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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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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24 16:49:5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史景迁序言《围城》英文版 朱伟一译   1937年，是中国处于水深火热的一年。多年恐吓、蚕食中国领土之后，日本终于全面开战，先是在平津地区，紧接着是在上海发动进攻。日本在华北扶植亲日政府，迅速巩固其对该地区的占领。国民党炸开黄河堤坝，力图延缓日军的进攻。但日军仍然进逼西南，意在夺取铁路中枢和水路要道武汉。 　　中国在淞沪一带进行了更加顽强的抵抗。双方死伤惨重。但到1937年秋末，中国军队开始溃败，防线失守，而且大多是不战而退。日军直取国民党首都南京。1937年12月，日军犯下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暴行”，几十万中国男女老幼死于非命，幸存者痛不欲生。 　　1938年，日本在南京扶植亲日政权，与华北的亲日政权遥相呼应。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军队继续溯江而上，撤过三峡之后在四川重庆设立陪都。 　　山河破碎，凄风苦雨。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作为钱钟书笔下的主人公，失意潦倒的方鸿渐开始狼狈登场。方鸿渐在欧洲游学一年有余，涉猎文学和哲学，经济上有亲戚资助，生活比较闲适，遗憾的是学分修得太少。 　　为了有个学位，出于无奈，方鸿渐与一家骗人的函授学校接洽，弄了一张假文凭。1937方鸿渐乘坐一艘法国邮船，经新加坡回国。留学期间，方鸿渐涉猎甚广，对如何安身立命却一无所知，回国时可谓前途无望，身如飘萍。 　　此时方鸿渐家中二老举家逃难，从乡下到上海，住进了“租界”。上海是座大都市，租界是英、法两国势力控制的地方，日本避开租界，攻打中方控制的地区。但方鸿渐文凭是假的，既无谋生的一技之长，又没有收入来源，只好在1938年离开上海，去“三闾”教书。三闾是所没有名气的小大学，地处湖南的僻壤。此前方鸿渐从未听说过这所大学。到大学后方鸿渐在这里订婚，却不料丢掉了工作。 　　方鸿渐心灰意冷，在香港完婚后又回到了上海，但婚姻又开始破裂。 　　《围城》是一部喜剧性传奇小说，构思非常奇巧。 　　但凡重要的艺术作品，同时有几层意思，《围城》也不例外。从一个层面上说，《围城》有自传色彩。钱钟书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样，出身于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代去牛和巴黎留学，1938年初回国。与方鸿渐不同的是，钱钟书是位成就斐然的学者，中、英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获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内容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但同方鸿渐一样，抗战初期钱钟书在中国内地教过书，其同事是来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学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兴办一所大学。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学短期教书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书、写作，直到抗战结束。 　　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1941年12月占领上海租界，关押了租界内的外国人。这样一来，钱钟书生活和写作的地区由亲日的南京政权所控制。但与《围城》中的方鸿渐一样，钱钟书似乎得以独善其身。钱钟书足不出户，埋头写作研究，与妻子杨绛相守度日。杨绛是位翻译家和著名剧作家。当时钱钟书夫妇交往甚少，朋友限于不多的几位受过很好教育的中国学者和艺术家。1949年解放后，钱钟书夫妇决定留在中国大陆，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小说的另一个层面是历史。《围城》中钱钟书很少谈到战争，没有战斗场面，没有游击队和日本人的戏剧性冲突，但小说中战争无处不在。