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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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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7:5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table cellspacing="0" width="100%" style="TABLE-LAYOUT: fixed; WORD-WRAP: break-word;"><tbody><tr><td valign="bottom" height="22"><div align="center">第十三届唐代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div></td></tr><tr><td></td></tr><tr><td valign="middle" height="54"><div align="center">发表时间:2006-09-02 09:36:07 点击: 129次 </div></td></tr><tr><td style="MARGIN-TOP: 7px;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x; TEXT-INDENT: 38px; LINE-HEIGHT: 1.5; FONT-FAMILY: 宋体; LETTER-SPACING: 2px; TEXT-ALIGN: justify;">文字
“第十三届唐代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承办，于2006年8月25日下午胜利落下帷幕。此次大会共汇集了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台湾、香港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29人，年长者有77岁高龄的周勋初先生、75岁高龄的罗总强先生，年轻者有30岁左右的有副教授以上身份的博士研究生，可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 会议在北京市内的中工大厦举行开幕式，吴相洲教授主持开幕式。首都师范大学校长许祥源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唐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傅璇琮先生致开幕辞，国务院学部委员杨义先生、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何计鹏先生、日本冈山大学下定雅弘教授对大会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百十余篇，学术讨论分三个阶段进行：大会发言、分组讨论、小组代表总结发言。 开幕式后，由南开大学著名教授罗总强先生主持大会发言。北京大学的葛晓音教授介绍了近年香港唐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先生就二十世纪的重大发现——大量墓志材料的出土在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发表了意见。《文学遗产》的陶文鹏先生则将他们收到的唐代文学研究论文与其它各段的研究论文进行比较，认为近年的唐代文学研究论文数量虽然不少，但高质量的稿子不多，主要原因是唐诗研究已臻成熟，拓展新领域很难，只能做更深更细地研究，他希望研究者在唐代的文、唐代的骈赋等地方用力，希望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吴相洲教授对会议的筹备工作、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工作情况及其努力目标——打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电子产品品牌——向大会做了详细汇报。 大会的小组讨论22日下午在中工大厦的小型会议室召开，23日转入怀柔宽沟招待所，在富有浓郁的中国古代文化风情的四合院继续讨论。这次会议的主持者考虑周到，使得每一位与会代表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交流研究心得，切磋研究方法。小组发言不拘形式，异彩纷呈。如一组围绕笔记小说与诗文评的分类、笔记小说与杂文的分类以及扩大文学史研究领域等问题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看法；二组围绕专题发言踊跃，形成了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的热烈氛围，邝建行先生对“杨王卢骆当时体”的学术推理和董乃斌先生就“韩愈反对骈骊有无具体对象”所做的提问，引发了大家对学术方法和问题意识的踊跃发言。三组思维活跃，气氛亦活跃，对学术研究的新方法、学术研究的现代意识等做出了有益的探讨，三组代表杜晓勤在大会的总结发言幽默风趣、富有激情，给大会带来阵阵欢笑。四组集中于如何进一步推进唐诗研究这一话题，他们提出了可继续研究和值得重视的几个方向：（1）唐代文学史料学还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2）经典重读和问题新论；（3）心态史研究还大有可为。 