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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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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侠客

痴呆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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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15-3-25 22:03:0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卫康于 2015-3-27 16:41 编辑

锁了车，捋下钥匙的一刻脚就准备往回迈，然后眼睛就看到摆在铁架子里的几十样菜。
当我不在单位食堂也不在政府食堂不做饭也不和我妻子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到这个店来吃快餐，我来了十几次，每次都是一个人，我没和任何人说起也没和任何人一起来这里吃过，快餐店成为我的秘密基地。
我的妻子是知道这个地方的，因为我在电话里告诉过她几次：“在哪里？还是那里，三元二路的快餐店”，但她没有想来吃过，虽然我觉得这里的东西很好吃，但她不会喜欢这里，因为她喜欢那些环境不错的餐厅，即使那里的东西并不美味。她也没有主动提出要来这里吃，即便我们在电话两端为去哪吃没有主意暗自生气较劲让沙沙电流声充满话筒的时候，我也没有动提出去快餐店吃饭的念头，不知道是对自己的品味没有信心呢？还是想保留一个秘密的地方。
10块钱，在这里能吃得很饱，足量的木桶捞饭，松软，足量的芥菜汤，幼滑爽口，都是我喜欢的，不知道为什么打哪三样菜，都是10元钱。
11块，今天老板忽然这么跟我说，让我吃了一惊。
我拣了一张靠近暗室的桌子坐下，桌子旁的暗室里，土豆卷心菜从编织袋里散出来，滚了一地。
我小心地掰开一双一次性筷子，开始吃饭。
这一年多我不知道干了什么。
文学，我每天都在想，但为它做的事情实在太少。
一年多了，我没有任何作品，连我的姐姐都觉察到了，而我一向是认为她不懂文学的。
她在微信上对我说：“最近在做什么？”
“还是那样，混着，没死”
“你不要这么消极，最近有写什么作品吗？”
我沉默了很久，她问别的，我都刀枪不入了。
“没有，不想写”
我忽然很想哭。忙了这么久，什么都没得到。连文字都没留下。
一点文字没有是不实的，有，日记每天都写，一些心得，有记，一些观察，按部就班地写，甚至还有一些读书笔记、半篇残破续写不上的小说，以及一些癫狂的随意涂抹的心情记录，把一年来可以累积的东西，轻轻松松地葬送掉，不可能再有效地处理它们了。
我不是什么有才华的人，我的方法是像蚂蚁一样收集，像蜜蜂一样上下翻飞，等它大致成型，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始工作。
所以我把这段时间都浪费了。打开电脑写这篇之前，我犹豫过，因为再这样图痛快的瞎写，一无所得，只会增长浮躁，写了千言万言，不如一刀一枪，一字一句。废了。
还是计算。还是算计。
即使我现在还不会写作。但我总是想起一个拙劣的综艺节目上，一个丑男哭得乱七八糟地说：“我发现我不会唱歌了！”对面一个像是痛经表情的大妈肯定地对他说：“不！你已经很会唱歌了！”，像垂死的鸭子一样上下挥动双臂招呼四周的观众，“你们说对吗？”就是这么个恶心做作的场景，反反覆覆在我脑中出现，我的心变成了那个丑男，在哭泣：“我发现我不会写作了！”
写作要真诚。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做得到吗？从最初写作起的真诚丢了不算，现在还把油滑一并弄到生活的其它领域。
有天我看见姐姐的朋友圈上说她失眠了，害怕见到别人美好生活的我关闭朋友圈半年了，知道这个事情已经是几天后，我打电话去问。
姐姐说去年姐夫生意不太好，今年把一个大的店面退了，只经营剩下的一个，叔叔房地产事业开展的不顺利，为了周转资金买别墅，我的面试又没通过，凡此种种，让她觉得生活不易。
我不喜欢姐夫，他不怎么说话，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文化程度不高却很能赚钱，他也不比我大几岁。我在心里一直想我有朝一日能比他好的，但是却发现很难在他相应年纪的时候具备相应的财富。该怎么安慰自己呢？当我听到亲戚朋友里有人说姐夫性格不好、生意没什么前途的时候我的耳朵就竖立起来，听得仔仔细细，现在事情真的这样了，我是该高兴吗？
