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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有篇
《降灵节》
这是无法避免的：苦涩的杏的气味总是让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回想起单相思的命运。他一进入寂静的、昏暗的房间就注意到了这种气味。在此，他向家里挂了紧急电话，说他要参加一个案件的处理。对他来说，已经好多年没这样紧张过了。这是因为安第斯难民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残废军人、儿童摄影师、乌尔宾诺博士的最富同情心的棋友——已经在氰化金的烟气中逃过了痛苦的回忆。
他发现了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经常睡觉的行军床上覆盖着毛毯的尸体。床边的凳子上放着一只托盘，毒气就是从那里蒸发出去的。地板上，一只胸部雪白的大黑狗的尸体绑在一只床腿上；紧挨着狗的是一副拐杖。虽然晨曦刚刚从一扇窗户照进令人窒息的、拥挤不堪的、曾用作卧室和洗相室的房间，但让乌尔宾诺博士看清死亡的证据，这些光已经足够了。像屋里的各个缝隙一样，另一扇窗户也用破布和黑板堵着，以此增加房内的压力。柜台用缸和无标签的瓶塞着。红纸包着的一只普通灯泡下是两个破碎的白躐盘子。第三只盛定影液的盘子里紧贴尸体摆在那里。旧杂志报纸到处都是，还有玻璃盘里的大堆底片；家具虽是破旧的，但件件都一尘不染。空气从窗户吹入，已经净化了屋里的气氛。然而，晓得这种苦涩的杏的气味意味着什么的任何一个人都依然能分辨出这种不幸爱情的余烬。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常常想（不是预想）：这个房间不是体面死亡的吉利之所。他立刻意识到，也许房间的秩序紊乱是由于上帝的不可名状的决心所致。
警官和一个正在市立医院实习的医学院的稚气未退的法医学学生，在等待乌尔宾诺博士到来的同时，已经让房间通风并盖住了尸体。他走上前，神情庄重地向他问候。在这种场合，安慰胜于尊敬，因为无人知道他和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的友情之深浅。他与他们握手，就像他每天上临床医学课之前同各个学生做的那样。之后，他像拎起一朵花一般慢慢地用食指和大拇指尖揭起尸体上的盖物。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一丝不挂，僵硬蜷缩，两眼圆睁，身体发青，看上去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他的瞳孔发亮，胡子微黄，肚皮上有一道线缝过的伤疤。由于长期使用拐杖，他的躯干和两臂像苦力的那样又宽又大，但他不加防范的腿却如同孤儿。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端详了片刻。想起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同死亡进行的常年不懈的斗争，他的心就隐隐作痛。
“完了，”他说，“最糟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他重新用毛毯盖上了尸体。他的80岁生日去年已经庆祝过了——郑重其事的三天大庆。在答谢讲话中，他再次坚决反对退休。他说：“我死后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但最终这仍不是我计划的一部分。”虽然右耳渐渐失聪、不得不依附银柄手杖蹒跚行走，但他依旧身着亚麻衣、胸佩金标链，就像他早年那样。他的巴斯德式的胡子——珠母色——和同样颜色的、梳得纹丝不乱并从中间分开的头发，体现出了他忠实的性格。他常常匆匆在纸片上作下记录，以尽可能弥补愈加混乱的记忆；最后，他总是胡乱地装入口袋，就像他将器具、药瓶和其它所有的东西混进药包一样。他不仅是本城年长资深的大夫，而且也是最讲究的一个人。不过，他对学问的故弄玄虚和倚老卖老的诡谲态度使得他获得的爱比应该得到的要少。
他对警官和实习医生的指示简短急促：不必解剖尸体；室内的气味就是足够的证据，死因是盘中氰化物气体在影液酸引发下蒸腾所致；而且，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深知这会产生什么后果。警官稍一犹豫，博士就以他那别具一格的说话方式打断了他：“别忘了我是签发死亡证明者中的一员。”年轻的医生失望了：他没有机会去研究尸体的氰化金中毒的结果了。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颇感奇怪：他在医学院怎么没有见过他。但从那年轻人轻易的羞涩和安第斯口音中，他立刻明白：也许他刚到本市。他说：“的确有人因爱而发狂。这些天会让你有机会的。”只是说完后，他才意识到在许多氰化物自杀案中，他记得这是第一个不是爱的痛苦而引起的。随即，他的嗓音发生了变化。“你发现时要注意观察，”他对实习医生说，“他们的心脏里几乎都会有玻璃晶体。”
尔后，他对警官讲起话来，就像对待下属一样。他吩咐他免去一切法定程序，以便葬礼能在同一天下午如期举行，并要谨慎从事。他说：“待会儿我要对市长讲话。”他知道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一直过着原始的禁欲生活。他曾凭一技之长赚了一大笔钱（比他需要的还多）。因此，他的抽屉中一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葬礼。“即便你们找不到，也不要紧，”他说，“一切费用由我承担。”
他命令警官告知新闻界，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是自然死亡，虽然他认为新闻界决不会对这条消息感兴趣。他说：“如有必要，我要同省长谈。”警官——一位神情严肃、地位卑微的民事工作者——明白博士旨在夸大他的密友的公民权益。他惊讶地发现，为了使葬礼尽快举行，他已经越过了各种法定程序。乌尔宾诺博士唯一不愿做的就是同大主教谈话，以便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葬于圣地。警官对他的无礼感到震惊，因而便试图向死者表示歉意。
“我知道死者是一位圣人，”他说。
“不可思议，”乌尔宾诺博士说，“一位无神论圣人。但这是上帝决定的。”
远处，在殖民城的另一端，大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乌尔宾诺博士说戴上金丝边半月形眼镜，看了看怀表——小巧玲珑，带着一触即开的盖子。他就要错过降灵节弥撒开始的时间了。
客厅里竖着一架像公园里使用的带轮大相机，并且扯着一帧涂有自制色彩的淡淡的风景幕布。墙壁上贴着孩子们记事时所作的图画：第一次圣餐，小兔子服装，快乐的生日。年复一年，在午后对弈沉思的间歇，乌尔宾诺博士看到墙壁渐渐遮盖起来了。他常常悲哀地想：在这随意涂抹的图画中，陈列着未来城市的萌芽——被那些未知的孩子们统治、破坏——在那里，甚至他的荣誉的骨灰也会荡然无存。
书桌上有一个陶罐，里边放着几只海豹形的烟斗，还有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虽然急着离去，而且神情忧郁，但乌尔宾诺博士还是禁不住研究起那盘棋来。他知道那盘棋是前一夜下的，因为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每天黄昏都要和水平悬殊的三个对手下棋，而且总是下完每一盘，然后才将棋盘和棋子收进盒内，放入抽屉中。他一向执白子，博士知道，这次显然在走过四步棋之后，他就要输给对方了。“如果是发生了犯罪，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线索。”乌尔宾诺博士自言自语道，“我知道只有一人能设计出这种奇妙的格局。”
那天早上６点，巡夜人转到最后一圈时，看到了钉在门上的条子：“别敲门进来，快去报警。”两人搜寻房间，想找到与这清晰的苦涩的杏的气味相互抵触的一些证据。在简短的几分钟里，博士需要研究那盘没有下完的棋。警官在桌上的纸堆里发现一个写给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的信封。信封是用许多封蜡粘着的。所以，要将信从中取出，非得要把信封撕烂不可。博士拉开黑色窗帘，以便让更多的光照进来。他迅速地瞥了一眼，共计１１页，全是工整的手写体。看完第一页，他知道在读《福音》之前赶不到大教堂了。他忐忑不安地读着。翻过几页后，他发现了失去的线索。看完信，他仿佛从久远的时空归来一般。虽然他努力克制自己，但失望之情依旧：他的嘴唇如尸体般青紫。他叠起信纸放入口袋时，手禁不住颤抖起来。之后，他才想起了警官和医生。他透过悲哀之雾向他们笑了笑。“一点儿也不特别，”他说，“这是他最后的愿望。”
这话只有一半正确，而他们却认为完全无误了，因为他命令他们将地板上松动的砖揭开。在砖底下，他们发现保险箱附近有一个存折。钱虽没有他们料想的那么多，但用于葬礼和应酬其它的小开销绰绰有余。乌尔宾诺博士认识到他要错过降灵节的圣餐了。“自记事以来，这是我第三次错过节日弥撒了，”他说，“不过，上帝是明白的。”
