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谁是唐.迪克陶？

曾园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align="center"><tbody><tr><td valign="top" width="100%"><br/><br/></td></tr><tr><td id="topicbody62917" valign="top" width="100%" height="100%" style="FONT-SIZE: 9pt; LINE-HEIGHT: 12pt;">杜小真先生这篇文章，应该是国内唯一一篇介绍Tran Duc Thao的文章。但有一个错误，就是这位越南哲学家的名字叫陈德草。<br/>作者显然不了解越南人名的翻译方法。<br/><br/><br/>他不应该被遗忘（杜小真）<br/>　　在历史下面，是记忆和遗忘。在记忆和遗忘，但书写生活是另外的历史。没有终结。<br/><br/>　　—— P.利科<br/><br/>　　在法国二十世纪的哲学、思想发展历史中，一些非法裔的思想家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比如二、三十年代对德国哲学介绍到法国起过决定性作用的科热夫（Kojève）、让华尔(Jean Whal)，最早把德国现象学和存在哲学介绍到法国的勒维纳斯 (Levinas)等哲学家，还有让凯列维奇（Jankélévitch）、西约朗( Cioran)…….当然还应该说到五、六十年代以来颇受瞩目的托多洛夫（Todorov）、克莉斯特娃（Cristeva）等…….这些多来自俄国或中、东欧的法国思想家实际上已经与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思想的历史融为一体，他们的名字为法兰西文化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光彩。<br/><br/>　　但是，有一个名字多年来很少被人提起。这位学者曾对当今许多重要哲学家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启迪和影响，他的学术成就和曲折的人生经历令人感叹、深思。他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知识界享有盛名的越南裔学者唐.迪克陶（Tran Duc Thao）。<br/><br/>　　唐.迪克陶（1917-1993）早年从河内的法语学校毕业，之后赴法国巴黎，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先后就读于路易大帝中学和亨利第四中学。1939年，他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他是有史以来这个思想家摇篮接受的第一位亚裔学生（第二个亚裔学生进入高师要等到三十多年之后，是一位极出色的华裔女性，以当年第一名的成绩入校。她就是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程艾蓝 ）。1943年，迪克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法国大中教师学衔考试。唐.迪克陶和当时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一样，热衷于左派革命运动。他在学校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明确地支持越南在印支战争中的态度，为此他还进过监狱。<br/><br/>　　唐.迪克陶是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早在四十年代初，他就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与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梅洛.庞蒂一起在1944年亲赴比利时卢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因为这里保存着从纳粹重压下抢救下来的大量胡塞尔未发表过的珍贵手稿：这多亏了比利时青年学者万.布雷达（Van Breda ）神甫在胡塞尔逝世（1938年）后不久冒着危险去弗莱堡，从胡塞尔夫人家中得到的。胡塞尔夫人害怕这些珍贵手稿会遭厄运被烧毁（因为，那时胡塞尔大部分的重要论述都尚未公开发表），而且她自己也要离开德国去美国避难。布雷达向胡塞尔夫人建议由他负责把这些手稿带出纳粹的德国。胡塞尔夫人于是信任地把约4万张手稿托付给了布雷达。在比利时驻德使馆的帮助下，这批手稿被装进外交文件箱，由有宗教身份掩护的布雷达细心护送，从弗莱堡辗转到达柏林，然后又从柏林最终被安全地转移到卢汶。这个功劳在现象学历史上真是可圈可点。而胡塞尔的两个学生欧仁.芬克和路丁.兰格瑞伯马上就开始了整理、誊抄工作。