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论是可笑而又愚蠢的

动态小组

　　
　　马丁·瓦尔泽的眉毛浓且密实，他疲惫时，眼睛会微闭起来，像是在打盹。他并不经常说笑，尽管和他同行的迪特·博希迈耶教授是一个容易笑得前俯后仰的人，每到这个时候，马丁·瓦尔泽会顺手拿起酒杯，抿一口红酒。
　　
　　马丁·瓦尔泽在广州的逗留时间，不超过40个小时。他在广州的第一餐是在晚上九点进行的，第二天，他并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不过，这似乎并不影响他继续保持不错的精神状态。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朗诵会上，马丁·瓦尔泽花掉一个小时朗诵《批评家之死》。在中国，应该很少有一位小说家愿意站在讲台上长达一个小时，并且，只是为了朗诵自己的作品。马丁·瓦尔泽表现得极其认真，他不仅拒绝了主办方为他准备的舒服的沙发，同时，他在朗诵的间隙，也从不会去触碰他所喜爱的酒杯。他偶尔需要扶住桌子，定下神，毕竟，马丁·瓦尔泽已经是一位81岁的老人。
　　
　　马丁·瓦尔泽的朗诵现场，并没有太多的现场反馈，会意的微笑，甚至也是极少的，尽管他被称之为语言大师。在他的朗诵会上，德国总统也会亲自到场，正襟危坐，洗耳恭听。但是，广州的读者似乎对朗诵之后的马丁·瓦尔泽兴趣更大，他们更期待马丁·瓦尔泽的签名。
　　
　　一位教授说，有马丁·瓦尔泽的签名，书的价值会翻十倍，或许会更多，因为他在德国是君特·格拉斯之后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
　　
　　欧洲中心论是可笑而又愚蠢的
　　
　　南方都市报：在《惊马奔逃》的《致中国读者》的序言中，你曾说：“什么东西是甜的或者苦的，是轻的或者是重的，这是一种共同的经验，即使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没有显示出这种共性。”在中国的十天行程即将结束，你是否适应中国菜的甜苦？
　　
　　马丁·瓦尔泽：中国之行对于我来说，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到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无论是我遇到的作家，还是和我发生关系的交谈，这种惊喜的感觉一直是在延续下去的。至于中国菜，我觉得应该把它做成一个大品牌，把它推广到全世界的范围去，要用北京烤鸭来取代麦当劳。如果中国人去德国，我想他们在吃饭问题上，会无言以对，中国作家到德国，我想不会有我这样的好运。
　　
　　南方都市报：味觉上有共通的可能，但是，世界文学似乎面临“中心在哪里”的排他式讨论。前不久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这之前诺贝尔奖委员会秘书长汉斯·约恩瓦尔也批评过美国文学，他说世界文学的中心还是在欧洲。你怎么看待现在世界文学的格局？
　　
　　马丁·瓦尔泽：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汉斯·约恩瓦尔的描述，我只能说那是非常可笑和愚蠢的观点。因为美国的文学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南美洲的文学发展也是蓬勃而有活力的，包括中国的作家的实力也不容小觊。汉斯·约恩瓦尔的这种观点是很愚蠢的“欧洲中心论”，怪不得之前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落在了一些不重要的作家的头上。像莫言，他如果和勒·克莱齐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勒·克莱齐奥可能会丧失这次得奖的机会。
　　
　　马丁·瓦尔泽的眉毛浓且密实，他疲惫时，眼睛会微闭起来，像是在打盹。他并不经常说笑，尽管和他同行的迪特·博希迈耶教授是一个容易笑得前俯后仰的人，每到这个时候，马丁·瓦尔泽会顺手拿起酒杯，抿一口红酒。
　　
　　马丁·瓦尔泽在广州的逗留时间，不超过40个小时。他在广州的第一餐是在晚上九点进行的，第二天，他并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不过，这似乎并不影响他继续保持不错的精神状态。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朗诵会上，马丁·瓦尔泽花掉一个小时朗诵《批评家之死》。在中国，应该很少有一位小说家愿意站在讲台上长达一个小时，并且，只是为了朗诵自己的作品。马丁·瓦尔泽表现得极其认真，他不仅拒绝了主办方为他准备的舒服的沙发，同时，他在朗诵的间隙，也从不会去触碰他所喜爱的酒杯。他偶尔需要扶住桌子，定下神，毕竟，马丁·瓦尔泽已经是一位81岁的老人。
　　
　　马丁·瓦尔泽的朗诵现场，并没有太多的现场反馈，会意的微笑，甚至也是极少的，尽管他被称之为语言大师。在他的朗诵会上，德国总统也会亲自到场，正襟危坐，洗耳恭听。但是，广州的读者似乎对朗诵之后的马丁·瓦尔泽兴趣更大，他们更期待马丁·瓦尔泽的签名。
　　
　　一位教授说，有马丁·瓦尔泽的签名，书的价值会翻十倍，或许会更多，因为他在德国是君特·格拉斯之后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

