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什么是教授、明天的文科和无条件大学 [转帖]陆兴华

沈默克

论什么是教授、明天的文科和无条件大学
发言内容：作者：陆兴华



　　一、

　　1974年4、5月间，巴尔特带着Sollers和F.Wahl代表Tel Quel小组到中国来转一圈，当时大概是耿飑同志领导的我党中联部安排他与北京的知识分子座谈，老巴在那年5月24日的《世界报》上这样描述见面情况〖《这么说，你是去过中国了？》，全集，第3卷，32－5页〗：‘在客厅微熹的静寂里，我的对话者们耐心得了得，好专注（人人都沙沙地做笔记：居然没人不耐烦，一派集体劳动的和平气象）。那个专心得来，可以说是独到地专心，不专心于我这个鬼佬的异样，而是专心于我们共同的听：照势头看，仿佛在我们这几个还相互陌生的知识分子之前，这个巨量的人民是无论如何必须被承认，必须被同意的，仿佛是，上方有令，我这样的外国朋友只须迎合着同意，不须操练后才合拍。

　　‘老哥我起程去中国，捎着千万个紧迫又自然不过的问题：那块儿的性、女人、家庭和道德是咋样的呢？人家的人文科学、语言学和心理分析是啥光景？到了那儿，我们拼命地摇知识树，想看看有没有一些回答掉下来，好汲取关键的智性营养呀：破译一个秘密比如说。可什么也没掉落下来，我们带回来的（除了政治上的反应外）是：无。

　　我这就要自问了：咱〖欧洲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去问明白的那些对象（性、主体、语言、科学）看来也只是些历史或地理上的特殊性，是文明的某些习语而已？莫非我们〖欧洲人〗总想要有一些无法穿透的东西横到我们面前，好让自己拼命去穿透它们：通过意识形态上的返祖，我们成了擅长破译的存在者，成了阐释的主体；咱总相信智性的任务是去发现意义。中国看来是抗拒着不肯向我们〖欧洲人〗交出意义，倒不是因为它把意义藏起来了，而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很让我们没辙地挫败了一切概念、论题、名称的建构。他们的知识打的是一个与我们不一样的靶；人家的语义场是不分格的；我贸然问这里有什么意义，人家就反问那么什么是意义？我想要知识，他们给仙境：我们西方社会建构的意识形态对象，被人家无声地宣布为不搭界。我的妈，这是阐释走到了头。

　　‘我们将各种指号的汹涌起伏甩在后面，我们踏上了一个太大、太老、太新的国度，那里的含义太审慎，都到了短缺的地步。从踏上它的那一刻起，一个新的天地向我们打开：什么都纤弱得碰不得，或者不如说（让我冒险说出这个字，下文里我会生发这个字的意思）：郁闷（fadeur）。……

　　‘关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对于许多人来说是烫手的题目，我想努力生产出一种既不主动，又不消极，也不中立的话语来：是一种评述，但语气是：无可奉告：一种非感（assentiment），一种超脱了伦理甚至审美的语言模态，而且既不是依从，也不是拒绝（是一种解脱了理性或疯狂的模态）。通过轻柔地将中国幻想成处于鲜活色彩、浓烈味道和粗暴意义（这一切多少都与男根的sempiternelle展露有关）之外的一个对象，我将它联想为这一对象本身的女（母？）性之无限的孤独运动，联想为中国的由我看来的不可思议地平和、丰沛地溢出意义，联想为对于某一种特殊话语的权利：那种轻柔地漂移着的话语，或一种垂涎于沉默的话语－－也许是智者的话语，这个字被包含在比斯多蔼派更基本的道 家意义里（“Le Tao parfait n’offre pas de difficulté, sauf qu’il évite de choisir…Ne vous opposez pas au monde sensoriel… Le sage ne lutte pas”）。’

　　这里描述的是一个西方学者和他的中国听众之间的一个沟通方程，一种擦肩而过，一种没有共同语言、交流结果、搞不到一块儿却也另有收获的体验。让人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于西方知识、理论和思想会那么感到亲切，会象情急的女人那么地easy和available？这真是一种很精到关于中西寡合的符号学描述，老巴今天来估计也将得出相同的结论。德里达和哈贝马斯这次去中国前我真觉得该读一读巴尔特的这篇文章，中国听众也可读一读这些话，算是双方打个预防针，因为要不然，大家会将一些本来就讲不到一块儿去的双方都负不了责的事太往心里放，会闹得双方都不好意思起来。中西之间的深壑般的隔阂可能并不是象学者们说的什么关键词的翻译的不可能和原译文之间的所指的不可穿渡、communication断隔、不够改革开放、没有公关专家如西学渊博的知识分子的介入之类，这种隔阂可能是上帝在其中故意搞鬼或捣蛋：他让字成为花窗，句子成为墙，听着字好象已沟通了，要以句子来接受就发现难，迈不过去，撞得头破血流〖德里达《宗教行为》， 2002， 121页〗。上帝故意要让自己的名字被翻译到各个不相通的各种语言里，让各民族间有那么多分岐和误解，这样他老人家才可神秘，这世界才不会因为人人都成为马可波罗而象气球似地漏光了可能性。上帝总他妈自己先留一手。这种中外两造都觉得无奈就称作文化翻译的困局在今天的状况比巴尔特那时比利马窦那时好不到哪儿去，虽然我们想当然认为自己已全球化。