通观大会百十余篇论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这次大会的特点： 一、对文学的微观研究深入而细致 这次会议较少宏观研究论文，只有陶礼天《唐人诗歌之文学史论检讨》从歌诗之文学史论角度对唐人的观点进行了全面检讨，余恕成《唐代五言长篇对赋体的吸收》从两种文体形式的影响角度探讨文体的发展，刘真伦《三唐五体：唐代文学本体观念的演变与诗风的变迁》从唐人文学观念的演变角度谈唐诗文体的变化和发展，杜晓勤《初唐诗歌革新与北齐文学传统》从两个时代的文学嬗变的角度研究诗歌的发展，傅明善《试论唐传奇的诗化特征》是对唐传奇的整体关注，薛天纬《歌行诗体论》对唐代歌行体诗进行整体关照，六篇论文而外，其他论文则从微观角度入手，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韩成武的《杜甫诗歌的十个创新》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考察了杜甫诗歌在继承前代诗歌的基础上的十个创新之举，指出了杜甫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邓小军的《北征：情感与理性的高度均衡》从笺注入手，明其题目“北征”为借《诗经•小明》之意，“自悔仕于唐室之乱世”，但因为杜甫与肃宗有旧，故当因为与肃宗政治观念不合而离开时，杜甫内心交织着忧国与爱家、痛肃宗无道与渴望有道等的多重复杂情感。邝建行《杜甫“杨王卢骆当时体”句阐说》具体探讨了“杨王”的排名问题和“当时体”所指。王志清《王维的生态观及其诗的生态形质》从王维诗入手，对王维诗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进行了阐发，角度新颖。黄震云《杜甫诗歌的诗兴与家庭和谐思想》分析了杜甫100多首与家庭有关的诗歌，认为杜甫爱国爱家，却不能家国兼顾，既没能很好地处理家庭与前途的矛盾，也没能尽享家庭的欢乐，但他能够从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中体味到社会和人生，这是具有“诗史”思维的诗人的贡献。曾治安《西曲舞曲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曲辞结构的来源则从《春江花月夜》的九个四言七句片断入手，分析此诗的结构与西曲曲辞的关系，揭示了此诗对前代诗歌结构的继承。梁宇的《元稹歌诗研究》从入乐歌唱的形式及其内容特点入手揭示了中唐歌诗与诗歌发展的关系。张震英的《论贾岛诗歌之“奇僻”》揭示了贾岛诗歌的“奇”“僻”的表现手法和表现领域，认为这是造成贾岛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的原因，也是促成以“奇”“僻”为审美范畴欣赏中晚唐诗歌的重要原因。……从某一部著作、某一个诗人、某一篇作品、某一小问题为切入点展开论述，将问题引向深入，是这次会议作品研究论文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注重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 文献研究，历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头戏，也是最具功夫的研究领域，唐代文学也不例外，此次会议收到文献研究论文20余篇，占全部论文的五分之一左右，可见成果之多。且此次的文献研究论文注重文献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文献研究促进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努力。新出土的墓志材料和石刻文献有的填补了研究领域的空白，有的纠正了以往认识的错误。陈尚君的《<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利用近年洛阳附近出土的四方孟启家族墓志对孟启光启二年前的生平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填补了孟启生平研究的空白。陈铁民的《梁玙墓志与唐进士科试杂文》考证出梁玙应进士试一诗一赋及第的时间是垂拱二年（686），比清•徐松所言开元二十二年往前推移了四十八年，所以该文认为，由徐松说引发的关于唐诗繁荣与诗赋取士之关系的结论，尚有可商之处。胡可先《石刻文献与白居易研究》有三个重要内容：通过近年出土的白胜碑的研究，补正了传世文献的缺失；通过新近出土的《会王墓志》的题款、《白敏中墓志》、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经幢等的研究，考察《白居易集》中的《会王墓志》异文、白居易与白敏中的关系、白居易与佛教密宗的关系等；三是考证了历代石刻记载的白居易诗文在唐代刻石的情况，说明了白居易诗文在早期流传的情况。兰翠的《从唐人墓碑文看士女风尚及社会教化》则从唐代的墓碑文中理出了唐代对男子与女子的要求，其重要结论是，对女子的要求崇尚才学是唐代迥异于其他朝代的人文特征。其它文献研究论文亦功力深厚。尚永亮《论前期五山文学对杜诗的接受及其嬗变》以洋洋三万字和众多文献资料为基础，详细梳理了从平安时代到镰仓、室町时代日本汉学由师法白居易到师法杜甫的重大变化，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说的严密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力。周相录的《<元氏长庆集>版本源流考》综合作者以前的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了元稹集的蜀本系统和浙本系统，对元集的整理和研究有重要意义。陶敏的《读唐五代笔记三题》指出了唐五代笔记对纠正唐史谬误、对《太平广记》的补充价值。谢汉强《地方文献反映出的历代柳州地方官员的柳宗元情节》则是从文献角度入手，挖掘了柳州地方官员对柳宗元精神的推重。其他文献研究论文如贾晋华《<墉城集仙录>中唐代女道士传记考辨》、郝润华《<郡斋读书志>对唐五代文学的贡献》、康韵梅《诗评与小说的杂糅》、戴伟华赵小华《<全唐文补编>及其相关成果的意义和方法》、柳晟俊《<全唐诗>所载新罗文人之诗》、吴河清《唐人选唐诗很少选杜诗原因分析》、王友胜《论冯集梧注杜牧诗的家学渊源与学术成就》等则多属于纯粹的文献研究，亦各有发明。 三、注重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近年来的唐诗研究比较注重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这次会议这方面论文最多，有25篇，涉及唐代的儒释道三家有：卢盛江《空海的佛学意识与<文镜秘府论>的编撰》、谢建忠《论<毛诗>的经学阐释对李白诗歌的影响》、夏广兴的《佛教与唐代梦小说》、毕宝魁的《韩柳与佛学》、崔际银《释僧类唐人小说的文化关照》）；涉及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有：丁放袁行霈《杨氏兄妹与盛唐诗坛》；涉及科举制度与唐代文学的有：吴在庆《唐代科场弊病略论》、陈飞《唐代“射策”与“对策”辨略》、邓乔彬《进士文化与诗可以兴》；涉及唐代绘画与唐代诗人关系的有：绀野达也《唐诗中的诗人和画家》、内田诚一《王维形象的演变——围绕“所谓王维画”的流行》；也有谈及传统意象的，有：卢燕平《论李白的武功意向及其尝试》；考察唐诗中的器物的，有：于盛龙《“叼斗”与“鐎”》、王立《汗血马、中西交流与唐代豪侠英雄气概》，下定雅弘《从白居易的咏“裘”诗看其“共生思想”》。