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2年拍摄一部题为《中国》的纪录片注定是尴尬的。不知日后遭遇一个国家对一个导演之战的安东尼奥尼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
1972年的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70年11月6日中意建交，次年5月意大利人提出要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这些马可波罗的同胞们显然对当时的中国充满了好奇。此时已尝过“乒乓外交”滋味的中国人欣然接受。亦是在这一年安东尼奥尼的同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荷兰人伊文思应中国政府邀请拍摄题为《愚公移山》的纪录片。当时的人回忆道“拍《愚公移山》是周总理的建议，因为“文革”时中国在外国的声誉降至最低点，考虑请伊文思来是因为他长期与中国朋友间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国际主义战士的“左翼”身份，希望他拍出一部为中国“正视听”的纪录片让西方人看到中国的情况。” 而批准意共左翼分子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的也正是周恩来。其中的政治意味不言而喻。
而此时的安东尼奥尼或许压根就没想过所谓的政治。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里是这么说的“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我的意图是让意大利观众看一看带有各种缺陷的安东尼奥尼式的中国。”（1973年5月9日路透社报道）这些“政治极不正确”的想法使得他成就了《中国》这样一部纪录片，亦使他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
尽管有关方面想方设法让电影拍成展示新中国新风貌的宣传片，但这个固执的意大利人却说“我选择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风景。”正如片中的解说“中国人就是这部电影的明星，我们不企图解释中国我们只希望观察这众多的脸、动作和习惯。”关注1972年活生生的中国人始终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也正因为如此三十多年以后的我们也才得以看到一个并不完全样板的1972年的中国。虽然不免浮光掠影但仍不失真实。当然真实从来都是有局限的。
安东尼奥尼是在1972年5月13日到来的，此时距尼克松访华不到三个月。一到中国安东尼奥尼就发现他之前想的实在太天真了。他在片中说道“从欧洲到来时我们期待着爬山和跨越沙漠，但很大一部分中国可望不可及非请莫入的。”诸多他感兴趣的地方“不是关着就是不让进”。非但如此，他从意大利带来长达半年的拍摄计划，与中国官员关在房间里讨论了三天后，半年妥协成了22天。这22天里用他电影里的原话是跟随笑眯眯的导游严格规定的路线进行拍摄的。
当然这个有着“恶毒用心”（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用语）的意大利人不会这样乖乖就犯，他颇用了些“卑劣的手法”（出处同上）。他将摄影机掩盖冷不防地抢拍；禁止拍摄的地方，就假装停拍，暗中继续拍摄；而双方商定拍摄的地方，就用未装胶片的摄影机空拍。出林县后索性反抗到底，不让拍的也拍，不让进的也进了…
…
而这个“用心恶毒”的人亦是天真，他将他的这些不合作，阴奉阳违，反抗到底的伎俩在电影中一一展示。当然这些后来都成了他“反华”铁板钉钉的“罪证”。
二
可事实上这个意大利人并无恶意。对这个谜一样的国度有的亦只是天真和好奇。“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他想得很浪漫甚至可笑。
安东尼奥尼的拍摄从中国的心脏北京开始。这个“在政治社会结构和历史上都以全新面貌展现自己的国家”她的首都她的人民在这个意大利人口中不乏溢美之词。他说中国人都很勤劳，虽然贫穷但不匮乏，工厂象自给自足的村庄，四合院里有自留地，生活上的平等使他感到惊讶，哪怕文革搞乱了生产，但现在又开始讲究不失人性的效率；他亦欣羡北京人闲适的风度，礼貌谦虚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还有城墙根优美得象是舞蹈的晨练，神奇的针灸麻醉，匪夷所思的天坛建筑；甚至对当时的政治气氛亦无很大的恶感，在天安门广场，他说广场是政治中心如潮似水的红卫兵从这里向文化大革命迈步，即便如此广场在他眼里仍有“林荫大道和风在这里相会”的诗意，在国棉三厂的幼儿园里他说孩子的天真活泼使他忘了他们口中唱的都是政治歌曲……
