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蒲宁（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

陶北

　　我多次观察到一种奇怪的难以解释的现象:初出茅庐、无人知晓的蹩脚作家和诗人获得的读者来信反而比知名作家和诗人多得多。也许读者不敢给名人写信，事先便确信不会收到回信。我的第一篇小说《流星》发表后便收到三封来信，两封来自读者，第三封竟来自蒲宁。蒲宁给《环节》编辑维纳韦尔发了个明信片，对《流星》大大赞扬了一番，它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是何许人？请转达我的致意，并告诉她我想同她认识。”然后用有力的花体签名:伊万•蒲宁。接着又附笔写道:“我听说她非常漂亮。”附笔使对小说的赞扬大打折扣。我要是一个长鼻子驼背的老姑娘呢？尽管有这样的附笔，我知道蒲宁喜欢我的小说并想同我结识，仍然很高兴。
　　我们在巴黎的时候，参加了维纳韦尔举办的星期日早餐。《环节》的许多撰稿人每星期日都聚集在他那里，我参加的那次,晚上为扎耶采夫举办庆祝会。我在彼得堡已见惯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可参加作家的庆祝会仍很激动。我在结识大诗人和大作家前往往激动不已，因为他们所有人的外表都让我着迷。只有阿赫玛托娃和勃洛克是例外。
　　鲍里斯•扎耶采夫同我想象的一样，特别谦和朴实。那种朴实是杰出的人与生俱有的，不会通过任何教育获得。坐在他身旁的蒲宁同他形成强烈对比:架子十足，傲慢无比。蒲宁中等身材，但身子挺得笔直，傲慢地扬着头。再加上身材匀称，所以显得很高。他清秀傲慢的脸冷漠自信，一双浅淡的眼睛目光敏锐，专注地望着，仿佛什么都能看见，连埋在地下的东西也能看见。他坐在扎伊采夫旁边，让人想到，庆祝会的主人仿佛不是和蔼可亲、对大家也是对每个人亲切微笑的扎伊采夫，而是蒲宁。
　　

Ivan Bunin in 1933

　　维纳韦尔把我介绍给蒲宁:“蒲宁先生，这就是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她为满足您的意愿，特地从尼斯赶来。”
　　蒲宁向我伸出手来，用冷漠的目光从头到脚把我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目光停留在我的腿上。
　　维纳韦尔向我点点头，说了句:“请蒲宁先生照看您。”便走开了。而蒲宁仍放肆地打量着我。
　　“看来，”他用微微嘲弄的语气说，“您并非胆小之辈。我的目光就像伊凡雷帝的目光一样，脆弱的女人会晕倒，可您不发窘，脸不红。您向我承认，是不是心里发跳。”
　　没等我回答他继续说下去:“保存我的明信片，别遗失。它可以作为您的毕业证书。蒲宁不随意夸奖人。”
　　他突然迷人地微笑了，用温柔友好的语气问起我的生活，并给了我不少创作上的忠告。
　　“主要是写可怕的或完美的。不管沉闷写得多好，读起来仍然沉闷。记住，只写可怕的和完美的”。
　　我们站在大厅当中。我看见很多人都在听蒲宁说话，他自己也非常清楚，声音洪亮而清晰。很明显:他在唤起大家对自己的敬畏，以致谁也不敢走到他跟前。
　　我们谈的时间相当长，直到扎伊采夫夫人薇拉轻快地走过来，不容分说地挽起蒲宁的手:“行啦，伊万！别再恭维年轻女作家了，你已经把她迷住。她一辈子都会记住同你的会面，我说得不会错。走吧！”她优雅地向我招招手，便把蒲宁带走了。薇拉衣着华丽，体态轻盈，像柳枝那样生气勃勃，心中仿佛有团火。薇拉说得对，这次会面我一生都没忘记。总记着那天晚上蒲宁的每个目光，每句话。
　　此后我和丈夫伊万诺夫经常有机会同蒲宁见面，到他们家去。他对我们总非常亲切，模仿我说话不会发卷舌音的样子，显得滑稽可笑。其实他不止模仿我，还模仿所有的朋友和仇人，像他自己所说的，赠送“所有姐妹一副耳环”，为他们画极为生动的漫画像。他是罕见的卓越的交谈者和讲故事的能手，同他在一起无法想象什么是沉闷。他看一切都有自己的角度，并能找出意想不到的比喻和定义。
　　有一次他带着我和加林娜•库兹涅错佐娃到帕西街去。他指给我们看人行道上蹲着的一条狗:“你们看它那副乡巴佬的样子！马上能看出不是巴黎狗。”
　　“狗有乡巴佬的样子。”我重复了一遍。
　　他迅速向我转过头来:“这种说法您喜欢？您就拿去吧。我把乡巴佬模样的狗送给您做小说题材，我一点不吝啬，我有的是题材。”

　　蒲宁喜欢在家庭环境中脱掉伟大和一本正经的“外衣”，成为殷勤好客的主人和极其迷人的客人，而且总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他态度自然、快活，甚至悠然自得，一点威风凛凛的影子都没有了。一旦他觉得需要，马上现出威风凛凛的样子，就像披上斗篷一样。
　　多年以后，安德列•谢德赫在《遥远的和亲近的人》一书中对蒲宁的斯德哥尔摩之行作了出色的描写。蒲宁征服了瑞典人。蒲宁夫人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告诉我，到瑞典皇宫参加古斯塔夫四世颁发诺贝尔奖仪式的人都非常欣赏蒲宁尊严的态度和得体的致意:“当我们的国王把手伸向诺贝尔奖得主时，他同国王握手，我们大家感到两个国王互相致敬。真是这样。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作家，也未必有人见过。”
