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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记客栈 (傻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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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05:4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葛记客栈
                  作者: 约翰. 厄文(译者: 李大卫)
                 
    我爸在奥地利旅游局上班。我妈出了个主意,要我爸出差给局里当眼线的时候,带上全家人一块儿去。每次我爸去全国各地执行机密任务,调查宾馆、餐厅以及客栈恶劣的服务态度,不合格的卫生条件,劣质饭菜和偷懒行为,我和我妈、我弟弟都会跟着他。所到之处,我爸教唆我们发挥全部聪明才智没事找茬儿,专点菜单上没有的东西,或是学着老外的样儿提一些怪怪的要求──大半夜要洗澡水和阿司匹林,问去动物园的路。我们被要求扮演一群文明的事儿妈。每回考察结束,就在汽车里向我爸汇报遇到的情况。
   我妈会说,“他们的发廊早晨从来不开门,门口贴了张告示,要客人去别处做头发。我看他们根本就不想在旅馆里开这间发廊。”
   “对,他们不想,”我爸在一个大本上记下这条。
   我永远是家里的车夫。我说,“咱们的车在路边停的好好的。等门童拿走钥匙,把车开到车库以后,里程表上多了十四公里。”
  “直接告诉他们经理就行了,”我爸说着,往本子上随便一记。
  “厕所还漏水,”我说。
  “我打不开洗手间的门,”我弟弟萝卜头说。
   “萝卜头,”我妈说,“每回你都跟门过不去。”
   “这家是不是C级呀?”我问。
   “不,”我爸说,“现在还是B级。”我们闭上嘴,往前又开了一会儿。我们对一家宾馆或是客栈品头论足,好象能给人家重新评级。那可真是一本正经,决不含糊。
   “应该给他们经理写封信,”我妈出了个主意,“用不着客气,也犯不上太不子。实事求是嘛。”
   “好吧,我觉着那人还不错,”我爸说,他就喜欢找借口跟那些经理碰头。
   “别忘了说有人开咱们的车,”我说。“简直是不象话。”
    “还有,鸡蛋也不好,”萝卜头说。当时他还不到十岁,没人拿他的意见当真。
   后来我们这个评审团越来越苛刻,那会儿我奶奶已经死了,姥姥搬过来跟我们过,每次我爸出差也把她带上。姥姥约翰娜曾是前朝皇室命妇,从小出门都是A级待遇,可惜我爸在单位里管的是B级和C级。那些地方,包括B级和C级宾馆(还有客栈),对游客最有吸引力。而视察餐厅的时候,情况就会好得多。有些人虽然没钱在高档地方睡,可也得去最好的馆子吃一顿。
  “我不会用自己的肠胃给来路不明的伙食做试验,”约翰娜告诉我们。“旅游局拿免费度假吊你们胃口,代价是要你们自欺欺人,不再考虑晚上下榻的地方。没装卫生设备的房间或许会让美国人找到情趣,可我是个老太太,要我沿着公用楼梯爬上爬下,去找盥洗的去处,谈不上半点情趣。内急是个大问题,随时都会失禁,那些东西可不都是饭菜变的。假如床位有所不妥,我保证绝不屈尊就枕。再者,孩子们正是好奇的年纪,你们应该仔细考虑那些下榻的旅客会给他们造成何等的影响。”我妈我爸听了点头称是。
   “慢点走,”约翰娜厉声呵斥我。“你这年纪的小子就喜欢惹人注目。”我放慢步子。
    “维也纳,”约翰娜叹息道,“过去我在维也纳,每次都住使臣饭店。”
    “约翰娜,使臣饭店是免检的,”我爸说。
    “我看也是,”约翰娜说。“我想前面总会遇见一家A级宾馆吧?”
    “这是一条B级线路,”我爸坦白。“大部分是。”
    “这话我信,”姥姥说。“你的意思真是前边会有一家是A级en route(法语:在路上)?”
     “没有,”我爸坦白。“还有一家是C级。”
     “好啊,”萝卜说。“在C级的地方还能看人打架。”
     “这到不难想象,”约翰娜说。
     “那是一家B级客栈,很小,”我爸说,好象那家客栈能因为它的规模小减轻罪过。
     “他们正努力向B级冲击,”我妈说。
     “可是有人投诉他们,”我补充说。
     “没人投诉才怪,”约翰娜说。
     “那儿还有动物,”我又补充说。我妈朝我使了个眼色。
     “动物?”约翰娜说。
     “是动物,”我老实坦白。
     “是怀疑有动物,”我妈纠正我。
     “公平地说,是的,”我爸说。
    “妙不可言,”姥姥说。“地毯上有它们的毛?墙角里有可怕的排泄物?你们知道我的哮喘很重?一间屋子只要最近有猫去过,我就不能呆。”
  “投诉书上说的可不是猫,”我说。我妈用胳膊肘使劲捅我。
  “有狗?”约翰娜说。“那些疯狗会趁你去洗手间的半路咬你。”
  “不,”我说。“不是狗。”
  “那是熊!”萝卜头叫了起来。
  可我妈说,“萝卜头,我们不敢说是不是真的有熊。”
 “原来是说着玩的,”约翰娜说。
   “当然是说着玩的,”我爸说。“客栈里怎么会有熊呢?”