我很卑劣。
我把微信的签名换成：我是地火。犹怕别人不懂我要冲出地表的含义，又改为“我是地下的火”。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冲出地表，但是我确实有很多恶意在胸中，随时会爆发出来。
我去超市，门口两个老年人，戴着小红帽，拿着小红印，给出来顾客的小票盖章。我走到门口时，他们把我拦住，说我背的包不能带进去，我本来可以和他们争辩，但是我没有，我悄不作声地把包放在柜台。我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整个人被恶意所笼罩了。
当我走向出口的时候，他们向我索要小票，我把小票掷到地上，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他们因为惯性眼睛和身体随着小票的落下而弧线下移，我大步走到柜台，目睹这一幕的中年妇女把包递还给我，她的眼神很复杂，是那种明白的鄙夷但是又不敢表现的太明显。她把我当成什么？一个地痞？无赖？
我不知道那两位老年人有没有感觉到羞辱，但我感觉到羞辱。
拼了命，日日夜夜，一年多，我做些什么？我在拼了命的想到政府里去。
我妈妈不敢和我提这个问题，一提我要发火，她觉得去年是她和我妻子阻止了我到北京去的机会。我觉得也是这样，可真的是吗？我在已预备录取之际，还犹豫不决到底是离开还是留下，甚至把帖子都发到黑蓝上向大家求助，头脑不清醒和意志不坚定到一个精神病人的程度。
“为什么不能成功？因为我们不仅生活穷！思想也穷！想这个想那个，一点点问题看不清楚！”在家里我妈又一次提到这件事情，我几乎是在怒吼。但是我妈和我几乎无法说其它的东西了，我在她面前病态地表现出对工作的极端厌恶，我拒绝和她提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我们真的很穷吗？不成功吗？不会吧。星村的人都说我培养了两个大学生，还帮你在南平买了房子，都说我很厉害。我和你爸真的那么不成功吗？”我妈有点泛着泪花，生生把我一堆想要说出的更尖酸刻薄的话给堵回去，我简直不敢去回想我刚才说了什么。
头晕目眩。被一堆“国务院”、“中央”、“全国”这些头衔砸晕了，幻想着能一朝成功，平步青云，但是雪山或岩石的高、大，与一只蚂蚁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这么想，也许就不会是蚂蚁了，但想法有这么容易改变吗？半夜躺在床上，脑中有无数下流的想法，如果成功能向谁炫耀，能狠狠报复谁，把自己代入到自己一辈子也难以到达的境地。于是又等了一年，我重新回到北京去面试，幻想再一次混迹其中。西装革履地坐在敞亮雄伟的会议室里，人模狗样面试一整天，仿佛自己真的成了社会精英，仿佛自己的一年一度北京自助游是生活的常态而不是幻梦。
坐在我同一排的大哥说了实话：“别看我们几个都西装革履的，我们就是社会最底层。”
他说得对，因为我们五个人当中最后被录取的就是他。当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或者观点，而是他那令我吃惊的履历，他只比我大几岁，已经在地级市里评到了正科。一年多前还模糊不清的行政级别表现在像一副扑克牌一样在我脑中展开，而且我像天平一样不断校正每一枚砝码的重量。
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从北京回来等待面试成绩的时候，我心神不宁，失眠。从考场出来的时候，因为知道那位大哥的履历，我深感不妙，心情全无，而又因为时间的延长使得我们原本计划的下午茶告吹，我心情极度糟糕，像一团垃圾走在复兴门外大街上上。
但还是有一点点侥幸心理，人是多么可耻而不自知啊，在成绩出来前几天，我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第一次深味陶渊明“汲汲于富贵”的切中肯絮，我从来不曾这样。汲汲，如人汲水，从深井里打水上来，在一圈一圈汲水绳子的吱呀响声中纵情妄想，甚至愚妄到乐不可支。
但最终打上来的是一桶黄沙。
我知道最后的结果，口干舌燥，一遍遍想起我从北京返回的列车上出来，看见孤陋的南平的凄凉感觉：没有人喜欢我，没有人需要我，但可能死于葬身之地。
虽然看起来不错，一次成功，一次第二（？），但我知道，好像一只竹篙点离春岸，只能越行越远，最终茫茫大海行舟。其中的距离，只会越来越大，如果我还没有找到我真实缺陷所在。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我现在更深味高中语文让学生学习这四句诗的用意。
