁的鱼美人。“全是胡诌，科尔贝拉，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诗人胡诌出来的；谁也逃不脱她们的手掌，即使侥幸逃脱，她们也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而自尽的。另外，她们怎么会死呢？”
茶几上有一幅旧照片，已经变色了，镶在一个普通镜框里；照片上是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几乎一丝不挂，头发卷曲蓬乱，表情志得意满，是个少有的美男子。我有些奇怪，在这幅照片前停了一下；我以为明白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老乡，就是以前、现在和将来（他特别强调这个词）的罗沙里奥·拉·丘拉。”
这个穿着睡衣的可怜的参议员，年轻时原来像天神一样英俊。
后来我们换了话题。我临走前，他拿出一封科英布拉大校长写给他的法文信，信上聘请他担任五月份将在葡萄牙举行的希腊研究大会的荣誉委员会委员。“我很高兴，我将和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大会代表一起，在热那亚登上莱克斯号客轮。我要象奥德修斯一样，堵住耳朵，不听那些神经病患者的胡言乱语；在船上的那几天一定很愉快：太阳，湛蓝的颜色，海的气息。”
我们出门时重新经过那个摆着威尔斯作品的书架。我斗胆告诉他，看见这儿有这些书，我很奇怪。“你说得对，科尔贝拉，这些作品很可怕。其中有一部小说,我如果再看一遍，一定会想接连啐一个月唾沫；你这只客厅里的哈巴狗则一定会惊呼写得太荒唐。”

自从我上他家去过一次以后，我们的关系变得十分亲密；至少我觉得如此。我费尽心机，从热那亚搞到一些十分新鲜的海胆。当我知道第二天即将运到时，便买了一瓶埃特纳山的葡萄酒和一些农家自烤的面包，然后忐忑不安地邀请参议员光临我的寒舍。他彬彬有礼地接受了邀请，我着实松了一口气。我开着自己的巴比拉牌小汽车去接他，一直把他接到名声欠佳的佩隆大街。他在汽车里有些害怕，对我的开车技术很不放心。“现在我了解你啦，科尔贝拉；如果咱们不幸在路上遇见一个穿裙子的美人，你一定会转过头去，咱俩准会在墙角撞得头破血流。”我们没有碰到任何值得一看的穿裙子的美人，平安无事地抵达。
从认识他起，我第一次看见他张口大笑：这是在走进我的卧室的时候。“嗬，科尔贝拉，这就是你寻欢作乐的场所罗！”他翻看着我为数很少的几本书。“不错，不错。也许你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无知。这个人，”他拿起我的一本莎士比亚的作品，接着说，“这个人对有些事情是理解的。‘大海变成某种丰富和奇怪的东西。’‘我饮下了多少鱼美人的眼泪？’”
我们在客厅里的时候，善良的卡尔玛尼奥拉太太端进来一盘海胆，上面有柠檬和配菜，参议员高兴得眉飞色舞。“怎么回事？你竟想到了这一点？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呢？”“您可以放心大胆地吃，参议员，今天早晨它们还在热那亚湾中哩。”“哎，哎，你们这些人都一个样，奴性十足，颓废迂腐；耳朵伸得老长，甚至想监听死神的脚步声。一班可怜虫！谢谢，科尔贝拉，你真是一个‘好当家’。可惜这些海胆不是南边海中打上来的，没有缠着我们那儿的海藻，它们的刺肯定没有让任何高贵的人流过血。你已经尽力而为了，不过，这些几乎无拘无束的海胆当时准在内尔维或阿伦扎诺⒁的冰冷的礁石上打瞌睡。”可以看出来，他是那些认为利古里亚海滨就象冰岛一样的西西里人中的一个，而米兰人则认为这里是热带。海胆剖开了，露出受伤的、血红色的、带有一些奇怪的褶皱的肉。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可是现在，参议员作了那些别出心裁的比喻以后，我才发现它们真的很像。