卢汶也从此就成为了世界各地的现象学者查找资料、学习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迪克陶这次卢汶之行还带回了部分胡塞尔的手稿誊抄件回巴黎，为法国现象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根据。<br/><br/>　　应该说，德国哲学，特别是德国现象学进入法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国哲学改变了法国哲学的面貌。从勒维纳斯开始，梅洛.庞蒂、萨特、利科等一代学者都是从现象学起步的，他们对德国哲学的阐释和论说奠定了法国现象学研究的深厚基础。直到今天，谈到法国现象学运动，人们会很容易地说出《整体与无限》、《知觉现象学》、《存在与虚无》等书名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但一部同样重要而且可能与法国现象学运动发展关系更加紧密的著作现在却鲜为人知。那就是迪克陶在1951年发表的著作《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1998年夏，笔者在巴黎见到法国当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曾提起过唐.迪克陶的名字和他的这本书。德里达先生首先对现在有人（还是亚洲人）提到迪克陶感到意外。然后，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和他的许多从现象学开始哲学生涯的同代人都受到过迪克陶的《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这部著作的影响。在德里达的第一部著作《胡塞尔哲学的起源问题》（Le Problème de la genès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usserl，1962年，这是他的博士论文，这部早期著作实际是研究德里达思想的一个入口，是了解德里达哲学发展不可不读的重要论述）中，德里达曾多次由迪克陶的这本书引发评论并提到他的其他一些文章。在1999年出版的德里达最新的一本访谈录《关于言语》（《Sur Parole》，法国文化台曙光丛书）中，德里达也谈到，他最早的现象学研究就特别注重科学对象和数学问题，他从现象学中感到了提出科学和认识论问题的必要性，而《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使他受益非浅。<br/><br/>　　《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是他从四十年代开始从事德国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的结果。在这部书中，唐.迪克陶要指出现象学是唯心论的最后形象，不过是怀念实在论的唯心论，他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极力要为现象学奠定一块唯物论的基石。特别是这部书的第一部分被公认为是当时对胡塞尔想象学的原则及其发展的最深入的理论分析之一。这部分的写作始于1942年，用迪克陶的话说是“立足于纯历史的观点，而且立足于胡塞尔思想本身的视角”。这部书的第二部分则完全立足于辨证唯物论，依靠动物心理学和经济历史的材料，提出一种有关意识根源和理性生成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辩证唯物论，目的是要在革命斗争中从哲学观点确立政治和人类的介入，德里达后来认为这是“经验批判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出色统一”。这些思考本身都相关于当时法国知识界、甚至可说相关于哲学内部的许多重要的争论。<br/><br/>　　《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正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时代，是革命、介入的热情的时代。迪克陶强调行动的优先地位和劳动的最高价值，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现象学，这符合当时知识界的主要倾向，故而一些评论称《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为“令人震惊”的作品，它观点的大胆和陈述的清晰都足以使之列为“经典”。许多学者纷纷对之作出各自的反应：梅洛.庞蒂、罗兰.巴尔特等都写了文章，利科也在《论现象学》中发表了评论，这些评论都对迪克陶的著作予以高度评价。不过，利科在肯定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后，批评了迪克陶把“实践劳动”视为一切的极端观点，是“……要让实在劳动的结构成为全部语言意向性的根源，并由此产生逻辑理性的全部建构”。利科的评论甚至引起《精神》杂志内部的一场争论。