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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南方周末汉学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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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6 22:14:2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读《左传》不如读《红旗》？”——专访罗多弼 . 罗多弼１９４７年生人，属猪，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因为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学生，在“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上，罗多弼是各路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但很多人不知道，罗多弼跟中国文学最深的渊源其实是他写于１９８０年的博士论文：《１９２８一１９２９年期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此后，他的研究领域转向中国思想史。 “中国的经验告诉我，真理和谎言的区别不能是任意的”——罗多弼       和许多在“全球左倾”的１９６０年代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少壮派汉学家一样，那时候中国的一切都能引起这位远在北欧瑞典的年轻人的好奇。在家乡瑞典北方小城市的书店里，多卷本的毛泽东著作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马悦然上课要讲《左传》，遭到罗多弼和他的同学的一致反对：不如讲《红旗杂志》。     同为“１９６０年代制造”的汉学家，罗多弼和他的德国同行顾彬有很大的不同。     在“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的圆桌论坛“汉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上，顾彬重提他几个月前抛出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这次的言辞更加形象、锋利：“１９４９年之前的中国文学是五粮液，１９４９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是二锅头”；“中国没有话剧，没有小说”；４９年以前的作家都是翻译家，４９年以后的都不是，一个作家应该用外文的体系来看待自己的母语……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激动难捺，针锋相对地指出，因开骂中国文学在中国“暴得大名”的顾彬，以霸道而偏激的全称判断吸引大众媒体的眼球，已越出一个学者应恪守的界限；他为中国作家开出的学习外语的药方则更加不切实际，不通外语的沈从文同样写出让世人惊艳的文字。     罗多弼对顾彬的看法不以为意。他认为中国和中国文学有远比顾彬的表述更复杂的现实。话题拉杂展开，自由散漫，然而其中很大一块居然是围绕“红色中国”的。看起来这是我们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罗多弼的笑容纯真、坦率，像一个坐着麋鹿突然降临的北欧小男孩。 当年马悦然上课要讲《左传》，罗多弼和他的同学一致反对：不如讲《红旗》“为什么美国不和红色中国建交？”     南方周末：说来有些话长，您是１９６８年开始学汉语的，那个时候家里反对您学这个专业吗？那时候瑞典人，比如您的家人对中国话是什么印象？     罗多弼：只要我愿意学习，无论学什么家人都不反对。我是在瑞典北方的一个小城市里长大的，刚开始我对外语特别喜欢，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背英文，接着又把俄语学了。１４岁的时候，也就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我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记者采访高本汉，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说起中国。那时他差不多４５岁，我感觉他很有魅力。他讲了自己的很多故事，讲了辛亥革命，讲了他２０世纪初去中国，路途很远，要坐船，到中国之后，他从海边深入到中国腹地，去山西太原调查方言，还要骑驴，还要和当地农民交谈……这一切对于十三四岁的我来说，太神奇了！那时，高本汉就是我的偶像。     几年之后，大概是在１９６３年，我代表瑞典去美国参加一个学生交流活动，在纽约待３个月。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接见我们，跟我们交谈。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不和红色中国建交？罗伯特·肯尼迪有些措手不及，他想了想，才说：美国只承认那些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只和那些被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建交。他的答案并不能使我满意，我想，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美国也是这么大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怎么能彼此视而不见？     可见，我当时已经对中国产生兴趣了。我差一点学了国际关系。不过我觉得哲学跟语言、文学关系更为紧密，它可以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     实际上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中文。那时候我的政治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年轻的时候我加入了瑞典的自由主义党。     “文革”的爆发对我有相当的影响，１９６９年我就退党了，我觉得我的思想比自由主义党更“左”，我对他们不满，但也没有加入共产党或者社会民主党。１９６８年，我开始学中文，这里头有个契机，我听说一个叫马悦然的年轻教授，刚从澳大利亚学成回瑞典，教中文，很有魅力，而且他对文学的兴趣要比高本汉浓一点。我就去追随马悦然了。当时，欧洲到处在搞学生运动，我开始读毛泽东的书。     南方周末：那时候一个瑞典人能很方便地看到毛泽东的著作吗？     罗多弼：是。非常方便，什么书店都有他的书：精装封面，两层，上面一层是白色的塑封纸，下面一层是红色的，有毛泽东的头像。“左”倾的著作不止毛泽东，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九大文献，我们都有研究。     南方周末：是学者才研究吧？     罗多弼：不不，我们的报纸有很多文章，不仅左派看，比较保守的人也看。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可能对我们不太合适，但它在中国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学中文的人这方面就更热情。     马悦然当时可能有点不高兴，有一个学期，他要讲《左传》，学生们说，读《左传》还不如读《红旗》杂志。马悦然很开明，虽然不高兴，也同意了。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觉得毛泽东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问题。毛泽东说要“又红又专”，“红”比“专”更重要，我们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他说要“缩小三大差别”，我们也觉得不错，这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平等。     南方周末：该读《左传》的时候，你们读《红旗》杂志，那你们这一代汉学家的古文功底是怎么锻炼出来的？还是你们的工作语言就是现代汉语？     罗多弼：我跟你说的这个现象比较短，可能四五年。没有教《左传》而教《红旗》杂志这个具体的现象是一年。你应该意识到，瑞典的传统汉学就是古文，高本汉给马悦然上课的时候，教了三个星期的白话文，然后就是《左传》。到马悦然教我们的时候，大概三分之二是现代汉语，现在古文的比例更小了。“看哪看哪，阿尔巴尼亚人！”     南方周末：您后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在香港那段经历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罗多弼：非常重要。回顾起来是我一生最好的时光之一。我第一次有机会跟中国人成为很熟悉的朋友，我生活在一个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环境里，非常之高兴。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光会看一些中文，但不会讲不会写。半年以后，我有机会坐火车从广州到北京，回到香港之后，中文大学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让我用汉语演讲我在北京的见闻。     还有两件事，我觉得跟我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有关系。第一件事，刚到香港的时候，他们跟我讲一些很残忍的故事。我当时想，他们说的也许对，但你从宏观的视角看，他们的经验还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好的东西，所谓“现象”和“本质”，正面代表本质，负面的是现象——这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教训。这个观点共产党很喜欢用，儒家也有很多这种东西。     但实际上，我们应该面对具体，而不是笼统地抽象。后来后现代主义出来的时候，我也非常反感。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很极端的相对主义。当然，我明白“真理”这个概念很复杂，不过还有真理和谎言的区别，生活在中国的人应该最清楚这一点。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住在火车站附近，有一个早晨我上街散散步，我就听到对面两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指着我说，“看哪看哪，阿尔巴尼亚人！”（笑）。     南方周末：（笑）可能那时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惟一的“外国”就是阿尔巴尼亚。     罗多弼：是。当年的北京和今天的北京不一样。但是我也有另外的经历。我坐火车从广东去北京的时候，跟我一个车厢的中国老百姓并不像有些书上说的那样怕我，相反，我引起他们的好奇，他们很喜欢跟我讲话。     “文革”当然是一件非常非常坏的事情，但是也不需要夸大，说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一点友好都没有，对陌生人都特别戒备，我跟列车上的普通中国人有很多有意思的交往。他们问我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你们欧洲人的主食是什么？我就问他们一些政治问题，比如怎么看现在的社会形势，他们争着给我背毛主席语录，他们很高兴，好像这是一种玩笑、一种娱乐。可能他们家里也有一些很残忍的事情，但当他们跟外国人谈论这些的时候，这变成一种很好玩的东西。     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６年，我在北京当外交官，我开始理解宣传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当时，中国的外交部给我们配了一个手艺很好的厨师。他很热情，我们跟他关系很好。有一天，他突然没来。我就到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去问是怎么回事。他们跟我说，你汉语说得不是很好，你弄不明白。更具体的事情他们不愿意跟我讲。这个人一直没有回来，直到毛泽东去世，我们才知道他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抓了。     南方周末：一个厨师能有什么政治上的问题呢？     罗多弼：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或许有关。当时台湾出了一套《中文大辞典》。他问我什么地方编的，我说台湾编的。他说，怪不得，我们这里不会出辞典。当时正在“批林批孔”，他说他觉得很奇怪，怎么连孔子也批判。我想他说的这些话已经有足够抓他的理由。     在中国那三年，我经历了好几次政治运动，但当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批评周公就是批评周恩来？为什么说林彪是儒家？我在使馆的任务就是读这些。     你知道他们说林彪是儒家的证据吗？就是在林彪出事之后，他们在他家里发现一个写着“克己复礼”的纸条。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很多中国人都会写。你知道是谁发现了这个证据吗？乐黛云的丈夫汤一介，因为当时他参加“梁效写作组”（“文革”时期，“四人帮”组织的写作班子，成员为清华、北大两校教师，取“两校”谐音），领导就派他们到毛家湾去找证据。这件事后来被乐黛云写在她的自传里，公开发表了。我很佩服乐黛云和汤一介的勇气。     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那个时候中国有不少御用学者，学术上非常高明，也同意这种风气。你知道冯友兰，蒋介石掌权的时候，冯友兰马上写信祝贺他，毛泽东掌权，他也一样。