　　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家同蒲宁相识后，我们同他在巴黎经常见面。蒲宁对院士的称号非常得意。但文学界并不特别看重院士称号，人们笑着说，蒲宁自我介绍时，总郑重地说:“蒲宁院士。”侨民中间恶毒的人说，蒲宁在巴黎印制的名片上印的是:“永垂不朽的蒲宁”。我对这种流言不大相信，可有人向我发誓说不止一次见过他的名片。蒲宁妻子薇拉•尼古拉耶夫娜的话证明他非常看重院士的称号。一次我们散步时，她对我说蒲宁返回巴黎后，认为作为院士有权拜见共和国总统。她告诉我:“我们那时住在帕西街一家便宜的旅馆里。突然，总统的汽车开到我们小旅馆门前。司机走进账房，把拜访蒲宁院士先生的名片递给老板，老板为如此尊贵的客人的到来惊呆了。这件事惊动了整个旅馆。我们散步回来后，旅馆里的人对我们深深鞠躬，请我们搬进最好的客房，房租不变，不必每周结账，他们说，蒲宁先生什么时候想付再付，他作为总统的朋友用不着付，欠多久都可以，他能住我们旅馆就是我们的荣耀。多年后旅馆老板见到我们仍向我们深深鞠躬。你们要是想住这家旅馆，就提我们，就提总统的朋友。”
　　蒲宁做客的时候有时令人无法忍受。战后不久的一次宴会上，他是主宾。上完冷盘和带甜点心的鸡汤，端上炸小牛肉排。在“限制供应的时代”只能在画上看见或者梦见炸小牛肉排，黑市上牛肉的价钱同黄金的价钱一样。女主人转向坐在她左手的蒲宁，面带得意神情谦恭地笑着说:“蒲宁先生，这是我专门替您准备的。”蒲宁猛地推开给他上炸牛排的侍女的盘子，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谁不知道蒲宁不吃牛肉？”女主人差点失去知觉，但这并没让蒲宁不安，他大嚼起不知从哪儿给他找来的美国罐头食品来。

　　蒲宁不能容忍反驳。他已经习惯大家心悦诚服地听他讲话，谁也不能打断他。一次午宴上，蒲宁心情极佳，滔滔不绝地讲起革命前的莫斯科生活和艺术剧院。这时一位客人突然打断他:“对不起，蒲宁先生，照我看……”
　　蒲宁扭头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故作惊讶状，学着他的声音，故意拖长声调大声说:“照您的看法……请说吧……”
　　那人窘得涨红了脸，无法说出自己的看法，而蒲宁轻蔑地笑了笑，耸了耸肩，继续讲下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根本想不到深深羞辱了一个人。
　　是的，蒲宁有时非常令人厌恶，但他自己并未感觉到。他从来不屑考虑周围人的看法。一切都决定于他的情绪，但他的情绪瞬息万变。一个晚上他一会儿忧伤，一会儿快活，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宽宏。他极易激动，非常敏感，这就是他情绪变幻无常的原因。他自己承认，有时一时冲动，能干出最荒唐的事，事后悔之已晚。
　　我同蒲宁相识的这几年他只得罪过我一次。那天我们家来了很多作家，路路•康涅基瑟尔也来了。路路在彼得堡时就同阿尔达诺夫要好，但她没见过蒲宁。我请她的时候，她知道蒲宁要来，高兴地说:“我早就想同他认识了。”
　　那天路路是第一批到的，打扮得漂漂亮亮，擦了香水，做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发型。她笑着向我承认，这是为了蒲宁。
　　蒲宁永远迟到。过了一阵，路路不安起来，担心他不会来。我宽慰她说:“他答应来，一定会来。您瞧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已经来了，她说蒲宁一定来。”
　　蒲宁果真来了，可还不如那天不来的好。他走进客厅，向我问好。很清楚，大家都焦急地在等候他，他不来没人入席。蒲宁径直走到坐在沙发上的苔菲跟前，吻她的两只手:“娜杰日达•亚历山德拉，吻您的双手和其他玩意儿。”
　　苔菲不假思索，快活地回答道:“哎呀，谢谢啦，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谢谢啦。为其他的玩意儿谢谢。早就没人吻它们了。”
　　就在这一刻，蒲宁还没想好如何更巧妙地回答苔菲，路路出现在他身边，激动地说:“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太幸福了。我终于有机会向您表达，您的小说《吉卜赛女人》如何让我欣喜若狂。我还是在战争时期读的。为了向您表达我喜欢这篇小说，我等了多少年啊。”
　　蒲宁从头到脚把她打量了一遍，眯起眼睛傲慢地、清楚地吐出每一个字:“夫人，您说喜欢我的小说，说明您的鉴赏力不错。但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如此急于向我表白？”
　　他离开苔菲向所有来客问好，留下路路一个人站在客厅当中。我走到路路跟前，她低声对我说:“我一分钟也不能再停留！”她的嘴唇颤抖，脸上的肌肉抽搐着。
　　“您不用劝我。我不能留下，不能！”她说。
　　我把她送到前厅，帮她穿大衣，竭力安慰她。她哭起来:“天啊，他多凶狠，多可恶。我多年梦想当面对他说……可结果呢，他干吗要那样对待我？”
　　我也几乎哭了出来。送走路路我带上门，回到客厅。蒲宁正同苔菲和阿尔达诺夫谈得很开心。
“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为什么要欺负路路？您不是……”