他大口大口地吃着，但并不愉快，而是专注，还近乎忧郁。他不想往海胆上挤柠檬汁。“你们总爱把各种味遭搀杂在一起！海胆得带上柠檬味，糖得带上巧克力味，爱情得带上天堂的味道！”吃完后，他呷一日葡萄酒，闭上眼睛。过一会儿，我发现两滴眼泪从他发皱的眼皮底下滚了出来。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偷偷擦干眼泪，接着转过身来。“你到过奥古斯塔吗，科尔贝拉？”我在那儿当过三个月兵；自由外出的时候，我们曾经三三两两划着船，在海湾的清澈的水面上荡漾。他听完我的回答后默默无言；后来他忿忿地说：“伊佐海角北面有一片盐田，盐田后面是一个小山包，山包背后有一个小海湾，你们这些长头发青年到那儿去过吗？”“当然去过；那是西西里最美丽的地方，幸好还没有被休假的人发现。海岸很荒凉，对不对，参议员？空旷一片，一栋房子也看不见；海水的颜色像孔雀毛一样；正对面，在一片变幻无穷的波涛那边，矗立着埃特纳山；从这个方向看去，埃特纳山最美丽、宁静、雄伟，真是一座神山。人们在那里可以发现西西里的一个永恒特点：它呆然地蔑视天命，拒绝为太阳的畜群提供牧场。”
参议员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是个好小伙子，科尔贝拉；如果不是太无知的话，你会有出息的。”他走到我跟前，吻了吻我的前额。“现在你去把车子开来吧。我要回家了。”

以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像往常一样见面。夜晚我们出去散步，通常是沿着波河大街向下走，穿过威武雄壮的维托里奥广场，来到河边，欣赏奔腾的河水和附近的山丘。这条河和这座山使街道整齐划一的城市带上了一层梦幻色彩。春天来了，这是被压抑的青年人心情激荡的季节；河岸上绽开了第一批丁香花，情意绵绵、无处可待的情侣们向潮湿的草丛挑战。“南边的太阳已经很晒人，大量海藻长出来了，在月明如水的夜间，鱼群冒出水面时隐时现，在闪闪发光的浪花中嬉戏；我们却待在这里，面前是淡而无味、没有生命的一片河水，是一幢幢像列队士兵或教士一样的兵营式楼房；听见的是一对对恋人仿佛临终前的痛苦呻吟。”不过，想到即将乘船到里斯本去，他就很高兴，出发的日子已经临近。“一定会很愉快；你应该一起去，可是真可惜，这不是一次为希腊文考试不及格的人组织的旅行；和我倒可以讲意大利语，可是和楚克迈尔或者范·德尔·福斯在一块，不能表明你知道所有希腊文不规则动词的祈使式怎么变位，那就糟了；虽然你对希腊的现况或许比他们熟悉，不过，你熟悉的并不是希腊人的文化，而是他们的动物本能。”
在去热那亚的前两天，他告诉我，第二天晚上他不去咖啡馆了，晚上九点他在家等我。
那里和上次一样：三千年前的天神们的形象散发出青春气息，就像炉子散发热气一般；变色照片里那位五十年前的天神般的少年看着坐在沙发上的自己已经变得白发满头，似乎有些茫然。
喝过塞浦路斯葡萄酒后，参议员把贝蒂娜叫来，告诉她可以去睡觉了。“科尔贝拉先生走的时候，我自己会送他的。”“你看，科尔贝拉，今天晚上请你到这里来，可能妨碍了你到里伏利去寻花问柳，不过我需要见你。明天我要走了，像我这样的年纪，走了以后没准就永远回不来了，特别是乘船走。你知道吗，不管怎么说，我挺喜欢你；你的单纯使我感动，你自我披露的那些风流韵事使我觉得很有趣；另外，我好象明白了，你和某些优秀的西西里人一样，有能力把感情和理智结合起来。因此，我不应该让你心中堆积着疑云，不应该不向你解释我为什么会做出一些怪诞的行为，会在你面前讲出一些你肯定认为只有疯子才说得出口的话。”我赶紧辩解：“您讲的许多话我确实不明白；不过我总认为是自己头脑简单，所以听不懂，从来没有认为是您的头脑失常。”“算了，科尔贝拉，反正一样。在你们年轻人看来，我们这些老头儿都是疯子，其实很多时候恰恰相反。但是为了把事情讲清楚，我得向你介绍一下我的一桩不寻常的经历。事情发生在我还是照片上那位先生的时候，”他指着那张照片。“应该回溯到1887年，对你来讲，这像是史前时代，但对我来讲则并非如此。”
