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说厄普代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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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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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个世纪以来我最喜爱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1月27日死了。要是不得不去荒岛度过余生，我就带兔子四部曲，别的书读腻了就腻了，《兔子，跑吧》的结尾则可以看一百万遍。有的作家像爷爷，比如海明威；有的作家像堂哥，比如普鲁斯特；有的作家像女朋友，比如麦卡勒斯；有的作家像另一个自己，比如厄普代克。我的这个家族证明了文学可以是一项深沉的事业，因为它始于一切学问被迫止步之地……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兔子”四部曲　 图/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1月27日在其马萨诸塞州住所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肺癌去世，终年76岁。他在马萨诸塞州住了超过50年，写作了其61部小说作品、非虚构作品和文学评论作品中的大多数。在各媒体的讣闻中他获誉“他那一代的领军作家”、“这个国家的文学全能冠军”。
　　更精确的评价则来自于厄普代克上一次死的时候。1976年他曾被误传死讯，短篇小说家约翰·契弗听说后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称其“罕有的聪明博学”，“在审美领域彻底孤独，感知敏锐”。
　　早在28岁，厄普代克就已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美学和感性的天才，那一年出版的《兔子，跑吧》不仅是一部经典小说，还是一场才华的优雅表演。这本小说的读者很难忘记，“兔子”哈里厌烦了生活，两次回家，又三次逃跑，最后一次是参加自己的婴儿葬礼时跑进了密林，在以花枝缠绕般的句子讲述了400多页之后，故事却陡然结束于鼓点一样的节奏之中，“啊，跑，跑。”
　　到1990年，完成了“兔子”四部曲之后，厄普代克已经是大师了。他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小说奖和两次国家图书奖，以及三次全美书评奖。他不是开创者，而是现实主义作家一脉中的卓具风格者，另外他更沉浸于生活与文学的秘密而不是政治，始终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他是《纽约客》的灵魂”
　　厄普代克最醒目的一点是多才多艺。艾摩斯特大学教授威廉姆·普里查德是厄普代克的研究者和友人，他说，厄普代克以多样性著称：小说、非小说、诗歌。另外还有大量的文学批评作品。“对我来说，作为作家，他站在他所从事领域的每个高点。每项活动他都带着巨大的聪明、智慧和热爱进行。”
　　他的文学之旅开始于纽约市西13街的一间楼梯公寓里，那是1950年代后期，他从23到25岁，为《纽约客》撰文。后来他回忆年轻时的工作时写道，这家杂志“雇我到处闲逛、采访三流名人、窥探机密，并把我的经历写进它贪得无厌的栏目‘城市谈话（The Talk of the Town）’里。”
　　其实他亲近《纽约客》，与之建立了终生的关系。从1954年到2008年，他在这本杂志上刊登了超过800篇短篇小说、诗歌和文章。住在新英格兰并功成名就之时也一如既往：“就像一个哈佛的学生交上自己的考卷，不过是通过邮件寄给纽约的编辑们。”许多美国读者视他为这本杂志的标志。
　　《纽约客》编辑大卫·莱姆尼克说，“尽管他的文学造诣早已凌驾在任何杂志的水平之上——他显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之一——他仍然享受为这本周刊写作，他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便为我们写作，至今仍深爱着它。”
　　12岁时阿姨给厄普代克订了一份《纽约客》作为圣诞礼物，他当时已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的杂志。22岁那年这份杂志刊登了他的诗和小故事，他发现编辑的细心程度以及他们“对喜爱作品的感激程度”是其他杂志所无法相比的。他也喜欢他们的版式——在文章结尾处署名，所有人给的字号都一样大。