<br/><br/>　　随着《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的影响，迪克陶在法国学界被看好，他完全有可能象二、三十年代那些流亡到法国的知识分子那样在法国从事哲学研究。但是，这位越南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却选择了另一种道路，也由于这种选择，决定了他的另一种命运。1954年，他的祖国获得独立，他义无返顾地回到河内。他在1956年开始担任河内大学历史系的主任。但是，他的教学生涯只延续了二年：他很快就被赶下课堂，因为，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个特殊小集团的“头子”。为生计所迫，他不得不作些翻译。迪克陶后来直至1992年的情况，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但我们从我们的那一段历史可以想见这位在异乡做出过那麽多文化贡献的爱国知识分子、优秀哲学家可能受到的对待和可能承担的苦难。从此，他的名字就消失了，绝少有人会谈起他…….<br/><br/>　　但是，迪克陶的故事却悲剧性地结束在他曾经辉煌过的巴黎。三十八年瞬间而过，其间风雨沧桑不堪回首。1992年，迪克陶回到法国。曾经与他熟悉的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萨特的亲密战友德桑第（Toussaint Desanti）把他介绍给了哲学家马尔谢斯（T.Marchaisse），因为马尔谢斯为著名的色伊出版社主持了一套哲学丛书。在与马尔谢斯的谈话中，他解释了他来欧洲的原因：他说他在80年代支持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苏联第一号人物的离去引起了越共中央领导的变化。他所代表的路线立刻就受到批判，于是，“那些人”就要他去法国接受审判。于是他得到一张去巴黎的单程机票，他要在巴黎接受由法共党员组成的审判庭的审判。“一切按程序进行，我可以讲话，我长时间地为事业辩护。不过，我审判前就已经失败……我象一个叛徒被判罪并被驱逐……”他说，他在判决后接到越共的一封信，被告之他的所有财产已被没收，他知道他失去了一切。他踯躅街头，衣食无着，无依无靠，困顿巴黎。看来，他是要在巴黎度过他最后余下的时日…… 马尔谢斯记录下了迪克陶上面的讲述，但这份资料并没有公开发表。这究竟是一个专制恐怖制度造成的妄想，还是真的有过从莫斯科到巴黎的对一个越南人的审判，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马尔谢斯说，这更是因为“迪克陶的时钟停在了50年代初”。在谈话中，迪克陶流露出想见见他信任的为数极少的几个哲学家中的一个：利科。马尔谢斯马上写信给利科，并安排了迪克陶与利科的会面。不久，马尔谢斯接到了利科有关的信件，信中，利科不无痛心地这样说：“我几个星期前见到了唐，这次会见让我震惊。我不知道在无论如何已被恐惧和谎言腐蚀的关系中什麽是虚构，什麽是真的……我感到这是一个受到过死亡威胁的人……我不知道，我们能给予他什麽真正的帮助…….”笔者在1999年在巴黎与利科先生会面时也谈起了迪克陶，谈起了这次会面，利科先生也是对有人还记得迪克陶感到意外，在回忆他与迪克陶的会见时，我看到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无奈的神色。他说：“我真想不到他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他说的什麽是真，什麽是假，太可怕了！”<br/><br/>　　在利科与迪克陶会见后不久，即在1993年的春天，那个象影子一样来到巴黎的迪克陶象影子一样离开了巴黎，这次他是永远的离开了。迪克陶在四十年之后回到巴黎结束了他的一生。<br/><br/>　　利科先生今年9月出版了可能是他的封笔之作《记忆、历史和遗忘》，在这本书中，利科先生说在历史之下的是记忆和遗忘，在记忆和遗忘之下是生活。面对迪克陶的个人生活的历史，我真不知道这部叙事该如何书写。我只知道，那个在巴黎曾为亚裔学生增光的唐.迪克陶，那个在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立过功绩的迪克陶，那个曾让德里达等著名学者如此敬佩的迪克陶真正地消失了，连同他那充满秘密、永远无法知晓的人生的后四十年……而唯一留下而不可能被遗忘的是他的作品，是他那本《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br/><br/></td></tr></tbody></table>

王敖

很能考， 福科第一次考了101。

曾园

<p>一般来讲，能考只能证明能考。不过，福柯对文献的掌握与处理能力似乎还是与考试能力相关的。</p><p>国内不一样，能考是具有很大想像空间的一件事。</p>

曾园

<p>提一下这个贴。最近站方的技术故障，让我们体验了一次时空之旅。杜小真老师的跟贴没有了。我的答复也没有了。</p><p>代网站方面向杜老师表示道歉！希望以后能继续来此指导。</p>