　　欧洲中心论是可笑而又愚蠢的
　　
　　南方都市报：在《惊马奔逃》的《致中国读者》的序言中，你曾说：“什么东西是甜的或者苦的，是轻的或者是重的，这是一种共同的经验，即使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没有显示出这种共性。”在中国的十天行程即将结束，你是否适应中国菜的甜苦？
　　
　　马丁·瓦尔泽：中国之行对于我来说，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到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无论是我遇到的作家，还是和我发生关系的交谈，这种惊喜的感觉一直是在延续下去的。至于中国菜，我觉得应该把它做成一个大品牌，把它推广到全世界的范围去，要用北京烤鸭来取代麦当劳。如果中国人去德国，我想他们在吃饭问题上，会无言以对，中国作家到德国，我想不会有我这样的好运。
　　
　　南方都市报：味觉上有共通的可能，但是，世界文学似乎面临“中心在哪里”的排他式讨论。前不久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这之前诺贝尔奖委员会秘书长汉斯·约恩瓦尔也批评过美国文学，他说世界文学的中心还是在欧洲。你怎么看待现在世界文学的格局？
　　
　　马丁·瓦尔泽：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汉斯·约恩瓦尔的描述，我只能说那是非常可笑和愚蠢的观点。因为美国的文学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南美洲的文学发展也是蓬勃而有活力的，包括中国的作家的实力也不容小觊。汉斯·约恩瓦尔的这种观点是很愚蠢的“欧洲中心论”，怪不得之前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落在了一些不重要的作家的头上。像莫言，他如果和勒·克莱齐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勒·克莱齐奥可能会丧失这次得奖的机会。
　　
　　南方都市报：你和君特·格拉斯关于东西德统一后的变化有不同的看法，产生了论战，你是怎么看待德国社会的变迁？
　　
　　马丁·瓦尔泽：我和君特·格拉斯先生关于两德统一的观点不同的话，其实并不是统一之后才发生的意见和观点的分歧，而是在统一之前已经有了这样不同的观点。在君特·格拉斯、哈贝马斯等德国著名学者看来，他们认为两德的分裂作为德国在二战犯下的一个罪行的惩罚而产生的，我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所以他们赞成分裂。但是，我认为分裂其实是冷战造成的一个后果，我是极力反对分裂的，我相信随着两德的统一，变迁的发生，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格拉斯和哈贝马斯看来，德国的分裂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他们认为在德意志的历史上，作为统一国家存在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以前有德意志和罗马共和国的共存，之后在18世纪的时候德意志也是被分裂为很多小的国家，直到俾斯麦才把整个德国实现了统一，其实也只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但对德国的发展来说，或者对德意志这个民族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处境。如果我们无法实现统一的话，我们不作出改变，肯定会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发展，缺乏一种统一的力量的话，我们的国家不可能变得强大。
　　
　　放弃自己的文化时，作家在哪里？
　　
　　南方都市报：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对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察在德国有没有反响？德国的文学界对他的观点是否认同？
　　
　　马丁·瓦尔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想他在德国可能不是一个非常为大众所了解的学者，至少通过我的消息渠道，我还没机会认识他。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之行中，你会和中国作家莫言对谈，你对这个作家了解多少？
　　
　　马丁·瓦尔泽：我曾在多个场合表达我对莫言的《红高粱》的推崇和喜爱，我认为这部小说是一流的，当我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我开始阅读莫言的作品，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莫言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红高粱》对历史有很好的描写和思考。还有《天堂蒜薹之歌》，描写一个只种植大蒜的村庄，所有农民的生活都是跟大蒜息息相关的。读了这本书之后，吸引我的地方是莫言在他的作品里面追求一种非常具体化的描写。现在德国作家的一种倾向是他们更多的是用一种抽象的手法去描写，莫言对所有感官的体会，都作了非常细致深刻的描述，既保证了文学作品美学的色彩，又兼顾到了文学作品的真实性，这个作品读起来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扣人心弦，那种非常残酷的描写是能紧紧地抓住所有读者的，当然也包括我。
　　
　　王蒙的作品可能更具有现实性，更接近我们现实的发展，我不能说他的作品我全部都了解，但是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对社会的现实应该是有很深入研究的。他的《坚硬的稀粥》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他既用一种非常现实的手法去描写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但又保存了文学作品美学的色彩，他还运用了一些荒诞的手法，这是我所欣赏的。
　　
　　南方都市报：《红高粱》和《坚硬的稀粥》实际上和中国当下的图景有了一定的距离，你怎样看待中国这些年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在中国其实也在争论，一种看法是中国应该走西方化的道路，来步欧美工业化的后尘。还有一种是寻找东方的传统。你认为现代化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或者还可以更快？
　　
　　马丁·瓦尔泽：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如果由我来判断哪一条道路是正确的，我觉得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情。我只能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们来到中国，不管走到哪里，感觉都非常舒服。看到的一些变化，也都是令人欣喜的，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判断：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但是至于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这种发展，我的身份并不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观察者，所以很难下一个定论。
　　
　　在中国的旅程中，我觉得比较惊奇的是有些人把自己的文化放在了一个比较次要的地方，反而去追求一种西方文化的表现形式，我们前几天可能是遇到一个好日子了，见到了很多场婚庆活动，庆祝的形式也很西方化，新郎新娘的着装也都是西式的礼服，朋友如果去祝贺他们，也是使用英语。我们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呢？我在德国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把文化的传统好好地保留下来，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追问作家在哪里。  

