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隐态写作 [转帖]

沈默克

[　　　　　　　　　　　中国当代隐态写作

　　　　　　　　　　　　　　　　　　　　　　　　　 　　　●张嘉谚


　　　　　　　　　　　　　一、何谓“隐态写作”

　　本文所谈的隐态写作，指认的是一种不被当时的社会环境容忍或正常承认的写作现象。在当代中国，这种隐态写作现象，尤以文学为甚，本文将其叫做“隐态文学”。
　　以往，人们也把“隐态文学”唤作“地下文学”、“抽屉文学”。20世纪80年代初，黄翔、哑默与《崛起的一代》编者曾多次讨论过 “抽屉文学”的写作。有一次，黄翔还异常兴奋地说出他的想象：到本世纪末，把各人抽屉里的作品拿出来，再扯开一条大幅横标，上书“中国抽屉文学”几个大字，到天安门广场去一字排开，向世界展示贵州地下诗人的手稿作品！黄翔的假想没亲自兑现，但是，一本以“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宣称的《火与冰》，因得以公开出版而风靡了世纪末的中国文坛。1996年9月，诗人哑默以一篇《中国大陆潜流文学浅议》 ，指出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中存在着一种“在主流意识形态专控之外，坚持独立创写与操作的文学。”在进行了历史流变的考察之后，哑默明确地用“潜流文学”对这种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现实存在的隐态写作现象加以命名。
　　哑默提到的中国大陆这种潜流文学，近年来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不少严肃的学者——如陈思和、王晓明、洪子诚、钱理群、谢冕、张清华、刘志荣等，甚至将其正式作为文学史的撰写和学术讨论的重要课题。 其中，特别是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等人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开辟“无名论坛”专栏，提出“潜在写作”概念，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这类写作现象，最具影响。
　　那种以手稿为主要形式，或锁在抽屉，或仅在友人与相知者之间传抄，或以油印、胶印、铅印，乃至电脑打印等等非正式出版物方式在民间或主流意识之外刊行和流布的写作文本，因其未被正规报刊公开发表或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统统可视为“隐态写作”。在本文看来，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用“态”加以描述和概括，不仅客观，似乎也更贴切些。而以“隐”对应“显”，则来自中国传统哲学阴阳两极的隐中有显、显中有隐、隐极而显、显极而隐、显隐之间，往往互相转化等理念，便于作学理的探讨。由此，本文把种种以“地下”、“抽屉”、“潜流”、“潜在”等说法指认的写作现象与文学作品，叫做“隐态写作”或“隐态文学”。当然，从其根本和特定的意义上看，只有那种不与主流意识拍合乃至对峙或加以抗争，不被权力话语容许和接受的，因而也是禁锢的写作现象，才应当是我们重点讨论的“隐态写作”。那么，在本文的语境里，“隐态写作”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内涵。质言之，它的写作立场决然是民间的或个体的，它的写作姿态绝对是独立自主的，它的写作心态无疑是自由无忌的。个体尊严、独立姿态与自由精神，这便是真正的隐态写作所拥有的三大资质或三种基本品格。这使它与任何依附或屈从于权力话语的伪隐态写作廓清了界限。
　　与“隐态写作”相对应的，是“显态写作”。毫无疑问，“显态写作”把权力意识的允许和主流话语的承认视为自身的写作前提。人们看到，在写作者把自己置于政统语境威慑性的容许、诱导、劫持或诱惑之下时，这种写作状态的思想独立与精神自由都难免要打些折扣。在当代中国大陆的特殊语境中，隐态写作与显态写作之间横亘着一道无形的分水岭；明显的落差则矗立在隐态文界与显态文界之间：由于隐态写作的作品公开发表大受限制，因此，显态写作及其文本的代价是往往将个性尊严、独立思想与自由心态乃至连事象真实也拱手交割！但“隐”与“显”之分有时也不那么绝对，“隐态”与“显态”看起来壁垒分明，其实也有界线模糊的时候，有时甚至是互相走转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显态作家有时也会转向隐态写作，如郭小川在“文革”时期写作《团泊洼的秋天》；至于隐态作家转为显态写作的情形，那就更为普遍。北岛、舒婷、顾城等诗人，在走红新时期文坛之前，都从事过隐态写作。当今思想界／文评界新锐余杰、摩罗等人，也有过隐态写作的经历。


