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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商周更替中的地缘政治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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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1:25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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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首发于往复论坛 -i:Y-xz3m GL 自从去年在周原发掘之后，我的头脑中就一直萦绕着一些问题:为什么从先周文化到西周文化的过渡是一种突变，是东方的联裆鬲系统取代了西方的袋足鬲系统？这种突变为什么会发生，它与周人早期的历史有什么联系？小邦周为什么能征服大邦殷？殷礼与周礼，殷周制度的差别，其根源何在？这些问题我思考了整整一年，最后终于形成了一条能够贯穿整个商周历史的线索（在此过程中，我受陈寅恪先生启发甚大，他关于种族与文化的精辟论述，使我找到了解析上古史的一把钥匙），在这里不嫌简陋，提出以就正于各位师友，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 H.`j,lWp-sL,GM !jyIotye 欲言周，请先从商说起。商人本起自东方，灭夏之后定都于伊洛，其原因有三：1、承继夏代之正统，得天下之望；2、镇抚夏之遗民；3、伊洛当天下之中，便于四出经略。商代前期都洛之时，其武功最盛，疆域亦最广大。然而伊洛系易攻难守之地，欲保伊洛，则第一必西入关中以控函谷，二必北上晋南以守孟津。是故豫西、晋南及关中东部为当时商人武力重心之所在，晋南有垣曲商城，关中有北村、老牛坡诸遗址，都是商人镇戍之前哨，其情形颇似北魏的北边六镇。此“六镇”之种族当来自商人支系或与其同源的东方部族，例如嬴秦（泾阳高家堡戈国、灵石旌介丙国也都是这些部族之后）。中商以后迫于内忧外患，不得已东迁故土，然观武丁时卜辞，其用兵的主要方向仍在西北，其大敌为晋南的鬼方，及更西的羌方，因为欲保卫洹、漳流域的大邑商，则晋南最为重要，一旦失守，敌人随时可由太行诸隘口直下，后代北周、北齐之争就是明证。武丁之后，殷人武力大衰，自晋南及关中西部全面后撤，收缩于大邑商王畿之内，同时文化愈发达则愈腐化，发展起一套崇神烦礼的祭祀体系，日益沉溺于宗教神秘主义之中。而留在西北镇戍的东方诸族，长年与戎狄交兵，渐受其化，与宗主商王室的关系日渐疏远，自成独立小国。原在豫西晋南的夏遗民也融入其中。这些族群的文化特质有三：1、保持东方民族固有传统，如腰坑殉狗、殉人等；2、受北方草原文化熏陶，具有戎狄化倾向（使用北方系青铜器），剽悍善战；3、种系复杂，长期混居，原有的血缘隔阂逐渐淡化。商人撤出之后，造成关中力量的真空，引发一系列族群流动的连锁反应，周人即在此时进入周原，而原在豫西晋南的部分族群可能进入关中东部，泾阳高家堡的戈国就是其中之一。此吸收东方、戎狄及夏文化三方因素形成之混和族群，拥有强大武力，占据地理要害的黄河大三角地区，实为商周之际举足轻重的力量，商人欲抚绥之以保其西北边疆，而周人欲东进亦必先控制此集团不可。 C w)cK!o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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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L4{ 周人源自关中西部山地的氐羌支系（周人早期使用的袋足鬲文化分布于关中西部的山区，包括泾水上游的碾子坡类型和宝鸡附近的刘家类型，二者在殷墟二期商文化撤出后同时进入周原地区，使用同一种炊器，而葬俗却截然不同，刘家类型的偏洞室墓和球腹罐与甘青地区的传统更为接近。从地望看来，东北的碾子坡类型可能是姬姓，西部的刘家类型可能是姜姓，这两支文化在周原的相遇和《诗经》中“爰及姜女，聿来胥宇”的记载恰相符合。在周人传说中，姜姓为母族，“姜”即是羌，姬出于姜，从大范围看来，周人早期的考古学文化是从西北氐羌系统分化而出。