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城记》的痛和不足

jude_chen

当我在柯达影院的过道里等朋友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声音：卫生间就在前面。哦，谢谢。不经意地望去，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赵涛，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来看《24城记》的。静静地站着，等她从面前经过。一身黑色，比我想象的矮一点，淡定。我在想象卫生间里的朋友，想象着她在水龙头面前，看到旁边的人是赵涛时的表情。那一刻，想打电话给朋友：嘿，赵涛也在卫生间。哈哈，算了，自己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不，应该说自己一直遵循导演灵魂制，只是还没到布列松那样把演员当棋子。一直习惯于那些陌生演员，因为陌生，便没有预期，没有固有的印象，也就有更多的可能，这算不算电影上的“政治正确”呢？只是，即使这样，还是会从心底里佩服极少数演员，赵涛便是其中之一吧，《站台》的最后一幕时常涌上心头，王宏伟搭拉着睡在椅子上，手上的烟还没熄，赵涛在旁边抱着孩子，炉子上的水烧开了。将来的某一天，自己也会上演这一幕，有点奇怪的念头啊。想着等一下她出来，是不是该上前打招呼，说一声你好呢？哈哈，还是忍住了，即使让我见到那些最喜欢的导演，还是不知道和他们说什么，或许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在小饭店吃个饭，随便聊聊便够了。作品才是最终的灵魂吧。看着她再一次从眼前走过，又想起了那次看到差事剧团的李秀珣挤地铁的情景，恩，生命本该如此普通，于谁都一样。
　　
　　每次吃饭同事们聊天聊到电影时，都会说起他们最近看的片子，大部分都是市场上常见的大片，很多次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在你们看的这么多电影中，是否和你们的生活发生过关联，或者说曾经被电影刺痛过吗？对于不怎么看文艺片的人来说，这样的问题是突兀的，不合时宜的。有时候会想：同样是下班回家，同样在看电影，但却如此不同。
　　
　　痛和愤怒并存，这是看这部片子的直接感受。虽然当那些轰轰烈烈的变革发生时，我们还没来到这个世界。这里面有产生一个问题：假如知道即将出生的地方有这么多的不公，过去，现在，将来还会有，你还会选择降临这个世间吗？这明显是个伪命题，因为谁也不能决定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出生。可是，还是忍不住要追问：凭什么让那么多的个体去承担那些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无奈，残酷呢？凭什么让千千万万的个体被毫不留情地抹杀呢？打住，再愤慨下去就要语无伦次了。冷静，冷静。从现在的眼光看，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来说，那样的历史，那样的时光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在几十年前，它真实地在这片土地，在我们的父辈身上发生了。在这个历史被随意篡改的年代，这种民间的记忆就显得弥足珍贵，它让那些曾经被尘埃化的人们有了倾诉的机会，关于过去的，集体的记忆，他们的失去，青春，流逝的痛楚。从这一点上，贾樟柯极其同行者的电影是底层的珍珠，从心底里感谢他们。
　　
　　可是，恩，还是要说可是。前几天看了《圣诞故事》，看的时候想到几年前的《过年》，类似的故事情节，一群孩子过年---圣诞回父母家聚会，其间发生了冲突，争吵，和解。看的时候，我总觉得其中有很大的差异，但就是无法清晰地表诉出来，当然，这里面的差异不是指地域的差异，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让我觉得我们的电影很低，这种低不是个别片子的印象，而是整体的，内在的东西。看电影之前有导演和观众的交流，其中有一个朋友问道：我很喜欢你的电影，看之前就知道那是贾樟柯式的电影，贾樟柯式的感动和力量，但是，没有意外的惊喜。我能明白他所说的那种惊喜是什么。不久前看到陈丹青和贾樟柯的谈话录，说到他第一次在美国看到朋友寄给他的《小武》的录像带时，他意识到新的电影时代终于到了，我第一次看《站台》的时候也有这种新浪潮的革新的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的激动。可是，十年过去了，那种新时代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全面开花，不敢有六七十年代新浪潮的高度，至少像台湾新电影那样的轰轰烈烈，但是，遗憾的是，那些奇葩却是像流星一样划过天际，而后，就只剩下零星的火花了，是的，所谓新的时代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款款到来。