　　“您要知道，”他打断我的话，“欺负叫路路的女人不算什么！庸俗透啦！路路女士躲在墙角,在躺椅上大声发笑，就像女白痴伊萨•克雷默尔所唱的。您不该让路路这样的蠢货到家里来，还想同我认识。我正同娜杰日达•亚历山德拉互相说恭维话，可她像大门口的一条狗，‘汪、汪、汪’地向我扑过来，所以我把她痛斥了一顿。活该！看狗还敢扑我。”
　　“您要有点良心!”苔菲打断他说，“这是路路•康涅基瑟尔，刺杀乌里茨基的康涅基瑟尔的妹妹。”
蒲宁两眼紧盯着苔菲，“那个康涅基瑟尔的妹妹！”他问阿尔达诺夫，“您说，真是他妹妹？”
阿尔达诺夫羞愧地点点头:“是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很遗憾，一点不假。路路是列尼•康涅基瑟尔的妹妹，一个非常聪明迷人的女人，罕见的女人。”
　　“那您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蒲宁把火撒在我身上,“我怎能知道她是谁?全是您一个人的错。如果您事先告诉我她是康涅基瑟尔的妹妹……”
　　我不想辩解。阿尔达诺夫悲伤地叹息着，他真心喜欢路路，对她评价很高。
　　“都是您一个人的错!”蒲宁继续怒气冲冲地责备我，“您一个人的错。因为您我侮辱了英雄的妹妹，我决不原谅您。”
　　苔菲同情地点头:“您做得对，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好好教训她。痛骂她，把她撕成碎片！女歹徒得奥多耶夫采娃得罪了您这位可怜的先生。”
　　蒲宁看了苔菲一眼，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好像做得确实过分了，”他对我说话时已经改变了语调，“请原谅，或像在敖德萨所说的，‘我请您原谅，夫人’。我真是特别懊恼，不知道如何弥补。”
　　“根本用不着弥补，”苔菲寓意深长地说，“如果上帝恩赐，将来，也许还早一点，您还能同路路见面。您可以迷住她，这是您的拿手好戏。”
　　但蒲宁与路路再没相遇。1941年路路在尼斯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押往德国，死在毒气室里。

　　记仇、嫉妒、卑劣这类品质我从未在蒲宁身上发现过。相反，他善良、大度，甚至过分善良和宽宏大量，并极为慷慨。比如1930年他读了列昂尼德•祖博夫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第一部，认为是一部天才的书，便把作者从爱沙尼亚接到自己家里，一直赡养到自己死，尽管祖博夫到他家后带来很多痛苦和烦恼。除祖博夫外，外号叫“船长”的尼古拉•罗辛也经常住在蒲宁在格拉斯的家里。格拉斯寓所还住过其他人，尽管用蒲宁自己的话说，在获得诺贝尔奖金前，他们一家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经常隔一天吃一顿饭。蒲宁喜欢他视为学生和追随者的人围绕着自己，时常在他们的簇拥下出现在巴黎。爱说挖苦话的人把他们称为“蒲宁的农奴芭蕾舞团”。
　　蒲宁能做出近乎英雄的行为，这在德国占领期间不止一次得到证明。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家里隐藏过犹太人。他所有的缺点都是次要的，表面而偶然的，是他困苦的生活条件和疾病造成的。况且，他的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不应忘记，他的神经过敏是“可诅咒的遗传”，既来自他的酒鬼父亲，也来自他饱受折磨的母亲。是的，蒲宁非常神经质。可哪个俄国大作家不神经质？他们都是剥掉皮、神经裸露、良心颤抖的人。神经坚强的人成不了俄国作家。神经坚强的健康的俄国人可以成为工程师、医生、法学家，最不济的也能成为记者和评论家，但他们永远不会成为作家。这一领域没有他们的位置。俄国作家神经的敏锐、紊乱、衰弱常常达到需要住院治疗的地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但任何神经健全的人都没有他们那样的天赋，任何人也无法达到他们的精神高度，谁也不能像他们那样为文学增光，给读者带来如此多的慰藉。

　　蒲宁在亲近的人和家人当中非常随和可亲。尽管他同家里人吵架，但很快便同他们和好，原谅真正的或者假装的欺辱。他自己承认，他有时心胸特别狭窄。
　　1947年10月我们抵达茹安-勒-潘。我在茹安-勒-潘一点都不寂寞。相反，这几个月是我在国外这些年度过的最美好和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因为在这里的“俄国之家”我真正认识了蒲宁。
　　那一夜我没睡好，猛烈的西北风刮得护窗板噼啪响。风直到清晨才停止，但很快又刮起来。我被敲门的轰隆声而不是风吹打护窗板的声音惊醒。我赶快穿上衣服，走上阳台，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楼下人声嘈杂。我把身子弯在楼梯扶手上，看见“俄国之家”的经理罗戈夫斯基满脸通红，头发凌乱，拼命打手势，小厮、厨子和两个穿围裙的女人也在那里。所有人围着罗戈夫斯基转，都显得手忙脚乱。他大声向他们发号施令，嗓子都喊哑了。
　　我从上面喊道:“罗戈夫斯基先生,出什么事了?”