毛泽东就回答说，做人要老实一点。我不清楚冯友兰的想法，但我明白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７０年代的汉学著作把中国美化到荒唐”     南方周末：我想知道，当时您在北京的生活圈子有多大？除了使馆这个圈子。     罗多弼：我的生活圈子也就限制在使馆。我跟中国人可以简单说两句，但是不能说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南方周末：我采访了几个跟您年龄相仿的汉学家，他们都是在１９６０年代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您认为，全球左倾的１９６０年代对汉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罗多弼：很大很大，非常不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１９７０年代的汉学著作，把中国美化到荒唐的地步。     南方周末：您自己写过这样的著作吗？     罗多弼：文章写过。书我很庆幸（没有）。那个时候，我太年轻，没来得及。我最不好意思的文章……     南方周末：是您的博士论文吗？     罗多弼：不是。那篇文章可能题目很“左”，但我的分析是很客观的。通过做我的博士论文，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那么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悖论。我最不好意思的文章，是１９６９年写的中国当时的监狱和劳改制度，我的题目叫《治病救人》。我认为中国当时以思想改造为主，对挽救一个灵魂很好。  据周振鹤说，在１９世纪之前，在华传教士所编中外对照字典数十部，但最先公开出版的是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时代的中文－法文－拉丁文对照词典，几年之后就是马礼逊的《中国语言词典（Ｔｈ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这套词典分６卷，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２３年，前两部五卷是按照部首及音韵排列的汉英字典（中文名分别为《字典》与《五车韵府》），第三部一卷是英汉字典，无中文名。     “这部词典到现在大部分中国学人还不知道，日本人早已经把它影印出来了。”周振鹤说，“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以葡、意、法、西等国居多，而这些国家的语言加上他们共通的语言拉丁文恰恰是中国人的弱项，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迟迟没做。但我们不做，外国人就做了。二十年前，日本已经翻译了《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我们二十年后才做这事，翻译得还没有人家好。”     目前，周振鹤和张西平最欢迎的是有小语种背景的研究生。因为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庞大的、需要从目录学做起的宝藏。张西平要求所有他门下的学生，必须学习拉丁文、法文、葡萄牙文，“一本书一本书去做，不要着急，我们这代人过去就过去了”。    南方周末：在您的博士论文里，对您感兴趣的问题给出什么答案了？     罗多弼：我当时想得很简单。我认为，毛泽东的文学鉴赏力很强，他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他禁止的东西他自己能欣赏。而鲁迅是非常的好，所以毛泽东也不能不觉得好。而且，虽然鲁迅没有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但是他跟毛泽东都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思想很犀利。鲁迅说的“痛打落水狗”，这句话毛泽东当然也会赞成。不过，鲁迅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说他是什么“文学革命的大将”这样的说法，有点可笑，他是一个批评家，他不是歌颂家。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马悦然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一次他陪我们大使去递交国书，那个时候毛泽东是国家主席。大使和马悦然提前准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言稿，说中国的文化多么好。毛泽东听了以后，他说，你说得不好，中国文化根本没有什么传统，只有三个东西值得保留：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中医，第三个你不好猜：麻将。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南方周末：做完博士论文之后，您是不是跟中国文学的关系就不大了，因为我看到，您后来就去研究戴震、研究儒家了。     罗多弼：对。这个跟我性格有关系。我对文学的理解力有点不太好，不过还能欣赏，所以我常看一些诗歌。比如我非常佩服的诗人冯至，我和我太太翻译了他的十四行诗，文字非常美，也很有内容。不过，我一直是以思想史研究为主。我对“五四”运动有一些研究，后来我对戴震、儒学、鲁迅，还有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都有研究。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叫《从毛到财神》。   “我们认为你们早就站起来了”     南方周末：顾彬几乎是和您同时代的汉学家，他比较看重精神和理想层面的东西，他觉得毛时代至少提供了信仰的空气，但现在的中国人忙着赚钱了，这让他很失望。您有这种感觉吗？您认同顾彬对１９４９年之后中国文学的评价吗？     罗多弼：归根结底我不同意顾彬，尽管我可以理解他。毛泽东以后，中国文学的形式都是一个模式，在形式方面需要有所突破。所以很多文学家开始重视文学形式。这是需要的。它是一个新时代的实验。虽然我自己最欣赏的文学是需要有精神上的内容，否则我不感兴趣。     但是文学也不断需要形式的变化才能好好地表达一种深刻的内容。所以，毛以后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形式方面的多样化，我欢迎。况且，中国也有很严肃的文学。自从朦胧诗人、伤痕文学，一直到李锐、王安忆、残雪、余华……这样的名字我能说出二十几个。     南方周末：这样的作家，在您的国家是主要被学者所阅读，还是能进入大众的阅读范围？     罗多弼：基本上没有被大众阅读。很可惜，不过这不一定跟这些作品的内容有关系。在瑞典，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流行的文学一部分是瑞典的，一部分是英美的，其他语言的文学虽然有些被翻译成瑞典文，不过读者很少会读。这些中国作家的书可能有两三千本发行量。   西洋传教士所绘身穿洋服、头戴假发的雍正皇帝像　　本报资料图片    南方周末：中国作家每年围绕在马悦然周围的公关活动确有其事吗？     罗多弼：你是指作家去瑞典跟马悦然谈？这个有是有，但是比较少。但是不断有人跟他联系，发电子邮件，寄作品给他。虽然我跟马悦然这些事务没什么关系，作家们也会找我。很多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很强调诺贝尔奖的重要性。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根本问题。这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有关系，也跟中国人的自信心有关系。某种意义上，中国人还在向世界证明“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实际上，我们认为你们早就站起来了。对于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比其他国家作家积极得多，惟一的例外是韩国，他们对此好像还要热心一些。     一方面，顾彬的论点有点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我们和你们必须付出的代价。用刘再复的话说，这几年，你们从一个独唱的社会进入到一个复调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我是觉得现在很多中国人缺乏理想，需要重新开始有一个信仰。但为了寻找这个信仰决不能回到过去的时代。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之后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恢复了一个可以用的语言，最早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是王蒙、张洁他们那一代人。这和德国的情况很类似。你听说过一个叫“４７年团体”的组织吗？二战以后，作家们认为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一个健康的语言。     南方周末：对，我知道。甚至歌德学院的成立跟这个都有关系。     罗多弼：格拉斯来过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我很激动，因为它非常重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里很有市场，跟“进化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有关系。你们和你们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认为，越是新的思潮就越好。既然“后现代”在“现代”之后，你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就更好。     南方周末：在瑞典像您这样想的知识分子多吗？您受过理想主义的教育，可比您年轻的学者也这样想吗——认为后现代非常荒唐？     罗多弼：你猜对了。很多瑞典年轻人对后现代很喜欢。我反对这个，跟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中国的经验告诉我，真理和谎言的区别不能是任意的。“从孟子身上有所得”     南方周末：进入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儒家在中国有复兴的趋势。有好几派，有一派是新儒家，这一派里极端的人认为应该把儒家奉为国教。您对这种提法怎么看？     罗多弼：现在中国人在寻找药方，寻找信仰：儒家、基督教、新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我认为对寻找药方这件事应该持怀疑态度，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药。作为现代人，我们要承担的第一个责任应该是自己界定我们是谁，自己界定自己的价值观。可以参考别人的体系，这和１００年前不一样。那时候你一出生，你就成了基督教的信徒，爸爸、妈妈、学校告诉你什么是对，国家像一个大的教会。但现在，每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责。有人面对这个任务有点受不了，就去找一个他们可以把自己寄托于其中的传统。这方面最极端的就是原教旨主义者。这个在我心目中就意味着，你不能为自己负责，你需要一个人或一个学术来托管你。     我不认为中国人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儒家传统上，但是儒、道、佛这三教传统都值得看，你可以随便看，保证能丰富你的人生。儒家传统里我非常喜欢读《孟子》，我觉得《孟子》看似简单，但有很多深刻的道理。我这么说不是号召大家学孟子，我是说罗多弼从孟子身上有所得。     南方周末：我能这样概括您的观点吗，任何信仰只要成为原教旨主义信仰都是非常可怕的。     罗多弼：不一定可怕。不过我的人生观是，如果一个人长大了，他就要对自己负责任。     南方周末：这是西方的文化传统。是康德提出来的。     罗多弼：是。不过孔子也说，“君子不器”。我想很多传统里都有这种想法。我对儒家的理解比较多，对道家的学习少一点，不过可以说我喜欢道教，道教有自由理想。     南方周末：北大学者李零做过一个统计，如果按出版物的数量计算，《老子》、《易经》、《孙子》对外国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孔子，为什么你把孔子当作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罗多弼：《孙子兵法》的销量有一个特别原因，因为有些人告诉西方人：如果你读这个，你就可以做生意。当然这是一种“东方主义”，跟现实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条宣传法宝，是说这个可以教人打仗，所以，瑞典最高的军事学校也读《孙子兵法》。     道家作品翻译得多，原因更深刻一点。我想可能因为很多西方人喜欢道家的自由思想。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enews/20070405/cul/news/200704/t20070404_17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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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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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6 22:15:50 |只看该作者