方鸿渐和另外四人结伴，或坐公共汽车、或坐船、或步行，有时还坐轿，长途跋涉几个星期，投奔三闾大学那方净土。相关几章写得很精彩，很微妙地介绍了战乱所造成的影响。 　《围城》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说到当时因过于推崇西方文学和美学而带来了恶果。钱钟书认为，中国的正统因此而受到侵蚀，儒家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本来已经面临困境的中国文化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问题上方鸿渐倒是无过错可言，他的谦词是自己所知甚少，对文化事宜不好妄加评论。但方鸿渐周围的朋友同事却毫无顾虑，都是些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所谓学者。《围城》的某些章节说的就是这些人自吹自擂，贻笑大方。方鸿渐旅途中遇到不少人，他们很像当时文学界和学界的某些角色。但钱钟书自己在小说前言中恳请读者不要把《围城》当作一部影射小说。 　　还有一个层面，说的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谈及性和婚姻。方鸿渐有相思之苦，其罗曼史又总是阴错阳差。这方面的描写非常精彩，虽然带有讽刺，读了还是让人很是惆怅。小说最后五十页左右写了婚姻的失败，其表现水平之高，各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能够写到这样的不多。　　有位文学评论家指出，钱钟书对婚姻如此悲观，应该是在牛津求学期间读了大量英国小说的缘故，尤其是伊夫利·沃（Evelyn Waugh）和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两位作家对他有很大影响。这位评论家的观点不无道理。另外，还有一点可能也有关系：钱钟书写《围城》时，他在上海有位关系很近的朋友，是研究福楼拜的专家。当时这位朋友正在翻译《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不过，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恋爱关系有始无终，方鸿渐优柔寡断，受到家庭各种压力，这些方面的细节描写显然都绝对是中国特色的。 　　最后，或许也是最败兴的，从第一页开始，《围城》总离不开令人作呕的形象。人体——不光是方鸿渐的人体——通过口鼻而一再出错。晕船、晕机、晕车、吐酒、婴儿流口水，还有鼻涕。遇到这些描写，读者也奈何不得，只能往下读。或许有人会说，这些描写可能是受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影响。也许确实如此，在现代文学和英国18世纪文学方面，钱钟书都是当之无愧的专家。钱钟书的这些描写倒还不仅仅是为了讽刺，他似乎是执意提醒我们，人的纯洁可望而不可及，我们的诗情画意到头来总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围城》1947年第一次出版。他完成了一部有创造力的小说，机智、富有灵性，而又不乏真善。《围城》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杰作，即便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一部立于不败的作品。《围城》的英文版已经很久没有面世了。 　　新方向出版公司做了件好事，帮助此书与新读者见面。或许《围城》无法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正往何处去，但《围城》肯定可以告诉我们中国所历经的沧桑。  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诗歌？ 》  　　洪越译/田晓菲校 　　 　　1． 　　 我想用一个温和的异端说法来开始这篇短文：从没有一首诗是只写给自己看的。所有的诗歌都为读者而作。如果说那些为了获利的艺术形式的观众通常是实在的，诗歌的读者则往往存在于想象中。我承认，这个说法本身也是一个想象：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梦想自己的诗被未来某一个世纪的读者所赞美的艾米丽•狄金森。尽管如此，这仍是个有用的说法，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事物 – “世界诗歌”。 　　 　　 诗人想象中的读者常常是极端的。他们鄙夷、批评起作品来不留情面，而认可、赞扬起来又毫无保留地不吝溢美之词。比起来，现实里的读者要温和得多。正因为想象中的观众爱憎分明、咄咄逼人，他们比现实里的读者更有能力影响诗人写作的方向。诗人想象的观众也往往会无节制地迅速膨胀。