　　二、

　　但快三十年后，一个叫詹明信的西人来上海演讲时，终于，有人不是沙沙地做笔记，而是揭竿而起了。北大教授王博导听后认为詹是在‘舍我其谁’地训斥沪上学人，要我们愤怒詹的狂妄，要我们觉悟到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只有靠我们自己’了（《詹明信以当今学人舍我其谁的口气训斥沪上学人》）。舍我其谁地训斥？据我的判断是不会。王博导太吃酸了。王博导常常说到的‘西方’其实也就只有那几颗作者，更要命的是它也就有那么几颗听众。理论是资本主义的天敌，可资本主义也是理论的克星呀，我们搞这一行的，谁不体味过理论在市场系统里的苦大仇深？詹明信要跑来伦敦大学或什么大学去讲，听众绝对超不过30人。再是有名的人，见有小青年跑来听都会感激不止。巴黎高师目前当红的Badiou来讲一场，指导教授怕法国人笑俺这块儿的人是理论盲，除正常通知外要我将书面通知二星期前发到硕士生以上的每一个人手里，讲座前两天再发电子邮件到每人信箱里去提醒（并关照‘必须有代表性’，我的理解是最好也能捉几个本科生来），终于凑起20号人（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迟到），几分钟下来就听有几个座位嘎吱得越来越紧，怕有人半小内就走，俺连忙将教室门关上那把含有新技术的锁，想让人慑于锁的复杂而不敢离开得丢人现眼。就这样还有二人愤怒地走到我面前，命令我将锁打开他好走人。我想詹明信是见惯资本世界的理论买方市场行情的，在上海看到黑压压的崇拜者人头，一定是好生感激，舍我其谁不起来的。就是看到有人问不对题、不了解他写了什么胡乱问，他估计也仍会笑迎，感激大家这么跑来一趟的。理论知识分子大都是这么好说话的，因为他们一般也都将自己看成受害者、弱势群体，摆不起架子来的。

　　再说，我们如何才能甩开詹明信，来‘只有靠我们自己’？王博导如何才能只有自己靠他自己？别的学科也许倒还可以靠我们自己，就是王博导和鄙人想搞的这一被教育部高教司册封为‘现代’或‘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或‘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学科，那是真没法‘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因为不瞒众位，我们这一行当现在连搬抄都忙不过来，我们甚至都在比谁搬抄得快、好，搬抄得稍好一点的人就去当一个搬抄得还一般的人的博导了。王博导的这一愤怒使中国的那个我认为也许是莫须有的文（艺）学理论界丢了丑，闹出了一个好玩事件。不过，这一场笑话倒也是我们认识什么是教授、什么是文科、什么是大学的一个很好契机，值得扯开来谈谈。谈的话，就让我们从王博导一直谈到德里达博导爹，再谈回到康德博导爷。

　　王博导开始不服气的这个詹明信博导叔叔就因为懂点德语和法语（这在英语世界也算不小的能耐了，那儿也很少有人能够用它们去读马克思和福柯的！），也就一直是美国理论界大腕，在英语世界里是象卡勒尔、伊格尔顿那样的很好的理论进口商（还可加上萨伊德。他的被普遍认为很原创的《东方主义》，如果与福柯的《词与物》并放，就发现他连福柯的案例、语气都学。看细部，比如，这样的地方一般都有‘鬼’：‘可是不象福柯－－我是很崇敬他的－－我却并不认为…福柯认为…我却觉得并不是这样的…终于，这样的知识和现实生产出了一种传统，或福柯所称的话语〖传统……也就是……话语？〗，其…’〖《东方主义》，93－4页〗，凡作者刻意在那里找出与那些著名作者的莫须有的差异的地方，往往他心里就有‘鬼’，其实这里萨伊德正在大段借用福柯的一篇叫做《无题》的论述福楼拜的《安东尼的诱惑》的文章，所以他这时格外需要与福柯划清界线，我这样的三道贩子倒是对这种策略特敏感。很精明的引用，但只是二道贩子，而象福柯这样看上去很幼稚和直率的作者，这样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却仍是伟大作者，很难理解这世道吧？）。如果你全部读一下詹明信和利奥塔的写作，一定会发现他的大多数东西利奥塔在他之前都已写过，每次都比他早几年，而且写得更轻松、简单明了－－看一个人是不是在搬别人的东西，只要看一下他的文句是否拗口，是否把读者往深奥里拖也就知道了。

　　换句话说，詹明信与我这个冒进的理论积极分子一样，也在搬欧洲的东西－－他的中国弟子们因不懂德法这两种白人部落语言，只好一个劲地惊叹詹氏怎么能写出如此原创和宏富的东西。至于法国的pensee，德国的philosophie为什么在当代总是比美国梦精致一些，为什么美国人老要去搬德法两大部落出产的理论工艺，而福柯却又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和话语的生产源头，连马克思、尼采和弗罗伊德这样的‘现代性话语奠基者’，也是由于话语场的特殊磁 性，别人的话语都往他们的话语那儿依附，才那么强势的，这是他们之间的事了，我们中国人不便去插嘴。但詹明信是一个很优秀、很出色的二道贩子，而在下我和王博导则还是不怎么样的三道贩子，需要先成为较好的三道贩子，才好嘴硬，揭二道贩子的短，才能最终走进那些莫须有的‘原创者’的写作里面。

　　三道贩子怪二道贩子来教训自己，这事迟早总会发生，也发生在情理之中。西方‘理论’在我们黄土地上是一种象毒品一样的暴利商品，贩进来，凭垄断和坐庄不断扩大自己的学术资本，是很爽的，如果不要搬错搬乱搬坏的话，因为搬也是要一点基本技术的，而且在数码时代，仿冒者常使用着比发明者更高的设备和技术，原创者一个不留心被超越也是说不定的事。三道贩子有时也会觉得自己怎么已经这么厉害，开始对二道贩子不服。王博导写了很多《二十世纪西方…》、《后现代……》《…现代性…》之类的教材和书，早已是学科带头人，象微软中国总代理一样，可能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中国第一供货商了。詹明信和王博导之间的纠葛是下游供货商和上游供货商之间的暂时磨擦，是个利益纠纷问题，真闹翻对他们双方都不利，我们广大用户千万不要被暂时现象所蒙蔽，一般情况下他们在客户面前从来都是遮掩、配合得很好的。

