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反思 进步了还是被“全球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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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反思 进步了还是被“全球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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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eijingww.com/2008-12-22 09:46:02北京文网
　　　　2008年11月10日~12日，笔者在湖南凤凰参加了在由《人民文学》、《南方文坛》主办的第七届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在论坛的诸多议题中，有一个问题特别发人深省：“在当代文学持续遭到责难的背景下，重审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开设“当代文学观察”专栏以来，这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最近我深刻想到“成为你自己”这句话。一个人如果拼命想获取他人的欢心，最终结果是你将失去主体性，你不再是你。当中国当代文学以一种向往的姿态渴望成为他人眼中的自己时，我认为它的前景也会面临巨大的黑洞。当中国文学渴望获得汉学家的表扬，渴望诺贝尔奖，它会找不到它自己。那么，我认为解决的办法可能就是“成为自己”以及寻找“如何成为我们自己”的路。寻找中国传统，寻找中国的精神气质，坚持它“不符合”全球化的因素，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成为自己的一个重要方向。
　　
　　　　下面的文字，既是我在11月的论坛上对这一问题的发言，也是长期以来的一种想法，权当本专栏2008年的年末结语之一。 　　
　　
　　　　九十年的责难之声
　　
　　　　说到“责难”，在目前，恐怕我们马上会想到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在顾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顾彬有一贯的德国人的严谨，但他也有德国人的偏见。他喜欢提“世界文学标准”，“德国读者”不喜欢读。某种程度上，尽管顾彬对中国文学的判断是在向公正的方向努力，但公正打了引号，他有强烈的德国/欧洲立场。——顾彬的看法代表的是一种来自中国以外的对中国文学的责难之声。
　　
　　　　一个外国批评家对中国作家的批评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他的声音会成为指责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为什么很多报纸愿意转载他的声音？媒体有跟风、搞噱头的成分，但是，还有没有别的动机？有没有一种可能——媒体的确认为他说的有几分道理？很多媒体其实认同顾彬的看法，外国批评家对中国文学的责难不过使媒体的看法更明朗、更直接罢了。媒体不是孤立的，媒体立场的认同基础其实很强大。这种责难之声我们不应该认为只是顾彬一个人的，应该意识到它包括了很多媒体记者以及编辑的声音——责难之声中也有来自中国人自己的责难，它们合而为一了。
　　
　　　　来自中国内部的责难之声一直就有，它具有持续性。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这种责难之声应该有九十年了。1917年发生的文学革命，在陈独秀和胡适等知识分子那里，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当时创作并不满意，态度也很激烈。那是一次革命性的责难。如果没有那一次的责难，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发生。现代文学以来，还有一次责难应该是发生在新时期以来的80年代。那个时代的责难并不象“五四”那么强烈和激进，它的表征主要是创作实绩。当时的先锋派使用的是特别激进的西化写作方式，如果你翻开当年这些先锋派作家当时的创作谈，会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以模仿西方的创作手法为荣。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在一个外国人的文学史中对这段历史不以为然，因为这是他们太熟悉不过的风景。这是一个事实。另一个事实是，中国很多批评家在检讨先锋派时认为，那些小说除了形式的革新外，带给我们时代的感受太微弱了，没有“中国痕迹”，让人遗憾。这种遗憾之情在1917年以来催生的那批作家们如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以及萧红那里并没有出现。其实他们的作品也有欧化的痕迹，但是他们的作品却让人觉得是“中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小说作品中有“中国精神”。他们对西方资源是“拿来主义”，而不是顶礼膜拜。这是80年代的先锋派作品与1917年“文学革命”后的作家作品的本质区别。我想说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具有中国传统精神，而新时期以来很多的狂热追求西方化的作品中，可能只注重了形式的模仿而忽略了内在的对中国传统精神的承继以及对中国社会和时代的真切关注。