　　　　　　　　　　　　　　二．隐态写作溯源

　　中国的“隐态写作”,想必由来已久。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曹雪芹对于《红楼梦》的写作与其早期文本《石头记》在民间的私下流传。步入近现代以来，如果说我们很难找到“隐态写作”的明显例证，那是由于王纲解纽，文人们幸遇一个相对自由的写作空间。一方面主流意识捉襟见肘，一方面权力结构分崩离析，频繁更迭的权力话语左右支绌，无从对写作者加以大一统的有效控驭。进入20世纪50年代，新的主流意识确立，并拥有主导话语的绝对威权；政治运动随着新圣朝的建立接踵而至，对自由写作的钳制也逐步升级。那时，显态写作——如刘宾雁的报告文学,郭小川的《望星空》、《致大海》等诗——也曾试图忤逆统一不二的钦定格调，唱出独自探求的歌声，但在主流意识不容许有丝毫杂质的监控下，显态写作乃至整个显态文界已无自由选择可言。
　　到了60－70年代，政治话语全面地白热化，“文化大革命”急促地把主流意识推向疯狂，进而造成主流话语的错乱导致对民间意识的失控。当时，狂乱的话语权势对写作的颐指气使无孔不入，显态写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了君威；与此同时，隐态写作却在四野萌动并悄然潜行。 当极权话语登峰造极，独霸独尊到了不容忍任何别的声音出现的时候，诗人反叛的天性就抬头了。就在疯狂“文革”的文化暴力盛行之时，正是隐态诗歌的写作，最先发出了决然抗暴的声音——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黄翔：《野兽》作于1968年

　　于是，从话语极权无所不在的强霸而又色厉内荏中，敏锐的隐态诗歌最先发出了它的指控与挑战。
　　这一时期杰出的隐态写作，当数黄翔的《野兽》、《白骨》和以《火炬之歌》领衔的诗组《火神交响诗》以及他的哲思和诗论《留在星球上的札记》在体制外的抗争；以及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疯狗》等诗在体制内的抗议。
　　以上史实表明：隐态写作是权力话语和主流意识排斥和迫压的产物；隐态文学特别是隐态诗歌常常成为极权话语错乱和失控之后的突围性自救。由此，隐态写作可以视为人文精神对抗专制暴力和极权话语的蓄意抗争；对于思想独立、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的自觉护持。