他决定多花费几分钟参与各个细节的调查，虽然他忍不住想和妻子一同分享信里的秘密。他承诺通知城里的许多加勒比难民——从杰出的职业人员到默默无闻的劳工，以及那些可能想参加葬礼的不太亲近的熟人。看信之前，他是决定第一个参加到他们当中去的；后来，他却对一切都犹豫不定了。但无论如何，他要送一只栀子花圈，以备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最后时刻作忏悔之用。葬礼将在５点钟举行。在最炎热的月份中，这个时刻最适宜。如果他们需要他，从中午起他将到拉西兹·奥里维拉博士——他的得意门生——的乡间别墅去，因为那天他的学生要设午宴庆祝银婚纪念。
早期斗争的暴风岁月一旦过去，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就循规蹈矩起来了，而且赢得了省内无与伦比的尊敬和威望。当开始服用秘药——溴化钾提神，水杨酸盐治雨天的骨痛，麦角淄醇治头晕，夜间用颠茄安眠——时，他总是天刚破晓就起床。他每小时都要干一些事情，而且总是秘密进行，因为在作医生和教师的生涯中，他一向反对为老年人开减痛药方：这样极容易让他体味到比他本人还要严重的他人的痛苦。他的口袋中总是装着一小丸樟脑，无人看见时他就深深地吸一下，以平息他将许多药物混在一起而引起的恐惧。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８点直到停止呼吸为止，他总要在书房里花费一小时来准备他在医学院教授的临床医学课；同时，他也是法国最新报刊的热心读者，这些书刊大都是巴黎书商邮寄给他的，有些是当地书商为他订购从巴塞罗那寄来的，虽然他对西班牙文学并不像对法国文学那样亲近。他早上从来不看书，只在午休后１小时和夜间睡觉前才看。在书房做完事后，他就在浴室敞开的窗户前做１５分钟的深呼吸，而且总是朝着雄鸡报晓的方向，因为那里的空气新鲜。接着，他就在弥漫着真正的法里那·济根奴伯出品的香水气味中洗澡，理胡子，给络腮胡上蜡，穿白色亚麻衣、背心，戴软帽，套科尔多瓦皮靴。
他差不多都是在家里吃午饭，而后在院子阳台上午休１０分钟，睡梦中能听到芒果树小女仆们的歌声、街道上小贩们的叫卖声和从港湾传来的摩托车的轰鸣声（它喷出的废烟犹如堕落的天使在炎热的午后飘入房内）。睡醒后，他看１小时的新书——小说和历史著作；接着，他用法语讲课，向驯顺的鹦鹉唱歌——这只鹦鹉成为当地的尤物已经好几年了。４点钟喝下一大杯加冰的柠檬汁后，他就离开家去看病人。虽然上了年纪，但他仍不情愿在办公室看病人，而是继续到病人家中照看他们。自从城市家庭化，人人都可以平安走动以来，他总是这样。
第一次从欧洲归来，他坐着由两匹金栗色马拉着的四轮马车；而当不再时兴时，他就换成了一匹马拉着的双人座敞篷马车。直到城里只剩下供游人和葬礼载花用的马车，他依然我行我素，带着对时尚的某种鄙视。他的马车与众不同，因为它的漆皮顶篷总是溜光净亮，并带有青铜装饰（不受盐的腐蚀），车轮和辕杆一律涂作红色镶着金边。这情景不禁使人想起维也纳剧场的狂欢之夜来。当最不可一世的家庭都为他们的车夫穿上干净衬衣而满心欢喜的时候，他依旧要自己的车夫穿着褪色的绒号衣、戴着马戏团领班那样的高帽。因此，这被看作是非常的不合适宜——是在加勒比炎热之夏缺乏同情心的具体体现。
拒绝退休后，乌尔宾诺博士得知只是在病案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才动用他。他认为这是在搞特殊化。他一眼就可以看出病人得的是什么病。他对特效药越来越不信任。他对外科的庸俗不堪洞察幽微。他常说：“解剖刀是药物失效的最有力的证明。”他认为：严格地讲，一切药物都有毒，７０％的普通食物加快了死亡的进程。“无论如何，”他常在班上说，“我们所知道的药物只有少数几个大夫晓得怎么使用。”根据年轻人的热情，他将话题转到了一种他确定为宿命的人道主义上：“每个人都是其自身死亡的主人。因此，当他大难临头时，我们力所能及的就是帮助他没有痛苦或恐惧地死去。”
他的日程表安排得井井有条。所以，一旦下午出现什么紧急情况，他妻子就知道该向何处给他捎口信。年轻时候回家前，他常常要停在巴黎咖啡馆——这是他和岳父的老朋友们以及一些加勒比难民切磋棋艺的地方。但自新世纪的曙光出现以来，他再没有到咖啡馆去。他曾经试图组织过由社会俱乐部倡导的全国锦标赛。这正是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到达的时间。他的双膝已经不听使唤了。不出３个月，凡是知道如何下棋的人都晓得了他是谁，因为他所向披靡。对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来说，这是一次奇妙的聚会，因为事情恰恰发生在下棋对他已经成为战无不胜的激情，而且不再有旗鼓相当的众多对手之时。由于他的赏识，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乌尔宾诺博士自称是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的无条件的保护人——一切事情的保护人，但他却不屑打听他是什么人、干过什么事或者他的颠跛是在何种不荣誉的战争中造成的。最后，乌尔宾诺博士借钱让他建起了摄影室。而从第一次使用将孩子们吓了一跳的镁光灯照相机起，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就开始还他的钱，无限虔诚、规规矩矩地还完了最后一分钱。
这都是因为下棋。起先，他们晚饭后下，从７点钟开始。他们带着对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来说合情合理的障碍下，因为乌尔宾诺博士棋艺高超、出手不凡；但障碍逐渐减少，直到最后他们战成平局。后来，当唐·加里略·达科德打开第一家户外电影院的时候，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就成了他最可靠的顾客之一。而当不再放映新片子时，他们便又下棋小到了深夜。至此，他和博士已经成为挚友。他们经常一道去看电影，但从不跟博士的妻子去——一是因为她没有耐性顺着复杂的情节看下去；二是因为好像对她来说，凭着直觉总感到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同任何人都格格不入。
乌尔宾诺博士的星期天是很充实的。他经常到大教堂做弥撒，然后回家在院子阳台上休息、看书。他很少在神圣的感恩日看病人，除非万分紧急、迫不得已。他已经有多年不接受职责范围以外的社交邀请了。在这个降灵节，由于惊人的巧合，两件非常之事发生了：朋友之死和得意门生的银婚纪念。验证过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的死因后，乌尔宾诺博士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被好奇心驱遣到了别处去了。
他一坐上车就看起信来，同时吩咐车夫将他拉到老奴区一个鲜为人知的住所去。这个决定非同小可，以致于车夫想确定一下是否有错。没有，没有错：地址很清楚，并且写这个地址的人对此了如指掌。乌尔宾诺博士将信翻回到第一页，又细看了一遍一长串可能改变他整个一生的令人讨厌的新发现（甚至在他这样的年纪），如果他能让自己相信这些不是一个垂亡人的狂言的话。
天空早就开始透着雨气。乌云低垂，凉风飕飕，但午前没有落雨的可能。为抄近路，车夫穿行在殖民城粗糙的石子路上，常常不得不停下来，以免由于宗教团体和互助会员从降灵节礼拜归来的喧嚣而使马受惊。街上到处都是纸环、音乐、鲜花和女孩的花伞。穆斯林女人披着面纱从阳台上观看着庆祝活动。大教堂的广场上，解放者雕像几乎让非洲棕树和新建街道的灯球体遮住了。由于弥撒散场，交通变得拥挤不堪；破损、喧闹的巴黎咖啡馆里座无虚席。
虽然乌尔宾诺博士对城市的爱近乎疯狂，而且阅历非常之丰富（远在他人之上），但却不常到纷嚣杂乱的老奴区去，车夫不得不弯来绕去并多次停下来打听行动路线。最终，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房子。许多衣服破烂的孩子跟在马车后面，嘲笑着车夫的戏装。他不得不挥鞭赶开他们。乌尔宾诺博士预备了一次非常自信的访问。他认识到再没有比他这样年纪的天真更加危险了。
房子外围和背运的邻居的并无两样，除了一扇挂着镶边帘子的窗户和一个从教堂弄来的气派的前门。车夫断定就是这座房子后，就搀扶博士走出马车，然后拍打起门来。门悄无声息地开了。暗淡的门里站着一位身穿丧服、耳后别着红玫瑰的妇人。虽然她年纪不下４０岁，但她依然亭亭玉立，金眼恶瞪，头发如同钢毛盔贴在头上。她是个不折不扣的黑白混血儿。乌尔宾诺博士已经认不出她了，虽然下棋时在摄影室的暗光中曾经见过她几次，并为她因患间日热而开过一次药方。他伸出手，她双手握住，但不是为了欢迎，而是搀扶他进屋去。客厅看上去、感觉着好像是森林地带，里边放满了家具和贵重物件-各样东西都呈自然态状。那女人坐在他的对面，操着纯正的西班牙口音。“这是你的房子，博士，”她说，“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
