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体验：在停顿中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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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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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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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01:5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一、在停顿里思考

   从去年六月直至2003年春节，我的创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非常坦率地说，在这期间，从没对文学动摇过的我，面临着一种动摇。最直接的表现是，文学作品的出路越来越小，越来越窄，让人感到窒息。市场对待文学的态度，比任何事物都残酷。体制可能因为人的因素，还有可能给予文学一些怜悯，而市场没有这种法则。中间态的本质就是中庸，而创造永远属于孤独和寂寞的时间。
文学像其它产品一样，先找到了市场，然后才去生产。顺从与适应成了它的主题，提升与引导成了痴人说梦的事情。再好的稿子，没有一定的渠道，很难发出来。作者与社会的沟通呈现一种失语的状态。大量被市场倾销的东东一方面在赚读者的“美丽”，一方面货真价实的作品被种种媒介阻挡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即使一个几万字的东西发了出来，可是它所赚得和稿费，远远不够写作它的时间开销。两个周写出2万字小说，五六百元的稿费，作者根本就没有生存的余地。这就是文学的现状。
所以，在春节里，我一直在寻思市场这种东西。我们应怎样顺应，怎样改造，怎样扭转它。如果我们不这样，可能就会永远丧失让文学重新站起来的机遇。

                        二、庆于小说的实话

   我是从1999年开始写小说的。
   在这之前，仅写过一个纪实性质的小说《小康工作队》（1995），再就是一个文化小说《尔雅书院》（1998），还有一个短篇《城市里破碎的夜晚》（1993）。这些都是成形了的。虽然没有写好，但是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小说，是成了形的小说。所谓完整，也是相对我读中学时写的《风波》、《杨柳镇》、《八百年修》等不知所踪的流产小说而言的。在这里，我不想回顾自己写了哪些小说，也不想表白自己小说的好与坏。我只是想说说我在创作中产生的一些感受。与那些有着相同经历的道友交流一下。即使我只是一厢情愿。但是，我想我自己能够对自己说，我是真诚的。这就行了。
最初，我是非常鄙夷小说。这源于我的无知。源于我以为我身边几个人的创作就是创作小说的真相。我以为一位刚识了几个生字的文盲就能写出小说来。更要命的是，我以为小说就是写故事，编故事，结构故事。而我，因为一直走着顺路，制造故事的能力非常差。所以一度，我非常沮丧地认为，自己天生就不是写小说的料。就像我对数字没有多大认识一样。与此同时，一些人土得掉渣的小说，确实损伤过我对小说的美感。
  一种无能，加上无知，加上视野的狭窄，让我对小说产生了偏见。其间，即或出现了莫言的《红高梁》，出现了李锐的《厚土》这些我非常热爱的小说，但是，我仍然没能真正潜心到小说上来。90年代，因为工作忙，我几乎成了那个时代散文热的发起人。从91年起，我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几百篇散文，后来发展到在《花溪》发头条散文。幸亏我的产量不大，一年只有上十篇散文出笼，否则，我会将自己写废。当我将散文写到尽头时，我发现，要想大规模建立起自己的文本意图，没有小说是不行的。
  于是，我悄悄从98年底开始转变。中间历经了工作变动（由一个纯粹的行政干部变成了一个半文半行政的文联干部），在这个时间里，我天真地写完了《尔雅书院》。当时，我感念当下教育的空前繁荣，同时又被新科举化，就从晚清的故纸堆里虚构了一个故事，写了一个土匪想把自己的儿子变成良民，而他的先生又重新把他变成土匪的故事。按说土匪的故事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是非常豪气的。但是，我把这样一个故事写得非常文，即使是血腥，也是深深地埋藏在文气里的。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种写法实际上很老了，而且没有多大的创新。比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一下：真正杀人的血腥的东西，是一个“文”字，而不是“武”字。比如道儒哲学，在它堂而皇之的指导下，多小富于创造的生命被捆绑沉潭！
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的眼睛，看不透这一点。
在仔细地想过之后，我想先阅读一批自己喜欢的书，同时，将国民党在三峡的抗日大会演——石牌保卫战写出来。一方面我掌握着大量史料，另一方面，作为练笔，我有着充分的失败准备。但是，我写得非常吃力。这部小说可以让我少活两年。写完它之后，我接手一口气写了后来引来争议的《一个白统治的村庄》。这是一个纯粹虚构的小说。我写得非常轻松。15万字，前半部我用了一个周，后半部我也只用了一个周，中间因为修改石牌，间断了半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