   “可有封投诉信上就是这么说的,”我说。“当然啦,旅游局认定投诉人异想天开。可后来又有人看见过──第二封信上也说那儿有一头熊。”
  我爸从后视镜里瞪了我一眼,那感觉就象我们所有人都在被他调查。还是放聪明点吧,让我姥姥踮起脚尖说话做事。
 “可能不是一头真熊,”萝卜头满脸失望地说。
   “是披着熊皮的人,”约翰娜大叫。“闻所未闻的荒唐举动,一个化装成畜生的人遛来窜去。要干什么?是披着熊皮的人,肯定是。”她说。“我要先去那家客栈。如果我们注定忍受一次C级服务,那就尽快搞定,先苦后甜。”
   “可咱们还没预定今天晚上的房间呢,”我妈说。
    “对,应该让他们有机会表现出最高水准,”我爸说。尽管从来不向牺牲者透露自己旅游局密探的身份,可我爸相信预定房间是通知调查对象努力表现的恰当方式。
    “对那种有人假装动物的地方,我们跟不必预定,”约翰娜说。“空房肯定多得是。肯定常有客人死在他们的床上──不被吓死,也会让那个披着熊皮的家伙用什么古怪办法弄死。”
    “也许是头真熊,”萝卜头满怀期望地说──通过一路交谈,他看出真熊也许更对姥姥想象出来的的妖魔鬼怪的胃口。就算真有一头熊,我看他也不怕。
  我把一家人悄悄拉到普兰肯和塞勒路之间,一个幽暗低矮的街角,寻找那家全力冲击B级的C级客栈。“没地方停车,”我跟我爸说。他跟平常一样,在他的大本子上记着什么。我停在便道旁一辆汽车外侧,看见车窗外的葛记客栈,只有四层楼高,一眼就能望到顶,夹在一家糕点铺和Tabak Trafik(德语:烟草店)中间。
  “看见了?”我爸说。“根本没有熊。”
  “最好连人也没有,”姥姥说。
“他们晚上才会来,”萝卜头说,一边打量这条街道。
  我们走进客栈去见经理,一位Herr(德语:先生)戴奥波德,一见约翰娜,立刻上前呵护左右。“啊,三代同行!”他喊道。“就象过去的好时光,”他又添上一句,是说给我姥姥听的,“不象如今的年轻人,老想自己找房分出去单过,动不动就离婚。鄙店是家庭客栈!希望您预定过房间。这样就可以让您全家住在一起。”
  “我们不习惯睡一个房间。”姥姥告诉他。
  “当然不会!”戴奥波德喊到。“我是要让你们的房间离得近一点。”姥姥听了这话,开始不自在。
  “我们到底要离多远?”她问。
  “这个嘛,我们还剩两间房,”他说。“只有一间足够让两个小伙子跟父母住在一起。”
   “我的房间离他们多远?”约翰娜冷冷地问。
   “您的房间就住在洗手间对面!”戴奥波德告诉她,口气象是在提供额外服务。
   我们被带到自己房间,落在队尾的姥姥不以为然地跟我爸说,“这可不是我想要的退休生活。睡在洗手间对面,听那么多人进进出出。”
  “这里每间屋子都有所不同,”戴奥波德告诉我们。“家具全都是从我家搬来的。”
  对此我们完全相信。我和萝卜头跟父母住那间大房,一座客厅大小的,展览家用杂物的博物馆,每个柜橱都有款式各异的圆形装饰。洗脸池上装的到是黄铜水龙头,床头板也是雕刻出来的。我爸正在为下一步调查,在大本子上写提要。
“这些事你稍等再做,”约翰娜对他说。“我呆在什么地方?”
既是一家人,我们就得履行义务,跟着戴奥波德和我姥姥走过狭长的前厅,我爸用脚步度量洗手间的距离。过道里铺着灰不溜秋的薄地毯,两边墙上挂着一些速滑队员的旧照片──他们的冰鞋式样古怪,刀尖上翘,就象宫廷小丑的鞋子,或者老式雪橇下面的冰刀。萝卜头跑在前面,宣布他发现了洗手间。
  姥姥的房间摆满了瓷器、抛光的木头还有一些模具。窗帘潮呼呼的,床中央拱起一道,好象狗背上支楞起一遛毛,甚至象床罩下面躺着一个又瘦又小的人。姥姥没说什么。等戴奥波德如蒙大赦,摇摇晃晃走出房门,有如一个伤员听说自己命不该绝,姥姥问我爸,“这家客栈凭什么以为能评上B级?”
  “铁定了就是C级。”我爸说。
  “从开张到关张都是C级。”我说。
 “依我看,”姥姥对我们说。“应该是D级甚至E级。”
  昏暗的茶房里,一个男人没打领带,在唱一首匈牙利歌。“这不能说明他就是匈牙利人,”我爸让约翰娜放心,可她深表怀疑。
  “我得说他并不喜欢这些怪物,”她提出这样的看法。她不喝茶也不喝咖啡。萝卜头要了蛋糕,吃得津津有味。我妈跟我抽了一支烟。她想回家,可我觉得戏才刚开场。那支烟是我们俩合作抽完的──我们发过誓,决不单独抽完一支烟。
    “他可是个了不起的客人,”戴奥波德先生在我爸耳边嘀咕,他指的是那个唱歌的家伙。“他会唱天底下所有的歌。”
    “至少是匈牙利的。”姥姥说,这回她脸上有了笑容。一个小个子男人,一张瘦脸刮得铁青,象烧过蓝一样,正跟我姥姥说话。他穿着干净的衬衫(只是太旧,洗得发了黄)、西装裤,再加一件不合适的外套。
  “请你再说一遍?”姥姥问。
  “我是说我会说梦。”那人告诉她。
  “你会说梦,”姥姥说。“你是说你做过那些梦?”