视野·心态·精神——如何与汉学家对话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enews/20070405/cul/news/200704/t20070404_17075.htm 作者:陈平原 最近几年，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很强调跟海外汉学家对话。像北大每年一次的“北京论坛”，请了很多著名的外国学者，高规格招待，每回的开幕式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上海则有“世界中国学论坛”，也很壮观。这回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现在，各个大学对此都很重视，花大力气引进，最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文学没有诺奖，别的大奖也行，反正要的就是“国际著名”。我赞赏这种开放的心态，但我更关心：请来了“大牌学者”，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跟他们对话，用什么样的策略跟他们交流。我曾经说过，即便“国际学界”成为一个整体，别的专业我不敢说，人文学永远是异彩纷呈，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一个标准。不管以哪个为主导，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标准，都不是好事情。在我心目中，所谓学术交流，主要目的是“沟通”，而不是“整合”。缝隙永远存在，“对话”只是有利于消除误会，也有利于提升各自的学问境界。汉学大会上，德国汉学家顾彬再次“放炮”，被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柯雷指为“玩儿游戏” 图／王嘉宁    接下来，我想具体讨论一下“对话”中可能面临的三个问题。     首先，与汉学家对话时，应具备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我们必须意识到，“汉学家”并不等于“国际学界”；相反，所有的汉学家，都有与其本国学术对话的欲望与责任。过去，我们将汉学家作为中国人与其他国家主流学术对话的桥梁，而今天，由于旅行、留学以及译介的突飞猛进，很多学者已经能直接（或借助译本）跟国外第一流学者（或者说人家的主流学界）对话。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汉学家。问题在于，哪些是我们潜在的对话者——或者说，哪些汉学家更值得我们关注、学习、追摹？请记得，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其中包含着选择，因而涉及趣味与立场，还有自家以及他人都可能有的“傲慢与偏见”。汉学家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受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资讯传播的途径、语言障碍的大小、文化交流造成的人际关系、译本出版的态势等等。其中，留学生的派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直接促成了“海外中国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清末民初之取法日本，五六十年代之借鉴俄苏，八九十年代之转向美国，都并非学者们自作主张，而是“别无选择”。所谓的学术交流，其实包含某种拿不上台面的“算计”——说白了，有点“势利眼”。如何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不同的汉学家，平等相处，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值得我们警惕。     去年秋天，北大召开题为“海外中国学的视野”的专题研讨会，在“引言”中，我曾提及：２００６年是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教授（Ｊａｒｏｓｌａｖ  Ｐｒｕｓｅｋ）诞辰一百周年，就我所知，国内外共举行了三次纪念活动。第一次，９月份，为《中国，我的姐妹》中译本出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第二次，１０月份，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加并发表专题论文；第三次，也是１０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外学者聚集一堂，追念普实克的学术贡献以及与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在场的捷克大使很感动，说他绝对想象不到，事隔多年，中国人还这么怀想一位外国学者。在这个会议上，有人重提陈年往事，说当初普实克如何把夏志清批得“哑口无言”。我当即表示，这说法很不恰当。夏先生也是国际著名学者，其专业成绩早就得到学界的公认，而且，不久前刚当选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要说对于中国学界的影响，夏先生比普实克还大。其实，这两位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大学者，他们之间的争论，代表了不同的学术流派，背后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你可以选择，也可以批评，但不能采用情绪化的表述方式。不过，这件事也凸显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所谓“海外汉学”，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复杂得很。     今天我们谈“海外汉学”，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美国汉学”。因为，懂英文的人多，译得也快，因此，大家比较熟悉。当然，不否认美国学界力量很强。可用法语、德语写作的中国学著作呢，为什么译得不多？我们都知道，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有很悠久的汉学传统，可似乎大家更关注美国的中国研究。就说日本吧，日本的中国学水平很高，实在不该被忽视。以前我们有个误解，以为日本学者擅长的就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其实不然，就拿我熟悉的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吧，从竹内好到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他们都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不是纯粹做资料的。更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的著述基本上被忽略了。记得１９８０年代我读谢曼诺夫的《鲁迅及其前驱者》，感觉很好。现在，除个别专业外，大家都不学俄语了，也没人译俄罗斯学者的中国学著述，这很可惜。目前，中国学者撰写的论著里，引英文书的很多，引俄文书的极少，在我看来，这不正常。     第二，与汉学家对话时，应保持平和的心态。虽说中国在崛起，但中西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依旧很不平等。这样一来，所谓的“交流”与“对话”，处于低处者，不免显得吃力，也有些许的夸张与造作。时至今日，还认定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阐释中国的，已经很少了。起码在表面上，大家都会承认海外汉学家的贡献。当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俗话说的，“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海外中国学家，有“洞见”，也有“不见”；有优势，也有劣势。正因为这样，才有必要展开深入的对话。在我看来，不同学科，国际化的程度不一样。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很早就国际化了，同样在《科学》、《自然》上面发文章，对学问的评价标准大体一致。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容易“接轨”。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因此，在我看来，人文学研究，完全“与国际接轨”，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大概是最难“接轨”的了。     具体到我们专业，中外学者的差异，除了学术思路及语言隔阂外，更重要的是，外国文学研究与本国文学研究之间，其对象、方法及宗旨，有很大的距离。说到底，日本学者也好，美国学者也好，所谓的“中国文学”，对他们来说，都是外国文学。就像我们北大英语系、日语系，他们在认真地讨论福克纳或川端康成，但对于整个中国学界来说，他们的声音是边缘性质的，不可避免地受主流学界的影响。同样道理，理解美国的中国学家，他们为什么这么提问题，必须明白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也就是说，他们也受他们国家主流学界的影响。本国文学研究不一样，有更多的“承担”——研究者跟这片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希望介入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里面去，而不仅仅是“隔岸观火”。在这点上，本国文学研究确实有其特殊性，可能显得有点粗糙，但元气淋漓。     当然，现在出现了“第三条路”——在美国学界表现得尤其突出。那就是，很多华裔学者同时用双语写作，既用英文在美国教书，也用汉语在大陆或台港发表论著，影响当地的学术和文化进程。比如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他两边都写，英文好，中文也好。对于这批华裔学者来说，“中国文学”既是外国文学，也是本国文学。     记得三十年前，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静农曾告诫他的学生林文月：你要出国留学也行，但别进东亚系；东亚系培养出来的博士，我们台大不要，因为程度不够。这是三十年前的事。台先生那一代人相信，别的专业如物理、化学等，美国确实比我们强；但要说中国文学研究，国外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肯定不如我们自己的。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都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留学生——不管什么专业。这么说，丝毫没有嘲讽的意思。     第三，所谓的学术交流，应尽量从资料、技术层面，逐渐扩大到理论、精神层面。资料以及技术层面的互相帮助，是题中应有之义。资料上互通有无，这是学术交流的起点，也是最早的动因，直到今天，也还很重要。不管是私人层面的，还是公家层面的，这都是最为实在的“文化纽带”。早年的象征性事件，可举出１９０９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启程返法之前，在北京向罗振玉出示从敦煌获得的唐人写本等资料，直接促成了中国学者对敦煌文书的兴趣。还有，胡适、郑振铎等人的巴黎访书，也都对其学问的形成与发展颇有影响。今天，借助互联网，信息传递很容易，而交换各自制作的专题数据库，依然重要。因为，双方交换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物件，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信任”与“友情”。     不同学科不同课题，对于新技术的要求其实不太一样。以前，中国很穷，从图书资料到技术手段都很落后，对于国外学者优越的学术环境十分羡慕。现在，这个差距在明显缩小。因此，我必须谈及问题的另一面：在学术交流中，过于强调资料上的“互通有无”，有时是包含着某种潜台词，那就是，对对方的眼光与趣味不太信任。我在《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中谈到：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对于日本学者之发掘珍藏、重刊佚书有极高的期待，对其鉴定版本的能力也大为赞赏。实际上，《游仙窟》、“三言”及元刊全相平话等小说的重新发现，确实使得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大为改观。孙楷第、马廉、董康的日本访书，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长泽规矩也、盐谷温等日本学者的贡献，更是为中国的小说史家所关注。学者们之格外推崇日本的中国学界，尤其关注其“书志学”方面的工作，其实隐藏着一种偏见，即，不大信任中国学家的理论眼光与欣赏趣味。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１９８０年代——此前四十年（１９４０—１９７０年代）译介的少得可怜的小说史论，大都属于版本考辨或史料甄别。     这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有位德国教授非常直率地告诉我——也只有德国教授才会这么做，他说，我学汉学三十年，没有买过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书，我只买你们的资料集。你们的资料，多多益善；至于理论，我们自己有。其实，不少汉学家都有这种想法，即，自信其眼光、见识、学术训练都在中国学者之上，只是资料不够而已。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逐渐参加到国际上关于“什么是中国”这样的讨论里面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对话，国外学界对我们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同时，我们对西方汉学的看法也在转变，既不一味拒斥，也不再盲目崇拜。     