诗人一开始想象的是小圈子里的朋友对自己诗歌的反响，他们喜爱诗歌，而且，因为是朋友，他们大概会阅读和赞赏诗人的作品。很快，当人群开始叫好，诗人开始想象地区的诗歌奖，接着是全国范围的声誉，在经典中占有一席之地，以至不朽的声名。 　　 　　 美国诗人尽可以拥有他们那种小地方人所特有的甜蜜梦想，也就是永远不需要想象不讲英语的读者。他们使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语言，坚信自己的文化霸权地位可以恒久不变—这自是他们独有的奢侈品。可是，很多其它国家的诗人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写作，随着想象中的读者的膨胀，他们必定会梦想自己的诗被翻译的情形。因此，对阅读译作的读者群的想象必将伴随着他们的写作。对一个诗人来说，这样的情形接近噩梦的边缘。诗人也可以不考虑翻译，放弃诗歌在自己的语言疆域以外被阅读、被欣赏的希望，但这等于是接受一种令人心痛的限制，承认他的诗作具有地区性的局限。只有少数最顽强的诗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他们的诗没有译本，我们对他们也便所知甚微。 　　 　　 诺贝尔文学奖在塑造“世界诗歌”方面，尤其在第三世界诗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有趣的角色。诺贝尔奖的光环有时可以是巨大的：它标志着“国际”（也就是西方）的认同，这种认同给获奖者的国家带来荣耀，并且让原本受到很少关注的地方文学暂时成为全球注意力的中心。奖项前面排起长队，人们设想各个国家应该轮流得奖，其逻辑是文学才能应该像联合国的席位一样平均分摊。不过，要说诺贝尔文学奖最有趣的地方，还在于它颁发的对象通常是翻译的作品。当一个诗人得到诺贝尔奖，他的诗的成功翻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获奖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这种希望自己的作品在翻译以后能得到认可的期待，导致了在诗歌写作上使用可替换的字词的压力。传统上，诗的文字依赖于在其特定语言中的使用历史，诗里的每个字应该是不能被别的字替换的。可是，使用“错误的语言”写作的诗人 (即便是用像中文这样有大量人口使用的语言)不仅必须想象他们的诗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求达到其广大程度令诗人感到满意的读者群，而且，他们还必须参与一项奇特的活动：想象出一种世界诗歌，并把自己放置在里面。按道理，“世界诗歌”应该游离于任何地区性的文学史之外，可结果是，它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至于具体到某个国家中产生的“世界诗歌”是哪种现代主义的翻版，要看是哪种殖民文化浪潮率先冲击了当地的知识分子。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它体现了文化霸权的精髓：一个在本质上是地方性（英-欧）的传统，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有普遍性的传统。 　　 　　2． 　　 我有一个朋友，既写中国古典诗歌，也写白话新诗。他认为他写的古典诗歌是“中国”诗，是深深扎根于历史的诗；精雕细琢这些诗给他带来极大的乐趣，但他不认为那是一项严肃的事业—那只是写给朋友的诗。对比之下，写“新诗”才让他感到自己是个诗人，他觉得只有在新诗写作中，他才有可能成名。在他眼里，“新诗”就是诗，似乎没有国籍或者历史。他没有觉察到自己写作中一些惯用的意象和写法背后，是地方性的欧洲文学史的传统。 　　 　　 世界诗歌是这样的诗：它们的作者可以是任何人，它们能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后，还具有诗的形态。世界诗歌的形成相应地要求我们对“地方性”重新定义。换句话说，在“世界诗歌”的范畴中，诗人必须找到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方式代表自己的国家。和真正的国家诗歌不同，世界诗歌讲究民族风味。诗人常常诉诸于那些可以增强地方荣誉感、也可以满足国际读者对“地方色彩”的渴求的名字、意象和传统。与此同时，写作和阅读传统诗歌所必备的精深知识不可能出现在世界诗歌里。一首诗里的地方色彩成为文字的国旗；正像一次旅行社精心安排的旅行，地方色彩让国际读者快速、安全地体验到另一种文化。 　　 　　 除了这种精挑细选过的“地方色彩”，世界诗歌也青睐具有普遍性的意象。诗中常镶满具体的事物，尤其是频繁进出口、因而十分可译的事物。地方色彩太浓的词语和具有太多本土文化意义的事物被有意避免。即使它们被用在诗中，也只是因为它们具有诗意；它们在原文化里的含义不会在诗里出现。