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特的批评家[转帖]

曾园

□王予霞       《外国文艺》2005年第4期

［内容提要］ 桑塔格以其激进的批评理论跻身文坛，并在政治上崭露锋芒、放胆直言。她不仅在审美领域大胆标新立异，而且不断尝试后现代主义创作实验。她坚持作家应该成为社会批评家，在当今西方文化思想扮演了多重角色，成为20世纪西方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
　　［关键词］ 审美 政治 反恐
　　
　　2004年12月28日，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去世，随即《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纽约邮报》等报刊都登载了大量的纪念文章。《纽约时报》的评论① 指出，桑塔格以其前卫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成为20世纪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彼得·汉弥尔② 认为，桑塔格的名声源自于她的著述，在著作中，她以学理的形式放胆探讨各种外在于学术的现实问题，其批评理论将继续接受历史的检验与评价。《新共和》杂志的文学编辑利昂·威斯尔特③ 认为：“贯穿于桑塔格著述的主题是她毕生为之奋斗的达到道德与审美之间的适当调和。”她拓宽了人们重新思考问题的视野。可以说，桑塔格的理论破除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壁垒，她大张旗鼓地倡导以审美方式研读社会文化，标榜风格高于内容，使战后美国文学批评发生重大转折。
　　纵观20世纪西方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审美激进与政治激进始终纠缠抱合在一起，它们既对立冲突，又交融互通。现代主义文学、左翼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三场文学运动经历了从审美激进、政治激进到文化激进的嬗变过程。在尖锐对立的背后，无论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反艺术而艺术”，实在是知识分子政治边缘化的激进表述，由此奠定了审美激进与政治革命的同构呼应关系。正如托马斯曼所说的那样：“说到底，世界上只有两种基本态度或观念：审美的和道德的。”桑塔格1933年出生于纽约，虽然未曾赶上“红色30年代”，但却成长于新左派运动、学生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故而也走上了一条文学批评与现实政治剧烈碰撞契合的道路。
　　一、 从审美到政治
　　1964年，桑塔格以《“营地”手记》 脱颖而出，令纽约批评界刮目相看。在文章中，她从王尔德的著作中撷取警句，阐发了普遍存在于同性恋文化中的现代感受力，并且聚焦了技巧、夸饰及崇敬等文艺问题。她指出：“营地经验是建立在这样的伟大发现的基础上的，即高雅文化的感受力并没有垄断高雅，”“坚持高雅文化与严肃快感者正在剥夺自己的快乐；他继续限制自己可以享受的东西；在其高雅旨趣的不断运用中，最终将曲高和寡。……在此，作为大胆睿智的享乐主义，营地旨趣是与高雅趣味相伴生的。营地旨趣让人在陷入长期挫败的危险之前快乐，且易于领悟吸收。”④营地体现了先锋文艺激进思想，即把道德判断与审美体验契合为一体的倾向，桑塔格倡导的营地正是要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世界，对待现实。
　　显而易见，桑塔格的文艺理论贯穿着激进的思想感情，当传统遭到批判与否定时，她就在审美领域内自由理解，随机发挥，大胆标新立异，表达与传统的决裂。如果说，今天《“营地”手记》已经失去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那是因为桑塔格所倡导的先锋美学思想得以普及的缘故。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阿瑟 ·C· 丹图指出：“桑塔格发现营地中的审美，与正统世界所认同的那种观点大相径庭，她坚持让营地以某种方式直接呈现出来，她为波普革命作了准备，通过沃赖尔和其他人，从诸多方面看波普革命实质就是一次同性恋革命。她并没有制造同性恋艺术，可是她却把它带入了观念之中。她为人们提供了一套谈论与思索同性恋的词汇。”⑤
　　桑塔格的反叛并没有局限在美学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领域。1966年3月，在普林斯顿俱乐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桑塔格作为极富争议的青年作家发表《作为批评家的作家之职责》的讲话。她明确提出作家要积极参与政治，“作为批评家或持异议的作家之职责，就是要对近百年来我们文化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提出解决方案，”“作家是清醒意识的楷模。”⑥她指出：“在我看来，美国作家的一大任务就是要对愚蠢且丑陋的自以为公正的事情、对由于我们政府的方针所引起的不道德的危机和在越南的行为大喝一声。……越南战争干扰、抑制和挫败了我们所有的人。