他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挨着我坐到长沙发上。“请原谅，你要知道，过一会儿我得压低声音说话。要紧的话不能大声嚷嚷；只是在歌剧中或是在没有教养的人们之间——两者是一码事——才大声谈情说爱或大声谩骂。好吧，1887年，我二十四岁；长得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已经在古典文学系毕业了，发表了两本关于爱奥尼亚地区⒂方言的小册子，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从头一年开始，我就在准备参加帕维亚大学的就职考试。到那时为止，我从来没接近过女人，说实话，在那一年以前和以后，我都没有接近过女人。”我自以为我的脸像大理石一样毫无表情，可是我错了。“科尔贝拉，你这么眨巴眼睛很不礼貌：我讲的是实话；我讲实话，并为此感到骄傲。我知道，人家都说我们卡塔尼亚人老把自己家里保姆的肚子搞大，这可能是事实。不过我不是那号人。当时无论白天或夜晚，我都能碰上许多长得像天仙和半天仙一样的姑娘，但是我没有兴趣去逛圣贝里略区的妓院。另外，当时还有一些宗教观念束缚着我。科尔贝拉，你真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眼睛，它们一直在眨巴。宗教观念，对，我说的正是宗教观念。我也说过是‘当时’。现在我没有宗教观念了；它们在这方面对我没用。
你，科尔贝拉，之所以能进报社，很可能是因为哪个当官的写了一张条子。你不了解，为了争取在大学里教希腊文学，准备就职考试意味着什么。需要拼命工作两年，差一点就会叫人发疯。还好我当时的希腊文水平已经相当不错，跟现在差不多；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不过还有其他科目：古典著作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和拜占庭时期的不同版本，拉丁文作家那些一直被人很不恰当地引用的段落，文学和神话、历史、哲学及科学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我重复一遍，逼得人都快发疯了。拼命看书，还得给几个考试不及格的高中生上课，挣点钱供我交付住在城里的费用。我可以说只是在靠黑橄榄和咖啡度日。除了这些， 1887年夏天还发生了那桩祸事。这年夏天酷热，南边常常有这样的气候。夜里，埃特纳山把白天积蓄了十五个小时的太阳的热量统统散发出来；中午时，摸摸阳台上的铁栏杆就得马上进急救站；铺路的冷凝熔岩好像又要恢复到液体状态；东南风差不多每天都要把粘粘糊糊的蝙蝠断翅刮到你脸上来。我快受不住了。一位朋友救了我。当我正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嘴里背诵着希腊文诗句，连我也不明白背的是什么时，这位朋友碰见了我。我的模样使他大吃一惊。‘你听着，罗沙里奥，你再待在这儿准会发疯的，还谈得上什么就职考试。我要到瑞士去（这小伙子有钱），我在奥古斯塔有一栋三间屋的房子，离海二十米，很幽静。你准备一下行李，带上书，到那儿去避暑吧。一小时后你到我家来，我把钥匙交给你。你会发现那里完全不同。到车站问一问卡罗贝纳的房子在哪儿，大家都知道。你快离开这儿吧，今晚就动身。’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当晚就走了。