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

井井回

拐点
马笑虹 李艳秋 王骥飞

   2009.11.30     C02版：特刊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晨报记者 马笑虹李艳秋王骥飞
    洛杉矶发生10.5级大地震，市中心被劈成两半，整个城市陷落海中，黄石公园火山喷发，海啸摧毁了白宫，洪水从雪山顶上直冲而下……所有科学家能想像到的灾难无一漏网，刚刚上映的灾难大片《2012》，像所有的末日影片一样将无数灾难符号叠加到极致，最醒目的，则是象征着人类文明的世界各地标志建筑纷纷轰然倒下。
    尽管电影制作方表示片名 《2012》出自玛雅文化对地球灭亡的预言，但熟悉气候变化和气候谈判历史的人却会发现：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到期之日，这也许才是重要的关键。在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之前制作和播映这样一部电影，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上的一种固有思路。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法形式定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1997年《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2012年第一承诺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平均减少5.2％。 2012年之后的第二承诺期内减排框架如何确定？ 10多年来，这是每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2009年12月7日到18日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正是这张时间表上的关键节点——考量人类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智慧应对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
    电影里，人们最终依靠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逃离灾难。现实中的气候变化临界点来临时，是否也存在这样一艘挽救全人类的方舟？电影里，登上方舟的门票价格是10亿元，这个普通人难以支持的代价，是否意味着人类要付出“天价”才能越过这个拐点？
危 机
    百万年前一个酷热的下午,南半球的热带雨林里,一片绿叶从一棵月桂树上飘落。
    这片绿叶很幸运地没有被小虫吃掉，而是掉进了沼泽地中，最后被深埋在地下。经过数百万年的地质作用，最后变成了煤炭。
    百万年后，它与许许多多同伴一起被挖掘了出来，送入锅炉焚烧，为火车提供动力。当人们燃烧它时，积聚在这片古老树叶上的古老太阳能被慢慢释放出来。
    利用这种方式，大自然已经将无数万亿千瓦小时的太阳能转换成了高度集中和极其有用的形式———煤炭、石油或天然气。不得不说，大自然这种转化的效率迟缓而笨拙，树叶只能将不到1%的太阳能转化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效率就更差了：原始海洋浮游生物中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能量转变成我们从地下开采出来的石油或天然气。
    结果是，人类必须要数十万瓦特的太阳能再加上许多年时间的积累，才能生产出一加仑汽油所含的能量，仅足够供我们的汽车开到最近的超市。即便如此，这个效率如此低下的体系经过数亿年的时间也能为人类积蓄巨大的能源———这真是人类的幸运。假如我们没有这么多可开采的聚集在一起的大量能源，假如我们一开始就只能依赖木材、风或者水，那么，工业化的文明就决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发展起来。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人类文明，正是以消耗古老太阳能的方式兴起。
    1827年傅立叶最早提出温室效应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想到，这个时刻仅在约200年后就可能到来。“现在该考虑的事情是，世界末日是否就在眼前。 ”
    2002年的一天，一位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的男子站在一幢大厦宽阔的办公室里沉思，从窗口可以俯瞰到巴库港口的炼油厂和油轮的景致。大厦是100多年前这座城市最初兴起石油工业时一位石油百万富翁所建，不过已经年久失修，宏伟的顶部很不协调地装饰着几个巨大的蓝色字母 “SOCAR”———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的缩写———让人感觉这里的石油巨头们似乎一度曾是好莱坞式的偶像。
    令SOCAR公司总裁纳提格·阿利耶夫陷入深思的是一份刚刚送上的报告，他等它已经很久了，而结果是如此令人失望。去年夏天，埃克森—美孚公司在距离一座大型油田不远处的新地层钻了一眼试验井，但是第一轮钻探并没有显示出“商业用量”的石油或者天然气。埃克森—美孚继续钻探，直到达到2.2万英尺的深度,创下里海钻井史上的纪录。可是仍然没有石油出现，于是他们宣布将这口井“掩埋上并遗弃掉”。
    埃克森—美孚并非唯一失败的合伙人，尽管在里海阿塞拜疆海域里钻有无数的实验井，西方另外的石油巨头如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等都没能发现“商业用量的”碳氢化合物。一些公司试图悄悄撕毁所签订的合同。
    “如今关于石油的情况是，有能力增加石油产量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了”，2009年10月21日，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法蒂赫·比罗尔在北京出席“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中美战略论坛时说。此时距离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华还有不到30天，距离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还有46天。
    时光倒流150年，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是盛极一时的世界石油之都。1861年世界上第一座炼油厂在巴库建立，一度全球90%的石油都在这里产出，这是个流光溢彩的“黑金时代”，后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就是为夺取巴库油田而展开。
    然而无论是巴库还是委内瑞拉，随着油量的迅速枯竭如今都已经变得萧条冷清。疯狂的、蜂拥而上的开发和挖掘之后，到处都是废弃的油田。
    “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增加石油的产量，比如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石油产量高度集中在几个国家，导致世界上55亿人口的石油消费都要依赖这几个国家的决定，因此我认为这使得能源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将会变得越来越紧密。这几个国家都集中在同一地区，该地区也成为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 ”比罗尔说。
    世界经济不能再继续依赖石油，这是中西方几乎所有能源专家一致的观点。 “即使没有气候变化，中国也很难去照搬西方现在这种建立在资源高消费、大量使用矿石能源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与比罗尔出席同一个论坛的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说。
    像巴库这样“油尽城衰”的例子不断重现。在中国，同样有一些濒临资源枯竭的城市，而它们过去的根基，是另外一种黑色的古老化石能源———煤炭。
    辽源，吉林省东部的城市，因东辽河发源此地而得名。作为中国最早的能源基地之一，五十年前辽源的煤炭产量占到全国4%，经过近百年开采后，这里只剩下800万吨煤炭。
    “六七十年代，辽源多热闹啊，号称东北的小上海”，这是辽源市长王兆华对当年盛景的回忆。这里的可采煤层为侏罗纪含煤地层，盛产低灰、低硫的优质气煤。 “辽源已经开采了一百多年，早从日伪时期就开采了”。2000年，经过70多年的挖掘开采，当地产煤丰沛的名矿之一“泰信一坑”再也挖不出一块乌晶发亮的长焰煤。同样是在这一年，辽矿集团在辽源地区所剩的8个井口中有4个类似的井口彻底关闭。在上世纪末，与全国很多矿务局一样，辽源矿务局两大国有煤矿在2000年宣布破产。
    “传统工业在某些方面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在某些领域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穷途末路”，王兆华说。随着煤炭资源枯竭，辽源被国家列为全国12个资源枯竭性城市转型试点之一，正在艰难地谋求经济转型。