　　罗戈夫斯基扬起头，两只眼睛激动地盯着我。平时他见到我，总要重复一系列礼仪，深深鞠躬，露出微笑，并足行礼。可现在他连招呼也不打了，粗声粗气地对我说:“简直让人发疯！蒲宁明天来，完全出人意外！他发来电报，可我知道他下星期才来。”
　　他转向小厮和厨子，对他们喊道:“你们这群白吃饭的懒鬼，到处弄得肮脏不堪。我把你们通通轰走。给楼梯打蜡！快点！”
　　我决定回房间，告诉伊万诺夫这件事，但罗戈夫斯基向我挥手说:“请您等一下！”
　　他心脏不好，平时上楼梯上几级就要停顿一下，现在却向我飞跑过来，一步跨三个台阶。他站在我面前，还没喘过气来便说:“我有事请求您！请您……您也知道，蒲宁想要什么，无法拒绝。请您让出……”
“让出什么？我们的房间？不行，我不让。我用从法国小说预支的稿费已经付了六个月的租金。租的就是这间，而不是别的房间，我决不搬出去。”
　　“谁让您换房间了？” 罗戈夫斯基打断我，“蒲宁先生夏天就选好了自己的房间，现在空着。我说的是您房间里的桌子，我们放错了。我没考虑到。万一蒲宁先生要它呢？请您把这张桌子让出来，我给您换两把安乐椅。”
　　这是一张黑漆大餐桌，我和伊万诺夫都非常喜欢。我们两人可以同时坐在它前面写东西，互不妨碍。让出餐桌我很不情愿，可还是说:“好吧。但必须蒲宁亲口告诉我说他需要我们的桌子。”
罗戈夫斯基大声叹了口气:“哎，您救了我！蒲宁先生是个难伺候的人，动不动就发火。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可不得了。”
　　斜对着我们房间的一个房间门开着，小厮用刷子在刷红砖地板。房间很小，朝北，带壁炉，很不美观。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夫人住旁边同样的房间。
　　我很奇怪，不知蒲宁为何订了这样两个阴暗的房间。我们的房间要好得多。
“不错，这两间房间确实是他订的。信里重申不要其他房间。无法说服他其他的房间更好。天啊，一定得打扫干净。弄得人晕头转向！窗户还得擦干净，铺上地毯。”
　　第二天我和伊万诺夫站在“俄国之家”的台阶上，等候蒲宁一家的到来。罗戈夫斯基派出租车去接他们。
　　我们等了很久，已经一点一刻了，他们还没到。
　　“我们干吗非站在风口里傻等到晚上不可？”伊万诺夫气愤地说，“会感冒的。天很冷，寒风刺骨。”
　　他接着又抱怨道:“我饿了！让我们大家饿着等蒲宁一家，耍的是什么把戏？仿佛我们不能12点按时吃饭似的。”
　　可罗戈夫斯基决定，在打扫一新的餐厅里为隆重迎接蒲宁一家举行集体盛宴。
　　终于一辆老式汽车穿过大门，开进院子，响着喇叭，吃力地停在楼房前。一个小厮从汽车里翻滚下来，接着罗戈夫斯基以与他不相称的灵敏跳下来。他们两人像帮助女士或危重病人那样，想把蒲宁从汽车里搀扶下来。但蒲宁猛烈地推开他们——别妨碍！我自己能下来！他登上台阶，脸色阴沉，嫌恶地皱起眉头。
　　“天气坏透了！鬼知道怎么回事，我说过，不值得来。”他含糊不清地说，看见我和伊万诺夫，便问，“你们也在这儿？来了！您好！您好！”
　　他逗我，使劲发卷舌音:“您好！博尔加林。大概也后悔到这儿来了？寂寞得要命吧？”
　　没人搀扶蒲宁夫人薇拉•尼古拉耶夫娜下车，小厮和罗戈夫斯基都在忙着搬行李，她费劲地从汽车里爬出来，从地上一堆箱子中拎起一只，吃力地向台阶走去。
　　伊万诺夫从楼上朝她跑去:“薇拉•尼古拉耶夫娜，让我来。”
　　可她不想把箱子交给他:“不用，谢谢啦。箱子太重，我自己拎吧。我拎惯了。”
　　伊万诺夫一定要拎，她只得把箱子交给他。
　　“谢谢，我真累坏了。”
　　她扶着栏杆爬上楼来。我望着她，她变多了，老多了！她脸色过去也苍白，像一尊大理石塑像，现在一点血色都没有。她的头轻微地颤抖着。
　　她吻了我:“你们在这里，太好了。伊万会快活得多。”
　　蒲宁不高兴地说:“快活得多？你还说这种话。任何事，任何人也不能让我快活。”
　　我们在罗戈夫斯基陪同下走进旅馆，住在旅馆里的人在餐厅门口排成一队。蒲宁从他们身边走过，对他们连看都没看一眼，更不用说点头了。他径直上了楼梯，我们跟在他后面。
　　“蒲宁先生，”罗戈夫斯基不知所措地问道，“我们是等您来才开饭的，也许现在可以开饭了？”
　　蒲宁皱起眉头，继续往楼上走:“吃饭免了吧。我想躺下，躺下！累坏了。您明白吗？”
　　他爬到最上一层停住了，摘下围在脖子上的花色围巾，解开别在大衣领上的英国大别针。蒲宁是很在乎自己的外表和装扮的。
　　“你们当然听见了，”他对我和伊万诺夫说，“人们都在诽谤我！想弄死我！我不是卖身投靠布尔什维克了吗？在苏联大使馆为斯大林的健康干过杯，大嚼过鱼籽。可我，大使提议为斯大林干杯时，我马上把酒杯和夹肉面包放在桌子上，面包只咬了一口。我没吃他们的鱼籽，没喝他们的酒。这都是卑鄙的流言，谎话！”