乌尔宾诺博士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毫不掩饰地盯着她，看到她悲痛欲绝，一片至诚。随即，他就明白这是一次无效的访问，因为她所知道的比他在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的信里知道的还要多。这是真的。她和他在一块直到死前几小时——因为她跟他同居了将近２０年，带着一种忠诚和顺从的温柔——近乎于爱的温柔——在这座昏昏欲睡的省城（这里甚至国家机密也如同寻常事）是没人知道的。他们是在太子港休养所邂逅相遇的，因为她就出生在那个地方，而他早年则在那里流亡过。时隔一年后，她随他到此地作过短暂访问，虽然人们（意见不一）都知道她已经在此扎根了。她每周都要清理一次实验室。甚至心眼最坏的邻居也没有混淆黑白信口胡言，因为他们跟所有的人一样都认为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的跛足比一般人强。乌尔宾诺博士自以为（完全是出于医学本身的考虑）他决不相信他的朋友会有一个女人的，如果他不在信中提及的话。无论如何，他难以理解两个秘密生活在社会歧视边缘的自由的成年人竟选择了疯狂的私通。她解释说：“这是他的意愿。”虽然是跟一个完全不属于她的男人私通，但他们却常常晓得快感何时界临。似乎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歧视可言。相反地，生活呈现给她的也许正是这种样板。
前一天夜里，他们曾经到过电影院，是分开坐的，自从意大利移民唐·加里略·达科德在１７世纪修道院的废墟上建起的剧院装上通风设备以来，他们每个月至少要去看两次电影。他们看过一部根据去年的一本畅销书（乌尔宾诺博士曾看过）改编的影片《西线无战事》。他的心境让战争的残酷破坏了。过后，他们相会在实验室。她发现他心事重重，思乡情浓。她认为这是因为那奄奄一息躺在泥水中的伤员的残忍情景所致。她竭力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就请他下棋；为了不扫她的兴，他接受了。但他心不在焉——当然是执白子——直到他发现在她尚未下到第四步他就要输于对方甘拜下风为止。此后，博士认识到她就是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的最后一盘棋的对手。不，他认为是叶罗尼莫·阿哥特将军。他不无惊讶地自言自语道：“真高明啊。”
她坚持认为她不该受到赞扬，更确切地说，就是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在死亡之雾中逝去之后，她毫无爱怜地移动了棋子。他停止下棋时，大约是１１点１刻。交际舞曲已经结束。他请她离开。他要给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写信。他认为博士德高望重，是他的知心朋友，正如他喜欢说的那样，即使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出于对下棋的嗜好也成。他知道那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对话，而不是科学。之后，她明白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结束了他的痛苦，尚存一息来写这封信了。博士难以置信。“那么，你是知道的！”他大声说。
她说，她不仅知道，而且还帮他忍受痛苦，就像她帮他发现快乐时那样。因为那时是他最后１１个月的生活：残酷的痛苦。
“你的责任是要告发他，”博士说。
“我不能那样做，”她声音颤抖着说，“我很爱他。”
乌尔宾诺博士认为他已经听到了所有的一切——从未这样，从未这样单纯地听说过。他盯着她，挖空心思地回忆起当时她在他记忆中的形象：她好像一个河神，傲气十足，身着黑衣，瞪着蛇眼，耳后别着一朵红玫瑰。
很久以前，在海地荒凉的海滩上，他们作爱后一丝不挂地躺在那里。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喟叹道：“我是会长生不老的。”他将这句话解释为他同无情的时间进行不遗余力的斗争的勇武决心。但他太出格了：他作出了７０岁结束生命的不可挽回的决定。
实际上，这年的１月２３日他就７０岁了。而他却将日期定在了降灵节前夕——这是城里人向圣灵献祭的一个最隆重的节日。没有一点迹象表明她事先不知道。他们经常谈论此事，忍受着那些日子的无可挽回的冲击。现在谁也无法阻挡了。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热爱生活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他热爱大海和爱情；他热爱狗和她。日期临近时，他渐渐心灰意冷了，好像他的死亡的决定不是他作出的，而是无情的命运。
“昨晚离开时，他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她说。
她本想将狗带走，但他却看着那畜生。它正在他的两腿间打着盹儿。他用手指尖抚摸着它。他说：“对不起，伍杜·威尔逊先生要与我同行。”他要她将狗拴在他写信的小床腿上。她打了一个活结，以便它逃离——那是她唯一不忠的行为，因为她想从狗眼的寒光中继续怀念狗的主人。但乌尔宾诺博士却打断了她，说狗没有逃离。她说：“这是因为他不想干。”她很高兴，因为她喜欢唤起她对死去的情人的回忆，就像他要求她的那样。当他停止写信望她最后一眼的时候，他对她说：“记住给我带玫瑰。”
午夜刚过，她就回到了家中。她合衣躺在床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以便他完成那封信，她知道那是又长又难的一封信。不到３点钟，当狗开始狂叫时，她在炉子上放好沏咖啡用的水，穿上丧服，在院子里折下黎明的第一枝玫瑰。乌尔宾诺博士意识到他会如何狠狠地斥责这个不可救药的女人。她认为他是明白个中就里的：只有毫无自律的人才会对悲哀如此大献殷勤。
而且，他所访问的其它方面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她将不参加葬礼，因为那是她对她的情人的许诺，虽然乌尔宾诺博士认为他在信中看到过一段与此截然相反的内容。他将一滴泪不流。她将不会虚掷余年沉溺于回忆的诞想中。她将不会像当地寡妇们那样把自己活埋在房内编织寿衣。她将卖掉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的房子和全部财产（根据信的内容，已归她所有）。她将继续按自己的习惯生活下去，无怨无艾；在这贫困的死结中，她很快活。
在回家的路上，这些话追逐着乌尔宾诺博士。“贫困的死结。”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描述。冬季，突然大雨倾盆，雨水溢满厕所，将街道变成了恶臭的泥塘。夏季，红热粉末般粗糙的灰尘被狂风刮入保持良好的角落，掀起房顶，把孩子卷向空中。星期六，可怜的混血儿们带着家畜和餐具，一同到沼泽边的木板和锡板小房里，你推我挤地占满殖民区怪石嶙峋的海滩。直到几年前，他们当中的一些混血儿还在生产着那种烙在自己胸脯上的皇家奴隶牌。周末，他们纵情舞蹈，漫无目的地自斟自饮自家酿制的酒，在可可种植园里作爱。星期一午夜，他们因大吵大闹不欢而散。一周的其它几天里，这伙人无所顾忌地冲进广场和老邻居的胡同摆摊设点，自由买卖。死气沉沉的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煎鱼的气味充斥了人声鼎沸的集市。
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了独立，以及后来奴隶制的废除，加剧了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生长地的体面的衰微。伟大的旧家族陷入了已成废墟的城堡里。沿着粗糙的在奇袭和海盗登陆中保护良好的石子街两侧，杂草从阳台、甚至从完好无损的大楼的白墙缝隙中垂下来。下午两点钟，唯一的生命就是午休时暗光中单调无力的练琴声了。在弥漫着香水的凉爽的卧室里，女人们躲避着阳光，仿佛那是淫猥的传染病；甚至早弥撒时，她们也将脸藏在黑丝披巾中。
１８世纪时，城市就已经在加勒比地区成为首富，主要原因就是它的不仁不义的特权——非洲最大的奴隶市场；同时，它也是格林纳达新王国总督的永久宅邸——他们喜欢在这世界海洋之岸进行统治，而不喜欢到遥远寒冷、历史悠久的首都，因为那里的常年细雨扰乱了他们对现实的感觉。当西班牙大帆船一年数次满载波多西和魁多珍宝聚集海湾时，城市重又荣光起来。１７０８年６月８日，星期五下午４点钟，圣荷塞大帆船满载价值当时为５千万比索的奇珍异宝向卡迪斯扬帆启航，但没出港口就被英国军队击沉了，而且历经漫长的两个世纪都未打捞上来。那些奇珍异宝藏在了珊瑚床内。历史学家们认定，漂浮在船内的船长的尸体就是记忆中城市沉没的标志。
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的房子在海湾对面的拉曼哥住宅区。两层楼宽敞凉爽，外阳台建有多利哥式柱廊。从这里，沼泽似的静水和海湾沉船而泛起的渣滓一览无余。从出口到厨房，地上全都铺着黑白相间的方块砖——这常引起乌尔宾诺博士的统治欲，虽然这种设计和本世纪初暴发户建造住宅区的加泰龙尼亚技工有着同样的癖好。大起居室的天花板很高，像别的房屋一样，６扇窗户一律面向大街。大起居室跟餐厅被古铜色的精致大玻璃门、葡萄藤、葡萄串以及那受到林中家牧神诱奸的处女塑像分隔了开来。客厅里的装饰（包括起居室中哨兵一样的座钟）都是１９世纪末地道的英国式样。悬挂在墙壁上的灯是清一色的泪晶体，还有遍布其间的塞维斯花瓶、碗和小侏儒白痴雪花石膏。但欧洲式样在别的房间却影踪皆无——那里的柳圈椅子同当地技工做的维也纳轮椅和皮革脚凳混放在一起。漂亮的圣加辛多吊床吊在卧室当中，吊床上一律标着床主的姓名，这些姓名都是由丝线绣成的，四周镶着五彩花边。餐厅墙壁原是为豪华晚宴设计的，现在改成了著名演奏家到本市举办音乐会的小型音乐室。为了保持安静，地面的砖上铺着从巴黎博览会上购置的土耳其地毯；一台近代的留声机放在唱片架边。其中一个角落竖着一架钢琴，钢琴上覆盖着马尼拉披巾——乌尔宾诺博士已经好多年没有弹奏了。通览整个房子，一个讲究实际的女人的智慧和热情清晰可见。