正因此，我才再三强调，所谓的学术交流，应尽量从资料、技术层面，逐渐扩大到理论、精神层面。我在北大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位学者的论文集，记者问我为什么，我的答复是：他们的研究背后有情怀。这三人都是战后进入大学，在竹内好的影响下，开始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的。面对新中国的成立，思考战败国日本的命运，进而反省日本近代化的挫折，这是丸山这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主要的工作动力。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与其专业研究，更与其精神状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伊藤虎丸，关注鲁迅早期思想根源，侧重鲁迅与尼采、与日本明治文化的联系；而借讨论《破恶声论》中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直接挑战现代中国的启蒙论述，更是意蕴宏深。闲云野鹤般的木山英雄，着重探究的是鲁迅的诗性及其哲学，故以《野草》为中心，展开深入细腻的论辨。政治意识浓厚的丸山昇，更欣赏作为“革命者”的鲁迅，着重研究鲁迅晚年在“革命文学论战”中的表现。我们也译介了不少很精彩的日本学者的专业著述，那些都是功力很深的“专家之学”。但丸山、伊藤、木山三位，其著述中有更多内心的挣扎与精神的历险。他们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逐步接近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这种阅读以及写作的姿态，很让我感动。时过境迁，好些论文的观点已被超越，但我欣赏这些专业著述中隐藏着的精神力量。不仅仅是技术操作，而是将整个生命投进去，这种压在纸背的心情，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也就是说，汉学家并非都是“外部观察”，他们也有自己的“内在体验”与“生命情怀”，这些，我们同样应该关注与体贴。这里有文学趣味的差异，也有意识形态的隔阂，但讲究“和而不同”的学术交流，必须上升到如此层面，才有可能洞幽烛微。这一对话，有时甚至与具体的专业论述关系不大；但有没有这种精神层面的对话，决定了学术交流的质量（自然科学家另当别论）。     中外学界之从“对峙”转为“对话”，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在技术手段、理论方法以及精神层面，保持良好的接触与交流，这很重要。但我想强调，说到底，本国研究与外国研究，各有各的立场，也各有各的盲点。因此，我们与汉学家之间，很可能是：各有各的学术趣味，也各有各的广阔天地。而且，同在一个地球上，就会有竞争，尤其是在如何“诠释中国”这个问题上，多少会有“话语权”之争。只说“和谐”还不够，还需要“同情之了解”，以及“不卑不亢”的辩难。所谓的“对话”，并非走向“世界大同”或“舆论一律”，而是尽可能地完善自家立场。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１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本文略有删节）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enews/20070405/cul/news/200704/t20070404_170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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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6 22:17:12 |只看该作者

老朽的汉学年轻的汉学 石岩 汉学这个词，成为一群以汉学的名义聚集在会议圆桌旁的学者之间最大的争议。３月底，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上，不少学者抱怨自己走错了地方。这种局面和人大校长纪宝成在开幕式上所说的“汉学归根结底是‘和’的学问”恰成对照。     而熟稔此类学术场合的学者认为，美国亚洲会议和欧洲汉学会议同样会出现同类情形，这是“汉学大会”的普遍处境。相比之下，此次大会不过是２００余人之间的分歧——其中国外学者７０余人，国内学者１５０余人。但拟定约请的一批重量级国际学者，如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史景迁、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汪荣祖并没到会。     国内第一个国际级汉学会议是１９９４年在海南召开的。那是学者之间的聚会，并未引起太多社会关注。汉学界最近一次声势浩大的亮相是２００４年上海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因组织者付给海外学者每人５０００美元的“出场费”。     “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由汉学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的人大主持，引起一批学者的议论。一些国内起步较早的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则不失时机地在人大的会议资料中加进对它们自己的介绍手册。     当学者们出于各种机缘和目的终于坐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正像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有一百个汉学家就有一百种汉学。有汉学，没“德学”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每年夏天都带一支汉语学习班到北京来。常常有学生向他抱怨：我太失望了！北京在哪里？中国在哪里？到处都是现代化的东西！周质平反唇相讥：到美国我也很失望。我没看见白人和印地安人打架。“美国大学里没有一个系、一个研究所用‘汉学’命名。‘汉学’被翻译成ｓｉｎｏｌｏｇｙ，－ｌｏｇｙ这个词尾的意思是成型的、僵死的、博物馆里的学问。一门研究中国的学问为什么只能是秦砖汉瓦、四书五经？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人看青藏铁路、三峡大坝？”周质平利用作议程主持的时机，向整个会场发问，这脱口秀一般的机智立刻引来会场上青年学生异乎寻常的热烈掌声。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伍晓明认为，“汉学”的提法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如果我们用‘汉学’称呼关于中国的学问，那是不是也可以有美学、法学、日学、德学？”     社科院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培忠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个海外汉学研究数据库。２００５年的数据显示，“对中国最多的研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传教士、论语、老子，而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其中又以‘三农’和‘环境’为重点，其次是历史、文学、哲学。前三个学科占论文发表总量的６０％，后三个学科占２０％。”     “中国的古典文化传播出去，给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很大的启迪，这我们听起来当然很高兴。但事实上，‘中国研究热’不是热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汉学’，而是热在研究现实中国的‘中国学’。”何培忠说。     与“现代派”的观念针锋相对，“释古派”的代表人物、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认为，凡对“汉学”的提法提出质疑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近２０年学术之进展”。     “中国如此庞大，学问如此之多，用一个词来概括难。‘汉学’让人觉得比较古旧，但‘中国学’的困境更多，因为‘中国学’里包括胡锦涛研究、中国能源与经济研究、导弹研究……包罗万象，铺天盖地。Ｓｉｎｏｌｏｇｙ是欧洲的词汇，指对中国历史语言及传统文化的研究；汉学是中国的词，汉代的经学。但中国当下语境的“汉学”既不是ｓｉｎｏｌｏｇｙ这个词的翻译，也不是古老的中国经学。２０年前，李学勤先生已经写了文章：‘汉学是指国外对历史中国之研究，换而言之，从人文社会科学出发对中国的研究；中国学就是国外对当代中国现实的研究。汉学非乾嘉之学，非一族一代之学问，它已经不是ｓｉｎｏｌｏｇｙ意义上的汉学。’”“传教士汉学”     对于大部分与会学者来说，“汉学”是他们在１９８０年代末、１９９０年代初发现的一块学术飞地。进入这块飞地的路径，往往决定了他们此后的学术立场。     张西平是在４０岁的时候，从西方哲学改行进入汉学领域的。在此之前，他已是专业内小有成就的学者。改行的时机是八九事件。张西平意识到：“我们的事业必须和我们的土地联系在一起，不能天天讲外国的故事，对自己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茫然无知，天天讲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那有什么用？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完全是被驱动者。”     当时，张西平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他向馆长任继愈先生请教：我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想转入中国哲学，基础比较差，应该从哪里入手？任先生想了几天，告诉张西平：你做明清来华传教士吧，这段涉及到宗教问题，搞中哲史的人都不敢做，只有何兆武先生一个人写过一些文章，而这段历史又离不开西学，正好你有西学的背景。     张西平一脚踏进明清传教士史的领域。１０年的时间埋头于国图的汉学藏书中，没有闲暇写文章，因为国图埋藏着以前张西平所不知道的汉学典籍宝藏。拜“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老馆长袁同礼所赐，国图外文书采购的第一大类一直是海外汉学著作。张西平在国图看到了馆藏的第一份西文文献——建国后从北京北堂查收来的天主教士誊抄的佛经；陈垣和方豪在１９２０年代、１９３０年代所著的《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也都可以从尘封已久的书架上找到。而袁同礼先生留下的另外一个宝贝是他整理的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５４年所有外国出版的汉学著作的书目。光这个数目就够后来的学者按图索骥地研究好多年。     查阅资料中，张西平发现，中国近代学术的诞生跟汉学密不可分。汉学是很多近现代大学者一直关注的领域。“陈寅恪在欧洲转了一圈就是学了这玩意，他回到清华大学之后开的第一门课就是《考迪书目》——法国人编的从西方最早到１９２１年西方汉学书目——结果学生听不懂，都走光了。钱锺书的牛津学士论文的题目是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     前辈学人对传教士的研究多集中于“西学东渐”，很少有人研究传教士如何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这方面惟一的筚路蓝缕之作是东方学家朱谦之先生在１９３０年代写的《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的影响》。张西平决定把自己的研究领域锁定在入华传教士对中华文化的传播。     研究中，张西平发现了一些让他吃惊的信息：４００年前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曾把《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出版；中国第一本英汉词典《英华字典》是２００年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写的，厚达３７００页；１７世纪传教士的著作《中国图说》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     “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往往是他母国关于中国的第一本书。这些书是中西文化相遇时最生动的资料，可惜其中的一大批至今遗失在梵蒂冈、法国、德国、美国的图书馆里，至今中国学者未做系统研究。”张西平说。叫“面包”就比叫 “馒头”好卖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的藏书中有马礼逊《华英字典》、１８９５年出版的基督教士用上海方言传教的报纸等。这些２０多年来从旧书店旧书摊搜罗来的“图书馆不收、目录学不讲、藏书家不重”的文献把周振鹤引入另外一片天地。     “世界上第一本中文跟外文对照的字典，１９３０年代在梵蒂冈教廷图书馆重现天日。这本字典是４００年前的罗明坚、利玛窦他们那批传教士编的。现在中国人常说‘面包’这个词，这个词哪里来的？利玛窦他们的这本字典里已经有了。１９４０年代上海开过一家店，叫艾凡馒头店。如果真是卖馒头，生意会不行的，中国人早就有馒头了，谁来买你的馒头？其实那个店卖的是ｂｒｅａｄ（面包），但是如何将ｂｒｅａｄ翻译成汉语词是很难的，所以只能附会为馒头。具体的词汇都这么难，‘逻辑’怎么想出来？翻译不是小事，这是两种异质文化建立起来的最初的联系。”     