zengyuan

高山杉　　　　　　　　洪谦像 李媛 绘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幸存下来的“哲学发烧友”之一，我对《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主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一版）第六章很感兴趣。这一章的访谈对象是卡西尔《人论》的译者甘阳，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导师是专治黑格尔哲学的张世英。《访谈录》把张的名字误排成“张士英”（第192页），此一错误等到这篇访谈收进甘阳文集《古今中西之争》（第139-247页）时才纠正过来（第171页）。甘阳没怎么谈张世英，他说的比较多的是当时北大外哲所所长、曾经参加维也纳学派（Wiener Kreis）的洪谦（Tscha Hung，1909-1992）。　　　　　　甘阳这篇谈话，我感觉有不少夸张和不实之处。夸张无法讨论，因为没有双方共许的基础。不实可以辨析，因为文献尚可徵考。本于史学求真的态度，我想来专门辨析一下《访谈录》里一部分关于洪谦和北大外哲所的回忆文字。甘阳近年所出三本文集《将错就错》、《古今中西之争》、《通三统》，或多或少都有提及洪谦或者北大外哲所的地方。特别是《将错就错》的“代序”，本身就是一篇《记念洪谦先生和北大外哲所》（写于1992年8月，后面引用时简称《记念》）。这都是我们要辨析的对象。至于这些文集中的其他文字，有的如作者本人所说“都只是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通三统》“自序”），有的“都是将错就错的结果”（《将错就错》“后记”），自忖既非“有待方家指教”的“方家”（《通三统》“自序”），也不相信“天下本无对与错”这个“唯一真理”（《将错就错》第8页），似无必要比作者本人对这部分文字还要热心和认真，所以这里暂不做任何讨论。　　　　　　　　　　　　甘阳在访谈里提到北大外哲所的成立时间：“这个所是毛泽东要建的，而且是指名让洪谦当所长。‘文革’期间建的，那时候并没有招生，但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应该有点研究外国东西的，而且是找的胡乔木要他找洪谦，都是直接点的名。”据《北京大学哲学系史稿》（《北京大学哲学系史稿》编委会编，2004年4月）“外国哲学研究所”一章（陈启伟撰稿，第292-296页）记载：“外国哲学研究所是1964年教育部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决定在北京大学建立的。其主要任务是研究现代西方各大哲学思潮和主要流派，以配合国际斗争的需要。当时在全国是惟一的一个这样的哲学研究所。”（第 292页）陈启伟是洪谦最亲近的学生，继洪谦之后担任外哲所第二任所长，他说外哲所成立于1964年，应该是有根据的。不管怎么说，外哲所成立在“文革” 前，而不是甘阳所说“‘文革’期间建的”，更不是“‘文化革命’后期……建立”（《记念》）。至于外哲所的成立是不是“毛泽东要建的，而且是指名让洪谦当所长”，陈启伟文章没有提，我们外人也无法判断。　　　　　　写分析哲学史，维也纳学派恐怕得占好几大章，但分析哲学绝非如甘阳所说“发源于维也纳学派”。李希滕贝格、毛特纳、弗雷格、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等等分析哲学史上关键人物的关键作品，早在石里克（Moritz Schlick）来维也纳大学教书（1922年），维也纳学派开始活动前就出版了。我们顶多能说“分析哲学的主要源头之一是维也纳学派”。有一本 Hermann L. Cloeren写的Language and Thought: German Approaches to Analytic Philosophy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1988），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史上考证分析哲学的源流，写得简明得要，值得向所有关心分析哲学史的读者推荐。甘阳还说：“（洪谦）是维也纳学派首领石里克的助教。”说石里克是维也纳学派的“首领”甚或“祖师爷”（《记念》中语），就同说“艾略特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英美世界的公认文化领袖”（《古今中西之争》第171页）一样，很容易使人发生误会。其实早在“祖师爷”来维也纳大学任教之前，从1907年开始已经有哈恩（Hans Hahn）、弗兰克（Philipp Frank）、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和纽拉特（Otto Neurath）这些后来构成维也纳学派核心成员的人组织过一个类似的研究小组，被哲学史家称为“第一个维也纳学派”。要论“祖师爷”的话，他们大概也算得是四位“祖师爷”。说洪谦是石里克的助教，这倒是一份“独家报道”。