这里描述的“世界诗歌”写作和很多当代美国诗人的创作构成极具启发性的对比。后者在诗中大量使用美国俗语和通俗文化的流行语，全然不考虑那些诗中的典故和文字游戏在五十年后连美国读者也不能理解。 　　 　　3． 　　 现在我要引入的话题是本世纪后期围绕诗歌展开的奇特而富有戏剧性的文化事件。相对于想象的国际观众，我们是真正的国际观众。我们占据了一些为想象的国际观众所保留的空位子。我们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散坐在一个巨大的礼堂里。隔着空座位，我们对彼此大声喊叫。书后的封底广告向我们保证，假如这场演出发生在诗人自己的国家，礼堂里必定会挤满欢呼的人群。同时，诗人自己国家的观众被告知，诗人的国际演出总是被欢呼的人群围绕，唯独在本土没有得到应有的赞扬。 　　 　　 当我们走进礼堂时，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欣赏另一种文化中的传统诗歌需要艰苦的努力，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里的国际观众，通常都会被这种辛苦吓倒。与此同时，国际观众也不想看没有一点国家或民族痕迹的诗。他们希望诗歌代表其他的国家和文化。他们想在一种本质上熟悉、易读的诗歌中，寻找地方色彩和地域问题；他们期待的是舒适的民族风味。如果上述属实，那么，作为国际观众，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来自另一片土地、另一种文化的诗人的写作，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我们，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他想象当中我们的需要。他的诗歌语言是在阅读我们的诗歌的过程中形成的。本土诗人通过阅读西方诗歌的翻译，有时候是很差的翻译，创造了他们的“新诗”—无论是中国新诗、印度新诗、或者日本新诗。这也就是说，身为国际读者中的英美或者欧洲成员，我们阅读的是从我们自己的诗歌遗产之译本所衍生出来的诗歌之译本。如果真象俗话所说，诗是翻译过程中丧失了的东西，上面谈到“世界诗歌”的形成，真是一种极为令人困扰的状况。 　　 　　 或者，翻译诗歌的国际读者寻找的根本不是诗，而是通向其它文化现象的窗口。也许他们寻找的是别具异国情调的宗教传统或者政治斗争。西方人对异国情调和正义事业的口味是很飘渺无常的东西。现在谁还读泰戈尔？他已经成了旧书店里诗歌架子上的处理品。在当代中国诗歌里，国际读者很有可能倾向于从中寻找近年来为民主奋斗的文字 – 中国的民主斗争正是目前的时尚。与此同时，很多正在进行之中的民主斗争，都在赢得片刻关注后消失在视野之外。 　　 　　 不管我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对经受折磨的表述总会令人震颤，这也和有效的政治行为无关。这是对怜悯与恐惧的传统体验，伴随着高尚的愤怒。但是，遭受迫害并不意味着受害者一定具有美德，更不保证好诗的出现。而且，这里面总是暗藏一种危险，即利用受害者的身份获取个人利益。当诗人把自己推销给永远都在渴求政治美德的国际观众，这些国际观众发现这样的作品很感人。描写为民主奋斗和真正去为民主奋斗不是一回事；而且，在这样的作品里，如果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存在，我们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发现，因为那至少要等到我们能够把它和它作为卖点的使用价值分开之时。 　　 　　4. 　　 前面一般性地讨论了“世界诗歌”，下面我要谈一个个例：中国的现代诗。中国古典诗歌有悠久而且复杂的传统。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古典诗歌犀利、机智，充满了典故和微妙的变化；同时也被自身的历史压得喘不过气来。它是在死亡边界上疲惫不堪的诗。或许是为了这样一个整体的中国诗歌传统，北岛，1949年出生于北京的诗人，在《随想》里写下这样优美、哀伤的挽歌： 　　 　　 包裹在丝绸般柔软的苔藓里 　　 如同熄灭了的灯笼 　　 　　 虽然在和西方遭遇的过程中，中国可能最深刻地感受到传统的负担及其孱弱，但这种冲击也发生在很多其他伟大的亚洲文化里。西方的文化自信心与它的军事、技术实力是同时到来的。西方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好像是一股新鲜的空气，进入这些文化传统。奇异的、别具异国情调的欧洲诗歌在亚洲引起的兴奋，与西方接触亚洲文学时的兴奋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对亚洲国家来说，除了兴奋以外，它们还感受到西方文化带来的震荡，并常常伴随着国家所遭受的耻辱。 　　 　　 