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桑塔格的余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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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塔格的余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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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新闻 时间: 2009-01-24 来源: 广州日报
　　
　　　　
　　
　　　　苏珊·桑塔格在生命最后几年，积极地筹划了一部著作。除了其他写作计划（包括第三本更具自传色彩的论述疾病的书、一部以日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之外，她打算先出版一部新的随笔集，也即她常说的“我最后一部”。
　　
　　　　其实，窃以为国内对桑塔格的讨论一直停留在某种“断裂”的多重身份的“拼贴”里，《同时》将文学、政治、美学与伦理等多声部“复调”表达出来，清晰地展露了多种“轨迹”并进的可能性，有些文章更像是某个领域的“余光”，譬如《摄影小结》、《关于对他人的酷刑》似乎承接《论摄影》的余脉，从《在柏拉图的洞穴》、《忧伤的物件》、《视域的英雄主义》以来，对于影像权力的某种表述。即所谓的“一切照片都有一种固定的倾向，把价值赋予被拍摄的对象”，研究这些影像《论美国的民主》之后的暴力美学，而“一场战争、一场暴行、一场流行病、一场所谓的自然灾害如果要成为广受关注的对象，就必须通过各种向千百万人散布摄影影像的系统（包括电视、互联网、报纸、杂志）来让人们知道”，从影像《论美国的民主》传播的角度找到一种摄影的意识形态，这是桑塔格的贡献所在。
　　
　　　　作为批评家与作家、小说家三重身份的桑塔格，对于文学与写作的重新审视，“文学是一个由各种标准、各种抱负、各种忠诚构成的系统——一个多元系统。文学的道德功能之一，是使人懂得多样性的价值”，“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部分和经验，这些强调“书写事实”的风格影响到很多自由主义的思潮，如同桑塔格所说的“个人”是个形容词，而不仅是个名词，这种修饰拥有了个人主义的“视野”，即媒介反复所强调的“美国的良心”。
　　
　　　　在短篇小说《诉说》中，桑塔格写道：“我们知道的，多于我们能使用的。瞧我脑中所有这些东西：火箭和威尼斯教堂、戴维·鲍伊和狄德罗、鱼露和巨无霸、墨镜和性高潮。”这是一个被多元轰趴的时代，批评者再也无法如同本雅明所谓的“炼金师”那样细腻观察“熊熊之火”，我们被“知道的”垃圾所埋没，在坎普和刻奇淹没的时代，桑塔格是一只狡猾的狐狸。她用一种方式重新进入杂乱和无序里，扒罗剔抉。在《中国旅行计划》中，她写道：“二十年来我答应自己死前要做的三件事：爬马特洪恩山；学会演奏羽管键琴；学中文。”可惜最后的愿望永远无法实现，而那些由转译过来的“译著”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影响中国批评者的神经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