    尽管人类一直不停地在向更深处挖掘、向更远处勘探，但没有人能准确判断，这种古老的化石能源我们究竟还可以使用多久。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无法制造化石能源，没有谁能把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再埋入地底，以增加它们的储量。
    可是，人类怎舍得放弃使用石油和煤炭。回望1960年代的世界，那是怎样一个激动人心、无比精彩的新世界。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数亿人亲身经历了石油的鼎盛时期。这种黑色的粘稠的液体，既是我们所有交通工具的动力来源，又是四大合成材料的原材。从家用电器到工业用塑料仪表板，无一不来自石油。正如人们形容的那样，石油像工业和经济发展的血液一般，创造了一个璀璨辉煌、令人屏息的工业文明。
    然而，人类的发展却不总是那么良性。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飞速发展中的发达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也在不断增加，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人类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排放量的77%。
    全球生态环境保持平衡的理想状态早在人类进入农业发展模式时就已面临威胁。殖民时代的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力发展种植园经济，大片森林为了种植糖料和咖啡而遭到砍伐，早在19世纪末就导致了厄尔尼诺现象。
    最为严重的破坏出现在工业化过程之中。对于各种工业化资源的无止境攫取，给地球的生态平衡带来严峻的考验。消费社会的出现，使得每个人所消耗的资源和能量几乎无限制提高。1827年傅立叶最早提出温室效应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想到，这个时刻仅在约200年后就可能到来。
    威尼斯的市民们看来正在率先印证着这一切。
    2009年10月22日，亚得里亚海汹涌的潮汐再度袭击这座浪漫的“水城”。在一片汪洋的市区里，当地居民和游客不得不借助临时搭建的木板平台，才得以穿越著名的圣马可广场。
    这早已成为威尼斯人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每年秋冬，圣马可广场都要被海潮淹没上百次。以至于当11月14日，象征城市之死的棺材由三艘船合载着，在“亚得里亚海明珠”的水面上游荡时，一切显得是那么真实和自然。
    “水正在成为‘水城’最大的敌人。”气象学家们警告说。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威尼斯葬礼终将兑现。
    威尼斯人很可能只是先行一步。科学家们预测，到本世纪末，海平面将会升高1米以上。这意味着，到2100年前，太平洋上许多岛屿和几个岛屿国家将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事实上，这种破坏几乎可以被复制到与人类息息相关的任何领域：气候变暖、淡水资源告急、能源枯竭、食物匮乏，还有让现代医学措手不及的病毒变种……
    回顾人类远古文明兴盛衰亡的历程，无论是两河流域曾经绚烂多姿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畔曾经金碧辉煌的古埃及文明、爱琴海边曾经古典宏伟的古希腊文明，还是曾经富庶安适的古印度哈拉巴文明、神秘诡异的玛雅文明，当我们客观冷静地剖析时，总能够看到人类索取自然资源、改造生存环境的痕迹。如果说当时对环境的破坏还仅限于局部，那么在几千年发展后的工业化高速时代，人类终于迎来了生存的最大危机。
    “现在该考虑的事情是，世界末日是否就在眼前。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在他长达700页的《斯特恩报告》中这样表述。
    他的结论则不然：如果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
    对于采取行动的必要性，现在已不再有任何异议。
    2005年6月，在英国鹰谷召开的G8峰会，首次将气候变化列为两大议题之一，以G8+5形式加强工业化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对话，至此，气候变化成为G8峰会的常设议题。英国强调，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不能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需求，世界将面临冲突和不安全的风险；而发展经济就不得不消耗化石能源，加剧气候变化，也将带来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署名文章也有意佐证这种威胁，他将达尔富尔冲突归因于气候变化造成的食物和水资源缺乏等生态危机。文章警告，不仅达尔富尔问题如此，索马里、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等地的冲突都源自对水源和食物安全的担心，而且类似的问题还将在世界各地出现。
    美国军队10名退役高级将领则在一份题为 《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的报告中则警告，全球变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由此引起的混乱成为内战、种族屠杀和恐怖主义扩张的温床”，“而美国将更频繁地陷入这些纷争”。报告呼吁美国总统采取有力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美国将付出军事代价和人员伤亡”。
    全球化最古老的形式是从环境的全球化开始的，气候问题原本没有国界，地球上的每个人呼吸着同一种空气。在450万年前的冰河世纪，人类为了生存，突破了“丛林法则”，走出洞穴相互合作。然而，在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当全球化在解放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带来了主权国家所无法独立解决的难题。
    一个例子是，气候变化减少北极海冰的结果，是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新航线将被创造，加拿大等国对此高度关注，这可能引发新航线的主权之争。
    作为人类文明产物的国家制度和主权，在运行了数个世代后，开始面临挑战。
    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开篇中，对这样的现实作了客观的陈述：地球只有一个，但世界却不是一个。
    如何让气候行动超越政治，挑战随之而来。
分 歧
    1997年，日本京都。
    12月正是京都一年中最萧条的季节，岚山的枫叶早早凋谢，潮湿而难耐的冬天再次来到。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第3次缔约方大会会场，谈判已经持续了56个小时。小岛屿国家代表正在急切地诉说海平面上升对自己的威胁，“一旦海平面上升，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会造就大批气候难民，发达国家应该给我们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
    出人意料，没等小岛国家代表把话说完，英国代表一块儿附和着诉起了苦：“我们也是一个岛国，我们也需要援助”。
    一位中国代表当即站起来反驳：“你们不是小岛国，你们是大不列颠！ ”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这是一位年近七旬的长者，英语略带中国口音，但非常流利。老人的名字叫钟述孔，对中国公众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但在中国乃至联合国气候谈判圈内，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给周恩来当过翻译，是气候谈判中国代表团的首批重要成员。
    京都会议本无计划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指标，但发达国家不顾事先达成的共识，即仅给发达国家设定减排指标，执意在大会上讨论发展中国家减排问题。对于这一突然变动，不少发展中国家十分气愤。在谈判期间举行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协调会上，巴西的一位代表在谈到发达国家的“野蛮行径”时越说越气，大声
    叫嚷：“这时候找我们来减排（没门），过150年再说吧！ ”
    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就一直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存在滞后效应，今天的大气
    中，仍然留存着几百年前工业革命时期排放的温室气体。
    考虑到这一历史原因，《京都议定书》缔结之初就达成
    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