据周振鹤说，在１９世纪之前，在华传教士所编中外对照字典数十部，但最先公开出版的是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时代的中文－法文－拉丁文对照词典，几年之后就是马礼逊的《中国语言词典（Ｔｈ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这套词典分６卷，从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２３年，前两部五卷是按照部首及音韵排列的汉英字典（中文名分别为《字典》与《五车韵府》），第三部一卷是英汉字典，无中文名。     “这部词典到现在大部分中国学人还不知道，日本人早已经把它影印出来了。”周振鹤说，“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以葡、意、法、西等国居多，而这些国家的语言加上他们共通的语言拉丁文恰恰是中国人的弱项，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迟迟没做。但我们不做，外国人就做了。二十年前，日本已经翻译了《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我们二十年后才做这事，翻译得还没有人家好。”     目前，周振鹤和张西平最欢迎的是有小语种背景的研究生。因为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庞大的、需要从目录学做起的宝藏。张西平要求所有他门下的学生，必须学习拉丁文、法文、葡萄牙文，“一本书一本书去做，不要着急，我们这代人过去就过去了”。知识就是权力     张西平和周振鹤在国内开始汉学研究的基础工作的时候，杨煦生开始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游学生涯。     出国之前，杨煦生和张西平已经开始筹划出版一本汉学研究的杂志。两人约定：张西平负责利用国图的资料，组织翻译海外汉学著作，联系出版；性格随和，被称为朋友间的联络人和“和稀泥者”的杨煦生负责联络海外的汉学家和中国学人。经过四五年的筹划，１９９５年，《国际汉学》创刊，一年一辑，几辑之后，走上正轨，一年两辑。最初，德国、法国的资讯占了相当的比重，后来视野慢慢扩大，英、法、美、俄、日、西班牙、瑞典、捷克、罗马尼亚等国的汉学研究都有涉及，且辟出“汉学家专页”、“汉学家访谈录”、“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宗教思想研究”等常设栏目。     在这个过程中，杨煦生把个人的研究领域定为“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史”。杨煦生之所以选择这个领域，是因为他认为，天主教传教士四百年前提出的问题至今没有完整答案：中华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并峙的精神底蕴是什么。     最早来华传教的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具有近代学术训练的学者，在传递上帝福音的同时，不少人随身携带母国国家科学院为他们准备的调查提纲，他们一边传教，一边在中国大地上进行语言、人种、宗教等诸方面的调查。其中一些传教士干脆就是国内的大学问家伏尔泰、莱布尼兹等人的“联络员”。传教士把在中国的见闻源源不断地寄给国内的学者，从来没到过中国的学者就可以写作形形色色的关于中国的书。     “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代，正是知识理性在欧洲大陆确立地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科学院’这个词变得非常神圣，甚至带有准宗教的色彩。我们总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欧洲人真正想说的是：知识就是权力。他们认为谁在知识论上解决了一个问题，谁就成为这个问题的主人。在社会文化领域，我了解你，我就能控制。对他们来说，中国确实就是一个问题。”杨煦生说。     最具戏剧色彩的是，这些以中华文明、传播基督教文明为目的传教士们往往成为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者。有些人以传教为目的，学习汉语，并把《四书》等中国典籍翻译成拉丁文，作为后来者的教材；有些人干脆为中华文化所化，陶醉于中国山川、诗词、瓷器、玉雕……最让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卫礼贤，这位在中国生活了３０年的新教牧师，回国之后，以从来没有成功地给任何一个中国人洗礼为自豪。     “竹幕国家”到“正常国家”     何培忠热衷的是国外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何培忠１９７８年进入社科院工作，最初的领域是“日本青年问题研究”。这个研究方向让他有可能接触一批日本当代学者，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对当代中国的关注。     何培忠做过一个统计，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５年，日本学界共出版８７５８本中国研究方面的专著——这是一天出两本书的速度。日本左翼学者毛里合子认为，战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经过了１９５０年代的意识形态时期、１９６０年代的妖魔化时期、１９７０年代的美国式“中国研究”渐进时期、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由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不安时期。总体而言，中国在日本学者的眼里，已经从一个“谜一样的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     何培忠认为，这种转变跟中国自身的变化密不可分。“过去说苏联是‘铁幕国家’，说中国是‘竹幕国家’——隔着层层的竹林，有缝隙，但是什么也看不清。国外学者能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非常有限。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实行‘内部出版’制度，外国人能看到的只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少数刊物，地方一级的报刊外国人都看不到。国内最早的中国学研究所是设在社科院情报所的。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有网络，可能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国外已经知道了。所以，海外的中国学学者越来越把中国当作一个正常国家研究。”     “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面对形象重塑的问题。及时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们非常有好处。误解可以解释，别人的洞见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何培忠说。他的例子是：１９８０年代末１９９０年代初，乡镇企业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的费正清和国内的一大批学者都是小城镇模式的鼓吹者，但一批日本学者最早看出了这种模式的弊端：要求农民“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政策必然成为小城镇发展的瓶颈，从而使借小城镇实现的城市化成为乌托邦。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enews/20070405/cul/news/200704/t20070404_170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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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6 22:18:03 |只看该作者

哈佛大学东亚系所在的燕京楼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楼，两个白色石狮子分立大门左右。在这幢建筑里，有一个排风扇呼呼作响的房间，这就是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办公室。哈佛大学规定不能在室内吸烟，但是宇文所安却是例外，校方不仅默许，而且给他装了排风扇。手执烟斗的宇文所安振振有词：医生说烟斗比烟叶的危害要小。     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其中以中文书籍为多，生活在故纸堆中的宇文所安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宇文所安原名斯蒂芬·欧文，１９４６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１９７２年以博士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获耶鲁大学东亚系文学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１９８２年应聘哈佛大学，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是唐诗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美国汉学家。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宇文所安赞扬有加：“斯蒂芬·欧文排第一，他是惟一可以和欧洲人一样思考的美国汉学家，惟一一个，连他的英文也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英文。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不管哪个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他是真正的汉学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     研究了一辈子唐诗和中国文学的宇文所安兴致最浓的莫过于谈论唐诗了，每每说到兴起，他就起身从书架上抽下一册唐诗，找到要解读的原诗，用汉语大声朗读起来。     对古汉语痴迷的宇文所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也都是文绉绉的词语。宇文所安的夫人、同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田晓菲说过宇文所安的一则趣事，有一年，夫妻俩回天津看望田晓菲的父母，聊天的时候，宇文所安习惯性地把 “密西西比河”说成“密西西比川”，岳父母愣了半天才闹清楚洋女婿说的是啥。     采访中途，宇文所安起身去接电话，挂了电话之后抱歉地说，由于担任比较文学系主任，行政事务缠身，也因此减少了许多听音乐的时间。刚才在电话中谈的是准备从其他学校挖一个教授过来的事。“不过还好，系主任的任期一共两年，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宇文所安说。 宇文所安：“《追忆》是尝试把英语散文（ｅｓｓａｙ）和中国式的感兴进行混合而造成的结果”恢复惊喜的一种方式     南方周末：您写《初唐诗》的时候刚刚３０出头，怎么会想到一开始就把研究方向放在唐诗上？全部读完《全唐诗》，中国人未必都有耐心的。     宇文所安：很难说。读了一些唐诗，很喜欢，就是这样开始的吧。     南方周末：关于唐诗的三本著作花了多长时间？     宇文所安：具体写《初唐诗》是两三年时间，最重要的是做时代研究，花的时间很长。     南方周末：我觉得您的著作是对唐诗的一种新的解读，其中提到文学史对李白与杜甫的价值判断不是同一个时代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     宇文所安：以往有一种传统的文学史的写法，包括欧洲的传统文学史都是这样，就是说文学史是由那些伟大作家的名字贯穿而成。但实际上，我们写文学史是为了理解这些伟大作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伟大作家出现的社会条件和文学的语境。     举个例子，王维的《过香积寺》在唐诗三百首里非常有名：“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现在很多的唐诗选本都要选这首诗。可是这首诗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这个寺庙的建筑，到最后“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还是没有提到建筑。可是你读同时代的其他一些诗歌，你读上一百首两百首，你会发现所有的诗人写到寺庙时，都会谈到寺庙的建筑、建筑中的壁画什么的，以这种意象激起你向佛的心理，等你看完这些诗，再看王维的诗，你会惊喜地发现：他完全没有谈到寺庙的建筑物质的存在，完全是空的。不看那两百首诗就不明白王维这首诗的妙处，你刚才问到怎样在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感动惊喜，而不是倦怠，这就是恢复惊喜的一种方式。     南方周末：您在很多方面对王维诗赞赏有加。但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是把王维定位在一个隐逸的山水诗人的位置上，并没有放在特别的高度，在诗歌技巧上也没有给他太高的评价。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种惊喜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您？     