第二天醒来时，在晨曦中向我问好的不再是院子那头厕所里的污水管，在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广袤无边的碧净海洋；远方的埃特纳山裹在晨雾中显得不那么可怕了。港口一个人也没有，你对我说过现在也还是这样；景色美丽，绝无仅有。这栋房子的几个房间都很陈旧，里面只有一个长沙发，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我就在长沙发上过的夜；厨房里有几个砂锅和一盏老式灯。房后长着一棵无花果树，还有一口井。真是一个天堂。我进村找到给卡罗贝纳家种地的农民，跟他说定隔一两天送点面包、面条、青菜和煤油来。橄榄油我有，是可怜的妈妈给我寄到卡塔尼亚来的。我租了一条小船，下午渔夫把船交给我，里面还有一个鱼篓和几根钓竿。我决定在那儿起码待两个月。
“卡罗贝纳说得对：那儿确实完全不同。奥古斯塔虽然也很热，但围墙并不反射热量，人们不觉得难受，相反，倒朦朦胧胧地觉得陶醉。太阳不再像刽子手那样杀气腾腾，而满足于做一个鲁莽然而大方的生命力的赐予者，做一位在海面的每一个细微皱折里嵌进一些滚动的金刚石的魔术师。读书不再是一种折磨：我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躺在轻轻摇荡的小舟中，每本书不再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而是一把钥匙，给我打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我已经窥见了这个世界最迷人的方面之一。我常常高声朗诵诗人的作品，于是大多数人不熟悉的，已经被遗忘的神袛的名字重新在海面上回荡；往常，大海只要一听见这些名字就会卷起万丈狂澜，或者就会变得风平浪静。
‘我完全与世隔绝，这种索居状态只被那个农民的来访所打断,他每隔两三天给我送点生活必需品来。他只待五分钟，因为见我这么喜形于色和不修边幅，准以为我快要得危险的癫狂症啦。说实在的，太阳、离群索居、在扑朔迷离的星光下度过的夜晚、静寂、餐风饮露、钻研古老的学问——这一切在我周围造成了一种神秘气氛，为不久出现的奇迹奠下了基础。
“八月五日早晨六点，奇迹出现了。我刚醒来不久，立即上了船；划几桨就离开了卵石遍布的海滩。我把船停泊在一块礁石脚下，隐蔽在礁石的影子里面；太阳已经升起，发出灿烂的光芒，使拂晓时分白茫茫的海面成了金黄色和湛蓝色。我正在朗诵诗歌时，觉得船沿猛地向右侧倾斜，我的背后好像有谁正抓住右舷想爬上来。我转过身去看见了她；一个十六岁姑娘的清秀面颊露出了海面，一双小手正紧紧地抓住船沿。这位少女嫣然一笑，苍白的双唇微微开启，露出两排尖利雪白的牙齿，和狗的牙齿一样。这不是在你们这些人当中可以见到的那种微笑，你们的微笑总是搀杂着一种附带的表情，或是善意，或是讥讽，或是怜悯，或是残忍，或者是别的；她的笑就是笑，是一种近乎野性的生存的欢乐，一种几乎是神圣的愉快。这种微笑是她使我神魂颠倒的第一样东西，向我展示了业已遗忘的憩静的天堂。海水从她那蓬乱的太阳色的头发中流下，流经一双绿色的大眼睛，流经少女纯洁的躯体。
“我们蒙昧的理性虽然对任何事情都有所准备，但是在奇迹面前却总是暴跳如雷，发现一个奇迹后，总要把它和记忆中的某些平淡无奇的现象相联系；我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她只是一个正在游泳的普通姑娘，于是小心翼翼地划着桨，到她跟前俯下身去，朝她伸出双手，拉她上船。然而她用一种奇特的力量直挺挺地从水中站起来，腰部以上全浮出了水面；接着她张开双臂搂着我，我闻到了一阵异香。然后她轻轻滑进船中；她的身体从小腹和臀部以下和鱼一样，覆盖着一层珠母色和湛蓝色的细鳞，最后是一条分叉的尾巴，正在慢悠悠地拍打着船舱的底板。她是一个鱼美人。