　　
　　就在不久前看完了《无用》，老实说没有太大的惊喜。在回家的地铁里，我突然间意识到了前面的低的指向，稍微清晰一点。如果说好的电影需要一个强大的触发点，或者说激发点的话，前面提到的《过年》中冲突的聚焦是在金钱或者说物质，《24城记》在于强大的集体/体制对个体的抹杀，而这些东西都都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框之下，这么多年来很少有所突破，甚至连反思都不深，再看看《圣诞故事》，它的支撑点在哪呢？横在兄妹之间多年的矛盾并不是物质那么简单，或者根本就不是关于物质的矛盾，他们的冲突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有宗教，性格，信仰，信念，哲学上的种种冲突。那种无法言说的东西恰恰触及了人性底部的东西，而这些底部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永恒的东西，现在看有深度，几年，几十年后来看，那些冲突仍然存在，仍然被不断地讨论，不断地被思考。但是反观《过年》，剥离金钱--物质这层冲突，再把时代背景拿掉，就剩不下什么了。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厚和薄的区别。还有一个例子是不久前看的《午夜的巴塞罗那》，当我们的文艺作品还在什么小三、婚外恋的矛盾中津津乐道时，伍迪.艾伦早已经跨过了那一层，直接提出了两女一男的新型关系，而这种新型关系的背后关心的是关于理性和感性的对立和冲突。高下之分，不辨自明。
　　
　　当然，你可以把这些归咎于我们和他们物质条件的差异，套用政治话语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表面上合理，但实际上是偷懒，疏于思考的搪塞。精神上的思考一定是在物质满足之后产生的吗？看看捷克和波兰的新电影，他们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未必比我们好吧，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涌出来。再者，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人都可以问问自己：当前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者困扰你最深的东西难道真的是物质上的吗？在我看来，形而上的思考和形而下的问题总是并存的，即使在物质条件极端简陋的情况下，比如说古代，在那样低的物质条件下，同样有伟大的思想。而华语电影的现实主义的方向在揭示整个时代的面貌时就显得单薄，仅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就像这部《24 城记》，你看到种种的不幸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必然有那样的痛失，一切都在预料当中，这样的逻辑或者模式无疑是简化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人的多样性。而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小写了人字，人在历史的帷幕中又一次被渺小化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巫山云雨》，比如《夜车》，《鬼子来了》《颐和园》《赵先生》等等，这些少有的独行者就在某种程度上跳出了这条宅胡同，展现了另外一种别样的风景和更多的可能性，若干年后，它们还会被不断地提起。
　　
　　这样的批评似乎有点苛刻，有点鸡蛋里挑骨头，有点对小贾同学的不满，哈哈，不，恰恰因为这部作品是贾樟柯的，而他，私底下认为是华语电影中有可能成为大师的少数导演之一，可能寄予了太多的厚望，也可能长久以来，太渴望有当年《小武》式的横空出世，无所顾忌，太渴望被那些牛B的作品震得目瞪口呆的快感了。当然，根据作者论的原则，无论什么时候，导演都不用讨好观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拍，作品出来，自然有公论。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既然是站着说话，就要说大声，说出不足，至于怎么走，那还是导演的事。