然而，再没有别的房间像书房——乌尔宾诺博士的圣殿——那样细致严谨了。他在父亲的核桃木桌和皮靠椅周围、墙壁上，甚至窗户上、玻璃门后的书架上都用线标记着，并将它们安排在一种近乎疯狂的程序里，同时还以金色大写首字母写在三千卷真皮包着的书脊上。书房并不像别的房间受到口岸的噪音和恶风干扰，而是常常享受到修道院那样的宁静和馨香。生活在加勒比打开门窗即可招来一种其实并不存在的凉意的迷信中，乌尔宾诺博士和妻子感到心胸憋闷。但最终他们还是被罗马人对抗热力的战略优势征服了——这就是在８月里白天关闭房子，以免街上的热气跑进来；尔后，再向着晚风全部打开。从那时起，他们那里，他们的房子就成了毒灼的拉曼哥太阳下最凉爽的处所：在黑暗的卧室里午休，下午坐在走廊上观望灰白沉重的新奥尔良载重卡车经过，黄昏时观看船桨造波光粼粼崐的水面划动（那欹乃之声已经净化了海湾滞留的垃圾），是非常惬意的。从１２月到次年３月，当北风像饿狼般整夜绕房旋转寻找缺口想钻进去时，也是保护最好的房子。但没有人想到植根于这种基础上的婚姻竟然也会不幸福。
那天上午１０点钟前回家时，乌尔宾诺博士却让两件事给震惊了——这不仅使他错过了降灵节弥撒，而且还迫使他到了在万事齐备的年纪要改变自己。参加拉西兹·奥里维拉博士的盛宴前，他要稍事休息。但他发现女仆们正在恼羞成怒地竭力捕捉着那只鹦鹉。它是在女仆将它从笼里取出它剪翅膀的时候飞到芒果树顶上的。这是一只剪去翅膀的、脾气乖戾的鹦鹉。每当要求它说话、至少是在期望它说话的时候，它却闭口不言，带着非同寻常的清晰和明理。它受到过乌尔宾诺博士的言传身教。这倒为它提供了特权，家里无人有这种特权，就是博士自己的子女小时候也没有过这种特权。
鹦鹉已经在这座房子里居住了２０年。没人知道在此之前它生活了多久。每次午休后，乌尔宾诺博士都和它坐在天井阳台上——房子里最凉爽的地方——郑重其事、挖空心思，直至教会它像院士那样讲法语。为了让它热爱劳动，博士教给它拉丁弥撒和《马赛福音》中的精彩片段；他试图反复教给它四则运算的方法，但没有成功。在最后几次去欧洲旅行时，有一次他连同自己最赏识的古典演奏家的音乐一道，捎回了带有扩音器的留声机和最新流行的许多唱片。日复一日，反复数月，他一直演奏维特·吉伯特和阿里斯泰德·布鲁特的上世纪曾让法国人如痴如醉的歌曲，直至鹦鹉牢记在心。它用女声唱这些歌，如果是布鲁特的歌的话。唱完后，它纵声大笑——那是维妙维肖的女仆们的模拟声，这是她们听到它用法语唱歌的时候干的。鹦鹉多才多艺，闻名遐迩，内地人常常慕名乘船前来，以求一睹风采。有一个时期，一些从新奥尔良贩运香蕉的英国游人想不惜代价将它买下来。然而，它最风光的时期却是共和国总统唐·马可·费德尔·苏阿瑞带着内阁部长、随员一行造访这座房子以确信其声名是否真实可靠之时。他们下午３点钟到达，头戴高顶帽，身披大氅，在灼热的８月进行了３天正式访问，但最后他们不得不像来时那样离开了。因为他们耗费了两个小时，鹦鹉仍然只字未吐。虽然乌尔宾诺博士一再请求、威胁和公开侮辱，鹦鹉却依旧固执地非让他们邀请不可，就连博士的妻子一再明智地警告也无济于事。
在那次公然抗议的历史性行动后，鹦鹉才得以保持特权，这就最有力地证实了它的神圣地位。别的动物是不准在这房里的。不过，土龟例外。时隔三、四年后，当人们都以为它销声匿迹时，它却重新出现在厨房中。然而，它并不被认为是一个生物，而被认为是一个实实在在、来去不定、非常走运的尤物。乌尔宾诺博士不愿承认他对动物的厌恶。他用各种各样的科学发明和哲学遁辞加以掩饰，使许多人信以为真，但不包括他的妻子。他说，爱兽人之多是对人最残忍的暴行。他认为，狗不忠实但顺从，猫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孔雀是死亡的前兆，赤色鸟是极具装饰性的烦恼，野兔贪婪，猴子好色；而知更鸟则更可杀，因为它们在三次否定耶稣的过程中充当了同谋。
另一方面，福米娜·达查——博士的妻子——那时已经７２岁，早已失去了年轻时母鹿般的步态。她是个非同一般的热带花卉迷和家畜迷；刚结婚她就在房里以新奇的爱心不可思议地养起了更多的动物。第一类是罗马皇帝命名的三只黑白相间的短尾狗——它们为争一只母狗大打出手。母狗的名字的确不同凡响，叫玛莎林娜，因为它生９胎比再怀１０胎还要费时间。另外，还有带着鹰和法老行为特征的阿比西尼亚猫、斗鸡眼似的暹罗猫和眼睛橘黄的宫廷波斯猫——它们午夜时分幽灵般穿门过户像安息日的女巫那样嚎叫着。一只亚马逊猴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上已有好几年了。这倒引起了某种怜悯，因为它具有大主教奥布里奥·雷一样哀切的面容、坦率的眼神和光滑的手掌。福米娜·达查之所以抛弃它，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习惯在女人面前自慰。
过道上放着笼养的危地马拉鸟和具有预兆性的麻鹊、黄长腿的沼泽苍鹭；还有一匹小公马穿过窗户来吃花坛中的东西。上次内战前不久，首次讨论教皇可能要来访时，家里就从危地马拉进口了一种天堂鸟。而在得知大主教访问的通知是政府散布的谎言，借以警告蓄谋不轨的自由党人之后，它到达的时间比重返家乡还要长。又有一次，在一艘来自库拉高的走私船上，他们买下了六只笼装的撒着香水的乌鸦。这些乌鸦和福米娜·达查呆在父亲的房内，父亲像待亲生女儿似的对待这些鸟。但谁也无法忍受它们不停地扇动翅膀，弄得整个房间一股花圈味。同时，一条４米长的蟒蛇也被带了进来。它那患失眠症的猎人般的叹息打破了卧室的宁静，虽然它以不停的呼吸吓走了蝙蝠、蝾螈和雨季侵入房里的无数害虫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个时候，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一心一意致力于自己的专业职责、公共事业和文化事业。因此，他常常满足于承认在许多可恶的生物中，他的妻子不仅是加勒比最美丽的，而且是最幸福的女人。一个落雨的午后——一天将尽之时，他遇到了一件使他醒悟的灾难。走出客厅，他看到许多死动物漂浮在血沼里。女仆们爬在椅子上不知所措，她们还没有从血腥的恐惧中醒过神来。一只德国猛犬突然染上狂犬病四处乱咬，将每只动物撕得粉碎，直到隔壁房里的园工冲出来抡起大砍刀，将它剁成肉泥为止。无人知道它咬死或者用他的绿犬牙传染了多少动物。乌尔宾诺博士命令将幸存的动物杀死，并将尸体在隔离处烧掉，而且还请来米塞里科迪亚医院对房子进行全面消毒。唯有一只动物逃了出来，因为无人想起它，那就是幸运的大乌龟。
福米娜·达查第一次承认丈夫正陷入一件家庭琐事的纠葛之中。之后很久，她谨小慎微，不再谈论动物。她常常以那幅悬挂在客厅墙壁上林奈尤斯绘制的自然史上的带框的彩色插图，来进行自我安慰。也许最终她会失去再在房中看到动物的一切希望，要不是有一天早上小偷从卫生间窗口盗走已经承袭五代的银器的话。乌尔宾诺博士在窗框上加上双锁，从里边用铁杠顶住房门，然后将他最贵重的财产放进保险箱里；而且，最近他还养成了将左轮手枪压在枕头下睡觉的战争时期的习惯。但他反对购买猎狗，无论是接种过疫苗的还是未接种过的，无论是随意跑的还是铐起来的，纵使盗贼将他所有的东西都偷光。“不会说话的东西崐一律不准进这个家。”他说。
他以跟妻子争论的特殊方式结束了谈话。她又下决心要买一只狗。而他却从未想到他的操之过急的结论会要自己的命。福米娜·达查性格爽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变得越发敏锐。她常常抓住丈夫漫不经心的谈话而取得优势。被盗数月之后，她乘船从库拉高返回时，买了一只仅知道海员骂人的话、但说得很有人情味而使自己身价倍增的鹦鹉。
它是一只良种鹦鹉，似乎轻如鸿毛，黄头黑舌，与美洲红树鹦鹉不同，因为甚至用松脂栓剂也不能训练它开口。乌尔宾诺博士——一个实实在在的败将——只好臣服于妻子的真知灼见。当鹦鹉被女仆们逗乐得有所进展的时候，他也喜欢起来。在一个落雨的午后，鹦鹉的舌头因羽毛湿透放松神经说出了几个词组。这是它在房里不能学到的；同时，它使人想起它比刚才来那阵子苍老了许多。一天夜里，博士最后的缄默一下子被打破了。当盗贼企图再次从阁楼天窗进入的时候，鹦鹉模仿猛犬的吠声（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了，如果真要那样说的话）吓走了他们。只听它大声叫道：“抓贼抓贼抓贼！”乌尔宾诺博士这个时候正负责照看鹦鹉；他命令在芒果树下安装水容器、熟香蕉器和杂技使用的高秋千。从１２月到３月，当夜寒北风紧、外边的门不停响动之时，鹦鹉被带进卧室睡在毛毯盖着的笼里，虽然乌尔宾诺博士怀疑它的慢性痄腮会威胁到人体的健康。许多年里，他们都一直剪掉它的羽翅，让它以老马夫般的大步四处漫游。然而，有一天，它却开始在厨房的大梁上玩起了杂技，不料掉进了炖锅。它像海员那样大声急呼：“人人为己。”厨师尽力用匙子将它从锅里舀了出来。虽然它被烫脱了毛，但依旧活着。从那时起，它整天都被关在笼子里，纵使他们相信笼养鹦鹉会忘掉它们学到的一切。只是下午４点钟天气凉爽的时候，它才被放出来同乌尔宾诺博士在天井阳台上课。没有人能及时认识到它的羽翅已经丰满，并在它逃至芒果树顶的那天早上为它剪掉。
她们耗费了３个小时也没有将它抓住。女仆们在邻居女仆的帮助下想尽一切办法想诱它下来。它却呆在原地一动不动，而且一边狂笑一边叫喊：“自由党万岁，自由党万岁，狗日的。”这是耗去它一生许多次自由的不顾一切的叫喊。树叶密匝匝的，乌尔宾诺博士几乎看不到它在什么地方。他企图用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拉丁语哄它下来。而鹦鹉却以同样的语音回应他，用的还是他的重音和音色，但从不挪动一下。相信不会有人能将它引下来了。于是，乌尔宾诺博士就派人叫救火队了——这是他最近养成的公民乐趣。“告诉他们这是为我干的。”他吩咐道。说完，他就走进卧室，穿起了盛宴服装。其实，他正是此时被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的那封信给搅黄了。所以，他也顾不上鹦鹉的命运究竟如何了。
