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即治病——杜甫、孙文波们的诗就会是时代的民间精神证据

张心武

<p>生活即治病</p><p>——杜甫、孙文波们的诗就会是时代的民间精神证据<br/><br/>2005年2月14日，旧历乙酉年正月初六晚上，我到孙文波此次回成都暂时居住的家，与孙文波、萧开愚一起吃晚饭，然后去茶馆喝茶。从萧开愚离开四川去了上海，再去德国，我已有很多年没有与他见面。这次他是回老家过春节，顺便在成都呆两天看看老朋友。坐在茶馆里，萧开愚说他病了，发热怕冷，春节期间输了很多药液，除了输液就是睡觉。我劝他喝中药冲剂，口感好，祛湿散寒效果好。他说病太重，中药没用。<br/><br/>　　从1992年开始我与他们二人相识已经12年了，这晚三人聚在一起简单地问候一下，算是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1992年，我在四川师范大学读美学，担任研究生会主席，请萧开愚到学校做了场关于后现代的报告，孙文波也过来了，我们就此认识。为了能经常见面，孙文波动员萧开愚、萧又动员我先后都到杜甫草堂边的《厂长经理日报》工作。我与孙文波共处的时间比较长，直到他1996年下半年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交往才少了，但他每次回到成都，我们总会见上几面，喝喝茶，吃几顿呆在其他地方吃不上的地道的四川火锅。<br/><br/>　　他们二人的诗是我最认可、最喜欢的当代诗。他们二人脑子里思考后现代，关心新动态，生活好像还在现代之前，没有固定可靠的职业收入，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盛壮之年，生活又失魂落魄，装酒肉的胃还常常出故障，内心的深层欲望欲言又止发乎情止乎礼。在古今中西文学里，他们上下左右反复拨拉，一心寻找顺手的具有致命打击力的锤子，把病态的时代、病态的人生、病态的素材锤打成光灿灿的金蔷薇。诗人不幸诗歌幸，他们为当代汉语诗歌从80年代末的连带崩溃向90年代的坚韧和新世纪的拓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不入诗的文字和素材他们信手拈来，组合成携带着现代精神新病毒的数码人肉炸弹，投向英特纳雄耐尔的英特网飞地。<br/><br/>　　那晚在茶馆里，萧开愚病恹恹地问我在看什么书，我说在看《黄帝内经》。<br/><br/>　　他说你想当医生？我说不是，我从书中看天人之际，我说你病了就是天人之际出了问题，你治病应从天人之际入手，调整好你的天人关系，不要尽吃西药。人们在病理天人关系上有时唯物猖獗得像是殷纣王，他们高傲的意志只臣服可靠的物证，那就是冰冷的兵器和医疗仪器。<br/><br/>　　我问萧开愚在德国那么多年，内心是否融入西方基督教文明，他说没有，内心更多的还是牵挂中国、牵挂朋友。其实，这是典型的乡愁，就像最新科研成果揭示的那样，相思单恋是一种精神上的病，乡愁是海外同胞精神上的病，是文化血缘上的病，是难以大换血的病。他们会被“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唱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夜无眠。<br/><br/>　　孙文波一边喝茶、抽烟，一边听我们关于精神治疗的问答。萧开愚问我为什么要去追问天人之际这样的问题，我说是为了弄清魂归西天的问题，为了治疗自己和别人精神上的病，提前给灵魂指一个去处。我问萧开愚以后魂归何处，是中华故国还是欧洲的德意志？他说哪里有什么灵魂，灵魂是不是烧剩下的骨灰？他是彻底的无神论，无灵魂论，由此导致产生了大剂量的精神痛苦、灵魂折磨，他的诗就是他灵魂苦闷的象征，灵魂解痛的大麻，多次交叉感染的精神病毒。<br/><br/>　　孙文波也携带上了多次交叉感染的精神病毒。这样说他们两位的精神病毒，他们会吃惊地瞪大眼睛，还是哈哈大笑？就像“非典”“撒死”（SARS）揪出了果子狸？不管怎么说，新年刚过看到自己的尾椎被别人突然袭击拖出果子狸的尾巴，总该有些不悦：如果有果子狸的尾巴，没法治，讳疾忌医；如果没有，这就是诬陷。<br/><br/>　　抓尾巴打棍子，首先得你知识分子有尾巴翘尾巴才行。<br/><br/>　　孙文波就有携带精神病毒的果子狸的尾巴，他自己会扯些毒草嚼了吃，使自己产生抗体，在病毒扫描后，能从病毒防火墙的背后顽强地站起来，从容不迫地清理病毒。