　　不过他不喜欢纽约，甚至将纽约比作苏联。他写道，街边那些“谦逊”的石材建筑“鄙视着这城市日复一日的翻修和粗鄙无礼的平行停车”。这是典型的厄普代克文体——中国作家有相似的感受之时很可能单来一句“北京特讨厌”了事——用词精确而有感染力，却有过分考究之嫌。
　　各种“粗鄙无礼”是厄普代克终其一生的忌讳。两部中国作家的作品的英译本曾因粗鄙招致他的温和的批评：为什么苏童和莫言对性、生育、病痛和非正常死亡的生理细节那么津津乐道？中国小说是否缺少一个类似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可以让作者习得礼仪的时代？
　　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个擅长写性的作家，甚至直接描述体液，靠的是说什么都能优雅得体的本事。
　　厄普代克不爱跟文学圈混在一起。纽约对他来说，“不过是文学经纪人和时髦外行们的风月场罢了，一个没有养料且颇为烦人的世界。”他记得海明威曾经把纽约的文学圈形容成满满一瓶绦虫，互相养活。
　　他在《纽约客》发表了很多富有成就的短篇小说，他描述生活中的人所不察的悲剧，比如一个父亲找不到存在的实感，然后又在儿子失败时给予抚慰并感到自己“还有点用处”。就像作者本人所发现的那样，他们“一边享受着家庭生活带来的人伦之乐，一边又不得不面对他们遗世独立的真实感受——他们在逃避、孤独甚至是苦难中发现这一点。他们在心绪的两极之间彷徨着”。
　　这类故事却不会让人感到不适。“他的语言明亮、耀眼、光芒四射，带有一种冷峻的幽默。”著名女作家欧茨评价说，“他的作品充斥着某种神圣的光芒，就像在阴霾中一道无源的光。”
　　如今这位聪明的作家死了。“他是《纽约客》的灵魂，没有他的日子很难想象。”大卫·莱姆尼克说。
　　
　　嗨，就是这个！
　　厄普代克超出一般“纽约客派”作家之处就在于杰出的笔触和对诗意的敏锐，人物形象亦丰饶多姿，这就使他的文风不能只用“教养”概括。长篇小说则让他的地位不局限于一本杂志之内。“兔子”哈里·安格斯特罗姆，曾经的贾奇山镇高中的篮球明星，珍妮丝的丈夫，高大、苍白、胆小、放荡，嘴唇总是抽搐，曾有一年，26岁的时候，撇下了妻子和婴儿，跟露丝同住在夏日街。在第一次跟露丝做爱的时候，他沾沾自喜于干得不错，说：“嗨，就是这个！”另一回，大概10年后，跟他的中产阶级朋友们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球掠过多云的天空，划出一条灰白色的弧线，让他神思悠远，他也说：“嗨，就是这个！”他是一个自大狂、逃跑者，不擅实务，想要的就是令人失神的“这个”。又大约20年，经历了嬉皮士风潮、石油危机和经济繁荣时期，体验了上千页的故事之后，有一天，像整个故事开场时一样，因为跟儿媳上了床而被迫离开家门的老兔子又一次路过篮球场，停下来参与孩子们的游戏，没有投中最后一个球，死掉了。
　　这就是《兔子，快跑》、《兔子归来》、《兔子富了》和《兔子歇了》的故事，从1960年到1990年，每部小说的出版时间大约间隔10年。又十年后，2000年，应读者要求，厄普代克加写了一篇200多页的《怀念兔子》，兔子的儿子跟露丝的女儿相逢了，后者也是兔子的私生女，他们发现生活的悲剧不在于大麻、艾滋病和互联网，而在于它的一切梦幻都只是梦幻。
　　按此规律，倘若厄普代克活到2010年，没准儿还会有一本新的兔子小说。按过去的说法，兔子已经是20世纪文学的“典型人物”。兔子的故事像一面镜子，让全球不同国家的男性读者们照见了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浪漫也是脆弱的，自己的性冒险也是可悲的，家庭的束缚总是激发出本能般的恐惧，而这一切都将结束于死亡的前景之中，从而成为了“兔子迷”们心中的传奇。
　　厄普代克倾向于让主人公的妻子强于情妇，无论是性格、地位还是美貌。但是情妇也总是有一些非常珍贵的素质，其典型就是《兔子，跑吧》中的露丝，肉感的身体、好的床上功夫，以及最重要的，对美好感情的感受力。也就是说，厄普代克的主人公做出种种荒唐事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无非性吸引力以及浪漫情调。
　　这一系列也是厄普代克的语言大师地位的奠基之作。在评论印度女作家罗伊的《微物之神》时他说“一位作家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语言”，这也正是他的文学价值观。美国文脉中——向有粗糙有力的一支，当代大家如诺曼·梅勒和卡罗尔·欧茨，也有精致优雅的一路，最佳代表就属厄普代克。他的文体生动而精微，仿佛雷诺阿的画作一样颤动着富丽的光线，人们推崇其美感，亦有人抨击他太拿腔调。“在他状态最差劲的时候，他的文字自大又抒情，运用语言就像是领主颁赏，”有人批评他随手炫耀，“用句子跟富人拿他们的钞票随便洒似的，而且厄普代克在每个句子里都外加10%的小费。”