  “不光是做梦,还能讲得出来,”他装神弄鬼地说。唱歌的住了嘴。
  “不管什么样的梦,只要你想知道,”唱歌的说。“他都能说出来。”
 “什么样的梦我都不想知道,”姥姥说。唱歌的男人敞开领口,露出一块护身符似的黑毛,让她看着很不舒服。她根本不想搭理那个说梦的人。
 “我知道您是位有身份的夫人,”说梦人告诉姥姥。“您对单个的从来梦没有反应。”
 “当然没有,”姥姥说。她用那种“你怎么能让这种事落在我身上”的神气瞪了我爸一眼。
    “可我知道一个,”说梦人闭目合眼地说。唱歌人往前拉了拉椅子,我们突然发现他已经坐到我们跟前了。萝卜头,这么大孩子了,居然坐在我爸膝盖上。“在一座大城堡里,”说梦人开始讲这个故事。“有个女人睡在丈夫身边。她突然醒了,就在半夜。她想不起是什么把她吵醒的,又觉得自己清醒得就象根本没睡过。她知道丈夫两眼也睁着,不用看,不用问也不用摸,同样也是一下就醒了。”
 “哈哈,这种故事是讲给小孩儿听的,”戴奥波德先生说,可是没人搭理他。我姥姥双手抱膝,低着头。她两腿并紧,脚蜷缩在椅子底下。我妈攥住我爸的手。
  我坐在说梦人旁边,他的外套有股动物园的味儿。他说,“那个女人和丈夫躺在床上,听城堡里有什么动静。这地方他们也不熟,屋子是租来的。他们听着院子里的声音,外面的大门从来不上锁。村里人经常来院子里遛弯,小孩爬到大门上玩他们也不管。那么他们究竟是被什么吵醒了?”
 “是熊?”萝卜头说。我爸用手堵住他的嘴。
   “他们听见有马,”说梦人说。老约翰娜两眼紧闭,头埋到膝盖,在椅子上直哆嗦。
   “一群马在打响鼻,跺蹄子,尽管它们不想弄出声。”说梦人接着说。“丈夫钻出被子,碰了一下妻子,‘有马,’他说。那个女人下了床,走到朝向院子的窗前。从此,她发誓说那天院里全是骑马的武士──那是什么样的武士!他们顶盔贯甲,头盔上的面罩遮住面孔,说话声音又小又模糊,象是来自功率不足的广播电台,身上的甲叶随着跨下坐骑的骚动发出响动。
  “城堡庭院里有座干涸的喷泉,可那女人居然看见喷泉在冒水。泉水溢到磨损的路石缝隙,引得马群围过来喝。骑士们保持警惕,没有谁下马。他们仰望城堡漆黑的窗口,就象知道自己跑来饮马,把城堡当成打尖的驿站,并未得到邀请。
  “当晨曦微露,女人看见他们巨大的盾牌闪闪发光。她爬回床上,倚在丈夫身边。
  “‘看见什么了?’他问她。
  “‘一群马。’她告诉他。
  “‘我也这么看,’他说。‘他们会把花吃了。’
  “‘这座城堡是谁建的?’她问他。这座城堡非常古老,这一点俩人都知道。
  “‘查理曼大帝’他告诉她,便又睡着了。
“可是女人躺着睡不着,外边的水流遍城堡,汨汨地渗进下水道,就象古老的喷泉汇集了所有的水源。骑士们的窃窃私语被面甲闷得变了调──查理曼的骑士们说着他们死亡的语言!对这女人来说,武士们的嗓音就向十八世纪和法兰克人一样病态可怕。马还在喝水。
“女人躺了好长时间,等武士们离开。她不怕他们真的发动攻击──他们只是走到半路,找到一个从前到过的地方稍事休整。但随着水声流逝,她觉着自己应该打破城堡的沉寂和黑暗。当她朦胧入梦,查理曼的人马还在外面。
  “早晨她被丈夫叫醒,‘你也听见流水声了?’是的,她当然听见了。可是喷泉已经干涸,当然,窗外种的花也被吃得一干二净──谁都知道马喜欢吃花草。
   “‘看哪,’丈夫说。他拉着她到了院子里。‘这儿没有马蹄印,地上也没湿。咱们只是梦见马的声音。’她没告诉他有武士来过,也许是认为两个人不可能做同一个梦,也没有提醒他烟抽得太凶,连火上炖的汤都闻不见。马的气味对他来说过于细微了。
   “搬家离开城堡之前,她又有两次看见或是梦见那些武士,可她丈夫再没跟她一起半夜醒来过。每次都很突然。一次是她惊醒时,舌头上有股金属味道,好象一件老式铁器碰到她的嘴──一把剑,一块掩心镜,一件锁子甲,一片护胫。又出现了。这回天已经冷了。喷泉水池上弥漫着浓雾,尸衣般遮盖着那些武士,战马身上挂满白霜,人数不象上次那么多──也许因为严寒,也许是几次小规模战斗已经让他们减员。当她最后一次见到那群形销骨立的战马,骑士们就象支撑在马鞍上的空盔甲,勉强保持平衡。马脸上是一层冰冻的面具。它们(也许是人)呼出急促的白汽,汇聚成浓雾。
  “她丈夫”,说梦人说,“将死于呼吸道感染,可这女人毫无察觉。她在做梦。”
  姥姥抬起垂到膝盖的头,朝说梦人刮得铁青的脸上给了一巴掌。萝卜头坐在我爸膝盖上,看傻了。我妈一把攥住她妈的手。唱歌人把椅子往后一推,跳了起来,不是吓的就是想打架。可说梦人朝姥姥鞠了一躬,走出沉闷的茶房。也许他跟约翰娜有约定,谁也不让谁痛快。我爸打开本子,又写了些什么。
  “不就是个故事吗?”戴奥波德先生说。“哈哈。”他摸摸萝卜头的头发。这是最让萝卜头讨厌的事。
 “戴奥波德先生,”我妈说,一面攥着约翰娜的手不放,“我父亲就是死于呼吸道感染。”
    “嘿,他妈的,”戴奥波德先生说。“真是对不住,Meine Frau(德语:我的夫人),”
   他告诉姥姥,可约翰娜一句话也没有。
   我们把姥姥带到外面一家A级餐馆,可她对饭菜碰也不碰。“那是个吉普赛人,”她告诉我们。“是魔鬼的同类,还是匈牙利人。”
  “行了,母亲,”我妈说。“他不可能知道父亲的事。”
  “他知道的比你多,”姥姥厉声说道。
                  ??