他会在某个角落留一些病毒，然后从容不迫地复制病毒。“生活即治病”，这是他的宿命，他不干这些，你给他找事情干啊？“生活即治病”，这是孙文波的一句诗，他的一种日常生存方式，一句很无奈很倒霉的诗，一句很不好的诗，只是精辟而已！谁会觉得好呢？你觉得好就拿了去吧。<br/><br/>　　“生活即治病”，这不是诗，而是诗人的生活，这与匠人一锤子敲进一颗钉子不同，也与科学家搞研究不同，匠人是工作，有工钱，科学家使用逻辑，寻找规律，诗人是发病，通过写作发病达到祛湿散寒的效果。有病就得发出去，不能堵，不能用西药强行降温把病覆盖下去，那只能是表面上看起来好了，但病根却潜伏在身体的某个角落里，等着更厉害的爆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要用大禹治水的方法治病，所以也可以说：写作即治病。孙文波属于典型的无产阶级诗人，因为无产而引起的生活的痛、精神的痛、切肤的痛已经钻进他的骨头，他的骨头是痛的客厅——“好混乱的客厅呀！”他住在这客厅里，他是客厅的主人，一直住到“灵魂像一只凤凰飞走”。在他90年代以来的诗歌作品里有大量关于病痛的诗章。<br/><br/>　　孙文波写了大量家族成员、家人、亡故亲人的诗，写他们的生老病死，苦多欢少，就我所知古今中外没有哪个诗人写出那么多家族的疼痛：哮喘、水肿病、风湿病、枪杀、坟地里亡故亲人游荡的鬼魂，亲人害病他也跟着生理上心理上共振一起痛起来。“回首一伤神”，孙文波用诗歌、用悲悯、用恐惧与家族成员们的亡灵暗地里一厢情愿地进行着精神沟通，也与另一位苦多欢少的病诗人杜甫进行着精神沟通，他想通过这种几乎没有结果的沟通来压制住生活带给自己的种种疼痛感，获得某种内心的平静。他没有宗教信仰，甚至也没有确切的政治信仰——如果非要说有，那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他的精神治疗方法是写诗、与朋友卿天。他对生活没有大爱，也没有大恨，但是在他的诗中你可以明显看出他对生活和生命有恐惧、有厌倦、有留恋、有烦躁，充满矛盾。<br/><br/>　　在当代诗人中，孙文波和萧开愚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病痛：以为自己对汉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让汉语增值，为正在使用着的母语增加价值。这成为他们继续写作的动力，也是他们无边焦虑的来源。他们私自揽的这个为汉语增值的活路，成为久治不愈的跨世纪之痒，使用汉语的人没有谁会为此长期给他们开工钱。我常戏称他们是当代杜甫，对汉诗做出杰出贡献并因此而弄得自己“万里悲秋长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他们因为对汉诗的敢于担当和勤奋，下笔如有鬼神相助。他们敬畏民族的鬼神、家族的鬼神、草民的鬼神，这些鬼神附着在他们的笔下，使他们可以鬼斧神工地运用母语。如果说杜甫、孙文波们有信仰，那就是对语言能够通神的信仰、对生离死别的恐惧、对时间的恐惧。<br/><br/>　　这也就是我在他们的诗篇里不断看到疼痛发作的原因。他们太勉力而为了。因为说到底，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技术主义的时代，冷冰冰的科学、以利为重的商业以及对一切信仰的否定造就出来的人性冷漠，并不需要“不谈诗，无以言”，柏拉图想要做到的把诗歌赶到爪洼国去的事情，在这里已几近现实。这让我觉得他们选择终其一生写诗，是不合时宜的、病态的勇敢之举。令人一深究可能的结局便不禁唏嘘。<br/><br/>　　在日常语言、琐屑生活、电脑键盘的诗歌构造中，因憨而厚的孙文波因恐惧而敬畏鬼神，有了鬼气，有了神助。上苍生苍生，心中有上苍有苍生有敬畏，必得鬼神助。中华民族只要还有无产者的痛苦，还有鬼神不宁，还有灵魂在折磨，汉语只要不被英语给世界化了，杜甫、孙文波们的诗就会是时代的民间精神证据，是私疗荒诞的文件语言挺过生存虚无的文字口服液。生活即治病，治比不治好，早治比晚治好，《黄帝内经》说最好治未病而不是被动地治已病，不过，既然已病就共治共勉吧。<br/></p>

顾耀峰

<p>此帖的方向正是观察版所需要的。</p><p>转去观察版了。</p>

亢蒙

诗人以诗歌拯救自己，亦是拯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