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城堡》中的东、西思维交汇

萼别

《白色城堡》中的东、西思维交汇



如果主体性缺失，时空主导性被排斥，自我被遮蔽，这样的情形之下发散出的联系性、矛盾性、变化性的思维，出现在东方的启蒙进程之中，被置以“东方思维”的名号，我们可以说，《白色城堡》极大的讽刺了“东方思维”。但那不是已经腐朽的权臣的暴戾、皇室的高高在上的无意义、占据知识话语权的巫师们的愚蠢和人心的普遍隔膜，而是古怪的觉醒者对这一切落后状态的发现、反省和挣扎。
如果仅仅因为这一反省和挣扎的历程发生在其现代性为后发-外生型的东方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当中，我们姑且把这种精神模型叫做“东方思维”，那么这一讽刺并不是绝对和单面的，而在与西方思维的对话、循环、互相渗透的交替中演绎、完成乃至永未完成。或者说它没有讽刺，而是同情的理解并忠诚的解析了这一人类精神上自我更生和蜕变的过程。“东方”被审视，同时也融化了审视者，就像人们经常折服于某一自强者的弱点，从其抗争中获取勇气和力量，或者融化于年深月久的气息。
小说以档案馆里的自传手稿被发现为引子。一份尘封的手稿，一个历史上的陈年传奇故事，不为世人所知，更没有被谁悉心理解过，发现者把它拿出来付梓出版，才使之昭著于世。这个引子的传奇手法，似乎寓示着：真正的文明交汇本来就是一桩个人性的隐秘事件，只有个人的隐秘才真正负载着生活的未知元素——因为本小说讲的是一个意大利青年学者与一个土耳其冒险科研者之间以主奴之名行师生之实、密切相处、深刻撞击的故事，在这个长达25载的过程中，前者由开化而渐趋于沉落，后者是由狂热、痛苦而渐至于觉醒，最后他们达到了默契的共识、在别无选择的情形下合谋行使了身份调包的密举，但再最后，命运波浪的高潮过后，他们仍旧是其自身。这样，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真正的交汇和碰撞往往出于最基本的求生机缘的被迫。
威尼斯青年学者“我”在海上航行时成为土耳其舰队的俘虏，依靠学识和医术得以幸存下来。他被一个跟他容貌惊人相似的土耳其怪人“霍加”（意为大师）从权臣那里讨去教他天文学、工程学等各科知识。霍加身世破碎，靠科研奋斗成为土耳其大臣和王室的御用知识分子，忙于为大臣、苏丹解释发明烟火、仪器、武器并解释星相等。
两个人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霍加在跟“我”的朝夕相处中精神紧张，开始不断逼视其自我，引发了灵魂内部的裂变和更生。从霍加的身上倒可见东方思维在更生中挣扎的特点内涵是多少有点可笑的。但是裂变中的人又无法脱离这些方式，只能依靠自身走出自身。
我们可以对这一东方民族早醒者霍加的思维做如下阐释：他具有了一定的机械的主体性，这表现为他为科研奋斗不息，积极谋求被王公贵族认可，积极改变土耳其社会，富有批判精神。但他的自我意识是一片空白，害怕面对自己，包括家庭不和、求学和爱情失败的早年，他在主体间性上的失衡、人格的变态和堕落行举。他靠人、我分殊的绝对划分乃至拒斥他者的对立态度来维护其“自我”，排斥感情交流；他试图以谎言来控制年幼的苏丹，他对西方先进民族的“他们”态度敌对却充满好奇和向往。他的思维赋有矛盾性的特征。