　　当晚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来敲我们的门:“伊万请你们到他那儿去。呆的时间别过长，他累坏了，路上颠簸得很虚弱。伊万诺夫先生，请别跟他争论，别谈诗歌，别谈勃洛克或者叶赛宁，他容易激动。要是你们夸奖他的诗的话……”
　　尽管伊万诺夫总是尽量让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满意，但夸奖蒲宁的诗他还是不答应。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微微摇晃着头，又对我们两人补充道:“你们无法想象，我现在跟他多难相处。他折磨自己，也折磨我。你们记住，同他谈话要分外小心，赞同他说的话，决不要反驳他。我非常希望你们能让他开心，是他让我来叫你们的。”
　　我们来到蒲宁那间烧得很热的小房间里。蒲宁坐在壁炉前的安乐椅上，穿着驼绒长睡衣，便鞋，戴着宽边亚麻布蓝帽子。这顶帽子像只展翅待飞的鸟，一只落在他头上作短暂停留后准备继续飞向远方的蓝色的鸟。薇拉夫人从地上的一只箱子里取出一盒糖，递给我。
　　“这是尼洛斯送到车站的，”她解释道，“他送我们，还有廖尼亚……”
　　“别拿！”蒲宁打断她，“糖坏极了，不能吃。我拿了一块放在嘴里，马上吐出来。应当扔掉，不能拿这种糖招待客人。”
　　我还是拿了一块，糖好吃极了。现在糖也是稀罕物，说不吃能让蒲宁高兴，可我还是忍不住吃了。我又拿了第二块、第三块。
蒲宁并不在意，他又提起他的“敌人和迫害者”，他们有的在巴黎，有的从美国给他发信。
　　“他们想把我弄死！活活钉在棺材里！”他愤愤地说。
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微微摇头，脸色比早上更苍白，尽量让他平静下来，当然毫无用处。任何劝说也无法使他平静。我被牺牲的冲动所驱使，突然说:“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要不要桌子？”
　　蒲宁把脸转向我，他的脸由于充满怒火变得很难看。
　　“桌子？什么桌子？”
　　我急忙向他解释:“同书桌一样的桌子，非常好的桌子，很大，有两米长，使用起来很方便。”
蒲宁仍莫名其妙地望着我，我赶紧往下说，说得不连贯了:“它暂时放在我们房间里，如果您想用，我们乐意让给您。非常好的黑桌子。”
　　“黑桌子？”蒲宁眯起眼睛又问了一遍，“两米长？就像殡仪馆里停放死人的桌子？您竟想把它让给我？您是这个意思吧？对不对？”
　　我不知所措，我觉得把我和伊万诺夫都需要的桌子让给他是做了一件好事，他不可能为这种举动发火。可他望着我，恶毒地撇着嘴唇，像猛兽龇牙。
　　“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他重复说，“您想把黑色停尸桌放在我屋里。”
　　他停顿了一下，不等我回答，又说下去:“如果您的黑桌子出现在我房间里，我会用斧头把它劈碎，从窗户里扔出去。我决不住在放着黑停尸桌的房间里，我会觉得它正等着我死，好把我放在上面。”
　　我不知所措，我知道蒲宁怕死怕得要命，并且害怕与死隐约有关的一切。
　　“您不用客气，黑桌子留着自己用吧。”蒲宁说，“我请您饶了我吧。”
　　我更加窘迫，默默地望着伊万诺夫。可他幸灾乐祸地不开口，敏锐地观察蒲宁。我觉得自己完蛋了，在绝望中含混不清地说:“看在上帝面上，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您原谅。您别生气，我完全不是那个意思……”
　　蒲宁身子前趋，宽檐帽微微颤抖，像鸟准备起飞一样，不断变换着脸上的阴影。他的表情渐渐开朗，脸上的凶气消失了。仿佛微笑的表情代替了狼般的龇牙，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算了，算了。我不生气，”他温和地说，“您怎么哭丧着脸，快要哭出来了。那就不是您请我原谅，而是我请您原谅了。这是我最讨厌的。您心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侮辱了人，然后衷心地请求宽恕，歇斯底里地忏悔。这对我不合适。”
　　“托尔斯泰也一样。”伊万诺夫突然开口了。
　　“托尔斯泰虽然也忏悔，但不能让人信服，好像从未请人原谅过。”
　　“他做得太对了。请问，列夫•托尔斯泰向谁请求宽恕？为什么？”蒲宁接过伊万诺夫的话，活跃起来。托尔斯泰的名字对他产生了魔力，他崇拜托尔斯泰，能够一连几小时谈论他。
　　尽管伊万诺夫没读过蒲宁写的论托尔斯泰的书，但听到过蒲宁对他的议论，他装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好奇样子:“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您曾经是托尔斯泰主义者。”
蒲宁点点头:“那还用说，曾经是托尔斯泰主义者。”
　　“您大概同他很熟悉?”