据《洪谦和逻辑经验论》（范岱年、胡文耕、梁存秀编写；这篇文章写作时曾得洪谦夫人何玉贞介绍不少情况，并借得若干洪谦文稿以作参考，应该比较可信）一文介绍，洪谦在1934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继续在维也纳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没有明确提到他做没做过谁人的什么“助教”。　　　　　　据甘阳说，我们这位洪谦“助教”“是维也纳学派里面地位很高的……辈分比较高，比如说后来西方比较出名的一些人，基本上都比洪谦辈分要低一点。所以八十年代开放以后，洪谦地位很高，经常出国，包括像Richard Rorty这样的都会专门拜访洪谦，都是搞分析哲学嘛，有点像行弟子礼的感觉。比如艾耶尔是当时的学生，后来在牛津大学变成了维也纳学派最主要的一个老前辈了，那洪谦比他还老一点，所以在西方分析哲学界的辈分非常高。”在《记念》里，甘阳把同一段意思说得更为“绝对”：“事实上，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重新开放门户时，洪谦自己惊讶地发现，他已是‘西方’声势浩大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中资格最老的元老之一——当年有幸亲身参加‘维也纳哲学小组’讨论的成员，实际上已只剩英国的艾耶尔、美国的奎因及中国的洪谦等寥寥数人。而要‘论资排辈’的话，洪谦还在艾耶尔之上（艾耶尔去维也纳时，洪谦已是“维也纳学派”祖师爷石里克的助教）。”说话只要一“绝对”，绝对就会出问题。要知道七十年代末还活着的“有幸亲身参加‘维也纳哲学小组’讨论的成员”绝非“寥寥数人”而已，就正常生理年龄来说，可以说该活着的还都活着呢。就我所知，当时还在世的核心成员（the inner circle）尚有费格尔（Herbert Feigl, 1902-1988；洪谦《悼念费格尔》一文称他是“石里克最宠爱的学生之一”、“逻辑实证论在美国的创业者或先驱者”）、门格尔（Karl Menger, 1902-1985）、伯格曼（Gustav Bergmann, 1906-1987）、谢希特尔（Josef Sch■chter,1901-1995）、兰德（Rose Rand, 1903-1980）、陶斯基-托德（Olga Taussky-Todd, 1906-1995）、霍里歇尔（Walter Hollitscher, 1911-1986；他参与编辑的石里克讲义《自然哲学》有商务印书馆汉译本）。边缘的成员（the periphery）除了艾耶尔和奎因之外，在世的还有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 1901-1983）、奈斯（Arne Naess，1912-2004）、亨佩（Carl Gustav Hempel, 1905-1998）以及被甘阳评为“很低俗”的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不知道甘阳会不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世。　　　　　　维也纳学派原名就是“圈子”（德文Kreis，英文circle），进进出出很随便，参加活动的人不必个个都事先手按逻辑实证论圣经宣誓效忠。我们念过一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它的圣经里面有一条是“清除形而上学”，这方面的经典文本，大概要算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收进洪谦主持编译的《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上卷）。不过关于谁才算“形而上学”，“清除”怎么个清除法，“清除”到何种程度，具体到维也纳学派每个人和不同时期，并无严格统一的标准。比如尼采的思想算不算“形而上学”？甘阳认为是：“维也纳学派最主要的一点是做语言分析的嘛，它那个科学语言和你这个诗性语言是不一样的嘛，比如说，你讲得很好，但这不是哲学。维也纳最主要做一个所谓分界问题嘛，哪些是哲学问题，哪些不是，然后说比方尼采那些都不是哲学问题，他们就搞这名堂。”（第192-193页）这段话实在是冤枉尼采了。　　　　　　翻看洪谦撰写和主编的书刊以及Friedrich Stadler写的维也纳学派历史书（The Vienna Circle: Studies in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Logical Empiricism, Wien: Springer-Verlag, 2001），我们会发现维也纳学派诸公对尼采的态度很复杂，尤其是石里克、卡尔纳普和弗兰克这三位，可以说他们简直很推崇尼采。洪谦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第一章《石里克与维也纳学派的创立》里评述石里克的“游艺”人生哲学说：“石里克在他的《人生的意义》中，与尼采一致地承认：生活在一定目的支配下是毫无意义的。”