   “Schnitzel(德语:一种裹面包屑油煎肉小牛排,系奥地利名菜)真香,”我爸说,一面在本子上写着。“Gumpoldskirchner(德语:维也纳郊外出产的一种葡萄酒)也还算合格。”
    “Kalbsnieren(德语:牛腰子)挺不错,”我说。
     “鸡蛋还可以,”萝卜头说。
                  ??
  姥姥一言不发,直到全家人回到客栈。我们发现洗手间的门下面缺一块,底边距离地面一尺多高,就象西部片里美式厕所的门。“幸亏我刚去过餐厅的洗手间,”姥姥说。
 “真不象话!我会坚持不起夜,免得跑到这种地方,让过路人看我的小腿!”
   在自己房间里,我爸问,“约翰娜住过城堡吗?我总觉着她在哪座城堡租过房子住。”
“住过,那是生我之前的事了,”我妈说,“他们在Schloss
  Katzeldorf(德语:卡策尔多夫城堡)租过房子。我见过照片。”
  “所以匈牙利人的梦让她不痛快,”我爸说。
“前厅有人骑脚踏车,”萝卜头说。“我看见一个轮子过去了──从门底下。”
“萝卜头,睡觉去,”我妈说。
  “它过去了,咯吱咯吱响,”萝卜头说。
  “晚安,小伙子们,”我爸说。
  “要是你们能聊天,那我们也行,”我说。
  “你们自己聊吧,”我爸说。“我跟你妈还有话说,”
“我想睡了,”我妈说。“谁也不许再说话。”
   我们努力照办,也许睡了一会儿,然后萝卜头悄悄对我说要上厕所。
“你认识路,”我说。
萝卜头出了门,把门留了一条缝。我听见他穿过走廊,一路用手摸着墙,可没过一会儿又回来了。“厕所里有人,”他说。
“那就等他完事,”我说。
“灯没开,”萝卜头说。“可我能从门底下看到里边有人,在黑暗里。”
“我就喜欢黑灯瞎火自己呆着,”我说。
  可萝卜头死乞百赖,非要告诉我他到底看见什么。他说从门底下看见一双手。
  “手?”我说。
  “对,在放脚的地方,”萝卜头说。他肯定马桶边上有双手,不是脚,一边一只。
  “走开,萝卜头,”我说。
  “过来看嘛,”他乞求说。我跟着他走到前厅另一头,可厕所里什么也没有。“他走了,”他说。
  “用手走的,没错,”我说。“快进去撒尿,我等着你。”
                  ??
他走进厕所,在黑暗中忧伤地撒尿。当我们就要走回自己门口,一个皮肤黢黑的小个子从我们身边走过,穿着惹恼我姥姥的说梦人的衣服。我注意到此人正在用手走路。
  “看见了吧?”萝卜头悄声对我说。我们回到房间,关好门。
  “出什么事了?”我妈问。
  “有个人用手走路,”我说。
  “那人用手站着撒尿,”萝卜头说。
“C级,”我爸嘟嘟囔囊说梦话。我爸经常梦见自己在本子上做笔记。
   “这事儿明天早上再说,”我妈说。
   “也许是个练杂耍的,让你见识一下他的本事,因为你是小孩,”我告诉萝卜头。
   “他在厕所里,怎么会知道我是小孩?”萝卜头问我。
   “快睡觉,”我妈悄声命令。
                  ??
                  然后我们听见姥姥在前厅另一头尖叫。我妈披上漂亮的绿睡袍,我爸也穿上浴衣戴上眼镜。我在睡衣外套上长裤。萝卜头第一个跑到前厅。我们看见洗手间里有灯光。姥姥在里面尖叫,节奏铿锵。
  “我们来啦!”我喊她。
  “妈妈,怎么啦?”我妈问。
                  ??
  我们聚集在厕所门下透出的片灯光里,看见姥姥紫色的拖鞋和她瓷器一样雪白的小腿在里面。她停住叫唤,“刚才我在床上听见有人说话,”她说。
  “是我和萝卜头,”我告诉她。
                  ??
  “然后你们就不在了。我来到洗手间,”约翰娜告诉我们。“我轻手轻脚,灯也没开,”她告诉我们。“然后就听见,而且看见,一个轮子。”
      “一个轮子?”我爸问。
      “一个轮子几次从这道门前经过,”姥姥说。“滚过去又滚回来。”
                  ??
  我爸爸的手举到脑袋旁边,指头象车轮一样划着圈。他朝我妈做了个鬼脸。“有人是得配一副轮子了。”他小声嘟囔。我妈斜了他一眼。
     “我把灯打开,”姥姥说。“可那轮子滚远了。”
     “我告诉过你们前厅里有人骑脚踏车,”萝卜头说。
     “萝卜头,闭嘴,”我爸说。
      “不,不是脚踏车,”姥姥说。“只有一个轮子。”
                  ??
  我爸的手在脑袋边发疯似地转。“那是她的脑子掉了一个轮子。”我爸用气声对我妈说,可她一把抓住他,一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歪了。
     “然后来了一个人,从门下面往里看,”姥姥说。“我这才叫唤。”
     “有人?”我爸问。
     “我看见他的手,男人的手──指头上长着毛,”姥姥说。“他的手按在门外面的地毯上。他肯定是从门底下看我。”
    “不,姥姥,”我说。“我看他是在拿大顶。”
    “不许没大没小,”我妈说。
    “可我们看见有人倒立着走路。”萝卜头说。
     “你们没看见,”我爸说。
     “我们看见了,”我说。
      “咱们会把别人吵醒,”我妈提醒我们。
                  ??