　　
　　 　　我们进步了，还是被西方“全球化”了？
　　
　　　　读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我有颇为深刻的体会。印象最深的不是男女主人公，而是“何仙姑”。这个年纪有点大的女人喜欢打扮得俏，很让村里的人笑话。区长跟她说孩子都结婚了，打扮个什么劲儿？周围群众也笑话她。于是，故事的结尾，何仙姑不打扮，变正经了。何仙姑变“好”，是因为她听从了别人的意见，变成了大家“以为”的那种人。但这是不是她自己呢？她是从内心中改变还是被动接受？我们不得而知。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玩味何仙姑的处境——她的异类处境。她在面对着区长和群众时的处境多么富有戏剧性——几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观念。可是，一个天性爱美的女人真的那么容易转变吗？虽然大家喜欢看小二黑和小芹的大团圆结局，但是，“何仙姑”的服饰并不影响她同意女儿的婚事啊。当“何仙姑”为变成别人眼中的好母亲而把衣着方式和生活习惯改变时，她的主体性在哪里呢？
　　
　　　　既慑于区长的威严，又要听从群众们的意见。——何仙姑的“变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以丧失自我为代价的。如果“何仙姑”是位作家的话，那她一定是缺少主体精神的一位作家。如同一个作家没有独立思想一样，文学没有自身独立的思维和价值判断也会失去其主体性。今天，当我们重新关照中国文学五四以来的发展轨迹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欣赏者和评论者，其阅读口味以及审美标准都是被培养了的。换句话说，我们心目中的文学理念，不是天生的，而是后来被建构、被培植的。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为例。
　　
　　当代文学的创作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影响。西方作品以及判断标准以强大的力量占据和正在占据着我们的写作及批评领域。我们中很少有人没有受到这种阅读和判断理念影响。
　　
　　　　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一开始看不“懂”先锋小说。看得多了，再加上各种分析和讲解，我们看“懂”了，并且有时候也创作，也煞有介事的用先锋话语批评。后来我们慢慢发现，这些小说的经验居然与我们的经验如此地相合。再后来，我们甚至不能分辨哪些是自己真正的对生活、对文学的经验，哪些是源自文学作品的经验。哪些属于我们作为中国本土的经验，哪些是外来的经验？是我们“进步”了，还是我们被西方“全球化”了？
　　
　　 　　个人经验变成了集体无意识
　　
　　　　在中国九十年代以来以“个人写作”为主旨的文学作品中，在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性别的作家那里，对于生活、对于爱情、对于性、对于社会有着那么多相同的认识。在众多以排斥描述“集体经验”的作家那里，他们所谓的“个人经验”却如此地相似以至于分辨不出特质。换言之，在众多作家都在描述“个人体验”的作品里，却不期然发现，这些“个人体验”变成了“集体无意识”。性，身体，无以摆脱的孤独与寂寞等等，如此地千篇一律。这是我们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吗？如果我们进步，在跟上“他们”的步伐时，我们的节奏有没有被打断？如果我们被同化，那么我们真正的自己的经验在哪里？
　　
　　　　在我看来，面对着源自西方的现代派小说的大规模入侵时，我们的文学自身并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抵抗与挣扎，没有自身的立脚点和力量所在，也没有真正对自我价值的审视与判断。无论从创作、阅读到批评，我们几乎被西方文学的审美判断笼罩了。在一个个文学思潮来又去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学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也并未从内心中对源自“他者”的判断加以顽强“抵抗”。中国的文学，在新时期以来一直以落后者的姿态努力着，试图为成为他者眼中的文学而努力，因为在大部分人眼中，“他们”的标准是“好”的，是“先进”的，是“世界”的。
　　
　　　　我无法不想到“文学的位置”，中国文学的位置。在面对“他者”时，中国文学应该有源于自身的一种抵抗。也只有在这种复杂的抵抗中，中国文学才会有自己的主体性可言。在抵抗中接纳与吸收，在对待“他者”时不断地自我完善，它的主体性才会存在。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文学能确认它在世界的位置，就在于他的主体性与民族性。只有扎根于自我民族的认同和审美，只有从自我民族中寻找自己的资源，才能成为你自己。中国文学是应该找到自己的真正的位置的时候了。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