　　没有不幸，就没有可读性
　　
　　南方都市报：在你2002年出版的《批评家之死》一书中，你对电视媒体的霸权进行了批评，你怎么看待作为新媒体的影响，比如网络？
　　
　　马丁·瓦尔泽：因为我的身份是一个作家，所以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体验、体会来做一个判断。对于我来说，网络只是一个获得信息的工具，而并非是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工具。它不像戏剧或者文学作品那样，能够让人抒发自己的情感，它只是作为一个信息来源而存在，我并不认为它会构成什么威胁，或者带来什么危险。
　　
　　南方都市报：德国评价家沃尔夫冈·弗吕瓦尔德在评价《恋爱中的男人》时说，年龄总是让作家感到困扰，瓦尔泽晚年作品的性成分越来越多，这也许是因为越是老人，越要表现出年轻的感觉。年龄的变化，是否在影响着你的写作？
　　
　　马丁·瓦尔泽：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尽在不言中了。虽然在《恋爱的男人》中，主人公是歌德，但是这个作品并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小说，我在作品当中提到的歌德，虽然跟现实当中的歌德是一致的，但又不仅仅如此，他更多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在作品里面也提到，其实人的青春期不止一个，他要经历很多个青春期。在一个男人对于一个女人的爱慕中，可能他所喜欢或者所追求的女人，也会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年轻。
　　
　　在爱情故事当中，年龄的差距正是导致不幸结局的因素。因为在我的作品当中，不断有男人比女人年长很多的故事，我也描述过一个女人跟比她年龄小一倍的男人发生的爱情，但是同样的，他们的这个故事也是以悲剧收场。在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比如说《奥赛罗》、《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是以悲剧性的爱情故事作为主题的。作为一个作家，由不幸或者悲剧所带来的吸引力，是我无法放弃的。文学作品当中的不幸是很美的，它跟现实当中的不幸截然相反。现实当中的不幸，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关于“文学当中的不幸”，我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因为它不美，但是经过我描述出来，它发生了变化，甚至变得美了。”比如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描述的都是不幸，但是如果没有不幸的话，他的作品就没有可读性而言。
　　
　　南方都市报：今天下午瓦尔泽先生选择朗诵《批评家之死》，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品，这是你最喜欢的作品，还是最适宜在公众场所朗诵的作品？我注意到你在德国一场朗诵会上读《恋爱中的男人》，曾经多次出现笑场的情况，让很多人兴奋不已。
　　
　　马丁·瓦尔泽：《恋爱中的男人》还在译成中文，明年5月份我会再次来中国，到时候我就会选择其中的片段朗读。为什么我选择这个《批评家之死》呢，这个很大方面是取决于技术。因为《批评家之死》这个作品已经有中文版的翻译，我们把它做成了演示文稿。因为在一个朗读会上，我觉得读者能否听懂我在读什么，这对于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钟刚 杨一飞