      姥姥冲完厕所,趿拉着鞋从门里出来,平时那股上等人的劲儿也不拿了。她在睡袍外面套了一件睡袍外面又套了一件睡袍,脖子细长,脸白得象涂了奶油,象一只被吓着的鹅。“他邪恶又下流,”她告诉我们。“他会可怕的魔术。”
     “那个人在看您?”我妈问。
                  ??
      “那个讲我梦的人,”姥姥说。这会儿,一滴眼泪沿着她脸上覆盖着面霜的沟壑慢慢滚下。“那是我的梦,”她说,“可他当众讲出来了。不用说他知道我的梦,”她恨恨地说。“我的梦──查里曼的武士和战马──除了我谁都不该知道。我做那个梦的时候还没有你呢。可那个邪恶下流的神汉居然把它当成新闻来讲。梦里的事我对你父亲都没讲。我不能肯定那是梦。现在可好,有人用毛乎乎的手走路,还有中了邪的轮子。我要让孩子们陪我睡。”
                  ??
       萝卜头和我跟着姥姥住到大房间,离厕所远远的。姥姥枕在我爸我妈的枕头上,涂了晚霜的脸湿漉漉的,鬼魂一样闪亮。萝卜头躺在床上望着她。约翰纳睡得并不怎么样。我想她又在做死人的梦──查里曼的战士们的最后一个冬天,寒霜罩铁衣,铠甲的关节死死冻住。
                  ??
      这回轮到我上厕所了。萝卜头的眼睛又圆又亮,盯着我到了门口。厕所里有人,可门底下看不见灯光,一俩独轮脚踏车靠在门边的墙上。它的骑手坐在漆黑的厕所里,马桶一次接一次地冲水──只有小孩子才这么干。骑独轮车的人每次不等水箱蓄满,便又冲起水来。我把脸凑近门底下那块空隙,可里面的占用者并没用手拿大顶。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双脚,放在几乎算是正常的位置上,只是没有触到地面,而是脚心向外,冲着我的脸──两片大脚板,颜色好象紫黑的淤血。那双脚长在又短又粗毛茸茸的小腿上,大得离谱。那是一双熊的脚,只是没有爪子。熊的爪子不能象猫那样缩回去。要是熊有爪子,你就能看见。也许是披着熊皮的人冒充的,要不就是一头拔掉爪子的熊。也许是家养的熊,至少──因为出现在厕所里──是一头私闯民宅的熊。从它身上的气味可以断定,这不是一个披着熊皮的人。它彻头彻尾就是一头熊,一头真正的熊。
                  ??
     我回到到姥姥原来的房间,推开门,我爸埋伏在门后,等待进一步的骚扰出现。他把门猛地往后一拉,我一头跌进去,两个人都吓了一跳。我妈坐在床上,把鸭绒被蒙在头上。“逮住他了,”我爸大喝一声,一头扑到我身上。地板一阵颤动。那辆倚在对面墙上的独轮车突然滑倒,摔进厕所门里。熊蹒跚走出来,被地上的独轮车绊了一下,冲了几步才保持住平衡。它担惊受怕地从前厅另一边往门里看,看见我爸骑在我身上,用前爪扶起地上的独轮脚踏车。“Grauf(一德国姓氏,此处无特指),”熊说。我爸匡地把门撞上。
      我们听见前厅尽头有个女人喊,“杜纳,你在哪儿呢?”
      “Harf(同上注)!”熊说。
     我们听见女人越走越近。她说,“杜纳,又练上啦?老是在练!要练最好白天练。”熊没再说什么。我爸爸打开门。
     “别把生人放进来,”我妈说,仍然躲在被子里。
                  ??
      前厅里,一个徐娘半老姿色犹存的女人站在熊身边,帮它在独轮车上找到平衡,一只熊掌搭在她肩上。她围一块鲜红的阿拉伯头巾,一件窗帘似的衣服或是裙子裹在身上,熊掌串成的项链在她高耸的胸脯上,一个耳环垂到她裹着窗帘式衣裙的肩膀,还有一个则悬在另外一只裸肩上,那儿长了一个妩媚的黑痔。“晚上好,”她对我爸说。“对不起,打搅您了。我们禁止杜纳夜里练习,可是他太敬业了。”
                  ??
       熊嘟囔着,骑着独轮车从女人身边跑了。它有很好的平衡感,可是漫不经心。它不时蹭一下墙,还用爪子呼噜那些挂在墙上的速滑队员照片。女人向我爸躬身道别,就去追熊,喊着,“杜纳,杜纳,”一边沿着墙小跑,一边顺手把照片扶正。
                  ??
      杜纳在匈牙利语里的意思是多瑙河,”我爸告诉我。那头熊是用我们热爱的河流的名字命名的。有时一想起匈牙利人也跟我们一样爱同样一条河,就让我们觉得很纳闷。
                  ??
      “那头熊是一头真熊吗?”我妈问──她还躲在被子底下──我把我爸晾在一边,自己向她解释发生的一切。我知道明天早晨,那位戴奥波德先生还有很多事要说说清楚。
    到那时候,我可得好好听他怎么解释。
                  ??
      我穿过前厅走到厕所。熊的气味在里面弥留不去。我以战备速度完成任务,尽量不碰任何东西。我怀疑那里到处沾着脱落的熊毛。那只是我的怀疑,就熊的标准而言,厕所里的局面绝对算得上整洁,起码没留下一片“熊藉”。
    “我看见一头熊,”回到房间,我悄悄告诉萝卜头,可他已经爬到姥姥床上,在她身边睡着了。老约翰娜倒是醒着。
                  ??