　　这事件好玩就更好玩在三道贩子并没有听明白二道贩子在上海倒底讲了什么。因为那个动辄‘西方’什么的王博导的英语是不灵光的，他对詹明信的批评文章的主要缺陷就是没弄明白詹倒底说了什么，或者至少他没向我们读者说清楚詹氏的哪些话为什么得罪了他，得罪了上海或中国学人，他甚至把本来詹明信是在帮衬他的话当作了侮辱他的。比如王博导就判定下面的句子是‘东方主义’的：‘如今，我们可以在此清醒地〖？？〗听他的东方主义布道：\\\\\\\\\\\\\\"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在讲演结尾的这一垄断语式的说法，表明了杰姆逊的新世纪立场。’大家看明白了，除了加了‘垄断语式’和‘杰姆逊的新世纪立场’这两顶帽子外，王博导并没有告诉我们这句话、这一引用为什么说明詹明信是‘东方主义’的。而不论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话我看都不是‘东方主义’的，这句话大家读去甚至会发现是在同情、支持王博导的观点的，是反王博导所定义的‘东方主义’的。这是要命的硬伤。王博导自己其实也不明白为什么可以凭这句话抨击詹明信。这在我的家乡话里叫‘活出空’。

　　本人也没听詹氏在上海胡说了什么，却能凭着我的一点儿三道贩子的业内经验举报出王博导因为英语词法句法方面的障碍，总在（在他的所有写作里）随意绑架一些字的意思，使读者毫无必要地不得不去作出一些与论题不搭边的价值判断。‘他者’被他用成‘使我真正感到阐释中国或者发现东方〖你还说人家是‘东方主义’呢，你都要让别人或自己来‘发现东方’呢！〗不能靠任何\\\\\\\\\\\\\\"他者\\\\\\\\\\\\\\"’；而‘低贱者’被王博导用成‘还有一些\\\\\\\\\\\\\\"低贱者\\\\\\\\\\\\\\"的位置，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性 ’，这里，the other和the subaltern的意思被王博导篡改或恶意他用了，我们如果还真的读过詹明信之类的话，一定会发现这两个字的意思是王博导编造出来，而且王博导所指的这两种意思刚好是一个不熟悉我们这个学科的外行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时都会产生的反应。而我们平时听王博导的口气是好象他真的读过拉康和斯皮瓦克之类的，读过了，为什么还这么随便玩弄这两个字？

　　王博导习惯于随意附会某些遥远的语言里的遥远的作者的意思，随意用一些强加的词意挑逗本土读者，比如这篇短文里被他反复耍弄的‘现代性幽灵’、‘霸权’、‘殖民化’、‘文化话语’，它们总象垃圾堆里的碎玻璃一样伤着读者的皮肉。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办法就是至少把英语弄得再牢靠一点，用英语的词法句法去穿刺、制服这些很霸道的字，不让它们到汉语里来捣乱。来自不同的西方部落语言的词，即使到了汉语里，即使再抢手，也必须继续接受它们的土著语言的句法的管制，它们在中国和汉语里有一点儿治外法权，但也得遵守这个共和国的法律和咱们的老娘讲的自然语言（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老娘总向人介绍我为写了一些连自己都看不懂的东西的人，这句话精辟得可贴在我的棺材盖上；因为知道几个西方词，我永远失去了那一自然语言的童贞，剩下来只希望我只是别人的试验用兔，我的写可警告别人不要这样写？）的词法句法，我们光为这个目的也必须将英语之类看得透一点看得穿一点。否则，‘现代性幽灵’、‘东方主义’之类的词会使我们的表达面目狰狞，象易拉罐一样地污染了中华大地，且动不动就回火，伤着别人也伤着自己。

　　难道做王博导这个行当的人非得懂德语法语英语？我看是的，因为这是在完成一种职业承诺。弄懂一种‘西方’语言至少能帮我们看透西方理论的句法（总可以问：没弄明白一种语言的句法，就能弄懂那一语言里的‘理论’？），使我搬或抄它时会弄得它简单一点，朱光潜和钱钟书就是王博导和我的榜样，他们因为语言好，搬得多么轻松自如、有滋有味。不通任何一种西方部落语言的句法的人，才会写得出这样的句子来：‘〖请注意这是王博导写的一整个段落〗但杰姆逊所谓的现代性叙事的分析模式可以说仍然是后现代性的，他区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时谈到了后现代性是一种农业的工业化和无意识理论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 ’然后就不写下去了，可能说出这一大堆的大词之后作者喘不过气来，就算了？你把这句话倒译到詹明信的英语里去试试，实际上是倒不回去的，所以我们倒可用英语来揭发这种‘假洋腔’式的表达的石化，看出这种句法在汉语和英语里都是莫须有的，已‘细胞增生’，换句话说，癌变了。

　　还有这样卖弄却累赘透顶的句子：‘其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高峰期时，有一种标准化的图式，即一体化、同质化，没有区分的模式，使得一切文化多样性成为不可能，这样对多元对话，对解构主义强调的文化差异性，对多元多种多层的可能加以全盘的否定，为这个世界成为整体化、单一化的西方世界张本。’这样的句子（实际上是这篇不到二千字的文章里的每一句话）如果被王博导的小学语文老师看见，一定会勃然大怒。我们也觉得蹊跷呀，会不会是詹明信的中译本之类读多了的缘故，二道贩子有点夹缠了，三道贩子就真的缠在自己所说的话里了？王博导大学都考 上了，作文一定写得不错，莫非是一进了我们这个该死的外国、现代、西方、二十世纪、后现代什么的文学理论作坊，一当这方面的博导，我们就都象进了百慕大三角似地突然不会写我们在小学里就已很得意的作文了？这么看来，它一定是一个该死的学科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小青年一进去就不会自在地写他的母语了？