宇文所安：我对那种排座次的做法不是很认同，比如什么李白第一，杜甫第二等等。我是非常喜欢王维的，他不是一个真正安静的诗人，却是一个用很大力气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人，就像“安禅制毒龙”这样的诗句，反倒显得他特别有力量。再比如描写一次日落、一只飞鸟落下的时候，一般人是以太阳为参照物的，因为太阳是巨大的、是永恒的，可是王维那里的太阳却是以鸟为参照物的，“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王维《登裴秀才迪小台》）     王维的《辋川集》运用了很多很有地方特色的字词，而且我从来没有看到其他诗人使用过。其实也是一种历史感，要知道一个诗人的好处的话，真的要看历史，要看传统，因为有时你看一个人写的东西，要看这个人的全集，也要看其他人的全集，也许我们现在看来很平常很普通的意象，把它放回原来的历史背景下你会发现：啊！这样的写法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     南方周末：您还谈到王维是“克服技巧的技巧”。     宇文所安：比如《观猎》“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人的视线向上，鹰的视线向下，王维的视线很有意思，在描叙的时候，他不是在人的视角上看景物，而且最后的视点是在很广阔的一个空间，人的视线聚焦在射雕处这样一个点上，但是这个点已经空了，什么也没有了。打猎是对战争和暴力的一种模仿，这和打仗、和征服一座城池一样，是在一种完美的控制之下，最后是归于平静，归于空无。不想给诗人排座次     南方周末：您还认为王维在运用文学传统的严肃认真方面，仅次于杜甫，这应该怎么理解？在王维以前的传统您指的是什么呢？     宇文所安：我所说的王维的这种传统是一种宫廷诗、宫廷文化的传统。拿他与李白对比的话，李白如果要通过进士考试取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一个局外人，他没有从小生活在宫廷文化当中，所以他没有那种宫廷诗写作的环境，而王维从小浸透在宫廷文化氛围里的，他继承了这种东西，同时又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因为宫廷诗其实是很典雅的，很讲究控制的。王维是继承了很多宫廷诗的精工的东西，但又加入了很多个人的张力，这是很多宫廷的应酬诗所没有的。而李白则是一个 “外人”。     南方周末：您在下笔的时候，有没有为王维的被忽略抱不平，要恢复他一个应有的地位？     宇文所安：也不是说要给这些诗人排座次、给他们正名。他们都非常伟大，只是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眼光来看他们。     南方周末：我还注意到您非常喜欢李贺的诗，您觉得他的诗非常好翻译，也非常漂亮。但是在传统文学研究者看来，李贺的诗比较难懂，他是唐朝最具有现代性的诗人。     宇文所安：他的影响很大，在唐朝，甚至在宋朝的很多词人也非常喜欢李贺。     南方周末：这是因为他的创造力吗？     宇文所安：是的。     南方周末：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觉得好翻译，他的诗里起承转合很多。     宇文所安：这是因为李贺（诗）的意象很简练明确，能够容易地找到对等的英文词来说明，而且比较少用典故。翻译杜甫最难的是要找到对应的语气，因为杜甫不同的诗有不同的语气，但是李贺的诗所有的语气都是一样的，这样就比较容易处理。     南方周末：您对李白的评价好像并不是很高。     宇文所安：这个不一定。我不是不喜欢李白，只是不偏爱李白。     南方周末：您有一个说法我非常赞同，您说李白除了诗歌才能，更重要的是他的个性对很多诗人是有影响的，比如喝酒。     宇文所安：李白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个体，王维特别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但是他做不到。相对而言，李白是独立不羁的，他总是四处游历。知道他父亲的名字吗？李客，客人的客，客意味着他是一个 “外人”。     南方周末：从李白的身上您讲到，诗人必须杰出、独特。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排一下座次，不是在文学史上，只是您的心目当中的诗人。    宇文所安：每天不一样，每年也不一样。首先应该是杜甫，还喜欢孟郊，也喜欢韩愈，王维也应该算一个。不希望生活在唐朝     南方周末：在美国做汉学研究，是不是一件很寂寞的工作，别人不知道您在做什么，周围的人也看不懂中文。     宇文所安：难言也，呵呵。在哈佛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因为这里的东亚系有很多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同行，但是跟比较文学系研究欧洲文学的学者交谈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从这方面来说是很寂寞的。但是哈佛的东亚系还是比较大的，有的大学可能教中文的就一两个人，那个可能就是真正的寂寞了。     在美国有一个好处，如果你跟美国人讲中国文学，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我父亲是物理学家，他研究物理问题时强调要 “从头开始”——不是从别人的研究成果开始，而是从一个问题的起点开始，每一个繁复的步骤都要搞清楚。但是在中国，所有人都知道很多所谓文学史常识，要辨析一个问题反倒不那么容易。从头讲起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问题想清楚。     南方周末：我看到一篇报道这样写道，您说，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也许中美之间会多一点了解。唐诗会有这么巨大的作用吗？那仅仅是古代的文学作品而已。     宇文所安：在唐代或者宋代，政府官员都是要从读文学开始的。往日的英帝国要训练自己的官僚也是要从拉丁文和希腊文开始学习的。我们现在的人文学科已经变成一门很特别的学科了，但是我觉得一种比较广博的教育对于政治家、教育家、医生、律师等等都是很有好处的。     哈佛的本科生毕业之后可能会选择比较专业的职业，可能是医生、律师或者别的职业，然后干一辈子，所以在大学期间是他们接触文化、文学更广博的知识的最好时期，这是最好的一个思考的时期，不仅仅是中国文学，整个人文教育在大学都是很重要的。     南方周末：因为您接触古代的中国比较多一点，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古代的中国人？     宇文所安：我是美国人。可是美国人也不是西方人。     南方周末：有没有想象自己生活在中国的哪一个朝代？     宇文所安：没有。比如说我不会希望生活在唐朝的，太危险了！     南方周末：我很喜欢问汉学家这个问题，他们研究汉、唐，但是不一定喜欢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的人会选择南宋。     宇文所安：对，我也会选南宋，南宋的生活是比较享受的。 莎士比亚是从德国回到英国的     南方周末：您这么喜欢诗歌，平时自己写吗？     宇文所安：我以前写过很多，可是现在不写了。年轻的时候发表过一些。     南方周末：除了中国的文学家之外，您还喜欢哪些西方的作家？     宇文所安：多得很，比如简·奥斯丁。     南方周末：您还做过民国时期的研究？     宇文所安：是的，我对民国时期重写文学史很有兴趣。当人们在说到“传统中国”的时候，这个“传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物，这造成了现代人看传统的中国有个固定的意象——单一和单调。如果能够恢复古代的历史性，还原古代中国的历史语境，这样就能让人看到更多不同的形象，让人们知道不再是铁板一块的简单的古代中国。     跟中国学者谈话，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希望知道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我真正喜欢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非常丰富，没有什么本质或者中心点，有很多内在的矛盾，不同的声音，所以才有意思。     南方周末：您的研究和中国国内的学者相比，无论是方法还是结论都不一样，您有没有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     宇文所安：常常有中国学者或者学生问我：西方人怎么理解中国古诗？比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理解其中的意境？我总是反问，那么，你觉得一个中国人能理解托尔斯泰或者莎士比亚吗？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能啊！（大笑）这种问题很没有意思，因为一个文化传统，就像一个故事说的魔术师的盒子一样，给出去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如果你一定要把持着，强调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强调文化对“外人”的不可解性，这种态度是有害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的人还要来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呢？反正外国人都不懂。     南方周末：我觉得理解不是问题，主要是您提出的观点不一样，这才是有意思的。     宇文所安：对于现代的中国学者来说，他们离唐朝也是同样遥远的。这里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有一种单一的“大团结”式的理解。如果我跟欧洲的文学同行谈话，他们不会觉得所有的英国人对莎士比亚、对英国文化有着共同的“英国”式理解。     南方周末：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存在误读现象，顾彬曾在文章中写到，误读也是一种理解。您同意吗？     宇文所安：文学理论家会说：所有的解读都是误读。我对顾彬的话是部分的同意，因为我相信存在着真正的误读——错误的理解。比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很多人都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他的妻子的，但如果李商隐是在四川写这首诗的，那么他的妻子应该已经去世了。很多学者想方设法来证明当时李商隐的妻子没死，等等，这种考证很成问题。但这首诗有着很长的阅读历史，一读到这首诗就想到他和他妻子，觉得格外感人。这样的解读，从作者生平来看是错误的，历史知识也是错误的，但不能否认这是很感人的解读，这样的误读是很有意思的误读。     一个传统要继续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否则这个传统就死了。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僵化的东西，放在由中国所独家拥有的过去。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文学传统就死了。这其实是一个陷阱，从这个陷阱里出来才能让这个传统活起来。莎士比亚的研究最早不是从英国，而是从德国开始的，所以有时候，文学是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任艳丽、田丽江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enews/20070405/cul/news/200704/t20070404_170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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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6 22:18:39 |只看该作者