鱼片人

力量才是王道。

陶北

陶北

在德国战后文学史上，排在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后的，就是马丁.瓦尔泽。2007 年，德国的政治文化权威杂志《西塞罗》（Cicero）根据社会影响力对德国知识分子进行排名，瓦尔泽位居第二，排在教皇本笃十六世之后。10 月19 日起，瓦尔泽应北京大学和歌德学院的邀请，首次来到中国。10 月22 日晚，本报记者在北大对他进行了专访。

　　文/ 刘莉芳 韩天（实习）

　　10 月22 日晚7点，81岁的马丁.瓦尔泽来到北京大学民主楼208 室。


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场朗读会。他用了45分钟朗读《批评家之死》中的两个选段。瓦尔泽的文字不那么好读，但是他的朗读会很有趣。老人整整朗诵了45 分钟，声音时而缓慢低沉，时而急促高昂，台下60 多位观众不时爆发出笑声。

　　在海德堡大学教授博希迈耶看来，能把自己作品朗读得有趣的作家不多，第一是托马斯.曼，第二就是瓦尔泽。瓦尔泽曾在今年2 月新书《恋爱中的男人》的朗读会上，让所有来宾都笑翻，其中包括德国总统。当然，这和书中描写的73岁老歌德和19岁美女的爱情有关。而《批评家之死》和爱情、性无关，这本书写得“很漂亮、很恶毒、很放肆”，里头充满了疯疯癫癫的刻薄和有趣、深刻的东西。瓦尔泽借好几个人物之口说：什么是现实主义？一个让人觉得罪该万死的人，他果真死了，那么这就是现实主义。看起来这是一部侦探小说，其实它不但有真实人物原型，还狠狠嘲讽了电视文化圈的权力运作和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小说”。

　　《批评家之死》2002 年一出版，就激怒了以德国最权威的文学评论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为代表的媒体，他们给瓦尔泽扣上了反犹的大帽子，率领排山倒海的舆论向瓦尔泽发难，连瓦尔泽最好的朋友也发表了文章《一个著名作家的自杀》，这让瓦尔泽伤透了心。与瓦尔泽同年的君特.格拉斯力挺他：“这一切争论实在是不可思议，如果看过瓦尔泽以前的作品，谁都不会认为他有种族主义倾向。作品本身的主题不被讨论，而是次要的被提到前台。”

　　在德国这个经历过战争，对以往的伤害和罪过都战战兢兢的国度里，瓦尔泽一向勇于承认德国的历史责任。1998年，他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在致答谢词时，他说，奥斯维辛不应该被工具化，从而阻碍自由灵魂思考。这番话当即把瓦尔泽丢到风口浪尖上，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指责瓦尔泽是“精神纵火犯”，有反犹主义倾向。事隔10 年，瓦尔泽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这件事情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是一起丑闻、一种误读，是我始料不及的。当时我谈的是公众对过去的解读。对待过去和政治，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博希迈耶教授说，这场争论持续了十年之久，至今仍无结论。“争论的重点是要不要给大众提供那么多和奥斯威辛有关的东西。舆论需要宣传，但不能不断地宣传，否则观众就不愿接受了。在德国有很多人捍卫瓦尔泽的观点，我本人也写过两本专著加以分析，纠正错误观点，但似乎没什么效果。德国媒体很固执，这很可怕。”