姬、姜联盟是周人创业之根本，姜姓对周代政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来文化非常落后，人口也不多，营半农半牧生活（碾子坡和周原王家嘴遗址都出有大量牲畜骨，以牛骨最多，而出土的生产工具却并不精良，更重要的是，这两处遗址都没有发现骨笄，而在商文化和西周文化遗址中骨笄出土甚多，这说明早期的周人与戎狄同俗，披发左衽。周人本出藏缅系的西戎，又受到北狄系统的影响【周人初入周原就驱逐“混夷”，是即“熏育”、“玁狁”，属阿尔泰系的北狄，其使用的蛇纹鬲在周原也有发现（王家嘴的袋足鬲墓还出有兽首短剑、弓形器等北方青铜器），周人早期流窜于戎狄，应当受其影响】，是一文化落后而武力强盛的族群。古公迁岐之后开始向东方发展，首先遇到的就是关中东部的东来族群，其文化和武力都要远胜周人，撮尔小邦的周，如何能在此乱世脱颖而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公采取了“贬戎狄之俗”的政策，也就是积极向东方先进文化靠拢，在战略上远交近攻，与商人结盟。商人也乐于利用周人牵制西边诸族，于是王季从殷商迎娶太任，而成为商之西伯。在商人支持下，周人首先吞并了周围的若干小国，逐渐向关中东部推进。而周人的壮大也引起了商人的警惕，文丁诛杀王季，殷周结仇，从此周人改变“一边倒”的政策，开始拉拢关中东部及豫西晋南地区的国族（但周人与商的关系始终十分密切，周原出土的周初甲骨有祭祀商王的内容，一方面商周是姻亲，另一方面周人对商阳奉阴违，有利于扩大势力）。文王从莘国迎娶太姒就是标志，姒姓是夏遗民，周人与姒姓联姻，从此由戎狄小邦摇身一变成为华夏正统的继承人，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从此周人始终以“诸夏”作为中原文明的代名词。 hA#e8g"

_3s )C\'G e9K\'Vf7n5`*G 在这一旗号下，周人开始着手整合黄河三角区一盘散沙的众族，许多对有周一代甚至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的制度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姓氏和同姓不婚之制（对于姓氏制度与周代政治的关系，师兄立雪有专文论述，其中颇多高见，我深受其启发。周人的“姓”，其观念中的祖先认同实际上超越了狭义的血缘团体。周人通过制造祖先传说，将原本东西远隔、毫无血缘关系的不同族群变成了同一共祖的后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炎黄二帝及其后代的得姓传说，其中周人将姬姓追溯到华夏始祖的黄帝，而任、女吉等与周王室关系最密切的姓都是由此分衍而出；值得注意的是，姬、姜这两个本出同源的氏族却被划分为炎黄二帝的后代，其关系比同出黄帝的诸姓疏远的多，且炎帝之后仅有一姜姓。立雪认为这种现象是西周后期姜姓西戎对周室威胁日重，周室为了贬抑姜姓而造成的，而我觉得周人可能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贬抑姜姓的政策，其目的在于摆脱氏族制传统束缚、加强王权（与北魏早期的子贵母死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季、文王两代分别与任姓、姒姓通婚，西周东封以姬姓为主，姜姓只有一齐就是证明，姜姓集团大多仍留在关中周围的山地，保持其原有文化与组织，而与西周王室通婚最多的姜姓，我认为可能就是齐姜，齐虽为姜姓，但有许多特殊之处，姜太公传说是东海人，出身低微（与出身奴隶的伊尹类似），而东征为第一功臣，授以侯伯大权，封齐之后因其俗、简其礼，三月而报政，这些都说明姜齐与东方族群有密切的关系，它可能是姜姓中很早分化出来、深受东方化的一枝，而更可能是商代西迁而被周人吸纳赐予姜姓的东方族群。）通过祖先传说和赐姓使种系复杂的族群产生认同，再通过异姓之间的通婚将他们牢牢捆在一起，周人就这样缔造了一个集团，一个比商人更少血缘隔阂、更多包容性和开放性的集团，可名之曰“西土集团”（我最初借寅恪先生之概念名之曰“关陇集团”，但此集团之范围实不限于关陇之内，后由一师兄提示改为“西土集团”，因周人对殷人多自称“西土之人”，于文献有徵，“西土”的确是他们所认同的一种地域观念）。此“西土集团”以姬姓周人为领袖，以西进之东方族群与夏遗民为主体，承有夏之正统，受殷商之文化，具戎狄之武力，其对内之向心力及对外之包容性均远非商人狭义血族政权可比，实乃周人得以灭商建国之关键。文王由岐迁都于丰，标志着西土集团的形成，周人考古学文化的转变也基本告终，东来的联裆鬲取代了氐羌的袋足鬲成为后来西周文化的标志。 Y%W]5T[5D8J
