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西蒙娜-薇依

陶北

我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文明的文化英雄是反自由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他们是一群曝光率高、令人着迷而又具有反文明倾向的作家，常常给人一种文化暴力的印象 ——不仅表现为他们具有个人权威性的音色和声调、知识分子的激情，而且表现在他们极度个人化和极度知识分子化的偏执情绪上。偏执狂、疯子、置人格于不顾的人——这就是那些为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糟糕透顶的文明作证的作家们。首先，这是一个声音问题：由稳健的作家以一种公正无私的口吻发布的观念几乎不可能得到大众的响应。如今的时代充斥着互相矛盾的历史经验和知识分子立场，品类是如此芜杂，自我标榜的浪潮震耳欲聋，以至于我们听不到中正明智的声音。稳健则已成了妥协、回避、谎言的代名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自觉地追求健康的时代，但更是一个认可病态的时代。我们所敬畏的真理是那些与痛苦经验紧密相关的事实。我们评判一件事是否为真的标准则根据其受难的程度——而不是以作家文本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为判断依据。真理与烈士被捆绑在一起了。

年轻的克莱斯特（2）——就是那位把他的作品递呈给资深的德国政治家，并在扉页上题写了“以我心灵的膝盖”的作家——用以颠覆理性的歌德的，潜藏于他的戏剧和传奇故事中的病态、歇斯底里、非健康状态的情感、肆意放纵的苦难意识，正是我们今天的价值取向。今天，克莱斯特会给我们带来阅读的快感，而歌德则显得有些保守。从某种意义上说，像克莱斯特、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这样的作家——当然，还有西蒙娜·薇依——对我们具有权威性，是因为他们病态的外表。病态是他们的基石，使他们变得具有说服力。

或许在某一个时期：人们并不看重这种真理，而把现实感的强化、想象力的拓展置于首位。一方面，我不怀疑理性的世界观是正确的选择。但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是真实吗？对真实的渴望不是恒常不变的，它不会超过人们对静止的需求。一种扭曲的观念很可能比真实更具冲击力；或许它能更好地适应变化无常的精神的需要。真实意味着保持一种平衡，但真实的反面——即平衡状态的打破——却并不表明这就是谎言。

因而，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批驳一种流行的观念，而是意欲从当代的艺术和思潮中揭示出隐藏于极端趣味背后的内部动因。抛开一些表面的现象，认识到我们为什么会去阅读和赞美像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是必要的。西蒙娜·薇依由于其身后出版的作品集和随笔短章而赢得了成千上万读者的拥趸，但我相信，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分担西蒙娜·薇依所承受的痛苦、她未达虔信之境的天主教信仰，或是去接受她以上帝的缺席为核心的灵修神学，赞成她否定肉身的宗教理想，认同她对罗马天主教文明和犹太人极端不公正的憎恨。类似的状况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身上同样存在，他们大多数的追随者并没有理解他们，更不会把他们的思想当作信条。我们读着这些尖锐而怪异的言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的声音具有权威性，为了营造一个神圣不可侵犯者的形象，当然也为了舍生取义的理想，有时候甚至仅仅是为了他们的“信念”而宁愿粉身碎骨。正是由于背德者阿克拜弟（3）追随着苏格拉底的脚步，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改变他的个人命运，才使他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唤起一种感动和满足，让我们的心中充满着爱；正是以这种方式，敏感的现代读者思考着精神层面上的、不为他所有、也不可能为他所有的真实。

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两类人，一类起着表率的作用，另一类却不能；在这群模范之中，他们或者激起我们的效仿之心，或者产生一种距离感，使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混合着厌恶、怜悯和敬畏的复杂感情。简单地说，这就是英雄和圣徒之间的差别（能用后一个术语来描述的人，其前提是他唤起一种审美感，而不是宗教的情绪）。和克莱斯特与克尔凯郭尔的命运相比，西蒙娜 ·薇依的一生也被荒谬地夸大了，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自我伤害的程度不同。我现在正在思考这样一系列问题：西蒙娜·薇依狂热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她对愉悦和幸福的蔑视，她高尚而可笑的政治姿态，她的偏头痛，她的肺结核。没有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愿意去效法她对牺牲的奉献精神，也不会希望他的子女或他所爱的人去这样做。然而，只要我们把神圣看得和生活一样重，我们就会被它打动，被它感化。我们在对这样一类模范人物表示敬意时，我们其实也承认了有神秘之物存在于世 ——而此种神秘之物也正是真实的可靠领地（一种客观事实）所否认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认为现实世界只是表面现象；而现实的部分（不完全）变形，人生中的部分（不完全）癫狂、部分（不完全）病态、部分（不完全）反叛则创造了真实、心理和生理健康以及提高人生境界的另一套标准，