福米娜·达查早已穿上束紧臀部的宽松丝绸礼服，戴上一条有６个不规则长环套着的货真价实的珍珠项链，蹬上她只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才穿的高跟缎鞋，因为她已上了年纪不宜再穿了。虽然她的时髦装束对作为一个受人爱戴的祖母来说已不合适，但却适合她那细长身架、依旧苗条挺直的体态。她的富有弹性的手掌上没有一块老人斑；她的钢蓝色的头发斜束着贴在脸上。而她那清亮的杏眼和天生的傲气则完全遗留在结婚照上。岁月不饶人啊。然而，她在性格上和勤奋上越发无懈可击。她自我感觉良好：铁制紧身胸衣、束腰突出臀部的时代正在隐退。解放了的身体、自由自在的呼吸，身上的各个部件都一一显露了出来，甚至在她７２岁之时。
乌尔宾诺博士发现她头上戴着柔软的紫罗兰装饰的钟形帽，坐在慢转的电风扇下的梳妆台边。卧室宽敞明亮，英国式床上，粉红绣边蚊帐低垂着，两扇窗户向着天井中有树的方向打开——那里蝉声长鸣，充满雨意。蜜月归来后，福米娜·达查就根据天气变化和不同场合，为丈夫选定衣饰，夜里为他放好在椅子上，一旦他走出卫生间伸手就可以拿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也开始帮他穿衣服，而且最后完全为他代劳了。起初，她知道是出于爱才这样做的，但近来的５年大概就是她不得不为之，因为他已经不会自己穿了。他们刚刚庆祝过金婚纪念。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了，或者说一旦离开就想不起对方是谁了无人知道他们共同的依赖性是出于爱还是为了方便，即便是他们自己也从未扪心自问过，因为他们都不想捅破这层纸。渐渐地，她发现丈夫步履蹒跚、喜怒无常、记忆衰退以及最近睡觉时养成的哭哭啼啼的习惯。然而，她认为这些并不是他最后腐朽的明确迹象，而是童年的幸福的回归。这就是她待他不像举步维艰的老人而像是年迈的婴儿的缘故。对他们来说，蒙蔽是尤为必要的，因为这使得他们都置身在怜悯之外。
如果他们及时地认识到避开巨大的婚姻灾难比生活琐事容易，那么生活对他们就会另当别论了。如果说他们在一起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聪明才智总是在派不上用场时才来到身边。福米娜·达查以一颗苦涩的心忍受着丈夫的快乐的黎明，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她紧紧地抓住睡眠的最后一根游丝，以免另一天早晨的厄运再次踏临；与此同时，他则带着新生儿的天真醒着：每个新的一天都是他力争到的宝贵时光。知更鸟开始鸣叫的时候，她就听到他醒了。他醒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无缘无故的咳嗽，如果不是成心弄醒她的话。她听到他一边唠唠叨叨（那只会让她心烦），一边摸索着本该放在床边的剪刀。她听到他摸黑走进卫生间，接着在书房呆一小时。在此期间，她又睡着了。随后，她听到他返回来穿衣服，当然是没有开灯。一次游戏期间，妻子问他是如何惩罚自己的。他说：“我是个摸黑穿衣服的男人。”听到他这么说，她完全明白这话和那些声音并不是没有联系，知道他是故意那样干的，虽然他佯装不知，就像她佯装不醒一样。他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他从来都不需要她醒，正如他摸黑时所做的那样。
她睡着时优美动人，无人能比：她的身体弯曲作舞蹈状，一只手放于额前；但当有人打搅而她仍困乏欲睡却又无法入睡的时候，她却蛮横凶狠，也无人能比。乌尔宾诺博士知道她在盼着他最轻微的声音，甚至她为此感激不已。她常常责怪有人在早晨５点钟就吵醒她。因此，有几次他不得不在黑暗中摸来摸去，因为他找不到放在原处的便鞋。每当此时，她常常睡意朦胧地说道：“昨晚你丢在卫生间了。”说完，转瞬之间，她就怒不可遏地完全醒来了。她常常责骂道：“在这房子里，最不幸的是没人让你睡个安稳觉。”随后，她常常在床上翻来滚去，继而打开灯，对自己没有一点怜悯，以此来满足她一天当中的首次胜利。其实，这是他们玩的游戏：神秘而反常，但无论如何是令人惬意的——这是家庭之爱的许多危险娱乐的一种。
其中有的小游戏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前３０年几乎就停止了。那种小游戏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当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已经返回卧室。在他还不需要帮助就可以洗澡的日子里，他已经摸黑穿起了衣服。通常情况下，她处于温暖的胎儿状：眼睛闭合，呼吸浅浅，臂放在头部，但她只是似睡非睡。这一点，他是知道的。黑暗中一阵冗长的、僵硬的亚麻布声响过后，乌尔宾诺博士自言自语道：“我已经快一星期没香皂用了。”
接着，她就彻底醒来了。她记得，她辗转反侧，满肚子火，因为事实上是她忘记了将香皂放回卫生间。三天前，淋浴时，她就发现香皂没有了。她打算过后再在那里放上一块，但她转眼就忘了。直到第二天、第三天，同样的情况就又出现了。其实，并没有过去１周。他这样说，反倒使她感到更加内疚。那是不可饶恕的３天；而且，她为发现这样的错误而感到忿忿不平。每当此时，她总是以攻为守。“那我每天洗澡，”她怒不可遏地大声说道，“怎么都有香皂。”
虽然他知道她的心术，但这次他却无法忍受了。他以某种专业的或者别的借口，搬到了米塞里克迪亚医院内科室去住，只是在打电话晚间会诊之前才回家换换衣服。每当此时，她便立刻奔向厨房；接着，就听到他走了进来。她装着在做某件事，直至听到他的马车驶上大街。之后的3个月中，他们每次都想消除冲突，但却反而火上浇油，愈演愈烈。只要她拒绝承认卫生间没有香皂，他就不准备回来；而她也不打算让他回来，直到他承认他是故意撒谎来折磨她为止。
当然，这件事后，在昏暗嘈杂的黎明中，诸如此类的小吵小闹又此起彼伏，致使旧恨成新仇。他们后来惊奇地发现，在许多年的婚姻战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彼此的积怨多。最后，他建议他们应该妥协，一起到大主教面前开诚布公地谈谈（如有必要的话），以便上帝能及时地作出裁决：香皂是否在卫生间的香皂盒中。紧接着，虽然她极力克制自己，但还是大发其火，发出了惊人的叫喊：“让大主教见鬼去吧！”
这种不得体的言行摇撼了城市的基础，从而引起了不易反驳的流言蜚语，并长久地留在了公众的传统中，就像是歌剧里的一句台词：“让大主教见鬼去吧！”她意识到自己做得有点太过分了。她已经预料到丈夫可能会作出的反应，就威胁说要搬回到她父亲的旧房子里去；虽然房子已经出租作了公用办公室，但依旧归她所有。这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她真想一走了之，并不在乎什么流言蜚语。她的丈夫当即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没有勇气否定自己的偏见，终于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他自己承认卫生间有香皂，但他并未放在心上，他仍继续和她住在同一座房子里，不过他们住在各自的卧室里，他对她默不作声。他们静静地吃饭，以各种各样的技巧在桌边度过——他们通过孩子们互传信息，而孩子们却从未意识到父母亲彼此有什么隔阂。
因为书房没有卫生间，他备过课进来洗澡时作了真正的努力，唯恐吵醒妻子。他们常常同时到达卫生间，而且睡觉前轮番着刷牙。４个月后的一天夜里，他像往常一样躺在双人床上看书，一直到她从卫生间出来才倒头睡下。她十分懒散地躺在他身边，以便他醒来时离开。其实，他动了动，但他没有起床，反而关了灯躺在枕头上一动不动。她摇摇他的肩膀，想提醒他应该到书房里去。回到他曾祖父母的羽床上的确很舒坦，但他却喜欢退让。“让我呆在这里吧，”他说，“有香皂。”
当他们回想起这段插曲时，已经老之将至。他们谁也不相信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这是他们５０年相聚中难解难分的争论，而且只有一次使他们都想放弃彼此的责任开始新的生活。甚至老年平和之时，他们仍旧在小心翼翼地培养着，因为几乎痊愈的伤口也许会重新流血，仿佛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感染。
他是福米娜·达查听到撒尿的第一个男人。她是在新婚之夜晕船躺倒在开往法国的舱房里时听到的。他的种马般的尿流声听起来强劲有力、极具权威，以致于增加了她对即将到来的蹂躏的恐惧感。那情景经常回到她的脑海中。星转斗移，那流声减弱了，因为她从来都不能让自己放弃责备他每次尿湿盆沿。乌尔宾诺博士据理力争，使她相信这对任何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他很想说明其中的不幸不是由于他的漫不经心所致，而是由于组织功能的缘故。年轻时候，他尿得直接而准确，曾经在学校里赢得了“充瓶神射手”的称号。但日月流转，它不仅在衰退，而且变得混浊散乱，最后竟成了奇异的喷泉，难以控制，他虽多方努力也无济于事。他常说：“尿盆也许是由某个对男人一无所知的人发明的。”他每天都要怀着比卑贱更为沉重的耻辱感给家庭献上和平：每次用过后，他都要用卫生纸揩干盆沿。他知道，只要卫生间里的氨草胶烟不太浓烈，她就无话可说；否则，她就会大肆张扬，像是披露什么罪恶一般：“这地方闻起来就像是野兔箱似的。”老之将至，这种体质上的困难促使乌尔宾诺博士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坐着尿，就像她那样——这样，盆就会很干净，他也很体面。