　　瓦尔泽从不总结自己的文学观，他说作家有了文学观就短路了。他也很少进城，住在美得难以用美丽二字形容的博登湖边，一年有150 天在外面跑，200 多天待在乡下。

　　北大教授黄燎宇今年8 月在瓦尔泽家住了三天。他在文章里说，瓦尔泽家的三层别墅坐南朝北，四周被竹林和各种灌木林环绕。无论从一楼还是三楼望出去，四周都是青山绿水。朝前看是瑞士，向左望是奥地利，向右眺望再加一丁点儿想象就是法国。坐在房前的花园露台上，近可欣赏花园和连接花园与博登湖的草坪斜坡，远可眺望阿尔卑斯山。

　　除了写作之外，瓦尔泽最大的爱好就是运动。博登湖是他的天然游泳池，他夏天游泳，冬天滑雪。瓦尔泽有一只爱犬布鲁诺，他经常带布鲁诺开着奔驰车去森林里漫步。车里常常有树叶和泥土，那是布鲁诺的功劳。

　　瓦尔泽从不去自己作品没有译本的国家，也不去没有朋友和熟人的国家。10 月19 日当他走下飞机，握着黄燎宇的手时，大家都明白：老头觉得自己在中国有人了。黄燎宇是在翻译《批评家之死》时，通过博希迈耶的介绍认识瓦尔泽的。今年夏天，他住在瓦尔泽家时，一位荷兰译者给瓦尔泽写信提了好多问题，黄燎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瓦尔泽的想法全部不谋而合。瓦尔泽开始觉得黄燎宇有趣，并且越来越有趣，终于，他接受了黄燎宇的邀请，首次来到中国。

　　瓦尔泽入住北京大学帕卡德公寓，逛了颐和园、慕田峪长城、天坛，几顿主食分别设在新开元、后海。 瓦尔泽对中国的美食赞不绝口。事实上，从一下飞机就赞美机场开始，瓦尔泽对此次北京之行还是相当满意的。

　　10 月22 日，瓦尔泽接受完本报专访时已是深夜，大风卷起雨滴和落叶撞击着窗户。他戴上黑色的宽边礼帽，围上深红色的围巾，绅士风度地挥手告别。

　　B=《外滩画报》W= 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

　　我是作家，不是史学家

　　B：你的中篇小说《惊马奔逃》1978年一出版就震惊德国文坛，跻身当年十大畅销书之列。它的成功之处是什么？

　　W：小说通俗、易读，能读得很快。这在我的小说中是少见的。《惊马奔逃》是我在夏天用了三周写完的。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的生活方式一直受到干涉，很多人包括我的朋友都不认同我的生活方式。在书中，一名教师在度假时遇到了老同学，两人展开了一场生活方式的斗争，结果教师发现老同学其实和自己很像。我觉得《惊马奔逃》比较成功的是喜剧结局。

　　B：《批评家之死》在2002 年出版，这是一部讽刺媒体霸权的小说，但是你本人也在电视节目上抛头露面，你如何看待作品和大众媒体的关系？

　　W：《批评家之死》充满了反讽，反讽是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手法。我并不针对电视节目，那只是一个写作素材。我也不想用滥用霸权这个词，那只是媒体对权力的运用。我本人只参加文学、艺术类的谈话节目，对政治脱口秀节目完全没有兴趣。

　　至于作品和大众媒体的关系，没有统一的、特别明确的答案，不能直接说这种关系是积极或是消极，因为情况每天都在变化。一方面，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对文学作品，包括我的文学作品，写出了非常有质量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在报纸上尤其在电视上，确实存在一些用权力操纵的事情。

　　B：今年2 月你出版了新作《恋爱中的男人》，这个题材什么地方打动你？

　　W：首先，我以前写过三部爱情小说，前两部的女人年龄比男人大一倍，第三部的男人年龄比女人大9 岁。女性批评家说这样写是不对、不美的。但是我相信有年龄差的爱情也会令人信服。歌德爱上19 岁少女乌尔丽克时已经73 岁了，他们整整差了54 岁。然后，故事的男主角是歌德，我喜欢歌德。还有，乌尔丽克非常神秘，没有关于任何关于她的资料流传下来。即便这样，我还是确信歌德确实爱过她。

　　B：有评论说《恋爱中的男人》里的歌德身上有你的影子，你认为呢？

　　W：真实情况其实比这个说法更严重，我完全是按照我的意志、意图，直接把歌德的形象搬过来，写了一段特别极端、怪诞、不幸的爱情。我是作家，不是史学家，不用考据史实，我只是创作了一个文学形象。能在歌德身上找到我，我很自豪。《批评家之死》中那位作家汉斯.拉赫身上也有我的影子。我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小说主人公的身上。