　　　　　　　　　　　　三．隐态写作在贵州

　　和哑默一样，笔者较为熟悉的，还是当代中国大陆贵州高原这一地域性的隐态写作。
沿用哑默“潜流”的描述，贵州的隐态文学的确是一脉源头久远至今未断之流。从时限回溯，新圣朝开国伊始，旧王朝的没落子弟伍汶宪就用他的日记诗歌为之默哀了。 五十年代末，青年流浪者黄翔开始了他非主流意识的写作。六十年代初，独立和反叛意识进一步在黄翔诗歌写作中抬头。几年以后，为那一场政治大台风所席卷，在中国边远省城贵阳市一所废弃的天主堂里，常有一群文革主潮之外的社会弃儿聚会，他们对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的探求已相当自觉。 置身其中的黄翔和哑默，不仅是比食指（郭路生）更早地出现在中国荒凉诗场的先行者与苦行者，同时也是坚持隐态写作不屈不挠的磐石，一道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多见的奇险风景。他们始终不渝的文学追求，不妨视为源远流长的中国隐逸文化的当代表征。他们卓越的诗学文化创造，使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当代隐态写作的重镇。
　　到七十年代末，贵州的隐态文学（黄翔的《火神交响诗》、《我的奏鸣曲》、哑默的《苦行者》、《哑默诗选》、路茫的文学评论《评‘火神交响诗’》等）终于突破地表，特别是黄翔在1978年10月11日将《火神交响诗》最先以大字报和油印民刊《启蒙》在北京张贴和散发，以惊雷般的震骇，直接打开了封埋地下的“朦胧诗潮”。黄翔诗作的直面争抗，因其过于猛烈立即遭至封杀——这似乎启示了《今天》选择了另一条容易为权力话语接受和容忍的“朦胧之路”。果然，北岛等《今天》派诗人率领的朦胧诗潮绕过虎视眈眈的暗礁，终于在官方诗坛上逐一公开亮相，并引发了一场对“朦胧”的“令人气闷”的诗坛混战，随即造成所谓“朦胧诗”对80年代中国诗坛的全面登陆和泛滥。相当多的朦胧诗人踌躇满志地告别了隐态写作而登堂入室，有的还不无风光地获得了一把交椅。中国隐态文学从此大规模浮出水面，赫然蠕行在显态文坛的沙滩。
　　作为新诗“崛起”的另一端，即以黄翔为代表的澄澈深邃的诗风，则因权力机关的拍击而复归隐态写作。《火神交响诗》、《我的奏鸣曲》、《青春，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等抒情诗文本、心理叙事诗文本《魇》、散文诗文本《“弱”的肖象》等富于批判气概、人本意识和精神深度同时又具有充分独创性的艺术杰作，被阻在各家编辑部门外，造成中国新时期诗坛的重大缺失。
　　但高原贵州却因此成了20世纪下半叶大陆中国文学新时期隐态写作的重地：1979年，哑默自编油印了个人作品选《草野》和《野百合》；黄翔则在贵阳市瑞金路34号宅中，手抄编就了他的诗选集《骚乱·野兽的沉思》。1980年，贵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张嘉谚发现了黄翔、哑默两位诗人及其诗歌文本的本真价值。这之前，他主编《春泥》参与的全国大学生联办文学刊物《这一代》 已被迫停办。他与同学吴秋林转而办了另一份诗刊《破土》。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在黄翔、哑默提议下，决定创办一份更为大气的诗刊，并在这一新的阵地分期推出黄翔、哑默的作品。如今人们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诗歌的“崛起”时，通常持“三个崛起”说（即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其实，中国当代诗歌史不可忽略的，首先是早于北京《今天》的贵州诗学民刊《启蒙》 。其次，还不应遗漏另一个重要的“崛起”，即1980年10月贵州大学中文系推出的油印诗刊《崛起的一代》。当时，《今天》已被迫停刊，《崛起的一代》出世，恰好集合了新一代诗人的反叛情绪。这份大学生民刊不仅呼应了谢冕“新的崛起”，同时也在“崛起”论之间作了强力的推波助澜：它以一代诗人鲜明的主张和激进的姿态，引动了当时全国诗界的目光；它面向全国大学中文系寄发，新锐诗人舒婷、顾城、梁小斌，孙武军、高伐林、孙昌建、张德强（强弓）、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等人曾是它的撰稿人；孙绍振、徐敬亚等人与该刊的联系相当密切，后者的著名论文《崛起的诗群》初稿为大学生徐敬亚的学年论文，它最早的题目曾借用该刊的刊名而定名为《崛起的一代》。
　　1980年11月出刊的《崛起的一代》第二期，曾推出两个颇具影响的专栏：“民主之声”和“无名诗人谈艾青”。前者是贵州大学民主竞选活动的激情回响；后者则为当时中国新旧两代诗学观念的激烈冲突添了一把猛火。特别是后一个栏目中黄翔的《致中国当代诗坛泰斗——艾青》一文，立于两军对垒的阵前，黄翔以一代崛起者的名义，向以艾青为代表的中国诗界发出了狂傲不逊的挑战——

　　　　　　终于，我们站起来对艾青说：
　　　　　　你们的太阳已经过去，
　　　　　　我们的太阳正在升起！
　　　　　　你们这一代诗人代表不了一代诗人的我们！

　　对于当今的“诗坛圣灵”,这篇文章毫不客气地予以当头棒喝——

　　至于你同时代的其中几颗苍白的小星星，那简直就称不上是诗人！他们首先必须学会做人！让他们去歌什么“德”吧，让他们假惺惺地去继续“捧读”他们的万世圣经吧。我们说，他们不仅仅是什么“风派”、“歌德派”，这种人必须首先学会做人！