迄今为止，他为自己做的事甚少，而且浴缸致命的光滑可能会使他警惕不再淋浴。房子很时髦，没有旧城宅邸中常见的那种狮蹄样的白色合金浴缸。他之所以让换，是为了卫生的缘故：浴缸是欧洲人发明的又一件肮脏物件。他们仅在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洗澡；洗过之后，就泡在从他们身上搓掉的污垢的脏水里。他们自己拥有一只固体锂维他大浴缸。福米娜．达查站在那里为丈夫洗澡，就像他是新生儿一般。连同锦葵叶和桔子皮煮过的水加在浴缸中，持续泡一小时，对他很起镇定作用，以致于有时他会在这种气味中入睡。为他洗过澡后，福米娜·达查帮他穿上衣服；她将滑石粉撒在他的两腿间、可可油抹在他的湿疹上。她无限爱怜地帮他穿上短裤，就像那是尿布一般；然后继续一节一节地为他穿着，从袜子到黄玉别针别着的领结，无一例外。夫妻俩的黎明趋于和平，因为他已经返回到孩子们给他带走的童年。最终，她也接受了家庭的日程表，因为她的年华也已经逝去：她的睡眠越来越少，到７０岁时，丈夫未醒她就醒来了。
降灵节那天，当乌尔宾诺博士揭起毛毯看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的遗体时，他的人生——即他作为一帆风顺的大夫和信徒的历程——遭到了一次否定。在同死亡交涉许多年之后，在与其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之后，在无数次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折腾之后，他仿佛第一次敢正视死亡；而死亡的恐惧却早就在顾望着他了。他所感到的不是死亡的恐惧。不，那恐惧已经深入他的体内好多年了——它与他形影不离。自从他被噩梦惊醒的那一夜起，那阴影就一直笼罩着他。他认识到死亡不仅是恒久存在的可能（他一向都这样认为），而且是指日可待的现实。那天他看到了这种情形，虽然是一些东西的物理现象，并且已经确定那只是一种幻觉。他为那个被万能的上帝用以昭示的人就是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而感到高兴（博士总是将他视为圣人），但却不晓得他是否体面。而当那封信说明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的真实面目——他邪恶的过去、他难以置信的欺诈——时，他感到某种事已经无可挽回地在他的生命中发生了。
福米娜·达查不允许他以阴郁的性格来感染她。当然，在她帮助他穿裤并扣上衬衣上的一长排扣子时，他曾努力过。但他失败了，因为福米娜·达查不容易受到感染，至少说她在一个垂暮老人的身边不想这样。她所听到的有关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的事情，即他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瘸子——由于在安第列斯的一个岛上参与暴动，他逃离了救火队；出于需要，他当起了儿童摄影师，而且一跃成为全省同行中的佼佼者。同时，她还记得他从一个名叫托里莫利诺斯——实际上，那个人叫卡巴布兰克——的人手中赢得了一场棋赛。
“他是个从凯因尼逃出的犯人。因为参与一次暴力犯罪，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乌尔宾诺博士说，“想想吧，他居然吃过人肉。”
他将那封递给她。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是想将自己的秘密带入坟墓。但她一眼未看就将那叠着的信纸放进梳妆台的抽屉里并上了锁。她对丈夫深不可测的好奇心、夸张的言论（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发让人费解）和狭隘的思想（与其公众形象极不相称）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这一次他超越了自己。她想丈夫一定以为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没干过什么坏事，而且背着仅有的流亡帆布包刚到这里开始做事。她不明白最近几天他为什么在事实真相揭开之后变得如此难堪。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认为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金屋纳娇这种行为可恶，既然这是某种类型人的返祖现象，其中包括他本人在内——是的，甚至忘恩负义时候的他——而且，而且除此以外，那女人还帮他执行死刑，这似乎证明她那披肝沥胆的一片爱心了。她说：“如果你也像他那样郑重决定，我也有责任像她那样去做。”乌尔宾诺博士感到恼火，这种令人费解的谈话他已经听半个世纪了。
“你一点儿也不明白，”他说，“使我生气的不是因为他是什么人或者干过什么事，而是他瞒了我们这么多年。”他的眼里充满泪水，但她却装作没看见。
“他做的没错，”她回答道，“如果他照实说，那么，你或者那可怜的女人，或者城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那样去爱他了。”
他透过他的背心扣孔穿着表链。穿好后，他将表链衔接的地方放在领结上并别上黄玉别针。接着，她用散发着弗罗里达香水气息的手帕揩干他的眼睛，擦去他的泪珠；而后将手帕四角像木兰花一样摊开，装入他的胸袋。吊钟在房子深处响了１１下。
“快点儿，”她拉着他的胳膊说，“我们要迟到了。”
阿米塔·德查姆普斯（拉西兹·奥里维拉博士的妻子）和７个女儿（一个个都非常勤快）早已将一切都安排停当，以便这次银婚午宴能引起社会的轰动。处于历史性正中心的家庭居所已经老掉牙了。这是由一位弗罗伦萨建筑学家设计的；他气势汹汹地来到这里，将许多１７世纪的遗址改建成了长条形的威尼斯教堂。虽然里边拥有６个卧室和两个通风良好的餐厅和会客厅，但仍不够城里的客人使用，更不要说城外的客人了。院子好似一座修道院，院子中央砌着一座喷泉，泉水正汩汩涌动着。黄昏时分，天竺葵芳香四溢充满整个房间。最后，连拱廊这些地方都派上了用场，但还是无法满足需要。于是，他们决定到乡间别墅去举行午宴。乘车沿着国道行驶１０分钟就到了。那里有一亩多大的院子，还有巨大的印度月桂。河流潺潺，水面上浮动着睡莲。在塞娜拉·德·奥里维拉的监督下，唐圣朝酒店的人在阳光照耀的地方撑起彩色帆布帐篷，在月桂树下设置一个讲台，并为１２２名客人摆上了桌子。各个桌子上都铺着亚麻台布；荣誉桌上放着当天的新鲜玫瑰花束。他们还建起了一座容纳木制管弦乐队的木台。只准演奏反舞蹈节目和国内华尔兹舞曲，以及艺术学校演奏的弦乐四重奏。而让塞娜拉·奥里维拉为丈夫的德高望重的老师感到惊讶的是，他要主持午宴。虽然日期和丈夫的毕业纪念日不相吻合，但他们还是选定降灵节这一天，为的是扩大纪念的意义。
筹备早在３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他们担心一些必不可少的事情因仓促而一时被耽搁掉。他们从西恩那加·德·奥罗弄来了活鸡（不仅因其形状和风味独特而闻名沿岸各地，而且早在殖民时代它们在淤土中抓挠食物时发现砂囊里留有纯金而蜚声遐迩）。塞娜拉·德·奥里维拉本人由几个女儿和家庭成员陪同着登上豪华游轮，从各地挑来最好的东西借以光耀丈夫的业绩。她运筹帷幄，全盘考虑，只是没有想到庆祝应当在６月无雨的某个星期天举行。那天早上，她去做弥撒时，就注意到了这种危险。她被那闷热潮湿的氛围震住了：她看到天幕低垂，天际线已经模糊不清。虽然出现了种种不祥的迹象，但天文台台长（她在做弥撒时碰到过他）仍告诉她说，无论城里多么糟糕，甚至冷酷无情的冬天，降灵节这一天也从未下过雨。钟声敲响１２下时，许多客人都已经在门外喝起了开胃酒。正在这时，忽听一声惊雷，大地抖动，海风狂起，掀翻了桌子，刮倒了帐篷。在这场灾难性的大雨中，天空塌陷了。
在暴风骤雨中，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和路上相遇的几个迟到的客人步履蹒跚地到达房边。他想像他们一样从这个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穿过泥泞的院子，但他最终不得不屈辱地让唐圣朝酒店的人搀到一个黄帆布帐篷下面。侍者竭尽全力才在房里——甚至在卧室中——重新摆上桌子。客人们不再努力掩饰他们委顿颓丧的情绪。这里像轮船上的锅炉房一样又闷又热，因为窗户不得不关闭，以免雨水潲进屋里。院子里摆桌子的地方已经标上客人的名片——根据各自不同的习俗，桌子的一边留给男客，另一边留给女客。但是，房里的位置卡搞乱了。人们不得不杂乱无章地坐着，这样也就不再讲究什么迷信不迷信了。在这场洪水中，阿米塔·德·奥里维拉仿佛无所不在——她的头发湿淋淋的，华衣拖曳着泥水，但她始终以战无不胜的微笑支撑着，因为她从丈夫那里得知决不能向灾难让步。她在女儿们——像是从同一块布上裁下来似的——的帮助下，尽一切可能保持着荣誉桌的井然有序。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坐在中间，奥布杜里奥·伊·雷大主教坐在博士的左边。福米娜·达查像往常那样坐在丈夫的身边，以免他用餐时睡着或者将汤撒在翻领上去。博士对面坐着的是拉西兹·奥里维拉博士——一位保养良好、５０岁上下、女里女气的男人。他的节日气氛似乎和他的准确诊断毫不相干。其它位置上坐着省、市官员和去年的选美皇后。省长陪坐在选美皇后身边。虽然不习惯穿特殊装束，但至少为在乡间美餐一顿，女人们才穿着珠光宝气的夜礼服，男人们则大都穿着打黑领结的晚宴夹克衫，有人甚至穿着长袍。他们当中，乌尔宾诺博士与众不同，身着便服。每个地方都安排有配着金色花饰的法文菜单。