在这个最纯洁的北京，他从天安门出发，走访了妇产科医院幼儿园，小学，工厂，农贸市场，工人家里；当然少不了长城，十三陵，故宫天坛，琉璃厂，王府井丰盛街；还有一个据说是拥有“一所医院6个诊所36个保健站8000个学生5所中学19所小学的东阿公社”。这样的农业天堂再天真的外国人也要不信了。
还有政治亦让人窒息。到处是歌颂主席歌颂党的革命歌曲，样板戏，甚至在东阿公社养猪场里肥猪们吃饭休息时听的都是《龙江颂》，江水英正唱道“抬起头，挺胸膛”。（这一段后来的批判文章说是他故意歪曲的）安东尼奥尼本是要在平常的日子里来拍摄平常的中国人，但他此时拍摄的所谓平常人都不平常。
他显然是憋坏了。故宫之后屏幕上开始出现断壁残垣，北京人的脸亦多麻木惊惧，北京城郊凌乱不堪，还有小脚老太。很多年后当时的北京人都还记得这个满大街追拍小脚女人的外国人。安东尼奥尼显然是受到了强烈抗议，北京之后屏幕上再也没出现过小脚。
北京之行是以长安剧院的木偶戏收场。这个结尾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无寓意，对此时的安东尼奥尼来说亦或是自嘲。北京的行程已结束，下一站是河南林县，他的木偶戏还要接着演。
三
林县，“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座大山”（片中用语），是彼时中国的样板农村，河南最早的人民公社，最能反映中国人愚公移山精神的红旗渠亦诞生于此。
可这样的样板我看得是最没劲，不知林县父老为了鬼子进村排演过多少次。幸亏还有孩子。镜头里林县孩子书念得就如现在孩子早读课见着老师时的那份假，而有的索性不念亦不怕生瞅着他们看。就是拍摄这样安排出来的样板新农村后来的批判文章还是痛斥道“闻名中外的红旗渠在影片中只是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山河重新安排之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无人知晓安东尼奥尼在林县的心境，但有一点可以从片中看出后来在林县他开始不大理睬中方的禁令。他拍了葬礼，尽管不许他拍。出林县后安东尼奥尼胆子益发大了。途径一个未经修饰的农贸市场，安东尼奥尼硬是要拍。陪同人员克制地说“您真要拍也可以，但是会让我们不高兴。” 那就不高兴去吧。当然日后对安东尼奥尼来说不仅仅是不高兴，而对当时不高兴的陪同人员可能更是灭顶之灾。但因了这样的不管不顾，才有了1972年真实的《中国》，与前面种种均成对比。
“不高兴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安东尼奥尼贸然闯入一个小村庄，对着紧张好奇的村民忧心忡忡的村长破败的房子有趣的标语宣传画一阵猛拍。明知善良的村民在他镜头煎熬，村长无法只得让衣着褴褛的村民回家躲起来，这个不知趣的外国人硬是要把他看到的全都拍下来。在这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是村民眼里的怪物，这或许给他欧洲人的自豪感泼了一盆冷水，但对他本人对这部电影，这个村庄收获实在太大了。
就这样由北往南，村庄不同贫穷辛劳并无两样。拍完苏州边上的公社后他走进了苏州，这本不是计划中的行程。但数百年前他同乡的描述实在太吸引人了。1972年的苏州仍然美丽，黑瓦白墙小桥流水在镜头前亦是忧伤。他说“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但昔日的富庶繁华连影子也寻不到。古老的游记与此刻的反差让他感到困惑，其实这样的困惑早在北京就开始了。他看到的寺庙“失去宗教功能沦为厂房”， 觉因寺亦成了历史博物馆，他在问“宗教情感是否已消失？”
但短暂的行程容不得他多想多问，他匆匆赶往下一站南京。南京的安排与北京相似，但此时一切在他眼里都不同了。在北京他惊叹神奇的针灸甚至说“那些赤脚医生都会针灸，他们是农业中国的医学脊梁。”而在南京同样是针灸他已明白这只是医学条件贫乏下的基本选择。他也去了南京的幼儿园，此时关于中国的孩子他说道“他们安静听话一点都不任性。”可这还是孩子吗？在南京他亦纪录下孩子们大量的歌舞表演，但此时看来形同木偶。
如果安东尼奥尼能在中国多呆些时日，《中国》肯定比现在看到的深刻得多。但他的中国之行已接近尾声，他到了终点站上海。他说上海是变化最大的城市，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上海完全改变了它的模样。1972年中国的色彩是单调的，但电影里色彩最单调的恐怕还是上海，熙熙攘攘的人流，单调沉闷的不光是衣饰。
或许此时有关方面已经有所警觉，安东尼奥尼在上海只拍摄了一大旧址，豫园，还有一个茶馆。在上海在茶馆里他感受到以往的记忆和现在的忠诚的奇怪混合。此时他根本不可能象在北京时那样到居民家中拍摄。在市区只能拍些街景，拍些工厂商店的远景如光明日用品调剂商店；此外他只能不厌其烦地拍些码头，河道，尽管如此他还是拍了所军舰，还说并不觉得侵犯军事机密。
……