    在艰难的讨价还价中，它最终规定，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
    国家要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例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规定的第一阶段不承担减排义务，而美国、欧盟则需
    要承担很大的减排量。
    这份里程碑式的重要文件签署后3年后，钟述孔去
    世。2000年9月，在法国里昂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附属机构会议上，时任法国总理若斯潘提议
    全场1700多名各国代表起立，为这位中国老人默哀。
    《京都议定书》曾经让人振奋和激昂，带来了一
    缕人类重归自然文明怀抱的曙光，但它也仅仅是
    一缕曙光，并没有形成满天彩霞和阳光普照，因
    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美国很快便退出了约
    定，《京都议定书》成了跛脚鸭。
    让我们回到1988年，当美国航空航天局
    的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告诉国会，人类的行为
    正在使地球变暖时，全世界同感愕然。
    今天，面对同一个具有强大外溢效应和市场失灵特征的大气世界，人们用了21年时间试图学会在一个越来越热的地球上相互依存。但这显然并不容易，气候变化，已经从一个科学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在最初的好奇和怀疑平静之后，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出现裂痕，人类也被分成多个阵营，有些人甚至被称为“坏家伙”。
    正如能源危机中诞生了石油权力的掌控者，气候危机中，对于生态权力的争夺正愈演愈烈。如果说几个世纪以来对国家疆土的分割已大体结束，对环境容量的分割正刚刚开始。
    正如能源危机中诞生了石油权力的掌控者，气候危机中，对于生态权力的争夺正愈演愈烈。
    在发达国家阵营中，欧盟是“气候外交”的首倡者，环境政策目前已成为欧盟彰显“统一外交”的重要手段。欧盟经过几次扩大，现已有20多个成员国，英、法、德、意、西等老牌地缘政治强国曾经独领风骚，但与一些后发大国相比，其国际地位及个体发言权日渐式微，因此，欧洲联盟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使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强化国际发言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一个声音，集成员国总体之强势，形成争夺生态权力的一足。欧盟希望以“气候牌”来彰显自身的“特色外交”，并在未来的全球政治外交事务中取得领导地位。
    此外，欧盟的企业在开发低碳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具有优势，若世界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全球价值数百万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基础设施都要进行更新，可以为欧盟企业提供巨大的商业机会。因此，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领域承担减排责任的标兵。
    欧盟将自己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一如它们引以为傲的——“没有我们，就没有京都议定书”。它认为,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应该不超过工业化前2℃,这样才不至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达到这个目标，欧盟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并表示愿意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减排目标提高到30％。
    欧盟同时呼吁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据它估计，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每年需要1000亿欧元左右的资金。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资金支持比原先估计的要高出数倍。但欧盟只计划从2013年到2020年每年将拿出20－150亿欧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远远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头号能源消费国，要实现对世界的环境承诺，美国要比欧洲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这无疑会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2001年，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英国前外交大臣库克不无恼怒地指出，世界环保问题的首要障碍是“双手浸透了德克萨斯石油”的小布什政府。
    然而，仅数年后的G8峰会上，当主席国德国提出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建议甫一遭到美国的根本性反对，小布什便出人意料地抛出美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尽管，在这份美式计划中，关于新的排放标准，只字未提。
    自2007年始，一场由华盛顿发起的“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变化论坛”在美国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的吆喝中，另起炉灶，展开了浩浩汤汤的“拯救大兵”行动。来自德、法、中等其他15个主要经济体的官员曾被邀与会，欧盟、联合国也被邀派员参加。论坛在布什时期进行过4次，无任何进展，却有挖联合国墙角之虞。
    欧洲代表对美国主办的气候变化会议一直心存疑虑。在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陷入僵局时，针对美国的顽固态度，当时的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环境国务秘书温贝托·罗萨就威胁说：“如果美国不能作出让步，欧盟将抵制（美国论坛）。 ”
    奥巴马上台后继续了这一论坛，但将之作为推动联合国决议的一部分。几乎是180度的转弯，从众矢之的回到合作姿态，奥巴马政府试图改变美国是气候变化领域“坏孩子”的名声，重新发挥这个超级大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其背后的深层次含义则是，美国抓住了气候变化全球谈判的领导力，就意味着抓住了全球能源技术创新的领导力。
    尽管，欧盟的企业在开发低碳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具有优势，然而，作为美国新政府内阁成员的能源部长朱棣文也毫不示弱：“美国毫无争议地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大学研究力量、国家实验室和私营企业研究机构。一旦我们让这些革新的机器运转起来，我们将是不可战胜的。 ”
    但情况又出现了变化。
    就在距离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不到60天时，一个明确的危险信号被传递，某些发达国家敦促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另起炉灶，试图抛开《京都议定书》，破坏《巴厘岛路线图》中规定的气候谈判双轨制，建立包含所有国家的单一法律条约。
    “哥本哈根大会可能无果而终，明年的会议在哪里开我不知道，但是谈判肯定会继续。 ”位高权重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卢戈的一席话把国际气候谈判拖进了华盛顿上空厚厚的云层中。
    “伞形”国家集团是俄罗斯、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世界地图上形成雨伞形状的发达国家集团的称谓，在京都谈判时，曾经力量非常强盛。近年来，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依然与美国立场保持一致。日本尽管批准了议定书，但其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追随美国，而完成减排目标无望的加拿大显然对第二承诺期承诺更严格的减排目标没有兴趣。
    在气候立法上，美国有它的一套理由，其国内立法（《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是有强制性的，而国际条约在美国很少得到通过。它认为，美国立法具有严格的罚则，不执行就会有惩罚措施，以此，指责欧盟主导立法的《京都议定书》。

