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片观影记录-2〗从哪里记录

顾耀峰

我形成了一个怪毛病——当然也许这不能算是真的毛病——如果有人能对着镜头侃侃而谈10多分钟，那我一定会怀疑这样的记录片含有极大的水分。

我有过一次切身体会和多数次面对镜头的感受。这次切身体会是在05年底06年初（春节前），当时恰逢离婚、30周岁也即将过去，为了很形式地纪念这种人生的“里程碑”，就想拍一段面对镜头“答记者问”的DV。机器借好了，带子也买足了，但是连续2个晚上，对着镜头回答问题时，浑身不自在，最后这个片子不了了之。后来，我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发声者”来讲述一些话，重要的是话，它完全不能代表我这个人，以及我所经历的那个事。因此，如果有人能面对镜头神色自若侃侃而谈的话，极大的可能他要么是因为镜头带来的紧张感造成了人的一种游离状态，要么是非常有表演性。

所以记录片到底怎么记录、从哪里记录，我觉得这在认识层面上需要再次审视。换句话说，中国有太多的当代记录片（说当代，是因为有很多“过去的”记录片我没看过）只是“使用记录片手法”来拍一些东西。片子拍得再怎么长，它也仍然需要剪辑，也仍然是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的切片。所以，真正的、原始的记录片肯定是不存在的。在我看来，记录片是尽可能真实还原生活的素材的保留过程，而这个“还原”仍然是带有导演（摄影师）主观角度的。所谓“记录片是生活的真实记录”之类的论调，跟“新闻是客观真实的”一样具有极大的蒙蔽性。

假如我这观点能够成立，那么，有很多记录片，在拍摄角度上，就显示了一种悖论，即：记录片确实理应尽可能地还原真实，但同时，因为有导演（摄影师）主观认识的限制，它又不可能真的还原真实。我们都知道，事件本身总是繁芜复杂的，它是多线的。而人物记录片的主角——人，又是具有多面性的。于是，记录片的事件线性，又一次限制了“真实”的发挥。先不说历史记录片在拍摄过程中因为史料的缺失导致会产生种种不自觉的谬误，就连拍一个身边的朋友，也仍然会有许多能代表这朋友性格特征的细节动作被丢失。

真实既要体现，但又受着限制。于是，就有很多记录片就屈从于自己的作品本身，为了使它完整、使它“成为一个作品”，就用了“采访”以及其他手段，“诱使”当事人说一些对作品有用的话做一些对作品有用的事。我们看到，有很多作品像极了《燃情岁月》中老印第安人对镜头喃喃自语的桥段，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会立刻出现本文开头所说的感觉：这太假了。哪怕当事人在当时确实做到这样，但这也太假了。我觉得，这样的拍法，是在混淆“记录片”和“专题片”。我丝毫没有认为专题片品格低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拍法，在使记录片不纯粹。

但是许多拍摄者还乐此不疲。

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个人比较推崇2种拍法。一种是固定机位，没有摄影师跟拍，就像是银行探头一样固定住位置，当然，机器可以多装几个。还有一种是，通过他人的眼睛来拍你所想拍的。

前者比较好理解。后者需要着重说一下。

正如前文所说，人、或事，在一般生活里都处在一个“关系网”中，那么，每个点，都可以通过其他点来跟它连上。这连接的过程，一来可以透露中主角A的所作所为，另外，在线索人B、C……的眼中所呈现A的形象（或事），都能形成“看法”，这“看法”其实对于呈现A所处的“关系网”非常重要，因而它们也都是对突出A有重要意义。这样做的好处是在，首先，它规避了导演本人对A的直接视角和看法。至于B、C等等旁观者对A的主观性的看法和认识，由于它本身就存在，所以它也仍然是“真实的”，而导演对B、C等旁观者虽然有主观角度，但主要伤害集中在了B、C这些辅助角色身上，对主角A来说，则是有了缓冲，因此，伤害会比较小（我不能说一定是0，因为这不可能）。其次，导演在面对主角A的时候，事先的准备工作是梳理出A在这段时间内的人际关系网，由这关系网外沿向内集中（这有别于现在许多片子的由内向外）。这样，作品所呈现的是“由关系网在客观上烘托出的主角”，它改变了直接由镜头说主角转而由“关系”来呈现主角。——在生活中，人的形象和事件的呈现，难道不正是由“关系”来呈现的吗？

当然，这样的角度，也会存在问题和限制。但是，它的问题和限制是在对题材上，而不是作品本身。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 本帖最后由 顾耀峰 于 2008-11-3 02:58 编辑 ]

珊瑚残骸

你说的第二种拍法，我脑袋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杨德昌，他每部片子的风格都很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