　　文章并未忘记对艾青刮目相看——

　　而艾青你，与他们不同的地方，首先你是人，配称“人”的称号；你是属于你的时代的出色的诗人，这就是我们公正的尺子。但是“艾青”代表不了我们！

　　此文气势磅礴最具震撼力又不无刻薄挖苦的，是以下言辞——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拆掉你的诗歌的“纪念堂”，把我们大合唱的队伍开进去;就是要把你的时代的“牧歌”连同那些不幸地与你联结在一起的“风歌”、歌德派的“孝歌”，现代圣教徒的“圣歌”统统送进火葬场！
　　诗歌不需要偶象，必须把僵尸占据的地盘空出来！
　　落日就是落日，“千万个太阳在涌来的岁月中冒出了头顶。”
　　让所有大大小小的过了时的诗歌“圣灵”在一代新的苦行者的身边纷纷倒下吧。
　　未来抓握在我们的手里，微笑在我们的勇气中，展开在我们的脚下！
　　老人，既然你这样颤巍巍的，那就别在我们中间挤了。

　　黄翔的《致中国诗坛泰斗艾青》一文加上《无名诗人谈艾青》专栏里的七八篇文章，立即激动了全国诗坛，引来了年轻一代诗人热烈的回响，同时却“惊吓和激怒”了某些一度被打成右派而今再度风光的重获实利者。但因有违中央文件指令，《崛起的一代》已于1981年初被迫停止。5月，在官方刊物上出现了周良沛趾高气扬的诬蔑 ，编者决定冒险再出第三期《崛起的一代》，同时约请黄翔代表编辑部撰文回击。黄翔随即写出了对中国诗坛再度施以重拳的《致中国当代诗坛的公开信——从艾青、周良沛的文章谈起》 ——

　　周良沛说我们没有“引人注目”的作品，“空称”为“崛起的一代”，不配称“诗人”。
　　你能发表我们的作品吗？
　　你敢发表我们的作品吗？
　　对于你们我们是诗的强者……我们蔑视你们和你们的“圣灵”。
　　你们有胆量把我们的作品和你们的作品同时公开发表较量吗？到时候你看是谁拥有读者？谁的作品“引人注目”？
　　一代诗人正从四面八方围聚拢来，展开当代诗歌的新阵容，组成诗歌的太阳系。
　　我们这一代人是新的太阳家族。
　　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代拆“庙”人。

　　以下，黄翔的挑衅话语更显得狂妄之极，又雷霆万钧——

　　如果我有机会向世界说话，我将宣布：
　　请把我的骨架竖在艾青面前向“艾青”挑战！
　　我将从死亡中发出我的声音：在诗的竞争中，我是他的当然的竞争者和必然的战胜者！
　　这里，有谁有这样的胆量敢把我的全部作品和艾青的全部作品陈放在全世界面前？！
　　中国，我看不见你有这样的勇气！
　　在你的脚下抖抖索索地匍匐着一群诗的侏儒！他们不敢正视你！不敢正视人！
　　他们害怕淹死在我的咆哮的灵魂中！