在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这一块，谈及地域对文学影响的论文建树较多，李浩《微型自然、私人天地与唐代文学诠释的空间》，将他以往的地域文学研究更推进到私人园林这一具体的地域，揭示了唐代的私人园林在审美形成、唐代文人社交、唐代诗歌理论形成中的作用，他将文学研究中引入“园林诗歌”“园林散文”的概念，无疑开辟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地。王辉斌《长安花间词派考论》通过对西蜀花间词派之前的长安词人的考证，寻出了西蜀花间词派的根，并由此确立了中国第一个文人词派的准确地点。严寅春《柳宗元与江左文化》在肯定柳宗元的思想核心是北方文化，主要受关陇文化影响的同时，探讨了柳宗元因随父南下江左而受的江左文化的影响，指出了文化和文学意义上的柳宗元其实是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张蜀蕙《流动的生命经验与空间对话——从白居易、苏轼“历杭”作品看其南方意识的形成》揭示了杭州特殊的地理环境等对诗人心态的影响。康震《唐长安城格局与唐代诗歌》则从城建格局作为唐代审美理想的代表这一角度入手，分析了唐长安城的营造突出宫城、皇城的特点，解析了唐代诗作中“北阙”“南山”意象形成的地理因素和城建因素。 四、注重文学的接受和传播研究 文学的接受和传播也是这次会议关注的重要议题。朱易安《接受视野中的白居易》从白居易的多重身份入手，分析了白居易及其诗歌接受的“无限性”，探讨了白居易成为集政治集团、文人士大夫群体和市井平民爱好于一身的文学家的深层价值。陈友兵《接受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李贺诗歌接受史》为例，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接受史研究中需要注意用力的几个方面：现代作家和学者对古代文学的接受；生活环境、社会思潮、学术理念等在历代接受中所起的作用；海外作家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接受；非纸质文字和非文学资料对古代文学的接受；文体上的跨类接受。杨晓蔼《<金缕衣>在宋代的传播及其相关问题考论》从传播学角度探讨了唐声诗《金缕衣》在宋代传唱的内容以及它逐渐演化为《贺新郎》词牌的过程。吴淑玲《论唐写本<秦妇吟>的传播学价值》从敦煌文献入手，探讨了唐诗在唐代传播时的传播速度、传播样式、传播性质、传播趣尚、传播者和被传播者，是对故有文献的重新审视和解读。 五、老调新弹 有些话题是过去已经谈过多少次的老话题，仍有一些学者就自己的理解发表了与以往有很多区别甚至观点迥异的见解。吴相洲的《杜甫“沉郁顿挫”风格含义辨析》是一个人们已经谈论过多少次的老话题，而这篇文章却综合了杜甫所说的“沉郁顿挫”的含义以及后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所赋予的新的阐释，指出，这种风格的实质是：运思深刻，感情浓烈，声情悲壮，而又忠厚缠绵，含蓄蕴藉，回环往复。阮堂明《一首被深度误解的诗——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认为这首诗是李白对自己的《江夏行》诗的蹈袭，表达的不是送别友人时依依惜别的深情，而着意于描绘天地之广大，宇宙之永恒。观点虽然没有顾及李白与孟浩然的友谊，颇有刻意求新之嫌，但却关注到李白诗的雷同现象。李子龙《李白“采石捉月”考论》虽然重提旧说，但他据李白孙女“地近而非本意”所做的推测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还回了这位浪漫诗人的浪漫归宿。张明非《论李商隐诗的象征艺术》题目并不新鲜，但作者侧重从创作角度入手，从诗歌构思、意象创造、隐喻暗示方法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李商隐诗的象征艺术，对理解与学习使用李商隐的象征艺术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六、对研究空间、研究方法与研究趋向进行了讨论和预测 与会学者还对唐代文学的研究空间、研究方法、研究趋向等进行了讨论和预测，大体认为：唐诗而外的其它文学体裁还有较大研究空间；文学史料研究还有许多值得去做的工作； 心态史的研究可能带来很多有价值的新成果。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考据学方法、文化学方法外，可以尝试推理性研究，对一些没有确实文献证据的作品做合乎逻辑的推理，以等待确实文献证据的证明。在研究中要常常使用反问思维，就像董乃斌发问“韩愈反对骈骊有没有具体对象”那样，寻找新的研究视角。 　 大会闭幕式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尹小林先生演示了他们新研制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电子史料库的使用，并明言赠送与会者普及版，引发了会场的骚动。会议休息期间，大家排队领取电子史料库光盘并《白文十三经》，因为生怕领不到，竟然形成了拥堵现象，以致大会闭幕式上，主持人以幽默的语言宣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倍受欢迎的情况：“就连我们的副会长董乃斌先生也加入了抢领资料的行列……”与会者都发出了会意和善意的笑声。会议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 　 <script></script></td></tr></tbody></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