井井回

美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约翰森·博兴格认为，在最近的一年里，美国的立场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我们的投入增加了10倍，已经把800亿美元投入绿色经济刺激计划中。 ”但他坚定地声明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我们不会履行我们达不到的目标，我们认为一项新的协议必须被所有国家认可。1990年各国的情况跟今天很不一样，我们不能被一个20多年前的协议束缚。 ”

    此举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联合国气候大会谈判中方代表于庆泰打了个比方说，这就等于一个比赛进行到最后5分钟，一方提出要设定新的比赛规则、方式和要求，并且要求对方也同意。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波尔批评说，在没有得到新鞋子之前，不要把旧鞋子丢掉。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金立群曾作此比喻：“正如厨师与食客的关系，食客吃了厨师做的早餐，却让厨师承担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就在不久前，《斯特恩报告》的作者也开始认为，中国人说的或许有道理，“生产者固然有责任，但消费者肯定也脱不了干系。 ”

    气候变化是一个带有高度“拖延惩罚”的问题：年复一年的拖延，惩罚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作为世界工厂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的中国也在承受很大的压力。

    欧盟首次公开站在了美国这边。 “我们对‘京都议定书’抱有很大期待，但从它生效以来，排放量仍在增长，并没有降低。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欧盟发言人卡尔·法肯伯格说，“我们不太可能看到美国加入‘京都议定书’，但我们正在与美国合作，寻求一个它能加入的法律框架，这将要求中国等排放大国参与进来。 ”

    尽管在随后，欧盟立即否定了抛弃《京都议定书》的说法，并打圆场说，作为历史承诺的《京都议定书》是要遵守的。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问题，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基本上没有兑现过任何实质性行动。

    “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负责谈技术转让。谈了快10年了，一点进展都没有，特别受挫折”，国家发改委气候应对司国际政策和谈判处处长李丽艳说。但即便是力挺减排的欧盟，技术转让也仅仅是说说而已，没有具体的措施和行动。

    中国作为大国，要直接面对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国际压力，而另一方面，则在发展中国家中担任重要角色。发展中国家阵营中，“77国集团＋中国”是支主要力量，至今该模式在形式上仍得以保持。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主要问题上保持一致，但也有不少分歧。

    一是石油输出国联盟，有几十个国家成员，它们是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的。这与小岛国联盟的诉求有冲突，这个由几十个国家组成，散落在浩瀚南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上的岛屿联盟，因面临葬身鱼腹，强力主张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各国，都应积极减排。