"@`1C U%h\'wL 周人得以克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商人晚期用兵的主要方向不在西而在东。武丁时商人大规模在晋南用兵，是为了捍卫太行东麓的都城，此后商人元气大伤，不得不继续向东退却（我怀疑帝乙征人方是为迁都东南作准备），而对西面采取绥靖政策，周人才得以坐大，但同时商人在东方却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周人克大邑商没费多大力气，但彻底铲除商人在东方的余部则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周初封建只在“小东”，周公东征后才推进到“大东”，鲁、齐、燕之改封皆在此时，前人多有论述。西土集团在东征和以后的分封中已经去其大半，要拱卫京畿只能靠被征服的殷遗民。我认为被周人西迁的殷遗民可能有前后两批，第一批是聚居在大邑商的高级贵族和巫史集团，他们在武王克商之后被迁到关中，微史家族就是其代表，这批人主要供职于周王室的中央机构，对西周政治和文化有很大影响；第二批是周公东征所征服的东方国族（如薄姑、商奄等，鹿邑的长国可能也在其中），这是晚商武力的中坚，周人的劲敌，当时最强悍善战的族群，他们可能主要被安置在洛阳（《洛诰》言“庶殷侯甸男邦伯”可证），编为殷八师，成为周人经略东南的主力（西六师的一部分可能也是殷遗）。关中的殷遗民地位比洛阳高，保留传统也更多更久，于此可得到解释。成周建立之后，就成为屏卫关中的门户和周人经略东土的大本营。整个西周早中期，周人倾全力征讨南淮夷，除了扫荡商人余孽，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了巩固成周、保护与东封诸侯之间的交通线。周人的伟大在于封建，将无数文明的种子撒播到边远之地，奠定了华夏大一统的格局；周人之衰败也由于封建，为了维系广大地域之内的联系不得不拼命东征南讨，以至王室精英消耗殆尽，诸侯在其屏护下却逐渐坐大。昭王南征不复，八师尽丧于江汉，六师的实力大概在西周中期也所剩无几，西周中期晚段，殷遗民的地位明显下降，当是其实力削弱的结果（但殷商文化的影响实已渗入周人骨髓，周初铜器与晚商无别，周人亦行殷礼，所谓“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大概主要在穆王时，当时应当有一个制礼作乐的运动，“周礼”的形成肇端于此，但其原料还是殷礼，不过加以损益罢了。另外，许倬云先生曾指出西周中央政权发展的趋势是内朝的“太史寮”地位逐渐超过外朝的“卿事寮”，而太史寮的成员大概主要来源于殷遗民中的史官集团，所以殷遗民的衰落主要在其“武功”的一方面，而其“文治”的影响可能还有增强）。 G*` N2R0J.l
5dB9` Ye 到西周晚期，关中的防御大概主要依靠从东方掳掠来的“夷仆”（师询簋所谓诸“夷”是也）和贵族封君的私属武装（王权的削弱和贵族的兴起是西周中期以后的另一趋势，贵族除了互相兼并之外，很可能还在侵夺王室掌握的土地和人口，原属自由民的“国人”阶层在贵族的压迫下日益贫弱，王室为解决其经济危机不得不对原为公产的山林川泽实行“专利”，这可能就是“国人暴动”发生的背景。幽王烽火骊山，所召集的诸侯大概主要是关中的封君，当时的王室已经几乎没有自己的武装了），东征就不能不仰仗诸侯出兵（晋候苏钟铭文可证），东周之格局已初露端倪。更危险的是，西周中期以后玁狁兴起，直逼关中（西周早期在泾水上游安插有一系列据点，灵台白草坡黑伯墓即其代表，其种族亦来自东方，到中期以后泾水上游已不见西周墓葬，关中门户洞开），周室不得已只好利用秦人和本属同根的西戎（包括姜姓的申戎，周室扶植秦人主要是为了牵制姜姓戎人），因为他们是唯一保持其野蛮尚武风气而足以与北狄抗衡的力量。这样一来不啻引狼入室，本来被周人弃置于西垂的姜姓戎人重新得势，控制西周王室，而周王要摆脱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东迁成周，也就是彻底放弃关中，把政治重心放到东方（郑、虢的东迁是其先声）。幽王的宠褒姒、废宜姜（摆脱姜姓控制，重新倒向姒姓）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努力，但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斗过本是同根生的西戎，兴于斯，亡于斯，历史走了一条之字路。平王东迁最终完成了这一转变，但此时东方诸侯渐已兴起，历史又开始了新的进程。 2H[?