　　一种兔子的人生观
　　厄普代克常常从容地使用他最杰出的能力，在一些非常简单的情节中不断插入丰富的感性文笔。在《夫妇们》当中，他描述春天里连翘浓如烟雾般盛开的景致，海鸟在沼泽地上空飞翔的场景，再连缀起主人公一两句俏皮的内心独白，写写轮胎在泥地上碾过的湿痕，然后就轻快地经过一个有机化学的桥段，转而去谈论一番浩瀚宇宙的寓意。这种表演充满着一种温厚又机敏、幽默又忧伤的感性。
　　他属于一类罕见的作家，有能力描述天气的湿润或干燥的色调，把大段大段尽管与情节密切相关但总归不合读者胃口的描写段落变成小说的重要价值之一。即便是最富技巧的作家也很少掌握这种技能。
　　不过兔子系列中的结尾部分都是格外干脆利落的，除了第一部的“啊，跑，跑。”之外，其他三部也都结束于短句。在最后一部《兔子歇了》中，在耐心而精彩地描述了兔子之死以后，厄普代克仅以一个厌倦的单词就结束了这漫长的故事：够了。这是兔子的心声，亦是作家的形式美学所系。
　　贝娄总是写知识分子，笔力恢弘，心怀人类的命运。厄普代克则总是写普通人，敏感于人们的悲喜哀愁，因此兔子“是同时代美国人的代表和标本，是整个人类的标签：怀疑、自恋、自我崇拜”。
　　1990年，在《兔子为什么必须跑》中，厄普代克解释说，哈里采取的是“一种兔子的人生观，一种躲闪逃避的态度——按照本能冲动自发行事，不假思索，担惊受怕，因此外号为兔子”。
　　《夫妇们》让厄普代克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他自嘲说那是“一张歪瓜裂枣的照片”。从此他以一个擅长描写性爱的作家出名了，但是他的最出众的才能，还是在于“双手运球”的能力。在一只手上，他运“人”的球，描述生活场景栩栩如生，梳理人物关系处处练达，又洞悉人性的隐晦之处，不时写出让读者有被揭露之感的段落；在另一只手上，他又运“世界”的球，不仅关注时代，而且关注永恒，有着描述上的广度和认识上的深度。两个球往来滚动，最终达到韵律激荡的效果。
　　政治似乎与厄普代克无关。名家如戈尔·维达、诺曼·梅勒等人多是和政府当局有异见的自由派，而厄普代克说：“我不像梅勒或者贝娄，我没有对大事件发表看法的欲望，什么改造国家、竞选纽约市长之类的。”
　　真实理解他所获得的盛誉，应该考虑厄普代克生逢的“后现代”时期，美国文学就像这个国家的海上军事力量一样鼎盛。他的竞争者中包括了贝娄、辛格和莫里森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塞林格这类隐士天才，约瑟夫·海勒和品钦等殿堂级的大师，巴思等开门立派者，以及诺曼·梅勒这种自我炫耀的巨星，而杜鲁门·卡波特和戈尔·维达这一级别的天才甚至连比赛入场券都领不到手。
　　厄普代克未必是这些作家中最“大型”的一个，却很可能是最有才华的和最为专注和职业的一个。
　　厄普代克在文字中表达了对生活的真相的无限感慨，却好像并不真的讨厌什么，即便是纽约。在一篇写纽约的文章的末尾，他罗列了这样一些句子：“鸟们彼此诉说着森林花园的一成不变。”“一只丢失的红色手套躺在一棵白杨树下。”“一架亮锃锃的飞机，遥远地、缓慢地从悬铃木的枝桠间飞过。”这是他的读者们熟悉的风格，富有画面感的、世俗的、自然的和蕴涵诗意的。
　　在1976年那次死讯传来时，还没有人会说厄普代克是个大师。约翰·契弗则明确无误地说：“他是一个王子。”如今作家与自己的人物渐渐融合了，而他也承认兔子哈里身上有其本人的影子，就连他的照片都会让人惊叹，“真像兔子！”他活了76年，写了61本书。够了。来源：南方周末

　西方人说厄普代克
　　
　　
　　《纽约客》的编辑大卫·莱姆尼克(David Remnick)在一项声明中说：“他显然跻身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行列。”
　　纽约Knopf出版社的珠迪斯·琼斯 (Judith Jones)，50年来一直是厄普代克著作的编辑，在电视节目的采访中说：“你无法在大战后找到一个更清晰地表达整个美国经验的声音。”《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个非常聪明的人属于“美国一流作家”，但是“他没有改革者的热心或梦想家的目光”。
　　法国《世界报》说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英国的《卫报》说：“在战后著名的美国作家中，约翰·厄普代克由于性的坦率和对郊区中产阶级通奸的无所畏惧的描绘，而成为最受争论的作家之一。”