    2009年11月4日，非洲国家集团主席被阿尔及利亚政府从巴塞罗那正在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谈现场召回，其他非洲代表团也接到首府“强势”电话让其不要陷入对谈判的抵制活动中。起因是在巴塞罗纳会议的第二天，非洲集团国家对发达国家拖延时间、不作实质性减排承诺感到气愤，而离开会场抵制谈判。这一情况震惊了联合国。他们的抵制行动提醒了代表们会谈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减排。此次抵制行动促使联合国重订了会议的时间表，以给富国更多的时间讨论减排。各国已经同意将剩下时间的60%都用来讨论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和承诺。

    “这与钱无关。一个坏协议对非洲和弱国没好处。”世界最穷国组成的最不发达国家集团主席布鲁诺·塞科利说。

    如果说几个世纪以来对国家疆土的分割已大体结束，对环境容量的分割正刚刚开始。

    当气候成为各国政治斗争的新武器，100多个国家也似乎陷入了囚徒困境。如果我们不能让地球妥协，那么我们就必须作出相互的妥协。

    “你们（与会各国领导人）的出席印证了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你们的决定将产生巨大的后果，人类的未来、希望和生计寄托在你们手中”。对于即将到来的哥本哈根大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9年9月的气候峰会上如此定义——“（如果达不成广泛协议）在经济上是短视的，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在道义上是不可原谅的”。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各国合纵连横，暗流涌动。哥市以北30多公里处的克伦堡，是莎士比亚写作《哈姆雷特》时的城堡原型。哈姆雷特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段“生存、还是死亡”的内心独白。今天，人类面临的灾难，哥本哈根面临的尴尬，不正是这段独白中，人类自掘生存困境的隐喻？

    全球的目光，聚焦到丹麦首都。

转 变

    10月的一个下午，开完会的丹麦首相办公室气候变化特别顾问BoLidegaard正准备骑车外出。

    在这个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人口占到了三分之一，全国已修建数千英里自行车专用道，畅通无阻。政府更已提出雄心勃勃的2025年气候变化应对计划，计划把哥市在这一年打造成零碳城市。

    坐拥波罗的海及北海出口，丹麦这个古老的海上帝国气候温和。虽然地理纬度较高，但由于受墨西哥湾暖流影响，冬暖夏凉。

    哥本哈根的历史记忆中曾经有过黑色恐怖。18世纪初，由于黑热病肆虐，仅在一年之中，城市中的人口就减少过半。两场灾难性的火灾，更是让城市险遭毁灭。

    与欧洲其他城市一样，哥本哈根在20世纪中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痛苦挣扎过，丹麦最负盛名的话剧《哥本哈根》在伦敦首演后，编剧麦克弗雷恩连获普利策、托尼两项大奖，该剧以德国纳粹时代的科学家海森堡和丹麦科学家波尔及其夫人玛格瑞特亡后灵魂的回忆与对话，引出了现代科学史上著名的1941年“哥本哈根会见之谜”。他们不断地重回那年的一个傍晚，演绎出各种可能，但结果总是陷于迷雾。半个多世纪后，没有人愿意看到“哥本哈根会见”的困惑在事关人类命运的拐点重蹈覆辙。

    在欧盟谈判代表的记忆里，中国气候谈判说得最多的单词莫过于“NO”。尽管欧盟也很清楚，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乃至现在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无可争议的全球变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2007年的一次会议，中国和欧盟就曾出现非常激烈的“对决”场面。对决的焦点就为了一个字，加不加

    “very”？即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重影响到底被定性为“有高的可信度”还是“有非常高的可信度”。

    为了这个“very”，中国和77国集团代表与欧盟争得面红耳赤。

    “有一次翻来覆去吵得乏极了，他们（77国集团代表）都离开了会议室，只剩下我一个人对着几十个欧盟国家代表说NO”，中国谈判代表吕学都回忆。

    在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谈判巴塞罗那会议结束后，英国BBC制作的“哥本哈根峰会各方立场与情况一览表”上，中国被描绘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和欧盟紧随其后。

    一方是生存性排放，另一方是奢侈性排放；一方仅累积了数十年，另一方却累积了数百年。中国学者从全新的角度研究，得出了“G8国家已累计形成排放赤字5.5万亿美元”的结论。“在气候谈判中，中国若以‘人均累计碳排放’发言，完全可以做到进退有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丁仲礼说。

    如果我们讨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怎么跟外国人讨价还价，只是简单保守地重复‘公平’而不拿出自己的观点和具体减排的建议，就小家子气了。

    来自智库的思想和决策，为决策层提供气候谈判的依据和主张。不过，在一批学者主张力捍发展权、也就是排放权的同时，另一位中国学者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中国可能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应对气候变化是核心国家利益”，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他同时任供政府高级官员阅读的参考刊物《中国国情研究报告》主编。

    “如果我们讨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怎么跟外国人讨价还价，只是简单保守地重复‘公平’而不拿出自己的观点和具体减排的建议，就小家子气了。我们应从本身利益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胡鞍钢的观点是，应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界定为五大国家核心利益之一，他在与同事合作的2003年《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一书中提到了这一点。