跟着《东方红》学日文     我个人认为，国内“中国学研究”的谱系要推到２０世纪的２０年代，是从王重民先生才开始真正的中国学研究的。王先生原来是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后来是北大教授，他从１９２０年代起，在法国和美国追踪敦煌文献。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中国学”研究，但他做的工作是当之无愧的筚路蓝缕。后来，王先生的朋友向达先生跟他一起做这件事。向达先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也是北大教授。另外还有两个人要提一下，一个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先生，他在１９３０年代开始研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另一位是朱谦之先生，他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他从１９４０年代开始注意研究中国文化是如何传入欧洲的。     此外，１９４０年代在北京有两个组织——中法大学的“中法研究所”、燕京大学的“燕京哈佛学社”——开始从事中国文史材料的编纂。建国之后，这两个组织都作为侵华机构被封存了。现在，这两个机构编纂的材料都在北大图书馆。     １９６０年代初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建国之前，曾在中法大学任教。１９６４年他提出“燕京哈佛”和“中法”的资料已经封存了好多年，我们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能不能从北大找几个功底好的学生去翻翻。     这么着，北大副校长魏建功先生就推荐我留校做这件事。这样，我初次接触到了所谓“Ｓｉｎｏｌｏｇｙ”的知识。     提到魏先生，这里要插一句，台湾人今天之所以讲国语，有８０％的功劳是魏先生的。当时台湾被日本占领，推行皇民教育，台湾人大部分讲日语，剩下的讲闽南话。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是魏先生的朋友，派魏先生带领人马到台湾推行国语。当时很多老师也不会讲普通话，魏先生他们就设了一个国语电台，好比明天该讲这课了，提前一天，电台里一遍一遍地播放这一课的课文和生字。这样经过三年，台湾的教室里面开始讲普通话了。     当时日文是很不吃香的，除了日语专业的全校只有９个人在学日语。“文革”时，我不是革命对象，因为北大当时要革命的对象太多了，根本轮不到我这个助教；我也不是革命动力，革命动力都是比我们年轻的红卫兵，而且我的出身也不好。我就到处找唱片，当时只发行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的唱片，有英文版的也有日文版的，我反反复复练习听力，熟能生巧了。  ３卷４００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刚出版，耗时２２年 图片由中华书局提供鲤鱼洲上读日文版毛选     让我去整理“燕京哈佛学社”的资料我很高兴，我对传教士的历史素来有兴趣，因为我父亲和叔叔姑姑都是教会大学毕业的，我有时候就抄录《辞海》的传教士、教会大学的材料。我去的时候，这批资料已经封存了１４年，满地的灰啊。我弄了不到两个月，就接到通知不弄了，因为齐燕铭出事了，说他是修正主义。     不久，我也去了鲤鱼洲的“五七干校”，书是不能带了，我就带了日文版毛选。     鲤鱼洲五七干校成员全是北大、清华老师，直到今天，北大、清华的老教师们还记得那里。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干校地点在九江边上的一所农场，有关同志看过之后认为，农场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农场，半山腰，整天日雾气腾腾，交通不便。有关同志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了鲤鱼洲，这是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     我在鲤鱼洲呆了一年多，１９７１年７月回到北大，在未名湖边碰到了杨晦先生，杨先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文革”说他是“修正主义”。开批斗会的时候，杨先生用一个布包包厚厚一摞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的马恩全集，跟红卫兵辩论：我没有修正，德文版就是这样阐述的，是中文版翻译错了，中文版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俄文版本身就有问题。     我碰到杨先生的时候，他先是问了我一些关于干校的事，然后突然问“你外文没丢吧？”我说，我在看日文版的毛选，应该还可以吧。他又问，那就好，英文呢？我说英文丢了不少。他说，外语这个东西不能丢，以后再学点德文，看经典还是看原著好，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不要觉得学外语没用，以后肯定有用的。     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觉得很感动。有杨先生的教诲，我才抓住日文不放，以至后来做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开始没有明确的意识，只是认为我们搞古典文化的人，如果对国外如何看待中国古典文化没有一个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于是我尽我的能力在北京图书馆看一些杂志，主要是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编一些东西，做一些零星的报道。     当时有个叫《古籍整理情况简报》的小册子，由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编辑的（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简报》的主管是低我两届的同学杨牧之先生，后来他做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现在是中国出版集团总裁。他很有眼光，对我说，“我们需要了解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我这个小册子简单得很，你可以大胆地写，我给你登。”从１９７９年起，《简报》发了我很多关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报道，像《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史分歧的见解》、《日本学者论〈诗经〉》、《日本学者论＜尚书＞》等等。１９８１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日本学者十年来对中国古史十大问题的研究，他还特地给我出一个增刊。     我自己还出了一个刊物叫《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通报》，我们中文系主任给我点钱，我和我的同事摸出一点小情况，看差不多够２０页我们就出一本，铅印的封面，里面全是打印的。     另外还有一个搞中国研究的刊物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史研究》，里面主要是翻译，介绍法国和欧洲的一些情况。这里我要提到孙越生先生。他本人是王亚南先生的学生，主攻经济学。以前社科院有个情报研究所，里面有个中国学研究室，他是主任。他编了一本书叫《外国研究中国》。孙先生找到我，让我写一个日本研究中国的研究机构的介绍。     那是１９７４年，邓小平执政、整顿开始了。日本京都大学看到中国的新局面，就向中国科学院发出邀请，希望组成一个六七个人的访问团去日本，当时中央认为北大是最合适的，于是就从北大挑了六个教师，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带队的和翻译，我就是中文系的那名教师。     孙越生先生找到我，说你去过日本，对日本有相当的了解，我们想编一个东西，理一理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在研究中国文化，他们都研究些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日本人申请来中国访问，他们来了之后有的都被我们搞错了，研究文学的介绍到宗教所去了，研究历史的介绍到哲学所去了，你得赶快帮我们编一个目录。     我说我有一些名片，还可以帮你查点资料。后来我就编了一个２００人的名单给他，他看了以后说２００人应付不了了，太少了，你给我弄到５００人吧。     名片不够用了，我就到北京图书馆去，翻阅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三个图书馆，七八个月，七百人的名录     我在北图呆了两个月，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呆了两个月，上海图书馆呆了三个月，总共七八个月把这个名单编辑了出来。     北京图书馆当时是八点钟开门，去借书要等柜台里的服务员聊完天，快的半个小时，慢的一个多小时。中午就更麻烦，你没办法吃饭，因为要吃饭就得把书还掉，吃完饭再排队借，差不多也得折腾一个多小时，而下午５点钟图书馆又要关门。所以我中午饭就不吃了，肚子饿好说，渴实在让人受不了。后来发现，北图一楼的男厕所里有自来水，喝水的问题就解决了。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怀念北图的那个水龙头。 　　中科院图书馆更讨厌，它从中午１２点到２点关门，我没地方去。后来我发现，有一个２路车，从那儿开出来到蒋宅口停，我拿着月票坐上车，开到终点，再坐回来，一个半来回差不多正好就是闭馆的时间。开始上去没有座位，从蒋宅口回来的时候就有了，我还可以趁机休息休息。     说来说去，上海图书馆最周到。他们看我天天去看书，就问我是不是要借大量的书，我说是，他们就让我把书单子开出来。我说我要几百本呢，他们说没关系，你开出书单，我们正好有个空房子，可以把书给你搬到那里去，以后你来我们就给你开门，你走我们就锁门，等你回来看。我说那太好了。      三个图书馆泡下来，我整理了一份７００人的名单给孙先生。     我把名单给孙先生之后，他觉得很有意义，又问我能不能出一本日本研究中国学学者的辞典。我说，出辞典要求太高了，第一材料必须真实，第二量必须够。他说，所以才找你啊，你想办法，以后必定有用。     当时我没想到这有什么意义，现在这本《日本中国学家》被誉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第一部资料书。过了两年《苏俄中国学手册》出来了，又过了两年《美国中国学手册》也出来了，都是孙先生主持编写的。这三本书基本提供了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入门途径。     这本书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没有被收录进去的日本学者很不高兴，认为我瞧不起他。有日本学者要访问中国，签证的时候，就有日本学者对签证官说，你们中国学者严绍璗先生编辑的《日本中国学家》中有我，见第某某页，这样我就开始被日本社会学界注意了。没有用中国钱去做外国的学问     又过了十年左右，１９８５年，我到日本京都大学做客座教授。我是京都大学第一个从中国大陆去的客座教授。     出国之前，我跟华夏出版社商量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将２０世纪日本中国学研究中有代表意义的学者著作翻译一下，再就每人写一些研究述评性质的文章。到了京都大学之后，我就与竹内实先生商量，他后来担任过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是位著名的中国学家。他很赞成这件事，最后确定了３８个日本学者，这３８个学者你拿到世界上任何研究中国的机构去都是一流的。     回国时，这３８个人的眉目我已经弄清楚了。但华夏出版社的老总换人了，他们不想出我的书了。后来我就让我的博士生做这个工作，不过到目前为止，只出了３个学者的研究专著。看来这件事要成为我的遗愿了。我个人１９９２年出版了一部《日本中国学史》，可以稍稍安慰的是，直到目前此书还是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中国人研究“国际中国学”的国别史中非常有价值的著作。此外，从１９８５年正式起步，我独立编著了近４００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３卷本）—— 我是三十几岁的时候有了编这本书的想法，４４岁的时候开始跟中华书局协商、立项，到现在６７岁，２２年了，一周前正式出版了。《北大新闻网》上称这４００万字是“以最基本的文本事实，论证了中日之间两千年的文化联系，并且为东亚文化研究和‘日本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本书是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研究中日文化关系的最宏大的基础性文献考察报告。”     我做这些事，包括我三十几次去日本，用的都是日本人的钱而不是中国政府的钱。我惟一可以自慰的就是：我没有用中国国民的血汗去做一门外国的学问。（笑）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enews/20070405/cul/news/200704/t20070404_170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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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6 22:19:19 |只看该作者