显而易见，这个国度中的大部分人可以忽略这种伤害，但是作家应该站在少数持异议者的前列。那些少数人有勇气担忧，他们说‘不’，他们大呼‘停下来’。”⑦在桑塔格看来，作家就是持不同政见、清醒意识的社会批评家，他们应该自觉成为社会的良心，为社会正义而呐喊。这一主张，桑塔格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60年代的美国革命是一场卓越的精神文化革命，许多革命精英完全不是政治的，如马尔库塞、布朗、梅勒等人都是文化名流。在美国，精神救赎与政治解放之间的界限向来很模糊，因此每次政治革命必然引发文化的变化。新左派与老左派之区别也体现于此，新左派们更热衷于文化革命。诚如阿罗诺维（Stanley Aronowitz）指出的那样，60年代初美国存在着两种独立的激进力量：新左派的政治运动与先锋派的替代性文化生产，二者在60年代晚期汇合成反文化狂潮①。桑塔格也毫无例外地由审美激进出发，逐渐发展为政治激进，在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西方文化思想界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 激进的政治之旅
　　冷战格局中的古巴革命、越南战争、中国革命激发了桑塔格的政治热情。 桑塔格看到，尽管美国新激进分子比老左派更富知识性、敏感性和创造性，但是他们仍然以自我反叛的方式向社会体制发起进攻，使个人主义与政治激进互为表里。她感到新左派的激进思想仍然囿于亚当·斯密的理论范畴，即在革命活动中对私人的利益追求必然导向公众利益，难以有新的突破。桑塔格认为革命必须是世界性的、总体的，所以她便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革命，以寻找西方社会的解毒剂。
　　60年代初，桑塔格奔赴古巴，考察那里的革命，发表《以正确的方式思索、热爱古巴革命》。1968年，桑塔格发表《河内之行》，成为其公开投身政治运动的标志。1973年她又赶往中国，感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河内之行》真实地记录了桑塔格越南之行的观感，体现了新左派与第三世界革命的剧烈思想碰撞。虽然越南是她所向往的革命圣地，她可以在政治上声援越南革命，但是现实中却难以走近它。她真切地感受到美越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自己的西方文化身份特征。她试图在美越文化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以便消除“作为演员（他们）和观察者（我）之间的差别。”
　　桑塔格在河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在这里所坚持的是一种责任感，我对自己的影响不抱幻想，即便只能影响一小部分人，我也感到有必要留在这里讲话。”②作为“美国朋友”，她被北越政府邀请去的，所以缺少角色选择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她忽略了对越南文化和越南人民的必要了解与认识，行动本身便带着盲目的“革命激情”。此外，她一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越南文化，最终陷入尴尬。
　　在旅行中，桑塔格与越南保持着距离，始终作为“观察者”来经历与体验越南的。她发现，在越南“尤其难以看到作为个体的人民……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以同一种风格讲话，讲述着相同的事情”。③她最大的困惑还在于，“部分的责任（他们的和我的）是这种漂亮的语言：大部分是用一些简单的陈述句，所有的话语要么是解释性的、或者询问性的。这里的每个人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所有的词句都属于同一种辞令：斗争、轰炸、朋友、侵略者、帝国主义、爱国者、胜利、兄弟、自由、团结、和平。”④桑塔格虽然钦佩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奇迹，但却无法接受越南的集体话语。她说：“当我听到这些陈词滥调时，我情不自禁地体验了他们官方话语的内涵，虽然现在我还无法指出这种话语的实质（即这些词汇所指涉的现实），我确实承认它所预设的背景与感觉范畴。话语的伦理与美学的断裂痛苦地暴露在我面前。”①桑塔格虽然同情与支持第三世界革命，但却十分厌恶越共千篇一律的革命话语。
在去越南之前，桑塔格简单地把越南看成美帝国主义霸权意志的受害者。换言之，她先验地把越南定位成没有身份特征、没有意志，只能提供美国“丑恶暴行”的被动客体，等待着西方激进分子去发现，去声张，可是最终的结局却是“我此次旅行所获得的真正严肃的事情，把我带回到出发点：无法被接纳的激进的美国人，一位美国作家——身为美国人的尴尬”。②她在1973年的中国之行中，也发出同样的感慨，“至少可以从集体主义的说教中逃离出来”。