　　B：有人评价你晚年作品中描写性的成分太多了，太直接了。你怎么看？

　　W：这是特别典型的媒体误读。在《恋爱中的男人》之前，我已经写了《恐惧之花》。在那本书中，我用非常极端、激烈的语言描写性。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可能表达方式激烈了点。媒体见我连着写了两部和性、爱情有关的作品，就指责我过于关注性。这是媒体炒作。

　　B：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W：我正在写一本新书。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这本书写了一个母亲在没有男人的前提下创造出一个儿子。

　　B：你的作品已有不少被译成中文，你和中文译者接触过吗？对中文版满意吗？

　　W：2004 年5 月在海德堡举行了《迸涌的流泉》朗诵会，与会的一个中国教授说他将要翻译《迸涌的流泉》，他说半年后会把译本寄给我。在翻译期间，这位教授从来没有向我提过一个问题，我感到很奇怪，并且很怀疑。黄燎宇在翻译《批评家之死》时经常向我提问。意大利译者也是这样。或许那位教授在翻译的时候运用了他的天分和理解进行了自己的阐释。

　　读书是写作的另外一种方式

　　B：你关注、书写当下，是否意味着你给自己的写作赋予了一种责任或使命？

　　W：我想到了什么就写什么，如果没什么感触，就不写。我跟自己打交道，不跟社会打交道。如果我关注的问题和社会的焦点问题一样，那是巧合，不是我刻意而为。我最主要的创作动机，是感觉自己缺少什么就写什么。说得通俗一点，如果我觉得自己不幸福，我就写些幸福的事情，通过写作来美化世界。

　　B: 你的创作涉猎很广，不仅写小说，还写诗歌、评论、小品文、广播剧、电视剧。你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吗？

　　W：当然，我非常非常有好奇心，对政治、经济、体育、自然科学等一切都充满好奇。前阵子，我听说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拥有世界上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特地坐车去那里，亲眼看物体从无到有的那美妙的一瞬。

　　B：你作品中的人物对话都不用引号？

　　W：引号一点都不美。读者在阅读时，应该通过语境意识到这是对话，而不是借助于引号。

　　B：你的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但你本人住在郊外，那么，你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W：虽然我住在博登湖边，但是一年中有150 多天我到处游历，大部分时间在城市里。我有自己的生活阅历，在选择主人公的职业时，我会试图借此来表达我的生活阅历。我从来不会直接书写关于自己的事情，而是借助像歌德这样的主人公来写很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情。

　　B: 你曾说过“读书是写作的另外一种方式”，你怎么看作家和读者的关系？

　　W：读书和写作非常类似，两者联系得非常紧密。读者通过阅读来创作他们自己的作品。

　　B：你和读者怎么交流？

　　W: 我常说我是靠读者活着的，这不仅指经济方面，读者来信对我非常重要。他们虽然读的是同一本书，但每一个读者读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一本书，就是说每个读者的阅读感受是不同的。有时候，读者会写5 页甚至7 页的信讨论我的书，但是整封信通篇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我的书的，而是关于读者自己的。我认为读者对书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是最重要的、非常好的事。

　　B: 听说你有记日记的习惯。

　　W: 我不能回答我是否每天都写日记，可以肯定的是，写作就是我的生存方式。生活中经常有一些东西刺激我，我看见一辆汽车、一朵白云、一个人，就有用语言表达的欲望。

　　B：你有4 个女儿，一个是演员，两个是作家，另一个是作家兼画家。她们的写作受到你的影响了吗？

　　W：很幸运的是，她们没有受我的影响。她们常拿作品来跟我来讨论，但是我不会拿我的作品跟她们讨论。她们和我很不一样。这样的话，我只能在中国说，不敢在欧洲说。我的两个女儿都已经和其他男人同居了，但我相信，她们和男朋友讨论文学的时间肯定没有我多。

　　特蕾莎是几个女儿里名气最大的，她经常为自己的小说作画，写了很多作品。来源：外滩画报（鸣谢黄燎宇、潘璐、王世岳）

陶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