　　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说：“约翰·厄普代克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像19世纪的纳撒尼尔·霍桑一样，他是而且将永远是国宝。”
　　另一位同时代的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Joyce Carol-Oates)说，他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作家“班级”的“班主任”。
　　《纽约时报》说，和哈克贝利·费恩、杰伊·盖茨比等一起，“兔子”是美国文学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1968年的《夫妇们》为厄普代克赢得“打开美国文学的卧室门”的名气，这本书将美国中产阶级通奸生活的逼真性交细节描述下来，被称为“一个时代的解剖”。因为散文的巧妙陈述，厄普代克也被称为美国最富有诗意的小说家。不过，不少评论家说，他的作品风格有余而事实不足，尤其是晚期作品。
　　耶鲁大学著名学者和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说，厄普代克是“一个有重要风格的次要小说家”。
　　著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说：“他是那种受到在写作方面一无所知的读者欣赏的作家。”
　　1970到1980年代他的作品被强烈批评为厌恶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他否定了所有的指控，而且控告逐渐销声匿迹了。越南战争时与文学界其他人不同，他赞同战争，因此被谴责为“当局的辩护人”。
　　2008年英国《文学评论》杂志由于其在“现代文学中粗鲁、不得体或荒谬的性描写段落”，授予他“糟糕性描写小说终身成就奖”。
　　对于厄普代克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华盛顿邮报》说这是瑞典文学院“最大的错误之一”。
　　2008年瑞典文学院批评美国文学界为“过于独立与保守”和“他们不参加文学的大交流，这种无知限制了他们”。厄普代克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说：“看到这话使我有点难过，但我还是觉得他的话含有一些正义。我赞同这个看法，我们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一个较狭隘的国家。”
　　作为对瑞典文学院的不太委婉的回应，厄普代克擅自将诺贝尔奖给了他创造的众多流行角色中的一个——亨利·贝克。首次出现在他1970年的短篇小说中的贝克，是新教徒、已婚者、多产作家、鄙弃纽约文学界注意中心的厄普代克的对立物，厄普代克为这个住在纽约的单身犹太人写了几本书，与他的创造者不同，贝克常常碰到写作过程的障碍，尤其是在写诺贝尔奖受奖演说稿的时候。
　　他终身签约的出版社Knopf公司将在2009年出版他最新的三本书，其中最后一本是近几年的诗集，包括临终时写的材料，标题为《终点与别的诗歌》，将在今年11月份上市。来源：南方周末作者: 魏一帆（Tim Hathaway）
　厄普代克的中国苦竹
　　
　　
　　　　本星期二（１月２７日），美国文坛重镇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题头图）患肺癌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厄普代克一生援笔不辍，可谓写到最后一刻。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伊斯特威克的寡妇》在去年１０月出版，下一部短篇小说集《父亲的眼泪》将于今年６月身 后发行。厄老留下小说二十三部；加上诗歌、评论和随笔等，总共攒了六十一本著作。作为过去五十年里美国小镇中产阶级生活变迁的文学记录者，厄普代克得过两 次普利策小说奖和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还得过三次全美书评奖。他和另一位老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被很多评家认为是最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位美国作家。
　　
　　　　噩耗传来，无以为祭，谈一段与中国文学有关的旧事，权作悼念。
　　