　　桑塔格感到，越南挑战了她倡导的美学思想——艺术的力量在于建构否定；同时过度的自我意识在越南是不受欢迎的。因此，桑塔格感到理解越南文化十分困难，远不如古巴文化易于理解。桑塔格河内之行的困惑，反映了西方激进意识与作为社会改造实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二战之后，印度支那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强大的民族适应力与内聚力，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启动的重要精神支柱“也许正因为这种绝望的环境，以及必须一切从头做起的迫切性，激发它们产生了在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里所没有的努力”。③作为反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桑塔格，又怎能充分理解第三世界的革命呢？
　　带着对越南革命的失望，桑塔格感到古巴革命不存在那种异域文化间的障碍，在许多方面与美国有着天然的联系。古巴到处洋溢着革命的热情与力量，人们可以无休止地高谈阔论，快乐地工作。 古巴人奇妙的活力不仅为革命增添了力量，而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古巴不干扰美国电台、电视，人们可以随意观看和收听迈阿密的节目；一些美国的非政治的小说充斥古巴街头。也就是说，古巴人民生活在一种较为宽松自由的多元文化环境中——西班牙文化、美国文化和约鲁巴文化的融合。有必要指出的是，古巴革命与美国激进分子所追求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反工业社会倾向完全不同，古巴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们努力促进古巴的经济发展。在桑塔格看来，美国激进分子只憧憬那种充满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毫无疑问，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必将激发出更高的道德渴求，必然是审美多于政治。这一切都说明，古巴革命已经形成了一种严肃的意识形态体系，而此种精神却是远离美国的，美国的文化精神是罪恶而衰弱的——过度的美学革命。总而言之，美国的革命不是组装，而是拆除意识，使一切都简约化且丧失了内核，变得轻飘飘的。桑塔格感到，当美国文化浸渍着舞蹈、音乐、妓女、香烟、堕胎、色情电影时，古巴革命应当引起新左派的高度重视。
　　桑塔格在自己的政治旅行中积极寻找革命模型，自己肩负着发现精神与社会制度新大陆的历史使命。然而，桑塔格只是一位文学批评家，而非政治家，所以她观察与分析问题的视角都是美学式的。她推崇古巴革命，对越南革命与中国革命感到困惑不解，关键是深受儒学思想浸染的中越文化无法实现美学自治，更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所以，当她以持议的先锋作家的身份切入中越文化时，美学自治的激进意识又把她抛回到对自己角色合法性的反思当中。
　　进入80年代后，冷战局势开始松动，世界格局正在悄然改变。苏联与东欧问题成为西方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桑塔格激进的政治立场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1982年，桑塔格参加国际笔会在波兰举行的作家研讨会，适逢“团结工会”活动密切之时。当时的作家研讨会撇开文学不谈，围绕着“团结工会”大肆畅谈政治。同年，桑塔格在曼哈顿的市政大厅发表《波兰及其他问题——共产主义与左翼》的讲话。她认为，关心波兰人民的“团结工会”，“就要把我们的立场与官方的虚假辞令区别开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二元认知模式，有可能把我们引到虚假和不真实之处”。① 她感到，左翼人士并不愿意了解事实真相。她坚持要从共产主义破产、共产主义体系彻底堕落中汲取经验教训，“我们要抛弃那些自以为是的左翼，挑战我们许多年来习以为常的‘激进’和‘进步’观念，重新思考我们的位置”。② 桑塔格开始全面检讨新左派的自满情绪，“我们太过于自信了，我们热爱正义，但我们并不怎么热爱真理，所以我们的大前提就错了（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对共产主义专制的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③
　　自此，桑塔格政治立场发生戏剧性变化，开始反思知识分子与革命及权力之间的关系。桑塔格虽然同情并支持第三世界革命，但始终拒斥集体主义的说教。可以说，她的政治思想未能超越资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念，所以面对苏联与东欧的复杂局势，她手中的武器仍然是传统的人道主义。桑塔格认为自己对“团结工会”和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放弃左翼立场向右转，她坚持自己是为民主而奋斗的左派。总之，60年代桑塔格与美国老左派分道扬镳，80年代她又同新左派决裂，政治立场前后矛盾，令人困惑不解。事实上，桑塔格的政治思想自始至终都是以美学自治为核心的，她把文艺问题等同于道德和政治问题，出现混乱就不足为奇了。
　　三、 新格局中的奋进