    或许，还是创作力的问题，没飞起来就是没飞起来。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同时，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前面关于高低的分析是不是从西方的语境或意识形态出发的呢？看了一下自己的片子库存，华语片不到10%，也就是说自己的思考是基于另外90%的外国的片子出发的。这样的思考方式会不会有偏颇呢？即使有问题，可是现实就是现实，这种比例只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已，经常看国外的电影，听国外的音乐，看国外的小说，但却在华语的生存环境中，这种关于偏袒的指责又是站不住脚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只能接受它，面对它，剖析它，往深里挖，脸上没有笑容。就在去电影院的地铁里，听到旁边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的对话：
　　
　　 ---昨晚和小王他们吃饭了？
　　 ---是啊，上周还是吃结婚喜酒，昨晚就是散伙饭，证书从红色变成了绿色，这种事情，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或许，他们不能说的事情，恰恰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东西。
　　
　　 jude_chen
　　 2009-3-10 上海

边河

唔，我也看了。失望，寄予虽然是在企业出于商业目的进行对贾投资产生了合作但却厚望贾能巧妙地保持住自己的东西，结果呢，没有。想起很早之前为此片为地震捐款募捐三城市上映时影音版关于该片——几乎很多来论战的人都是没有看过的，鱼片是看了——那真是一部喜悲剧。不过这已经不能用是否是广告片，是否是剽窃创意（如果这个成立，那我觉得那家广告公司的创意实在没多大文化），是否贾的话是越说越漂亮作品却越来越不知所谓，是否是集体作秀等等，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凌丁

还没看。
事情的可悲之处可能在于，别人说的，你原来觉得未必如此的，或者你不愿意就是如此的，恰恰就让别人说中了。

鲟苗

不知道他的别扭是不是“别有用意”的，这样的选择很奇怪。之后下来的那个某媒体宣传片《十年》的“通畅”让人们吓了一跳。但我却被招安了……

鲟苗

PS：人家当初在卫生间里也见到赵涛……

穆楚

可见想见赵涛的，都去卫生间候着吧。

lostboy

引用：很多次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在你们看的这么多电影中，是否和你们的生活发生过关联，或者说曾经被电影刺痛过吗？
很多时候，人们是为了远离生活，摆脱刺痛才去电影院的。黑暗的空间，闪亮的银幕，这也是一种催眠，一种心理治疗。

亢蒙

片子里几个虚构的人物都很假，很做作。但是前面那些真实的工厂里的人们，让我感动。那个呼吸都有喉音的老师傅、那个在公共汽车上说自己父母的大姐，这些人真实而且可触摸。对这部电影本身就期望不大，所以看完还是觉得至少不难看。

小智

那个在公共汽车上说自己父母的大姐说得才是我们这儿地道的厂话。以前改不掉420的厂话到高中的时候还被同学以为我是东北人……片子感觉一般吧，但只要到了虚构的那些地方就特别扭，那对坐船到成都来的夫妻丢掉小孩那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问我爸（他420的），我爸说那不是脑子有病么。还有，有些场景也挺别扭的，不知道贾导是不是为了效果，本来一个很狭窄的地方非得安排一个卖甘蔗的，只要看过那个红房子的人都知道那里根本没生意嘛。红房子现在几乎没人住，要么就是住些新疆白天烤羊肉串儿晚上偷东西的（这不是我说的……），要么就是租房子吸毒的。感觉这片子拍得稍稍沉重了点，420厂一直都是个自娱自乐的地方，虽然经常滋生着打架斗殴治安不好，但好歹也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是不是人们都习惯了这种生活。