此外他靠捆绑别人来拯救自己，贬低别人来找回自信，乃至试图通过审讯异教徒的过失和接近临死的人来寻求深奥的真理，以及用谶纬之语来应付苏丹、在极力接近权贵时充满对自身运气的安慰解释，体现出一种寄生或发散的联系性思维。
他寻求自身的改变，并为此做不断的努力、尝试和挣扎。从一开始他就带给“我”丧失自己身份的连续梦魇。他嘲笑的提示着“我”的外貌的改变。最后，他终于换取了“我”的身份，“回到”威尼斯社会成为“我”。“我”则只能留在土耳其社会扮演他；而他以“我”的身份写书，大受欢迎。可是，这连身份和自我都可以交换的世界的变化性，在小说的最后一幕却也被暗讽了：以欺世盗名获得“解脱”的霍加终究不会获得“我”当年为捍卫信仰而承受要被砍头的命运的一刻；而那一刻“我”眼中所见的花园景象，被修筑在“他”的住宅后面，这灵魂深处的或者说旨关自我生长秘密的关键一刻是不能够被改变和隐瞒的。于是，那种含混的变化性思维在这里受到了最冷峻的嘲讽。被掩盖的真实对那个表面上的变化性随时可以发出一种背后的监控。如果认为小说在说明人是可以被环境改变的，那么一个沉落在历史缝隙深处的二人同谋的意味本身却在颠覆这一说法，于是一些至死不变的东西在小说的结尾浮现在读者眼前。思维的拐杖，成为进一步领悟的垫脚石。
处于急剧更生中的“东方思维”在联系性、矛盾性、变化性上温吞的似是而非的蠕动着。作者在小说的引子中调侃了那种消解主体性的联系性思维：“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
而所谓东方思维中常见的“整体性”是对这种散漫思维的荒谬性的僵硬掩盖，以无所不包掩盖目标的混乱和有效性的缺失——起初，霍加就是这样阐述着他的试图用来拯救土耳其社会的宇宙志理论，并忙于各种混乱的科学实验。东方思维中还常见中庸之道，这也可谓是对含混思维荒谬性的机械平衡——既然难以获取更精准的思维之光指引下的自由，中庸成为一种权宜的保险；而惯性化盲目化的中庸思维很容易在主体意志加强时裂变为矛盾对立的二元思维，后者成为前者的钙化、硼化。
所有这些思维方式，曰东方思维（历史比较之下被冠名的）或者曰启蒙进程中的思维，都是极赋相对性的，是扁平和滑顺而无助于拯救和开拓的心力的。
而“自我”与“时空意识”维度下的明确性标志着与上述惯性不一样的思维形态。
想想小说中霍加想把自己的过去写下来（写回忆录）的那个过程是多么可笑！那是反思乃至颠覆自己的过程。社会造就了精神的堕落和病态，与思维方式的混沌、非自觉、非自主性相交织。而当“我”宣告说西方人都有一个照镜子审视自己的习惯，“人只有自己才能探索自己是谁，但霍加却没有做这种事的勇气”时，霍加受到刺激而狂怒。相比之下作为西方开化文明的代表的威尼斯青年学者则很清楚的知道其自我和时空处境，家、父母、未婚妻、岳丈，生活轨道，学术前途，应付眼前生存问题的办法，种种。“自我”以及忠实的“时空意识”造就开明精神。“思维”是一个从智力角度的顶级词汇，其下可以有“精神”、“教养”等概念。