　　搞现代性和后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必须能读德法英语，这要求听起来很无理，做起来难，但考虑到要去北大做博导，任何人都肯急切地花一二年时间弄一下这些‘西方’话儿的。这事儿哪怕做了博导后补也来得及，否则后患无穷，因为你将会去写教材甚至研究生教材甚至博士生教材（？），而我们中国人是将教材很当回事儿的，一本恶心的教材是能杀灭千万青少年的真挚好奇心的。让我再权且假设下面这样的道理大伙儿都不知道，就我一人明白：弄明白一个作者的土著语言，不光可避免‘镜子照镜子’，可以把那些我们要搬抄的东西转说得土一点，而且主要的，由于熟悉其句法，那也就可以读得快一点，快一点，才能多读一点。一本书十天里才走了50页，那一定是看不完的了，而且已证明你对它没兴趣；读德里达必须一小时30页以上，才能达到‘读过’的感觉，用法语去读几乎是唯一能较快地读完德里达的办法。再说德里达、利奥塔、福柯之类以及别的人还有那么多书没被翻译到英文里呢，要整读还真的需到法语里去读。因此，一个搞后现代、动不动要搬出德里达来的博导，为了他自己的好，也必须用原语去读一些原典，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可以凭这一点来评判他的敬业精神不算过分，因为这在别的学科里都是常识，比如说研究现象学或胡塞尔而不懂德语，这会被现象学行业管理委员会开除的。而且你也得提防着你的学生和下一代人真的都会去读德里达的，那时你怎么应付？

　　凭我的观察，现在的王博导所称的‘学界’里，只要一个著名学者满嘴都是德里达或后现代之类，他一定是没有好好读过它们的。很多人对德里达不服，但德里达至少是一个很好的读者，象我敬爱的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无论什么到手上都读得很认真，读他时你多少也得跟着他象他一样地去读，被他一读，什么都有点意思了，读德里达并不是读德里达，而是去读德里达读过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浩繁的工程，这对于忙着当博导的人是太费时间了。所以我认为德里达是博导们的克星。文学理论的博导对德里达肯定有兴趣，可他常常是那种没读却敢说有兴趣的人。而对自己有兴趣的东西都这么无情，他肯定难以用自己的热情感化年青人对他的学科产生兴趣，使我们这个学科招募不到好的后备生力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能处于搬抄状态。

　　不过，我们每个文科人现在其实都多少有一点王博导的样子，谁说我们可以干净地指摘他？搬抄一点，写一本介绍性的书，编一本教材，然后就是堂堂正正的学科带头人了。但对于学科内的基本的读、写却没兴趣。而读和写本身是好玩的，是对文科人的唯一报酬和奖赏。用巴尔特的话说，即使我们读德里达，也是幻想着象德里达那样地痛快地去写，是象看好莱坞男女主人公弄情那样的一种欲望移情投资，是有不小的快感的。读也是写，写也是读，阅读是对我们天然的‘写作欲望’的疏导，是象‘排泄’和‘挣钱’那样让我们释然的行为。文科教授如果找不到这一份来自‘analité’的乐趣，不能象一个‘虚拟的作者’那样去读〖《论阅读》，全集，第2卷，1993年，381－3页〗，就会异化，去动歪脑筋，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来。

　　就比如北大另一位王博导的抄袭。那是绝对的抄袭，但他的愚蠢之处更在于他竟以为能越过同行而抄袭，不想与同行扳手腕（描述福建某个村子里的祭祀仪式这事儿全国就只有几个人懂行和有兴趣，你得到这几个人中间去挣名声，与他们扳手腕，让他们免费做陪练，才能练到真功夫。用一些理论和研究工具去吓唬外行，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而在此之外的写作就必须接受自己所在的论争共同体或更大的共同体的审视甚至拷打，我们写文章不都是在向同行上诉要他们做我的包青天？马林诺夫斯以来的人类学是要通过研究野蛮人的神话来回看白人的神话，同行间比的是能否在方法论上对别人构成挑战，为旁观者带来方法论启示，否则大家都去研究巴喱人斗鸡，论文不就都写成报告文学，去比谁写得厚了？），就直接想在青年男女面前卖弄进口货，但同行或学术共同体才是他的裁判和命运，也最终成了他的地狱。可是，我们每个文科人现在的确也多少有一点点这位王博导的抄袭的，这位王博导的不值得同情就在于他的以这一点为要挟，敢以此开脱自己－－问题是别的人没拿他们的抄袭去捞那么大的好处、犯那么大的事！而且他真认为中国的人类学没有他就会倒了，他的学生们好象也把他看作中国人类学的顶梁柱了，这是好笑的，中国现在的文科少了谁都没事的，相反，博导们倒常常是挡了庙门的菩萨。中国的文科现在需要的却正是绕开一切重头来，万里关山从头越（这一点下文将另外展开）。有了王博导们又怎样了呢，当心他们别再丢了中国人类学和西方文学理论的丑，他们用抄袭筑起的钢筋混凝土似的当代中国人类学、后现代文学理论优秀成果之类我祈祷它们千万别花去后代们大量的爆破成本。

　　这位王博导的不可原谅之处或可悲之处还在于其身为博导，居然连阅读和写作的乐趣都未找到：强大的经费支持，写什么都有人喝采了，这时还要去抄，写书、凑书来出风头，我们只好说他是假装喜欢他声称喜欢的学科，连写他喜欢的东西居然还觉得累和麻烦，要去抄，他当初一定选错专业了。一样地，这也不光是这二位王博导的事，我们每一个文科人现在也可能多少都有一点对自己声称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不那么有兴趣的，我们可能也并不看重敞开心胸地去读和写这一文科手艺的要领。我们身边有的是当了博导还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非得要搞到这一学科里去，为什么读和写是令人愉悦的，为什么做了教授后就得勇敢地去干一些唐.吉诃德式的事的人。

