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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比多 于 2012-5-14 00:1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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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来是一个以诗立国的国家,诗就是中国的宗教(于坚语)。这个国家发展到此,诗歌突然成了一个笑话,成了令诗人蒙羞的丑闻。今天这个国家内充满了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趣味。于坚指出,这是文化运动的结果。我认同。
十几年前,摄影师吕乐作为导演拍过一个奇怪的电影,叫《小说》。名叫小说,却用去三分之二的篇幅,请了一帮著名作家讨论时代的“诗意”。什么是诗意?这时代还有没有诗意?有多少?诗意跟物质或者说白了跟钱是什么关系?诗歌是生活中无用的那部分吗?诗歌跟个人经验、回忆是什么关系?……虽然全片没有一个诗人在场,但是讨论还是进入到了当今诗歌尴尬的生存之中。私以为,多年后杨黎的诗歌废话说,跟当时马原的“有用/没用”有点不谋而合。如果允许我继续乱贴标签,那王朔的颓废到底就是当时的下半身,身体写作,而陈村的生活细节和拒绝隐喻则契合于坚的便条与档案文体;阿城讲诗歌的道被小说载走了,不太好归类,不过以他的知识储备,不妨先贴上知识分子写作。赵玫很女性化,可以暂时和舒婷王小妮翟永明坐在一起。须兰借和尚说吃饭就吃饭喝茶就喝茶,可能很乌青吧。
我能理解为什么梨花体和废话体让很多人恼羞成怒。因为读者的审美经验失灵,在无法判断的时候,人容易觉得受到了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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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关心汉语诗歌发展的读者不小心读到一首梨花体或者废话体,下巴掉一地是有可能的。就像一个自以为文明的现代人突然看见赤身露体生殖器吊环的土著一样。取笑和鄙夷是一定的。我也见识短浅,无法给你详细介绍这些土著的文明脉络。即使粗枝大叶的梳理也做不到。不过道听途说,我倒能讲点诗歌的野狐禅。
1999年4月16日,北京平谷盘峰宾馆。估计也和《小说》里那个场景一样,只不过小说家都换成了诗人。以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王家新、臧棣、西渡为代表的,强调“学识”和“技术”的称为“知识分子写作”;以伊沙、徐江、侯马、于坚(大约还有韩东、杨黎)为代表,强调“口语”和“生活”的称为“民间写作”。这两伙诗人争论的主题是“诗该写什么”和“该怎样写诗”。据说当时吵得很厉害,最后不欢而散。之后有人将这次会面称为“盘峰诗会”,评价臧否不一。有的说盘峰诗会为中国诗歌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也有人说盘峰诗会不过是对本就贫病的诗歌界最后话语权的争夺。
上溯到“五四”新诗开始,经历湖畔派、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九叶派、浪漫派、朦胧诗、第三代诗群、中间代等等。一直来到盘峰诗会,汉语诗才分裂成两股,就是盘峰诗会的“知识分子写作”和倡导口语诗的“民间写作”。民间写作号称“不结盟”,后来也确实,民间写作的诸位大佬各有隙罅。民间写作的阵地如“诗江湖”“他们”等也纷纷倒掉或成为废墟。
因为我也觉得“知识分子写作”确实有晦涩、僵化、苍白之嫌,所以之后我比较关注“民间写作”发生的事。盘峰之后,于坚提出“诗言体”,杨黎提出“诗歌废话说”,韩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发展到兹仍是诗歌写作小圈子里的事。
诗歌被大众娱乐是从赵丽华的“梨花体”开始的。划分上赵丽华应该算是民间写作,网友将赵丽华的部分口语诗歌拿出来取笑,并谐音丽华称为梨花体。其实那并不算诗歌种类,更称不起派别。还有后来的取笑乌青,说乌青发明了废话诗。实际上提出废话这一诗歌概念的是杨黎(见《打开天窗说亮话》)。口语诗歌小圈子里的人很容易分清杨黎、赵丽华和乌青的诗歌,不过对普通网友来说,难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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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否定知识分子写作,相反我很喜欢西川的诗歌。喜欢部分的王家新、欧阳江河、西渡。他们的问题他们自己知道。西川在《难以描述的旅行》里写:“加尔各达诗人达斯·古普塔 (Das Gupra) 甚至曾对我说过:‘印度作家与中国作家应该携手与西方斗争。’我当时在心里暗自答言:‘晚了,我们中国作家差不多都已全盘西化了!’”王家新在《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里说:“中国现代新诗本来就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开始的,西方的写作资源已经成为现代汉语文化血液中既不可排除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天所有的读者,都是“五四”之后生的。“我们都生活在‘五四’的后果里。”(陈丹青语)抛开冷硬的古诗尸体,我们较鲜活的阅读经验是自五四以来的汉语诗歌,不可否认,这其中最优秀的部分是译诗。以此为养料生长,渐渐地产生出一种奇观:几千年到今天也未改变以世俗情感为生活主体的中国人,突然开始寻找基督教情感的诗歌。
1994年第二期的《诗探索》上,西川发表了一篇《诗歌炼金术》,从中可以窥见这一代诗人的走火入魔。全篇一百零三条,摘第一、二条如下:
① 诗人既不是平民也不是贵族,诗人是知识分子。是思想的人。
② 但生活方式并不值得标榜,它是写作资源中最卑微的一种。
这大约能找到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对立的部分原因。知识分子写作讲求知识储备,语言繁复,意象朦胧,充满隐喻、象征,重视精神生活;民间写作相对朴实、语言清楚简单、意象准确、具体,重视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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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之外,仍有很多优秀的诗人。既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也不属于民间写作。比如树才。树才就讨论过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议论在知识分子和民间之外的写作可能。其实抛开第三条道路,也仍然有很多独立的优秀诗人,比如杨健。再加上无数未受过运动迫害的台湾诗人,汉语诗还是充满可能。
但到底什么样的诗歌才算诗歌?什么样的汉诗才能算汉诗?现在的诗意是什么?