“如果你想写好这篇文章，一定要采访严绍璗。他是我们的领袖。我最早就是看他的书摸到学术之门径的。”好几位５０岁上下、在国际汉学领域颇有成果的学者都说。严绍璗是“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约请的一位重量级学者，但他一直没在会上露面。      电话里，严绍璗语速快、音量高、嗓音热情、坦率，好像舌头底下植着一根弹簧。等到见面，记者才知道，“我们的领袖”是一位６７岁的老人。      话题从“汉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和’的学问”开始。严绍璗的话立刻像一条越过堤坝的大河：    “研究国际汉学必须确立一种基本的国际文明史观，即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世界各国都可以以他们自己的文化教养为背景，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化，这也是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性的表现。面对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有些人有一种惯性思维：首先看他说的对我友好不友好，考察他的理解跟我一样不一样，其实，如果我们说这是‘一’，美国人日本人也说这是‘一’，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汉学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地方就在于它展现了世界对于中国文化阐述的不同的智慧，从而进一步提升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     严绍璗最初的工作是研究日本的汉学，却由此成为日本文化专家。     １９４９年以后，日本从国家层面上废除了称中国为“支那”，日本文部省成立了日本中国学会。只有东京大学，一直到１９７２年中日建交才把“支那学”改成“中国学”。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在海南开了第一次汉学大会，向日本学者发了请帖，他们来了之后向组委会抱怨，你们连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你们说“汉学”，我们准备的全都是明治维新之前的材料，来了之后才发现你们要讨论的是明治维新之后的中国学。     严绍璗研究日本文化与日本中国学，得出挑战日本民族文化纯粹性的结论，却让日本人心服口服，是日本天皇惟一“接见”过的一位中国学者。严绍璗：“到底是嫦娥奔月影响了《竹取物语》，还是《竹取物语》影响了嫦娥奔月？”     南方周末：您是研究日本汉学的专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日本学”这个词，日本人是怎么对待这门学问的？      严绍璗：有。世界各国学者研究日本文化就叫做日本学。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以前的漫长的时期中，日本人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带有极为严重的“国粹”思想烙印，他们认为日本文化是日本人生产的，只供日本人消费。一个外国人看他们的著作，发表跟他们一致的见解，他们才会认为你看懂了。１９６０年代以后，他们有了变化，先进的日本学者能够接受对于日本文化的不同见解了。     南方周末：您能给我一个例子吗？     严绍璗：我从１９８０年代初期介入日本文化研究，我对日本神话很感兴趣。日本神话中有个“梅原古代学”理论。说起来，梅原猛是我的“老师”，我在他的研究所呆的时候他是所长，他对于日本神话有一系列阐释，对我有很大启示，但在某些问题上我跟他的理解不同。比如，日本神话为什么认定日本的创始神太阳神是个女神？     日本神话是被记录在《古事记》和《日本书记》这两部古书里的。《古事记》写在公元７１２年，当时日本正是元明女天皇时代。梅原猛说，正因为天皇是女的，所以一定要把太阳神说成是女性，以表示对她的颂扬。而日本的天皇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太阳神把她的孙子派到大地上，孙子的后裔和大海里的鳄鱼结合而成的后代，就是第一代神武天皇。为什么太阳神派孙子下凡，而不是派儿子下凡呢？梅原猛认为《古事记》这本书成书的时候，元明女天皇正在策划立她的孙子为天皇而不是立儿子。     我认为，梅元猛把日本民族的起源神话当作了政治宣教，把它完全历史化、现实化了，而一旦历史化、现实化以后，神话也就没有了。      我跟很多日本学者进行讨论，他们说你的想法很好，可是你得有证据啊。我历来倡导人文学术研究的“原典实证”的观念和方法，于是我就开使搜集证据，第一，日本神话把太阳神作为女性是毫不奇怪的。现在世界上保存的关于日本文明的材料最早是从公元３世纪开始的，那是女性在日本掌权的时代，从公元６世纪到８世纪连续出现了七八个女天皇，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派到朝鲜半岛的第一个留学生是女孩子。另外，从日本早期的文学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是比较自由的。直到１０世纪日本宫廷女官清少纳言写的《枕草子》中，里面写一个女孩子和她的情人会面，一年四季不同的体验：夏天看着天明，听着树上的鸟叫，冬天在被窝里……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这是日本社会的伦理所确认的。这说明日本有着长期女性崇拜的渊源。     日本神话的产生是和这一历史现象有联系的。所以《古事记》里的太阳神是女性。那为什么太阳神不把儿子派到人间，而把孙子派下去呢？我认为这跟中国文化是有关系的。日本神话的构成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它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极创生”思想作为生命观念的核心，神话里有很多情节都是以“三”为核心的。比如“天生三贵神”，就是说天神Ｉｚａｎａｋｉ从黄泉回归大地后在溪水边洗涤生了三个神：太阳神、月亮神、海洋神，而太阳神的孙子下凡的时候又带有“三神器”。     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之后，日本的不少学者都觉得有道理。我前后在日本演讲过好几次。      南方周末：实际上您的研究已经挑战了日本民族文化纯粹性，而他们也接受了您的观点。      严绍璗：是。再比如，我对《竹取物语》这部小说的研究。这是９世纪假名产生以后的第一部假名古小说：一个伐竹的老人在竹林里面捡到一个寸把长的小女孩，她长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５个男青年来向她求婚，这５个男青年都是日本历史上真有其名的王公贵族。女子出了５道难题考验她的求婚者，男青年就用假招数来骗她，都被她识破了。最后，女孩对养父母说，我对看到这些人很难过，人生充满了欺骗和伤感，我本来就是月亮里的人，现在我要离开这个令人厌恶的尘世回去了。     中国人一看这个故事就会觉得亲切：这不是嫦娥奔月吗？它和嫦娥奔月有什么关系没有？到底是嫦娥奔月影响了《竹取物语》，还是《竹取物语》影响了嫦娥奔月？长期以来学者们争论不休。      我提出一个观点：世界上早期关于太阳神和月亮神的故事都是本体论——最原始的神话中太阳和月亮都是人的幻影。比如：希腊的早期神话太阳神叫阿波罗，月亮神叫阿耳忒弥斯，他们是宙斯的儿子和女儿，他们为宙斯的主妻所不容，于是爸爸就跟阿波罗说你去管白天吧，对阿耳忒弥斯说你去管晚上吧。日本的太阳神和月亮神是天神下凡后在河边洗脸，他的左眼便成了太阳神，右眼便成了月亮神，鼻子便成了海洋神；中国早期的《山海经》记载，太阳神和月亮神都是帝俊的孩子，帝俊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生了太阳，另一个妻子生了月亮。      但我们仔细考察嫦娥奔月的故事，就发现它并不是“日月神本体论”，月亮不是神，只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我认为这与中国战国以来对长生不老之术的追求是有关系的。研究方术的方士们已经意识到现实中不死是不太可能的，便希望在超越地球之外的地方有不死的可能。所谓海外有神山，月亮也是类似的地方。于是中国人就造出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      我认为，嫦娥奔月是一种新神话，它的产生和人的生存意识的演进是有关系的。但在日本神话里我们从没见过有这种类似的“日月神客体论”思想，日本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完全用的是中国的体系。也就是说日月神客体论这种思想是华夏先民的一种思想。那么体现这种思想的神话自然是受到中国的影响。     我把这个理论写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中。日本文学会会长中西进先生看到了这本书后到中国来见我，他说严先生，您竖起了一堵墙，除非我们以后可以找到更新的材料，不然的话三五十年内没有人能够逾越。      南方周末：所以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您是日本天皇接见的惟一一个中国学者。日本天皇懂您研究的这些学问吗？      严绍璗：我想在他接见我们之前有人给他介绍过我们的研究了，他针对每个人的专业来谈话，一共有１５位学者，１０个日本教授、５个外国教授。每个人谈话７分钟，天皇跟每个教授都行鞠躬礼，对方回礼，但他向我行握手礼，这是所有人里面惟一的一次握手。      他问我：“先生研究日本文化、东亚文化，您最喜欢看什么书？”      “应该阅读的书是很广泛的。目前，我最集中看的还是《古事记》和《万叶集》。”      “这是我们日本非常古老的书，对日本人来说也是相当困难的。您觉得怎么样？”      “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研究日本文化和文学是必须的。我个人认为日本建国以来一直处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所以，这些书不仅仅内含着日本本土的文化，而且还包孕有大陆包括中华的文化因素在内，所以一个中国人读这些书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日本人更能理解。”      “确实是这样。我们日本文化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京都是仿照贵国的长安建造起来的，道路的南北走向都跟长安一样。日本面向２１世纪，对于日本文化的研究也需要国际化，需要听世界各国学者对日本文化的见解。” 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enews/20070405/cul/news/200704/t20070404_170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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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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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小成

POST-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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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7 15:13:43 |只看该作者

不错的，要慢慢读。

风向一变，我觉得那呛人的火苗几乎要灼烧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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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下的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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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游民

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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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7 17:33:53 |只看该作者

看了宇文所安的那部分，说的不错 存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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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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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小成

Luc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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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1 02:34:01 |只看该作者

周质平每年夏天都带一支汉语学习班到北京来。常常有学生向他抱怨：我太失望了！北京在哪里？中国在哪里？到处都是现代化的东西！周质平反唇相讥：到美国我也很失望。我没看见白人和印地安人打架。

Hermes Trismeg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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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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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鸟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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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1 13:09:15 |只看该作者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王敖在2008-02-01 02:34:01的发言： 周质平每年夏天都带一支汉语学习班到北京来。常常有学生向他抱怨：我太失望了！北京在哪里？中国在哪里？到处都是现代化的东西！周质平反唇相讥：到美国我也很失望。我没看见白人和印地安人打架。</div>也许有一些身处海外的中国人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因而民族意识特别强烈吧。只是呢，有些外国人说那样的话，是因为对中国对北京不了解，是无心的。而有一些中国人的反唇相讥，则是有意识的反击，性质有所区别。把这2个事放在一起对比作为“笑话”看，有点太那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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