　　90年代初，巴尔干半岛的局势骤然升温。波黑境内的民族问题不仅牵涉了所有的巴尔干国家，而且巴尔干三大宗教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对整个欧洲局势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战争一旦失控，可能再次点燃巴尔干这个“火药桶”。1993年4月，花甲之年的桑塔格毅然来到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当时的波黑局势与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极为相似，桑塔格就像当年的海明威那样，无所畏惧地奔赴战场。此时的桑塔格已经不再奢望唤醒知识界了，因为左翼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已经蜕变成一群远离政治的犬儒主义者。桑塔格忧心忡忡地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焦虑听众的问题，我为谁写作？我没有兴趣支持与安慰新保守主义。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悖论，最终我被击败了。我丢弃花费一年半时间所写的几百页（手稿）。”④
　　桑塔格对波斯尼亚人民在炮火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表示敬佩。她谴责美国政府干涉波黑，“我的政府应该干涉，因为它明白自己是超级势力。”同时她也哀叹美国左翼势力对此反应冷漠，此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全都远离了政治。在萨拉热窝，桑塔格尽自己所能，自费举办各种戏剧义演活动。通过演戏，向世界宣布萨拉热窝人民没有沦为动物，他们有文化素养、有思想和梦想。自1993年起，桑塔格在萨拉热窝五家剧院上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她的萨拉热窝义演活动不同寻常，约翰·伯恩斯这样评述道：“对于萨拉热窝人民来说，桑塔格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从1993年开始，桑塔格冒着生命危险，先后11次前往炮火纷飞的萨拉热窝，让世人看到她并不是来寻求机会的。当桑塔格去世的消息传到萨拉热窝时，市政府决定把当年桑塔格义演的街道命名为“桑塔格街”，以纪念这位极富正义感的作家。①
　　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成为国际社会的新的不稳定因素。9·11事件后，桑塔格在美国民众一片复仇声中发出了自己的理性声音。她认为：“承认这不是一次‘胆怯的’对‘文明’、‘自由’、‘人类’或‘自由世界’的攻击，而是对自称是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的进攻又有何妨呢？美国正在承担为某种利益和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美国领导者和所谓的领导者们已经让我们明白了他们可以随意操纵公众：建立信心和控制悲伤。政治——民主制度体系中的政治本应该包容异议，增进坦诚，但现在已经被心理安慰所替代。我们可以共同悲痛，但决不可一起糊涂。了解一些历史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刚刚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国家是强大的’，我们被一遍又一遍地灌输着这句话。而我们并未找到全然的安慰。谁又能怀疑美国的强大呢？但未必每位美国公民都这么想吧！”②
2003年，桑塔格发表《关于他人的苦难》，从理论层面上探讨公众如何通过影像来观察与认识恐怖活动的。这部著作虽然理论色彩过于浓厚了一些，但直接指涉现实是显而易见的。桑塔格看到，自1839年发明相机到1880年报刊开始采用照片以来，影像在再现恐怖与死亡方面胜过了文字叙述和绘画。在西方一片反恐浪潮中，桑塔格感到有必要从文化角度深刻剖析影像与恐怖的关系。
　　毋庸置疑，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媒体从遥远处观察战争。90年代，公众对波黑冲突的情感也是由记者的摄影所激发的，可以说是CNN的辉煌战果。1991年的海湾战争更是一场高科技战争的影像：如流星般的导弹划过天空，显示了美军的绝对优势。当9·11事件发生时，那些从塔楼中逃离出来的人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真实的”，“是超现实的”，“很像好莱坞的电影”，“像一场噩梦”。2003年4月，当美英联军发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时，完全掌控在美英联军手中的传媒，再次向世人彰显了影像的无比威力。把恐怖与战争景观化，其实就是允诺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旁观者。此观念延伸下去，便是荒唐地以为世界上少数发达国家的人民可以优先成为旁观者，成为别人痛苦的观赏者。他们以为凭借这种新闻消费者的思想形式，就能反映别人的苦难。然而，这些新闻消费者对战争、残暴根本没有切身的感受与体验，而是习惯于通过传媒，从遥远处观看恐怖与暴力。桑塔格担心长此以往，人们将陶醉于暴力与恐怖之中，且陷入思想贫乏状态。