　　“遗憾得很，很不熟悉，或者说根本不认识。只有一次壮着胆子走到他跟前，在街上同他说了几句话。”
　　蒲宁开始津津有味地描绘自己同托尔斯泰的会面，忘记他当着我们已经回忆过几次了。我们三个人听着，仿佛是第一次听到似的，装得很感兴趣。我非常满意。事实再次证明，善有善报。善同恶都像飞旋镖，能返回投掷它的人手里。桌子留在了我们房间里。
　　蒲宁在“俄国之家”的生活让别的住户感到惊奇和痛苦。蒲宁的到来对他们是件大事:竟然同蒲宁住在同一屋檐下，在同一间餐厅里用早饭和午饭，甚至坐在同一张桌子前，经常同他见面，也许还能同这位诺贝尔奖金得主交上朋友。
　　然而他们大失所望，蒲宁总呆在自己房间里，只是散步或偶尔到尼斯去才出屋门。早饭午饭他都不下楼，天性过于善良的薇拉•尼古拉耶夫娜不想过分麻烦小厮，自己把放着调料瓶和碟子的沉重托盘端上二楼。除了罗戈夫斯基、偶尔从尼斯来的阿尔达诺夫和克利亚金、我和伊万诺夫，蒲宁谁都不接待。他穿着睡衣和便鞋，整天呆在烧得很热的房间里。他只在散步前穿衣服，刮胡子，一回来马上换上睡衣，戴上绣花小圆帽或亚麻布宽边帽。
　　我们同住在一层，他就身着“便装”到我们房间来。他通常早饭后来，坐在我们惟一向窗的安乐椅里。谁也不会像他那样，迫使听他讲话的人同他一起感受他的思想感情，用他的眼睛看，用他的耳朵听。他同他们分享自己的欢乐和痛苦，把他们变成自己生活的参加者，与自己一起感受，仿佛他谈的是他们而不是自己。他与听众之间的界限仿佛消失了。
　　蒲宁只在黄昏时散步，尽管薇拉•尼古拉耶夫娜一再劝说他，因为他每次都冒着感冒的危险。她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蒲宁散步的结果是他患了肺炎。而且不仅这次，第二年他和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又到茹安-勒-潘来了，又患了肺炎。
　　谁也无法改变蒲宁的固执，连他自己也不行。他自己清楚，“这是回光返照——死亡”。可他每天都冒着得病的危险，只为了看一眼美丽辉煌的地中海落日。而且他平时总是独自散步。蒲宁这样解释自己喜爱孤独的癖好:“我受不了别人陪伴。何必让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在我身边胡说八道，或者更坏，像傻瓜似地发出赞叹:‘噢，奇妙的云！得画下来，不然别人不相信。’如果默默地走着，像母牛辨认新家门那样张望，也让我讨厌，惹我生气。那就像用肚子感受大自然的美。那样有什么快乐可言！”
　　是的，不管多奇怪，蒲宁总能享受与大自然交流的快乐，哪怕是极短暂的交流。一阵风，清澈的空气，临近的雷雨，光线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激动快活，让他欣喜若狂，也让他受尽折磨。

　　蒲宁的视觉、听觉和嗅觉比一般人敏锐得多，他说自己年轻时能看到别人用望远镜才能看见的星星，能听到几俄里外到他们家去的马车铃声，并根据声音判断来的客人是谁，还能闻出任何一种花香，蒙住眼睛仅凭花的香味就能辨别出是红玫瑰还是白玫瑰。“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蒲宁说，“我和前妻阿尼娅到敖德萨郊外她的朋友家去，晚上走进花园，透过南方温馨芬芳的花香，我闻到木犀花的气息。‘你们这儿还有木犀花？’我问女主人。但她把我取笑了一番:‘怎么会有木犀树呢！尽管您的嗅觉像猎狗一样，可是瓦尼亚，您还是错了。这儿有玫瑰、夹竹桃和洋槐等等，就是没有木犀树。你可以问园丁。’‘咱们打赌吧，’我提议，‘赌五百卢布。’我妻子生气了，说:‘你准输！’但赌还是打了，而且赢的是我。我在花坛里来回走了一夜，直到天亮。我终于找到了木犀树，它躲藏在观赏植物的阔叶下。我多么幸福！我跪下来吻生长它的土地，连碰它一下都不敢。我觉得它是童贞的，不允许触动。我高兴得哭了。”说到这里他望着我:“您干吗这样看我？不相信？心里想我在撒谎？”
　　我觉得脸红了:“难道您真哭了？”
　　“真哭了。我容易哭，这是父亲的遗传。现在也会由于各种原因落泪，痛苦啦，委屈啦，高兴啦。特别是由于爱情的悲伤，还有妒忌。我是非常爱妒忌的人，这是一种痛苦。”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我完全没想到蒲宁爱哭，我无法想象眼泪从他那双敏锐而冷峻的眼睛里流淌出来。
　　“这与您对我的看法不相吻合——您觉得我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自我中心主义者，把自己视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是不是这样？”他说，“但您想过我的心灵没有，我的心灵的视觉和听觉同生理上的一样，同样敏锐。我对痛苦、幸福、欣喜和忧愁的感觉比一般人敏锐一百倍。有时忧愁得真想对着月亮哀嚎，幸福得又想跳起来。是的，甚至现在，我都八十多岁了。我现在能有什么幸福？生命的终结像生命的开始。乞丐般的忧伤的青春，乞丐般的艰难的老年。多少屈辱啊！伸出手乞讨——赏给伟大的作家、诺贝尔奖得主一点钱吧！可我是个极端骄傲的人，永远把荣耀和崇拜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您可以想象一下我现在的处境如何，啊，想象一下……”

　　蒲宁身上有种东西总让我感动惊讶，我每次同他见面时，仿佛看见某个生活阶段的他。有时他在我们房间里谈话，刚才还把紫灰色的沉重的眼皮垂在微微发肿的机警的眼睛上，用忧郁的老年人的眼睛绝望地张望着，嘴唇无力地蠕动，但很快就显得非常年轻，他的眼睛忽然充满了勇敢和征服一切的欲望，显然，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他微微低下头，我看不到他的眼睛。窗外地中海夕阳的余辉和室内的炉火同时映照在他脸上，他的脸渐渐失去少年时欢快和凶狠的光泽，变得苍白，既不年轻也不苍老，一张聪明而没有年龄的脸。