浪漫主义诗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新的主题、新的写作模式、以及全新的关于诗是什么的概念。然而浪漫主义诗歌的引入通常是通过翻译，或者通过对原诗语言并不成熟的把握。因此，当其进入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人们往往对其背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重量所知甚微。浪漫主义诗歌成为游离于历史之外、奇迹般的全新事物—这正契合了浪漫主义诗歌自己营造的谎言。凡是熟知英语诗歌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神话，但是对外人来说，他们相信浪漫主义诗歌关于“全新”的宣言，这宣言带给他们一线希望—也许，可以逃离似乎已经失败了的历史。 　　 　　5． 　　 基于诗可以脱离历史的希望，基于文字可以成为透明的载体、传达被解放的想象力和纯粹的人类情感的想法，许多二十世纪初期的亚洲诗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意在和过去决裂。这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但是很难真正实现。在与浪漫主义诗歌初次相遇以后，本世纪的中文诗在西方现代诗的影响下继续成长。正如在所有单向的跨文化交流的情景中都会出现的那样，接受影响的文化总是处于次等地位，仿佛总是“落在时代的后边”。西方小说被成功地吸收、改造，可是亚洲的新诗总是给人单薄、空落的印象，特别是和它们辉煌的传统诗歌比较而言。 　　 　　 中国当代诗歌的命运可以很容易被看作是对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失落/退化意识的象征，人们觉得从宇宙中心滑落到一个对自己在哪里或者是谁都很不确定的位置上，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不再有中心，也没有清晰的边界，可以用来定位自己。在《结局或开始》中, 北岛写道：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中国新诗向读者许诺直抒胸臆、纯洁坦诚。这种带有欺骗性的许诺，其后果之一就是滥情。诗歌总是尝试讲出内心难以言说的真实，努力摆脱那些不自觉地涌到我们唇边的陈词滥调。成功的诗承认这是一个痛苦挣扎的过程，因为这样的实话来之不易。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里，令人信服的朴素文字似乎越来越难写；那些优美的朴素字句只能穿透诗的缝隙存在，犹如只能生长在山石裂缝里的植被。当诗人写出这样的一个词或者一行诗句，那几乎好像是个奇迹。 　　 　　6． 　　 当朴素的字句出现在现代诗里的时候，我们表示敬意。但是，如果一个诗人没有经过上述的痛苦挣扎就试图用朴素的语言写作，那我们看到的则只是一种姿态，看到滥情。它让我们觉得刺眼。比如北岛这首《无题》的开头： 　　 　　 对于世界 　　 我永远是个陌生人 　　 　　 我还以为在十四岁那年，在我写下这首诗的第二年，我已经毁掉了这首诗的唯一手稿。我还以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一旦我们意识到写诗和读自己写的诗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我们就会立刻毁掉这样的诗。可是这种滥情（或者说是一种自觉的摆姿态）是中国现代诗的痼疾，它的欺骗性比古典诗歌所有令人窒息的重量影响更深刻。在中国现代诗里，政治性诗歌或者非政治性诗歌都存在着滥情。它在《八月的梦游者》里也出现了数次。避免写出下面这样的诗句，大概是一个诗人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情： 　　《雨夜》：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或者 《橘子熟了》： 　　 　　 让我走进你的心里 　　 找到自己那破碎的梦 　　 　　7． 　　 不过，《八月的梦游者》不像我看到的其它中国当代诗歌那么甜腻 – 这得归功于诗人北岛的才华和译者Bonnie McDougall的功力。他们使这个诗集至少不像许多别的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诗那么令人难堪。 　　 　　 北岛是一群有才气的年轻诗人中的一个。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进入一个大为改变的中国。比起前辈的诗人，他们使用大胆的意象，出人意表地组合它们。在诗题的选择和对情感的表现方面，他们也更大胆。