    “不是因为美国或西方逼着我们，我们才保护生态和环境。可惜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人类的核心利益，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中国和人类共同的核心利益”。胡鞍钢是目前为止中国唯一公开提出在2020年作出减排承诺的学者。两年来，他已发表了7篇有关气候变化的《国情报告》。

    “我也是换位思考，感受到中国领导人所承受的国际压力。你看外国人见中国领导人时都跟他们谈这事，躲都躲不了。不能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就可以不承担责任。 ”

    像胡鞍钢这样的声音，目前只有一个。他的观点，曾遭到在前方艰难从事气候谈判的中国代表团一位代表的反对。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转变早已慢慢开始，长期的谈判战略也在与时俱进。如果说，中国气候谈判代表早期更多的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发达国家说“NO”的话，那么，现在中国代表团的立场已经变得更加积极主动。

    2006年底，中国首次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次年6月4日中国在首次颁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之际，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升格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组长由发改委主任马凯换成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同年9月，距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还有3个月时，中国外交部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亲自挂帅出任组长，副部长武大伟及时任部长助理的崔天凯出任副组长。新组建的领导小组规格之高，充分显示出**对气候问题的重视。

    就在这一年的10月15日，领导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在其纲领性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挑战，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个体利益，有着不同的诉求。这固然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但更是呈现一个大国气度与远见的窗口。

    2008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六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在此次学习中发表的讲话中表示 “应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我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进行不懈努力”。

    2009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时这样提到：“我们要把应对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高层开始传递出这样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并将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

    三个月后的联合国气候峰会，胡锦涛的讲话将这一政策在100多位国家元首面前充分诠释。

    哥本哈根一条幽静的林荫路上，有一座非常壮观的 “杰芬喷泉”。一个花环形的水池中央，半身袒露的女神，驾驭着四头猛力拉引的公牛，发辫在疾风中扬起，在著名雕塑家彭高的创作下，诉说着将遭受魔劫沉没的丹麦从海里拉起的神话。女神雕塑告诫了人类，再大的劫难，只要众志成城，都可以战胜。

    变化还在发生。

    尽管美国白宫在哥本哈根大会召开50天前仍没有关于总统奥巴马是否参加的正式表态，但他的诺贝尔奖之行提供了从奥斯陆花费1小时航程到哥本哈根的便利借口。在对于获取诺贝尔奖的发言中，奥巴马称，他希望诺贝尔和平奖能够为制止全球变暖的努力注入动力。

    “在会见世界各国领导人时，我一再向他们重复美国不是一叶高速小艇，而是一艘远洋巨轮。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彻底转变百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它需要一个过程。 ”但奥巴马依然表示，二氧化碳减排同样也可以为国家带来经济利益，为人民带来就业机会，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说服美国经济界人士和普通公众。

    作为东道国的丹麦，从首相到环境部长也正在展开积极的斡旋。11月14日，丹麦把大会层次从环境部长会议提升到世界领袖峰会。该国政府发表声明说，首相拉斯穆森已经向191个联合国成员国的领袖发出邀请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12月7日至18日举行，各国首脑则受邀在峰会的最后两天前来出席。

    从生态权力的斗争到生态文明的构建，它使得自然不再游离于道德大门之外，将东西方先哲圣人们创立的各种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得以提炼，把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道德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自然环境。

    李白有诗：“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这是一个农业文明时代的浪漫想法。在现代的工业文明社会里，这种浪漫已悄然死去。没有生态文明，一切文明就没有了享受的前提。

    然而今天，我们仍要正视这样的现实：在西方，环保的主导者是民间力量，民间的推动迫使政府来回应，在中国，是政府在回应西方时，开始引入了环保的理念。与西方自下而上的、自然成长的过程相比，政府部门的执政自觉与多元色彩严重不足。

    东方文明和哲学对人与环境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引导着中华民族在过去站在世界文明的高点。现在，东方文明将又重回潮头，与西方文明一起，以自己的生命力诠释生态文明的真谛。生态文明不是通向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画饼充饥。当它唯有落实到坚守权力边界的执政者与道德自律的现代公民，为之共同形成的生态素养上，这一推动着人类文明进行一场更深刻变革的远见与智慧，才能取得最终的说服力。

未 来

    未来,我们将在哪里?人类还剩多少时间,用智慧来创造一种新的文明，使这日益枯竭的星球重生?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对地球的命运感到绝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

    有人说，如果地球上没有人类，地球会更好。

    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院长，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马丁·路斯，他本人也是宇宙学家和天文学家，对这种悲观的说法抱着客观而谨慎的态度，他说："身为人类的一员，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对于地球而言，这的确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单独的物种――人类的决定，可能影响整个星球的存亡。在过去的45亿年里，从未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么，如果人类没有时间或者能力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地球会如何？

    马丁·路斯非常乐观："人类只是进化中的一个步骤，未来地球上会出现更加复杂、更加智能的生物。"

    但现在，人类只能独自面对。

    未来，我们将在哪里？

    在世界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脚建造诺亚方舟，这是《2012》编剧们的回答。然而，有限的诺亚方舟却考验着我们人类的文明和道德。

    文明的定义，从来不只是物质的丰富。今天，我们无法回答这个关于未来的问题，就像我们无法预言人类的归宿一样，但至少，我们能为这个问题寻找现实中的答案——我们应当在哪里。