重塑雕像的权利

《劳动与赞美诗》

昨天托李哥的福，送来《二十四城记》北京点映票两张，等待了一年多之后我终于看到了这部电影。
　　
　　说是下午六点半开始，五点多影院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观众和媒体记者，主办方《外滩画报》干脆把书摊摆到了见面会现场，大家看起来都很兴奋，挤在隔开红毯与影院通道的栏杆外为造势做着充足的准备。之后便是很官方的见面会，没什么值得说的。倒是赵涛看起来和以前大不一样，有惊为天人之嫌，果然是出道久了，已经不见当初那份生涩和质朴；贾导倒还是一如既往地腼腆。
　　
　　在包厅里和众多靠关系拿到票的各色人物坐下，我竟感到忐忑。这种观影特权让我不舒服，自己却也是其中的受众，只好无话可说。记者们又冲撞进来在身边推挤着对后面几个名人猛拍了一通，他们的蛮横引发人群中一阵抱怨，深感名人们的不易，折腾再三，放映终于开始。
　　
　　该怎么说这部电影呢？显然不能用简单的“好”或者“坏”去评判，因为它的兼容并包和它的复杂。让人欣慰的是贾樟柯仍未放弃对电影形式的探索和创新，身体力行对陈词滥调的宣战。电影的叙事并不是线性的，它被打磨成一个棱形，通过对每个面的展示共同构成电影主体——四二零厂的五十年变迁。人物在事件面前显得无力和焦灼，事件又像是整个社会背景的道具，被不断制造，作用于人，最后丢弃。留下来的只有那些在镜头前老泪纵横的脸，他们的陈述各不相同却又如此相似，那个年代的记忆是他们所共有的。由于它曾经的疯狂和动荡，每个人在几分钟的镜头中完成了对时间的跨度，与现实达到了某种微妙的和解。我们稀缺的是这种对记忆的坦诚，是亟需修正的中国现实主义，而不是蒙着眼睛去虚构那些公然宣称立足于现实的粗制滥造。我们把结尾那句诗里的地名换成“中国”，正好适用于这里：“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在记忆上，相对国外我们真是不折不扣的土财主，有大把的东西可供吸纳。这给中国艺术家造成一种错觉和麻痹：依靠经验和天赋灵动轻取，信手拈来即可。殊不知这正是作品流于肤浅，导致“伪现实主义”的罪魁祸首。电影为何要竭尽全力不计代价地构造真实？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凸显自身价值：照亮现实，引导我们更好地生活。尤其在转型期的中国，倘若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一部电影，这无疑是一种比现实更加深重的灾难。
　　
　　昨天在和朋友谈论时对方提出这部电影主题是关于人类生活状态的，暂且把这看做部分观众的观点，我不能认同。指向人是无可非议的，试问哪部电影又不是直指人性的呢？但个人的力量又何其渺小，尤其在社会现实面前，做出的任何对抗都微乎其微。摄影师余力为的表现让人惊艳，正是在他的镜头下，环境和物质被赋予情感，此刻注视那些冰冷的车间，机床和螺丝犹如注视一个女人，金属的性感在镜头下展露无疑。人物用台词和表演的张力，而它们用线条，光泽度和碰撞与观众交谈，直指那个与今天如出一辙的转型期。因此整部影片可以看做是工业时代以它穷途末路的呼告向体制敲响的警钟：关心那些普通人，不要忘记他们。否则若干年后依然会有人在镜头前独自叹息黯然神伤。
　　
　　贾樟柯终于用一部影片完成了他向劳动和诗歌的致敬。他尝试着以一己之力唤醒我们对基本常识的遗忘：劳动是美的，性感的。因为它带给人的责任和不易，因为它的简单与真实。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明白这个社会真正需要什么并用最与众不同的方式将它呈现出来。而影片中插入诗歌亦是一举两得，既了结了自己的情怀，又使影片主题与引用诗句共同构成自身的诗意，而诗意的伟大之处便是它的强制记忆，进入现实发人深省的功效无与伦比。尽管影片中部分虚构人物的设置和表现值得商榷，陈冲饰演角色在影片中与自身的对冲和演技太过是绝对的硬伤，小聪明没有为影片带来任何帮助，因为观众聪明和拒绝愚弄的程度总是令人惊讶。赵涛饰演的80后代表也略显单薄，这从另一方面也反衬了对影片探索和追求的必要性，求安稳的方法自然实用，但接受它带来的往往是甘愿沦为平庸。这个道理放之四海皆准。
　　
　　至此想到观影日的特权问题与操蛋的媒体依然横行，深感“路漫漫其修远”，但愿深爱的贾樟柯的影片中能永葆那份穷人的快乐和那抹民工脸上如小花绽开的微笑。遗憾的是，在现实面前，这部影片更像一面镜子而不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们必须更努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