      “我看见的武士一次比一次少,”她说。“他们上次来得时候,只剩九号人马了。他们饥肠辘辘;他们肯定把多余的马吃了。天那么冷。当然,我想为他们尽一点力,可我们并不是活在同一个时代呀。可怎么帮他们呢,要是连我自己还没出生的话?当然我知道他们会死,可他们要经受这样没完没了的折磨。
                  ??
      “他们最后一次来,喷泉已经冻结了。他们用剑和长矛把冰砸成碎块。他们点起一堆火,把冰放到锅里熔化。他们从鞍囊里取出一些骨头──各种骨头──扔进汤锅里。那些骨头早就剔得干干净净了,熬出来也是清汤寡水。我不知道那些骨头都是什么动物的。我猜是兔子,也许是鹿或者野猪,在不然就是把马杀了。我不愿多想,”姥姥说,“我真怕那是一些失踪武士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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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栈早餐室里,我们全家跟戴奥波德先生狭路相逢,向他投诉前一天夜里被其他顾客所携带动物严重骚扰的事实。我知道我爸正在考虑(因为从来这么干过)公布他做为旅游局调查员的身份。
    “有人倒立着四处乱窜,”我爸说。
      “一些男人从洗手间门底下偷看,”姥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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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人,”我指着那个小个子家伙说。这会儿他坐在墙角一张桌子旁边,一面等早餐,一面朝几个同伙发脾气──那个说梦的,还有唱匈牙利歌的。
    “他靠这个混饭吃,”戴奥波德先生告诉我们,象是在表明事情本就如此。那个倒立的人又用手站了起来。
    “让他停下,”我爸说。“我们知道他会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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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您知道吗,他不会用别的办法走路?”那个说梦的人突然问。“您知不知道他的腿废了?他根本就没有小腿骨。幸亏他还能用手走道儿!要不他寸步难行,”
    倒立的人点了点头,尽管拿着大顶一边还要点头,多少让他勉为其难。
    “请坐下,”我妈说。
    “让他的手也曳掉才称我心,”姥姥冒失地说。“而你更是邪恶,”他对说梦人说。
     “你知道你无权知道的事情。他知道我的梦,”她告诉Herr戴奥波德,就象为房间失窃来报案。
    “他是个小恶棍,这我清楚,”戴奥波德承认。“可他并不总是这样啊!再说他表现得越来越好。他只是控制不住会知道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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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跟您掏心窝子呀,”讲梦人告诉姥姥。“我还以为能让您老人家高兴。您先生过世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再说,以后您就不再拿梦当回事了,早晚的事。做这种梦的又不只有您一个人。”
    “住口!”姥姥说。
    “再说您也该了解情况,”讲梦人说。
    “别这样,请安静,”戴奥波德先生命令他。
    “我是旅游局的,”我爸宣布,也许是因为他想不出别的话。
    “这不是戴奥波德的错,”唱歌的说。“这是我们的错。他好心收留咱们,结果还把自己招牌砸了。”
     “他们娶了我妹妹,”戴奥波德告诉我们。“他们是一家子。您说我能怎么办?”
     “‘他们’娶了你妹妹?”我妈问。
     “是这样,她先嫁给我,”讲梦人说。
     “后来她听到我唱歌!”唱歌人说。
     “她从没嫁过其他人,”戴奥波德说,这时大家全都抱歉地望着拿大顶的人。
      戴奥波德说,“他们曾经是一个马戏班子,后来政治上有了麻烦。”
     “在匈牙利我们是最棒的,”唱歌人说。“您几位没听说过‘左尔诺克马戏团’?”
     “恐怕没有,”我爸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在米斯科尔克,在切赫德,在德布雷岑全都表演过,”讲梦人说。
    “在切赫德演过两次,”唱歌人说。
    “要不是俄国人来了,我们还会去布达佩斯,”拿大顶的人说。
    “就是那些俄国人把他的小腿骨给摘掉了,”讲梦人说。
    “说老实话,”唱歌人说。“他天生就没小腿骨。可我们跟俄国人有麻烦到是真的。”
     “他们想把熊关起来,”说梦人说。
     “说老实话,”戴奥波德说。
     “我们把他妹妹从俄国人手上救出来,”拿大顶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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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得收留他们,”戴奥波德先生说,“而且他们工作已经尽力了。可这个国家,谁对这种表演感兴趣?这是匈牙利的玩艺儿。这里没有熊骑独轮车的传统,”戴奥波德告诉我们。“再说那些鬼梦对维也纳人来说分文不值。”
    “说老实话,”说梦人说。“因为我讲过不该讲的梦。我们在卡恩特纳大街的一家夜总会干过,结果被禁演了。”
    “你根本就不该讲那个梦,”唱歌人说。
    “这也是你老婆的责任!”讲梦人说。
    “当时她还是你老婆,”唱歌人说。
    “请你们别说了,”戴奥波德乞求道。
    “我们为儿童疾病募捐晚会演出,”讲梦人说。“有些就在国立医院──特别是在圣诞节。”
    “还不如多留心一下你的熊,”Herr戴奥波德忠告。
     “这话跟你妹妹说去,”唱歌人说。“那是她的熊──她训练出来,又懒又赖,还惯出好多怀毛病。”
    “可只有他从不拿我寻开心,”拿大顶的人说。
    “我要离开这里,”姥姥说。“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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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亲爱的夫人,”戴奥波德先生说。“我们只想表明我们并无恶意。现在是困难时期。我需要评上乙级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而且打我心眼儿里就不能把‘左尔诺克马戏团’赶出门去。”
     “他的心眼儿,我操!”讲梦人说。“他是怕他妹妹。他做梦也别想把我们弄出去。”
     “要是他做这种梦,你也能知道!”拿大顶的人说。
     “我怕那头熊,”戴奥波德先生说。“我妹妹教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
     “是‘他”,不是‘它’,”拿大顶的人说。“他是头好熊,从不伤人。它没有爪子,这你清楚──而且没有几颗牙。”