“她仰天躺着，双手交叉枕在头下，若无其事地袒露着细软的腋毛、丰满的酥胸和美丽的腹部；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我刚才误认为是香味的气息，一种神妙的海的气息，一种少女的令人销魂的气息。我们是在阴影里，但是在二十米以外就是阳光明媚、一片欢快的海岸。我也差不多一丝不挂，因此很难掩饰内心的激动。
“她张口说话了，于是除了她的微笑和气息外，还有第三件东西使我更加神魂颠倒，这就是她的声音。她讲起话来略带喉音，温柔悦耳，和谐动听；在她的声音里可以听见夏天慵懒的海涛声，浪花冲刷海滩发出的沙沙声，以及月夜里和风摩娑波浪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似乎在为她的讲话伴奏。鱼美人的歌声，科尔贝拉，是不存在的：人们听后都要销魂的音乐只是她们讲话的声音而已。
“她讲的是希腊语，我费很大劲才能听懂。‘我听见你独自一人讲着一种和我的语言相近的话；我喜欢你，把我带走吧。我叫莉海娅，是卡利奥佩⒃的女儿。别相信那些瞎编的关于我们的故事：我们不杀害任何人，我们只给人们以爱情。’
“我俯在她身上，划着桨，注视着她那双微笑着的眼睛。到岸了，我抱着这个散发着香味的躯体，从太阳底下走到浓荫里；她热烈地吻着我，她的吻和你们那种世俗的吻相比，就像葡萄酒和淡而无味的水相比一样。”
参议员低声叙述他的艳遇；我从前老是在心底里把自己的各种艳遇和他的艳遇相比，认为他的那些事平淡无奇，因此愚蠢地觉得，我们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现在我自惭形秽：在爱情方面，他和我之间也有天渊之别。我一点也不怀疑他讲的是真话；哪怕是最多疑的人，只要在场听听他讲话的口气，也会发现这确实是真的。
“那三个星期就这样开始了。细节不需多说，说多了也会刺伤你。只想告诉你一点，在她的怀抱中，我同时享受到最高形式的精神爱和一种不受任何社会影响的纯真的爱，我们孤独的牧羊人在山上与绵羊在一起时体会到的便是这种感情；如果这个比喻使你觉得恶心的话，这是因为你不能完成从动物性到超人性的必然过渡的缘故，在我身上，这两种秉性是重叠的。
“你想想巴尔扎克在《沙漠里的爱情》里不敢刻画的那些内容吧。从她的不朽躯体中，我汲取了强大的生命力，我亏损的元气立即得到补偿，甚至还有所增加。在那些日子里，科尔贝拉，我的爱情超过你们这些唐璜们毕生爱情的一百倍。这是什么样的爱情啊！没有阴谋和罪行，没有勋爵们⒄的干预，没有莱波雷洛们⒅的污言秽语，没有情敌的争夺，没有无病呻吟的叹息，也没有虚情假意的推却；你们可怜的吻不可避免地打上这些印记。说实话，第一天倒是有一个莱波雷洛打扰过我们，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十点钟左右，我听见通向海边的小径上传来那位农民沉重的脚步声。我刚用被单把莉海娅不同凡人的躯体遮住，他就出现在门边了：莉海娅没有盖住的脑袋、头颈和手臂使这个莱波雷洛误认为我是在和一个野姑娘谈情说爱，因此对我肃然起敬；他停留的时间比往常更短促，临走时对我眨巴了一下左眼，然后伸出捏紧拳头的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捋捋嘴角想象中的胡子，沿着小径离开了。
“我刚才讲过，我们在一起待了二十天，不过，我不希望你因此认为，她和我在那三个星期当中就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朝夕相守’，睡在同一张床上，吃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事情。莉海娅经常出门：往往事先不跟我打一声招呼，就潜进海底消失了，有时一去就是好几个钟头。她差不多总是清晨回来，我们在船上见面，但如果我还在屋里，她就一半露出水面，一半浸在水中，仰卧着，双手使劲在卵石上往后撑，叫着我的名字，要我帮她上岸。‘萨萨’，她这么称呼我，因为我告诉过她这是我的爱称。妨碍她上岸的正是使她在海里能活动自如的那部分身躯，她像一只受伤的动物一样使人垂怜；可是只要她的眼角露出微笑，这种可怜样子就立刻消失了。