　　我所在的这个也许叫做西方文（艺）学理论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们现在还常搬错、听不明白西方供货商说了什么，离明天的文科的要求还远，而且哪怕搬得地道了，还有一个很麻烦的方法论反省问题。在当代文科里，哲学和文学实实在在是一家了，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危机和落空，它的无法自拔于方法论反省，搞文学理论的也得去理会，总不能光拣着用，不去理会工具和方法论的正当和可能的后果和副作用呀。哪怕在美国的批评理论界，再没有一个人敢去写《二十世纪西方…》或《…概论》这样的东西，因为辩护起来麻烦呀。写的多的都是阿多诺 所说的micrologie。要‘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话，还有的是王博导们忙的呢。什么才是搬抄的尽头啊？我们替王博导们犯难。让王博导们忙个鞠躬尽瘁去吧，我们还有快去担心生存其中的大学和文科的当前困境，我们有更大的文科和大学的自存、抵抗和突围这样的责任去担负。我没空去为王博导们的不济而太悲观于自己的学科、文科的无望。我需要为更重要的事而先不去理会他们的事儿。一些更大的困难正摆在我们面前。

　　因为，也许，大学和文科不是无望，而是当前世界格局里已容不下大学和文科了。大学和文科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至少，大学和文科里已没有我们可‘守’的东西，我们每个大学人现在都身背大学和文科的空壳的落荒者，正惶惶不得终日。我们是栖息地被侵占的濒危动物。全球化、虚拟的资本化、风险和技术对这个世界的挟持等等，使大学和文科的未来成了需要我们一寸寸地去争取、实现的可能，成了一种不可能里的可能，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这种新处境下，西方的文科和我们的文科现在倒是处在较接近的处境上，它们之间虽然仍是无法公度、难有共同语言，但至少都是受害者，都有共同的紧迫而重大的生存自救和为大学创出一番新天地来的光荣责任和困难任务在肩上了。而照德里达和康德说来，大学的那些无条件的权利，大学的在社会中的新的责任，正要靠文科来争取、完成和保持，不论我们文科现在处于何种水平，它都必须在目前的新处境里根本地反思自己的奠基原则和传统实践，去开始批判，用它的比批判还批判的批判使大学在浑噩的新世界里成为抵抗和反叛的根据地。千万别让王博导们耽误我们的这一大事。

　　在那么多的人问了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大学？’之后，让我们再跟着德里达和康德来问问‘教授是干什么的？’，“明天的文科是怎么样的？”，‘什么是今天的大学的责任和权利？’，这也许是一个有意思的开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0-13 5:03:26编辑过]

沈默克

三、

　　那么，就先来问什么是教授？大酸学究德里达这次是写了一篇《无条件大学》，规矩地从拉丁文词根解释起：professor就是 进行profess的人，是profiteor, professus sum, eri; pro, et factoeor〖从寓言、虚构或‘似乎’的角度去说话的人〗， profess在英语和法语里都指‘公开、当众宣告’。牛津英语大词典说，十四世纪这个词还只是宗教上的意思，‘为某个宗教职位而起誓’，要别人将自己的话当真。profess因此总是一种奥斯汀所说的执事言语行为，教授所说的不只是内容和理论，他总在给出某种许诺，教授的若有所思、他嘴里的‘似乎’、‘在我看来’是象预言家的话那样可畏的，某种程度上讲是象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真理的言说者赛万提斯、拉伯雷、卡夫卡一样给我们带来说不定会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的真理的人〖《再没有不在场证据》，斯坦福，2002年，第214－5页〗。教授的职业是一种‘信念的职业’，一个教授的行为，看上去就象是在要求我们允许他不忠于或背叛他生长于其中的那一习惯性执业。教授为了profess他的真理而背叛自己的职业，他在做一种宣谕式的介入，他公开、当众说出跟真理有关的研究、知识和思想，并承担由此生发的一切后果〖同上，第202页〗。

　　德里达用奥斯汀的术语来描述教授对他的profession的实行的两个方面：一是执事行为，一是指事行为。去 profess就是去成为一个教授。无疑，即使在profess时也仍要去教知识，但当教授是许诺着去承担光是知和教的行为仍无法穷尽的责任，是要去做有时连他自己还暂时不明白的事，他总是要去做比他所能做、所能想着去做的还要厉害得多的事。有时他的确有点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在做什么。教授也是作者，他批判也创造，阅读也写作。教授总是使他的所说、所做成为一个事件。他总必须被一套现成的规范或约定俗成的虚构、被这些规范和虚构背后的那一机构共同体所授权，这是他的‘授’的前提〖217－8页〗。他必须依靠这些规范和虚构来完成其功能，甚至利用它们来成就自己的志向，可是他的成就也必须以批判、解构它们、以他对文科和大学的支撑原则的怀疑和批判的深度来衡量。

　　这样的教授如今不光呆在传统的大学围墙内，而且也已缠身在一种‘关于虚拟性的政治’，一种关于世界的世界化（mondialisation, worldwide-ization）的数码空间中的虚拟性的政治里了。他所在的大学在全球化或世界的世界化里已象股票似地上市，它已不是康德和柏林大学时代的自然机体或工业机器。学术交往、讨论、出版、档案化在今天都被去本地化、虚拟化了〖同上，203页〗。我们不去解构大学，来自全球资本主义、技术－媒体空间的解构也就总那么发生到了大学身上。来自技术、经济、媒体的解构和对各种虚拟的技术化和资本化搅扰了大学栖息地，打乱了大学原来的地形分布，大学本身就已是漂在跨国资本、经济－技术－军事预算、大公司小股东们的开发计划的汪洋上的浮萍了。大学一向被我们当作抵抗的一个根据地，但它早也已是一个被大公司、民族国家和跨国资本的经济权力、媒体、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权力等渗透和包养的‘白区’，它做了二奶，它三陪。在它能作出抵抗之前，大学先必须洗刷、反省、解构自己了，它的振作需从解构它自己的历史和创建原则开始。而这一急需的解构任务则光荣地落在‘明天的文科’身上。