如此种种，又哪里有文学的容身之处？

快餐店的环境并不好，简直有些肮脏。
来这里吃饭的都是谁呢？农民工、附近店铺的售货员、穿着灰扑扑，膝盖上两个大绑腿的摩的司机、送货司机。他们的吃饭动作都很大。
这里的卫生条件堪忧，塑料的碗、湿漉漉的筷子勺子都丢在冰凉的消毒柜里，按理，消毒柜里应该是高温。
我有我的办法，我拿一次性饭盒装饭，拿纸杯装汤，用一次性的木筷和一次性塑料勺。这真的很麻烦，快餐店的老板当然不会说我什么，虽然我增加了他的成本，但我不知道他怎么看我。
我和生活之间，隔了一个一次性饭盒、一个纸杯、一双一次性筷子和一只一次性塑料勺。
我闷头吃饭。
路过我身边去暗室切菜的阿姨忽然滑倒，撞到了我旁边桌子吃饭的大哥，那大哥岿然不动，看了她一眼。
“不好意思”阿姨带着歉意爬起来，大哥继续吃饭，不看一眼。
阿姨从地上摸起一个东西“哈，是笋，笋掉在地上，难怪这么滑。”
我不敢去看她捡起来那块煮熟的笋有多么肮脏，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湿滑油腻的地面。
天哪，我的妻子真的会来这样的地方和我吃饭吗。
她说，你能不能不要再穿你的那件衣服了，土不拉几的，赶紧丢了。
我嘿嘿一笑。我这么穿着舒服。
还是文学。心里绕来绕去，脚步越走越远。大概有一年不曾上黑蓝论坛，觉得羞愧，这里是个交流作品的地方，没有作品，不好意思过来。
但那种感觉可能不会再有了。
第一次来黑蓝论坛写作的时候，没有什么想法，但意外得到肯定，然后欣喜，接下来是为期两年的狂欢节，是哥伦布找到新大陆的感觉。
我可以把之前在周围人当中小心翼翼藏掖着的读书写作给打开，毫无羞愧地谈论。
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晚上一起吃个夜宵？很难得的晚上想写点东西，一点感觉，放到明天，就散了。
但是我不好这么说，我只能支支吾吾地想了半天，说，啊，晚上有点事情，有点资料要弄一下，明天要教研，讨论……
我实在不擅长说假话，我观察过那些善于说假话的人，斩钉截铁十分潇洒地就回绝，口气不带任何迟疑。像我这种废材，口气绵软，结结巴巴，觉得刚才讲的理由似乎不够充足，再继续编细节，全然忘了一个人在回绝事情的时候没有必要把原因解释得如此清楚。我越说的多，露馅得越厉害。
然后电话那头说，嗯，好，那下次吧。然后，渐渐，很少有电话打过来。
堂堂正正说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一点问题都没有，是我自己的不自信，这么多年了，似乎还没有成为一个自信的人，走路驼着背，说话不看人的眼睛，说话软绵绵。
瞒着别人，别人感觉的出来，何必要这样呢？
但是在黑蓝就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我在获得说实话自由的同时也获得了说实话的能力，我感觉爬出山洞，在空气里翱翔，想着以后一天天的日子都是这样，兴奋地觉都要睡不着了，全身轻飘飘的。
我记得当时和好朋友一起跨过桥下长满绿藻，有些游鱼和透明的虾的石桥，聊着一些我们都喜欢的东西，天气正好，慢慢走出去。一种轻松而精力充沛的感觉，把这种感觉乘以700天，就是我发现了这块新大陆的感觉，这真是我的黄金时代啊。
我觉得我爱上文学了，我觉得自己有无数的时间配以无数的计划，我觉得我现在的道路清晰明了阔大平坦，就是持续不断地往前走，不会担心迷路或者掉下山崖，我期待老年的到来，我常常幻想我60岁的样子，我觉得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自我锻炼自我教育，我大概已经成为一个智者了吧。
我决定按部就班地读书，写作，我制定计划、修改计划，实施计划；制定计划，修改计划，实施计划；觉得自己高兴极了，找到了正确的路，如此顺利。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里这句耶稣的著名论断我认为是失误的，永恒的门是真正宽广的，只要认定了，闭着眼睛也能不断往前走。
至少那两年，我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知道这句话变成了一根刺，扎在身上不知道什么地方，浑身疼得难受。
少年看世不能太天真太理想，太天真太理想害的不是外界，外界你无能为力，害的是自己的中立性，觉得自己被骗之后，便毫无思考地倒向另一边，年轻时是激进派的，老来往往比任何人更是保守派。
等我发现文学的问题，它的衰落，它并非是突出天际傲视群雄的一支，如果它是高峰，在周围至少也有三五个与之对峙的高峰，它对现实的无能为力。我发现我自己的问题，不够天赋、不够意志、不够热情。更不用提我发现的写作者身上的种种虚荣和虚弱。