　　这篇摧枯拉朽的文辞，激起了中国诗坛更大的骚乱。诗坛宿老们纷纷喝斥：“太狂妄了！”“狂得不得了！”
　　黄翔向诗界权威狂激的挑战姿态与他那攻击诗坛圣灵的凶猛言论，引发的震惊可说是空前的。后来的诗人们由此看到情绪如何痛快渲泄和反叛权威的示范，也许，《崛起的一代》向艾青挑战还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煽动了后来称之为“第三代诗人”的反叛情绪。
　　在地域与文化上都处于边缘地带、处在相当孤绝的山地空间，贵州却在20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相当实力和势头的诗歌群体。就隐态诗人方面说，除黄翔与哑默，还有路茫、吴若海、黄相荣、赵云虎、王付、王刚与王强兄弟、李泽华、张久运（张景）、赵翔、龙俊、吴奈、农夫、赵征、阿门、罗利群、张凯、兰子、何怀德、杨展华、阿黄、梦亦非……等诗人。在贵州与这些诗人格调相近，经由显态写作在全国诗场名噪一时的，则有唐亚平、陈绍陟、姚辉等诗人。1986年底，贵州的隐态诗人以“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自我命名，北上京都在几所高校举行文学演讲和诗歌朗诵，这就是使当局震惊一时的“诗歌行为主义大爆炸”。这些从贵州高原闯出来的“野公牛野母牛和野豪猪们”的朗诵和演说，野气十足；其歇斯底里的疯狂表演（形同美国诗人金斯堡），立即带来了毁誉交加的后果：誉之者称之为“中国文坛又一匹黑马”、“中国诗坛又一枚重磅炸弹”（北师大海报语）；毁之者则来自显态诗界的讥嘲，更有权力当局的恼怒，认定为“破坏校园秩序、引发全国学潮”之举。于是，这批“星体诗人”被逐一追查、传讯、抄没手稿；黄翔被指控为主要肇事者，不由分说，判了三年监禁。
贵州隐态文学方阵也就在1987年“全军覆没”，付出惨重代价。
　　90年代初，贵州隐态诗歌又奇迹般复活，先是农夫、吴若海等人试探性地办了一份诗刊《状态》,后由王强、农夫等重新牵头，一份民刊《大骚动》触人眼目地在北京圆明园呐喊问世。那叫声的粗野横蛮，只能是贵州隐态诗人的风格。《大骚动》一如当年《崛起的一代》，以其不驯的野性和不羁的格调，“昼夜向世界征稿”；其反叛政统话语向官方诗坛挑战的姿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骚动部分诗人回答诗人帕拉——

　　　　　　·什么是反诗人？
　　　　　　一个嘲笑一切的流浪汉，
　　　　　　甚至嘲笑衰老和死亡

　　　　　　·什么是反诗歌？
　　　　　　一记打在作家协会主席脸上的耳光
　　　　　　——见《大骚动》一、二期扉页

　　重要的是，《大骚动》以“中国被遗忘的诗人”为栏目，特别在第三期专集式地全力凸显了黄翔、哑默两位贵州隐态诗人，实际上完成了《崛起的一代》所提出而没能完成的使命。第四期《大骚动》又全方位地推出“北京圆明园艺术村特辑”，厚实地展示出中国隐态美术与隐态美术评论、亦即当今中国隐态型的精神文化创造新景观！仅凭这三、四两期，《大骚动》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想必应当得到充分的估价。当然，不言而喻，《大骚动》也遭至了毁誉交加的后果。
　　《大骚动》之后，在全国诗界发生影响的贵州民刊，是一位生于70年代叫梦亦非的隐态诗人主编的《零点》诗刊。这份诗刊与四川大凉山隐态诗人周发星主办的《独立》诗刊联手，近年来对全国诗界施加的影响，已是有目共睹。而《零点》所表现出来的贵州隐态写作那种血性传承，应该说显而易见。在世纪之交，又有一份贵州民间诗刊《大开发》破空而出，引动全国诗界瞩目。
　　检视这片地域的隐态写作及其文本，我们发现：贵州的隐态写作，主要表现为隐态诗歌写作。在20世纪80—90年代，最为突出的贵州隐态诗人当数黄翔、哑默、吴若海等人。1980年至1984年，黄翔完成了他此生的又一批高峰作品：长篇心理叙事诗《魇——活着的墓碑》；散文诗和变体诗集《“弱”的肖象》；抒情诗集《血啸》（后者在查抄中被毁）；哑默写了《见证》并开始了他“非模式文学”的探索，写出《湮灭》等力作；青年吴若海则写出了气度不凡的长诗《梦幻交响曲》；1985年前后到90年代初，黄翔写出组诗《世界 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大动脉》和《中国诗歌摇滚——圆明园之魂》等大气磅礴的诗篇以及其他风格各别的诗作（如清丽柔媚的《苍蓝静脉》、狱中组诗《人和世界的悲歌》、深情的爱情组诗《纯情之恋》和浓郁之极的组诗《暮恋》）；哑默写出抒情长诗《飘散的土地》散文组诗《四季之恋》；吴若海则完成了组诗《庄严祭坛》、抒情诗选集《黑风暴》、散文诗集《在痛苦的园中》等。
　　在隐态诗歌之外，其他重要的隐态写作文体有：黄翔的百万言半自传小说《灵肉史——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 ；哑默上百万言的非模式文学作品《湮灭》、《春苍夏黄》；纪实文本《见证》、《瓦屋青雨》、《同时代人》；吴若海的寓言小说集《门与墙》、自传性诗意长篇小说《世纪末的钟声》等；散文随笔有黄翔的《梦巢启示录》（后由台湾唐山出版社于2001年5月出版，并改名为《梦巢随笔》）；哑默的《夜色滴落》、《子不语》。诗论与哲思及文学／文化评论有黄翔的《沉思的雷暴》、《锋芒毕露的伤口》；有路茫（李家华）的《评“火神交响诗”》；诗学系列：《寄给死去的爱情》、《人生研究》、《挪亚方舟》、《新诗学》及其续篇；《路茫与夜访者系列对话》等；有哑默的《疯狂百年》、《百年春秋文化泪》、《等待命名》、《火炬与苦难的旗帜》、《哑默的自白》；有吴若海的《自由的神性与人性》、《从人类到星空》；有张嘉谚的《新诗的崛起》、《朦胧的一瞥》、《诗兽》（1987年被抄没）、《中国摩罗诗人黄翔》、《穿逸死亡的救赎》、《黄翔〈大地〉释读》、《智慧星火闪亮时——黄翔谈话录》、《诗与诗人》、《批评自语》等。重要的隐态政论文章（大字报）则有黄翔的《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致卡特总统》、《我站在中国大门口说话》 ；李家华（路茫）的《论人权》等。此外，哑默从“文革”以来数十年如一日的日记，也是相当重要的隐态叙事文本。