　　文科教授在问别的问题之前，先得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profess’?’‘教授的职业与别的行当和手艺之间有什么差异’？‘别的职业的人所得到的授权与大学教授所得到的授权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大学是否与以洪堡的柏林大学为典范的古典－现代式大学不大一样了’？〖同上，220－21页〗。明天的文科与以信念为职业的教授一样，必须去完成这样一种不可能的任务：它和它的教授们不光要去抵抗全球化（德里达坚持说他只能接受法语的mondialisation，认为globalisation和Globlisierung不能表达出monde, Welt, mundus的意思，它们只表达出了globe 和 cosmos的意思〖同上，203页〗。modialisation就是太人性化，太基督教化，就是尼采说的‘太太人性了’、就是福柯所说的这世界全照人觉得舒服的样子来安排，结果世界就成为一座舒服的疯人院的结局），而且还必须去革命、推翻和祛除它和他所寄身的权威，甚至大学、文科和教授自己的权威。文科教授的反叛必须从反叛他自己和他所处身的权威开始，甚至从反叛他自己的反叛，反叛使他作出反叛的那些原则开始。他责疑，他也责疑使他能够责疑的那些基则，责疑使他认这些基则为基则的那些前提。所以明天的文科对于文科教授来讲是一种为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学生们设下许多不可能逾越的障碍、不断让他自己不及格的训练场、磨刀石。大学是教授们的炼狱了。它象小女儿们玩的‘跳房子游戏’一样，在划好的极受拘束的格子里跳出无穷的花样和乐趣来，以限制、怀疑、批判自己来博得喝彩。文科教授一方面以说‘也许’、as if ’和‘如果’为职业，另一方面，他也敢直面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等给他制造的不可能，以完成这种不可能为目标〖同上，236页〗。文科教授们要使大学也成为这样一块永远革新着的试验田，一个傅立叶式的制度、信念和意向的实验室，一个能容纳各种、任何实验室的大实验室。

　　
四、

　　过去二十年里，德里达几次以康德的《系科的冲突》为参照，申述今天的大学的权利和责任。他在这些文章里认为，我们今天对大学和文科的认识（在康德的《系科的冲突》里被笼统地称为‘哲学系’）仍跳不过康德在那一著作里构筑的大学内各系科之间的基本的制约关系和大学与社会、政治的交叉关系。而且由于现代大学的楷模柏林大学就是在康德写了这个著作9年后成立，我们二百年的大学实践中早已借鉴了康德的这一构想不少，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大学是什么，仍必须回到康德晚年对大学及其各系科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之上。越是康德的话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我们就越应想到我们的大学理想的实现非但还早，可能正越来越渺茫。我们可能必须豁出去来保卫大学理想了。

　　康德在《系科的冲突》一书里将大学学科分为二部分：作为权力的贯彻、执行者、政府的代理人、负使命者和权力的工具（Instrumente der Regierung）的神学、法学和医学系，和长于批判、阐释的‘哲学系’。后者以审视其它学科的真理、关于真理的真理性为业，但并不负责这些它所看出的真理的实施。哲学系（包括理性科学（认知）和历史科学（认知））或文科，却是不及物的。它在大学范围内活动，它的话语只在大学范围内具有有效性，只要在大学范围内，它的怀疑、思考与阐释可以是无止境的、无论多么激进都不要紧（7：5， 6）。

　　文科好象是大学的‘内功’，它不出手，出手的是笼统地所讲的神学、法学、医学系，文科是要来审视和反省它们的出手。文科为什么没法有效地干预社会？康德说那是因为民众常常不是由无知者构成，而是由Idioten〖愚木者；这个字的翻译得小心一点了〗构成，他们只要救国救民的实干家和生意人来替他们当家作主，让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这样的执行权力系科去对付他们更合适，后者显然更世故，拿他们更有办法，自己也更适于、乐于替政府去操办民生。

　　康德的大学构架有点象社会或政治制度，是一种三权分立的制衡系统，大学或权力科学、文科、君主或共和政府本身都有可能做坏事，必须使它们互相制约，各自作出独特的贡献。君主和政府的意志通过神学、法学、医学系而贯彻到人类事务上。理性科学保证大学实践的理性水平，历史性科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和各人文学科）或文科对各系科的真理的真理性作进一步的考究和认证。君主和政府对大学的权力科学具有最终否决权，就象它们对议会里的执政党的组阁和议案有最终否决权一样。这一否决权在今天看来仍有意义，因为大学，尤其是其权力科学们在今天也是一个不好好防范它就会做出吓人的灾难性的事来的机构。在大学里，有些系科如文科常受到欺负或不公平的宠、辱。政府的政策必须能有助于大学内的民主格局，对文科的扶持就象国家需要花一些钱来搞选举，给在野党议员和影子内阁发工资来维持民主一样。

　　康德的《系科的冲突》为明天的大学政治划出了各权利方的战略布局：人文学者、负责科学事务的研究者和作为政府权力的工具的专家、顾问，还有大学内与大学外的各行动方，他们各各执行自己的功能，达到动态平衡。康德的布局里，文科是低一等的系科，但它拥有绝对的自由，也就是批判的自由，有责问一切的自由，但它只是‘大学内’的话语，不是本质性的理论判断。它要‘公共地展示真理（?ffentliche Darstellung der Warhrheit）’。康德把大学的各系科比做不列颠的议会制度。文科总是反对党，是‘左’的，法学、神学、医学之类总是执政党，有点‘右’，‘左’、‘右’之争教育了政府这个学生弄明白什么是对它真正有用的，什么只是好听而不中用的。大学各系科的冲突永不会终止，哲学和文科如康德所说‘应从头至尾被武装’。文科所要探讨和阐释的真理总是受到威胁，因为那些高级学科总是老三老四地要来管制和主导它（Begierde zu herrschen），而且总是前者得了手。