长期的，长期地处在一种写作冷感之中，想到阅读计划、想到写作计划、头脑就卡住，嘴里啧啧全是血腥味。不愿工作，也不会娱乐。一百天，大概有一天才有一种想马上跑到电脑前把心里想的东西写下来的冲动，但那种冲动是什么呢？是滥用，是一些不成文不成型的东西，是原地踏步甚至退步。
忽然觉得世界变得索然无味了。
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点信仰，信仰是一种训练，更是一种教养，没有信仰的习惯，很容易就把东西丢了。
我昨晚出门丢垃圾，下着雨，我不想打伞，拖着大纸盒子往外走，回来的时候，看见我的钥匙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门外的地上，路灯下湿漉漉亮晶晶。我把它捡起来攥在手里，它湿冷，刺激着我的掌心，让我感觉到一些幸运的征兆。
还是要自律吧，自律会慢慢一点一点把我带回到文学的路上，我会依靠自律去读，会依靠自律去写，但是那种初恋一般的感觉消失掉了，就找不回来了。
当然也不必找回来。
我遗憾的是，没有足够详细地把这初恋的感觉记录下来。

饭吃了一半，该喝汤了，我有自己的吃饭习惯，我不是一边吃饭一边喝汤，我是吃饭吃到一半，喝汤。
对我来说，最难解决的是写作意义的问题，不是普遍意义，而是一件作品一件作品的意义，通俗来说——有什么意思呢？
“没意思，没有任何意思”哲人大摇其头。
也许写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因为没意思，没意义。写一篇小说的时候，当我开始，我充满了热情和构想，当我走到中途时，我犹豫了，我不知道这些文字要带我到哪里去，我东张西望，找不到继续和结束的方式。丢了吗，丢半截在那，就像院子角落里丢了几年不清理的垃圾，长出各种病态的花草和毒虫，搅乱我的生活。
所以要去找点意义，这篇小说，你写下来，意义何在？
一长段时期以来，我把它当作对抗死亡恐惧的一种方式。
死亡令我恐惧，长久植根，20岁之前，我长久地恐惧带有死亡象征的东西，比如墓碑、花圈、棺材等等。直到现在，我还会不时地在黑暗的卧床上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的心跳频率很大地加快了，我口干舌燥。
对死亡的恐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保护我对抗那些黯淡的现实，当我想到，死后一切皆空之后，就会觉得别人的财富、名声、地位也并非那么令人羡慕，有时候我缺乏勇气时，也会以面对死亡的思维来对抗，为自己增添勇气。我思考事情时常从生死出发，这是一种幼稚的自我保护，逃避现实。
但这种逃避现实也无法抵消死亡带给我的巨大恐惧，我常常觉得空虚、短暂、无聊，又因为我本身是学历史出身，我深明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历史上都以发生，今后还将重复，我感到深深的乏味。于是我将眼光投向星空，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创造出一些能够传世的东西，就像我在阅读经典的时候，我会心悦诚服地认为这些经典作家是得到永恒的，撇去人类终将灭亡、宇宙终将寂灭的物质性结局，当我们的思维抵达同一个对象的时候，经典的作家复活了，如同宇宙间响起合奏。这比《创世纪》的手指相触还要更加悸动人心。
我在那时候立下一个座右铭：“宁为泰山增细壤，不随东海扬波涛”，泰山的细壤，是独创的、传世的作品，虽然可能只有一篇、一句，但有一则是一，融合在一个永恒的共同体里；东海里的波涛，即便气焰滔天，但最终也是要落到海里去，深海以下，不留痕迹。
我把自己的标准拉高了。然后艰难地喘息。我开始什么都看不惯，虽然自己什么也写不出来。用终极价值当作大棒去四处挥舞，幻想中，所到之处，圣贤倒地，豪强匿迹，就像一个小孩开始赖地时觉得整个大地都为之所战栗。

我在一点一点地把一次性饭盒的饭吃干净，这是一连串的减法的结果。一口，是一次减法运算，一筷子，是一次减法运算。
我的写作也是减法运算，减来减去，减得毫无立足之地。
铺开一个巨大的条目，上面并非写着“小说是……”，而是写着“小说不是……”，每天加一条。
然后终于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
越来越多的束缚导致更多的不真诚，开始拿腔拿调，脑子出现不少鬼影，要怎么样，该像什么样。
做减法没有任何问题，不能写得随意，写得随意不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但是减法怎么做，要认清自己。