(iX&{/FlQ -^#P7~ Z`df%f 纵观周人建国的历程，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论点，可将其基本国策概括为两点：一、西土集团与“关中本位政策”，周人建国依靠的是西土集团，终西周一代其上层统治阶级的骨干都属于此集团，周人虽重用殷遗民，但其王室始终不与子姓通婚，与其关系最密切的是姜姓、姒姓和任姓，周人大批迁殷民于关中，将武力重心放置于关中和洛阳，这与汉唐政策也有相通之处。二、东方化政策，周人起自戎狄，其对夏商灿烂辉煌之文化始终钦羡不已，吸纳东方族群、文化是其得以建国灭商的关键，立国之后倾全力以经营东土，筑成周，迁殷民，征淮夷，是其政治上重视东方的表现，而穆王时的制礼作乐则是其文化东方化的结果，可以说周人的历史就是“脱戎入夏”（这一层是明显的，周人自称诸夏，俨然自视为夏朝正统的继承者，承夏之统是周人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或“脱戎入商”（这一层是隐含的，但实际影响比前者更大）的进程。 )_k9~ n(N"vu
D| u&_z3mN 关中本位与东方化实际上是一对矛盾，周人全力经营东方使其不得不放松西北边防，最终与商人一样亡于西戎之手。东西矛盾（在隋唐以后是南北矛盾，而中古时代则是南北与东西共存）是贯穿中国上古史的主线，东方是文明、开化与腐朽的象征，而西方则代表着野蛮、尚武、质朴的精神，一西一东，一质一文（秦汉的质文说与上古东西文化的交替融合有无渊源关系？），西方为东方吸引，不断向东方靠拢，在东方化的过程中又受到来自身后的新生力量的压迫，这样一轮一轮的循环，一批又一批蛮族被卷入中原的文明化进程，而以洛阳为核心的黄河大三角地带就是这一进程的轴心，关中——这个草原半月形文化圈与东西交通线的交汇点——则是野蛮民族入主中原的温床。周人的兴衰是无数场大戏中的第一幕，其对于后世的影响则远远超过其本身。 )fmt0^8C8N/z$[D;_+` 比较商周与北朝隋唐的历史，我发现其中有惊人的相似性： 7D"Q g L] }\\ a"hc,D 1、北魏迁都洛阳后为防御柔然而设“六镇”，最终保持野蛮武力的“六镇”胡族灭亡了追求汉化的北魏政权，而其中的大部分被吸收入周、齐，成为隋唐建国的武力基础。商代在西北也部署了许多东方部族，在其东迁后这些戎狄化的族群是其心腹大患，最终被周人吸纳而成为其灭商建国的主力。 Z~YOB B*qz_i7j~s\'n#c t 2、宇文泰入关中后为整合六镇胡族与关中土著而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其手段为改关东郡望为关西郡望，及改汉姓为胡姓，其结果为形成一关陇集团，为隋及唐前期统治阶级之核心。周人为整合本族羌戎、西进之东方部族及夏遗民亦有一“关中本位政策”，其手段为制造祖先神话、赐姓及行同姓不婚之制，其结果亦形成一“西土集团”，为西周一代统治阶层之核心。 +C-BJ:R F*F 6V X)qp/a1w 3、唐开国所依仗之武力为“关陇集团”的府兵，关西府兵衰落后便利用“关东豪杰”，再后不得不依靠蕃将与胡兵，最终发生安史之乱。西周建国依靠“西土集团”，其后仰仗殷遗民为主体的“六师”、“八师”，再后不能不起用姜姓西戎，最终灭于西戎之手。 7x;y%[ u Nh\'K2^t
:].M9}K*e U 4、唐前期统治阶层之核心均出自“关陇集团”，武则天时开始起用东方寒族士人（目的在加强皇权），从而引发统治阶层内部不同集团的升降变化，导致新旧两党的矛盾。西周统治阶层核心为“西土集团”，周王为加强王权而大量起用殷遗担任内朝官，因而引发旧贵与新贵的矛盾。 o2oX h0pvBr\'| JdsQ^;]+|c 5、唐初奉行“关中本位政策”，定都长安，将军事实力集中于关中，其后政治中心逐渐向洛阳转移，这一方面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漕运不便），另一方面由于西北的军事压力（尤以西面的吐蕃为重）。西周定都关中，而建成周为其经略东方的基地，其后成周地位逐渐上升，最终由于关中经济衰退及西北戎狄的威胁不得不东迁。 Xh&S.a-RruPO %K c$YW0V7G(mE3y 我对中古史所知甚少，看了陈先生的几本书，就胡乱做了些比附，但我觉得这些现象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所必然做出的选择。“古今一体”（俞伟超先生常喜欢强调这一点），究竟“一”在哪里？“通古今之变”，到底如何“通”法？小子不才，一通胡思乱想，聊作引玉之砖，很想听听往复诸位师友的高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4 13:47:2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