    “可怜的家伙,吃东西的时候简直是受罪,”Herr戴奥波德承认。“他老了,也太邋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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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爸肩头看过去,他在大本子上写道,“压抑的熊和失业马戏团。该家庭以其妹为中心。”这时,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我们见她正在关照那只熊。清晨,街上行人不多。根据法律规定,她必须把熊用皮带拴住,虽然只是装装样子。那女人身上裹着红衣裙,在便道上来回小跑,跟在骑在独轮车上的熊后面。熊轻松踩着脚蹬,在两个停车计时器之间往来折返,拐弯时用爪子扶一下计时器。他在独轮车方面很有天赋,但技止此耳。熊以为自己在该项目上还会有所发展。
    “她应该把他从街上拉回来,”戴奥波德先生一脸旧社会。“隔壁糕点铺找我告状,”
      他告诉我们。“他们说熊把顾客吓跑了。”
      “是熊把顾客招来的,”拿大顶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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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因为他来,也有人因为他不来,”讲梦人说。他的话突然少了,象是被什么深刻的想法压垮了。我们被请到“左尔诺克马戏团”住的亭子间,把约翰娜丢在楼下。后来我妈看见姥姥悄悄地哭,就让我把车开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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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的受不了了,”我爸悄声告诉戴奥波德。“左尔诺克马戏团”的全体成员好象都很惭愧。外面的人行道上,熊朝我骑过来,把车钥匙递给我。车停在马路边上。“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递钥匙的方式。”戴奥波德先生告诉他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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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可我看他挺喜欢的,”她说着,呼噜一下我的头发。她象吧妹一样会来事儿。我是说,到了晚上她一定更会来事儿。白天,她看着比他哥哥要老,也比她的几个丈夫老。总有一天,她不再充当情人和妹妹,然后分别成为他们所有人的妈。她现在已经成了那只熊的妈。“上这边来,”她对他说。他没精打彩地把独轮车骑到她跟前,扶着一个停车计时器保持平衡。他用舌头舔计时器的玻璃表盘。她用力拉他脖子上的皮带。他看着她。她再次用力。熊置之不理,又蹬起独轮车来──一会儿朝左,一会儿向右。他好象挺兴奋,因为有一个观众。他卖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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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干傻事,”女人告诉他。可熊越骑越快,忽而前进,忽而倒退。在计时器柱之间急速回转。女人只好放开皮带,“杜纳,快停下!”她喊,可熊已经失控。他离马路牙子太近了,独轮车突然往下一颠,把他摔到路边一辆汽车的保险杠上。他坐在便道上,旁边躺着他的独轮车。他没伤着,只是挫折感很强。没有人笑。“啊,杜纳,”女人责备地说,在熊身边蹲下。他摇着大脑袋,不理她。一些哈喇子沾在他嘴角的毛上,她帮他擦掉。他用爪子把她的手搡到一边。
    “下次再来呀!”当我们一家人钻进汽车,戴奥波德先生伤心地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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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闭眼坐在车里,手指头揉着太阳穴,用这种办法逃避我们的谈话,声称这样能保护她免受家庭吵闹的折磨。我本不打算汇报有关车子的情况。我爸装出好整以暇的样子,把大本子放到膝盖上,就象刚刚完成例行调查。“里程表上怎么显示?”他问。
    “有人添了三十五公里,”我说。
     “那只讨厌的狗熊上过这辆车,”姥姥说。“后座上有那畜生的毛。我能闻见它的臭味。”
     我什么也没闻见,”我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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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穿袍子的吉普赛女人的香水味,”姥姥说。我跟我爸一听,便一个劲地嗅。我妈继续揉她的太阳穴。就在刹车跟离合器旁边,有几根蘸了薄荷剂的牙签。唱歌的匈牙利人就整天叼着这么根东西,好象嘴角上长了一道疤。我把此事按下不表,一面想象他们怎样开着我们的车去城外──唱歌的司机旁边的副座上,一个家伙拿着大顶,伸到车窗外的脚丫子象手一样招摇;后座上,一个硕大的头颅挝在顶棚下面,把讲梦人和他前妻隔开,一对大爪子放在胖腿上。那头老熊睡眼迷离,象个面目慈祥的醉汉。
    那些可怜人,”我妈说,眼睛还闭着。
    “骗子和罪犯,”姥姥说。“神汉还有流亡分子还有病歪歪的动物。”
    “他们尽力了,”我爸说,“可他们没学会分赃。”
    “最好送到动物园去,”姥姥说。
    “可我过得挺开心,”萝卜头说。
    “他们很难冲出C级,走向B级,”我说。
    “他们已经掉到Z级,”老约翰娜说。“他们从人类的字母表中彻底落榜。”
    “我看应该为这事写封信,”我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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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举起一只手,好象为我们祈福,我们都不吱声了。他正在本子上写字,怕打断思路。他表情严峻。姥姥相信我爸的裁决会让她满意。我妈知道再争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萝卜头已经不耐烦了。我手握方向盘,汽车穿过一条条狭小的街巷,从镜街直插罗布科维茨广场。镜街窄得不得了,经过时可以从两旁橱窗的反光里看到自己汽车的影子。于是横穿维也纳的过程,便有一种电影里的叠像特技效果,好象穿过一座玩具城市,做一次童话旅行。
    等姥姥在车里睡着,我妈说,“这个案子依我看,评级的时候弄些手脚,也没什么影响。”
    “对,”我爸说,“没有影响。”他的话后来全部应验了,尽管等我再次见到葛记客栈,已是多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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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死了以后,她是在睡梦中突然不行的,我妈宣布她厌倦了四处奔波。其实是她发现自己也被姥姥当年的梦传染了。“那些马是那么瘦,”有一次她告诉我。“我知道它们会很瘦,可没想到那么瘦。我知道那些武士很惨,”她说,“可没想到那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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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辞掉旅游局的差事,跑到本地一家以宾馆和百货公司为对象的私家侦探所,对他来说算是份满意的工作,尽管圣诞期间他拒绝上班──他说,大过年的,应该让有些人偷点东西。他们晚年过得很自在,他们终于找到幸福的归宿。我知道姥姥的梦境会在真实世界面前黯然失色,尤其是萝卜头出事以后。他进了一家私立学校,在那儿很受宠,可大一那年,一枚土炸弹要了他的命。他根本不问政治。他在最后一封家信里说,“同学们对自以为是的激进派小团伙过分崇拜。伙食太差。”然后萝卜头去上历史课,然后那间教室被炸成一堆瓦砾。