    如果说12年前，人类在京都携手创造了迎接未来的第一缕曙光，那么今天，相聚在哥本哈根的诺言，将是我们为改变这个星球、改变人类命运种下的一次机遇。

    分歧并不意味着失败，殊途同归也是一种可能。

    正如瑞典环境大臣卡尔格林7月在北京颇为幽默地表达了他的乐观：“我上一次和解振华主任见面，谈了5个小时；今天上午的会面，我们只谈了4个小时，就阐述清楚了彼此的立场。我想，这大概表明，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减小。”在北京就气候问题与**进行“中欧对话”的他说：“我们没有为哥本哈根准备第二套方案。 ”

    而就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北京会晤后，中美双方于11月19日刚刚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也无不透露出这种可能。在这份6400多字的“声明”中，有1782个字是关于“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声明”3次提到“哥本哈根会议”。

    “双方强调气候变化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挑战之一。双方认为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回应，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双方相信，应对气候变化应该尊重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优先事项。双方决心根据各自国情采取重要减缓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运用这样的表述，充分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人类应对气候合作的根本性原则。

    《纽约时报》认为，美中两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前景光明，该报在报道中还透露，一家美国公司将很快在中国建设太阳能电力设施，而中国已同意帮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造一个风能农场。

    在中美会晤的前两天，法国和巴西在气候问题上也正在达成一致，当天，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巴西总统卢拉在爱丽舍宫会谈一小时后向外界公布了一份由双方共同起草的文件。文件以“粗线条”的方式阐述了两国有关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一系列共识。卢拉总统甚至用“气候圣经”来形容这次共识。

    事实上，这一切都起到了树立典范的作用。

    丹麦官员称，已经有65位国家元首表示将参加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此外还有许多元首对与会邀请反应积极。

    “这表明各国元首正整装待发，在这里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认为“超过60名国家元首确认与会”的事实令他深受鼓舞。就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10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相继宣布将出席哥本哈根会议，中国还宣布了最新的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除此之外，更为开放、更为多元化的思考也在民间展开。

    “我也是刚刚得到了最新的信息，美国号称动用了32个国家的实验室，就是能源部下面的实验室，300多所大学，两万多名科学家，30多万的研究生、博士生，来研究能源的新技术问题，它在技术研发上有前瞻性的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说。这一信息来源于10月21日举行的一场名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论坛。

    在挂满北极熊油画的钓鱼台国宾馆大厅里，集中了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的400多位专业和业余理论研究者，以及被视为美国最有影响力思想库之一的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们。

    “新的研究显示，竟然有北极熊淹死在海中。这对人类也很糟，不仅对我们个人，也会危及我们未来的文明”——艾尔·戈尔，这位以《难以忽视的真相》闻名于世，并坚持在世界各地游说的老头，在这个场合中再次作此强调。

    同样在这样的民间论坛上，香港一家生物能源公司与一家美国公司签订了协议，共同进行清洁能源油藻的开发。

    “工业文明已经逝去，在失败和崩溃中，出现了成长和新力量的迹象。如果我们仔细聆听，可以听见新文明的浪潮正在不远的海岸边咆哮”，面对全人类遭遇的危机，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他的书中写道。

    这种新的力量和成长，是否足以挽救这场危机？人类还剩多少时间，用智慧来创造一种新的文明，足以使我们日益枯竭的星球重生？

用不了几十年，下一代人会回顾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抉择时刻，并问到以下两个问题中的一个。他们或者会疑惑：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整个北极冰盖在你们面前融化吗？或者他们会赞叹地问：你们那时是怎样鼓起道德勇气来应对并化解一场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能化解的危机？

    面对它们，我们将更愿意回答哪一个？

    一片绿叶随风飘落。在另一部描绘未来的电影《WALL-E》里，2700年，被遗弃的地球上只剩一个机器人瓦力终日处理垃圾，直到有一天他在一只破靴子里惊奇地发现一株只有两片叶子的绿色植物——整个地球硕果仅存的一点绿色，人们本能地被这点希望吸引，从移居的太空船集体返回地球。

    这是电影里的光明结尾。

袁群

反正我是看不到了

凌丁

注意环保，保护生态——这是人生中完全不用怀疑的一件好事，可能是最不用怀疑的。

花样

好像是阻止不了了

井井回

谈判团、顾问团、高级访问团三拨阵容空前强大
中国代表团提前抵达，频与发展中国家开小会谋团结对外
周凯
   2009.12.07      A02版：要闻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77国集团与中国昨天举行会议协调立场

[中方行动]

□晨报特派记者 周 凯

（12月6日发自哥本哈根）

    尽管气候大会今天才开幕，但早在一周前，中国代表团负责气候谈判的50多名代表已先期抵达哥本哈根，并与77国集团连续召开了两天的会议以协调立场。

    昨天，在贝拉会议中心，“G77（77国集团）+中国”的几百名代表将安徒生 （HansChristianAndersen）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由于最后几排没有凳子，一些与会者干脆席地而坐。记者看到，中国代表团坐在中间靠后的位置，一直紧张地记着笔记。

发展中国家密集沟通

    “在这个会议的间隙，我们代表团还将利用午饭时间，与发展中国家中的主要成员（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开小会协调立场。”中国代表团成员、国家发改委的高海然向晨报记者透露，所有一切准备都是为了使COP15取得成功。