22天的时间实在太短了。22天来拍摄中国怎么能够？安东尼奥尼亦是无奈，片尾他说“中国正在开放它的大门，但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用它的一句老话，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但只能是这样了。后来他亦说《中国》与其说是纪录片不如说是电影笔记。
最后安东尼奥尼以一场近20分钟的杂技表演结束了他整个中国之旅。也许彼时的中国在他眼里亦如一场杂技，一个巨大的谜，惊险刺激但并无美感亦让他困惑。就这样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中国》，大幕徐徐拉上了。与此同时另一场戏的大幕正徐徐拉开。
四
电影完成后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首先借来观看，认为片子拍摄了一些中国的阴暗面，不能演。但事情并不是“不能演”这么简单，彼时的文化亦是政治。无产阶级文化的伟大旗手叫嚣道“允许外国人拍这样的片子，而且带出去，不只是错误的，简直是汉奸！”矛头直指周恩来。
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中国》，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广播公司却出资二十五万美元购进《中国》并在电视上播映。这一年《中国》被评为该年在美国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据说尼克松看了两遍。“美帝”的热衷无疑刺激了中国人敏感的政治神经。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拉开了批判《中国》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序幕，认为 “这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火力集中来势汹汹，仅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书中辑录文章43篇，作者来自全国，其中很多都是安东尼奥尼拍摄过地方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战火亦蔓延到了意大利。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要在凤凰剧院上映《中国》，这引来了诸多的抗议还有来自政府的压力。主办方以维护信息和艺术表达权利的名义顶住了压力，电影还是上映了。人们事后回忆道“正要进影院，安东尼奥尼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观众包围了，他们高呼：“你背叛了中国！《中国》是个丑闻！” 安东尼奥尼愤怒地想要与他们争论被朋友拉了开。”
面对一个国家发动的战争，这位电影大师愤怒委屈却无能为力。他说“就我所知，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还想说明他们在指控时所用的语言深深地伤害了我……他们使用的方法那么小人，他们对我进行人身侮辱的方法，称我为‘小丑’，就是这个词。这些人不可能到处跑来跑去地侮辱我，所以我找不到人来为我辩护。”
安东尼奥尼不能辩亦无法辩。1972年的中国没有说的自由想的自由，亦无看的自由拍的自由。耐人寻味的是72年与安东尼奥尼同在中国拍片的伊文思在中国待了18个月拍出为时12个小时的《愚公移山》，尽管拥有官方批示及各个部门的有效协助，伊文思亦不能去他想去的地方，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中国，《愚公移山》亦鲜有中国人看过。
…… ……
多年后安东尼奥尼又重新进入中国人的视线。人们重新认识这位来自意大利的电影大师，而他与中国过去的种种《中国》这部电影仍然是个遥远的传说。直到2004年，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在北京电影学院作了《中国》的首场公演，32年后的电影学院礼堂里连过道都坐满了人。亦是在这一年的9月11日林县出生的中国记者侯宇靖采访了安东尼奥尼。这是32年后来自中国的第一次采访。侯宇靖事后写了《32年后安东尼奥尼哭了》的文章。文章写道：我问他“您想回中国吗？”
“ANDIAMO，SUBITO！（我们一起走，赶快！）”
2005年8月我从电驴上载下《中国》看。此时距1972年已有33年。
（完）
乐笑子于200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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