“我”作为奴隶被迫滞留在大师霍加身边，滞留在土耳其人当中，共同经历了宫廷政变、瘟疫、与波兰等西方联军作战等事件。而白色的多皮欧城堡成为二人命运彻底转换的关节点。
“我们终于看见了那座城堡。它位于一个高丘的丘顶，落日的些微余晖照在旗帜飘扬的塔楼上，堡身是白色的，白白的，很漂亮。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如此美丽且难以抵达的地方。在那样的梦中，你会焦急地奔跑在一条浓密森林间的蜿蜒道路上，想要赶到山丘顶上明亮的白色建筑物那里去，就好像那里举办着你也想要参加的娱乐晚会，有着你所不想错过的幸福。”
美丽的城堡难以靠霍加寄托拯救民族希望的笨重武器攻下并靠近，这情势为我们双双奔向异位而处的未来提供了一个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别无选择的契机：“我”因为是异教徒要在战败后被杀，当务之急是求生，而霍加在拯救的希望破灭更渴望立即奔向新的文明，这样，霍加救了我，条件是可以以“我”的身份来到威尼斯社会，办法是他们二人身份调包。结果霍加拿着“我”的贴身物件骑马而去，回到威尼斯过起“我”的生活；而曾经想尽办法要回到威尼斯的“我”却睡到他的床上，留在土耳其社会扮演霍加。
小说结尾虚构了“我”作为土耳其霍加的顺理成章的余生：我賺钱，周旋于苏丹身边，然后带着财产躲避是非、离群索居，娶年轻的妻子，生养子女，从此隐身。其实“我”在土耳其社会呆久了，早已被改变，由于纵情酒宴连容貌也发生了改变：
“大啖美食佳肴后，我变胖了，有了双下巴，肌肉松弛，行动迟缓。更糟的是，我的脸色也完全不一样了。经过那些宴会的狂饮与纵情声色，一种低俗的神色悄悄爬上了我的嘴角，加上不在正常时间睡觉及酩酊大醉，让我两眼无神。就像对自己的生活、对这个世界和对他们自身感到满意的那些笨蛋们一样，我显露出了一种粗鄙的自得模样。但我知道，我很满意自己新的状态，我什么也没说。”
    发达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精英，最后选择一种向下沉落的文明，这样的倒退的感召，始终伴随着人类现代化的进程，是人类灵魂深处的一道密符，生命体悟极端的一个走向。我国已故诗人海子就曾经对蒙古边地文明产生神往。无数西方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到印度恒河、西藏康巴寻找寄托和归宿。这背后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取向问题。
而原来的那个真霍加来到原本属于“我”的世界，与“我”的未婚妻成婚，成为“我”家族中的一员，以写见闻录在意大利大受欢迎。于是他成了年轻时代的“我”，拥有我英俊向上的面孔，成了“我”的一种缺失的结局的补充。
  “我们”只因相处在一起（25年），夜以继日，最后变得同时同地产生相同的思想，最终“我们”都选择离开自身、走向对面的彼此。这样，《白色城堡》的整桩故事可谓相当于庄子的《齐物论》之解了：我们本来非常不同，但只因同处一个空间，相处在一起，纠缠在一起，于是争斗，裂变，乃至趋同，分离，又汇合……
   再度汇合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是在无尽的合理的想像中。此外，地理上（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交汇循环，也挽救了时间不可倒流的缺失。小说结尾，那位多年以后威尼斯之“我”的来访人，翻阅起“我”所写下的这本回忆录，然后朝向后花园的窗子，看到了“我”早年刚刚被俘虏到土耳其时所看到的一幕情景：
“桌上一只镶嵌珍珠母贝的盘子中放着桃子与樱桃，桌子后方有一张垫着稻席的睡椅，上面放着与绿色窗框同样颜色的羽毛枕头。（现已年近七旬的我坐在那里。）更远处，他看见一只麻雀栖息在橄榄树和樱桃林间的井边。再往远处，一架秋千被长索挂在核桃树的高枝底下，在似有似无的微风中轻轻摆荡。”
这样，小说在结尾又回到开头“我”面临死亡选择下的一幕，时光也被带回到“我”的当年，我的自我成长的隐秘一刻，在五十年后另一个局外人的眼中要重新发现。不错，他者带来时光的倒流，他者可以可以发现我们生命存在的真实意味。
东、西方碰撞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从其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空间共处理论，和时间的非线形。
十七世纪的土耳其已经由十五世纪攻陷东罗马帝国的鼎盛时代走向衰落，小说塑造了霍加这个从“被褥匠的继子”的身世痛苦中超拔出来的土耳其社会中的觉醒者形象，他诞妄而怪癖，看到土耳其社会因精神堕落必然要在以后几个世纪走下坡路而无法挽回，故而逃往西方，并以一个意大利人的身份隐身于意大利社会。于是，异常美丽的、武器所攻不下的、永远近在眼前却遥不可及的白色城堡的无为气氛之下，又多出一个中国道家老子式的人物。但是霍加的个人式出走的勇气来自，他要割断自身的文化血脉、改换新血。这是他与中国的渴望“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孔子和持《道德经》出关的老子不同的地方。霍加的这种狂妄是荒诞和枉费的，但极具行动性。他的欺骗最终并没有改变他的自我，也不会获得目睹后花园景象时的“我”的真正内核。作为精神符号的大师霍加终归像一个隐秘的残缺。
中国从东方的身份角色而言，应该重视同属东方的日本、印度等国的经验，而帕慕克的作品叫我们也能够跟土耳其经验也有了一个有效的交流。毫无疑问，土耳其人走向现代的精神历程，可资对照我们自身的历史。书写这一进程中精神的隐秘里程，恰是二十一世纪人开始着手去做的事。
小说的作者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而他得到了西方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的肯定。据说帕慕克不喜欢民族主义，他说“文学不是强力，而是关于理解，关于享受生命、享受看文字和穿越文字深处的东西”。这毫不奇怪，因为深谙异元文明交汇之道的人当然不会选择过于简单的办法对待差异。

赵元   2010-12-20

陈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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