中国人很可怜,因为自然环境的污染,加上各种现代病,人口爆炸,信息过量,无法回到寄情山水的古代诗意里去。又因为我们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不相信末日审判,所以每次提到灵魂,上帝,放逐,伊甸园或乌托邦这些东西,又显得底气不足。
这样下来,唯一可以把握的,就剩下日常生活。我觉得即使是今天,它被物质挤压得扭曲变形,也仍然有诗意在里面。阿城说,所谓中国文化,基本就是世俗文化,这是一种很早就成熟了的实用文化。(语出《闲话先说》之十一)他文中两个有趣的例子,一个是商周甲骨文的内容,“那里面基本是在问非常实际的问题,比如牛跑啦,什么意思?回不回得来?女人怀孕了,会难产吗?问得极其虔诚,积了那么多牛骨头乌龟壳,就是不谈玄虚。早于商周甲骨文的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则有涉及哲学的部分。”“中国文化中的世俗性格进入佛教,原旨虽然变形,但是流传下来了。大英博物馆藏的敦煌卷子里,记着一条女供养人的祈祷,求佛保佑自己的丈夫拉出屎来,因为他大便干燥,痛苦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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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汉语诗歌早就有世俗的传统:在河边听到关关的鸟叫,看见美女就想上去搭讪;我坐着船正要出发,忽然听见岸边有人踏着拍子唱歌送我;问牧童这附近哪儿有馆子,他指给我看远处的杏花村;隔着篱笆喊邻居过来干了杯中酒;西楼上看大雁捎来老公的消息没有……宫女浣妇的离情别绪,边塞将士的壮志未酬。所谓世俗,就是坚持在文字中过一种日常生活。诗意在这样的文字里升腾起来。
在“盘峰诗会”之前,还有一个发生在文学领域的事件。可能它或多或少的影响、导致了后来盘峰诗会的对立。那就是1998年9月,作家朱文在《北京文学》刊发了“断裂:一份问卷与五十六份答案”同时发表的还有韩东的《备忘》。在“附录一:问卷说明”中朱文写到:“这一代或一批作家出现的事实已不容争辩。在有关他们的描绘和议论中存在着通常的误解乃至故意歪曲。同时,这一代作家的道路也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即,接受现有的文学秩序成为其中的一环,或是自断退路坚持不断革命和创新。鉴于以上理由我提出这份问卷。我的问题是针对性的,针对现存文学秩序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象征符号。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明确一代作家的基本立场及其形象。”
很多人误会朱文、韩东是要和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现在想一想,他们想断裂掉的,大概是自五四以来的,混合着译著血液的,充满知识分子策略的写作。通过这种“断裂行为”让现代汉语回归到中国文化的“世俗”传统中去。这可以从朱文撒发着世俗亲和力的小说中找到答案。当然不是媚俗,而是像阿城说的,用小说接过诗歌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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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思考,只是想起这些,而且意义不大。对别人对自己都是。虽然有泛滥口水的嫌疑,我仍喜欢口语化的诗歌,喜欢文字关注日常当下,至少是从日常当下开始。我对诗歌是自愿的,没人逼迫。至今少有喝彩,我无所谓。我愿意今天的汉诗受到更多关注,哪怕是从被恶搞开始。我相信诗人会回来,完成他的工作。
2012/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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