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七十年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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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七十年代以后”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从向我投稿和发表作品的作者当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些作者大都是1970年至1976年前后出生的。他们的创作取向也较多地是从个人成长体验出发，作品的立意也脱离了前代作家喜欢反思寻根的趣味，转而以一种不太确定的探索和追求来阐发自己的生活理想。在创作手法上，这些作家似乎也不似前代作家那样，有着明确的经典作家榜样，而是以某种不是很有顾忌的吸收和无拘无束的方式来写作自己的作品。更明显的是，这些年轻作者都在思想与人生前途上有着很多盲区，他们看不清自己的来路更找不到前进的路径和方式，内心苦闷。
　　
　　 我从这些作家的创作中隐约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前奏，曙光出现前暂时的昏暗。为了扩大和鼓励这些年轻一代作者的探索，我提议在我们编辑的刊物《小说界》上为他们创办一个专栏，我的建议得到了当时的领导的支持，我们就从1996年开始，在《小说界》开辟了一个专门刊载这些作家作品的栏目“七十年代以后”，在这个栏目中连续发表了卫慧、棉棉、魏微、赵彦、赵波、周洁茹、弥红、金仁顺、金磊等一批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有卫慧的《纸戒指》、《蝴蝶的尖叫》、棉棉的《九个目标的欲望》、《啦啦啦》、李凡的《临时诊断》、魏微的《一个年龄的性意识》、赵彦的《风筝误》、弥红的《红闲碧静》、赵波的《到上海来看我》、陈家桥的《家变》、王齐君的《山村英雄》、董懿娜的《折翼而飞》和姜宇的《与一幢大楼为敌》等。这些作品的发表，立即引来了文坛和社会的关注，一时之间，很多与他们同时代的作者纷纷给我们刊物投稿，希望参与这个创作群体。
　　
　　 “七十年代以后”出现后，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家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用出生年代来标识作家不科学。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始终形不成一个创作流派，与新时期文学以脉动方式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的很多刊物包括《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都尝试着以“新”为名义的多种流派，新都市小说，新感觉小说等等，可是，这些被硬性命名的流派连入选者本身都不承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以出生时间命名的创作群体“七十年代以后”就这样衣冠不整地匆匆登场了。
　　
　　 从开始的局面看，这个创作群体的出现的确激发了新一代人的创作热情，他们的作品也更加自觉地探寻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以及话语。批评界也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带有约定俗成式的创作现象。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上海举办了第一次“七十年代以后”作家研讨会，并将他们的作品结集出版。全国很多刊物如《芙蓉》、《作家》、《钟山》也都开设了类似的栏目，一些主流的文学出版社也开始向这些刚刚出名的年轻作者约稿。
　　
　　 借着这个发展势头，我开始敦促这些作者当中比较出色的几位尝试创作长篇小说，我在给他们的信中写到:我并不知道也不会规定你们写什么，但是，我想你们即将要写的作品应该具有你们自己成长的历史，有着你们作为主人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真切体验。
　　
　　 但事与愿违的是，这个时期的年轻作者正处在一个忽然走红的关口，他们尚未获得开解自己成长历史和正确认识自己的真正能力，结果，几位作者写出了一些不够妥当的作品，而当时的一些出版社也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完全实用主义地利用了这些年轻作者，造成这个刚刚起步的创作群体瞬间倒地。这之后，娱乐和文化商业化时代的迅速到来，顺着他们的名字叫起来的“80后”作家的兴起，很快地取代了他们，而这些作家因为一些客观或主观因素，队伍和创作几乎陷入停顿，使得这样一个本来应该很有作为的创作群体就此消散。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唯一可以告慰我们的是，那批作家当中现在还有好几位依然在坚持着自己的写作和理想，他们创作的命题也已经逐渐地走出个人狭隘的天地，而是意识到个人命运的转换如果脱离了整个国家和时代，那也是难以成功的。他们的人生和艺术的体验正在逐渐成熟老到起来，我时时都在关注着他们，我对他们仍然抱有希望，希望他们能写出无愧于他们自己也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