大胆是一种相对的品质。虽然熟悉二十世纪诗歌的西方读者不会觉得这些中国新诗里的意象和情感有什么特别大胆的地方，可在中国文学保守主义的语境里，新诗引起的振奋，应该不亚于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带给西方读者的兴奋（我这样比较，应该不算是对中国诗人的污蔑，因为这些诗人所寻求的正是在读者心中唤起同样的兴奋，而且也正是以西方现代派诗歌为模型的）。大胆引起的兴奋当然不会持久；但是烟雾散尽之后，常常看到真正的诗。尽管北岛和他的同辈诗人很难被视为“伟大”的诗人，不过他们的诗里有真正的诗意。 　　 　　 从另一个角度看，北岛和他同辈的一些人代表着中国当代新诗的一种可喜变化 – 诗不再是狭隘和浅层意义上与政治纠葛的文本。国家机器施加暴行的能力使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些本质上十分无趣的东西， 这是一种极大的不幸。国家暴力留下的伤疤有时作为主题出现在北岛这本诗集里，北岛也擅长写这一类的诗（比如他的《结局或开始》）。不过，如果说北岛的诗里有英雄主义，它不体现在诗人对一个制造谎言并实施谎言的政权进行明显的对抗，因为这样的对抗即使再顽强，也是一种并不让人惊讶的政治立场；他的英雄主义，体现于他执著地发掘生活和艺术非政治方面中具有诗歌价值的东西。 　　 　　 在中国大陆，写出非政治化而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文学上的一个小小的胜利；虽然在我们假想的世界诗歌语境里，这种胜利算不了什么。在她的译者前言里，Mcdougall睿智地指出：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里，真正的非政治的诗是不存在的；非政治的诗歌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声明。北岛的一些诗，表现了他与政权对抗的立场，这保证了他的“政治正确性，”但是，他的诗歌成就远远不止于此。 　　 　　8． 　　 西方读者一般来说会喜欢北岛诗中非政治化的一面，认为这个层面表征了“世界诗人”应有的广度。而我接触过的中国新诗读者则倾向于喜爱北岛早期政治色彩浓厚的诗；对北岛诗脱离政治、向私人关怀的转变，他们感到惋惜。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了。谁能决定哪种诗有价值，来判断诗人的转变好还是不好？是西方读者还是中国读者？谁的认可更有分量？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常反对将西方文学的尺度强加给中国文学。这是明智的审慎。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文学吗？还是起始于中文的文学？这一诗歌的想象读者是谁？ 　　 　　 成功地创造出来一种“世界诗歌”有它的代价。《八月的梦游者》里的诗大体上是国际诗歌。地方色彩被使用，但是不多。这些真正国际性的诗歌也不光是靠出色的译者的功力，它们有自行翻译的本领。这些译诗的作者可能是个中国诗人，也可能是斯洛伐克诗人、爱沙尼亚诗人、菲律宾诗人。甚至，它们也可以是美国诗人写的诗。最后的这一假设引出一个必然让人困惑的问题：假如这些诗真是美国诗人用英语写的，它们还会被出版，并且是被一家有名望的出版社出版吗？我们应该自问：这样的译诗集之所以能被出版，是不是因为出版社和读者都相信，是翻译导致了诗意的丢失呢？可是，会不会根本就不存在丢失的情况？会不会我们看到的译诗就是原诗所有的一切呢？ 　　 　　 我们看到的译诗的确就是原诗的一切。《八月的梦游者》里的诗，写来就是为了不会在国际旅行中变质的。诗人在《真的》这首诗中骄傲地指出这一点： 　　 　　 春天是没有国籍的， 　　 白云是世界的公民。 　　 和人类言归于好吧， 　　 我的歌声。 　　 　　 这样的诗立志成为漂洋过海的国际诗歌，但它自有其地方的源头。源头不是中国：把诗歌人格化并对它发言—称之为“我的歌声”—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却正是西方诗歌传统中的熟悉做法。不过，把世界诗歌比作一片云是一个精彩的选择。北岛的诗就常象漂浮在空中的云：在瞬间之内变幻莫测，至为繁复优美，然后渐渐稀释，仅仅成为淡漠的云气。这是一种全新的、没有现成套路的诗。它跌跌撞撞地摸索着自己的道路，有的时候发现真正的美。它是盲人的动作。飘荡在没有边界的空间之中的歌云，很容易变形为在白纸上移动的手，描摹出形状，但不留下痕迹。正如《期待》中写的： 　　 　　 一个盲人摸索着走来 　　 我的手在白纸上 　　 移动，没留下什么 　　 我在移动 　　 我是那盲人 　　 　　 在意象的另一变形中，歌云，国际旅行者，还有白纸，变成了飞翔的白鹤，而白鹤在中国的传统里象征长生。 　　 　　 