    “在大会开幕之前举行发展中国家的会议，正是希望通过沟通弥合分歧。”中国代表团人士表示，“G77+中国”一共有130多个国家，彼此的立场肯定有差别，但是在一些重要议题上仍然有着广泛的共识。“除了正式大会前的协调会，以后每天上下午,我们发展中国家还会不断协调立场，使得对外的声音更加统一和强大。”“通过这两天的协调会，我发现，在发达国家透露出两轨并一轨的企图后，发展中国家愈发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中国代表团另一名成员、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政策和谈判处处长李高表示。

    出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当前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分成三股力量——欧盟、伞形集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中国）。

中国代表团阵容空前

    高海然透露，此次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中国代表共分三个团：50多人的谈判代表团，20位来自各相关部门的“气候智囊”组成的顾问团，以及大会后期由温总理领衔、由国家各部门代表组成的高级访问团，阵容可谓空前强大。

    与此相对应，中国代表团本次对外新闻宣传手段也是空前开放和密集。除了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代表团还已租用一个专门展台以及专用办公室，这个展台位于贝拉中心入口处所有代表一进门就能看到的最显眼位置，可谓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形。从今天起，这个展台将成为中国展示在气候问题上作为的最佳舞台，吸引大会上最多的目光。

井井回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纳托尔
中国减排目标为达成决议带来契机
   2009.12.07      A02版：要闻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据新华社内罗毕12月5日电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5日表示，中国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为即将开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带来了新动力。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办公室发言人尼克·纳托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在至关重要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夕宣布量化减排目标，显示了中国继续加大力度、减少经济发展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坚定决心。

    11月26日，**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包括巴西、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做出了相关承诺。中国的减排目标将同这些国家的承诺一起，为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决定性决议带来契机，”纳托尔说。他还指出，中国越来越认识到，21世纪的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环保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帮助建立繁荣、稳定和健康发展的社会。

    对于即将开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纳托尔充满信心。他说，哥本哈根会议能够也必须为全世界开启一个崭新且更富创造性的发展道路。

    据悉，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上，各方将致力于就《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后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作出安排。

井井回

国际观察
气候谈判各国底牌
   2009.12.07      A04版：要闻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新华社记者 林小春

    过去两周，在限控温室气体排放的数字问题上，许多国家迈出的步伐比过去两年任何时候都要大，从美国到俄罗斯，从中国到印度，都是如此。这好似一场牌局，打到终场时大家才纷纷亮出底牌。

欧盟：中期减排目标仍有差距

    在谈判各方中，欧盟的底牌亮得最早。早在2007年，欧盟就提出，争取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并表示愿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中期减排目标提高到30%。欧盟自诩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旗手”。然而，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估计，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应该达到25%至40%，才能避免全球变暖至危险水平。显然，欧盟的承诺距此目标尚有差距。

美国：奥巴马拒绝《京都议定书》

    美国的底牌亮得很晚。奥巴马政府的计划是，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这个目标比欧盟差得远，甚至低于《京都议定书》给它规定的第一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的7%。

    在减排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比前任政府积极了一些，不过同样拒绝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力主各国自主减排，并坚持要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强制减排。美国也是迄今游离于议定书之外的唯一一个发达国家。

日本：鸠山提出减排有前提条件

    日本今年下半年政府换届，底牌也出现变化。

    前任政府提出的中期减排目标是8%，而鸠山由纪夫政府提出的是25%，应该说高出很多。但可惜的是，它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所有主要排放国参与减排。这个前提条件无法成立，因为它没有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违背了气候变化谈判所遵循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迄今，鸠山对如何实现25%的目标依然含糊其辞。此外，他需要说服持反对态度、担心减排影响经济的日本企业界。

发达国家：要求主要排放国参与绝对减排

    在气候谈判中，美国和日本属于同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俄罗斯等非欧盟发达国家，因在世界地图上这些国家的连线形成伞形，因此被称为“伞形集团”，其底牌总体而言大同小异，基本都“夹带”主要排放国参与绝对减排的前提条件。

    澳大利亚承诺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减排5%至25%（后一个数字均是有条件承诺），但这个目标已被议会两次否决；新西兰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0%至20%；俄罗斯承诺到2020年在 1990年基础上减排 20%至25%；加拿大承诺到2020年在2006年基础上减排20%，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

    怎么评价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呢？有关计算表明，发达国家的无条件中期减排承诺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8%，而有条件承诺仅相当于减排12%。这两个数字比《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对发达国家提出的5.2%减排要求并不高出多少，而远远低于IPCC报告所指明的25%至40%。由此可见，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承诺得远远不够。

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要采取自主行动

    与发达国家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承担量化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无需承担这种义务。不过，一些发展中国家近来纷纷宣布要采取自主行动。比如，巴西计划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36.1%至38.9%；中国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印度决定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20%至25%；印度尼西亚力争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26%；南非表示将在2020年至2025年间达到排放峰值。正如很多环保组织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承诺表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积极负责和令人鼓舞的。

    限控排放数字一直是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焦点问题，现在各国已经纷纷亮出底牌，怎么使各国达成妥协，这就是哥本哈根大会需要完成的艰巨任务。此外，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一直蹒跚不前，也需要取得突破。

冯与蓝

……我觉得当菜市场还有活剥鹌鹑卖的时候……考虑这些就像土著人守望神州七号一样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