“她只吃活的东西：我常常看见她从海里冒出来，美丽的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嘴里叼着一条银白色的还在蹦跳的鱼；鱼血顺着她的下巴往下淌。她咬了两口后，就把遍休鳞伤的鳕鱼或扁鱼往背后一抛，扔回水中；而被鱼血染红的她则像小孩似地一面欢叫，一面用舌头把牙齿舔干净。有一次我给她倒了一点葡萄酒；她不会用杯子喝酒，我只好把酒倒在她那微带绿色的小手掌中。她一饮而尽，象狗一样发出‘啧喷’声，同时眼里露出惊喜的目光，因为她不熟悉这种味道。她说很好喝，不过后来她再也不喝了。她上岸的时候，有时手里还拿着一大把蛤蜊和海贝，我得费很大劲才能用刀子把贝壳撬开，她却用石头把贝壳砸破，然后吮食还在搏动的蛤肉，把碎贝壳也一块吞下去，毫不在乎。
“我刚才讲过，科尔贝拉，她是鱼美人，但同时也是位仙女。很遗憾，在我的叙述过程中不能一直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她的躯体本身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她不仅在交欢时表现出一种与动物的发情完全不同的喜悦和温柔，而且讲起话来感人肺腑，我只发现为数极少的几位大诗人讲话能有这样的水平。她在所有方面都不愧是卡利奥佩的女儿：尽管她什么文明也不懂，什么知识也没有，对任何伦理束缚都感到愤慨；然而她是各种文明、各科知识、各种伦理观念的源泉的一部分，善于用极美的词藻表现她在这方面的天生优越性。‘我是一切，因为我是没有意外事件的生命之河；我是不朽的，因为从鳕鱼到宙斯的宇宙万物逝世后都汇集到我身上，死亡在我身上聚合后重新变成生命，一个不再是属于个体的、特殊的生命，而是属于万物的因而也是自由的生命。’她接着说：‘你很英傻，又很年轻；现在跟我到海底去吧，那儿可以摆脱痛苦，长生不老，到我的住处去吧，它位于静止不动的、黑暗的、高耸的水山下；那儿的一切是安宁、静谧和合乎自然的，你拥有这个住处后，就能进入忘我的境界。我爱过你，请你记住，当你疲倦了的时候，当你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只需到海边来招呼我一声，我会立即出现的，因为我无所不在，你要安眠的欲望就一定能实现。’
“她给我介绍她在海底的生活，描绘满脸胡子的海神，叙述浅蓝色的洞穴；不过她告诉我，这些都是幻觉，真实的东西隐匿在还要深得多的地方，隐匿在由无形、永恒、无光、无声的水构成的、又瞎又哑的宫殿中。
“有一次她对我说，她要离开我较长一点时间，第二天晚上才能回来。‘我要到远处去，我知道在那儿可以给你找到一件礼物。’
“她回来时果真带来一枝特别好看的珊瑚：火红的颜色，中间嵌有贝壳和青苔。我一直把它珍藏在箱子里，每天晚上都要亲吻那些我记得这位无拘无束然而心地善良的莉海娅的手指曾经接触过的地方。一天，玛丽亚把珊瑚偷走了，送给了她的相好；玛丽亚是在贝蒂娜之前在我家干活的女管家。后来我在维基欧桥⒆上的一个珠宝商那里找到了，它已失去了迷人之处，被洗剔、研磨得几乎使我辨认不出。我把它买了回来，夜里把它投进了阿尔诺河：不知多少只庸俗的手已经触摸过它了。