    爹妈去世以后,我戒了烟,重新开始旅行。我带第二任妻子回到葛记客栈。我和前妻从没到过维也纳那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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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记客栈没把我爸给他们的B级保持多久,等我回到那里,它已经没有级别可言了。Herr戴奥波德的妹妹成了掌柜的。以往的风骚魅力替换成毫无性感的尖酸刻薄,就像当了一辈子老姑娘的姑妈姨妈们。她身材走形得一塌糊涂,头发染成一种类似青铜的颜色,让她的脑袋看着像一把去铜锈用的刷子。她根本记不起我是谁,对我的问题疑神疑鬼。也许因为我对她的过去了解太多,于是以为我跟警方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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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的匈牙利人早就跑了──又有一个女人为他的歌喉而战栗。讲梦的人被带走了──去了一家有关机构。他自己的梦变成梦魇,可怕的嚎叫每天晚上都会吵醒整个客栈。自从他被人从那间狗窝里带走,戴奥波德的妹妹说,差不多同时,客栈丢掉了B级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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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奥波德先生死了。一天夜里,他以为有贼,壮起胆子跑到前厅查看,结果心脏的离合器突然挂不上挡了。杜纳,那头不满现状的熊,穿上了说梦人的条纹套装。戴奥波德的妹妹何以如此打扮那只熊,她没做解释。但可以肯定,看到一头阴森的畜生,穿着一个疯子留下的衣服,在前厅骑独轮车,足以把戴奥波德先生当场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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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走路的人遇到了大麻烦。他的手表掉进一台自动扶梯的沟槽里。他使劲够他的表,可是没戏。这时传送带已经转到尽头。他的领带,他一只舍不得戴,因为倒立着走路会在地上拖来拖去,被卷进机器。他就这样勒死了。在他后面还有很多人,在转动的扶梯上一级一级往回退,直到过了好一阵,才鼓足勇气从他身上迈过去。世界上有很多没心没肺的机械装置,从来就不是为了用手走路的人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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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戴奥波德的妹妹告诉我,客栈从C级更是一落千丈。经营的重担压在她身上,没有时间照顾杜纳。那只熊越来越衰老,坏毛病也越来越多。一次他凶神恶煞似的把一个邮差从大理石楼梯上往下赶,吓得人家摔破了屁股。一项禁止无约束动物在公共场所出现的古老城市法令被执行。杜纳在客栈出现从此被视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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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奥波德的妹妹把熊关进天井中的笼子里,可他受到狗和小孩欺负。各种食物(甚至更糟的东西)被人从天井上的公寓窗口丢进笼子。他变得鬼鬼祟祟,整天装睡,简直不象一头熊,还吃掉别人养的一只猫。于是他又被人下过两次毒,从此越来越怕在这险恶环境里进食。除了把他捐给勋伯伦动物园,再没其他选择,可人家接不接受还是问题。他的牙掉光了,而且有病,说不定还会传染。做为人群一员的长期历史,又使他难以适应动物园中更为温和的生活惯例。他住在客栈天井中的露天卧室,风湿病日益恶化,而他唯一的才能,骑独轮车,也被彻底荒废。当他第一次在动物园试着骑车,一上去就摔倒了。一些人大笑。杜纳做事的时候如果有谁笑,戴奥波德的妹妹解释,他就再不会做这件事了。最后,他成了勋伯伦动物园里的施舍对象。一个多月后,他死了,刚刚搬进新的兽舍。依照戴奥波德妹妹的看法,杜纳死于绝食──那是胸前皮疹扩散的结果,为此他被剃光了毛。一只剃光的熊,一位动物园的领导宣布,因羞愤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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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栈冷飕飕的天井里,我看到关过熊的笼子空着,就象尸骸累累的庞倍城废墟一样了无生机。鸟儿们没有留下一粒果核,而在笼子内的一角,有一堆早已硬化的熊粪,连臭味也已散尽。我禁不住想起萝卜头;而那只熊,至少还在世上留下些许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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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车里,我发现仪表上没有多出哪怕一公里的里程,这更令我黯然神伤。这里再没有谁偷开我的车,再没有一个冒失鬼了。“超过安全距离了,”第二任妻子对我说,“现在告诉我,什么非要带我来这么个寒酸的地方。”
     “说来话长,”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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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奥波德的妹妹面对世事变迁,竟如此不动声色。她的故事平淡冷漠,象说书人那样坦然接受并非大团圆的结尾;而她的生活,她的亲人,他们为客栈而做的一切荒唐不幸的努力,对她来说只是舞台上表演的异国故事。
               
      狗熊 马戏团 羞愤而死 李大卫的翻译 可是看了没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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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06:01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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