　　“不管多么奇怪，墓地永远吸引我。”他突然把话题从诺贝尔奖得主转向墓地，弄得我有些不知所措。
　　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这一生多少次见过死亡，写过死亡。您还记得我写的理智女神的坟墓吗？”
　　“我记得。读了您的小说,我到过蒙马特勒公墓，找到她的坟墓。”
　　“这很好，”他称赞道，“如果没去过，为了让我高兴现在编出来也很好。”
　　“我确实去过。”
　　他点点头:“我相信，嗜好墓地是俄国人的民族特征。节日期间工厂工人一家都到墓地野餐，带着茶炊、冷盘，当然还有伏特加，缅怀亲爱的死者，同他一起度过欢快的节日。开始时拘谨而有节制，可后来一下子欢乐起来，俄国人的欢乐，喝酒呀，跳舞呀，高声唱歌呀，有时打架甚至动刀子。墓地又增添了一座新坟，是拜谒亲人坟墓的结果。”
　　蒲宁看看表:“马上就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怎么还不来？您大概想走了，跟我在一起无聊了吧？”
　　“您说什么呀，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我非常喜欢……”
　　他结束谈话:“有趣而有教益？我知道，知道，一点都不怀疑。谁都爱听恭维话。”
　　他嘲讽地眯起眼睛，提起睡衣的衣襟，迈着小步走进薇拉•尼古拉耶夫娜的房间。我跟在他后面。
　　“我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坐，哪怕走进一间肮脏的房间，也不那么压抑。仿佛呼吸轻松了。”蒲宁说着，坐在一张铺着五颜六色印花布的扶手椅上，靠近窗户。
　　“我是游鱼。从未听说过这个词吧？游鱼是指某些哥萨克。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总想游荡。我一生都是这样的人，我差不多走遍全世界。”他闭上眼睛，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头垂到胸上，大概睡着了。我站起来，蹑手蹑脚地向房门走去。蒲宁突然把头仰到椅背上，用冷峻的目光逼视我。他望着，很得意，还有点幸灾乐祸，仿佛当场把我捉住了似的。
　　“干什么？要跑？以为老头睡着了。怎能这样呢！”他看到我不好意思，又和蔼地解释道，“我一早上都在回想各式各样的小说——那些想写而没写的小说。现在想起一个美妙的故事，墓地的故事——正是我们谈话的继续。”他的声音变得快活，语调中含有不允许反驳的意味，“坐下，我讲给您听。还好，您没有急事。听我讲故事，有急事也该放在一边，是不是？”
　　“不仅应当，而且不能不放在一边。”我说着，又在他对面坐下来。
　　他绘声绘色地讲起来，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一次也没打断他。他讲得多出色啊！我从未想到能这样讲述——这样生动、形象，让听的人仿佛看到他所讲的一切。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门开了，薇拉•尼古拉耶夫娜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抱歉的表情，她同我握手。
　　“没忘了买火腿？”蒲宁粗暴地问道。
　　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把买的一包东西递给他，他急忙打开，大声称赞:“火腿真不错！新鲜！肥肉稍多了一点，正是我爱吃的。薇拉，你真行！”
　　她微笑着，在他背后诡秘地向我点头。我们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火腿好使蒲宁情绪变好了。他有时也可能会嘟囔:“火腿坏透了！连买东西都不会。白花钱，我不吃。”话虽这么说，照样吃得一点不剩。
　　蒲宁对火腿的态度很复杂。战前一次医生让他早餐时吃火腿，蒲宁一家从未雇佣过仆人，薇拉•尼古拉耶夫娜不想大清早去买火腿，便头天下午去买。可蒲宁夜里醒了，走进厨房把火腿吃了。这样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把火腿藏到最难找的地方——锅里，书架上，可蒲宁总能找到。她千方百计藏到蒲宁找不到的地方，结果他夜里把她叫醒:“薇拉，火腿放在哪儿了？怎么搞的？我找了一个半小时了。”薇拉•尼古拉耶夫娜从床上爬起来，从油画框子后面的隐蔽地方把火腿拿出来，顺从地递给蒲宁。第二天她便早起半小时，赶在蒲宁睡醒前去买火腿。
　　我们坐在壁炉前。蒲宁感冒了，他已经两天没走出烧得极热的房间。他坐在安乐椅上，一条腿高高放在另一条腿上，不停地掖骆驼绒睡衣的衣襟，脸上现出嫌恶的恼火表情。他头上戴的不是呢帽，不是便帽，而是他平时散步戴的羊羔皮帽。
　　“我的心情坏透了，”他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好像我看不出来似的。我不说话。我从以往的经验中知道，蒲宁心情坏透了的时候不应说话，不管说什么都惹他生气。我感到尴尬。也许我最好离开。不声不响地离开。但我下不了决心站起来。
　　蒲宁心不在焉地望着炉火，慢慢地，仿佛若有所思地对自己说:“老年多么让人厌恶！可青年时代也并不好。多少艰难困苦，孤独得怕人，一贫如洗。这一切后来我连回忆都不愿意，从记忆中划掉了。可现在，不行，都浮现出来。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我从青年一下子跨入老年。其余的都不存在了。”