要和我交换什么 　　 白鹤展开一张飘动的纸 　　 上面写着你的回答 　　 而我一无所知　 　　 -- 引自《白日梦》 　　 　　 当北岛的诗成功的时候—有时，它确实非常成功—其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文字（文字总是被困在语言的国籍里），而在于只有用文字才能写出来的意想中的画面。McDougall在译序里也指出这一点。这是世界诗歌的一种可能的前景，写一种根本上可译的诗的方法。（黑格尔认为所有的诗都能在翻译之后完好无损，因为诗的真正媒介不是文字，而是“诗意的思想”。）如果我们还记得诗好像风中飘动的白云的意象，我们可以再看看北岛成功诗作的一例 – 《你好，百花山》的最后一节： 　　 那是风中之风， 　　 使万物应和，骚动不安。 　　 我喃喃低语， 　　 手中的雪花飘进深渊。 　　 他的低语是周围世界的大风中的一阵小风。诗人唇边涌出的歌云再次变形，成为手中的雪花，被他的低语携带着，直吹进一个没有边际、没有前沿的深渊。这也许是对真正世界性的诗歌的一种更为黑暗、更为令人惊惧的想象。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诗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地域；它在这一地域版图中的位置多多少少决定了它的形态。相比之下，世界诗歌是在没有边界的空白背景之下的复杂形体，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它有其美的瞬间，可它没有历史，也不能留下可以构成历史的痕迹。 　　 　　书打开在桌上 the book lying open on the table 　　瑟瑟作响，好象 makes a rustling noise, like 　　火中发出的声音 the sound of a fire 　　好象折扇般的翅膀 or fan-like wings 　　华美地展开，在深渊上空 gorgeously opening, flame and bird together 　　火焰与鸟同在　 in the space above the abyss 　　 　　这样的诗永远在路途之中，永远在旅行，仿佛火焰与鸟。 　　 　　 McDougall 注意到在北岛的诗里，“语言基本上不依赖于文字的排列、特殊的语汇，或者特别的音调效果。”在上面引用的诗句里，仿佛深渊上空的鸟一样翱翔的书从其可译性方面来说是个极为出色的意象。这个意象本身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可能都是优美动人的，但是McDougall把充满可替换意象的世界诗歌翻译成了真正的英文诗，靠的正是文字的排列、特殊的词汇、和突出的音调效果 （更不用说英美诗歌在其译诗中的数处回响）。任何一个英语读者大声朗读上面引用的段落，都能感到译者对她使用的语言的出色把握，即对字词的选择及其安排的把握。读这样的诗，我们发出会心的微笑。不过这微笑不仅是为了优美的意象本身，更是为了意象镶嵌在诗里的方式：诗的节奏、诗行中间语气停顿的位置、用字的选择，以及字的排列顺序。 　　 　　 应该说，这个例子是诗人的精彩意象和译者对她使用的语言的神奇掌握的完美结合。这个结合平衡了世界诗歌这个新事物令人不安的方面，即国际读者（也就是说西方读者）的认可所具有的权力以及这种认可带来的后果。比如说，西方读者的注意力可以成为有效的广告。北岛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诗人，但他不是最杰出的。可是，由于写一种极为适合翻译的诗，由于一位富有才华的译者和宣传者，北岛很可能在西方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当代中国诗人。而国外（西方）的普遍承认又可能导致北岛的声望在中国的增长。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诗人因他的诗被很好的翻译而成为他自己国家最重要的诗人。 　　 　　 国际读者赞赏这些诗，想象这些诗还没有在翻译里丢失诗意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本土读者也赞赏这些诗，知道国际读者是多么欣赏这些诗的译本。欢迎进入二十世纪末的世界。 　　（译文经田晓菲校订，特此致谢） 　　 　　译者注：本文为书评，发表于1990年11月19号的《新共和国》杂志 (The New Republic)。所评的书是Bonnie McDougall 翻译的北岛诗歌集子The August Sleepwalker (《八月的梦游者》，新方向出版社出版)。 <span style="font-size:10.5pt;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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