　　　　改革开放三十年，世界对中国的兴趣，似乎终于积累到比较普遍的程度了，不再限于不得不与中国镇府打交道的政界和靠中国文化吃饭的汉学界，中国小说家的 作品开始进入美国大众市场。配合余华小说《兄弟》英译本的月底出版，上星期日（１月２５日）的《纽约时报》文学周刊有一篇关于余华的长文——笔者读过之 后，对他印象好了很多，在国内这种环境里，余华也不容易；虽说对《兄弟》仍是不敢恭维；去年５月４日的同一周刊，介绍了王安忆、莫言、阎连科等中国作家。 王安忆《长恨歌》的书评人，还是现任美国笔会主席、美国女作家芙郎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
　　
　　　　而在新世纪介绍中国小说的开路先锋，正是厄普代克。四年前，２００５年５月９日的《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他的书评《苦竹》，评论苏童和莫言的小说英译本——前者的《我的帝王生涯》和后者的《丰乳肥臀》，分别于当年２月和前一年１１月在美国发行。
　　
　　　　两书的译者都是美国圣母大学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夏志清先生曾在某书序言中，称葛浩文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翻译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厄普代克对东方文学也 有所了解，笔者读过他为村上春树写的几篇书评，觉得他对日本的文学传统相当熟悉，显然读过不少日本小说。以厄普代克的身分和学养，他老先生对这两本中国小 说的若干总体性看法，或许可以代表那些对东方文化抱着开放态度的美国人在阅读中国当代作品时的困惑。
　　
　　　　限于篇幅，厄普代克讲的好话就不转达了，相信《我的帝王生涯》和《丰乳肥臀》下次加印时，会印在封面上。这里还是分析一下婉转的批评。
　　
　　　　对于《我的帝王生涯》，厄普代克说道：只有当燮王端白可以在贫穷和危险中按他的心意做一个走悬索艺人的时候（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从该书第十一章端白 被赶出京城，至第十六章故事结束，端白隐居苦竹山），他才成为西方文学意义上的“主角”——由抱负、挣扎和发现所界定。类似意见，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专家 早就提过：中国小说多由情节推动，缺少由人物性格推动的作品，因此缺乏一种深刻的心理感染力量。
　　
　　　　笔者曾问一位美国教授：在英语语境里，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教授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据：如果你读完一本小说，对主人公的把握，超过了你对最好的朋 友、甚至配偶或情人的了解，那就是一本好小说。如果你认真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你应该能够理解安娜的所有行为；但结婚多年的妻子仍可能有令丈夫惊异的 人生新追求。这位教授所强调的，并不是故事如何引人入胜，而是人物刻划的细腻生动。
　　
　　　　当然，人物和情节是不可分割的；由情节推动，还是由人物性格推动，往往是一种很主观的鉴定。英美也多的是以情节为主的小说，比如很多侦探故事。但是， 所谓的纯文学小说（literary fiction），按英文传统，则不单要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告诉读者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环境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文学侧重于从人物性格来解 释。流风所及，就连“哈利·波特”这样的巫术童话，第一集《哈利·波特和魔法石》的开头，也是德思礼舅舅上班路上见到的连串怪事。一方面营造诡异气氛；另 一方面，从德思礼的反应，写出哈利未来寄养家庭的男主人性格——虽然并非主角，德思礼一家却是无法理解魔法世界的庸俗人生的代表。如果作者更偏情节的话， 大概就要像改编后的电影一样，上来就是半夜里怪叫的猫头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和教授灭掉路灯后，趁黑把襁褓中的哈利放在德思礼家门口。其实，串通了 各集故事的，也正是哈利的性格成长。
　　