塞娜拉·德·奥里维拉被这闷热惊住了。她穿过房门，请求男人们午宴期间脱去夹克衫。但没有人敢第一个脱。大主教向乌尔宾诺博士说，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这是他们第一次同聚，他们的伤口愈合了，怒火驱散了；独立以来，内战不休血流成河的两个对立面终于坐在这里了。这种思想和自由党的热情不谋而合，尤其是年轻一代在保守党掌权４５年之后从自己党内选出了一位总统。而乌尔宾诺博士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自由党总统和保守党总统毫无二致，只是服饰不同而已。不过，他并不想反对大主教，虽然他喜欢向他指出各位客人参加午宴并不是因为他想要什么，而是因为血统的优势，那就是某些事情总是踞于政治飓风和战争恐惧之外和之上。其实，没有一个人这样想。
暴风雨像开始时那样骤然而止。阳光重又在无云的天空照耀起来。但暴风雨毕竟是猛烈的：几棵树被连根拔起，汹涌的激流已经将院子变成了一片沼泽。而最大的灾难在厨房发生了。柴禾已经被弄到后门外的砖上：厨师几乎没来得及从雨中抢救出锅来。他们重新收拾起泛滥成灾的厨房，临时在后院生着了火。到１点钟时，危机已经得到缓解。只有甜点心还没有着落：圣克莱姐妹负责办理此事；她们本应该在１１点钟前就送到的。可怕的是，国道两侧已经沟平壑满；再说，风平浪静的冬天要将甜点心送到这里也至少得两个小时。天刚一放晴，他们就打开了窗户。房间早已让暴风雨净化了，凉丝丝的。乐队奉命在走廊阳台上演奏华尔兹舞曲。但这却只会增加混乱，因为每人必须越过房里铜锅的叮当声高喊才能让对方听见说什么。阿米塔·德·奥里维拉等得厌烦了，就苦笑着吩咐开宴。
艺术学校乐队在庄重静寂的气氛中，率先演奏起莫扎特《追逐》中的钢琴序曲。声音愈加混乱。唐圣朝酒店的黑人侍者挤了过来。他们端着热气腾腾的盘碟几乎挤不过桌子去。因为乌尔宾诺博努力用一个频道听着音乐，直到节目结束。他的注意力每况愈下，以致于他不得不写下每一步棋，以便记住该如何运筹行动。不过，他仍能以一边认真谈话，一边听钢琴演奏，虽然他从未达到德国乐队指挥——他在奥地利时的一位了不起的一位朋友——的精湛技艺，因为他能一边听《坦恩浩塞》，一边看《唐基奥凡尼》乐谱。
他认为第二首乐曲——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是带着轻松的戏剧性演奏的。他在用力越过盘碟声倾听的同时，紧紧地盯着一个向他点头致礼的羞涩小伙子。他在什么地方见过那小伙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记不起来了。他常常记不住人名，甚至是他熟悉的那些人，或者是其它时代的曲子。这常常使他痛苦不堪，夜里常常宁愿死去也不愿等到天明。他快要达到那种状态了。突然，一束红光闪过他的脑海：那小伙子是去年的一个学生。看到他置身在这特权王国中，博士感到惊讶。奥里维拉博士提醒他，说那小伙子是卫生部长的公子，是来准备一篇法医学论文的。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以一种快乐的手势向他招手致意。年轻的医生站起身鞠躬回敬。但是，不，不是，他认识到这是那天早上在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的房子里同他一起验尸的那个实习医生。
他再次为自己战胜老态而感到踌躇满志。他主动放弃了节目终曲的透明而流动的抒情性。他已经分辨不清都是些什么了。随后，年轻的大提琴手——刚从法国归来——告诉他说，这是加比列尔·福莱的弦乐四重奏。乌尔宾诺博士连听都没听说过，虽然他对欧洲的最新动向洞察幽微。福米娜·达查密切注视着他，就像往常那样——当他看到他在公共场合低头沉思停止用餐时，她就将一只老手放在他的手上。她说：“别再想了。”乌尔宾诺博士从幻想的遥远的彼岸向她微笑着。正是这时，他又开始想她害怕什么了。他想起了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在他穿着假军服，在照片里的孩子们挖苦的目光下躺进棺材时的情景。他转向大主教，告诉他自杀一事。但大主教早已听到了这个消息。弥撒后，人们议论纷纷。他从叶罗尼莫·阿哥特将军那里收到了一份代表加勒比难民的、关于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应该葬于献祭地的请求。他说：“请求本身，似乎对我缺乏尊重。”接着，他以更具有人情味的口吻问是否人人都知道自杀的原因。乌尔宾诺博士回答说：“老年恐惧症”——虽然他认为这个词是他刚刚杜撰出来的。奥里维拉博士（留意着身边的每一位客人）不再听客人们谈话，而是参加到了老师的对话中。他说：“很可惜，已发现仍然不是因为爱而自杀的。”乌尔宾诺博士认为他的思想出现在得意门生的想法中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而且每况愈下，”他说，“用的是氰化金。”这时，他再次感到同情战胜了那封信的苦涩。但他并不为此感激自己的妻子，而认为是音乐带来的奇迹。接着，他向外行的圣人大主教说，他在昏暗而漫长的棋赛中就已经晓得了：他谈到了为了孩子们的快乐、他对艺术的献身、他绝无仅有的渊博和他的斯巴达式的习惯。而且，乌尔宾诺博士被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彻底和自己的过去诀别的纯洁灵魂震惊了。他向市长谈到了购置底片资料以保留一代人形象的益处，因为他们在画像之外不可能再幸福了，而在他们的手中却掌握着城市的未来。大主教指责说一位崇尚武力、受过教育的天主教徒竟认为自杀是神圣的。但他还是同意建立底片档案的计划。市长只是想知道从谁那里购置这种东西。乌尔宾诺博士咬住舌头，才没把暗地继承底片资料的那个妇人说出来。“我关照此事。”他为５小时前责备过的那个女人的忠诚感到内疚。看到这种情景，福米娜·达查就低声要他许诺去参加葬礼。请放心，他说，当然要去，这是不言而喻的。
演讲简单明了。部制管弦乐队开始演奏一支节目单上没有宣布的流行乐。客人们在阳台上散步，等着唐圣朝酒店的人将院子弄干，万一有人想跳舞的话。只有客厅里的客人依旧坐在荣誉桌边。他们正在祝贺乌尔宾诺博士最后一次敬酒时一口气喝下半杯白兰地呢。没有人想起他已经用同一只大酒杯伴着一道非常特别的菜做过一次了。但那天下午他出自心里的需要，他的自我放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报偿。经历了多年之后，他又一次感到自己想放声歌唱。他要歌唱，这是毫无疑问的。年轻的大提琴手鼓动着，说他愿意为他伴奏，要不是其中一辆新到的机动车尖叫着突然驶过院子溅了音乐家一身泥水、惊得鸭子呱呱乱叫停在过道前的话。马可·奥里维拉·乌尔宾诺·达查和妻子从车里走出来。只见他们手里分别端着花边布盖着的托盘。其它的托盘也如此这般地放在折椅上，甚至司机旁边的地板上放的都是。这是迟到的甜点心。当掌声和开心大笑过后，乌尔宾诺·达查博士神情严肃地解释道，暴风雨到来之前，圣克莱尔姐妹就请他将甜点心带来的，但他离开了国道，因为有人说他父母亲的房子着火了。还没等儿子讲完全部过程，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就忐忑不安起来。他的妻子当即提醒他，叫救火队去救鹦鹉。阿米塔·德·奥里维拉容光焕发。她决定在阳台上吃甜点心，纵然他们已经喝过了咖啡。而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和妻子一口未尝就离开了，因为葬礼前他几乎没有时间进行神圣的午休了。
但他还是进行了午休，虽然睡眠短暂不安，因为回家时他发现救火队早已经造成了失火那样的损失。在他们殚精竭虑吓唬鹦鹉的时候，使用高压软管将树皮都剥落了，结果浪费了一缸水也没能射准主人卧室的窗口。家具和悬挂在墙壁上的不知名的祖先画像已经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听到救火车嘶鸣，邻居们以为真的失火了。即便周围不那么骚乱，也是由于学校星期天休息的缘故。当使用梯子也够不着鹦鹉时，救火队员们就抡起大砍刀砍起了树枝，只是乌尔宾诺博士及时赶到采阻止了将树枝全部砍掉。他们离开时说，如果准许砍掉，他们５点钟后就会回来的。他们弄脏了里边的阳台和客厅，撕烂了福米娜·达查最心爱的土耳其挂毯。所以这一切灾难，都是不必要的灾难，鹦鹉已经取得这场灾难的优势，逃进了邻近的院子。其实，乌尔宾诺博士在树叶间找过它，但他用任何话语都不见鹦鹉的反应，直至将近３点钟。于是，他就睡觉去了。他第一次体味到了自己尿液中神秘的快感，而他的尿早已让不温不火的芦笋净化了。
他因悲痛而惊醒了。那天早上站在朋友的遗体旁边时，他已经不再过于悲哀了。但是，午休后无形的云却常常充满他的灵魂。他将此解释为他生命终止的圣告。到５０岁时，他对自己的体形、体重和各个组织系统已经失去感觉了。渐渐地，每天午休后他合眼躺着时，他开始在自己的体内逐个感触它们——感触他失眠时心脏的形状、神奇的肝脏和密封的胰腺——他慢慢地发现甚至最年老的人也比他精神。然而，他却是他那一代传奇合影中唯一的幸存者。当最初意识到自己健忘之时，他讲了一个从医学院一位老师那里听来的办法：“健忘者可用纸记下来。”但这种幻想只是稍纵即逝，因为他已经达到写下东西装入口袋就忘记是什么的地步了：他常常在房子里四下寻找正在戴着的眼镜，常常锁上门后又去拧钥匙，常常不明白他正在看的是什么书，因为他已经忘记争论的要点或人物的关系了。但最使他头疼的是，他对自己的理由缺乏自信：渐渐地，他感到自己像在一次难以避免的轮船失事中失去了良好的判断力。