这本新译出的西蒙娜·薇依《随笔集，1934-43》收录了她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作品。其中包括一部伟大的随笔，这部未完成的、在这里被命名为“人的品格” 的作品写于1943年，也就是她逝世的那一年，其年薇依只有34岁。（顺便说一句，这篇随笔第一次发表是在1959年的5月和6月，分两部分刊登在英国杂志《二十世纪》上，当时的标题是“人权的谬误”。由于此文的第一部分遭受了吹毛求疵者指手画脚的批评，薇依觉得有必要在6月写一篇自卫的文章。第二部分的发表正是为了回应杂志社的批评，他们决定发表这篇作品是“因为它是一个与部分读者意见相左的反面角色。”这篇文章的确谈论了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市侩生活，即使是像《二十世纪》这样的优秀刊物也无法为它召集一群热心的、怀着感激之情的听众。）另一篇题为“人类义务论稿”的论文是此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同样作于她去世的那一年，其中涵纳了西蒙娜·薇依思想中的许多核心问题。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文章涉及到一些历史细节和政治问题：有两篇写郎格多克（4）的文明，一篇写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无产阶级的起义，几篇长文则分别就罗马帝国——比较罗马帝国与希特勒德国之间广泛存在的渊源关系、对二次世界大战多视角的审视、殖民地问题以及对战后未来的构想等多个论题展开论述。令人感兴趣还有一封写给乔治·伯纳尼斯的敏感多情的信件。书中最长的论述贯穿于几篇文章之中，使罗马帝国（古代希伯来神权政治）和纳粹德国之间的相似之处逐渐彰显而出。西蒙娜·薇依揭示了犹太人在纳粹迫害下令人不快的沉默，从而得出结论：拿破仑、黎塞留（5）、恺撒和希特勒不过是一丘之貉。她说，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并非其它，只不过是“对民族主义的一种浪漫主义化的命名”而已。她对掌握权力和屈服于高压政治的心理效应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历史进化论的严厉批评，使她将各式各样的国家权力与她所指称的“巨大的野兽”等同起来。

读过西蒙娜·薇依的《札记簿》（两卷本，1959）和《古代希腊的基督教暗示》（1958）的读者应该会比较熟悉她试图将基督教的独特之处追溯到希腊精神，反对将希伯来作为基督教全然地的源头的观点。这些薇依思想的基石——与她对普罗旺斯社会、摩尼教和卡塔尔主义（6）异端运动的推崇是一脉相承的——使她所有的历史学说都蒙上了一层主观色彩。我不能接受西蒙娜·薇依以一种将历史主义和灵修思想混合在一起的论调来解读基督教（其中所含有的宗教真理问题则另当别论）；因而我也不可能不为她在纳粹主义、罗马帝国和以色列之间所进行的报复性比较感到不悦。不偏不倚的立场，行文带上一点幽默感，并不是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的优势所在。和吉本（7）一样（两人对罗马帝国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西蒙娜·薇依也是这样一个带有偏见、竭尽全力、容易动感情的历史学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她并不总是处在最佳状态，没有一个从根本上怀疑时代更迭和历史变革的人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得到令他完全满意的答案。但这并不是否认这些文论中在精微之处极富洞察力。例如，她指出，由德国向欧洲大陆扩散的希特勒主义和白色人种征服和控制殖民地的方法是一致的。（当然，随后她马上补充道：希特勒的方法和殖民主义常规的做法都源于罗马范型。）

这部文集首要的价值很简单：凡是出于西蒙娜·薇依手笔的文字都值得一读。或许这本书与我们最初接触并开始熟悉她的那本《在期待之中》有些不同，但我认为，这是她最好的一部著作。心理学上深入地富有创意的剖析、神学玄想上的激情和精妙、极高的诠释《圣经》的天赋在这里或多或少都有所显现。其实，在这里的西蒙娜·薇依与在她其它著作中西蒙娜·薇依并无二致——一个承受着精神折磨的人，一个被公认为这个痛苦的时代最不妥协而又最病态的证人之一的人。

蓝风

真理与烈士被捆绑在一起了。
这句话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