　　2004年5月，美军在前萨达姆的阿布格来布监狱里的虐俘事件曝光后，全球舆论哗然。桑塔格不顾年高体弱，撰写了最后的长文《关于虐待他人》。这是继《关于他人的苦难》后，她对美国现实所做的最后一次理论剖析。
　　桑塔格认为，布什政府只想尽快息事宁人，限制与此相关的肇事者——那些照片的传播者们，无意解决由照片所暴露的政策与领导者的问题。美国政府不承认在阿富汗、关塔那摩湾等监狱中有虐俘现象，企图掩盖事实真相。所以，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发言中，尽可能地回避“虐待”字眼。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十年前美军进驻卢旺达时所发生的“种族仇杀”——也尽量回避“种族仇杀”。
　　传统的战争摄影属于摄影记者的职能范围，如今士兵们凭借着数码相机，全都成了摄影者。他们随时可以记录身边所发生战事，记录自己的欢乐、暴行以及对战争的观察等等。他们相互交流，并以互联网发往全球。虐俘照片反映了布什政府的对外占领政策，就像20世纪比利时对刚果、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那些不顺从人民所实行的蹂躏与侮辱一样。美军士兵之所以这样蛮干，那是因为他们确信这些囚犯属于劣等民族与宗教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过错。现在人们还很难预测虐俘事件对美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这些虐俘照片都是围绕着性的，强迫犯人刺激性行为。摄影的深度满足已经不是传统的亲临与观望了，而是充分的快感，把计划的事件拍摄下来，这种快乐是相机的快乐。虐俘事件绝不是一种变态行为，而是布什政府推行反恐战争以及树立美国国际形象的产物。布什政府在国内推行战争的虚伪宗教论，无休止的战争演变成无休止的监禁。如果质询的突出特征就是关押的话，那么肉体的侮辱和折磨就不可避免。我们生活在数码相机时代，迫使美国领导人不得不承认虐俘事件的存在。然而，国际红十字会在一年中所提交的有关阿富汗、伊拉克的虐俘事件却得不到任何答复。照片打破了美国领导者的沉默，因为照片记录了事实。这是一个数码相机自我生产与自我传播的时代。
　　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说：“这些关押人员可不是违反了交通规则，他们是杀人犯、恐怖分子、造反之徒，或许他们的双手沾满了美军的鲜血。我们很头痛如何对付这些人。”美国政府认为，媒体进行了错误的宣传，煽起了全世界的反美情绪，这些照片会让很多美国人丢掉性命的。显然，美国濒临死亡不是由于这些照片，而是由于照片所展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与此相关的决策。这是虐俘事件发生之后，对美国政府最尖锐的批评，充分体现了桑塔格政治的率直与坦诚。从波黑战争到反恐，桑塔格在左翼知识分子纷纷远离政治的情况下，仍然孤军奋战，坚持走“作家之职责就是社会批评家”的道路。对于外界的褒贬她丝毫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展现了一代思想家的特立独行的风格。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末西方新左派崛起之后，立即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桑塔格正是在这个时候步入美国文坛的，并且以激进的批评理论迅速建立起学术地位。桑塔格的批评理论同新左派运动密切相关联的，她倡导的“营地旨趣”、“反对释义”、“新感觉”随之成为广泛采用的批评术语，从文化艺术领域扩散到社会政治领域。进入70年代后，随着越战的结束，美苏对峙是广阔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样一个格局中，原先疾风暴雨式的民权运动一下子失支了矛头转向意识形态领域。此时桑塔格有意识地与激进主义保持距离，但是她有理论探索方面不断深化。80年代未，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自行解体，西方知识分子彻底放茺了左倾期待。因此，在波黑战争与科索活危机中，西方知识分子却放度了批判立场。此时的桑塔格执著地走“左”的道路，她对自由人仅的表达，对萨拉热窝的关注都同她的文化批评一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总而言之，无论是她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政治之旅，80年代对苏联集权制的评击，还是21世纪对反恐的独特见解，都坚持了活动的批评者，桑塔格的行为与萨特极为相似，她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

曾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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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营地”翻译是有问题的。大家都在用“坎普”（台湾也有早有译法）的时候，译者这样译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