　　他弯下身子，用火钩子扒拉劈柴。他做得小心翼翼，并没有恶狠狠地用力拨，那样火星就会四处飞溅。看来他并没有生气。我们在茹安-勒-潘共同度过的一个月，我已经研究透了他情绪的变化和他的习惯。他大概想谈自己，“陷入自己的过去”。我等待着。他又若有所思地说下去:“大家都认为《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是我的自传。很多，很多，最沉痛的事我没有写。《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比我的生活快活得多。小说中很多东西被遮掩了，阴暗被冲淡了。可没有人相信。这让我很不愉快。”
我鼓起勇气问道:“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为什么不对《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做解释，让大家真正了解呢？”
　　他皱起眉头:“不，不需要。我也未必做得到，我试过真实地写自己，没有成功，可能由于内心的羞怯。我本性极为腼腆、纯洁、羞怯，尽管谁也不相信。我有点愧于写真实的自己。”
　　“可在您的信中呢？您写的信非常感人。”
　　他又皱起眉头:“用不着提信，谁那时在信中真实地写过自己？永远得考虑到信是写给谁的，里面有多少虚假的话，有多少奉承收信人的愿望，或者有多少自我吹嘘的成分。不过是文辞华丽的文学作品。我一直记得我的信被所有的人收藏，有我死后发表的危险。尽管我多年恳求并在遗嘱上声明，把我的信通通烧毁，一封不留。难道谁会在信中完全真诚、真实和坦率？特别是作家，在生活中可以真诚，在信里却不行。”他停了一下:“不行，我自己写不了自己。我没有也不会有好的自传，有时感到很遗憾。”
　　“可也许有人会写得出色，既在这里，也在俄罗斯。”
　　他固执地摇摇头:“无稽之谈。谁也写不出来。主要是没人能写，要正确地写一个人，不仅需要了解这个人，还得同他相等，如果不在所有方面，起码也在很多方面，主要是天才和智慧方面。侨民当中谁能和蒲宁相等？周围都是一群微不足道的人，吹鼓了的青蛙。只会傲慢，脑袋想象的只有自己。我说的是老作家——到这里来的名声好的和名声不好的作家。难道他们中间有谁能同蒲宁相等？或者在新作家当中？”
　　“在俄国开始有人对我感兴趣，但谁也不能真正为我写传记。”他又说，“根据材料写，这是死板地写，有股死尸味。统计加插图？不行！永远没人能写。梅列日科夫斯基说得对，‘每本写拿破仑的新书都像落在他坟墓上的一块石头，妨碍我们理解并看清拿破仑’。我的情形当然也会这样。最好谁也不写，任何时候什么都不写。”
　　我不同意，抗议道:“正确地写您的作家并不一定是同您相等的作家。写传记是一种特殊的才能，很多人缺乏这种才能，有时就连天才的作家也缺乏这种才能。比如吉皮乌斯，她的散文写得并不很好。她是诗人、评论家，不高明的散文家。《生动的面孔》是例外。”
　　我不该提起吉皮乌斯，蒲宁已经把他希望什么样的传记的话说完了，不再想听谈传记的话了。我尽量想把他拉回到先前的话题。但他开始描绘一次他在场的时候吉皮乌斯如何在尼斯购买绸带和蝴蝶结。但那时我还是问道:“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如果有一天我非常想写您，您让我写吗？”
　　他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仿佛第一次看见我:“您不是只写诗和小说吗？”
　　“万一突然想写呢，所以我先问一声。什么都可能发生。不是现在，以后，老了之后。”
　　“我死之后？”他犹豫起来，“怎么回答您呢？我即使禁止，您和别人也不会听的。不如我允许吧。尤其是，我无法想象您戴着眼镜写回忆录的样子，不停地从手提包里掏出记事本，用娟秀的小字记下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回忆录作家完全是另一类人，像翻译家一样。对他们来说别人的比自己的亲近。而诗人是抒情的人，不管他们写什么，总离不开‘我自己’。您和我一样，首先是诗人。不过您真会听人讲话，这一点我很喜欢。这很好。”
　　“那还用说！如果蒲宁同我一起呆过那么多时间，我怎能不会听呢。对他，就像那时对别雷一样，我是最好的交谈者——听众。用别雷的话来说，‘积极的听众’。”
　　蒲宁又拨弄壁炉里的火，小心翼翼地翻转木炭。“您问我是否允许您写我，”他停顿片刻说道，“我不仅允许，还乐意知道您什么时候做这件事。”
　　他得意洋洋地望着我，毫不怀疑他的宽宏大量会使我幸福。我觉得他在期待我虔诚的感谢，于是说道:“谢谢，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今天晚上我开始写日记，记下有关您的一切。”
　　他点点头:“这再好不过了。一定要写日记，您会看到这对您多有用。这能帮您真正理解我，不仅认识我，也认识您自己。您大概同很多人一样，把自己想象得与实际不同。”他停顿了一下，“可我真正‘认识了自己’，不比苏格拉底差。您一定得记日记。”
　　可我还是没记日记，我那时完全没有写蒲宁的打算，不论蒲宁还是别的人我都没打算写。可谁又知道呢？没有这次谈话，我也许不会如此详细地讲述我同蒲宁为数不多的几次会面。
　　不，我并不奢望写出“活的蒲宁”。这未必有人能够做到，他是个多方面的人，无法从某个角度写，无法用任何尺度衡量。也许，我写的这些文字能帮助人们透过云雾看到蒲宁，听到他的声音，使无缘与他见面的人在瞬间感觉到他的存在。

陶北

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