　　　　《我的帝王生涯》的前三分之二，描写宫廷内争的残酷和端白身为燮国国王时的暴虐。最后三分之一是端白沦为平民后的转化。笔者并不认为写小说有什么成规 定法，但是，从英文小说的常情来看，《我的帝王生涯》显得头重脚轻。在后三分之一，端白高高地跳在悬索上，作者的文字也浮在云里雾里，端白性格的转变，缺 乏那种形而下细节的说服力。作者基本没有写到端白流落民间、只有一个小太监燕郎跟随时，特别是燕郎死后，他是如何对付穿衣吃饭的。那么端白怎么可能从一个 整天狂叫“杀、杀、杀”的无道君主，变为有情有义的正常人，亲手掩埋了被乱兵杀死的十七位杂耍班同伴？曾经贵为天子，如今拿起一把铁锨就会挖土了？
　　
　　　　杜甫作于“安史之乱”的《哀王孙》，是一首篇幅远为短小的诗，但对环境逼迫下的性格转变，却是写得更为令人信服。“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一个自小锦衣玉食的人，大概只有被迫为奴，或像末代皇帝溥仪那样被逼劳动改造，在别人的管教下，才能学会一点料理自己 生活的基本技能。
　　
　　　　中国作家当然也写比较符合厄普代克阅读习惯的书，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我爱比尔》、《香港的情与爱》等中长篇小说，或徐小斌的长篇小说《羽 蛇》，都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以性格驱动的、以塑造人物为主的佳构。《长恨歌》里就有女主角王琦瑶在红朝建元前后和紊革前后的小市民“把人生往小里做”的低 调适应和挣扎。不过，在英美出版商眼里，这样的作品，或许不够“异国情调”，对一般的读者，不够怪诞新奇。《长恨歌》虽有译本，却是大学出版社印的，定价 比商业出版社的相应书籍高一些。
　　
　　　　有趣的是，厄普代克偏偏不欣赏某种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成为定式的“中国情调”。他对《丰乳肥臀》的批评，相对简单一些。该书开头几章，是两场生育的平行 描写，一是上官鲁氏生下男主角上官金童，一是上官家的黑驴要产小骡子。作者的寓意，显然是女人不如驴，驴得到的照顾还要多一些。但令厄普代克不解的是，为 什么苏童和莫言对性、生育、病痛和非正常死亡的生理细节那么津津乐道？他诧异地问：中国小说是否缺少一个类似英国维多利亚（以社会对道德的严谨要求著称） 那样的可以让作者习得礼仪的时代？
　　
　　　　这一疑问，《纽约时报》的余华文章里，有个回答。采访者向余华作类似发问。余华说，他自小生活的村子里，人们最兴奋的时刻是枪毙犯人。儿童都奔到刑场 去看，看那犯人跪在地上，枪口指着他的后脑勺，刑警扳动枪机。他写作的时候，笔下人物不受控制地做出种种暴烈行动；他写完后，睡觉时总是梦见有人追杀自 己。
　　
　　　　而在厄普代克的世界里，那些中产阶级居住的美国小镇，母亲阻止读中学的儿子与某女生约会，只为那名女学生家里，她的父亲经常大声责骂妻子，被听到的邻 居视作没有教养的等外粗人。虽然厄普代克写的是“婴儿潮世代”对这一中产阶级秩序的叛变，他本身却来自这一秩序。苏童、莫言和余华的成长环境，于他实在 隔得太远。
　　
　　　　看来，对中国的小说，厄普代克缺乏相应背景知识。这也是西方人阅读中国现代作品的普遍问题。对于莫言的风格，厄普代克见到粗鲁，但未必见到这语言释放 背后的强权压制下的无力和无奈。他就体会不到刘再复所讲的“（莫言）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只有 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 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１９９９年。）
　　
　　　　实在说来，《丰乳肥臀》里强悍的是女性；男主角金童，与《我的帝王生涯》里的燮王端白一样，都是性格懦弱的人，前者含着乳头不肯断奶，后者听任家国破 碎。两本书写的都是中国的过去，厄普代克的总结是“烂社会不提供〔男人〕成长的激励”——与这篇书评的起句，“中国，专家们同意，是代表未来的国家”，形 成强烈对比。中国小说正在进入西方大众市场，至少是强烈企图进入，但厄普代克似乎有他的怀疑。
　　
　　　　当然，厄普代克的《苦竹》，仍是穿越中美两国文化高墙的一次可喜努力。葛浩文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见去年３月２７日报纸）：“要想了解中国文学在 美国的知名度，只要看看《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多少中国作品——迄今为止一篇都没有。……在美国读书界，《纽约客》能卖得动书，《纽约时报》什么的不管 用。”其实，对中国小说的介绍，《纽约客》早已做过，而且由厄普代克操刀。
　　
　　　　可叹的是，我们无从听到厄老对《兄弟》的评价了。来源：南方周末