艰难，我给自己定了阅读计划，一天半个小时，写作计划，一天半个小时。看起来是很少，少的可怜，但是进行了半个月，累积的量让我有些吃惊。于是雄心勃勃地开始做算术题，以此计算，3年之后，10年之后，大业可期。但等不到一月之后，比难以坚持更麻烦的，是机械工作所带来的让我自己都提不起兴趣的文字产品。
写作不是算术题。它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活动，不需要任何资金设施数据库，只要纸笔、或者一台输入设备，但实际上，如果你愿意让句子在心脏里升起来，那它什么也不要。就是因为这样，它又特别的困难。你无法控制各要素来达到你所期望的效果，没有什么努力就能成功的法则。你需要从一个更广大更深远的视角上来观察这个问题。在我现在看来，还是那个问题，如何确定写作地位的问题，如何协调写作和生活各要素的问题。
今天再回头看，这几年的写作给我一个真实的意义不是什么对抗死亡，我的恐惧有增无减，主要的表现是焦虑，每见到一个新的写作者，读到一个新的作家，总是对他的年纪特别敏感，总是对他在什么年纪时写出怎么样的作品感到念念不忘。然后对比自己，徒叹岁月的流失，死亡的逼近，恐惧，焦虑。
写作带给我真正的意义是躲避责任，躲避生活，为我的没心没肺提供一个别人看来匪夷所思我看来坚实无比的理由。
在房间里等着师傅来喷漆，喷上的粉腻子雨一样飘落下来，在地上敷了一层，滑腻无比，然后整个房间显得亮了好几度；在房间等着师傅来安装木床、安装衣柜、安装窗帘……房间的更新工序进行到一半，我才发觉我已经强迫我的妻子在这个暂时性的简陋居所里住了3年，如果她这次不强烈地要求进行更新，我也是不会动手的，因为我总是觉得，我会成功的，我可能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一次又一次，还是没有离开，我的生活在方向上没有变化，在细节上也没有起色。
我不关心生活，对生活中种种细节，我总是能推则推，能挡则挡，每次购买衣服，我总是说我不用穿新的，就这样就好，我宁愿维持一切毫不变样。对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来说，我是一个呆在一起令人感到窒息压抑的人。
有段时间，我的妻子甚至拒绝回家来，她对我说，我不想回家，我一见到你就压抑。
她问我，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连不说话的权力都没有吗？
岂止是不说话的权力，我所要的是不生活的权力，生活里的一切事情，我都不想理会，表面上我在极其低速地运转在生活中，实际上我对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带有排拒的态度。我还经常将这种态度变得十分夸张，已向大家释放那种我对生活极端不满的信号，即便这种信号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我母亲很关心我的情绪，她非常注意我对周围事物的评价，每当我偶尔提起某样东西还不错的时候，她会马上紧跟着说：“是呀是呀，你要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我一听就沉下脸，默不作声，一上午或者一下午不说话，或者总结陈词般挤出一句：“只要还呆着这里，我是永远高兴不起来的。”
我在父母的卧室外曾经听见我父亲对我母亲说：“你不要说xx（我妻子）闹情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完全可以理解，摊上这样一个老公，她有什么办法呢？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口气好比在说一个久不悔改的赌徒。我也有长久地握在我手中的骰子。
生活要理顺，这是小朱哥对我说的，现在我还记得，第一要义，就是首先生活要理顺。

为人民服务。
人在原初的时候，都是会保留一些热情的，但是渐渐可能就被污染掉了。这种原初的热情，我现在能在一些学生的身上看到，他们愿意吃亏，毫无算计地去做一些有益于大家的事情，而且看得出来，他们是相信一些传统的思想和语句的，包括上面这句，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我觉得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句子，不夸饰，有力，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