　　　　　　　　　　　　　　四．清理与思考

　　在扼要地叙述了隐态写作（主要是贵州隐态诗歌）半个世纪的一番流变以后，对这一文学现象，本文在此也想作一番简要的清理与思考：
　　只要人性的尊严、个体的独立与自由受到威胁，“隐态写作”就必然出现。它们对于主流意识或政统文化的自觉批判，最为真实有力地表现出它们置身其间的时代精神隐涵。
　　但在数千年一体化专制话语的极度钳制下，隐态写作只能如闪烁的地火。在历史上表现个体的人格尊严与精神之独立自由的隐态写作，除了依靠后人的发现、发掘和追认，隐态写作及其作品几乎不可能表现出它对所处年代和所处社会的直接影响。
　　除了纯属自娱，隐态写作实际上是一种被迫而无奈的选择。
　　因此，让隐态写作向显态转化，应该说对于作者个人是一种福音，而对于社会，则标示了自身容纳多元创造的肚量，同时也把自身提高到更有民主风范更具自由气度的层面。我们在看取隐态写作时，有必要在求真的基础上，对凡有相应价值的隐态作品，努力使之向显态转化，早日让世人知晓。
　　至少，我们对于隐态写作进行学术研究进行学理探讨时，不必人为地设定一些限制，更不应放弃自由的心态与独立的立场。
　　倘有人潜心着意，尽可能以充足的切实的材料，无论是披露中国当代隐态写作的真实面貌或是撰写一部中国的隐态文学史，都将是功莫大焉。