除了经验，没有任何科学的基础。朱维那·乌尔宾诺博士知道，最致命的疾病自有其独特的气味，但没有一个像老年那样独特。在手术台上，他从头到脚观察过解剖的尸体。他甚至从那些天衣无缝地隐瞒了年龄的病人身上、从他的衣服的汗腥味和妻子睡着时不加防范的呼吸中闻到了那种气味。如果他不是干这种工作的人——实质上，他是一名墨守成规的基督徒——也许他会同意杰里迈亚·德·圣－阿莫尔所认为的老年是一种不体面的状态、在其太晚之前务必终结的观点。对他这种床上功夫极好的人来说，唯一的安慰就是性生活的和平：他的舒缓的、惜爱的性交乐趣已经不复存在了。８０岁时，他清楚地认识到他跟这个睡觉时姿势稍一变化就可能毫无痛苦地绷断的、数根细线连着的世界息息相关着，如果他能努力保持那线不断就好了，因为他害怕在死亡的黑暗中找不到上帝在什么地方。
福米娜·达查忙上忙下整理着被救火队破坏的卧室。还不到４点钟，她就送给丈夫一杯每天必喝的加有冰块的柠檬汁，提醒他应该为参加葬礼穿衣服了。那天下午，乌尔宾诺博士的手边放着两本书：阿里克斯·卡莱尔的《人类，未知之谜》和阿克斯尔·蒙特的《圣密吉尔的故事》；第二本的书页还没裁开。他要厨师迪格娜·帕多将他留在卧室的大理石纸刀拿过来。但当拿来裁纸刀时，他却在看《人类，未知之谜》那本书了。他在一张信封标记的地方写着：最后还剩几页。他看得很慢。他感到头隐隐作痛，因为最后敬酒时他喝下了半杯白兰地。他偶尔停下来，呷一口柠檬汁或嚼一片冰。他穿着未浆洗过衣领的衬衣和短袜，他的绿条条松紧背带滑到了腰际。不得不为参加葬礼更换服装，使他心烦意乱。不久，他停止阅读，将书放在另一本书上，开始在旋转柳圈椅里慢慢转动起来。他不无遗憾地注视着栽在院子里泥坑中的香蕉树、条纹芒果树、雨后的飞蚁和那稍纵即逝的下午的壮丽景观。他已经将他钟爱的、人模人样的帕拉马利博鹦鹉忘到脑后了。突然，博士听它说道：“皇家鹦鹉。”它的声音听上去很近，几乎是贴着他的耳边。之后，他就看到站卧在芒果树的最低枝上的鹦鹉。“混帐东西！”他大声嚷道。
鹦鹉以同样的口吻回答道：“你更混帐，博士！”
他一边继续和鹦鹉说话，一边在鹦鹉看得见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穿着靴子。随后，他拉上背带，走到院子里。院子里依旧泥泞不堪。他用手杖探探地上，以免阳台上的三级台阶将他绊倒。鹦鹉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一动不动。乌尔宾诺博士伸出手杖，以便它能站在银柄之上，就像平常那样。但鹦鹉却躲过手杖，跳到了另一条树枝上——一个很高但极容易飞上去的小树枝上，因为在救火队员到来之前那房梯就已经靠在那个地方了。乌尔宾诺博士估算了一下高度，想着是否爬过两级梯子就能将它抓住。为分散小鸟的注意力，他唱着友好的歌儿走上第一级梯子。鹦鹉则站在高枝上，五音不全地重复着他的歌声。他两手抓着梯子，毫不费力地爬上第二级。鹦鹉开始原地不动地重复着那首歌。他爬上第三级，继而又上了第四级，因为他错估了树枝的高度。他左手抓住梯子，右手尽力去捉鹦鹉。老仆人迪格娜．帕多走过来，想提醒他该去参加葬礼了。而当看到站在梯子上的人的后背的时候，她不敢相信竟会是他，要不是松紧背带上的绿条条的话。
“圣主保佑！”她尖声叫道，“您会害了自己的！”
乌尔宾诺博士带着胜利的喟叹抓住了鹦鹉的脖子：“逮住了！”但他马上又松开了，因为梯子从的脚下滑脱了。一时间，他被悬在了空中。他意识到他将要没有进圣餐就死去了，同时也来不及忏悔或者向任何人道别了。时间是降灵节４点７分。
福米娜·达查正在厨房里品尝晚餐汤，忽听到迪格娜·帕多的惊叫声、仆人们的叫喊声以及邻居们的嚷嚷声。她丢下汤匙，尽力跑了出去，虽然她上了年纪体态臃肿行动不便。她疯一般尖叫着。她仍然不知道芒果树下发生了什么事。当她看到丈夫躺在泥水中的时候，她的心怦怦直跳起来。虽然他的生命已逝，但他依然在作着最后的挣扎，以便她能赶来看他。他终于认出她来了，虽然忿忿不平，透过他无以诉说的悲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在他死去之时，没她怎么能行。他望了她一眼，这一次比她在和他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中所看到的任何一次都光亮、悲怆、感激。他拚尽最后一口气对她说：“只有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你。”
乌尔宾诺博士总是敏锐地感觉到他的公共形象的裂痕；而且再没人像他那样直至生命之火熄灭仍然神智清醒的。他的两个孩子是两条毫比起眼的终结线。５０年后，他的儿子马可·奥里利奥（像他那样的大夫）跟每一代所有家庭的新生儿一样没有做出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情——甚至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乌尔宾诺博士唯一的女儿奥菲丽拉嫁给了新奥尔良的一个银行职员，现在已到了更年期，生有三女，无子。虽然对自己的血无法流进历史的大潮里感到痛苦不堪，但最让乌尔宾诺博士忧心的则是福米娜·达查将要失去他孤独地生活了。
这一悲剧不但引起了他家人的骚动，而且还波及到了普通的人。人们涌聚到大街上，想看个究竟，哪怕是一次辉煌的传说也成。宣布祭奠３天，公共建筑上下半旗，教堂的钟声不间断地响到了家墓中的水晶封严为止。艺术学校的学生做了一幅死亡面具想用作全身塑像的模型，但计划被取消了，因为没人认为他最后那种大惊失色的忠实表演是体面的。一位前往欧洲、途中刚好停在此地的著名艺术家以充满悲观的现实主义笔调，在一块巨幅画布上画下了乌尔宾诺博士危机时刻站在梯子上伸手抓鹦鹉的情景。唯一和故事真相有出入之处就是那幅画中他不是穿着无领衬衣、攀着绿条条背带，而是像霍乱流行年代报刊插图中那样头戴圆顶硬礼帽、身穿黑长袍。为了使每个人都能看见，油画依次在巨大的金线画廊、出售进口商品的商店和全城展览了数月之久；接着，又在所有的公立和私立机构的墙壁上进行了展览。人们不得不向他们技艺中的杰出的保护神敬礼。最终，在二次葬礼后，油画被悬挂了起来。然而，时隔多年后，艺术学校艺术系的学生却将它一把扯下并在大学广场付之一炬，以向他们所鄙视的美与时代提出挑战。
寡居之初，人们看到福米娜·达查并未像她丈夫所担心的那样孤立无援。她决意不让尸体被人以任何理由所利用；甚至在共和国总统发来唁电下令让放在省府殡仪厅供人瞻仰之后，她依然坚持己见。她以同样的老成反对大主教要求在大教堂进行守夜。她只同意举行葬礼弥撒时放在那里。甚至在她的儿子（他被一个接一个的要求搞得晕头转向）调停之后，福米娜·达查仍然不改初衷，说死人仅属家庭所有，守夜应在家里进行；带着山咖啡和油煎饼，人们想怎样哭就怎样哭。不举行传统的九夜守丧。葬礼后就关闭不再打开，除非有亲朋密友前来吊唁。
死者的屋子已处在死亡的气氛之下。每一件贵重的物品都被小心翼翼地锁了起来。空荡荡的墙壁上只留下尚未被抹掉的画的轮廓。房子里的椅子和从邻居们那里借来的椅子排成一溜靠在起居室到卧室的墙边。
留下的地方看上去似乎很大，回响声森然可怖，因为除了放在角落覆盖着白单子的钢琴外，大件家具都被移到了一边。书房中央他父亲的书桌上，摆放着朱维那·乌尔宾诺·德·拉·卡里没有入棺的遗体，他脸上凝滞着最后的恐惧，身上披着斗篷和圣墓骑士的战剑。福米娜·达查一身丧服站在他身边，微微颤抖着尽力控制着自己，接受着没有感情的伟大展览，直到翌日中午１１点钟她站在门廊上晃动手帕向丈夫辞别为止。
当听到迪格娜·帕多在院子里尖声叫喊，并发现和她风雨同舟多年的丈夫躺在泥水中奄奄一息时，她再也无法自制了。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希望，因为他的眼睛带着她从未见过的灿然的光亮睁着。她向上帝祈祷，至少给他１刻时间，因为他还不知道她是多么地爱他，虽然他们都疑心重重。她感到内心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重新与他开始生活的渴望。这样，他们就可以谈起以前不曾说过的话题，做他们过去急于想做的一切。然而，她不得不在不可抗拒的死亡面前退让。她对这个世界（甚至对她自己）的悲愤之情突然爆发了。她要极大的耐心和勇气面对孤独。从那时起，她就失去了平静，但她对可能出卖自己的哀伤举止依旧处处留心。唯一哀婉动人的时刻发生在星期天夜间１１点钟，虽然是不自觉的。当时，他们抬进了还散发着船蜡味的、镶着铜把手和丝纹线的棺材。乌尔宾诺·达查博士不加迟疑地吩咐放进去，因为在房子里酷热的空气中已经弥漫着浓郁的花香；而且，他认为他已经看到了父亲脖子上的第一块紫色印痕。只听一个心不在焉的声音在静寂之中回荡着：“处在那种年纪，即便你活着也已经是枯朽不堪了。”在他们闭棺之前，福米娜·达查摘下自己的结婚戒指戴在亡夫的手指上。随后，她将自己的手盖住他的手，就像在公共场合发现他偏离话题时所做的那样；接着，便对他说道：“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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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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