　　在今天的大学内，‘知识与权力、理性和绩效（performativité）、形而上学和技术主导是不可分的’，‘大学本身也是一个产品了，甚至可以说是形而上学和技术这一对纠缠着的夫妇育下的婴儿’〖德里达《论哲学的权利》，1990年，414页〗。今天的大学是由政府预算决策者、由部长、董事会的投资主管，出版、档案化和编辑、媒体的操作者掌管。各种基金和投资拉拢和包养着大学内的系科，各学科之间不光有真理问题之争，还有严重的利益之争。另一方面，大学象个大赛马场，象个股票交易所，象足球联赛，又需要象康德所说的那样，要由政府拿出它的‘反－权力’出面来维持秩序、保持大学的竟争生态。

　　其中的一个政策目标就是仍象康德所说必须还文科的对大学的一切行为的批判权利。文科一直以来都被象工业组织一样的技术－经济学科所绑架，被穿了小鞋，被篡夺了它的反思和批判权利。大学本身无法还文科以权利，因为大学本身是由待文科来批判它的，文科必须由大学以外的力量，必须尤其通过我们这些大学人对创建大学的根本原则的无条件的批判，必须把现存的各种机构性力量解构解再解构，来使它恢复批判职能。照康德的看法是还必须由政府的介入或名义上的存在，特别是它对占优势的权力科学的制约，来实际或虚拟地维持这一能确保竞争的秩序。

　　让文科重新成为大学各系科的康德所说的审查者，其实也符合大学的最大利益。大学是要向社会说出真理，作出判 断和批判，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进行各种批评，去认知，使我们感受到并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大学在今天也常常一不小心就要对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道德的这类事作出判断，很容易成为一个独裁者、甚至暴君；这类价值判断之类的事仍应交给以批判之理性和自由为职任的文科来做，因为在大学里，文科是唯一一个既批判别人，也一样地来严厉批判自己的主儿。德里达趁机就说文科必须去解构，大学、权力学科等等也需要文科来解构。而在今天的大学先已被全球化、世界的世界化或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解构的残局里，来自文科的解构反而显得象是重组和复兴了〖同上，423－24页〗。

　　今天的文科需要‘超度’（überleben, fortleben、重生）, 这是德里达借自本雅明的一个词〖同上，422页〗。一个本身还需要超度和重生的系科却负责着大学的共同体政治的恢复和自由，这就是明天的文科的‘必需但不可能’的任务。文科自身的自救和生存、文科为大学的权利、责任和自由所负的责任，实际上体现和实现在‘我们的课程或讨论班的每一字句’，体现在‘我们的每一写作、阅读或阐释的行动中’。‘我们对一个理论要素、一首诗、一个哲学论题、一个神学命题的阐释，同时也在提出一种机构模型’，在形成围绕一个文本的阐释而形成的阐释者共同体的政治，也就在宣告我们想要形成什么样的大学，大学的未来隐含在我们此时作出的每一行动里（罗蒂在《文科知识分子十一条》里也说到，大家共读一些书，老师要学生 读一些曾使自己激动和感动过的书，发出一些‘仪式性的噪音’，做个‘社会福音派或解放神学牧师’，这就已经是在形成传统，在锻造文科研究者共同体了〖《哲学与社会希望》，企鹅，1999年，128页〗。）。

　　在文科人的每一阅读和写作行动里，政府、大学、系科、学术团体和学者之间不断地重订和改变着合同。在我阅读苏格拉底的一次回答、《资本论》或《芬尼根守灵》的一个片断，康德的《系科的冲突》时，我实际上是在与大学以及其其它各种机构，在与社会的各种主导机构和力量之间重新谈判 和签下新的合同〖《论哲学的权利》，421－3页〗。这可能就是德里达所说的解构，今天的文科对自身的解构：比批判更批判，批判批判的批判。文科使大学人对自己的执业、资质和表现的规则不断提出质疑， 对其背后的政治－机构进行揭露，责疑大学的各种新的责任和承诺，不断使大学和文科自身继承的各种政治－伦理规矩成问题。

　　
五、

　　下面让我们再就着康德的文本，将他所阐述的大学构架和关系朴素地缩写出来。

　　1794年，七十一岁的康德由于神学系几个又红又专的小人打他小报告，侮辱性地收到新上位的少主弗里德利希.威廉二世的警告信，被责备在《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文中‘违背了对年青人的教育和看护责任’，被要求‘将你的权威和才干用到我们父君事业的不断进步’上。《系科的冲突》的开头是康德在回信中的幽默、凛然的辩护：我那本书对于公众是不可理解的，是无缘于他们的，它是来自大学系科的学者之间的辩论，人民是察觉不到它的（7：8），只要大学各系科总能当众来批判和审判我的写作，我写了什么对君主、政府又有什么关系？康德这个老滑头甚至趁机调戏年青君主的轻信和无知。他说上帝、基督教之类我真是太需要了，好来限制我的理性，少出一些错呀，我甚至希望上帝之类的东西能再多一些，都来治我呢（7：10）。

　　康德无情地告诉他那不懂事的少主和我们：大学的功能就是制造出一些头衔出来（布迪厄对这句话很着迷，他的《学术人》里有专门的一章来写康德的这本《系科的冲突》），去宣告大学生是公众的教师，政府的工具（7：18）。神学、法学和医学这些学科之所以高级，就因为它们的教学符合政府的利益，是政府的喉舌。那些用来照看科学自身的利益的学科只好被称作低级学科了。政府必须审查那些高级学科，而象文科这样的低级学科则只需学者们自己的理性来审查就可以（7：19）。哲学系或文科必须成为一个在其教学上摆脱政府命令的学科；它并不发命令，只自由地评估一切，只关心科学和真理（7：20），让理性当众说出真话。它是大学里的纠察队，但只说破，不执法。