　　对于贵州的隐态写作，本文还想多饶舌几句。
吐纳高原山野独特的地域文化气息，贵州的隐态写作，有何可取的资源性？其有待整合和优化的价值何在？有何需要加以检讨的负面因素和负面效应？
　　云笼雾罩的贵州高原，向来以其“多山”著称；这里的地域景观及其所生成的文化景观自具特色。 “贵州高原的诗歌群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运势也形同它的日月星辰一样。高原诗歌的星辰一直存在、放光，而人们对它却纯然无知或知晓了也出于种种原因，只当视而不见。”
　　但封闭的生命及其艺术形态，往往表现出面向全国或更大世界的外向冲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启蒙》、《崛起的一代》、《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大骚动》、《零点》等贵州民刊，都表现出这个特点，而且每每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对正统诗界施行冲击，影响一时。
　　就个体而言，贵州隐态诗人的主导性格，是对主流意识厚重云层的掩埋，始终坚持抗争与冲击。这种决然反抗封埋的生命姿态与行为主义文本，无疑以本色诗人黄翔最为典型。 贵州另一位重要的隐态诗人哑默，除通过正规出版渠道寻隙出版了自己的《乡野的礼物》、《墙里化石》等隐态著作，还寻机公开发表披露隐态史实的文章 ；或为学术研究者们提供原始资料，努力让外界了解贵州隐态写作、隐态诗歌的真实面貌。此外，贵州另一坚持隐态写作的重要人物路茫，通过香港书号公开出版自己的成果，未尝不是抗拒“湮灭”的表现。贵州隐态诗人的种种努力，使世人终于开始看到了“高原星辰”的真相。
　　贵州隐态诗人或是被显态文坛公然堵绝，——如黄翔；或因被显态报刊排拒便索性不予投稿——如哑默、吴若海、王强、农夫…等人；多数诗人为种种地域或视域限制信息不灵，甚至在隐态交流渠道也少有进行；这又使他们的作品不能及时公诸于世，发挥应有的影响。像吴若海那样的资质与诗才，甚至鲜为人知 。应该说，贵州隐态写作与隐态诗歌为外界“遗忘”，其原因主要来自权力话语的旨意，如本色诗人黄翔就一直被误读或人为扭曲为 “政治人物”而屡遭封堵；随着世纪之交话语多元化的进程，来自官方明显的政治干预已日益淡化，然而某些显态文人对隐态写作却持续着顽固的偏见和短视。“高原星辰”不为世人所见，主要是高原自身对它们的云遮雾罩。对于贵州隐态文学的人为遮蔽 ，更多的倒是出于贵州的显态文界。
　　显然，在一个开放和多元的时代选择隐态写作，实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并不纯粹为自娱而写作，谁不愿意让自己的作品尽早为人知晓，而非要锁进抽屉，自我遮蔽、自行埋没？
　　野性、粗犷、充满阳刚之气，以骨子里强烈的独立意识、自由意识和反叛意识突破压抑，是贵州隐态写作的主导倾向。高原隐态诗人饱满的自然生命力，形成了贵州隐态写作及其文本的粗野、横蛮、原始、雄强等特征，这在中国诗坛也是罕见的。虽然这种品格似乎与当今阴性化诗歌主潮 难以合拍，然而不论从诗歌艺术多样化的需求，还是诗人本真的生命冲动，凡属独特的写作独特的文本，自有其不容抹灭的价值。
　　与上述意识紧密联系，则是贵州地域似乎更容易产生自我中心主义者——仿佛贵州高原的光山秃岩，彼此兀立对峙；似乎总在互相竞争或非要相互较劲，往往还怒气冲冲地以角力相撞，甚至在关键时刻做出“拆台”的举止。这就不如北京，江浙、四川诗人们那种集群效应了。贵州隐态诗人们的性格基因，虽然能独立支撑自由的生命，但又常常自甘寂寞独处，不倾向于集群和合，对于世俗意义上的人为整体运作也相当漠视。其间的文化心理意味，还有待进一步追思。

　　也许，要断言中国当代隐态写作及其隐态文学为历史贡献了什么，此刻为时尚早。然而它的曾经悲剧性的存在和悲壮性地博斗的史实，它的不甘于湮没而一再涌出地表咆哮喧腾的姿态，足可为日后的文化考古提供特殊的矿材。


　　　　　　　　　　　　　　　　　　　　　　　　草于1998年10月；
　　　　　　　　　　　　　　　　　　　　　　　　2001年10月15日初稿；
　　　　　　　　　　　　　　　　　　　　　　　　2001年12月25日补充改定。

灰石

其实什么是主流，什么是隐流，这个很难说的。有的东西被显现出来如被说的那个什么“北大才子”，我看也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如果写作是为了成名的话，可能存在隐忍，如果不是的话，隐忍恐怕就不能算存在。
    假如，隐忍的写作作为一种写作的方式，或者一种叙述技巧，倒是有些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