“她还告诉我，她在延续千年的少女时代，曾经爱上不少凡人：他们是希腊、西西里岛、阿拉伯和卡普里岛的渔夫和水手，有的在海里溺毙了；她攀着破碎的船板，在狂风暴雨和雷鸣电闪中出现一刹那工夫，使他们的最后挣扎变成永恒的愉快。‘他们都接受了我的邀请来看我，有的马上就来，有的过了一段对他们来讲是很长的时间以后才来。只有一个人始终没有露面：这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皮肤白净，头发火红，我和他是在远方一个海滩上结识的，我们的海⒇在那儿汇入大西洋；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比那天你给我喝的葡萄酒还要强烈的气息。我想，他再也没露面并不是因为他很幸福，而是因为每次我们见面时他总是喝得烂醉，人事不省，他可能以为我是一个普通的渔家姑娘。’
“三周如一日，那个难忘的夏天的那几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事过境迁以后，我觉得我实际上经历了好几个世纪。这位热情的少女，这头暴烈的小野兽，好比一个深通世故的母亲，只要在面前一出现，就能打破一切传统观念和条条框框；她那纤细的、常常沾满血污的手指向我指出一条既通向真正的永恒的安逸，也通向禁欲主义的道路。这种禁欲主义并非摒弃所有欲念，而是不能接受比她的爱情逊色的其他欢悦。我决不会做第二个不理睬她的召唤的人，我不会拒绝我曾经有幸得到过的那种欢情。
“由于太热，那年夏天甚为短促。八月二十日以后没几天，天上涌现了第一批胆怯的云彩，下了几滴像血一样温暖的雨点。入夜，缓慢的、无声的闪电在远方地平线上交织，这道闪电还没有消逝，那道闪电又已经出现，好像天神的思路一样。清晨，鹌鹑色的海洋像鹌鹑一样为前程未卜而忧虑；到了傍晚，虽然没有微风吹拂，但海面照样层层起皱，它的颜色逐渐变淡，从烟灰到铁灰，一直到珠母色，所有的色调都很柔和，都比前一个色调看上去更为亲切。几抹残云在极远的地方吻着海水：希腊海岸上可能已经下雨了。莉海娅的感情也从热烈转为灰色的温柔。她默默无言，在礁石上久久地仰卧着，注视着不再是静止不动的地平线。她很少离开我。‘我还想和你待在一起；如果我现在就到海里去，我的伙伴会把我留住不让我上来的。你听见了吗？她们在叫我呢！’有时，我似乎真的在海鸥的尖叫声中听见一个不同的、较为低沉的声音，我似乎真的在礁石间隐约看见鱼美人们的头发一闪而过。‘她们敲着贝壳奏乐，叫莉海娅去参加暴雨节。’
“二十六日拂晓，暴风雨向我们袭击。我们在礁石上发现在远处卷起狂澜的暴风逐渐逼近；在我们的附近，铅灰色的浪潮像一座座大山似地缓缓推进。狂风瞬即来临，它在我们的耳际呼啸，折弯了干枯的迷迭香。我们脚下的海洋愤怒了，吐着白沫的第一个大浪朝我们扑来。‘永别了，萨萨。别忘了。’大浪拍在礁石上变成无数水花，莉海娅跳进彩虹色的水花中；我没有看见她随着水花落下来；她好像融化在水沫中了。”

参议员第二天上午出发；我到车站送他。他像往常一样暴躁和尖刻，可是火车开动时，他却从车窗中伸出手来摸了摸我的头。
又过了一天，有人一早从热那亚给报社打电话：夜间，拉·丘拉参议员从驶往那不勒斯的莱克斯号客轮的甲板上掉进了海里，虽然几艘小艇立即下海打捞，但他的遗体没有找到。
一个星期以后宣读他的遗嘱：银行存款和家具归贝蒂娜所有；藏书由卡塔尼亚大学继承；在不久前加上的一条中，我被列为带有鱼美人图案的古希腊广口酒坛和阿克罗波利斯出土的《科勒》雕像巨幅照片的继承者。
这两样东西寄到了我在巴勒莫的家里。后来发生了战争。当我正在马尔马里卡（21）每天靠半升水活命的时候，“解放者”飞机（22）炸毁了我的家。我回家时，照片已被夜间盗劫者切成一条条，用来扎火把了；广口酒坛成了碎块；最大的一块上可以看见绑在桅杆上的尤利西斯（23）的一双脚，我至今还保存着。书籍堆在大学的地下室里，因为缺少买书架的资金，这些书正在慢慢霉烂。

选自 柳鸣九主编 《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意大利卷》

镇州大萝卜

注呢？

镇州大萝卜

注没啥用，我有空时再输入，哈

我是懒得去搜那些地名在哪，虽然不知道在哪也行。你没空的话这种事不必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