　　那些作为政府的工具的神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不应该去与那些低级学科拎不清，而应该有自知之明，保持被尊敬的距离，不要让理性的自由运用损及这些高级学科的地位上的尊严（7：23）。那些高级学科必须忍受来自哲学系或文科的当众反对或怀疑，那怕再是觉得对方太刺毛，因为要是没有文科的反对和怀疑，这些高级学科真的会稳坐钓鱼台，开始专制和残暴起来。政府为什么必须容忍哲学系或文科来反对和怀疑自己的爪牙？因为政府如禁止，那等于是它在跟自己过不去，在违背政府自己的根本目的了（7：28， 29）。

　　大学各系科为了争夺在人民中的影响力，总会相互打架着去争宠，每一方都努力要人民确信自己最明白事理，能给人民带来最大福利。而人民是怎样一个主儿呢？他们的所谓福利决不会是自由和理性的自由运用，人民天性上就只看重三样东西：死后仍幸福，活在这个社会时要有一部公法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再就是指望有身体上的享乐，至少是想健康长寿（7：30）。这些方面，哲学系和文科就使不上劲，文科会教导人民做一个正直的人，快乐时要节制，有了病要耐心，首先要学会自力更生。人民听了这些文科人的傻话会生气的。他们只想知道犯了法如何可以不判罪，一辈子坏事做绝，临终如何能拿到去天堂的机票。在这样的情势下，政府必须自己拎得清，明白是谁最忠心地在帮衬它的利益，替它把着最后的关，所以它哪怕对文科下了黑手，也终会后悔。

　　商学院、法学院、神学院、经济学家、政策专家和心理专家在为人民谋福利方面是大大地将文科打压下去了，他们是‘甜言蜜语的安慰者’，是‘魔术师’，是‘奇迹制造者（Wunderm?nner）’（7：31），总有一大帮人背弃哲学系或文科，投诚到这样一些专家的行列，做了预言家、治疗师、研究员、顾问。所以哲学系或文科必须公开挑战这些高级学科，掣肘它们，揭穿它们用迷信，用一些故作神秘的仪式来欺骗人民。因为人民总是喜欢被领导，喜欢听煽动性的语言，喜欢受专家的骗（7：31）。

　　哲学系或文科的任务就是使大学内各系科之间的冲突永远进行下去。‘哲学系永远不应该放下手中的武器，因为它受托保护的真理正受到威胁，因为那些高级学科永远都不会放弃做大欺小的企图。政府应管住那些高级学科，但决不该去管文科，因为要不然政府就落到一个学者的角色上了，这不就跌份了么？’相反，政府是一个常常吃了亏自己还不知道的角色，哲学系和文科好心地来提醒它，是它的好帮手（7：35）。政府给哲学系和文科以自由，让它自由地运用理性，最终得好处的反而是政府：如果能使人类精神摆脱锁链，政府反而能得到人民的更由衷的服从（bereitwilligern Gehorsam）（7：5）－－大家注意康德的这种奇怪的经济学，而正是这种过来人的老辣口气使洪堡这样的后来者坚定了实践他这里提出的大学理想的决心。

　　六、

　　如今，基金会、赞助商、政府诱导式拨款等等已把大学玩弄得没一丝儿骨气。照德里达说，现在的大学都可能达不到康德时代的自治水平。对无条件大学的追求在过去从来没有成功过，在将来也更难成功，但我们只能去继续追求，每一个大学人都必须明白这是在绝境中求自存。

　　无条件大学不光要求学术自由，一种用来责疑和主张的无条件的自由，甚至是当众说出涉及到真理的研究、知识和思想所要求的一切的自由。德里达说，解构阴错阳差地在当今大学和文科内有了特别的地位，可成为大学和文科进行抵抗 和进行‘公民不服从’的策略了。‘思想是那种根据高于一切法则之上的法则要求我们去抵抗和异议的东西’〖《再没有不在场证据》，208页〗。我们不得不为这一法则，这一建立在超越这一法则的正义之上，并要我们去解构这一主权的无条件性在历史里所保持的一切确定的权利，去打开一个没有限制的空间〖同上，208页〗。无条件大学这一说法是一种呼吁，一种介入，一个承诺，一次信念的行动，一种信仰的宣告，一次信仰的坦白。

　　明天的文科与无条件大学息息相关。德里达认为它当前必须
（1）进一步探讨‘什么是属于人自己的’、什么是人权和女权，什么是反人类罪，将它们看作是一种许诺 着更多的东西的东西，是一种performative，需要我们反复去论证和认证的东西。
（2）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民主的历史和主权的概念，现实地认识大学和大学内的文科所需生存其中的那种无条件性。
（3）将文学突现为一种具有performative力量的机构，将它当作无条件地说出一切或不说出一切的权利，将它看作是民主和大学所需的无条件主权的基础〖同上，231－33页〗。广义上讲的文学（红娘嘲弄张生的那种意思：我只道你文学〖文、学〗海样深，谁知你……）在今天有象康德所说的哲学系所担负的理性批判的责任，已成为无条件性的一个发源地。

　　在不可能中争取来的可能，这就是明天的文科，就是我们要用来移置今天的大学的无望的作为批判的脚手架的无条件大学。然而，为我们争取明天的无条件大学的文科教授在哪里？首先是，如何安置今天的那些无法担当那种无条件的批判责任的博导们，让他们不要来阻挡我们对无条件大学的追求？我们千万切记：文科是大学批判的发动机，文科博导的自慰或不举，压制了后生们的前冲血性，批判角斗场成为理论三陪屋，这最终会耽误整个大学未来。我们千万不能让这样的事真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