在第十二章《石里克的人生哲学简述》里也有类似的话：“石里克与席勒、尼采一致的认为我们的生活如在一定的目的支配之下，是毫无意义可言的……”石里克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很复杂，前后期还有一定变化和调整，这里限于篇幅没法详细介绍。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他在1927年（即《人生的意义》发表的时间）并不简单地认为“尼采那些都不是哲学问题”。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就是石里克在维也纳大学第一学期所开的三门课程里，有一门竟然就是“叔本华与尼采 ”（每周二小时）。卡尔纳普不仅比石里克更“逻辑实证主义化”，而且比他更推崇尼采。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战斗檄文里，卡尔纳普批评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柏格森和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却对尼采“另眼相看”，全文最后竟然还以一段“尼采颂”收尾：“我们把形而上学设想为艺术的替代物，虽说不是适当的替代物；这一设想似乎被以下事实进一步证实了：那位也许具有最高的艺术天才的形而上学家，尼采，差不多完全避免了那种混淆的错误。他的作品大部分具有占绝对优势的经验内容。例如，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对特殊艺术现象的历史分析，对道德的历史、心理分析。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作品里，他最强烈地表达了别人用形而上学或伦理学表达的东西，他并未选择使人误入歧途的理论形式，而公开地选择了艺术的形式，诗的形式。”卡尔纳普批评形而上学，并不像甘阳想象的那样在于它使用了“诗性语言”，反而是在于它使用了貌似科学论证的概念语言（即“误入歧途的理论形式”），却只传达出没有理论内容和认知意义的“一个人对人生的总态度”。要想传达这种对人生的总态度，其实艺术（比如“诗性语言”）才是恰当的形式，而形而上学则是不恰当的形式。所以说，形而上学是一种“概念的诗歌”，而形而上学家则是一些“没有诗才的诗人”。如果形而上学改用“诗性语言”（即“艺术的形式，诗的形式”）的话，这就摆正它自己的位置了。这样一来，它就从 “概念的诗歌”中清除了“概念”的形式而变成内容形式相一致的真正的诗歌，从而也不再有自己以前独立的地位了。在卡尔纳普看来，尼采使用“诗性语言”，正是他比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柏格森和海德格尔们高明的地方。剩下的弗兰克比石里克和卡尔纳普还激进，在他那里尼采干脆就被“捧”成了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先驱者之一。这些维也纳学派文献和历史上的曲折处，我估计甘阳都不了解。　　　　　　这三位最主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致推崇尼采，我想背后恐怕有一个哲学史的学术背景。原来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是所谓的新康德派，特别是新康德派里带实证主义倾向的两位学问大家：李耳（Alois Riehl）和法依兴格尔（Hans Vaihinger）。在石里克、卡尔纳普和弗兰克的著作中，这两个人的名字经常出现。维也纳学派机关报《致知》（Erkenntnis）杂志的前身，正是法依兴格尔主编的《哲学年报》（Annalen der Philosophie），而李耳的著作也是洪谦年轻时研读过的（我自己藏有一册盖有洪谦印章、并有铅笔批画的李耳著Beitr■ge zur Logik）。最巧的是，在德国学院派哲学家里，李耳和法依兴格尔又是属于最早一批著书认真评述尼采的人物。和后来乌烟瘴气的“尼采学”不同，他们主要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方面发掘尼采“对特殊艺术现象的历史分析，对道德的历史、心理分析”，代表了一种很实在的学术进路。那么，石里克、卡尔纳普和弗兰克会不会受到他们影响，从而把尼采看成和自己某些方面思想“一致”，而且认为“他的作品大部分具有占绝对优势的经验内容”呢？相信随着今后中国大学“通识教育 ”课程（参见《通三统》下篇）中尼采作品讲读“伟大时刻”的到来，这个问题也许会获得进一步的澄清。　　　　回忆学术界的旧人旧事，希望回忆者最好有点责任心。据说康宏逵曾请求他的老师王宪钧回忆一下当年在维也纳听哥德尔讲集合论时的情景，王宪钧回信说：“听集合论课一事，当时事早已模糊记不清，久病之后更不拟再追忆。好在无关紧要。”（参看王浩《哥德尔》译后散记）但愿从今以后介绍洪谦和北大外哲所的人们都学学王宪钧，慎而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